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迷情

就电影美学而言，可能只有三到四星，给五颗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立场和反思。在纳粹人性化的电影趋势中，这部电影表示着不赞同。

电影的背景是1958年战后经济快速复苏的西德，每个人都在尝试遗忘曾经的战争，尤其是加害者。年轻一代的人们并不理解纳粹到底指的是什么，奥斯维辛曾经犯下过什么样的恶行。故事从青年检察官的寻找开始，在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中结束。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苏联和东德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反倒让西德对那段历史只字不提。没有法律的审判，整个社会对那段暴行视而不见。曾经的军官可能成为小学老师，成为面包师傅，成为西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没办法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奉命行事，没办法起诉他们，因为无法证明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们只是罪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句“这是指令”把自己的罪恶摘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还能看到那些高等的军官，那些家产丰厚的大资本家，他们在战后完全没被审判，甚至还可以说活得不错。而那些幸存者却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得几近死亡，不敢回首曾经的人生。

因为敌人是苏联，就可以漠视曾经法西斯的罪恶吗？因为曾经的法律无法审判法西斯暴行，所以只能变成媒体的狂欢吗？构造一个又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将制度和机构的暴行，变成一个个变态的人的恶行。平庸之恶，无法审判。

为什么要求战争的受害者原谅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说一切都可以过去，都可以遗忘。

德国人反思做得真好，电影从主角约翰的视角出发，其实也经历了从迷惑到震惊再到愤怒以至于迷茫的心路历程，他作为3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参与，也一无所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也曾加入过纳粹；与他一同奋斗的记者好友，也曾在奥斯维辛中旁观，他崩溃了，于是有了他在街上醉醺醺地痛骂路人的场景，那段拍摄的光影效果犹如戏剧，又似梦一场，实在令人可怜又心痛。他的呐喊又何尝不是那段时间德国年轻人的心声呢？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兄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确实参与到了那一场战争中，他们是否有极其恶劣的罪行？他们是否还是自己所认识的亲人？他们是否像门格勒一样、像拜尔一样残忍？又是否面对这样的恶行无动于衷？这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是无可理喻的，或许他们也会如主人公约翰一般，在发现真相后陷入无尽的怀疑、质问与谩骂。

十余年的沉默，维护的是战后信仰已摇摇欲坠的德国人们敏感的、脆弱的心，人们对那段时间的历史三缄其口，除却那17名毫无悔意的纳粹高官，小卒们或因羞愧或因惧怕沉默不语，而受害者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在十几年后生活都步入正轨之时，也不愿意再回忆起那段惨烈的过往，正是影片中主角一行的检察官和记者们通过日日夜夜的寻访追溯和调查才使得奥斯维辛没有沦为仅仅一个地图上的地标，那些受害者的故事也得以被铭记、被倾听。当他们吐露出于奥斯维辛埋葬的真相，人们再也不能当作无事发生。

而于我而言，检察长鲍尔与年轻检察官约翰的对话作为影片另一条线，也十分出彩，约翰可以说是在鲍尔的引导下逐渐成长的，在这个层面上鲍尔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同时又是战后的法兰克福的检察长，他看待事物的深度令人钦佩和敬仰。如鲍尔所言，他们并不是为了“判决谁有罪，谁有一半罪，谁无罪”，这一场世纪大审判更是为了让年青一代的德国人能够认识奥斯维辛，铭记奥斯维辛，那些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恶行非希特勒所为，亦非军令所胁，与战争无关，而是普通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疯狂。人人都曾是纳粹，人人都曾有份，人人都曾旁观。

当主人公在前往奥斯维辛后，当他真正见识到了这一片草场、一处围栏，我想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所蕴含的重量。

（即时感受速记，非影评）

《缄默的迷宫》：拍得极为工整的德国主旋律片，在政治正确的外衣下，聚焦战后单个青年的追索，并行两条非常日耳曼的线——一个国家如何反思自己的罪孽，一个青年如何面对自己价值观里正义的左右手互搏。情理最后汇交在“法”上。如果说纽伦堡是战胜国对德国的审判，是宣告战争的发起和领袖人物的罪孽；那么法兰克福这场审判的意义，在于“战犯不仅是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于“普通人躲在国家机器名义下释放的恶”，在于“承认比纠正需要更加巨大的内心力量”。

行进一半，靠配乐和表演积攒的力量。受害者和犯人两个集体、两次快剪很不错。48分钟的前者，搭配的希伯来音乐让人泪如雨下。但更喜欢后者：正在给病人看病的牙医，正在车底修车的工人，比离开办公楼的权贵带来的震撼还要大。

后半段节奏加快之后，则有一些做作，始终欲崩未崩。导演想展现的“面”太多了，焦点转移到男主人公的内心塌陷和重建的方式明显收不住。起到人生导师作用的几个配角，都极度伟光正。片子一赶，上半部比较别致的温情和复古都瞬间破功，“这个国家需要糖霜，而不是真相”变得又红又专，韵味也就少了一点。

“战争年代应该遵守另一套是非观吗？”的疑问贯穿全剧，最终通过两个配角之口，完成了有些刻意的说教——“我们所为不是为了审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个体只能做当下认为正确的事，但受害者应该被历史倾听”。

已经看过很多反思二战的艺术作品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落脚点并不相同。《缄默的迷宫》的珍贵之处，大概在于反思了战争，也反思了人们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即反思了反思行为本身。

