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区第一部分：工厂

一周来，基本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脑子高速运转，怎么也停不下来，又理不出头绪，千军万马践踏而过，泥浆四溅，泥足深陷，黑暗没顶的感觉从如此清晰、强烈。

去年十月，我曾说要把《铁西区》看完，说这话的时候我刚看了个开头——九个小时的前二十分钟。就在一周前，我给自己腾出两晚的“空闲时间”，一鼓作气在电视面前呆了两晚，加起来，正好九个小时。

之后是白天黑夜的回想、思考；千头万绪的找寻、提炼。可我到底失败了，面对这样一部纪录片，面对由一部纪录片而起、对一个国家、两代人命运的诘问，语言迷失了方向。

不是没想过要放弃，直到我发现，它已成为我背上的石头，而我化身西西弗斯，不把它扛到山顶，再眼睁睁看它轰隆隆滚下山谷，我无法解脱。

那么，就让我尝试说点什么，面对一个民族臃肿僵硬的身躯，面对一个时代巨大空旷的废墟，面对孓孑般卑微顽固的生存。

王兵的《铁西区》，去年十月看《八十年代访谈录》林旭东一篇时，他固执的推荐引起我的注意。出于对纪录片本能的关注和持续的寻觅，从国内带回来的影碟里，正好有这么一套四张《铁西区》。之后重温《书城》过刊，惊讶地发现：早在02年第6期，张献民的《DV潮》一文中，已经提及《铁西区》，这个名字夹杂在朱传明《群众演员》、贾樟柯《公共场所》和杜海滨《铁路沿线》队伍里，很不起眼，估计也就“业内人士”偶有耳闻。至于说目睹，读过张献民《看不见的影像》系列关于《铁西区》的文字，我才知道林旭东的热烈推介事出有因，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固执己见：王兵长达300小时的影像素材，林旭东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按每天看十小时计算，全部看完要三十天。听上去好象并不很长，可一部9小时的纪录片都有可能叫人望而却步如坐针毡，连看三十多遍是什么滋味，并且所有的素材乍一看都是那样乏味、庸常、昏昏欲睡。

整个观影过程，我不断想到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可以说，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也许还应加上管虎的一部《生存之民工》），涵盖了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蜕变，描摹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两大群体日益滑向边缘的生存态势。记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当代》2003年第6期摘要发表时，曾有这样一段稍许煽情（谁又能说它不真实！）的文字介绍：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在我看来，这段话的一部分同样适用于介绍《铁西区》：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

也许还该加上一句：想象不到的绝望，想象不到的坚韧（而这坚韧最令人心酸也最震撼人心之处，恰是它纯粹出于本能）。

几乎赶上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度的纪录片，注定了它的流传离不开这样几个关键词：地下、小众、独立。之后是国外获奖，于是再加上个制作者会报以一声无奈叹息的关键词：盗版。《铁西区》就这样来到了千千万万淘碟者的手中，出现在零零星星网上评论的字里行间。

从1999 年独自拎着DV走进铁西区，两年时间王兵积累下300小时的原始素材，经过一年时间的剪辑，终于成形。影片分三部分，前两张碟长度大约都是两小时，合成四小时篇幅的《工厂》；第三张碟有三小时左右，叫《艳粉街》；第四张碟长度两小时多一点，叫《铁路》。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又能彼此独立。对一个广大区域的持续注视，理出头绪很不容易。王兵在访谈中也说他头脑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晰，需要分成工作和生活、两条线索。铁路本来包含在“工作”中，后来单独成篇，作为 “工作”部分的延展、梳理，及与“生活”的串联。这实际也符合铁西区的真实样貌：这是一个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鼎盛的八十年代初，就业的工人数量达到100万左右。它历经日据时代，苏联援建时代，和计划经济积累增长时代，直到市场经济的衰落时代，王兵镜头对准的，正是一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最后的喘息。

