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非鱼，原文请戳：把自己视作打造另一个世界的人

并不是无知导致了从属状态（subordination），那些处于从属状态的人们实际上非常清楚从属为何物，他们了解他们的从属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无知。对于那些处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他们需要知道的，应该是他们是否自认为有能力自己去创建一个世界。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去了解我们以前无知的事情，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相反，我的意见是，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这样的人，即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将与现在这个令他们水深火热的世界截然不同。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

--雅克·朗西埃, 《无知的教育者：智力解放五讲》（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1987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育者》里描述的十八世纪法国教师Joseph Jacotot的“另类教育”，和今天德国黑森州北部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一位中学老师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有许多相呼应之处。

在Maria Speth新作217分钟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班级》（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里，我找到了理解今日德国的一些新的线索，关于教育（理念，制度）、历史、移民、家乡、种族观念等等。借助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们和巴赫曼先生的互动，我也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和德国及德语的关系。来到德国两年半，通过做中文教师兼职认识一些德国小朋友，在大学也接触到许多刚成年或毕业多年返校求学的德国同学们，我经常想：

如果我在德国出生长大，接受“德国式”基础教育，我会长成什么样呢？

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找到一种回答：如果我有个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这样的音乐老师兼班主任，我的生命轨迹一定会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巴赫曼先生和学生课上的交流及课后的单独谈话，都直直戳中我很多困惑不安和自我怀疑的点。也许因为部分的我和那些初到德国不久的孩子们一样，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尽可能地适应融入新环境，也要妥善安顿思乡的情绪，变动引发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新语言新文化带来的恐惧与“水土不服”。

我从一些孩子身上看到初中时候的自己，也从巴赫曼先生的回答里感受到真诚相待与尊重的力量。如果我在少年及青春期遇到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可能不会延续“自虐”和“狭隘”到二十几岁，能够在十几岁时开启“认识自己”的路，更立体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我是谁？”，“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人身上有哪些闪光点？”“我为什么不喜欢XX，这种不喜欢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在中国南部小镇接受基础教育并在一座四线小城某重点高中接受“以高考为导向”的高中教育的我，在十八岁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在课堂上接触到“认识自己”有关的知识。当然，我遇到过很关注学生注重平等和交流的班主任、讲宋词时会忍不住掉泪的语文老师，也从一些老师那儿获得很多鼓励与（学业为主）指点，但是，也许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加上高考大省湖南的竞争激烈，多数老师会尽量避免花费太多心力进行学生的“情感教育”，而是专注在完成课堂任务，帮助学生“提分”。

在巴赫曼先生班上，成绩最好，功课几乎永远全A的女孩子Artenise也有我熟悉的“好学生焦虑”。老师让大家说自己的烦恼或缺点，Anastasia回答道：“我有时候没法好好照顾自己，早上不会好好刷牙洗脸。”听到这一回答，巴赫曼先生有些惊讶，这个总是微笑著、聪明、友善的女孩，也有“不会照顾自己”的一面，他请Anastasia详细说说。Anastasia说，如果功课没有按计划做完，或者某次小测试成绩不理想，她就会焦虑不安，会自责，会选择蓬头垢面“不梳洗”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巴赫曼先生继续问：“那上次数学测试，Rebia得了第一，你会不开心吗？”

Anastasia点点头。

“Rebia有机会得第一，你不会为她感到开心吗？平时都是你第一，这是她唯一一次第一。其他时候，可能都是她处在’不开心’位置。”巴赫曼先生试著换个方式问。

“不会！”Anastasia坦诚地摇摇头，否定道。

“好吧。今天的人啊！”巴赫曼先生轻声感慨，可能孩子们身上这种好胜心理，有些超乎他的预期。

我身上也曾住著一个“必须第一”的好胜心极强的人格，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安全感”与价值感的唯一来源。如果巴赫曼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会听到他说：“这份成绩评估单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份即时反馈，它不代表你，它只是一个数字。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你们无法被成绩界定。...”他告诉学生，你这次成绩是D+，因为你努力了，我看到你的进步，这个“+”是给你努力的加分。“评分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当老师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打分。”

