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2022)

包含剧透。

这部电影让我看得既生气又揪心！我觉得这熊孩子真够坑人的。

对我来说，这个电影从头到尾讲了一个熊孩子坑人故事。坑爸妈，家里有饭非要点外卖，这地方他最喜欢吃饺子挺好笑的。坑朋友，第一次就算他不懂，他跟他朋友一起嗑药，他可以不懂药是什么。但第二次不懂我就不理解。家长为什么没有从小教会他不能偷东西呢？还敢去偷学校电脑？这主意馊到我都失语。他这次学会了敢做敢为，在警察面前说是自己干的，但在我看来结尾他还是很懦弱。他做了坏事，还眼睁睁看着规矩向白人一端倾斜导致自己的朋友真正的进入监牢，断送前程。这样的角色塑造不知道黑人会不会买账，反正我看着挺生气的，也没干啥坏事一直被坑。

我没看出来小男孩到结尾真正成长了没有，他只是在车里含含糊糊的答应了他爸而已。最后真应该用孩他爸的话说，孩子反应慢，整天活在想象里，啥也不会！

感觉安妮海瑟薇没啥戏份，没有很出彩的镜头，主要还是在讲小男孩跟他姥爷，姥爷教会小男孩一些东西吧。

原文地址：

//collider.com/armageddon-time-director-james-gray-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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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格雷的《世界末日》：/

“电影也许不会永远存在”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怀念有些过时但却不需掩饰的往昔，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对纽约度过的青年时代一次温柔的回顾。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这部苦乐参半的青春成长片在九月份与北美观众见面，我们很容易为它列出一连串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真正走进詹姆斯·格雷在柳特莱德酒店的房间、面对面与他讨论这些问题却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试图弄清作品中那些自传性细节、对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时代背景的理解，亦或是这部电影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格雷在1994年拍摄了低成本处女作《小奥德萨》（Little Odessa，1994），之后又有《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等好莱坞巨制。但这些问题在他对电影本身和电影制作的热情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

他与我们谈了《世界末日》众星云集的卡司--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曾出演《继承之战》的杰瑞米·斯特朗（Jeremy Strong）扮演他已故的父母，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他慈祥智慧的祖父；同时，他分享了这部电影在制作时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重塑一个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聚集的纽约皇后区，或是他在青春期与一个名叫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的硬汉家长领导的著名房地产家族之间的纠葛。但53岁的格雷的野心不会止步于此，他要做的是超越戛纳电影节的束缚、打破后疫情时代赌轮盘式的选角局限、摆脱老大师们传统观念的禁锢，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

Q:

对你来说，创作《世界末日》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格雷：

实际上《世界末日》本身就在讲述我的整个生活。当时我在巴黎答应制片人要做一部有关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歌剧，我一个人住在巴黎某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但是见不到妻子和孩子。我当时非常孤独，每天都在做很奇怪的梦，或许是因为之前接连拍了两部电影，身体有些吃不消。2016年我去亚马逊拍《迷失Z城》—那显然不是个适合人久驻的地方；之后拍《星际探索》（Ad Astra，2019）也是次不太舒服的经历，你能做的只是把演员吊在威亚上，看他们在满是绿色幕布的摄影棚里表演。

总之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回到那些私人化的小世界，停止在你和你的作品之间制造任何距离？我想到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阿玛柯德》（Amarcord，1973），它有点像一部幻想曲，并非完全是他的生活--但又全部都是。我并不想太过于政治化，但我隐约看到一条线将墨索里尼与特朗普串在一起。

《阿玛柯德》（Amarcord，1973）

《阿玛柯德》中关于墨索里尼的内容无疑很博人眼球，因为它告诉你，尽管电影里的人物都很荒诞，但历史的暗流却永远存在——几年后，战争即将来临，国家将基本被摧毁；一切有趣而美丽的东西也都会被黑暗笼罩。所以我想起儿时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与特朗普家族有过一段关系，那时我也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时候的我在很多方面都做的很糟糕，于是我开始在巴黎构思这部电影。很抱歉，我给你的答案是不是太长了。（笑）

