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琪自小是一个敏感的小孩，她很容易悲伤，也很容易快乐，她会做恐怖的噩梦，惊惧不安，又能在阿嬷的引导鼓励下变得勇敢，摆脱烦恼。

渐渐地，随着长大，她发现幸福看似很容易实现，却并非想象的那样。

她得到期盼已久的电子手表，却不是她渴望的红色；

她为劳工权益呼喊，她爸工伤住院厂子才赔了一万；

她面试记者，老板只问她政治色彩和对猫的态度；

她憧憬的美国，对她无端歧视；

她渴望的婚姻，丈夫和她各种理念不合...

她在追逐幸福的路上奔跑，迷茫、失落、惊慌，哭了痛了累了，回到家里歇息，才发现，原来幸福就在家中，不在路上...

湾湾地区的动漫虽然没有绚烂的色彩和特效，但是靠着简约的画风就能讲出动人平凡的故事，用动漫讲述家庭题材的故事没想到这么棒！

教育方面，大胆剖析了老师的偏心。zz方面也通过简笔画形式描述了。

小孩子眼里的世界，一切都那么好，受迫害的表哥在她眼里是个大英雄，幻想着公主世界、幻想着爱情，在上学的时候有了精神自由，但又被家里苦口婆心的压抑。

中国传统一些方面各地都一样，毕业就业失业，家里催促着要去赚钱，干着累死累活的工作，失去自我。

大地震率先倒塌的是高端的博士房子，太讽刺了。

以为去了美国就能实现自由，不过又是进入一个新的枷锁。

动画电影于台湾电影史整本而言，虽不至于空缺，寥寥几笔即可带过。台湾动画史萌芽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年，台湾作为迪士尼动画公司的代工工厂，只有纯粹劳动力输出。直到二十年前，一部名为《魔法阿嬷》的片子在台湾上映，融合了地方普渡文化、民间信仰元素，王小棣执导，文英阿姨配音，4000万台币的加持下，影片大获成功，亦成为了台湾动画电影的传奇，此后的二十年来，无论中元普渡与鬼月，她总会如期以电视转播的方式，出现在台湾的电视荧屏上，成为一代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与陪伴。

可惜的是，自《魔法阿嬷》后，台湾动画电影鲜少再有如此传奇性的标杆诞生，甚至可以说鲜少有动画长片诞生。在2017年前，金马奖已十二年无台湾动画电影获得提名。直至2017年，《幸福路上》的出现，让这一年成为了台湾动画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历史回溯

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短短两周内，同时有《小猫巴克里》和《幸福路上》两部台湾动画长片登陆台湾大银幕。并且两部以严肃深刻的内涵，开拓了以低龄化取胜的动画电影的另一重维度。先有《小猫巴克里》以人类男孩在动物王国的经历，见证国家机器“造神”与“神的幻灭”的过程。而后《幸福路上》，虽画风甜美温馨，但以更大的格局，从个人的成长视角以小现大，反映整个社会的时代变迁。

伊朗漫画家玛嘉·莎塔琵的动画《我在伊朗长大》以自传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于家国动荡中流亡的人生，《幸福路上》的小琪虽然生活在相对和平的世代，但女性的命运始终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在回溯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幸福路上》辅佐以自我反思。小琪追寻幸福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台湾于上世纪出生的中生代女性共同命运的缩影。主人公小琪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高知女性，赴美工作，是大多数台湾中生代精英社会成员的动画写照。经历家庭、友情、学业、社会的变故和动荡后，远赴他邦，在异乡数载后，回台湾重新寻找“幸福”。小琪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台湾社会近代从农业到工业的急剧转型背景下，小琪举家搬迁到台北务工开辟新生活、1999年的921大地震小琪痛失好友、2000年的911恐怖攻击事件促使她下决心赴美工作，这些上个世代的台湾民众的共同记忆持续穿插在影片当中，个人的经历与社会背景紧紧相扣。

