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去看了《拨浪鼓咚咚响》的点映。继《隐入尘烟》之后又一部西北方言的电影。导演之前拍纪录片，这是第一次拍故事片，有点像邱炯炯。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黄土地上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倒影。陕北黄土高原上的苦难已经太多，从柳青到路遥，都在写这片土地。柳青是榆林市吴堡县人，也是路遥敬爱的作家。而路遥正是榆林市清涧人，是本片导演和两位主演的同乡，故事就发生在清涧，片中台词也提到了这位大作家。我高中时期非常喜爱路遥，拜读了他的全集以及一本传记，他称得上是用生命写书的人。而白志强导演关注留守儿童，给本片赋予了一些温情。片中的陕北方言与风俗真的很有意思。剧本也是基于真实的记忆改编。清涧去鄂尔多斯三百多公里，去神木将近三百公里。最后一分钟我是绷不住眼泪了。和朋友一起举手好几次，终于有机会提问。关于卡车上的字画，导演是这样解释的，他本来想弄个不孕不育广告，“塬上清涧”是县领导题的字，想着宣传一下。陕西清涧白姓是个大族。而惠王军是导演小学初中的同学，本来是开出租车的，为了演戏也是成了戏痴，看完电影之后他也是止不住眼泪，情绪很激动。总之是能打动人的一部电影。能推出这样一部电影，也是极为艰难，感谢投资人与大象点映吧。

跟yf一起，俩哭包！巧的是近半年在影院里看了好多同结构的公路片，这一部是友邻打分最低的，但是是我觉得最亲切的，因为它不是在公路上旅行，而是在公路上生活。不是一场不计成本的冒险，而是主人公都各怀目的精打细算的找寻。当然到了结尾，这个找寻的对象模糊了，找寻的信念动摇了（这也几乎是每部公路片必然的结构要素）。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时代公路片会让人动容，因为人的目标是模糊的，信念是摇摆的。而公路片给的答案则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生活过程本身是全部真谛。 影片里两个地方是我觉得很有巧思的：一个是印着“电影广告招商”的车开过，假意要援助陷入泥潭的底层人，实际上要价500，被骂了之后还恬不知耻地诅咒人家留着钱买棺材。确实，整个华语电影产业就是这样的骗局。比如一些知名流量，导演都在转发这部片子的预告片，鼓励大家多多支持国产电影。但是这些人在干什么？一面恰烂钱不好好创作，净是拍摄一些跟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工业糖精，一面让人支持国产电影，虚伪到了极致。

第二个是农民工打牌的时候，说工头（用了导演本人的名字）白志强欠自己钱。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雇佣者与劳动者，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媒介自反，揭示电影本身的产业性。我觉得导演卸下架子，把自己在电影生产中的位置坦坦荡荡地告诉观众，这在国产电影里确实是罕见的真诚了。

怎么说呢，电影中多次出现背景音乐《我和你》，刘欢鼻音很重的唱腔昭示着2008年那个大时代，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大时代，前景是苟仁和毛豆在寒冷的冬天里花18块钱找一碗热的羊蹄。老师跟我们说，不要怜悯弱者，因为廉价的怜悯其实是那个制造二元对立的时刻。08年的你我又在做什么，也不过是在《我和你》之外，钻营于日常琐屑罢了。这些时刻也许没有《我和你》那么地冠冕堂皇的感人，但是这些时刻没有意义吗？不，正是这些时刻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人类普世价值的理想。

电影本身和演员主创们都极可爱、质朴，主题和立意觉得都蛮好，导演在其中埋了很多中原地区的社会问题。

于上海大象放映首映场观看，十分的话个人给七分。

但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是能让人哭的电影就好，结构比较套路，煽情用力过猛，完成度不够高（例如配乐出现的比较突兀等）

主创们很真诚，更期待后面的正式公映～

二月院线片里，有一部喜欢“国产文艺小片”的观众不该错过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

这部芦苇监制、白志强执导的电影，在一众春节档、漫威大片的“夹击”之下，也许很难获得市场足够多的关注。但我仍想推荐给那些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它值得入场。

