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看了几部杨的电影，他的电影需要一些勇气才能看完。
不是故事，故事是很精彩的，甚至扣住你的心弦。
勇气是在于直面的勇气。
突然间想到的是很多年前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感觉。
在中文电影中第一次让我想到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现实，这样的字眼。
杨大师总是有一把解剖刀，一层层的剥开人生四季，剥开喜暖人情，剥开一个个社会背景的欲念与真相。
理峻而有条不紊。
看完他的四部电影，我产生了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念头，因为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
查完之后，发现他是学习理科工程的，学习并不好，但镜框后的那双眼睛符合我的想像，冷静淡定又有着俗世的关怀与温暖。
杨先生是天蝎座的，从其表述与婚姻看应该属于INTP类型的，追求完美且渴求真相。
穷其一生，一一给出了他觉得的答案。
而麻将与更早的独立时代也许他还在找寻的过程中。

总是觉得杨的电影中的人都是现实得让人觉得残酷且不健康，但可叹或是每每电到我们的是，这些人物都是生活在都市周遭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上面。

麻将中不断重复的是，没有人知道他要什么。
而独立时代则抛出了一堆问题，富家女有独立的欲求与烦恼，在一顿发泄后居然会和最好朋友的BF一夜情，而且居然会问到对方爱不爱他。
有健康外表、开朗个性的琪琪常常被误以为太假，但是从真诚的看，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一直在为男友为朋友考虑。
那个导演在一夜成名后除了在重复装腔作势及潜规则，好像一无是处，但他的存在才会显得周遭人的病态。
KING是个帅真的人，直帅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除却他的富家公子身份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而那个CHARRY则是真正的道学面子，狼子内心。

有些像杨想表述或他自己的是三个人物。
一是那个公务员，他不幸的是与最好的朋友在一家公司，最后做一件伤害朋友但却毫不知情的事情。
他善良，有世俗的梦想与追求，爱家人。
也会偶尔犯错甚至出轨。
杨通过这个人物与琪琪表述的是最普通的都市人生活。
这无疑让人是觉得温暖的。
我们的很多人是与他与琪琪相同的，世俗的生活，到FRIDAY喝杯咖啡，甚至吵吵架也是我们世俗生知中温暖的部分。
也许空空如也，也许没有意义，但这些却是人生最坚实的辰光。
最后杨也给了他与琪琪一个拥抱，如同麻将中马与伦伦一样。
平凡中有希望。
鲁迅对于普通人是痛其不争，哀其不幸。
但杨我想是有些聪明人的嘲讽却大体上是认同的，在他的镜片后的眼睛中是带着淡淡的笑的。
然后是MELLY的姐姐，那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又在媒体上宣扬幸福与爱的媒体人。她大体上是有见地，有担当的，也认定自己对于公众的意义。
那些宣扬美的东西是否是麻醉，也是杨提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个人看到这些节目可以开心，可以多一些笑脸，这就是他们的意义。
姐夫则是另一个艺术的思考，他在纯文艺的线路上极端的走过两极后开始考虑中间，艺术最终是要看大众的，大众是可以治疗，还是如何引导。
没有答案。
就像杨的作品的意义，也许还是小众。
就像大都文艺片一样。
但他们的意义是用各种方式留下了他个人对于世界对于时代的思考。

还有儒者的困顿，如果孔子再世的命题，人们将他的思想作为工具，却没人真正相信他。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于丹同志。
经济与富裕离我们越近，是否感情与真诚离我们越远。
儒的世代，中华文明的最终是由什么来救赎。
也许还是道吧，难得糊涂四字的处世智慧在中国人在苦难中修得的精神灵药，灵药也许是鸦片，但也许可以治疗精神。
精神与身体不一样的是，他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它的健康病症是很难度量的。
杨大师的意义也许在我们麻醉或是困顿时将我们冷醒，将我们指向现实，这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方式，这与中国独特但流传千年的一种方式吻合，它叫做针灸，用疼痛、麻酸来刺激神经。
在这个冬夜，我感谢杨德昌，也想念周树人先生。

中国这五十年不缺少的是野心家、政治家、军事家、革命者、执行者，不少的是抱怨者，但真正缺少的是思想者，所以鲁迅可以不朽，而杨德昌也一样，相信百年之后仍有人可以记得那付眼镜后的眼光。

中国需要张艺谋这样的人物，需要陈可辛、徐克们，但也需要杨德昌、贾樟柯及原来的张元们。电影是需要文化的积淀的，杨德昌的高明比之大陆的贾、张们，不在于技巧与电影本身，而在于对于时代对于人性对于华人文化的理解。期待十年二十年内再出两个这样的大师。
这样可以华人世界针灸精神的人。

在接触杨的电影之前，对于台北的印象只限于台湾同事们描述的都市形象，限于美丽的风景，限于台北女生好听的嗓音。
但是杨告诉我们，这三十年发生的，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台北十年前二十年都曾发生过。
杨告诉我们台北并不美好，就像现在的那些都市人们。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新鲜事，每个生命在悲观本身也许只是在重复同样的烦恼与问题中渡过。

生命本就是一段无缘由的行走，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
甚至身边的人也很难做到彼此的了解。
但世界是有真诚有温暖存在的，俗世间有他最简单的光辉，而且这些光辉最终都是由小及大的。
往往与财富无关，往往与阶层无关。

带着精神的矛盾与折磨，又享受整个生命给我们的简单快乐，痛并快乐着的生活吧。
杨很少提及到宗教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的灵魂与精神的出口，也许最终在于信仰，即你对于生命的信念本身。