Q:

是的，这涵盖了很多信息。

格雷：

答案简而言之就是永远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永远都要做你自己。因为你只有一个，你的作品越是个人化它就越具体，而越是具体就越真实。在隔离期间，我和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一个11岁——看了大约150部电影，都是世界电影史里的经典片子，《七武士》和《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两部《教父》、《愤怒的公牛》、《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雨中曲》等等。《四百击》再次打动了我，因为特吕弗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诚实，我认为这很美妙。

《四百击》

Q:

现在确实是一众优秀导演推出个人化电影的时代，《诗人》（Bardo，2022）、《甘草披萨》（Licorice Pizza，2021），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的《纪念品》（Souvenir，2019）和索伦蒂诺（Paola Sorrentino）《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2021）。

格雷：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说这是因为我们都老了（笑）他是当笑话说的，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原因之一。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某一艺术形式会永远持续下去，比如说歌剧，它流行了大概120年；彼时约有40万人排在街上参加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葬礼；而1925年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还没完成《图兰朵》（Turandot）就去世了，在那之后的四五年中意大利当局用大量经费写法西斯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就随之死去了。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不会永远存在。当你看到制片公司只对一种类型的电影投资时，你会感觉这种艺术形式正经历着很困难的时期，当然我并不是针对哪类片子，但如果电影公司只对制作某一种电影感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有僵化：你只会有一个观众，一个已经被某类电影洗脑的观众，艺术形式便因此越缩越小。

而当电影形式陷入困境时就会出现一种艺术上的集体反叛，我说的反叛当然不是指“不，《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讲故事的电影”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必须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出现。

比方说当你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之所以喜欢它胜过喜欢普拉多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是因为在那里我既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能看到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荷马半身像，既能看到伟大的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也能看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正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跨度如此之大的艺术作品才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才真正使我们——我有勇气使用这个词——如此美丽。

Q:

有很多人在谈论大众电影的消失，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慢慢消失一样，但我们确实面临着某种一元文化（monoculture）的消失，而且我们都曾经在这些一元文化中获得过快乐。

格雷：

给你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当披头士参加苏利文电视秀的时候纽约没有一个轮毂盖被偷。（笑）每个人都在家中看节目。但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即中产阶级、大众电影的衰落或消失，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它源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任何制定政策的人能解决，就像你没法将诚信货币化。教师是个高尚的职业，但它挣不到多少钱；当一个社会不再把诚信和道德摆在第一位时你能怎么办呢？你只会看到一个纯粹的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完美地让人们意识到，倘若做一件事没法给你带来金钱，那这事就毫无可做的意义。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Q:

当我们谈起曾经电影的黄金时期是多么辉煌的时候，也应意识到某些如今被人们视作经典的电影实际上非常一般—就像《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或者《年少轻狂》（Dazed and Confused，1993）那些片子。

格雷：

《生活多美好》烂透了，它几乎毁了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的职业生涯。

Q:

回到《世界末日》上，对你来说还原童年时期的皇后区有多困难？毕竟纽约不会40年一直是一个样子。

格雷：

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住的街区，那孩子在电影中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90英尺。片头他们走在学校外面的路上，那所学校就是我小时候上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见的皇后区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文化上的变化却天翻地覆。我们是街区里唯一一个犹太人家庭，和一个长相、说话方式和行动都跟《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1971）里扮演Archie Bunker的凯勒·欧康纳（Carroll O'Connor，1924-2001）一模一样的人合住，我们各住在半独立的排屋中，他在他的门口放了一根旗杆，好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笑）我现在非常喜欢皇后区，比我在那长大时还要喜欢。

Q:

我想和你聊聊选角上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是早期选定的演员，但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也在其中，你甚至一度打算让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唐纳德的姐姐玛丽安娜·特朗普（Maryanne Trump），尽管她只有一个镜头。

格雷：

我写完剧本后紧接着定好角色了，但正好赶上了疫情；每个人的行程都被完全打乱了。其实Bob（对罗伯特·德尼罗的昵称）和凯特·布兰切特对最后的成片都有很大的功劳，Bob对这部电影很上心，他在剧本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拍成的。但后来他去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y Scorsese）的电影了。

Q:

好吧，Bob!