如果遇到巴赫曼先生，我大概会更早意识到，“成绩”只是个体成长与价值感的一小部分，我不必也不应该用“成绩”来绑架自己，我需要培养更丰富的各种视角，认识自己和他人。

另一次触动我的讨论是关于家乡（Heimat），这堂课由土耳其裔，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德语老师带领。 跟随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意大利，再移民到德国的Ayman说，他想念摩洛哥，因为那儿有他的家人。 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女孩说，她的家人也都在德国，但她还是想念土耳其，想要“回家”，因为那儿有祖父祖母的墓地。

另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男孩说，他的家人都移民德国了，故乡也没有祖父母的目的，“地理上”来看，家人都在他的附近。但他的身份认同还是“我是土耳其人”，他也想念“没有家人”的土耳其，因为“那儿有不一样的土耳其人。”而在德国，“土耳其人”好像只有一种。

“家乡”用土耳其语怎么说？德语老师问。

想念土耳其的女孩摇摇头，男孩也摇摇头。

德语老师说：“你感觉土耳其是家乡，但是你不知道土耳其语的“家乡”怎么说。家乡是很有趣的概念......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现在已经在德国生活35年了，我还是不觉得德国是家乡。去土耳其，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属于哪里？是德国，还是土耳其？”...

这样分享式的讨论是珍贵的，语言课不仅仅是“单词和语法”，也是一种珍贵的、敞开式的跨文化交流，孩子们在交谈中了解身边同学的过去/困难/当下想法，也拓展自己对于“家乡”的认知与感受。对于土生土长的“德国孩子”来说，他/她们也许借此更理解其他同学的困难，不会再因为某个人糟糕的德语而恶言相向或是嘲讽欺负对方。 在学期末尾，巴赫曼先生也和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展一场关于性别，家庭，亲密关系的讨论。来自保加利亚的男孩Hasan说，不存在“好看又好相处的女性”（schön und nett），未来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家庭是很大的麻烦，女人是麻烦，妻子会要求自己做各种事情......

听著Hasan的“女性麻烦”说法，Stefi很不满，（非常有“女权意识”地）反驳道：“当女人遇到男人，才是麻烦的开始。男性才是麻烦，在家只知道享受，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妻子。”

巴赫曼先生提醒两个同学认真听对方的观点，了解“对立的视角”，并引导他/她们以友好、尊重地方式去“辩论”。最后，这场讨论以“潜在哲学家”Jamin对“论战”的点评作为收尾句：“理想和现实总有落差，我们设想的理想伴侣，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也许经历有限的孩子们会继续沿袭自己的思路，开始发育的身体，伴著开始萌芽的关于“异性/同性”的好奇与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至少，这一讨论可能成为他们诸多刺激的一种，让他们更包容地看待差异和“期望”的不对等。

社会学专业转向教育学/教师专业的巴赫曼先生，对于学校作为“机构”这一制度安排一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之后成家生子，迫于“生存”需求选择了做教师，一个他从未有过好感的职业。当老师后，他从最初的对“机构”的批判和无力感，到后来慢慢找到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微小）“教育改革”的方式。很长时间内，他被朋友视为教师群体里的“外星人”，因为总是尝试做一些教师“本职”之外的事情。而巴赫曼先生通过多年实践，越来越感受到这种“顺势教育法”的价值：我和他们“共事”，而不是对抗他们。 I’m working with them, not against them.

上音乐课时，他发现，当自己弹奏一段复杂的吉他旋律，孩子们跟不上，就开始走神或是产生消极情绪。慢慢地，他学会“降低期望”，降低自己的和学生的期望，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教，顺著课堂的走向，引导学生们深入一些具体的知识点和问题，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和对事物的兴趣，并帮助他们和自己的兴趣点（唱歌，吉他，钢琴架子鼓等等）从专业的/情感的层面上建立更深的联结。

退休前和同事聊天，巴赫曼先生开玩笑道：“学校是我至今以来最长的一段“亲密关系”，我已经当老师十七年了。”在这段“亲密关系”，他遇到各种文化/家庭背景的学生，努力去理解每个人的独特点，兴趣点和难处，把班级这一由教育机构人为（随机）设定的“基本单位”，变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孩子们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归属感，也在其中慢慢探索自己。

