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

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

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

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

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

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白丝带》的剧情和背景就不赘述了，导演用一战之前的故事写二战相当具有智慧。电影讲的是一群孩子。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接连的危言耸听的坏事发生后从来没人怀疑他们；因为他们是孩子，当牧师听到老师的猜测后慌张掩饰，那将是多大的丑闻；也因为他们是孩子，这部电影和二战纳粹的联系，二十年后这些被压抑的孩子加入浩浩荡荡的“民族主义”征战，这种可能性让人毛骨悚然。

这里导演还讨论了一个问题：道德。道德究竟是用来塑造灵魂的还是约束灵魂？这一个个表面上道德高尚、家教良好的家庭，是靠什么维持着的？乱伦、独裁、暴力、猜忌……归根结底，道德是掌权人制定的保证自己的权力能长久生效的框框条条。它教人仁慈，却服务于冷酷惩罚的借口；它教博爱，却连对亲人也没有一点点仁慈。麦克•哈内克想通过这些到今天还存在着的一个个悖论指出，道德是被高估了的。

关于电影本身：哈内克是心理大师，但他并不致力于如何运用心理技法，将观众吸引到影片上来，紧随剧情。相反，他打破这种幻象，放弃配乐，连续性剪辑等这些最基本的抓住观众心理的技法，而是用干涩、单调、不连续的风格，故意将我们从电影世界中拉回来让我们思考。哈内克擅长的，从《钢琴教师》到《白丝带》从没变过的拍摄理念，是将空间留给我们。《钢琴教师》里面爱丽卡在报复年轻女学生和沃特的亲密之前在更衣室里，哈内克给我们的是她的背影，镜头静止，她也静止，这个看似无意义的镜头持续了很久。我们知道她在思考，但我们看不见她，如何将这空白填补从而连接起上下文，也就是她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导演留给我们来想象。

在《白丝带》中也一样，马丁被母亲带到餐厅接受父亲的惩罚，摄影机始终停在走廊里，他进去了又出来，带回去一根鞭子，我们便得知了是父亲让他拿的。然后，他关起门，摄影仍然不动，维持着一个空镜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房门，一分一秒过去了，我们想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开始被打了吗？还是父亲放弃了？导演把观众阻挡在门外，这是大多数电影，都极力避免的情况，哈内克习惯让我们自己想象。过了很久里面才发出父亲鞭打孩子的声音。

当然，关于这部电影最大的空镜头，是电影本身。究竟谁是凶手？故事结束时已经不难判断了。我们有了答案，而不是导演拍在影片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幻象接受者，我们和导演一起创造了这部电影。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估计很多人看完《白丝带》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重看一遍，一定要找到凶手！当然只要复习影片的前五分钟，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导演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凶案、悬疑这些商业电影的惯用元素，在导演哈内克看来是过于廉价的东西，所以他不屑于安排一个神探在片末来个谜底大揭晓，而是让接近真相的教师无功而返，如果观众要抗议，可以设想哈内克的回应是：你寻找小溪，我却给了你大海，你寻找花朵，我却给了你春天，你还不知足么？

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白丝带》的马步扎得很稳当，导演胸有成竹，剧情缓慢推进；片中很多长镜头、空镜头，摄影机似乎被焊住了，难得挪动一下，挪动起来也是慢悠悠的、小心翼翼的，犹如觅食的蛇或者打猎的印第安人，哈内克略去了风浪汹涌，只呈现风平浪静，他只让你看到橡木桶，而不揭开盖子展示发酵场面，但你知道出来的肯定是好酒。再加上影片采取了黑白色调，画面却极其优美，有些镜头直接可以截取下来做风光明信片（麦田、雪景），有些构图又极具油画效果（如安娜的灯下轮廓），使得影片的整体格调既压抑又典雅庄重。这种过于克制内敛的风格，让观众望而生畏并深深体会到“美是难的”，有论家说，以后见到这位导演的作品都要绕着走

哈内克善于表现畸形扭曲的东西，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也对观众进行敲打甚至虐待。《钢琴教师》表现师生的不伦之恋，毫无浪漫因子，剔除风花雪月，只剩下被欲望鞭打得体无完肤的疯狂女人，反观自身的欲望，观众会发现自家“壁橱里的骷髅”；《大快人心》中两个疯子虐待一家人，并在剧中暗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观众，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恶趣味，这无疑是在拷打观众的良心；而《白丝带》对观众的虐，则表现在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郁闷无比，看完后要得了强迫症似的再看一遍。――哈内克犹如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把观众虐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痴心不改的观众还要把大师的桂冠奉送给他。按照德国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观众接受、品鉴、反馈之前都只是文本，形成互动之后才是作品，即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类，也适合这一理论。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是一堆胶片，放映之后才是作为光影艺术的电影，而且电影对观众的依赖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不知哈内克对接受美学是否深有研究，不过其运用这一理论却十分娴熟，他对观众的要求很高，看他的作品，观众要更费力，几乎要费力到受虐的程度才能深入其作品，才能勉强抵达他作品内核的边缘，他告诉我们：导演不好当，称职的观众也不好当。