交叉的剪辑计划在庞大的构架面前很快被证明并不可行，王兵需要找到一种节奏，表现工厂这头钢铁怪兽和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荣辱与共，相生相惜；却又彼此间离，相互漠视。王兵说，《工厂》这个核心的节奏找到了，接下来的《艳粉街》和《铁路》，剪起来就很顺手了。

一，工厂——丧钟为谁而鸣

我没去过沈阳铁西区，但我在四川一个工业区长大，熟悉庞大而门类齐全工业区所有的气息和脉动，象王兵说的那样，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巨大而空旷，哪怕有人在里面活动，也显得荒芜。我熟悉任何一条进入它的大路、小路，但我从未思考过一个全局的角度。王兵思考了，或者说，他的摄像机找到了这样一个角度：铁路。

开篇就是铁路，火车慢吞吞行驶在铁轨上，路过一座座厂房高炉，一个个道口岔路，其过程恰似引领我们的眼睛对铁西区进行一次宏观的巡礼。长达七分钟的镜头，沉着冷静，意味深长，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不由得想起普西金的长诗《青铜骑士》起兴几句：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你的幽静而悒郁的夜晚……小波先生的哥哥王小平回忆兄弟俩对此诗共同的热爱，曾评价道：“这是一段流动的心绪，一种徐徐扫视市容的方式，但它是何等从容不迫、气象万千。”

现在我要告诉你：《铁西区》也有这般“徐徐扫视”的雍容凛然。只可惜，它所注视的，不是气象万千彼得建造的大城，而是沉荷深重病入膏肓的困兽，越从容不迫，越带给我们一种切肤之痛，累积压抑，引而不发，直至失语。

在铁西区众多的工厂当中，王兵选择拍摄了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和沈阳轧钢厂，因为这三个工厂分别处在三个不同的运转阶段。同时，这三个工厂可以说代表了整个铁西区在1999年期间的一个整体状况。沈阳冶炼厂是处于生产与经营运转比较正常的工厂，可以在这个工厂内拍摄到工人们完整的工作状态；沈阳电缆厂 90%的工人已离岗，工厂内只有中层以上的领导在正常工作，可以在这个工厂内拍摄到领导阶层的留守状态；沈阳轧钢厂是一个基本上废弃的工厂，只有少量的车间继续开工，成为捕捉大工业颓败先兆的最佳视角。

刚开始看有些乱，摄像机仿佛无头苍蝇似地跟随这个工人、那个工人在不同车间、不同休息室、不同澡堂子之间游走。事后回想，原来有着层次分明的脉络可寻（其中冶炼厂的构造比较复杂，分炼铜、炼铅、炼锌等多道工序），简洁说便是一个个车间依此拍过来，之后又回过去拍它们的收梢结局，不外乎八个字可以总结：物伤其类、殊途同归。

镜头掠过巨大的吊钩、火红的铁水、移动的行（hang）车、氤氲的雾气……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强大而不容置疑的冰冷怪诞，朝我们压迫而来。工人们行走其间，却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事实上，王兵的镜头多在工作和生活的衔接部位——休息室内徜徉流连，工人们在这里聊天、打牌、吃饭、听广播、做洗澡前的准备工作和洗澡后的换装整理。所有的环境都昏暗肮脏，油渍片片，铁锈斑斑；所有的谈话都带着脏字，好跟环境保持一致，共同抗拒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带给神经巨大的损耗。

我的神经也被损耗了，集中不起精神，嗡嗡地滞顿着昏沉着。所谓感受，一时近在眼前，伸手可及；一时又远在天边，渺不可闻。抓挠下几段残思断想，不能成篇，勉强罗列如下：

[个体的无力感]：工人谈论厂子的前途，悲观失望的同时只伴随着任人宰割的无奈。我们看见他们在混日子，但这并非工厂倒闭的直接动因，哪怕他们埋头苦干，结局还是一样，时代的战车隆隆向前，很遗憾，工厂和他们，在资本搏弈的过程中，被动成为牺牲品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个工人说：现在的情况就象捂着盖子，锅盖打开前，啥也看不见。
一个工人粘连不清说了半天、个体与集体共生共荣的关系。他也许不知道海明威的大名，可他分明听到了丧钟敲响的声音。
一个工人歪在长椅上追溯往事，讲他久远而荒废的学生时代，这时候，他的同事走进来说：“决定了，就是明天，厂子关门。”

