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看完《黄金时代》出来，我按电梯，手上有伤，还不停颤抖，引得左右人悄然侧目。一部分因为心情上的不平静，另一部分因为饿，低血糖，三小时时长的电影，要保有文艺青年不在影院吃东西的气节有些难度。
电影好奇妙，看完《速度与激情》，只觉满街车都是乌龟爬行，看完《地心引力》，好半天不肯相信自己是真的着陆了，而看完《黄金时代》离开影院，正午时分，日光投射，步行街上树影斑驳，明明灭灭都是命运。
看一部好电影，人总是要沉闷好些日子，对于敏感多思的人而言，这种沉闷几乎接近于抑郁，又过瘾又伤神。但我还是决定要看两次《黄金时代》，为惨淡票房尽绵薄之力，它是当得起的。


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萧红的哪部小说？
我说，我一部也不喜欢。
这个回答顶狡猾，因为迴避详谈，其实看萧红的书是好几年前了，无多大别的印象，唯有寒冷和饥饿，强烈到令人避之不及，誰又喜歡餓與冷？看完电影出来，我也是饿，立即坐电梯到底楼餐馆吃了份石锅拌饭，囫囵塞下，浑身仍是发抖。
电影可以单独看，它是另一个艺术品，取材于人物，只要自身够饱满，完全可以获得独立。而我本身对有旁白的电影特别喜爱，国外许多这样的电影，伦理片、传记片居多，都是我偏爱的题材。


从旁白先谈到演员的台词功夫，我以为郝蕾表现最佳。演员表现都不错，除了田原的开场白略唐突，王志文的文艺腔稍稍过火，以及被人盛赞的张译讲着讲着哭的那一瞬，我觉得并不很好以外。说到台词，对白，还是郝蕾给我留下了最深闪光印象。同时我也相信，让郝蕾演萧红，或许比汤唯扮演更合适。我喜欢汤唯，但她身上所具备的气质着实太过凉薄、不安，发音上与众人一比略逊一筹，输在有现代感，多多少少的港台味，使人容易出戏，其中对白最明显，而独白尚可。
郝蕾那种不要命的气质，豁得出去的火的绝望，以及她的那张脸，可以写满的倦怠凄凉，更贴近于我所理解的萧红。
冯绍峰比想象中演得好些，这个演员的演技被俊俏的容貌拖累了，一直有些被小看。而素来不太喜欢的袁泉，在这部电影里，浑然天成。


“我叫萧红，生于……死于……”开场白。这种开场，平静而悲哀。
电影做的功课非常足，据我后来温习萧红的传记再看时发现，其中的文字内容、情节，大多有翔实出处，托了片中一干人都是写作者的福，总会留下些什么，不至于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虽然难免各说各的，但能从不同的角度中提取出一个较为统一的画面，就是不幸中的幸事。
叙述节奏平缓，间插了旁白，让人有思索和停顿的空间，旁白间插的频率也挺好，不同的角色独白承接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以萧红为中心，话题的插入点，而这些声音和声音的主人，担当了电影的群像，将时代的画面一角显现得更为饱满。看电影的过程中真觉得，萧红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得到传递，其中有热度，有厚度，听者安心。
不管喜不喜欢萧红的小说，她的才气与悟性毋庸置疑。电影里她与端木在河边聊天，说，“我不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那种自信与端然。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对于“上战场高于一切”的主流观点，她说：“作家是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可知她成为左翼作家实属无奈，因为时局，因为身边人，但自由的心性她是很分明的。所以电影里也有两三次，她说：“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写作。”
人----作家----性别，恰恰也是我心里的顺位排列，再往后，才是政治属性。而作品更在这几者之上，甚至于可以跳脱道德框架，以及人性的有限范围。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是心自由，遗憾的是，人无法不从属于时代的裹挟，更不可能脱离于政治之外生活，尤其生逢乱世。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上天所给予的每一份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码，萧红从少女时开始显现叛逆，与表哥私奔，与家庭决裂，遭到表哥的背叛后投奔未婚夫汪恩甲，这就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一笔账单。
有人要问了，她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一再投奔男人，并且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先说在武汉时，萧红与梅志曾经打听流产事宜，惊闻需要一百四十元手术费，不得不这个念头，这才有电影里后来在香港重逢，梅志说“幸好当时在武汉没有把他流掉”（不然就没有襁褓里的那个小婴儿了）。萧红托蒋锡金帮忙找医生堕胎，但此举是犯法的，没有几个医生敢接，终于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尴尬的现实，萧红不是没有作出努力。而第一个孩子，她喊了声“不要”，连一眼都不想看的孩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伐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天生就喜欢孩子，也不是必须喜欢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得确实直叫人觉得恐怖。这种恐怖的根源是，生活的艰难。要是物质饱足，能请个保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相信萧红纵使再冷酷，也不至于送掉自己的孩儿。
意志的理想高度，先是作家，再是性别。但现实里，意志却很难不受制于性别。萧红是个女人，只身漂泊，身怀六甲，身体羸弱，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钱真的很重要好吗？没有朋友的情况下，被囚禁于仓库的孤独无助，她读了萧军写的那篇《孤雏》，单这名字就叫她有共鸣了，所以她叫住要离开的萧军，“我们谈一谈。”