以个人成长史书写台湾近代历史的过程，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大部分作品皆是如此操作，而以女性成长隐喻台湾的发展，亦有诸多前例：譬如万仁导演的《油麻菜籽》、和张毅的《我这样过了一生》，杨德昌《海滩的一天》等等，视角柔软却触及力度坚韧。以动画方式呈现的《幸福路上》并没有因为温馨的画风，而减少反映社会的尖锐力度，反而因为具备全局视角而带有严肃思考的《幸福路上》，以动画的虚构方式讲述了很多真人演绎所不能达到的反思层面。

台味注入

台湾原创动画长片，为了打造出本土的特色，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便是“台味”。从《魔法阿嬷》中便可见一斑，阿嬷作为灵媒的身份代表着了闽南文化中特有的乩身民俗；《小猫巴克里》复刻了整个台南街景，街头小摊仿若整个台湾市井文化的重现；《幸福路上》中，对于台味的拿捏，相比前二者更甚一筹。除了动画中对于台湾民俗文化的场景重现、以及文化元素运用，影片中还加入了很多特定的情节来彰显“台味”。

首先，对于台语使用的探讨。在小琪初入学堂时，学校明令禁止不能说方言，甚至于说方言要罚钱。在当时的普遍认知里，台语是低俗的文化。但《幸福路上》中，始终洋溢着台语对话轻松欢快的氛围，是父一辈与子一辈情感维系的密码。从而可见，创作者对于官方认知的抗拒与批判，以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台语文化的热爱。

其次，对于台湾原住民身份的探讨。小琪的外婆，属于台湾原住民山胞，上世纪的台湾，仍然存在着对原住民有意无意的歧视，阿美族被粗鄙地唤作“番仔”，含有野蛮人的意思。有一次，花莲的外婆到台北探亲，拜托小琪去买槟榔，当槟榔西施得知是女人要吃槟榔时说：只有番仔和不正经的女人才会吃槟榔，而后小琪被同学常常嘲笑是番仔的小孩。但恰恰《幸福路上》主人公最大的情感寄托来自外婆，她是整部电影中情感最细腻的存在，外婆生性耿直开朗，在家人左右小琪人生道路的时候，鼓励小琪自由选择，促使小琪回到台湾的契机，也是外婆的去世。即便不在这个世界了，她也依然是小琪的精神寄托与引导者，可以说《幸福路上》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塑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的正面形象。

这些“台味”的注入让《幸福路上》打上了属于台湾本土出产的鲜明烙印，同时以个人情感书写整个社会历史变迁，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情感与历史厚重感。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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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陆有制作一些发生在华南地区的片子，发生在潮汕地区，客家梅州，甚至是第一部讲闽南语的电影。

然而，以实现看到的成片，这些电影大多注重形式而抛弃了内容，甚至明明发生在方言地区，却依然在大讲普通话。这种选择，总是令人存疑的。正因如此，回头再看《幸福路上》，我依然认为，所有发生在大陆的怀旧成长、主打亲情家庭题材的南方谱系电影，都没有这部发生在新北市（台北卫星城镇）的动画片，来得熨帖。

12分钟的动画短片《幸福路上》，拿下了2013年第15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紧随其后，导演宋欣颖，又在年底金马50的创投上，获得了评审杜琪峰、陈国富、黄志明青睐，再次拿下百万首奖。 时间又过五年，《幸福路上》变成了111分钟的动画长片版，拿下了今年台北电影节的百万首奖、最佳动画片和观众票选奖。有人甚至断言，它拿下金马55的最佳动画片也不无可能。

无往不利的战绩背后，是女导演宋欣颖拥有过人才华，亦或者《幸福路上》是现象级作品？ 最终答案，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

《幸福路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民意基础，故事也不乏平易近人的邻家气质，但动画片是一个集体作业，考验整个动画工业的梯队建设。

即便耗费五年时间，带有深刻个人烙印的《幸福路上》，更接近单兵作战的《大世界》或者小团队的《麦兜故事》，而非中国影迷熟悉的《大护法》和《大圣归来》。 众多奖项肯定与前辈提携，更像是推动和褒奖导演完成了一部长片。好比电影创投会的终极本质，并不能将一部电影的剧本，锤炼打磨得更好——那一直是导演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最终完成版的《幸福路上》，就保留有很台很颜色的一面。