一九六零年代，也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影片素材来源的时代，电影中的小四捅死小明的日子，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是一位叫做茅武的中学生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同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接近夏日。

就在三十年后，44岁的杨德昌提到茅武杀人事件时说：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不是茅武的生平，或者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人不愿去想那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台湾会有今天，其实跟那个时代非常有关系，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我们那一代在民国五十年（一九六零年代）是念初中，命中注定到民国八十年（一九九零年代）你就是社会中流砥柱。那时候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都会影响到现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我希望《牯岭街》除了小孩子看了会开心外，大人看了也能够延伸一些自己的思考：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教训到底在哪里？”

也同样是在1963年，台湾，一部美国电影被当局禁映，名字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编剧和导演也都是美国人，禁映的理由是“会影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不是很理解这件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咦？我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有趣的电影，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反而不敢面对？”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粉饰和怯懦，深深压抑着面对内心真实的冲动，看见别人的丑陋，就隐含着自己的丑陋也将被暴露，是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说到人性的丑恶一面，又有多少不同呢？

所以杨德昌当初拍摄《牯岭街》时对观众的盼望并不切实际，首先是小孩子看了不会开心，再者他最为坚定的对个体和群体文化的内省精神，到了大多数成人这里，除了唤起怀旧与伤感，叹息与悲哀，却唯独唤不起自省，为什么？因为即便过了三十年，制度也许改了，生活也许变了，但文化没变，人们内心的压抑并不见得比一百年前少一点，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甚至在21世纪杨德昌的《一一》中，人们对精神出口的渴求也一次次的失败，那样的无所适从已经化为了人和人的同情与心灵深处的孤独。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94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以近乎戏谑的手法与节奏描摹当代台湾众生相，几乎让人看到浑身刺痛，坐立不安，人性背后的动机全部拿到了台前晾晒，一探到底。表面上看，就连最宽容的评论者都觉得，为什么杨德昌镜头下的人物都这么可憎，人与人之间都这么疏离？于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这种狭隘简单的归结为导演内心的狭隘。

这是可笑的结论，更是观者的悲哀，仿佛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人都有，而缺德的永远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在银幕上看见美好的情感，就会感同身受，为什么看到丑陋的东西，却想不到那丑陋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所谓的阴暗和美好，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下享有同等的对待，一样的坦坦荡荡。否则，我们的文化，从个人到群体，何以谈起自省，何以谈起自信？

实际上这是杨德昌最为真诚的一部电影，把虚伪和所谓的丑陋和美好的情怀一起亮出来给你看，是告诉你：它们同属真实的一部分，无所谓高下，无所谓对错。杨德昌在电影里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态度，无所回避的态度，人性中的道德优劣并不以身份和阶层为界限，也不以穷富来划分，这样正面而强大的价值观念我曾在黑泽明的电影中看到过。就好像这部电影里的富家子弟阿钦，肤浅俗白，事业搞的乱七八糟，成天被人骗，总是喝醉搞不清状况，在影片里出现时是那么令人讨厌，但到最后你发现，他追求自我和爱情的执着比谁都要强烈，也许他不得其法，却努力作出着自己的选择，终究是他最真最单纯。

人是不会改变的吗？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再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不开心之外，会不会在内心产生自发的力量，去抵制那些压抑内心的文化，更开放，更轻松，更正面，更坚持，同时又拥有更加自然多元的宽容度？我相信会的。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带领了一批几乎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比当时台湾电影工业更健全，更自主的工作环境，用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拍摄，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是杨德昌对年轻人最好的信任。

今天，如果让我道出对杨德昌先生最大的敬意，在于尽管并非人人都拥有强力思辨和反省的能力，但因为有了他的电影的出现，就不能说这个文化失去了内省的光芒，这种光芒并非来自高远，而本就该深植在我们心中，内省并非为了转而拿起绳索，去束缚更加年轻的心脏，而是产生自我超越的动力，这超越的动力让我们独自走向精神的开阔之地，并一次次的停下来，感受到灵魂的真实面目，正面了真实还不足够，更在开阔的过程中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他人。

杨德昌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远在美国学电影的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无论杨德昌安葬在美国还是台湾，他都会去扫墓。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说，绝望和希望，同样虚妄。是的，在我来看，虚妄既然是人生的底色，也就应该毫无惧色的带着希望去面对，是别无他途的选择。杨德昌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先生相似，既正面人世的真相，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应对真实，这本身已经是美的，即便口出恶言，冷眼以对，即便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与虚伪，也让人感觉到衣服下的心脏比任何人更强烈的盼望着温暖与美好。