罗伯特·德尼罗 和 马丁·斯科塞斯

格雷：

（笑）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不要去拍了？”奥斯卡也一样，他正在准备的电影项目因为疫情被推翻了。但你知道，电影总是很神奇的—有时它们会以命中注定的方式拍出来。

在原来的角色设定中，德尼罗本来要演我父亲的父亲，一个更像蓝领工人的角色。安东尼·霍普金斯完全和我母亲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很有礼貌很有修养，是个很让人喜欢和尊敬的人。而我父亲的父亲更像是个布鲁克林的、粗鲁的水管工。因此我意识到必须改改角色。

幸运的是修改后我发现一切都步入了正轨。我的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崩溃，在心理上一直没有真正恢复过来；因此我虽对Bob的离开很不开心—我爱他，我希望和他长期合作—但当Tony（对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昵称）加入后，很多原先剧本上的疑难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整个故事也更加忠于我童年的实际情况。

安东尼·霍普金斯

我承认，刚开始我没看过杰瑞米·斯特朗的作品，他在奥斯卡离开后加入的剧组；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我必须为此去看《继承之战》。然后我发现，哇，这家伙演得真不错。Andy（对安妮·海瑟薇的昵称）则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Cate本来要抽出一天演玛丽安娜·特朗普，但她还要同时去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2022），档期上有冲突，所以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加入了我们。

Q:

在戛纳获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时对你来说是怎样一种感觉？你是否像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在奥斯卡典礼上那样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

格雷：

其实我对戛纳电影节又爱又恨。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戛纳展映过--《移民》（The Immigrant，2013）、《两个情人》（Two Lovers，2009）、《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家族情仇》（The Yards，2000），人们似乎总是对戛纳的电影热情高涨。但我要向你们坦白，每个人都对我说：“噢，你哭了，你是被喝彩声打动了吗？”不，我流泪是因为我父亲在疫情来临前一个月去世了。

Q:

噢，我很遗憾。他在去世前看过这部电影的初剪吗？

格雷：

他没能看到，对此我非常后悔。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在电影节上流泪是因为我曾想带他一起去戛纳，但他到最后都没能去成。

说实话喝彩对我来说更像是逃过了一劫—就像，真好，他们没有嘘声。我一直坐在评委席那里，人们的座位在起身时会发出“砰”的声音；当时我在看一部很厉害的导演的作品——我不说是谁——差不多还不到30分钟就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一半的观众都离开了。所以后来我一直战战兢兢，因此当你问我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解脱。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几年前我为《星际探索》写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人物介绍时，我问他是否会像他的明星同行一样去拍电视剧，他说他有可能真的会去拍，因为他喜欢那种长篇故事蕴含的大量的可能性。

我看到你在IMdB上有参与制作即将推出改编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作品的电视剧，你是否也有像电视剧转型的意向？

格雷：

我确实有考虑过。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1973）最初就是为电视拍的，而克日什托夫·基耶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十诫》（Dekalog，1989）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也有目共睹。我要是说自己不会为电视拍东西那就有些势利了；但像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y Bondarchuk，1920-1994）曾为俄罗斯电视台拍了长达8小时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66），如果我对焦点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说：“Peter，我有一部8小时长的电影，你能发行吗？”他不可能答应我，就算答应了也拍不出来。

很难想象现在有45%的美国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我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员，家里有个110英寸的幕布、一个投影仪和爆米花机，但有件事我想我们忽略了，也是问题所在：“我按下了暂停键，站起来去上了个厕所，然后看了会手机，打算用微波炉热一下我昨天吃的虾仁什锦饭…算了，电影剩下的部分明天再看。”如果你是个合格的观众，你就应该明白专业的制片人、编剧、导演等都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你需要完完整整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期间去洗手间是最不明智的选择。”电影就像肌肉一样，如果你断断续续地看，原有的紧张感就会变得松松垮垮。