《白丝带》中哈内克一如既往的引导观众一起反思，这一次他指向了乡村的隐秘罪恶，他暗示了牧师的白丝带与纳粹的红袖章都绑在同一个位置。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乡村，按照德国人的思辩传统来理解，选择这样的故事发生地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切东西生根发芽的地方。这个村庄有着稳固的权力结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牢牢的掌控着其治下的每一个人，不过每一种权力都遭受到了挑战，并溃不成军。握有政权的是男爵，他是容克地主，半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雇员。他所从属的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敌视共和政体，是希特勒政权的强力支持者。这位老爷由于用工不当，致使一个农民的妻子发生事故死亡，他漠不关心、毫无表示，以牧师女儿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把他的儿子拉去虐打一顿，他极力缉凶，毫无线索，还不得不远走意大利避祸；牧师是神权的代理人，对儿女们实行斯巴达式管理，他发明了用绑上和解开白丝带的方式来约束警策一众子女，牧师的变态严厉并不能令孩子们心悦诚服，表面的臣服下是加倍的反抗。片中，其实白丝带和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纪律的象征，是权力压迫的物化表现。但貌似威力无俦的神权也遭遇了滑铁卢，克拉拉把父亲的小鸟儿用剪刀刺死，成十字架状摆在父亲书桌上，面对这种挑衅味十足的示威，牧师还是要在洗礼仪式上给女儿喝圣水，甚至牧师在得知所有凶案的策划者是女儿和儿子后，却不敢声张，还要极力掩饰，严禁教师泄露口风，色厉内荏，一败涂地。在西方，对神权的反抗由来已久，第一次喊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德国人，希特勒借鉴了他的超人哲学，公然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当最高的监督者审判者缺席后，就无不可为，一种呵佛骂祖的哲学为盛大的罪恶开道，哈内克隐曲的表示了神权的衰微为现代性的罪恶打开了大门。男爵对妻子的咆哮和医生对情人的弃之如敝履，则展现了夫权的冷酷，女人们也是被统治者，和以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一样，她们也选择了反抗。至于父权，多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牧师、管家、老农都对子女责打、责骂，而医生以父权的名义对女儿行使夫权，更是一种邪恶的性暴力，片头医生的坠马，就是儿童团对他的惩戒，他心知肚明却也只能吃哑巴亏，片末医生为了保命，最后还带着儿女和情人秘密逃窜到外地去了。――孩子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乡村的大人们教给了他们纪律、规矩以及对破坏规矩的人施以暴力，孩子们用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父辈，他们深谙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训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今训，儿童团的神出鬼没、滴水不漏让人见证了高度纪律性的可怕，他们运用所学打败了男爵、牧师、医生、教师，烧缺了权威阴影的一角。

在展示父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出现：马鞭。牧师、管家的儿女们挨揍的时候，都是马鞭伺候。马鞭是和暴力机器相关的意象，将军马鞭一指，百万军队如洪水一般掩杀过去，是常见的战争景象。这些被虐打的孩子，后来会长大，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暴政机器，拿起当初挨揍的工具去满世界揍人，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同时影片还展示了，暴力是缺乏伦理、缺乏规则、缺乏怜悯的，父辈对弱者蹂躏，孩子们对更弱者蹂躏，他们对男爵的小儿子、智障小孩卡利甚至是新生儿、小动物下毒手，其残忍令人发指。孩子们在父辈的威权管制下，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而是在暴力中学会了暴力，并且将单独的施暴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暴力不变，只是施暴的人薪火相传，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会遗传变异并升级扩大的。回头看看那根马鞭，不免有着接力棒的象征意义。暴力这头恶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饲养，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内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哈内克像一个营养学家，精确的分析出是什么饲养了人们内心的魔鬼。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教师，一个过客、观察者、见证人，影片在连续的神秘行凶事件中，穿插了他和女仆伊娃的恋爱婚姻，是整个压抑故事中唯一明媚的、暖色调的、圆满的桥段。片中还有一个温情的小插曲，牧师最小的儿子悉心照顾受伤小鸟，并在牧师的宠物鸟被杀后，把自己的小鸟送给了父亲，缓解父亲的寂寞痛苦。――哈内克的用意何在？是为了表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世上毕竟还存在纯洁这回事？――或许都对，当然也只是他要表达的较浅的层面，深究下去，则是哈内克在这三个人身上寄寓了对人类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这几个“正常人”的所为，是重重黑幕中的一点烛光，导演要呵护这一点微光，让人们看到乡村的魔爪也有它鞭长莫及的人和事，即便是罪恶的发源地也有希望的种子在孕育。