[虚无的乐观]：被动选择的无奈，直接导致及时行乐的消极等待。所有的人都知道死期临近，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导火索的真正长度，生存本能趋使下，人还必须活着，必须找乐，必须一点一点磨时间。于是，我们看到镜头里的工人们该吃喝的吃喝，该玩闹的玩闹，炼铅厂的一批工人，因为工作的严重污染性质，甚至还参加了最后一次疗养活动。所谓疗养院，不过是远离厂区的几幢楼房、一条小河、几垄田地。工人们在宿舍拉琴唱曲儿，在娱乐室看黄片儿，去食堂打饭，去医务室打针。

我很讨厌学者们的牵强附会，把工人对裸露的身体（指看录像）和身体裸露（指洗澡），说成什么“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肉体成为‘物’和‘他者’的存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些被高深理论武装得过于晦涩的头脑总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学术水平”似的，说严重点就是“强奸民意”！

看黄色录像面无表情怎么了，好比农村田间地头的荤笑话，司空见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自然波澜不惊，大将风度。正奶着孩子的大嫂说得兴起，就敢扑上来扒毛头小伙的裤头——在城里人眼中过于“生猛”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流氓下作；同理可证，在教授们眼中过于平淡的反应，也不意味着精神的阉割和肉体的无能。

再说洗澡。王兵镜头对准了许许多多洗浴镜头，这意味着影片不可避免总晃悠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身影，他们的胯下，被打上了马赛克。吕新雨教授看到的是“肉体的去势+文明和欲望的一起消失”，我看到的却是具体生存的窘境，及长期忍耐、习以为常的坦然（当然，从中也能看出王兵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熟到了什么程度，他手里的DV，跟桌上的糖瓷杯，肩头褪了色的劳模奖励毛巾一样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跳到《艳粉街》部分看工人们的生活环境，很容易明白他们的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及时酣畅的洗浴条件，他们的工作环境又无一例外地油腻肮脏、尘土飞扬。这也是为什么影片中频频出现脱得精光的躯体的原因：不是因为王兵有什么 “特殊”癖好，或出于什么阴暗的猎奇心理；也不是因为工人们闲得发慌，或跟小日本一样，酷爱洗澡。他们就是需要洗澡，每天下班前都需要洗个热水澡，而王兵的镜头又不分三班，连续拍摄走马灯一样换班的工人，自然我们看见的场景里，便不断有人准备洗澡，或洗完了出来。道理就这么简单。

既然裸体问题容易触动人们敏感而八卦的神经，我不妨多说两句，“八卦”到底。根本不需要扯上什么大机器附庸下人类渺小的肉体之类艰涩的理论，只要动一动手指头，换一张碟片，提前观摩一下铁西区的工人们，从巨大的钢铁怪兽身边回到自己低矮逼仄破旧的棚户区艳粉街，他们在镜头面前整齐划一的“袒露”，其根源也自然而然袒露出来：这是一种根本没有隐私可言的日常生活。我印象极深，片中那些半大截子小孩互相串门，屋里的大人无处可避（估计他们也并无此意），就这么躺在床上，男男女女一问一答聊得高兴。这里面，有床上的父亲、母亲，有自己的儿子，有儿子的朋友及朋友的女朋友。避讳是一个奢侈的词，在艳粉街；避讳是一个无用的词，在工厂里。如果说真有什么“去了势”的话，不是工人面对镜头、被打上马赛克的肉体，而是远离工厂喧嚣和生活卑微的思考方式，及由此产生、所有道貌岸然高深莫测的词汇。

[时代的荒谬感]：小人物的悲欢，个体生命的起落，本来并不能有效映照整个时代。然而铁西区里的小人物，零乱、离散、茫然，一点一滴地，汇聚成海，构成了整个体制投射下的巨大阴影。