没错，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说，巴赫曼先生的教育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很难做到类似德国十几个孩子一个班的“小班制”，也因为，老师没法只是用可量化的指标（成绩）去衡量“学生的进步”，而是把每个生命视为独特个体，立体地去认识和欣赏他/她，发现他/她（缓慢/微小）的努力和成长。

对教育者和学生而言，这都是困难的。但同时，这种“全人教育”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很可能比单纯“好成绩”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它也是没有终点的，无法“毕业”的终身学校。

长到25岁，我慢慢意识到，对我（或许有很多我的同类）而言，最不费力的是“好成绩”，最有挑战的是真诚地、投入地去生活、感受和经历。巴赫曼先生只有一个，我也希望成为小溪先生一样的教育者，结合我的经历思考与专长，去启发更多生命，找到属于自己“打开”方式和兴奋点，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尽可能地活得丰富和富于“原创精神”。

愿你也可成为你自己和身边人的巴赫曼先生。

Somer

6.3.2021

我愿称之为最好的纪录片。

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纪录片？作为一部纪录片应该去表达什么？我总会把戏剧性和冲突性纳入其中来考虑，因为这是吸引观众必须具备的。可看完《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后才觉得，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一定非得是以一个有着起承转合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戏剧冲突来表现某个主题，很多生活的瞬间虽平淡，但你只要能发现并捕捉到其中的美好同样也能成就一部高级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便是如此。当然，这里暂且先抛开影片所表达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问题。

这部片子在电脑里躺了很久，直到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及到我才想起来看。对于时长很长的纪录片，我通常需要在心足够平静的情况下才会看，但我在很浮躁的时候逼自己点开了影片，然后收获了难得的一份平静和温暖。虽然是分两天看完，但也并非是因为一次看不下去，而是实在不想熬夜。看到最后学生们纷纷离开，巴赫曼先生戴着学生送他的帽子坐在椅子上，鼻头酸，眼泪涌了出来。不是因他们的离别而哭，而是被巴赫曼先生暖到流泪。这个世界有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真好，被他教过的学生一定会也会变成温暖别人的一束光。

认识所有学生，知道学生家庭状态，知道学生如何的努力／如何的躲避，而且懂得如何有耐心的等待在最合适的機會（最合适，是动态的，没办法说得准是什么时候），给学生建议或棒喝的老师．．．．存在吗？

有可能有这种人，他们也许都集中在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当中。但是，获得2021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评审团奖的《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里的巴赫曼先生，他在公立学校教书。而且，全班20人来自12个国家，他们有人上课第一天，一句德文都不会。

这是一部拍摄团队在黑森林州移民城市蹲点两年，拍摄一班小学五六年级教室生活的纪录片。斯塔特阿伦多夫在NZ期间是军火工业区，现在住满了来这儿工作的东欧移民、二代、三代。

想像教室里面坐满不会中文，打算赚饱钱就回老家过好日子的小孩，你会做何感想？

想像一号同学数学一直不好，老师要你的孩子跟他一组，多教他一点，你会同意吗？

想像老师讲到男生爱男生的故事，藉机问大家感觉如何，你听到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巴赫曼先生有耐心，很贴心，随时鼓励并且要求学生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分数，因为分数只代表考试那个当下的你，不等同于你的全部）。

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裡，描述林英子跟喜欢搬家的父亲在北京城不同的地方居住过。最后小学要毕业了，她说：“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呢! 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 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在今天之前，我每次读到這一段，都要感动到鼻酸。看了《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之后，我觉得巴赫曼挑战学生对世界，对自己，对成绩，对家庭的作法，不断要他们不要松懈对自己的要求，这才是今天的老师应该有的作法。这才会让小孩，不用害怕，的务实基础。