原因很简单。在类型风格层面，这是一部“半路父子”找寻、迷茫、和解的写实主义情感向公路电影。天然朴素的生活题材与尊重现实的创作理念，让它频频获得国内影展的认可，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影展，迷影精神赏华语新电影十佳。

而再往下挖，它还以毫不晦涩的方式，带出了城乡社会文化图景的深度观察。

故事从货车司机苟仁的视角讲起。他是个穿梭在各村镇间的卖货司机，在途中遇到了毛豆。毛豆是村里典型的留守儿童，奶奶到了风烛残年之际，父亲外出打工没了消息。春去冬来，毛豆的父亲一直没有回家。

奶奶去世后，毛豆偷偷躲进了苟仁货车的后备箱，要去城里找爸爸。还没躲多久，贪玩的他就燃起了一连串的鞭炮，直接把苟仁的一大批货烧得精光。

苟仁一算货款成本，几千块就这么搭了进去。为了拿回货款成本，苟仁只能带毛豆去城里找他的爸爸索取。

在上路的过程中，他的人生故事也一点点被揭晓了出来——当年，儿子的救命钱被好友骗光，生重病的儿子因为无钱医治，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他在村镇间卖货，其实就是为了找到当年骗钱的好友，为儿子复仇。

苟仁失子，毛豆寻父，两个主要人物在这趟旅途里的关系，就这样确立了下来。他们也从彼此拉扯的冤家，成了一对“半路父子”。两人间的关系如何在一点一滴间逐步转变，镜头又捕捉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图景，成了《拨浪鼓》最主要的看点。

换言之，《拨浪鼓》最耐人寻味的，不在于他们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那个人（父亲/仇人），也不在于故事的悬念，而在于片子里不断涌现出来的那些小细节。这些细节需要的是精良的电影技巧、情感真挚的演员表演，而更重要的，是主创拥有那些足够真实的生活体验。

白志强导演提到，自己曾经因为拍摄纪录电影《边走边唱》，他凑巧借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学生全是贫困线上的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当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

有个孤儿的故事尤为牵动白导的心。他私自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

这个孤儿的故事，其实就被白导化用到了毛豆身上。悲伤的家庭巨变，亲人的相继离世，被克制的笔法所构建。

两个主角类似亲情的关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在机缘巧合的相遇里，感情借由冲突而产生，又在离别中落幕。他们在其中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电影的镜头简洁、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些边缘群体人物身上，反映着的“缺失感”。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压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无论是像毛豆这样的留守儿童，面临到的这种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匮乏；还是像苟仁一样，在城乡结合部边缘地带艰难生产的中年男人，他们几乎是丧失希望地活着——两者初始的生活状态，都透露出一个挺需要被大家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的弱势与无助。

白导直接将摄影机架在了自己的陕北家乡，不加任何粉饰。公路片的剧作架构，除了塑造两位主角的关系演进，也将社会图景锁定在乡野与城镇之间的地带，使空间地域成为了电影的“另一个主角”。

尘土飞扬的公路、颠沛泥泞的盘山路，西北村落与城镇酒店的二元对比，都为影片构成了一种不断流动的矛盾特质。留守儿童、农民工讨薪、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都被点了出来。

苟仁开着的那辆“移动百货超市”，一个喇叭不间断播放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货全都有”。这些传统生活的符号，是每个人的生活所需，但像苟仁这样的人，却已处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阶段。他没有消失，只是无法发出个体的声音。

因此，老生常谈却依旧重要的是——发声。苟仁与毛豆的生活日常与精神状态，并不是我们国内大银幕常能关注到的内容。《拨浪鼓》也是一部近半年来我们都没见到过的院线片。它是边缘的，很残酷，却又很温暖。

哪怕两位主角面临的现实都是痛苦的、不堪的，但情感仍然能在阴翳里透出光亮，在角落里被无声地传递。一个丧父，一个失子，人与人之间互相共鸣的经历与体验，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