和电影也唱唱反调吧。审判奥斯维辛的是德国人自己，只这一层就可以无限拔高作灯塔，照顾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暂时性忽略这个国家对纳粹的敏感中，有些依然保有避而不谈和内心苟同——甚至不用身在欧洲，在近几年国际事件中，表态的黄种日耳曼也不少了。可能人性里对战争的天然狂热难以抹去吧。

即使男主人公Radmann在片中大部分时间里如此认死理、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不容忽视－对纳粹在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广泛关注始于196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庭审（1963-1965）及前期调查（1950年代末）。虽然战时共有8000余名党卫军成员工作于奥斯维辛, 但若查罪个体，则受证据搜集能力所限，极其困难。因此，法兰克福审判时最终只有22人被起诉，庭审结果6人终身监禁，另11人获刑，轻重不一。德国国内的司法扮演了真相委员会。如果没有一群坚持正义，原则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与审判。

但原理原则又让人如此痛恨。对原则近乎洁癖的坚持几乎击垮Radmann。随着调查的进行，知道生父也曾为纳粹党员后，Radmann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对女友怒称德国人只配穿黑色丧服，指明女友父亲在不义战争中的贡献，得罪并失去女友。

「人間は愚かで醜い」（人愚笨而丑陋。原台词后还接一句，请爱这样的人）。这是日本法律题材剧‘legal high’里的主人公律师对人性中恶的洞察。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意。社会条件、人的生物构造，让大多数人可以并且实际与丑陋共生。1960年代的Milgram实验表明，在威压的环境下普通人如此倾向服从，甚至做出杀人之举。心理学家Dan Gilbert的研究表明人大脑中的prefrontal cortex部分可以制造“快乐的假象”(synthetic happiness)，即使不幸曾经发生。战时的杀人者以服从命令为由逃脱道德谴责。战后，人可依靠prefrontal cortex提供的心情免疫，和平地接受现实，重建家园，仿佛丑陋不曾发生。

就像片中档案中心的美国人评价的一样，战时你们全是纳粹，到了45年人人都反纳粹；过两天火星上的小绿人来了，你们也都会变成小绿人。这是保全的需要，也不只适用于德国人。

Radmann不是聪明、善于保全的小绿人。这是他痛苦的来源。他的正义观与人之丑陋犯冲。即使美国人已很务实地说，希特勒已是历史，现在的敌人是俄国人，Radmann仍然不忘初心，坚持他所谓的正义。

然而理想化的正义也许只满足了Radmann自己的哲学、价值观。其实这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理想、原则与丑陋的人性不容、受客观条件（比如证据搜集，跨过逮捕）限制时，Radmann与他的正义就碰壁了。

但影片传递的并不是正义、原则无用，现实为王的纯务实主义信号。历经痛苦，甚至一度放弃后，Radmann在理想化的正义与无条件妥协、放弃之间，为他的正义找到了一条务实的实现方法。即使出于各种原因，检察官不能让所有值得送上法庭的人受审，大量绵密的取证，严谨的司法程序足以让奥斯维辛的罪行公开于世，让人类反省。正义以务实的外表出现，达成了Radmann曾经未预料的效果。

这是务实的正义，在与现实、人性冲突后重生的正义。

听说过战后德国对纳粹的反思也是逐渐反省，从这篇可以看到一个大概过程。完全理解之中，同时在我的思维里盘旋的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人类史上的浩劫，归其根本不是一二个妄人的罪过，他们只是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参与者是全体，每个人都能迅速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浩劫过去能坐下来反省的时候，责任却归给了一二个妄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原罪，亚当也矢口否认了不是因为自己经不起智慧果的诱惑。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傲慢的德国民族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了，我们口诛笔伐的日本确实在二战问题上反复态度，但是我们也对文革抱着同样的缄默。

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順理成章。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個天然理性的民族。在這個曾經受到過戰爭創傷並崩潰的國家裡，達成社會和解之前是否需要窮盡對惡行的追究，還是整個民族在一種無意識的寬恕中完成政治上的和解情感上的彌合，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德國人來說太難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厘清士兵們在戰爭期間履行職責和犯下罪行之間的界限。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句“請抬高槍口一吋”，卻無法幫助當事人找到“忠誠”的邊界。

每個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似乎都背負著納粹的原罪，至少也是道德上的負擔，因為“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一代人被普遍視為無負擔的一代，也同樣要面對父輩們的歷史。電影裡的約翰自認為理解了正義的真諦，於是憑著一股子激情與衝動去觸碰這個全德國社會政治、歷史、道德和情感的雷區，卻無法釋懷父親曾經是納粹黨員的歷史，無法原諒朋友曾經是奧斯維辛守衛的歷史，無法面對曾經的納粹高官們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的現實，更加茫然於整個社會對不久前才結束的納粹暴政的無知與麻木。

電影不僅僅是約翰個人的心理發展史和成長史，也是對於德國社會中歷史麻木者群體和道德潔癖者群體的批判。這兩種極端的人群撕裂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解。

電影的結論是歷史沒有對與錯，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所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裂縫不能完全修復，但總比扔進歷史的故紙堆裡要強。我們無法苛求每一個罪犯都會反思和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應該是上帝的工作。人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初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真相並不是羞恥的，也不會撕裂一個社會。謊言與緘默才是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模式本身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們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解放，甚至不需要劊子手。在謊言和緘默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幫兇和劊子手，所有人都是被奴役者。這才是恥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