有两个画面我印象深刻，如果没记错，一是萧红东渡日本，船只在大海上漂泊，雾霭沉沉。二是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于深夜担着重病的萧红用小船偷渡到港岛，船上灯火幽暗，似要熄灭。

人浮沉于世，正如船只行于海，为风浪所迫，身不由己。烛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有一只手伸过来，当然立即抓住，哪怕一点点庇护也是好的。人同此心，从道德的角度去苛责萧红，实在没有必要，那些用难堪的字眼天天声讨审判的人，恨不得隔空去矫正他人的人生，却不太喜欢观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标准。况且我们看到了，并非完全怪罪于人性软弱，萧红所处的年代，女性刚刚知晓精神独立，而远远达不到真正的生活独立，萧红所拖欠的第一笔账单，使得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负数，要挣脱这负数，本可以写文章勉强活命，但报馆一间间查封，东北又不如上海北平这样的具有相对开明的写作环境，于是一路被命运放逐流离，她所经受的太多，理解和陪伴如此可贵。

感动于萧军刚当了家教，两人去外面吃饭，萧军兴奋地说：“这个馆子味道很好，洋车夫和工人们平常都爱到这里来吃。”车夫和工人爱吃的馆子就是上好的馆子了，文人落魄如此，能不心酸？他们要了肉，又忍不住要了“肉丸子还有汤”，还要酒，我笑起来，人一高兴啊，总是会忘却理智，突破承受范围。你不能指望他们刚有两个钱就变成实惠精明的生活家，忘形才是人的本性。

两人喝醉了，走在街上，萧红像个快乐的摇摆的企鹅，忽然叫住萧军，道：“我鞋带断了。”萧军蹬蹬蹬跑回来，在路边捡了瓦片隔断自己的鞋带给她系上。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对你好，就是把我不多的部分分点给你，你也短一截，我也短一截，我们拥抱彼此的残缺得到安慰。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经济状况，有余钱周济文学青年，有餐饭给他们饥肠辘辘以饕餮，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位呢？