《拨浪鼓》讲的，是我们要在这种泥泞的世界里，继续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哪怕踉踉跄跄，哪怕眼前是一片肮脏，你也总能等到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人在痛苦中，要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生存下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面对的命题。

与此同时，借助这场旅途，《拨浪鼓》也带出了一个议题：当代现代化社会的快速更迭下，人们处世规则改变与情感力量的不变。

当真情被金钱的换算所淹没时，当生活成为“一地鸡毛”时，电影告诉我们：还有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与保有着那些最珍贵的情义。

首发于：陀螺电影 文：徐若风

正月初八，微澜发起的《拨浪鼓咚咚响》点映观影完毕，笔者虽然购票了，但还是因故错过影片，群里旁观大家的互动以及映后交流，等#拨浪鼓咚咚响定档2月25日#上映，会去影院看。如给微澜推荐影片的伙伴所讲，“这是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的电影，非常感人”。

早前，朋友圈里看到一些老师的影评，对这个电影的印象是“真实”，另一个是观影会想起《菊次郎的夏天》，在同事们发起点映之前，大家比较一致担心和警惕的是“被感动”，观众沦为旁观者，不过同事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发起了点映，并在观影前一周，密集的春节档电影空隙邀请传播，最终成功组团发起点映。

大象点映的工作人员反馈说，这是他们全国第一场和影片关注的儿童群体有关的主题放映，大家是出于对困境儿童本身而来观影。

以下的记录，分享一些映后微澜图书馆伙伴们与导演连线的碰撞，电影背后的人和关怀。

一次乡村学校的留宿引发的创作

电影的起意源于导演拍摄盲人题材的纪录片《边走边唱》时，一次借宿在乡村学校，拿着摄像机进学校的导演白志强，被校长误认为是记者，校长主动分享了许多学校的故事。其中让导演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校几十年间的变化。志强导演用了蛮夸张来形容，早年间，八十年代，学校的学生有两三千人，导演去探访和后来拍摄电影的时候，2014年前后，学生只有不到160个孩子，而这160个孩子当中，几乎全部是留守儿童；但凡有条件，父母都将孩子带到城里一起；而在这不到160个孩子中间，有60多个孩子属于是单亲家庭，甚至孤儿。

随后的考察和家访，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孩子可能有母亲，但身体残障加上精神障碍，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又没有人照顾，家里是很难让人想象的生活场景；还有的孩子有父母，但父亲残障，母亲精神障碍；也有些孩子，本身兄弟姐妹中也有精神障碍者……

志强导演说，所以这些给人的撞击非常大，他很难平复所有这些给自己的震动，“这件事情我必须做，我必须要把他们呈现出来”，当时很多朋友建议导演拍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会很有意义。

但导演认为，“留守儿童是成长中的，他们有未来的生活，有未来的希望。”长大了面对这样的过去，如何和妻子丈夫分享，可能会继续带来伤害，怕影响他们将来的生活，志强导演决定拍摄剧情片而不是纪录片。

据说，他用了500多天来写剧本；才从众多孩子中选中“毛豆”，电影中白泽泽饰演的毛豆原型就是考察期间遇到的某个孩子。

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开卡车的，贷款买了拉煤的卡车，但一次卡车从悬崖上飞下去了。车也没了，还要给人家还钱；爷爷就一直说爸爸在外面跑车拉煤，老人骗孩子的方式就是你得好好学，你要考了一百分，你爸爸就会来找你。这孩子就一直梦想着坐在爸爸的肩上放烟花，看着烟花朵朵盛开；这是他的梦想。后来他等不到爸爸回来就跑出去找，只不过他跑到镇上的时候，就被村长拽回来了。这个是毛豆的主要原型。