一个工人说到自己的家庭：老婆已经下岗了，他每天早上三、四点就得起来去帮老婆批发蔬菜，天亮了好运到自由市场卖。

一个工人爽朗地说：我这人没别的毛病，就好搞个破鞋！可你听他接下来话头的意思，不过是嘲讽满大街下岗“下海”女工们、随行就市的低廉价格。

疗养院的闲散生活出了意外，不到脚脖子的小河沟，却淹死了一位同伴，工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善后。悲伤轻描淡写，家属哭闹一笔带过，众人的关注一致指向赔付金额，“也就两三万块钱吧！”不要说人情冷漠，命比纸薄，活下来的永远比死去的重要，这便是我们千方百计所要维护的、起码尊严。

千禧年到了，电缆厂的女厂长和几个员工在小饭馆里庆贺新年，席间女厂长告诉大家，明年企业的形势可能更加恶化。与此同时，他们当中一位大姐拿着饭店里的麦克风，正在旁边高唱着：“我们走进新时代……我们开创未来……”

电缆厂交不上供暖费，留守人员也回家了，开春再来，办公室结着几尺厚的冰层，严寒中，厂子里所有的暖气片全都爆裂了……

《工厂》结尾部分，轧钢厂开始拆除设备，推平厂房。巨大的钢架被电焊枪切割下来，可能在上面呆了七八十年的灰尘，瀑布般落下……

工厂外却聚满退休工人，等待着领取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等待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包容了每每落空的打击。怨恨、悲凉、不甘、抗争，通通在体制坍塌的废墟中埋没，消解于无形。这里，铁西区熊熊的炉火已经熄灭，高高的烟囱不再冒烟，工人们听天由命，退无可退，脚下踩着的，是生命这个词所包含、最后的底线：活着。

王兵的镜头跟随一个工人在人去楼空的车间、乱七八糟的休息室内外游走、搜寻，如幽灵一般。我不知道这个工人当时的心境如何，是否如屏幕之外的我一样：往昔喧闹固执而分明地，涌上心间，空谷回音，徒增伤感。眼前的一切象是被洗劫过无数遍的店铺现场，他是一个、来晚了的窃贼。工人这儿翻翻，那儿看看，一无所获，捡起一张工作证，研究一下，又扔掉，遗憾地说：“这里原来尽是好东西来着……”

还是不紧不慢行驶的火车，窗外的景物看似依旧，变化却溃疡般扩散开去，原本整齐的厂房，越来越多变为空城，它们走到了崩塌的边缘，即将尘归尘土归土，仿佛从未存在过。雪又下起来，空朦迷惘，远方隐没于雪的深处。一个时代，就这样留一个苍凉的背影，匆匆逝去。我不愿炒陈饭，网上几乎所有写《铁西区》的文字都引用了王兵的一句话。写到这里，我发现：到底避不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我所看到的：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二，艳粉街——垮掉的一代

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
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
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
我的游戏是跳方格
大人们在忙碌着活着
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
我们姊妹三个是爸和妈的欢乐
尽管我家里没有一个存折

艾敬这首《艳粉街》多年前曾流行一时，许多人以为这是艾敬虚构的一个街名，待知沈阳确有一条艳粉街之后，又对街名的“隐晦含义”横加猜测……不管怎么说， “艳粉街”三个字，就跟北京的“八大胡同”一样，容易使人联想到女性出卖肉体的低下场所，自然而然在脑海中勾勒出“堕落、颓败、穷困、边缘”的大致轮廓。

我不知道艳粉街名字的由来，只知道从《铁西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看，人们对艳粉街的“先入为主”基本正确。从三十年代日本人在这里建厂开始，南宅北厂的格局便确立下来，从关内涌来的工人们依厂而居，他们的子女在工厂边长大，上山下乡然后回城，仍旧落脚于此，到现在，第三代已经成长起来。艳粉街，就这样 “自我繁衍”为一处“都市里的村庄”，在镜头中袒露它简陋、低矮、破败、杂乱的棚户区模样。