遭人诟病的桂纶镁配音，有挥之不去的大龄文青文艺腔。

抱歉，我不是对大龄、女文青或者文艺腔有敌意。我认为，桂纶镁的配音，令年逾三十的女主角，依然像个没有长大的少女，无论是做往日的花痴还是今时的感悟，总害我跳跃出戏（即桂纶镁标签太明显）。其他几个配音演员人选， 陈博正（父亲）、魏德圣（表哥）也有很浓的台湾情结，但代入感超强。

电影出现了大量闽南语方言对白，像阿陡仔庄贝蒂、沙发和蓬椅（PONGYI）、狗语和国语之类的调侃。 六岁时，小琪一家搬往台北县新庄市（今新北市新庄区）生活，作为包围台北市的台北县，家庭与学校的语言差异，似乎透露了一个信息：本省人的生活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相较复刻台南某条街做背景，立意浅白无比的《小猫巴克里》，《幸福路上》无疑更靠近开放了自由行的台湾，那些社会民生和综艺娱乐，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幸福路上》自搬家开始，以小琪的成长，引出了人生变幻时的诸多感慨。从母亲与女儿的对话，到女儿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最终步入小时候迷茫，且感觉遥远的成人世界。

相较其他同学的人生故事，小琪的际遇，对外婆的怀念与追忆，对新生儿到来的恐慌，并没有达到“短相聚长别离”的意思。更准确的说，小琪的人生循规蹈矩，去了美国工作生活，博得周围人眼羡。双亲在家辛苦，依然健在，也说得上好运气。

那《幸福路上》，到底在感慨什么呢？

这部有着缤纷颜色的动画片，像冰激凌，糖果屋和夹娃娃机器，反复出现相当粗暴的转场：哗——哇——嘢，是这样子噢。

固然，它可以被解释为少女的异想天开，但频繁的噩梦与想象力，总会让电影陷入一惊一乍的情境，更有种没长大的天真、惊奇与密室感。

如果再对比日本的《岁月的童话》和《辉夜姬物语》——都是关于女性在不断成长中，被迫牺牲和改变自我的寓言，我不可避免要想问：小琪，活了三十多年的小琪，她真的长大了吗？（当然，这个问题每个观众也可以自问）

我知道，电影要表现她的觉悟，以外婆的死，以决念的生，选择并告别美国的生活，归来台湾，陪伴父母。可是，少女时代的惯性，哪怕小琪停下脚步，她都好像没有真正摆脱。

她寻找到了友情，那个由表姐带来上学的庄贝蒂，留下了一个与美国有关的善意谎言；

她看禁书，却没有早恋；她升读了北一女，却无比迷茫；

她跌跌撞撞成了美国女儿，回到幸福路上，只是感慨大家都变得那么老了…

《幸福路上》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像80后的我，可以无缝对接台湾1975年生的学校记忆（尤其是上学紧张）。其实刚好就是，大陆社会经济的起步发展，晚了台湾十余年那样子。

有些细节，却是我所诧异的。那条名为大排沟的小河流，居然是从垃圾污染，变成了被整治的清洁。小琪居然喜欢工厂飘出来的有颜色“毒烟”（汽车尾气），就好像那股烟的味道，可以让她随时进入异次元世界。这种桥段，难道是怀念经济腾飞的七八十年代？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

1975年4月5日。小琪出生。

《幸福路上》更想做的，是把小琪当做一个不断参照他人变化，目睹父母老去的国民小代表。所以，她这一生，是父亲口中的心肝仔（回高雄六龟扫墓），要遇到阿陡仔（最终是小琪自己去了美国），被熊孩子称呼为番仔（一个来自花莲的原住民外婆），还有怀春小说中的台词，“你这残忍的小东西”。

她的童年点滴，得有吃槟榔，猪哥亮，和“飞啊飞啊小飞侠”。她的于心不忍，是看父亲年纪一把，当夜间保安，却永远买不上一张对的彩票；是念叨着资源回收爱地球，捡瓶子和垃圾赚零花家用的母亲，自知没有跟上社会与时代。她厌恶三姑六婆的七嘴八舌，又怀念实际上相当短暂的小学同学友情。