所以杨德昌先生的墓碑，在我的想象中，一定是安放在《一一》片头出现的,那么葱郁又茂盛的树下，并且，那将是一个定格的 A Brighter Summer Day。

注明：（杨德昌口述部分引自黄建业先生《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台湾远流出版社）

Liar

原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07年11月

这是一部不得不说的电影，也是我看的杨德昌的第三部电影。
第一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第一次感受到那平时看起来有些孤僻的少年平静之下竟然会做出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孩这样的事件，所有人的青春期都是迷茫的，稍不留神就会走火入魔，他们除了简单的想表达他们的情绪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世界中其他东西。
第二部一一，后来看杨德昌的介绍得知，这已经是他后期的作品了，中间我跳过了太多的时光，电影的基调显得和缓了很多，同样青春期迷惑的婷婷，喜欢独立思考问题的洋洋，正值中年常常怀疑自己人生的NJ等等，杨德昌依然在用思考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取向该是什么，不知道。
后来就是这部独立时代了，尖锐的让我窒息，电影只放到前面两三分钟就已经深深吸引了我，我知道这是我的那杯茶，比牯岭街比一一都要更喜欢这部，它深切地切中了我胸口的那个点。
很多人说这部片太说教，台词矫揉造作到让人觉得不像是电影，不是生活。可是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呢？吃饭没？吃了？我X你妈。这才是生活该有的自然面目？所有带有文艺气息的酸溜溜的言语都是假的，人就不应该有思考本身的时候？
在影片中我看到了太多类型的人，他们的原则，他们坚持要的东西，他们认为的对与错。就简单打个比方，琪琪和小明宴后在出租车上的那场戏，两人的争吵，为了将来更好的在一起，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即使推荐工作的人是自己不喜欢的老爸的现任情人，还是为了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多得的情坚持留下来陪朋友。其实小明也没有错，他有什么错呢？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天性，有了更好的发展，为了不直接跟朋友挑明离开呢？可是琪琪说她做不到，这就是价值取向的区别了，其实真的没什么对与错，琪琪认为社会交往中，利益多还是少不是她所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是她在乎的。
而这部片子也真的让我豁然开朗了很多。我在琪琪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迷惑时的影子，我该成为小明还是该成为琪琪，我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取向该定位在哪里。
除了小明和琪琪，还有其他的人。阿KING，这个人真的不得不说一下。很多人看了可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孬种。耳根子软，没有主见，做事拖拖踏踏，冲动，易受骗，还容易动真感情。这样的人可怜吗？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只是单纯的有些可爱，最可爱的一个细节是在上楼去找帮自己调解的larry的时候，由于得知了molly和小波之间关系的真相，以及又糊里糊涂觉得自己交上了小波这样同自己有相似点的朋友，心情异常开朗，他在走廊里蹦蹦跳跳，那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真心的快乐，这影片中哪个角色能在什么时候表现出这种由衷的快乐来？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太聪明，都太有自己所谓的处事原则，太多生活与这种处事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所以他们都快乐不起来。阿king就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受larry摆布，不高兴了嫉妒了不会装也不会憋着直接找对方干架，这样的人到底是洗具还是杯具呢？
再来说阿king身边的那个larry，极为糟糕的一个人是不是。他有自己的一套情感理论，和人打交道是情感投资，跟你建立良好的表面关系是为了以后自己的利益，中国人为什么会成功，靠关系网啊，没有关系网就意味着你寸步难行，larry深知这个理论，也是这个理论的衷心拥护者和实践者，他为阿king投入情感是为了可以摆布他，和小凤的关系是为了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企图勾引molly是为了攀附富贵，而这种人如果只是简单的想拉拢关系的话，其实除了令人恶心，倒没有其他什么坏处，而这人坏就坏在如果自己的拉拢计划没达成，他会反过来害你，那就实在太可怕了，他一直挂在自己嘴边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他来说这个害和防的界限他放的也太宽了点吧。还有最后阿king将larry摆脱掉那段，我倒不认为是阿king的幡然醒悟，也是他众多冲动行为中的一件吧，不过他也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接着再来说说小凤。这是一个出场不多的配角，刻画的地方不多，寥寥几笔，不过，她让观众感觉到她比larry更可怕。女人话不是很多，被fire掉了，琪琪找她谈话时也一直默默流着眼泪，并没有过多的愤怒和责骂，碰到小明，挑逗的手段娴熟自然，而发现larry已经在家门口等她的时候还没等小明发现，没说任何一句话直接招来一辆计程车，将小明塞上车后就离开了，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冷静和深沉。她和larry的那场戏也很出彩，她没过多追问larry和molly的关系，只是轻描淡写表明了自己的疑问，以最后一句无聊收尾，为什么？因为其实她本身根本不在乎larry是不是真的和molly有关系啊，她对人从来没真的感情，这是一个始终在做戏的女人，连投入太多的感情她都觉得费劲，而在床上小凤对larry的一番有关人情世故的话让larry折服，小凤的处世哲学比larry还深，她轻松进退，所以她从不计较很多，而最后larry甚至都被小凤骗了，他说他以为小凤是为了接近阿king才和自己接触的，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下流，小凤还反过来安慰他。而真实情况呢，小凤在等小波回来的时候，阿king打来电话，小凤得知是阿ing后始终保持着温柔的声音欺骗到了阿king，这说明了什么？
好，再来说molly，这个是说话比脑子动的快，常爆粗口，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带点中性的女人，她刚出场时我以为标题是暗指她开始独立思考生活，不过到中间我才发现错了，其实所谓独立时代只是各自寻找精神世界的过程吧。片子中其他人导演都有或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明他们的处事原则，而molly却刻画的不多，只是刻画了她的个性。她简单直白，很容易受伤，对好友琪琪经常是有话直说，半夜拉着琪琪出去也从不问她到底乐不乐意，而当在得知琪琪为了新工作要背离自己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受伤，受伤到甚至不愿意给琪琪解释的机会，那是创伤到了何种程度啊？而她的没有安全感也表现在和小明上床之后，马上就开口问小明爱不爱自己，并且在小明含糊其辞后发飙、责骂、愤然离场，这个女人太没有安全感了，她甚至始终没有拥有过自己的东西。家产？那不是她自己的，是父母的。公司？财务状况糟糕到受到被未婚夫随时回收回去的危险。爱情？她爱阿king吗？一点都不爱，只是一桩家族婚姻，即使阿king那么喜欢她想要和她在一起，可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阿king不是她想要的，而琪琪，这个曾经最好的朋友也做出过背叛自己的事，她在失望和伤心中徘徊，最后小明，从小明约molly出来吃饭讲琪琪的事就已经透漏出molly对小明的感觉了，最后果然东窗事发，molly一直追问小明爱不爱她，可惜连这份自己最后唯一的希望也落空了。这个女人真的从来没拥有过什么东西，而她的悲剧更在最后她和阿king的解除婚约竟然是阿king提出来的，这个头脑简单的男人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另外一个小女生。这是真爱还是一时冲动，我们一点都不想知道了，借用小凤的话来说“无聊”。