王兵的镜头追随的，是一群十七八岁、整天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艳粉街青年。吕新雨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形容：“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嘻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仿佛是每天升腾在屋顶上的云彩。”不好意思我又要不知天高地厚反驳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了：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所谓青春的亮色我以为只不过是夜空中瞬间明灭的烟花，正好让我们看清笼罩在艳粉街上空的黑暗有多么浓重、多么广阔、多么厚实、多么难以穿透令人绝望。

《艳粉街》一节实在可以独立成片，当作贾樟柯《小武》的另类版本来解读，王兵镜头下的波波、王震等人，不正是山西汾阳街头的小武们。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们的世界缓慢停滞，不是他们不想变，而是他们无力改变、废墟生存的命运。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工业激情的幻灭，工厂的倒闭，父辈生计的无着，不由分说接踵而至，排山倒海的巨浪却被艳粉街卑微的沙岸尽数吸取，消解于无形——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生活区的拍摄实际上与工厂区的拍摄并驾齐驱，同时进行。相比起工厂区的宏大嘈杂，生活区的缄默实在是一种漫长的凌迟，无论对镜头里的人物还是对观看者的心智。工人生活的真相在这里大白：穷街陋巷、家徒四壁。按波波的话说：“从家里出来，才知道外边的冷不算什么，比家里暖和。”

不大点儿的时候他们叫作“待业青年”，过几年顺理成章“转化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活动区域就在这阡陌纵横、堆满垃圾和积雪的艳粉街。天气回暖的时候，在艳粉街中穿行是一项冒险，我第一次对镜头中那位老跟男友打打闹闹的女孩子脚上的松糕鞋心生好感，认识到一种事物被一个群体热爱之必然，也许无关品味，只因实用。很显然，松糕鞋在艳粉街是实用的，小姑娘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穿行，神情却轻松自如堪称愉快，果然，当他们一行人顺利抵达波波家门口时，松糕鞋的鞋面光洁如新，一个泥点子也没溅上。

艳粉街的孩子，世界局限在艳粉街，最远抵达街口的“宏祥小卖铺”。“宏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电话中他们说，我还能在哪儿，就在“宏祥”呢！跟父母说，我去“宏祥”啦！在朋友家玩腻了，总有人提议，不如我们去“宏祥”吧！宏祥为什么成为这群半大孩子的据点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有事没事爱往那儿跑。小小的店面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随便找个地方站着依着，开聊：交流外面世界的道听途说、畅想倒买倒卖报废汽车的发财之路、跟哥们儿倾诉追女孩子的野心和挫败……

你不能说他们麻木不仁，你不能说他们对父母的窘境缺乏体谅。当贫困成为一种常态，身在其中，自会产生“宠辱不惊”的气度，所谓“虱多不咬债多不愁”，他们的父母大都失去工作，在家呆着，无声无息躺在床上，生活的苦涩滋味不用提醒，时时刻刻如影随行，他们用青春嘻笑的本能抗拒悲哀，鼠目寸光只因为，他们看不到更远。

两个男孩脏话连篇关于“理想”的讨论，大概每一个看过《艳粉街》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啥理想啊？当饭吃啊？！”拍摄者王兵说，当他置身于大工业衰败的阴影之下，“不由得使你感到自己也是这样，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没有理想的青春是多么乏味，心里的想往却并不枯萎，爱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最不挑剔土壤的种子了，荒漠里也能开出花来。艳粉街的青春和这世界上任何一处阳光明媚、衣食无忧的幸运之地别无二致，拥有一个最绚目的主题。