三个半小时的影片，就是让人被「善良」的海洋所包围。

公平／人与人之间要尊重彼此都是公平的，此为真。

学习／人要学习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此为真。

潜力／人要知道自己有潜力是可以发挥的，此为真。

且慢。如果先天上就有这三个本质性的欠缺，这样的人生要怎么过？

请看看巴赫曼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并且让自己得到鼓励跟启发。

因为，我们都值得被好好对待。

当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我在看什么？

看一位六十四岁的灵魂耐心地指引一群十三四岁的灵魂，去思考、去共情、去成长。

看一位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和解之后尽自己所能把理想带进当下，也照进未来。

看老师与学生彼此坦诚面对故乡与他乡交织的苦痛和思念。

看德国对战争的深刻自我认知与反思。

217分钟，三个半小时，我仿佛和一群豆蔻年华的孩子一起度过了他们初中的最后一课。

当然，也把我看到的实用语言点一并分享给你——

1. keep an eye on you 关注你

keep your/an eye on 是十分常见的口语表达，把眼睛放在某人身上，也就是留意、照看的意思。

对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巴赫曼先生没有批评更没有责骂，而是给与了充分的理解和鼓励，耐心且温和地叮嘱：要好好学哦，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2. stick together 团结

stick有粘住的意思，stick together粘在一起，引申为团结一致。

Let's stick together so we don't get lost.

巴赫曼先生想让词汇测试得A的学生帮助考了F的同学复习单词，倡议班级是一个整体，要团结一致。但被学霸Jamie拒绝了，他觉得不公平，大家明明一起学的，为什么考不好要占用他的时间去帮别人，“不想因为别人的过错而去帮助她”哪怕是朋友也不行。

为此先生解释了很多：同学没考好不是她的错，因为有很多客观原因影响了她的成绩。另一个F成绩的女孩也说她不像班里在德国长大的孩子一样有优势，她作为新移民不仅要学英语，还要学德语，学习还是很难的。

不过即便如此，Jamie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来看他怎么说——

stick to my opinion 粘在我的观点上，坚持我的观点，是不是很坚定？不过Jamie可不是自私的小孩，他是全班最富有哲理思维的孩子，整个学校和课堂的包容环境也允许他不“遵从”老师的提议。

3. bite the bullet 咬紧牙关，迎难而上

bite the bullet字面意思“咬住子弹”，类似我们中文说的“咬紧牙关”。

这句习语来源于战争时期，当时麻醉尚未普及，很多受伤的士兵在接受手术的时候没有麻醉，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每次手术前医生会让这些士兵嘴里咬着一颗子弹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后来bite the bullet就被用来形容坚强的面对困难或迎难而上。

老师教导颇有拳击天赋的学生：一定要肯下功夫，硬着头皮练下去，直到自己真正掌握了要领才行。

4. be fond of 喜欢

be fond of sb/sth 喜爱，一般指喜爱认识的人，带有更重的个人感情色彩；而like sb. 可以是喜欢不认识的人或不太熟悉的人（如爱豆等）

说到给学生打分，巴赫曼先生真是非常感性的一个老头儿。他好爱这些比他小四十岁的孩子，如果直接对孩子说“你考试得F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未免太过残忍。他会找到每个孩子的优点，看到他们的进步，哪怕是F分也要给一个小小的 “+”来证明你的努力有被老师看到。

5. take advantage of 利用某人

take advantage of 利用，占……的便宜，也是一句高频口语表达。

I think Guitar takes advantage of table's good nature.

我认为吉他利用桌子善良的本性占他的便宜。

巴赫曼先生讲了一个关于一味索取的吉他和无限付出的桌子之间的故事，孩子们纷纷表示这和现实中的很多关系很像，很多人没有想明白就让自己越陷越深（这不就是舔狗到最后一无所有

6. take the piss (out of) 捉弄，戏弄

之前在《非典型少年》S04E01里见过piss sb. off 令人恼火，这里take the piss out of 是取笑的意思。

关于《捣蛋者提尔和孩子们》的故事，巴赫曼不断提问学生他为什么戏弄得了大人，却戏弄不了孩子？小哲学家Jamie给出的观点是：因为大人都撒谎，小孩子说实话。

这个班级聚集了很多移民二代、三代，被嘲笑几乎是每个孩子都经历过的。此外，青春期的男女生之间也会偶尔有莫名地“对立”时刻——

女生问男生：你为什么总是嘲笑我？用到了rag on 取笑，嘲笑。rag本身就有嘲笑；对…搞恶作剧的意思，

They ragged on his accent. 他们嘲笑他的口音。

最后，照例分享一段我最喜欢的台词吧——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理想主义的巴赫曼先生找到了与现实和解的方法，找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