molly的好友小波，这是第一个出场人物。他没有larry坚硬的处事理论，没有molly面对生活时像拳击手一样重重反击回去发泄自己不满的悲愤态度，说白了这是一个混世的人，他太没有原则了，没有任何自己认为可以坚持的东西，没自己的对错理论。他干着龌龊的事情，抄袭别人的小说拍电影，利用导演的身份潜规则女演员，上各种节目招摇撞骗，而他在某些方面和阿king是很像的，所以阿king在和小波第一次见面时竟生出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们都很少思考本身，思考这个社会，用最简单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不关注自我提升，跟着人性的原始本能走，在阿king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不开心的时候直接找自己不满的对方发泄，开心的时候就蹦蹦跳跳，而在小波身上是钻营各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方式，只要能活下去，能活得好，不介意也从不考虑方式的对与错，这两个都是外在力大于本身力对行为影响多的人。
还剩下四个关键人物了。姐姐和姐夫，以及小明和琪琪。
先说姐姐和姐夫。姐姐是个被生活的虚伪面或者又叫充满泡沫的幸福面给欺骗的女人，她从不接受社会里那些黑暗的东西，拒绝也反抗，她和姐夫分开，并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她受不了姐夫把生活的残酷面暴露在自己面前，她需要那些东西作为自己的支柱，说白了，也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更好的表现是在姐姐在跟姐夫明明已经分居后还在电视节目中扮演着幸福生活中的女人，虚假的幸福的脸让人觉得真的很可悲，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没办法接受的女人，她还有什么能力去追求幸福？而姐夫这个人物，我觉得更像是导演本身，他一开始用充满幸福小泡沫的言情小说哄骗大众给自己招来财富后，开始自我剖析，思考社会，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多么的荒谬和无稽，根本就没办法触及到生活的基石。他开始写充满社会黑暗现实面的东西，可是人民群众却开始抛弃他了，他不为他们所接受，大众宁愿接受虚假的幸福，也不要残酷的现实去击碎他们。姐夫一直在矛盾中，他置疑自己的价值取向，他和琪琪见第一面时也很好的反应了他的心态，那些所谓的美好的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要假惺惺地对我笑，还不是就为了让我签那个授权书，统统都是狗屁，而再次见到琪琪时，并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他也开始珍惜这份难得的纯真和美好了。琪琪这种人真的是某些黑暗时候对人性充满了失望时候的希望。后来就有了一场姐姐和姐夫对峙的戏，姐夫被姐姐驳斥的一语不发，他没有什么可用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论据，因为从普世观点来看，他改变了风格确实是失败的。他寻求自杀，而后因为想到琪琪又回来，艺术家在这时候神经开始疯癫，他开始言语模糊地追求琪琪，对琪琪示好，让琪琪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又在琪琪飞奔出去后追着琪琪搭乘的出租车一直不停，这个人已经开始走向疯癫了，出租车下车后开始用东北话（好像是东北话不确定）骂姐夫的时候，姐夫突然有所顿悟了，其实他说的那些理论那些开悟的言语很多我都不记得了，因为太缺乏逻辑性，是一个类似神经病发出的自言自语，当然神经病本身就是一个博弈论，你说他不懂，他说你不懂，其实又何必在乎呢？关键是他最后参透了那些迷雾，他凤凰涅槃获得了重生，这就足够了。而这番话其实也不异于导演在借姐夫的口诉说自己的领悟和感受到的生活真谛，这个神经病他获得了他想获得的东西。
最后就是小明和琪琪了。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提到过。小明是很多在都市中普遍有着高学历在企业中打拼的人的典型。他们有自己坚持的东西，在夹缝中奋力顽强地生活下去，可是又胆小地偷偷摸摸地坚持着自己所谓的原则，对待琪琪时，对人的戒心完全卸下来了，内心本性得到最大的扩伸，所以在对待琪琪是否应该离开molly接受新工作时，他责备她那些无用的感情花费，只坚持原则不考虑实际的东西，而换到工作的时候呢，小明却像换了个人，他更多的时候是想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这种环境太容易侵蚀人的内心了，小明想做必要的反抗，见到乞求立人解除工程责任的失业的胡浩，他听从内心的声音，希望能无条件的帮到他，对待一直敬重自己的领导，也从不随意的同流合污，而是暗暗守着自己心底的那条界限，这还是个听从内心召唤感的人，他们思考自身，希望能在社会大众中活出一点自己的形象来。
而他跟琪琪比起来，却就很失败了。琪琪是所有人物有着最闪光品质的人，不是说她喜欢帮助人，爱做好事，而是这是个最尊重感情的人，她不像larry将情感作为一种投资，她付出感情只是为了她真的想，真的想和别人维系一种真实的情感依靠的关系。她对molly始终以好朋友身份陪伴在她身边，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只是希望能让对方心里好受一点，而不是为了建立关系网，以便在以后的日子中对方也能帮到自己，molly从小明那回来，坐在公司大楼的窗户旁边，没有安全感的molly用言语刺激着琪琪，琪琪先是淡淡地离去，最后又回来向molly说了一句，molly，我好想你。这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都市中最让人感到温暖的一句话。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人觉得舒心以及安全呢？琪琪用自己真实的情感赢得了这个社会大众最难得的东西。这里暂且抛开molly背着琪琪和小明上床的事，那是小明和molly两个人的行为方式，跟琪琪无关。
最后说一点，看了网上很多评论，说到的结局都是琪琪和小明都不约而同重新回到了彼此身边。我觉得很奇怪，这跟我刚看片时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啊，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态度那么明确，情绪那么平静，并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怎么会这么快就反驳掉自己之前肯定的东西呢。小明和琪琪分开的理由是两人坚持的东西不一样，就算继续在一起下去，小明的行为准则依旧是小明的行为准则，琪琪的行为准则依旧是琪琪的行为准则，他们都很了解这一点，怎么会重新又在一起？太可笑了吧。小明没有上电梯，琪琪重新回来，琪琪说一起去friday喝杯咖啡吧，两人最后的拥抱，都只是两人毕竟是之前是情侣，对对方还有所依恋，所以才不忍心马上分开吧，并不是要和好的意思啊。理解不能。
这部片导演表达的东西太多，看完感触也太多，从来没看过这样一部将生活的真谛困惑迷茫彷徨演绎得如此生动的影片，突然发现这才是拍电影以及看电影的真正目的。即使没有票房，我们同样很精彩。