《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

你提到了《生活多美好》，如果你1943年在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把它拿到帕萨迪纳市去试映，观众都是专业人士—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就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如果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周一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1902-1979，美国好莱坞制片人）和路易·B·梅耶（Louis Burt Mayer，1884-1987，好莱坞工业大鳄，米高梅公司创建人）等就会对你说：“这个故事放这儿不合适。”周二你就得让本·赫克特（Ben Hecht，1894-1964，著名编剧）重新写这个片段。因此周三你得重拍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和英格丽·褒曼（Ingird Bergman,1915-1982）在第七场和第九场的戏，这样周四你才有时间去剪辑，周五一个全新的版本才能及时上映。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之所以那些影片能成为传世经典，是因为老一辈电影人总在不断完善电影的故事，一遍遍地重拍。但在今天除非你有超高的预算，否则你没法重拍；就像我们目前在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拍摄，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无法再次把所有演员都召集在一起。

Q:

没错。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明星往往被限制在与制片厂的合约中，他们也没法说不。

格雷：

确实，他们没法说不。加里·格兰特不想演莱奥·麦卡雷（Leo McCarrey，1898-1969）的《春闺风月》（The Awful Truth，1937）——那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他想要解除合约并赔偿制片方，他说：“请不要让我拍这个，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喜剧，而我是个严肃的演员。”但最后他还是去拍了，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你是如何决定给这部电影起名叫“世界末日”的？

格雷：

在构思电影时我想起里根曾和其他政治家一同谈论核战争和核末日的可能性，三年后，也就是1983年，播出了一部与之有关的电视电影叫《浩劫后》（The Day After，1983），也许你都忘记了，但我一直记得那段时间。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俄国人入侵阿富汗后，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可悲的是，这几年那种气息好像又回来了，从911事件到如今乌克兰的局势，我会对“基地组织有核武器吗”这种问题感到不安与挣扎；对“世界末日”持续的恐惧感从我和我哥哥小时候开始就很沉重。

1980年我爱上了The Clash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Armagideon Time”，由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1952-2002）演唱。我在电影里使用的是由雷鬼艺术家Willie Williams翻唱的版本，歌词“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任何晚餐（‘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本身是悲伤的，但他用了欢快的调子去唱。The Clash的版本则更像是朴素的哀嚎，颇具威胁性与危险感，与电影画面产生了冲突。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里根总统的选举、他对核末日的言论、我对The Clash的热爱及当时的整个文化运动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末日”似乎是个很好的标题；它对孩子们是一场灾难，对国家是一场灾难，甚至对所有物种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像歌词里写的“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晚餐，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正义。记住要推翻他们，没有人能够领导你。世界末日。（‘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justice tonight. Remember to kick it over. No one will guide you. Armagideon time.’）”，整首歌都在强调很大一部分人的那种绝望情绪，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强有力的片名。

Q:

你曾说“我爱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他们现在都变成幽灵了。”这句话很打动我，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电影也很打动我，它和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你把已经是“幽灵”的、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人再次带回到现实中，制作这部电影是否比其他电影更让你感到压力和责任？

格雷：

我不好说。每次开始拍一部电影时，我都感觉我的世界要毁灭了；每次我都很害怕，想象拍出来的东西将面临人们潮水般的厌恶。拍《世界末日》前我同样如此，强迫自己把所有细节都做得准确无误—听起来挺奇怪，因为之前我并没那么精益求精。拍《星际探索》时所有的灯光、飞船上的开关我都要过问，但《星际探索》和《世界末日》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因为后者需要还原所有逝去的人的精神。拍摄时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在我剪辑的时候去世的，我为此抑郁了一段时间，也使我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主题。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之后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我的哥哥—我很敬佩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要等到纽约电影节才能看；我的孩子们问我：“你有没有提前跟艾德叔叔说过？他在电影中可是把你打了一顿！”我说没有。我现在和他很亲近，总是在一起聊很久很久。我现在才明白他在电影里，或是说在小时候的所做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弟弟。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但当你问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自己对待这个主题的方式，在那时确实承受了比以往都要大的压力。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事实证明你已经能够获得制片方的青睐去拍电影，但是否有一个你一直想拍的项目却因为资金困难没法实现？