而另一个主角苟仁，则是志强导演的发小，他本身的部分经历也被写入了剧本中。

关于真实，微澜志愿者看到了什么

刚刚查了一下，清涧县属于陕西省榆林市。2020年2月27日，经陕西省政府同意，清涧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去年“铁链女”事件爆发后，榆林地区也曾经被爆出“铁笼”事件。看了这部影片，就好像看到事件发生的大环境了。 电影里每个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白明明、雇佣毛豆卖货的摊贩、那个在饭店门口乞讨的小女孩，每个都是有故事的人，特别真实。 真的很感谢导演，把这一切展现出来。导演说拍得粗糙，我觉得粗糙也是一种“真实”。

有个场景我印象很深，毛豆和苟叔开车到城市，他羡慕的看着车窗外有一家人路过，爸爸让儿子骑在他的脖子上，一家人笑得很幸福。 而且我发现，那位爸爸应该是白导客串的，很真实又戳泪点的细节。

奶奶很真实温暖，虽然很短。 这个片子女性角色确实缺失

陕北农村的写实很震撼

电影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很生活化的，尤其是语言表达，我基本听得懂，我在山西的西北部村里短暂的生活过，村里人说话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常用语，说话的腔调，甚至一些神态动作，还有孩子不干净的脸，苟仁的乱蓬蓬的头发，胡子，在村里到处可见，电影里的奶奶的头巾和村里的奶奶们如出一辙。 毛豆，一个调皮捣蛋，单纯的孩子，留守儿童，没出过大山。和奶奶相依为命。是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的代表。 苟仁，坎坷生活的普通人， 跑了一整天，回到出租屋，看似厚厚的一沓钱，最大面值就是20元，数来数去也没多少，交了房租，水电费，基本没有了。基层劳动人民的代表。 其实，在故事里，毛豆和苟仁相互温暖，感受到了彼此的爱。

被消失的……

有伙伴提到，虽然这部电影还是会让人想到“菊次郎的夏天”，但不同的是，菊次郎是一个个体，而这里的毛豆会让人想到留守儿童群体。在问到作者在呈现时有哪些创作上的考量时，导演分享了很多被删减和没有取用公开放映的很多毛豆与其他孩子相处的群像，这是遗憾。

而关于成年人苟仁，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电影也剪辑掉了20分钟背景，如果这20分钟还在，可以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苟仁的冷漠。

当然，有被消失的镜头也一定有被强加的镜头和表达。

电影带来了哪些真实的行动和影响

拍摄电影的两年期间，志强导演和朋友们，成立了“星星火留守儿童帮扶团队”，在陕北那片陆陆续续做了两年的帮扶工作。起初就是帮扶点物，书包，新衣服，也会联系赞助商给孩子们买棉衣，新鞋袜子和学习用品，后来发现物资很快就会消耗完，孩子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情感上的关注和关爱。

另一个，志强导演也坦承，两年的工作中与孩子们常有的交流，感觉孩子们对未来是没有期望的，对未来生活没有憧憬。

初中毕业了，赶紧要去打工挣钱。

挣钱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生活的资源，没有那么多人帮他们，自食其力出来打工，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还是会重复。读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改变命运的一个方式。

后来大家改变帮扶的方式，会在活动中做一些座谈会，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做游戏；把外头考上大学的做企业做得好的老乡们叫回来跟孩子们互动，讲讲自己创业的故事；就是希望他们对未来能有所憧憬，打开胸怀，抱有希望。

电影获奖和被更多的人知晓后，毛豆的扮演者已经和影视公司签约，后来参演了多部作品；志强导演认识的孩子里也有一些找到了新的家庭，可以在成长和学业道路上资助他们。

“真正的从情感上，从心理上去帮助他们，乃至于和他们的这些父亲一样。”

“电影有笑有泪，不卖惨卖的是幸福。”

志强导演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关爱彼此和对方，就会得到更多的幸福，在大城市里的打工族，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有很多的不容易，更应该相互体谅。

“我始终觉得，多一份爱，就会少一分恨，只有爱多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更加温馨和美好。”导演说，“这也是我想通过这纪录片来做到一点点微乎其微的社会意义。”在关于困境儿童的问题上，志强导演还计划拍摄柏剑的剧情片。