古板的德意志，冷峻的哈内克，古典的电影，深沉的命题，《白丝带》把极权暴力这个人类永恒的心腹大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找出来，暴露在银幕上，展示其威力，告诫人们不要太乐观，它的威胁仍然存在。很多人把《白丝带》看成纳粹前传，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不要让第三帝国出续集，其实影片反映的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关乎纳粹的养成，而是一个关于一切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伫立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敏感于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疯狂荒诞，卡夫卡发愿做人类的守夜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同伴，德国导演哈内克。

迈克尔·哈内克 Michael Haneke带着对暴力本源的追逐以及对“幸福”这个词汇的不信任感，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实现了大师级别的跨越。

之前作品从个人、家庭、阶层的透视，在这里变成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同时叙事也更为宏大，多个家庭带着各自模糊的指向性，构成了导演心目中的“罪恶”世界。影音本身仍旧带着他独有的特点：画面冷色调、清晰的镜头；配乐的缺席（或者是极简）；行动代替心理活动；暴力简单化；开放式的主题……即便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色彩浓重的画外音，也被他充分利用于减少冗述。

我们了解现在的德国，我们也了解纳粹时期的德国，但对于上个世纪初的德国乡村，我们就所知不多了，至少我们所看到的德国电影，对于这段历史涉及甚少。迈克尔·哈内克的这部获得戛纳大奖的《白丝带》，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德国，这是一个深入其乡村核心的德国，这是一个寻常而又矛盾纠结的德国。导演用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将一个个纯洁的或者罪恶的，压抑的或者躁动的，平静的或者痛苦的灵魂，冷静地一层层地解剖给了我们看。
影片应该说拍得相当的成功，黑白的色彩强调了整片阴郁而压抑的气氛，影片一开始医生的意外，就将观众吸引到剧情之中；随之而来的种种悬念，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当迷雾层层揭开，逻辑归于清晰之时，影片又嘎然而止，一切又都归于迷雾之中。一个寻常的德国小村，却又危机四伏；一群平常之人，却又恩怨纠结；一群天真的少年，却又在善与恶的漩涡中挣扎。一双双深邃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栋栋幽暗的房舍里面，也潜伏着罪恶的灵魂。观众就如影片中的教师，一样是个外来者，打量着这个小村，层层深入到这个小村的肌理之中，了解小村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对于村民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这种间离的效果，让我们只能等待教师的缓缓叙述来了解情节，听从导演剥茧抽丝般地将密闭着的村庄，慢慢地在你面前展开。
这是一个德国的小村，一个一战前的村庄，平静压抑，但罪恶却无处不在。这样的村庄，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只要条件适合，人性中的善与恶都会发酵，都会长出各自花朵，或灿烂明艳，或恶臭扑鼻。《白丝带》对于这个小村村民的人性刻画是很出色的，潜伏于人内心的人性，主导着这个村庄的生活。人性，只有人性，让这个村庄充满了血雨腥风，象征宗教纯洁的白丝带也无法约束，甚至连亲情也沉溺于这深不不可测的人性泥淖之中。
看完这部影片后，翻看了一些评论，很多都将这部影片看作是探究纳粹起源的民意基础，我认为有过度诠释的意味。不知道导演是否有此意，但至少在影片中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评价电影，只能从电影中所给予的东西出发，而不应该作过度的联想。如果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不能说明的问题，而要在影片之外来告诉你，这样的电影会是一部好电影吗？回到此片，有人认为，电影所描写的正是纳粹崛起时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在电影中这些人正是成长期的少年，在父权的压制之下成长起来，在压抑而沉闷的乡间长大，宗教对于他们的约束已流于形式，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让他们崇尚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对于父权的尊崇，也让他们习惯于对于领袖与元首的崇拜。其实历史是无法倒推的，从罪恶之果就可推导出罪恶之花，影响历史的因素不止一个。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会是历史之因。在欧洲，像这样平静压抑又充满罪恶的村庄有无数个，有的更为恶劣，为何纳粹的民意基础未在那些社会那些国度里产生？对于父权的尊崇，东方似乎更为强烈，但希特勒仍然只在德国出现。如果历史能够这么简单地看待，德国上世纪初的村庄导致了二三十年代纳粹的出现，那么我们问一句，苏俄的苏维埃主义又导因于俄国小乡村的哪一种气氛之中？有时武断地推导，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