希望看到这篇文字的你，也能找到自己的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枫叶依蓝

｜审校：Juliet

｜排版：Anita

｜总编：大风哥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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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曼先生的课堂就像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即使纪录片的镜头不去刻意捕捉，难民、宗教、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性少数群体也很容易就天然地成为学生们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些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更别说他们还是一群身处漩涡中心的小孩。面对这些复杂的议题，巴赫曼从来没有畏惧过让他的学生暴露其中，也从不试图将矛盾的解决交给时间或权威。这一双双涉世未深的眼睛，有时候反而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整个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当学生之间发生冲突时，巴赫曼先生总是会淡定询问每一位当事人“为什么”，而他得到的第一回答也总是类似于“我很生气”、“我觉得恶心”这样的情绪或观点。这个时候他总是会继续追问“为什么”，而学生们也开始变得抗拒。有的人顶不住压力，开始正视自己的情绪其实来自于此前一段与对方不愉快的回忆，或是心中有一份与之无关的愤怒亟待发泄，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爸妈就是这么说的”，但更多的人则是坚持“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觉得生理恶心”。没想到的是，巴赫曼对此依旧不紧不慢地进攻，“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回答我到底为什么，如果是你父母，那他们又是为什么要那样说”。此刻学生们终于恼羞成怒或开始蛮不讲理，巴赫曼也终于停止逼问。但你会发现，此时许多人的脸上已经多了一丝自我怀疑和理亏。

“生理恶心”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结案”的正当理由吗？

A讨厌榴莲，因为A的嗅觉感受器在接收到榴莲气味时身体就不受控制地产生排斥反应，这种反应在A知道什么是榴莲时就已存在;

B讨厌C，看到C时的反应就跟A闻到榴莲一样，所以B也将这种讨厌名正言顺地归咎于“生理反应”。但事实上B在第一次见到C时相处甚欢;

D讨厌E，并且坚称在第一眼看到E时就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但真相是第一次见面时E的相貌、举止或气味让D将其与某个事实关联到了一起。这个事实可能是D某次糟糕的经历，某个为自保而从众的瞬间，也可能是某个D所信任的人或权威发表的一个观点，某条新闻的报导，甚至可能是某个D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谣言，或者，单纯就是D在那个时刻的一种情绪；

F讨厌G，并且给出了为什么厌恶G的一整套逻辑和推论，列出了某标准下G的种种罪状。F不在乎这套逻辑和标准的适用范围，不在乎它们最初被提出的动机，也不在乎其推论是否能被证实，更不在乎ta是否有用同一套逻辑对待自己和其他人。其实F在第一次接触G时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ta们是如此的不同，F无法参照任何已有的经验来对待G，便只好拼命将其往熟悉的框架里套。最终F决定参考上述D的联想，果然就找到了一堆讨厌的理由，并开始说服自己最初察觉的“不对劲”便是来自于此，自己并不是因为受到情绪的波及和别人的影响才作出判断，自己没有处于任何道德理亏。在一遍遍的自我逻辑强化后，F真的开始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才讨厌G，否定了这个逻辑就是否定了自己。

上述的每一种“生理恶心”都可能是真实的，背后也都有其逻辑和标准作支撑。但逻辑并非不可辩驳的事实，经验也不是无法挑战的真理。到这一步，还远不是你打破认知、认识事物本质的终点。

为什么不能就当B、D、F和A是一样的，为什么巴赫曼先生一定要对尚不懂事的学生追问到底呢？

因为这些事实日后不仅会将人类和他的仇人分化，也将分化他的亲人、朋友和同胞。这种自我诘问至少能让你在选择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放弃了他们。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碎片化观影时代，人们越来越难花100分钟左右，去完整地观看一部电影。毕竟各种短视频在疯狂抢夺注意力，如果只要10分钟就能“吃下”一部电影，又有多少人愿意多“浪费”90分钟去把它看完呢？