萧红是个大麻烦，走到哪里都给人添堵，聂绀弩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会很难受的。”许广平说：“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她孤独，寂寞，我能表示不欢迎吗？”武汉要沦陷了，她将唯一的一张船票给了端木，因为出生良好的端木，布尔乔亚，软弱，在萧红心里近乎无能。但她留下来，去找蒋锡金，非得要在杂志社打地铺，于是又成为蒋锡金的麻烦。
总有人爱谈萧红的“悲剧”，但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弱。汪恩甲离开她，是家庭压力社会不容，她与萧军的分手，是二人在出现裂痕分歧之后尝试努力修复感情，终未成功的结果，至于端木，虽然一个人先去了重庆，虽然让她独自去江津生孩子，虽然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想过要逃离，最终没有丢下她。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是没有错的，对于萧红这样一个有才的，甚至是”天才“的女性，他们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也本能地想要逃开。才华是利器，拥有才华的人好比猛烈燃烧的火烛，常常不自知地殃及池鱼。
电影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独白，还原了一个相對完整的轮廓。胡风对萧红的激赏，聂绀弩兄长般的鼓励，蒋锡金跑到书店去为她借钱，并且承诺让她用稿子还，这是多大的信任……他们爱才惜才，思想开明，懂得尊重，纵然萧红性情乖戾，私生活颇不平常，仍旧包容了她，帮助她。萧红跳窗的那段，背后没讲的故事，是她在窗口等萧军去接，看到船先跳了，二人错过。这在萧红后来的小说和萧军晚年的回忆里都有印证。而并非人们以为的，遇人不淑，萧军不管她死活了。在香港，萧红被误诊，嗓子上开了洞洞，很难愈合，端木附身为她吸痰，然后仔细地擦拭酒精，那样的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彼此支撑，看着她的伤口，以及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突然哭了出来。

可能是联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了吧，我竟然抽噎到不能控制了。我常在想，那些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的人，是有多顺风顺水的人生？他们大抵真的没有吃过苦，所以才轻视他人的苦，萧红即便不是萧红，只是乱世中的一个风流不羁的荡妇，那样的情形，也足以令人原谅她的全部了。
性情若是能更改，就没有这个人物，没有她留下来的文字，更没有这部电影。



三个小时的影片，看到后来我竟会觉得短，许鞍华力图刻画时代的群像，不太容易，于是她表达的只是作为时代背景一小片的彼时作家暴风雨里辗转的命运。必须要说，作家因为有笔，有话语权，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悲惨的阶级，他们擅长撰写自己，擅长修饰现实，能够留下让人纪念的凭证。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呢，无一例外地淹没了。没有人会记得。
因为流言不得不几次转学的萧红的弟弟，被连累失去工作的萧红的父亲，“从此销声匿迹”的汪氏一家；在武汉码头牵起大肚子的萧红的残废老军人；被她拖欠了房费、在洪水来时不得不弃了旅店逃命去的老板一家；凄风苦雨的夜晚，港岛之间伸手要了钱才准他们上船的泛舟人。平凡的生命在战火硝烟离乱人世中苟且偷生，有多少悄然死去了，从来没有名字。影片里面，这些人作为模糊的背景色，同样在汪洋里载浮载沉，我只觉得，没有一个生命难以被理解，一眼看去都是可怜人，这些人相互支撑着，在承担他人生命的同时获得一些自己生存下去的动力，我看着端木一次次为萧红换医院，不离不弃，虽然明白他拘于时地无可奈何，却不能不为之动容。
或许为此，萧红才是值得记取的。因为有她那样勇于突破的写作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出眼前看到的一切，她写生活，真实得几乎将整颗心挖出来送到你面前，她的笔下饥饿就是一副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模样，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冀，仍旧张望着，张望着，一边吞口水，一边张望。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我们对于世间人事的理解和体谅也会更多一点。
萧红的生命长短，相较于她的文字多少，是很惊人的比例。动荡不安中，文字就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日本，她写信给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了。是啊，平凡如我，也会突然如她所言，仿佛有警钟来到心上，在深夜里，清晨里，忽而灵魂清冽地醒来，觉得这日子真好，我经济无忧，有勉强维持的健康，有食物和书籍，何其自由富足，真是黄金时代。
“如果我有飞翔的翅膀，为什么还要脚呢？”这是弗里达必须截肢的时候写的诗。
弗里达的飞翔在绘画里，而萧红则是在文字中。黄金时代，要创作，将生活的一切都向创作献祭，这是属于创作者特有的本领，能帮助他们超脱于痛苦，至少，是暂时的超脱。