未修，等有时间重新整理

影片开场的那句孔子中的话就直接点了主题，在20年内迅速致富的台湾人，下一步该如何？钱权的交易、艺术的功利、人情世故的博弈、在空虚情感生活包围下繁荣得一片荒芜，人心在各种利益面前摇摆，在算计、计较、怀疑，与爱人争吵后退却却可立即和新欢海誓山盟……杨德昌把现代这种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影片中寥寥几位角色就把这人性的矛盾与复杂完全表达了出来，金钱社会对儒家教育的变相利用反而加速了信仰缺失后的对自我对他人的迷茫认知。
在万花筒般的人生百态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东亚意识形态成了杨德昌最乐于批判和嘲弄的对象。物质上的富余不但没有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杨德昌用冷静的视角和戏剧编排式的手法来看待这一切，唏嘘人生，丑态百出。即使今时今日，这些症结仍然没有被解决，这个社会被种种问题浸淫者，我们始终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就在其中。

当《杀人事件》和《一一》、《麻将》给我内心带来的抽丝般颤动成为某种温存的记忆后，我再次迷失于《独立时代》所指向的“精神困境”，那个关于“世界尽头”（“大同”）与“冷酷仙境”（“独立”）的城市隐喻。
　　和他大多数影片一样，这个“时代”总是上演着很多人交错的关系与纠葛的情感，他从来不回避繁华都市背后情感和文明的荒芜与冷漠，而总是用一份城市特有的热闹喧嚣来映衬它身后的寂寥与孤独。开篇引用了《论语》子路篇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大意就是人口众多了，社会繁荣了，就让他们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就教育他们。也许这个“教“字正是本片立意的真实所在吧。杨也在影片中假借Melly姐夫之口道出了他对这个城市文明的困惑并且最后也获得某种豁然开朗式的“自圆其说”。
　　而我对片子感触最深的是有关“独立”与“大同”的两者对立，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高举独立与自由者应有的羞耻心。影片还没开始，伪艺术家Birdy就大肆宣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做戏事故为了票房，做人是为了人缘。”“我的理想世界是大同”，“大同就是大家都相同”，他借用“大同”的美名来宣传他的喜剧，这无疑是对“大同”的一种讥讽。开头部分用黑屏加红字，引用台词带出即将出场的人物。“她每天挤着一对酒窝，人见人爱。”这句话带出的则是片子核心人物——琪琪。她想融入这个所谓的“大同世界”，想和每个人做好朋友，对每个人将心比心，和他们搞好关系，想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只能说她是“大同”的牺牲品。她成为别人口中“成功的文化产品，大家都喜欢。”“像你这样的天真、活泼、可爱、温柔、文雅是装得出来的。”“这种人路子这么多，我不拉拢她拉拢谁啊？”她周旋于好朋友Melly与男朋友小明。小凤与老板，小明与鄂阿姨当中，她企图当好这些彼此对立互不相让关系中的调和剂与润滑剂，却被他们的猜忌与怀疑伤得遍体鳞伤。当然这个社会不缺少这种“大同理想者”， 琪琪的男朋友在行政单位中也是个人人称赞的乖小伙，最后还是被人“设计”，男朋友父亲的新任夫人鄂阿姨夹在父亲与儿子中间，里外都不是人。然而这三种“大同”又不尽相同。如果说琪琪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大同理想者”，那么鄂阿姨则超脱于“大同”之外了，她对世俗的误解早已释怀了，她的习惯与忍受也让她避免了某种伤痛，她是“大同理想”历经洗刷与磨砺之后的幸存者。至于小明，他则游离于“大同” 与“独立”边缘。当他面对女友琪琪与鄂阿姨时，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给他们扣上那顶世俗的“伪装之帽”。他想得到别人认同的同时也在否认别人对他做出的同样努力。