《幸福路上》的野心，是明晰的时间线：

譬如1991年国中毕业，考入北一女。那个时间点前后，台湾解除戒严，政治局势风云突变。

1999年的921大地震，博士的家大楼倒塌，数十人死亡。

2001年的911事件，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

这三个时间点，小琪分别遇见了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北一女的学妹），她不快乐；

一路从乩童扶正成车行老板兼圣恩法师的老同学，他走了；

还有代表独立自由美国梦的表哥，结果呢，小琪放弃了。

最终，曾是阿陡仔的庄贝蒂，与美国女儿的小琪，又在幸福路上相遇。放弃精神美国与现实美国的台湾女人，以单亲妈妈的身份，选择了她们的家人，以及生长的土地。路直路弯，她们继续着生活。

堆叠的细节，与释放的政治气息，还有不断点亮的时代标记，令《幸福路上》的小琪，变成了一个围观者，而不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我甚至感受不到她强烈的情感驱动）。

幸福一词，貌似鸡汤，但我在北京生活的社区，就名为幸福村；每年驻扎上影节的固定地盘，就有一个幸福里。就连我去做活动的山东烟台，都有幸福路，东、西、南、北的幸福，不过代表国泰民安的纯朴愿景。

小琪没有走上追求幸福的那条路，她选择了从没有离开的那条路。

但，这就是幸福吗？

今天默默在办公室一个人看了这个电影。

周围的创业公司，印度人，白人，年轻人，中年人。 一起说着硅谷创业的伟大计划，关着门，看这个动画片，也从不关心他们说什么，做什么。

前一晚看了前半部， 睡前哭得稀里哗啦，旁边的老公问：”你哭什么？这个是你吗？“ 他听不懂台语，也看不懂国语字幕，更不知道小时候我们为了应试教育做的题目， 下课后和同学一起的玩乐，也不知道所谓的“美国梦”。

“林淑琪，你在美国真的开心吗？”

我也想家，但这样的情绪，只敢流露一点点，设定“仅自己可见”，然后，继续还贷款，过几年生孩子，养孩子，送补习班，

”女儿，你要我们帮帮忙，我们就过来。“

公众号影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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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瑞士洛加诺电影节，欧洲首映。导演坐在我的前排，谢幕时她转头，我们俩两双乌晶闪烁的眼睛相击。 今天准备重温一下，顺手搜了豆瓣评论，有点惊讶，有的豆友说剧情单薄，有的说导演太感性只讲自己，有咸味鸡汤的感觉。 或许是留学经历能让我对这部片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共鸣。随着主角的成长，越陷越深，影片结束我进洗手间啜泣了十多分钟，过了半个月我就回国了。 如今再回味，感慨普通女孩儿干干净净的成长其实就是这样，如果讲导演感悟太多导致影片显得剧情单薄鸡汤过咸，也是正常的，毕竟人到中年，很多俗事变得不再新奇，人生其实也不会有太多俗事跌宕起伏才是我们向往的真水无香与花好月圆。坦然回忆坎坷，共鸣自然沉浮于双眼。 在我的感动中，在导演的影片里。这是一部导演为自己而作的作品，所以同作为真水无香和花好月圆的向往者，值得一赏。 /出十

剧情：63分。演员颜值和演技：64分。画面：60分。服装道具：50分。音乐和音效：60分。综合评价：6.2分。剧情方面：从小就是乖乖女，习惯服从家长，虽然得到了看似不错的留洋生活，但文化的不同注定与美国老公走不到一起。从抗议游行到女主的一些政治和权益主张，从陈水扁到连战再到马英九。作品主动将政治带入作品，且未加入明显的“台独”主张，可以感受到作品的善意。情来，感人，接地气，但并不是很吸引人，剧情水准中等偏上一些。演员方面：人物外在形象很一般，面部表情还算细腻，动作比较自然，配音水准还是可以的。画面上：画面效果制作上很一般，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左右的水准。对于景物的呈现也很一般。服装道具：就是一些常服，没什么可以说的。音乐与音效：音效比较逼真，ED还行。所以综上所述，本剧推荐指数：三星半，可以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