换言之，如果你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选择拍什么？为什么？

格雷：

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俄国革命、拉斯普廷（Grigori 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沙皇沙皇夫人和俄国皇室的史诗电影，它的规模一定相当巨大。如果现在我能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优秀演员去演拉斯普廷以及杀死他的费力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1887-1967），或许这部电影就能落地。

我认为除了在俄罗斯本土，任何地方拍它都不合适，所以当俄罗斯终于对我们开放时我很兴奋，心想我可以凑够资金去实现它；但鉴于目前乌克兰的糟糕局势及普京的执政，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是做不到了。因此这是我最想拍的，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剧本：一些人屡次尝试想要刺杀拉斯普廷，而拉斯普廷又是个难办的狠角色；拉斯普廷和最终杀死他的尤苏波夫两个人的叙事分别展开，在结尾合到一起，达到高潮。这一定是个惊艳的故事。

Q:

你有为这部电影起名吗？

格雷：

我想我会叫它The Dream of a Thousand Men。

出影厅的时候听到人说这是导演回观童年下的自恋烂片，但我还挺能共情的。anyway，我还挺能共情的。可能我就是经受过内心秩序崩塌并且自恋自私，比起世界更关注自己的人吧。

这部片子讲的是如何把一个小孩活生生拖入成人世界，告诉他“这就是游戏规则，你只能接受”。其实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这样做的，包括外公，只是包装得不同罢了。

片名很妙，在小孩子看来，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是世界末日。随着长大会发现，有时世界很大很辽阔，即便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也可以随时站起来拍拍灰，重新出发。有时世界很小很脆弱，好不容易树立的一点价值观岌岌可危，末日已然并随时还会降临，只是接受了游戏规则，学会了不动声色。

比起这个，关于种族、政治的讨论反而没那么让我感兴趣。

一、“世界末日”

里根的竞选宣言，将当时泛滥的自由主义和反基督主义看作是世界末日。

妈妈的最后一句台词，里根当选，核战争就要来临。

格雷在映后补充的，1980年12月约翰列侬遇刺。

以及，新好莱坞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面胜利。blockbuster、franchise。

二、格雷的安托万？

格雷有一层自责吗？

黑人小男孩被塑造得如此善解人意和理想化？至少是白人视角。

格雷是父亲。他似乎永远处理不好/一直在处理父子关系。但也正是如此，他的父子关系展现得很真诚。

还是只想用儿童视角来看这场转变。

外公的独特性、小时候感觉的独特性（比如那一场睡梦中梦到外公讲的他妈妈的经历；爸爸要打人。声画的处理很有童年感。）

他眼中的妈妈很奇怪。“犹太妈妈”是一种刻板印象吗？

三、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一切种族的问题都是维护经济利益。在美国应该可以如此说。80年代的rich要求至少也是这般被满足的。

想要通过格雷来看好莱坞和美国。

电影很复杂，似乎是越细细品味越有趣。

我处理不好新旧保守主义背后的逻辑，所以1980年的转变如此深刻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这40年里发生了什么？

格雷是位知识分子。

他给出的回答是，将当下的美国问题追溯到80年代。的确，从80年代起，美国主流一直是新保守主义，彻底扭转了。但或许正是因为曾经反文化运动走的太远，反弹如此之大。

平等与自由竟然产生了如此的矛盾关系。（右翼的逻辑：经济自由=维持等级秩序；削减政府权力/防止专制=维护州权=让州自己决定种族、性别、堕胎权=继续保守、不平等）

但是格雷的起点还是对的。我觉得更为有趣的地方是一家子人如何从最初被排除的犹太人成为了排除黑人的白人；他们如何从反对里根中走向了培养里根的小粉红。格雷不想批评他们虚伪，他似乎在同情，同情他们被裹挟在这一浪潮里，其背后的动力是经济、精英，剥削多数人来达成少数人的目的。所以他塑造的外公、爸爸会很诱人。他通过儿童的视角让这种矛盾合法化，而且让他们被展示得不充分，从而有可想象的大量空间。