至于Melly的姐夫，那个充满儒者困惑的作家在片子的“大同”也许过于符号化了吧，他没有为“大同”向现实做出任何努力，封闭在自我的空间对世界绝望，当他遇到琪琪时，他将两人的遭遇互比并用一个孔子再世的虚构故事来道出他们两人的悲哀，两人相互安慰，最后却在对“面带桃花，贪生怕死-----会被车撞死”的印证中通过与一位东北出租车司机的对峙中获得醍醐灌顶般的醒悟，并将其比拟为“孔子”。（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最后他大彻大悟的这段了。说教意味太浓了）除去这些“大同理想者”，余下存留在这个尘世中的就是那些“独立的个体”了。他们或许出于无知（像Melly）出于自私（小明同事）出于某种欲望（像小凤与larry）将自我隔绝开来，形成彼此个体间的自然对立，因为这种对立是维护他们自我的最好途径，因此“大同”者的努力是徒劳无效的。“独立”对抗“大同”的最好武器就是“装”这个字，因为这样就可以剥离掉那层他们想象中的光鲜亮丽的“大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独立的一种“独立”。）外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假想敌，他们却杯弓蛇影结果真正伤到了善良与无辜。

　　我想也许我永远无法客观的解读好一部影片。当我纠缠于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命题当中，我的羞耻心开始慢慢覆盖影片带给我的其他情感体验了。

　　我只能说我喜欢这个结局，小明和琪琪终于能静下心来面队彼此，并决定分手。在电梯中即将分手的两个人却显得比往常更坦诚亲切。琪琪说“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嘛”，“是啊，有空可以约来FRIDAY喝杯咖啡啊”。随后琪琪离开，小明再次走进电梯，却迟迟不摁楼层按纽，一分钟后，他终于决定，打开电梯门，琪琪却出现在他面前，笑着对他说：“要不要现在就去FRIDAY喝杯咖啡？”，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是一个繁芜、浮躁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暧昧；这也是一个混乱、茫然的社会，每个人都没有方向，但是都朝着某一个方向在走。

这里有玩艺术的人，阿bir那样的“艺术家”——或者称为艺术投机分子，把艺术当作一门生意来扬名立万；有molly那样的富家女，衣食无忧因此心有不甘，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追求，但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有阿king那样的有钱人，以为钱可以买到想要的一切，在百无聊赖的生活当中，把偶尔被挑逗起来的欲望当作宝贵的爱情；还有molly姐姐那种曾经有过理想，然而迅速在世俗生活中作出妥协，活成一个貌似幸福美满实际空虚寂寞的成功人士；也有molly姐夫那种大龄文艺青年，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苦苦坚持，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苦行僧和怪大叔；象larry和小凤那样的人，当然也不在少数。为了上位，百般算计，连灵魂都可以出卖，更何况肉体；最后，琪琪和小明，是美好形象的代表。他们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但是他们也在生活当中迷失了方向。琪琪在众人的质疑和猜忌下，失去了信心，不敢相信自己的本心，因此迷失了自我。而小明，则是在社会给予的束缚之下，在每个人告诉他“你应该这么活”的压力之下，丧失了自我。

杨德昌在独立时代里面的表现，可以用驾轻就熟来评价。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对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安排、控制自然流畅，丝毫不显生硬。就像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一样，复杂的人物关系，多条故事主线，他控制得一丝不乱。并且每个人物的形象都活生生的凸显出来，丰富而且饱满。

对一个文艺作品的评价，无论电影、小说或者其他，我的个人看法是，看完以后可以丝毫不费力气的想起来的东西，一个场景，一个细节，一句台词，那就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你，有可能将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琪琪和小明跟小明的爸爸、继母以及其他人吃饭的一场戏，很常见的中国式客套方式。饭桌上的感情联络，寒暄、恭维、言不由衷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但又势在必行——用电影的一句台词来说，这是情感投资，中国人很少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小明的表现是不耐烦，以及不屑一顾。他反感父亲抛弃母亲，重新找的这个女人，因此反感她为了向自己示好，为琪琪找工作。他也反感表面上一片和气，暗地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这是他的本心。但是琪琪习惯了对每个人微笑，尽心尽力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为别人着想本来是好事，但是一个想让全世界满意的人，既会耗费掉自己大量的心力，又会遭到大多数人的猜忌和怀疑，这正是琪琪的遭遇。

Molly的姐夫在我看来，虽然谈不上神经病，但是也差不离——我不是说他想法怪异，你可以看到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信念而作出的巨大的痛苦的努力，然而我没法肃然起敬。一个把自己跟社会的关系搞得这么僵硬的人，必然不是一个聪明人，或者说，不够清晰。他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把善解人意的琪琪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其实是可笑又可悲的——怕死就怕死嘛，还不好意思承认，非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当借口。非得要被出租车撞一下，才能撞醒了脑子，醍醐灌顶般的想到答案，没有人不贪生怕死，好色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杨德昌在这里不是想借角色之口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而是在戏谑这种人。

还有关于那个装逼狂阿bir，他的戏份不算多，但是出场几次，都能让人倒足胃口。最恶心的莫过于跟阿king在他家楼下那段对话，这种人就是没法好好说话，扯来扯去就要扯到抽象概念上面去，故作深奥，以彰显自己艺术家的气质——一个聪明人，可以把自己的道理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清楚，因为他自己足够明晰。