但我始终认为，真正好的电影值得我们耐下性子，放慢脚步，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沉浸地去感受它的可贵。《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在这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德国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个20人左右的小学班级，分别来自12个国家的二代移民儿童，如何在老师巴赫曼先生的教育和引导下，冲破语言、种族、宗教、历史的隔阂，建立自己最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部影片不仅让观众看到一位亲切负责的老师，更让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

01 “你学不好怪谁呢”

在小升初之前的一次重要测验中，巴赫曼先生班里有四位同学得到“F”，面临升学危机。他提议成绩好的学生一对一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同时他向其他老师请求，给这四位同学一次重考的机会。

但有个叫Jamie的孩子表示反对，他认为大家都是一起学习，“你学不好怪谁呢？”并以此拒绝帮助其他人。

巴赫曼先生并未斥责他，也没有以老师的身份“命令”他帮助别人，而是分析这四位同学成绩差的原因。他们才来德国不久，听不懂德语，也不会英文，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他让另一位曾因语言不通而备受欺凌的学生讲述经历，那个孩子度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直到学会德语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最后，巴赫曼先生提到Jamie的父亲刚移民到德国时，曾因语言不通面临谋生困境，他当时应该也希望得到身边人的帮助。至此，Jamie终于理解了同学的困难，也渐渐卸下内心防线。

整个过程，巴赫曼先生没有评论Jamie的观点是对是错，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他，设身处地去感受别人的处境和艰难，并以此建立一个孩子的“同理心”。

这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女儿的教育是否存在问题。当她不想跟其他孩子分享玩具时，我只是简单批评她不能太自私，而不是耐心地帮她分析原因。当她看到其他孩子有困难，没主动提出帮忙时，我只是粗暴地教育她要多关心别人，却没有站在平等的视角，去跟她讨论这件事为什么必要。

我们总是指责孩子自私、缺乏同理心、不尊重人......其实大多数时候，身为家长或老师的我们，只是甩给孩子一句“你应该”“你必须”，而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如果推导出来的，孩子自然就不愿按照大人的话去做。

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像巴克曼先生那样，允许孩子自由表达观点，不必急着去否定，多用点耐心去引导他们学会共情。发自内心地尊重并理解他人，这对每个孩子来说都至关重要。

02 “这对我来说很恶心”

提到“同性恋”这个话题，班里一个叫Stafi的女孩表现出强烈反感，她认为“这不是正常的爱情”。巴赫曼先生试图用身边朋友的例子解释“同性恋也是正常人”，但Stafi不停地重复“这对我来说很恶心”。

女孩说不清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处在社会惯性意识中的她，也许只是听某个人发表过类似观点，便顺理成章地以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巴赫曼先生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而是一直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恶心？他们也是人类，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会恶心？

女孩无法给出回答，但坚持自己的看法。巴赫曼先生没放弃，继续追问：“你害怕别人与你不同吗？你有恶心的感觉吗，生理上的还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在老师温和的引导下，女孩思考片刻后回答，“我不知道”。巴赫曼先生点头，“嗯，这比刚才要好。”

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所属的群体才是正常的，凡是与自己不同的，都应该被划为“异类”。

正如我曾看过的一段话：有人问，一个女孩有纹身说明什么，是她有故事，还是性格开放？答案是，说明你有偏见。

“偏见”会把我们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以为自己见到的就是全部，成年人尚且如此，对孩子的影响更不必说。在巴赫曼先生看来，“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代表另一种“知道”，让孩子在未来人生中遇到不确定的事物时，多一点思考与审视，不再那么急着给出自以为正确的答案。

世界是多样化的，很多问题也不是非黑即白，相比直接教育孩子“不要有偏见”，巴赫曼先生这样一步步引导，让他们在沟通中学会自己判断和思考，或许更为重要。

03 “我想当个理发师”

巴赫曼先生班里有个叫Hasan的男孩，他很喜欢拳击运动，但谈到未来的理想，他说自己“想当个理发师”，原因很现实：即使天气不好，也可以待在理发店里，那是个有庇佑的房间；剪一次头发挣10~12欧元，每天剪10个人，生活就能维持下去......