还有充斥全片的火箭。

格雷藏了好多东西。后来再看《星际探索》，其中的设计真到位精准。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东西。他没让他的电影失控，可能那几次小孩的情绪是失控的。但是他似乎还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不加掩饰地展现出来。

影片结尾小男孩离开了贵族学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并不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有别人兜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存在就是错误。

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导演，赚很多钱，还是社会精英。

少年犯黑人小孩长大后还会和他父亲一样搞大女人的肚子然后消失。

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反省式影片。完全就是以一种看似政治正确，但是对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根源屁都不放一个。还自我解脱的说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

如果小男孩把外公的话听进去了，就不应该仅仅是从宴会上离开。

他至少可以画一副感恩节由来的画，让大家看看美式的感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就非常虚伪。

什么时候美国人把其他民族的人当人也当看了再谈政治正确吧。

电影《世界末日》讲述了一群青春年少的熊孩子为了实现自己梦想而奋斗的故事。在这个叛逆期里，他们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家庭和学校的禁锢，以及如何正确应对身边的人和事。 电影展现的一个观点是：接近不良人物会对自己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种观点可能被一些人视为保守或者压制，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智慧中得到启示。例如，《孟子》中提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教诲，意思是接近好人会变得更好，接近坏人则会变得更坏。同样，《孟母三迁》也告诉我们，在孩子无法判断是非的情况下，应该远离负面情绪和思想的侵蚀，引导孩子正确发展。 在电影中，熊孩子们因为自己的叛逆心理和错误选择，往往会与不良人物结交。比如，主角格雷因为一时的冲动，结交了一个渣队友，并误入歧途。这个场景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青春期的叛逆时期，孩子们常常会误入歧途，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所以，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教育孩子，帮助他们认清生命中的正反面，积极向上地发展。 同时，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孩子们并不都是不良少年。他们追求梦想、有热情、有想法，只是由于自己的年轻和经验不足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也要注重引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培养他们自信、坚定和自律的品格。 更进一步地说，电影中的情节也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对青少年的关注和扶持是否够到位。事实上，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因此，我们需要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同时，家庭和学校也需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安全保障，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爱和关怀。 总之，电影《世界末日》通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珍视青春、坚持梦想、避免不良影响的重要性。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引导他们正确的行为和价值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成为自信、坚定和自律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末日》这个片名部分取自1979年罗纳德·里根在电视上发表的言论，他说：“我们可能是看到世界末日的那一代人“，他所指的并非是极小可能会爆发的全球核战争，而是思考着这个世界可能会变成一个极恶之地——“if we let this be another Sodom and Gomorrah.”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中两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其邪恶而被上帝摧毁）。这是一部非常情绪化与个人化的作品，导演说这个影片在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但我们从中感知到的却并非追忆与怀旧，或者仅仅认为这是一次感情的抒发更为合适。

看该片的过程就像喝下气泡水，充满了密集的细节，每一口下去都是有滋味的，但是影片的叙述又特别平静和自然，如同气泡消失的过程，淡淡地弥合了一些明显的裂痕。我们可以窥探到80年代美国顽固的社会结构，特权、种族、教育，抑或是同理心、愤怒和无奈，里面有以纳粹迫害为代价的笑声，有对土耳其人老师的刻板印象刻画，有“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类成功学演讲（当然事实验证，特朗普就是最好的案例），也有家庭动态关系的层层展开，无论是温情、暴力还是了解生活不公真相后的成长，如此种种都拼凑出一副当时的时代画像。