印象最深的两场戏，还是跟小明有关。一个是molly发神经找他吵架，两个人在昏暗的小巷子里面打斗撕扯，最后累了抱在一起。这两个人本来是同学，后来成了冤家对头，互相排斥。但是在两个人都倍感孤独绝望又精疲力竭的时候，互相的慰藉，哪怕只是肉体上的，也能带来一点希望——如果人人都明白，在需要的时候，有人能给予你想要的东西，是多么的美好和珍贵，那该多好。可是完事之后，molly很可笑的——几乎所有的蠢女人的做法——问小明，你爱不爱我？小明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心说爱，于是molly大怒而去。小明于是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都被世俗的规范束缚着。这个规范要求人们“正常”的生活，过跟大家一样的生活——“什么叫大同？大家都相同就是大同。”于是他辞掉了稳定安逸的公务员生活，打算去寻找自我。

最后，小明和琪琪在电梯里面谈话。两个人心平气和，能够试图去理解对方了。琪琪在molly姐夫的启发下，敢于去相信自己了。小明也终于冲破了自己的困境，要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两个人因为之前的误会，已经决定要分手。两人友好的道别之后，琪琪走出了电梯，小明回到电梯，关上门，犹豫再三，决定追出去。电梯门开了，琪琪正站在门口，温柔的问道，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小明上前把琪琪揽入怀中。剧终。

杨德昌早期的电影好像都喜欢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结尾也的确令人感动。在纷繁复杂故事之后，这一个场景终于打动了观众，并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希望——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

《独立时代》讲的是四个大学时期的同学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各种琐事过程，影片拍摄于1994年，正值整个台湾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时期，影片中的女主人公Melly的身份就是一家文化公司的创业者。 大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一览无余，处处都是生活的真理，和现实中的敏感。 比如影片中有一幕Melly在送走未婚夫的律师莱瑞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助手小凤跟出去了一下，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笑，二话不说就辞退了小凤。 开始以为Melly太偏激，回头一看，小凤也不是纯良女助理。 忽然鹈鹕灌顶。 呀，生活好像也这样。 从来不会像电影一样，把每一个因果都表明。 生活中没有镜头会跟着每个人，告诉你“小凤跟出去以后跟莱瑞说了什么”，而小凤的笑意就已经明明白白表明了这一切。这是影片超乎寻常的现实。