《波浪鼓咚咚响》揭露出来的问题，在乡村、在 乡村的留守、以及残障人群的婚育、单亲和孤儿，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破碎，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以及更多的人关注和努力，才有机会看见困境和改善处境。

而我们，新公民计划和微澜的所有伙伴，也会一直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且在行动的路上实践和探索，如伙伴们所说：

“伙伴们都感觉意犹未尽，走出影院还在热烈地讨论。 希望留在家的孩子，通过志强导演的影片，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希望我们服务的流动儿童，能和爸爸妈妈一直在一起！”

观影提醒：因为电影大部分时候是方言，基本靠识字幕观影，孩子太小，无法看字幕，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观影体验。

故事感人，容易引起共鸣，这个电影总体来说还算可以的，剧情也比较好看而且有意义。支持！支持！支持！ 该片呈现了一个痛失爱子的寻仇货郎和一个寻找父亲的孩子从不共戴天到形同父子的感人故事。这段寻父之旅使充满复仇心里的苟仁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也使寻找父亲的孩子毛豆找到了心灵归宿，二人相互救赎了彼此 ， 我觉得很好看！

《拨浪鼓咚咚响》由白志强执导，影片以公路片为叙事范式讲述了一个寻亲的故事：货车司机苟仁唯一的儿子因病夭折。苟仁认定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害儿子身亡，于是踏上寻仇之路，途中却偶遇“熊孩子”毛豆。没了亲人的毛豆一心想找到在外打工的爸爸，偷偷坐上苟仁的货车并造成了货物损失。为了索要货物赔偿，苟仁只得带毛豆上路，二人踏上了一段寻亲之旅。

本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8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去捞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的地方。“分离”、“出走”、“回归”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主旋律，因而影片选择使用公路片作为叙事类型十分妥帖的。在视觉上，流动的叙事空间成为了最为显著的标识，这既是“寻亲”情节发展的动因，也为“父与子”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场所。多数公路片倾向于将“乡土景观”呈现为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他者存在，是不同于城市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式想象。但在本片中，主人公始终游走于城乡之间，陕北城乡的现代化进程则构成了最大的背景板，城乡冲突推动“出走”与“回归”的叙事主题，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刻印的文化表达。

《拨浪鼓咚咚响》的影像风格是朴直而精巧的。依赖于自然光与肩抗式摄影机使整体画面质感较为粗粝与青涩，但晃动的、游离的画面也孕育着一种私人化的观看方式，也回应着影片时代背景所召唤的一种书写方式。机位高度大多使用双眼平视的高度并使用中景，景别也甚少使用大远景或特写，这样的视点无疑是诚朴的。同时，车上的广播、苟仁住所传来的ktv声音、新闻联播、工地的施工的声音、街道的叫卖声等民俗的环境声强化着每一个地景空间，也构成的谢弗意义上的城市声景，它所绵延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视听上的幻觉，而是一种集体的现实经验。

片中两位演员的表演是精准且自然的。从导演阐述中可以获知两位演员都是“素人演员”，饰演苟仁的演员惠王军是一位与苟仁有着相似不幸经历的出租车司机，而饰演毛豆的演员白泽泽也是在充满留守儿童的环境中长大的。对于他们而言，表演只是用身体在实践着另一种现实，直击人性的情感表现力令两人的表演显得十分真诚与可信。例如苟仁在夜市上复仇这一桥段中，一边是苟仁与白明明激烈地缠斗着，一边毛豆怯懦地拉住苟仁的衣角，极大地强化了这段的戏剧冲突，又克制地表达着情绪，在避免滥情的前提下使人物孤光变得更加饱满。

《拨浪鼓咚咚响》是一部真挚的作品，它将目光聚焦到民工、老人与留守儿童的身上，并以一种温暖的笔触书写着这一现实命题。让观众感到悲伤并非创作人员的本意，导演白志强想将它献给所有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也可以说，影片关怀着每一位走进影院观看他们的故事的观众。就如最后那个被贴上创口贴的拨浪鼓，现实的阵痛绵延不断，但仍会迎来一个温暖的、开放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