当然片中也充满了奇怪的省略，比如两个学生在游学日逃学在曼哈顿逍遥玩逛或者是主角的偷钱行为，我们都没能在片中看到本来“应有”的后果，而片尾也是戛然而止，可能这些省略就是作者刻意而为的。该片本来就是半自传的作品，当要追溯自己的往事的时候，线索可能并非完整的，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排序一点一点摆出来再点缀删减的，所以这些内容的缺失或许就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导演詹姆斯·格雷可能就是那个小时候班级中的调皮鬼、家里的麻烦制造者、幻想成为康定斯基那样的艺术家的梦想家。不必浓墨重染，也无需刻意引导观众，毕竟过去的已是尘埃，历史也可以重演，但总会有人反思，“世界末日”在每个人心里都自有评判，我想他已经做到很好地表达了吧。

「演员都演得太好了，我真的听到霍普金斯的声音就有点想哭

近两年影坛上刮起了一阵怀旧意味浓郁的自传电影风潮，从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到去年威尼斯评审团大奖片《上帝之手》、奥斯卡热门片《贝尔法斯特》和《甘草披萨》，再到今年初的《阿波罗10 1/2号：太空时代的童年》，这股风潮愈演愈烈。这批功成名就的大导演纷纷借助私人影像与叙事来缅怀逝去的美好年代。而以《迷失Z城》《星际探索》出名的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也不甘人后，惊喜地奉上了一部《世界末日》，再次入围今年戛纳竞赛单元。

熟悉格雷的影迷一定会对他此前以纽约为背景的作品印象深刻，从《家族情仇》到《我们拥有夜晚》《两个情人》，都给观众展现了纽约类型化与浪漫的一面。而在这部新片里，格雷摒除了强类型的框架和元素，回到最平易近人的青春成长故事。透过一个 10 岁小学生的天真视角，建构于各种漫不经心的日常事件、学校和家庭的细节，以及风格化的摄影美学，重现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环境氛围。不论是主人公与黑人小伙伴在学校的叛逆行为，还是他在家中遭到父母斥责或体罚的情节，都描绘得相当细腻真实，还有他与霍普金斯饰演的外公的对话，更是催人泪下。也许是我自己小时候有类似的经历，这部影片很多时刻都让我感触良多。

然而，有别于其他导演过分沉溺于梦幻的时代氛围，或过分纠缠于私人叙事，格雷并不止于打造一个细腻伤感的个人成长故事，而是借此重新审视了80 年代初美国的阶级、种族、政治问题，其贯穿的核心莫过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实，白人凌驾于黑人的优越感，再由此引出美国梦的幻灭。

这分明只是一个童年故事，导演为什么要冠上一个科幻大片的片名？这句出自美国政客的口头禅、里根总统在竞选中所提到的说法，实则指向当年美苏争霸时期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不过，在这个孩子眼中，他根本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纷争，他接触到的社会现实才真正令他体会到“世界末日”的感觉。他在原本的学校可以和黑人小伙伴融洽相处，而到了新学校上学，却随处听到侮辱黑人的语言；他去听特朗普小姐演讲，被告知没有人会有特权，但之后几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学校厕所里吸毒被发现，半夜翻进教室偷电脑等），却让他领悟到：白人总比黑人有其优越之处；白人孩子犯错了总有获得原谅的机会，但是黑人小孩就没这么幸运了，很可能赔上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关于种族歧视这种老生常谈的话题并不新鲜，而导演将叙事视角置于一个犹太移民的孩子身上，则难掩几分自我反思的意味。他在家庭中接受到的教育，不断被提醒知道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却与此同时被告知要远离黑人伙伴。其实，犹太人和黑人一样，在社会上或多或少饱受歧视，尤其在 80 年代反犹主义盛行之时。犹太移民后代却没有与黑人联合起来反抗这种不公。由此，影片透露出之所以有针对黑人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并不只是种族的原因，还存在着既得利益者默认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从而暗中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这才是影片最发人深省的一点，在私人化成长故事的层面上有更突出的现实考量。

这应是近两年怀旧自传题材里相当出色的一部，导演不急于去探讨宏大的话题，而是透过一系列琐碎的友情与亲情故事，一边让人沉浸体验特殊年代的环境氛围，一边让人体验到尖锐而难以忽视的社会现实，影片在本届戛纳空手而归颇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