（摘自知乎）

《独立时代》这个片名就好似一个预言，因为导演自己在成片后第二年，就因外遇离了婚，开始一个独立时代，或是另一段婚姻时代。 这个片子里充满了困惑，就如同其英文片名“儒者的困惑”，以及姐夫写的那部书的名字一样。儒者，就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近20年来经济飞速成长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城市台北”的都市人；而困惑，体现在他们的工作，爱情，人际交往，等等方面。 因为这个富裕来得太快，而孔子他老人家只要求我们牺牲个体保障社会的和谐，却在“突然之间，我们被长久儒教教条训练下来的因循习性无法在儒教教条重找到任何指引我们如何去面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标准答案（杨德昌语）”。 于是会有爱情畅销书作家——姐夫躲在一间出租屋里，钻研写作“儒者的困惑”。有一天人见人爱的琪琪来跟他谈版权书，他却也被她迷住，对琪琪说，你是我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只有你让我觉得比死更幸福。姐夫好像不困惑了—— 琪琪总是面带微笑，温柔大方，男人喜欢她，女人嫉妒她。当然，有时换过来。但很多人都怀疑她是装的。一个离职男同事就跟她说，谈什么感情，还不都是可以装出来的。琪琪和作家姐夫诉苦，说自己不被人理解。姐夫也没人理解，他近来的书都卖不掉，急切想让别人分享的《儒者的困惑》却被molly拒绝出。人们都认为他和老婆分居躲到这里，就是因为算命的说他“命带桃花，贪生怕死”。他们谈了几句心里话，他就把琪琪当成了知己，急切地想和她谈爱情。他对琪琪说，没有人了解你，但是我了解你。琪琪说，但是我都不了解自己啊，都不明白自己要什么，你的幸福怎么可以叫我来负责呢？姐夫说，你关心我对不对。琪琪说，你怎么跟其他人一样乱猜。 琪琪夺路而逃，坐计程车跑，姐夫紧追不舍。琪琪急叫刹车，姐夫从后面撞上来。计程车司机一个劲地奇怪，说没见过车后面也会撞人，该谁赔谁呢。姐夫却开始问司机，你说命带桃花好不好，司机说好啊。那你会不会怕死呐。当然怕了，谁不想活得好好的。姐夫一下子参悟了，说对啊，谁都是这样的啊，你就是孔子啊。司机骂了他一句神经病，绝尘而去。姐夫却好像一下子参悟了，接着喃喃自语起来，说好色为什么不解释成对真善美的好奇和感激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一定还有更多的新面貌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样活着才有意思，才更幸福，更有希望，战胜虚伪诚实的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是规定真的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的，那么真假难分，人跟人的猜忌误会，不合理的期望呢。也不追琪琪了，一个人蹦蹦跳跳的走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是一句流行语。导演所要探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诸多困惑，也跟社会的物质丰富脱不开干系。因为选择太多，而产生困惑。因为失去了向心，而不知所措。 我想起蔡琴。20多岁第一部戏就选了杨德昌的《青梅竹马》，她的理想伴侣是有才华有想法的人，想两个人可以一起谈谈电影谈谈音乐谈谈建筑，她喜欢旅行，想两个人可以一起去看大千世界。于是接受了杨导的鲜花攻势和兄长般的关爱，在1984年两人结婚。说到这段婚姻，事后谈及，著名的就是“无性婚姻”，而期间杨导绯闻不断，蔡琴一直都忍了，在杨寂寂无名时，赚钱养家的担子她也挑起来，因为她崇拜他，为他的片子奔走不在话下，《独立时代》的美术设计也是她。 2003年在上海开演唱会，蔡琴唱《点亮霓虹灯》，这是她离婚那年推出的专辑，她一直不肯唱，因为一唱就要落泪，她说，“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就是站在窗前，看街道上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想着我那老公，几点才能从情人那里回到我身边来。” “好色为什么不解释成对真善美的好奇和感激呢”。电影里的阿钦，一直对未婚妻molly言听计从，有一天在mooly的同学、绯闻男友、导演birdy那里，见到了纯真而美丽的场记小女生，就此坠入情网，一大早和molly说分手，说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恋爱了啦。大概阿钦也是一下发现了真善美。他以前一直以为爱的是molly，但突然发现其实molly的直爽男孩气并不合适他，另一型的温柔小女生才是他的最爱。molly只有一个条件，让他接下文化公司。阿钦说好啊，那个女孩就是搞艺术的啦。在对真善美的好奇中，阿钦开始感激生活。 困惑的阿钦用恋爱找到了生活里的美，但是会不会在其后的某一天继续陷入困惑，谁也不敢打包票。 就好像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前有姐夫姐姐，后有小明和琪琪，前者分居了，后者也在争吵中度日。琪琪的亲切善良被人们认为是装相，连小明也不能理解她，要她离开molly经营不善的公司，去个更有发展的…… 这里面的男女关系乱成一锅粥。阿钦的谋士larry想搭molly，molly的绯闻男友、导演biedy想和小凤上床，小凤又是larry的地下情人，小凤想搭小明，小明却和molly跑到了一张床上…… 这几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一点相同，就是无关爱情，或是为了一时寂寞，或是为了拉关系，都是别有用心。 顶懂得感情投资的larry却动了真情，要拿着剑去砍想跟小凤上床的birdy，连投的最辛苦的阿钦的感情也不管了，不听他劝。 姐姐在电视里做和睦家庭的节目，教人恩爱之道，却和姐夫陷入了感情危机，去看搬到外面的姐夫，先骂他只会躲在屋子里，对社会一点用处没有，又抱住他说，我会一辈子等你。 molly想和小明谈感情，小明说你应该先处理好你和阿钦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很正常。在公务员的职业里面，连设计别人都可以是正常的，小明终于无法忍受下去，辞了职。有太多正常的事，却终于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因为姐夫不是已经悟出来了吗，不要规定一个真的，就不会有那么多假的。不做公务员，有手有脚，小明当然还可以活下去，也可以不用那么困惑，为官场里那么多“正常”的事犯难。 …… 以前这儒家社会的子民有一个皇帝，在其治下，百姓安居乐业，用不着瞎操心。可现在立法院不是吵就是打架，自己都没谱。birdy所以说，大同就好了，就是大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大家明明都不一样，想用传统的那一套去束缚人，既缺乏中心，也没有说服力，大家一下子都变作了没头苍蝇，所以就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里瞎折腾——儒家的那套东西过时了，新的东西还没出来，大家该怎么捱呢，这是个问题，于是就纷纷困惑了。 《美国美人》里的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以邻家女孩的爱情作为度过中年危机的良方。在富裕后的台北，在职场中，在婚姻中，在感情中，在生意中，在人生中，在各种各样的困惑中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度过这些危机的呢。以为是儒家不再滋养他们。但是哪一种信仰有那么大的力量呢？人之为人的许多问题，不同阶段的许多问题，是随便一种学说就解决得了的吗？所谓的正常，又是有多大的误解与歧义，有多少不敢直面内心的虚伪，却又是怎样在维系着这个社会的轮转不休呢。 有些问题它总会出现。以每一天去发现新事物的好奇或许可以让你暂时忘记，忘记自己的问题，但是，问题并没有真的得到解决，忘记是自欺欺人的。 所谓的独立时代，一家两制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罢，根本的问题永远在那里悬浮，而待解——独立时代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内心，其实都有太多的困惑与孤独。 此时，听一听这首歌：总是面对那些令人很难堪的事/才明白人间的聚散是不能全放在心上/你说的爱不难不代表可以简单 说忘就忘/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 不顾危险 歌里有那么一种状态，所谓的不顾危险、一厢情愿，是自己全情投入一段感情而不悔，就像蔡琴离婚时说的“我有全部的付出”，是抛却感情的是是非非，对自己的肯定。就好像得不到别人理解的琪琪，也终于明白，只要自己相信自己就好了，不用管别人。 姐夫在参悟后，蹦蹦跳跳走向远方，他说，我的浪漫时代早结束了，我的悲剧时代也到此为止。看着这样喜欢给自己下定义的姐夫，似乎为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而欢欣跳跃，却不由得觉得可悲。是只有找到一个道理才可以活吗。而或者有一天这个道理也会被推翻，那时又该怎么活？而那些女性，她们的直觉，透过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被教会如何对待人生，如何诚实的对待自己，或许，她们才是更加强韧的存在。 点亮霓虹灯，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她说，点亮霓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