“太疲倦了，来拉着我的手，让我打个盹儿，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萧红对骆宾基说。在病中，得知端木一定要突围（大约是争取离开的意思），她脆弱地哭出来。她一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不知对萧军说的那句台词是不是有出处），而那时刻，想必是身心疲累到了极点。
“苦得很。”鲁迅在与萧红聊天时谈及人生曾说道。
这两句话我都说过，很平常，看到仍禁不住为之一颤。


PS.关于电影中稍显精致的衣着，后来查证的过程中发现， 符合当时情形，是依据照片还原的。萧红的的确确能做出漂亮衣服的。真是一双巧手啊，她在西安和端木谈话时候的红帽子，是用萧军早年的破毡帽改的，在香港的旗袍，也是自己做的，那么美。

是一部讲述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的电影。电影的开始时的场景是在平和的东北村庄，结束时却已经到了战乱中的香港，时间也跨越了中国那个大时代的将近40年，充分说明了萧红这个女作家丰富且坎坷的种种际遇。经历了美好的童年，不堪的青年，又步入了满目疮痍的青年，最后苍凉的死在了一家落破的香港医院。在外人看来她的一生或许是痛苦的，但她却少有的留下一些那个年代的人所能感知到的那个年代的单纯。虽然经历了战争，贫苦，流亡，爱情，背叛甚至是死亡，但她却始终用一种单纯的，真实的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就像她自己说的:支撑自己活下来的，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能够让她死不瞑目的东西。是什么呢？看过这个电影，我突然顿悟到一点，许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民国时期及其后的作品以及作家，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艺术造诣的高水平当是一定的原因，但我相信那时同样艺术造诣甚或是更高水平的作品未必就没有其他，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我们主流文化，其原因或许就不是艺术造诣，而是政治造诣了。艾青，丁玲，鲁迅，郭沫若这些文人墨客，学问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首先站到了正确的队伍之中，那么当这个队伍变成主宰中国政治的一方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就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主流文化，灌输给一代又一代。而像萧红，张爱玲这样不问政治，却更注重文学本质的作品，反而被当成了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的艺术创作。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两千一百多年，数十个朝代的更迭。就算辛亥革命至今，恐怕历经的政权也不下10个。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艺术创作才是在主流政治不断更替的大背景下能够恒久流传下去的呢？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1890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在那个被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他死也不知道那个割耳朵的年代被后人津津乐道为黄金艺术。死前给弟弟的信里写到：“亲爱的弟弟，谢谢你寄来的贴心的信和五十法郎。你生活顺利，比什么都好……你过去在许多幅画上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伙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他把50法郎写进这么重要的信里，可见当时的落魄，他不知道他的一副《自画像》后来拍出7150万美元的价格！多么讽刺的黄金时代，后人命名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黄金。那个时代都是文豪，现代人都是土豪。

当时的艺术家没有闪烁的黄金只有悲凉的时代！

同样是画家，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与梵高经历相似的人名叫高更，他最终疾病缠身死在孤岛上。关于高更，先请大家幻想一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每天吃饭、睡觉、上班、结婚生子的平常人，这种人平常不出风头，不冒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为了理想，放弃家庭，放弃婚姻，放弃安稳的工作，去远方流浪，去追求理想，去画画。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在论坛里发帖子搏关注圈粉丝。他是真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画画去了，他的名字叫高更，并且还找到了当时更加苦逼的梵高，由于两人对艺术的分歧，大吵特吵，梵高这个二逼拿着刀子威胁高更：他妈的画画不仅仅只有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还有我独有的梵高体！高更说：你太自大了，你一个人就想单独立一个派系，怎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坚持，梵高说：你信不信我割了自己的耳朵，你信不信梵高体！高更说：我不信。梵高一刀割了自己的耳朵，血，射了高更一脸。两人就闹翻了，后来梵高还把自己的耳朵拿到纹身店纹了“梵高体”三个字证明自己艺术正确。高更伤心的离开了梵高，他心想老子放弃家庭放弃事业跑来跟你约会，本以为同病相怜，没想到艺术相轻。你跟我玩自残，别以为我会为你自宫。带着满腔的怨恨，最终疾病缠身，死于孤岛。