巴赫曼先生表示“不赖”，但建议他可以考虑成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不仅因为他有天赋，更因为那是他的热爱所在。

Stafi喜欢唱歌，但总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巴赫曼先生鼓励她，“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我是认真的。”家长交流会上，Stafi爸爸不支持女儿的音乐梦想，巴赫曼先生鼓励她在爸爸面前演唱一曲，并坚定地认为“Stafi当然有可能”。

这让我想起国内一位非常有名的语文老师——郭初阳。郭初阳被称为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人物，在他的课堂上，永远不止于书本上那点知识，他鼓励学生思考、拓展、勇敢做梦，不要被功利阅读所束缚，在成绩之外，更重要的是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底子”。

学生曾说，他们从郭初阳老师那里，得到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遵从内心的勇气。这让他们敢于追求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放大自己的勇气，在无数个人生岔路口面前，少一份纠结，多一份坚决。

其实，无论是影片中的巴赫曼先生，还是语文老师郭初阳，他们的可贵之处都在于给学生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他们不会像其他大人一样，着急做一个判断、求一个结果，而是用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它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不被定义的人生之花。

写在最后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是个举足轻重的话题，特别是“双减”政策之后，人们更加关心：孩子未来由谁来教？应该怎么教？

我们常说，希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但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至少为我们——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

教育不是一场“句号式”自上而下、充满结论的告知，而是一场“问号式”的引导和探索。

扪心自问，面对孩子，我们是否总是居高临下地做裁判，然后直接塞一个结果了事。但是，总有一天孩子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结论就能解决的。

比起结果，引导孩子在交流、沟通、分析、探索的过程中，学会尊重他人、摒弃偏见、追求热爱，最终成为真正的自己，才是更重要的。

与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相比较，本片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教育领域的异域风情，曾经作为短期教育工作者的我，觉得国内教师也有好坏之别，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教育机制的定势有着不可抗力的政治统摄。教育局给老师下发的授课模板及质量测评等等规定，使老师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地在教育工厂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

《巴赫曼和他的学生》更像一部文艺电影，摄影构图、场面调度都很美，虽然容易让人看得进去，但确实有些冗长。巴赫曼先生和学生们的亲密关系是令人感动和倾羡的，很喜欢先生的理智、耐心、幽默、友爱，他总是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自己说出答案，时不时发出一些幽默风趣的自嘲。同样也很喜欢该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体育、数学、艺术、美术等以及一些课外活动，如骑马郊游、篝火生日派对、户外爬树、雕刻体验等，课堂更多时间是在互动讨论中完成的，老师板书讲述少之又少。虽然该校也注重学生分数，但影片里巴赫曼先生也告诉了学生如何对待分数：分数像摄影一样只记录了人生短暂的一瞬，但无法决定整个人生，而在国产纪录片《高三》里的老师们直接就告诉高考分数就决定学生们的人生。导演如实地记录了该校的日常授课情景，直到升学散伙，大家始终在欢笑中度过。虽然学生也有犯浑的时候，但耐心和宽容会自然而然将其驯化，巴赫曼虽然只是位普通的德国老师，但他是个真正值得可敬的教师。

精彩情节：巴赫曼先生唱的完整的一曲《Rottweil》确实很好听，可惜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巴赫曼的原版。另一个就是巴赫曼先生喜欢戴不同的帽子，最后却戴着学生送给他的那款保加利亚款帽子定格，背对着镜头抹下眼泪。

另外我很喜欢巴赫曼先生引导学生明析一些富有人文情怀的事理，如讨论同性恋，让学生互相体谅，宗教包容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历来受到国产教育的回避，但老师其实也完全有时间给学生简单带上一嘴。

纪录片，全片长达三个半小时，没有任何户外音或旁白，而是忠实地纪录着退休前一年的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