后来作家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一句“满世界的金钱，我却抬头看月亮”道尽了高更曲折的一身。

黄金时代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

说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手淫日记：

“昨天手淫，3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几乎全没有欲望上得要求。以前我总是想象着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
1914年9月3日”

“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是，我是否会达到目标？！欲望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今天又手淫了。
1914年9月6日”

“今天我与某种沮丧的情绪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手淫了，最后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1914年10月13日”

“平静的一夜。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干了很少一点体力活，但是正因如此做了许多精神上的工作。
1914年10月16日”

“那个打破僵局的思想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昨天和今天手淫了。1914年10月8日”

”我不得不经常生气，生病，消耗我的内在的精力。又过得非常欲望了，几乎每天都手淫：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915年2月18日

“有欲望上的需求，现在几乎没有进行我的工作的机会。”
1915年2月9日

“非常兴奋。每天都手淫。”
1915年4月17日

“最近几周睡觉不安稳。我总是梦到执勤。这些梦总是使我处于惊醒的边缘。在最近两个月只手淫3次。我周围的人事与愿违地令我厌恶。”
1916年5月29日

你们这些看AV的都弱爆了，看看哲学家在那个资源荒凉的年代是靠什么撸的，是靠意识！根本就不用手！用意识就可以让自己高潮！好吧，玩笑归玩笑，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艺术是一件孤独的单人旅程，他的浪漫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浪漫！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作家是得前列腺癌去世的，我要谢谢他，他狠狠的坚固了我戒撸的决心。

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我很喜欢他，我说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不是男孩泡女孩说的那种喜欢，只要我说我喜欢某个作家的时候，在吐出“喜欢”两个字之前，我是考虑了五秒钟的，我的良心会为这“喜欢”两个字负责。如果某天我对哪个女孩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如果语速过快，请不要相信我，我在约炮。

《 双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是解释黄金时代的，只是单独提炼出来完全就是对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

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这个作家发出如此悲伤的感叹，不得不提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流韵事：狄更斯有两个初恋，看清楚，是两个，两个初恋！后来还有三姐妹妻子，看清楚，是三姐妹妻子！这还不算什么，他当年曾为一众沦落风尘的女子筹办收容所，让当地的妓女、女小偷和女流浪者入住，希望藉此改造这些“堕落天使”，令她们获得新生。让她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过一叠过去从未被披露过的信件却指出，这位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原来对收容所的女子有“特别的兴趣”，被政府调查。他出资办的是“女子收容所”，你看这家伙多偏心，孤儿都不收，只收女子，大小老少女子。爆陈冠希李宗瑞于万里之外，人家玩的是女子收容所！

狄更斯是个前卫的家伙，他早就料到了后人这帮傻逼会把他们糟糕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知道人们对文学抱有浪漫的幻想，他很清醒，这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能上一个算一个。

作家们的孤独是变态的孤独，他可以撸一万次撸出个前列腺癌。因为他知道，就算不撸，你办个女子收容所也无法填充孤独。

大家都读过《福楼拜的星期天》吧，莫泊桑先生是这样折磨自己的：一生与多种女人有染，与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都发生过关系，他占有过这么一大堆尤物，最后因梅毒加上精神病去世，年仅43岁。我梦见过他去世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做.爱了，他躺在床上捂着裤裆，发挥毕生的想象力都没能让自己硬起来，于是，他就这样悲伤的气死了。


那位写出《老人与海》的作家，如果你未曾体验过，你永远不会明白海明威为何同意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

三毛用丝袜上吊（这是其中一个版本）……生得潇洒，死得性感。

阳朔、老舍被文.革迫害自杀。

每个年代的文艺在当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艺术家们所在的年份里永远都是数不尽的制度纠缠，孤独、疯魔、死亡。可敬的是他们留给后人一个传奇人生，我们称他为黄金时代。

这部电影称那个年代叫做黄金时代，我想说：看标题。

电影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文人爱情故事。看剧照就知道很浪漫吧。 黄金时代并不是一副欣欣向荣天天向上的景象，它不像油画那样色灿斑斓，不像黑白照片那样经典唯美。那个时代充满文人相轻，艺术相搏的头脑战争。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胡适在台上演讲文学是否应该进化为白话文的讨论，整场充满火药味，当然，那只是冰山一角。鲁迅与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笔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已经在地球表面点燃了战火，鲁迅笔战的文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谁对谁错我不评价，只想点评鲁迅一句：他是在那个年代里站着把钱挣了的人。还有苦逼的王小波，他是在那个制度里夹缝生存的智者。

那些时代也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爱情，只有数不尽的青楼和妓女。文艺是孤独的，他们唯一安慰自己的只有“嫖”。

唐宋元明清，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不爱嫖，苏轼、白居易、杜牧、柳永、欧阳修个个深藏绝技，人家在床上的姿势都是讲究韵律的。更别说民国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了，胡适、徐志摩哪个不嫖。现在的大V门不嫖吗，他们换了个名字叫“潜”。

胡适老先生最大方最伟大的，是不仅自己嫖，还带朋友一起嫖；不仅在外面嫖，还叫到家里嫖；不仅嫖，还搞研究，简直可谓以考察窑子为己任。

胡适这样解释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作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 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
——《毛选》第四卷第134页

就在我们生存的网络时代，王朔刘震云当编剧闷声赚大钱，一部电影比一部骂得惨，给读者们留下一种晚节不保的危险状态。莫言更是拿奖之后反而被骂的口沫横飞，论坛里各种调戏他的段子反而把他拉下神坛。新一代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等完全被娱乐化，关于郭敬明身高的段子都可以出版一本笑话书了，韩寒代笔的讨论可以写出十篇论文了……。

也许五十年后，韩寒又带领了一个黄金时代，郭敬明至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琼瑶。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在我看来至少当下的时代是算不上黄金时代吧，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默哀吧。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的怀念。不管你的周遭有多糟糕，当下才是最好的时代，毕竟一分一秒都与你擦肩而过。每一次痛苦的画面都刻进了短命的回忆里，多年以后，回眸一望，平凡的一生竟也有金黄的色彩。

我昨天看了电影，一句话评论：像王菲一样活着，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不管生活在什么年代，环境有多么不幸，周遭的言论多么恶，这些都无关人生，淡然冷对千夫指，执着拳紧万自由，有一万种自由的方式，挑选自己最乐意的一种，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都无关世界，你挑选了生活，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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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选》第四卷第134页——————这句话是后人编出来黑当局的，我只是调侃一下，你们就去翻经书来反驳我，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低级黑而已么....

另外，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文学圈并不是那么不堪，如果中国读书的人有变形金刚的票房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出几个“著名作家”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刘慈欣的《三体》，联合小说奇迹《九州幻想》，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活着》《悲观主义的花朵》今何在、张家玮什么的大家在豆瓣混其实应该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在论坛里混的太久，习惯了看见一部作品首先找漏洞，然后批判，吐槽，这样是不对滴！不要总琢磨着弄个大新闻把作者批判一番，没什么意义，一本好书自有他存在的价值，取自所需就好了。

昆丁版影评——来自奇妙的王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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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的问题。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