为什么要对这个称得上平凡的老师拍纪录片，且拍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看呢？首先，巴赫曼先生所在的地方就很特别。德国城市斯塔特阿伦多夫，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移民和难民，纪录片所拍摄的这个班级一共就没多少人，却来自十二个不同的国家。有的是在德国出生的二代移民，有的是才搬来德国不久连德语都说不利索的。连老师也一样，例如巴赫曼的家族本是波兰移民，有个后缀带斯基的东欧风姓氏，但二战时期国家要他们全改成德国名，巴赫曼这个姓还是当是不赖烦的德国官员强行安排给他奶奶的。

这样多文化的课堂本就催生了很多有趣的讨论，例如：xx词用xx语怎么说；故乡的定义，不提那些因为父母工作搬来德国的孩子，为什么那些土生土长的二代移民依旧觉得德国不算自己的故乡；要是这间教室也像很多其他教室一样挂着十字架，穆斯林同学会怎么想；德国近代引进且歧视东欧劳工的历史。全片总体焦距于学校，但也时常穿插城市景观，像是全景/工地/清真寺，想必也是为了凸显这座城市本身的特殊氛围。

然后，最重要的，因为巴赫曼先生本身就是个特别的老师。他本来是学社会学的，不喜欢学校，因为不喜欢学校这种“机构”的感觉，教育应该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但是因为养家糊口需要一份稳定工作，还是当起了老师。讲起来颇有种理想主义者屈服于现实的引力的感觉，但他强就强在尝试着慢慢把现实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我觉得，他的特别之处，总体上可以概括成愿意倾听愿意观察，也提倡学生们敞开心扉真诚地说话，这个班迟到和考试不及格的不会被罚站，但老是打断别人说话的会。他会和孩子谈论想做的工作，遇到上课打瞌睡的会问她昨天怎么没睡好，会和常拿第一名的好孩子谈第一次被刷下第一名的不安，等等等等。

而且，愿意倾听的同时还有触碰尖锐话题的勇气，而这一点甚至比愿意倾听还令我钦佩。会问好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帮助那个差生，会问一个男生为什么不愿意和一个女生做同桌，且不能用就是不想糊弄过去。当一个女生因为另一个女生的无心之过而哭时，他会安慰那个哭泣的女生，同时也会对那个因不是故意的而感到委屈的女生说“她哭不一定是因为你有意侮辱她，而是因为你的话让她联想起了其他的事情”。

甚至会主动谈论性，两性关系、性经验、性少数。让觉得女生没用的男生，和觉得男生没用的女生正面交锋，然后这事由另一个孩子做出了神总结“说白了，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理想的伴侣”。被问起第一次的年纪，巴赫曼先生也不耻于自曝。同时也对大约12-14岁对性感到好奇的学生说，“不要觉得越早越有排面，有一个研究说智商越高的初夜越晚。”嗯，我虽然没看过这篇论文，但我相信这是篇好论文。

关于性少数的讨论则是从一首吉他弹唱开始，问大家有没有听懂其描绘的男同内容。自然，有的孩子觉得恶心不正常，有的孩子觉得没关系“关键他们彼此相爱”，但巴赫曼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面对并讨论这件事。巴赫曼先生遇到这种事的惯用手法，就是刨根问底地问为什么。

看得出来他自己很多时候有自己偏向的立场，例如性少数时就说“我自己有同性恋朋友我觉得他们挺正常”，但不会将自己的态度高高在上地塞给孩子们，而是不断地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感觉颇像心理咨询的技巧了。无论结果如何，先把思考的种子埋下。这点我也有同感，当你问自己为什么问得足够多，就没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了……然后……然后……就开始虚无主义了。唉，我是个反面教材。

说真的，看完这三个半小时，感觉真和巴赫曼先生上了一年课，他的形象，乃至各有特色的学生，都成为了和蔼可亲的熟悉面孔。最令人打动的点，正在于这是个纪录片，不是特意编出来的治愈励志片，这样温柔且开放的课堂是现实中存在的。当然，这间教室未必是世界上最好的教室，巴赫曼先生也未必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正如简介所说“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可以是一个壮观的过程”，我估计，把所有学校的真实故事都像这样纪录下来，没准都有些看头。不过，是治愈片还是讽刺片，是励志片还是青春伤痕片就要看老师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