这群孩子没有收入，父母也不大可能给他们零用钱，两手空空，还特别想在情人节这天给正在追求的女孩送上一朵玫瑰。波波最后从别的女孩那里“借”了一朵，并托她送去。玫瑰送出了，并不意味着爱情告捷，波波在“宏祥”失落地强撑道：“没想到她还挺难追！”王震精心写就一封情书，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一个女孩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便高傲地不理他们这群人了；还有迟英，前面我说过穿松糕鞋老跟他们混在一起的女孩子，她全心全意护着自己的男朋友，能躲在男友怀里撒娇就是她最大的快乐，片尾，一场莫名其妙的口角之后，他们却分手了，所有的人于是也都离弃了她，迟英茫然地站在艳粉街口。被一个人和一个集体同时抛弃，这一生我们也许要经历许多次，可每一次都免不了惶惑，以为天塌下来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松糕鞋头一次显得沉重，迟英迈不动脚步，王兵的镜头远远望着她，人来人往中，倔强着不流一滴眼泪的女孩，让我心痛。

这就是艳粉街的上半部分，我想起吴文光写《小武》时候的句子，同样适用描摹艳粉街的青春：“我们这些人的舞台像什么呢？70年代，躺在床上等有个声音叫我们起床；80年代，下了床但还是窝在沙发上看看有什么东西可能发生；90年代终于出门了，但最远距离还是站在家门口的街边。”

无“路”可上、路边守候的状态，不是王兵镜头捕捉到的，而是它忠实记录下来的。在中国，每一个城镇，每一条街道，都有这样无奈的“游手好闲”者在观望。

还是艳粉街自己的臣民看得最清楚，这群孩子里某一位的父亲，年轻时也曾叱咤风云（他在片中自夸的），如今，坐在自家简陋的炕铺上，胸有江湖百万兵的父亲感慨道：“他们（指波波这群年轻人）算是废了，没希望了，社会进不了，反还反不了，就搁在中间来回串。”

《艳粉街》的下半部分急转直下，拆迁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家户户都躁动起来。“宏祥”的例行聚会也由没边际的空谈转入实际的搬迁条款分析、对新居的畅想憧憬。

然而大人们并不象孩子那般一味乐观。他们对艳粉街的情感是复杂的，就象他们对工厂的情感一样说不清道不明，既厌倦又依恋，所谓故土难离。片中一位76岁的老工人，当年从河北逃来日本人的厂子里做工，不知不觉六十多年了，整个一生都在这低矮的窝棚样的陋室里度过，离开对他意味着的、是整个一生记忆的割舍。他们面对镜头叹息：“走也难受，不走也难受。”

走不走，都由不得他们，最难受，莫过于此。

时代的推土机不由分说，终于开到了艳粉街边，拆迁办永远人头攒动。很快人们的希望破灭了，条件苛刻不说，还毫无商量余地，每家每户按面积折算，至于什么面积能计算在内，怎样计算，全不由你做主，将来归到你名下的新房面积朝向一概不清，就要签字，大伙群情激愤，面对镜头说：“这字没法签！”

开发商是狡猾的狐狸和经验丰富的猎手“二位一体”，所向披靡。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谋略屡式不爽，频频奏效。渐渐地，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艳粉街口摆满了地摊，家里的破烂全搬出来甩卖，仨瓜俩枣卖多少算多少，总比扔了强。破烂里有不少工厂里顺出来的物件：闹不清功用的铁家伙、钢筋绳什么的，仅凭这些蛛丝马迹才能判定物主们原本的身份，再次确认工厂和工人之间抛弃和背叛的关系。

有人却做好准备长期抗战。搬迁消息传来的时候是春天，夏天开始卖东西，第一场雪花飘落的时候，艳粉街沉寂下来，已经搬得七零八落。留下来的人家，处境日益艰难，断水断电的举措，使他们的生活被迫退回原始状态。“宏祥”风光不再，黯淡的店铺里，只剩下几个“钉子户”在彼此鼓励，互相传授斗争经验。昏暗的马灯下，是对前途不知所措、倔强的脸庞，他们无一例外象被无形的力量打了一拳，无力还手，满怀屈辱与不甘。王震祖孙三代聚在烛光下吃饭，奶奶一口口舀光盆里的饭菜，颓然道：“不吃了。”

深夜的“艳粉屯儿”（一位妇女的戏称），一家人正忙于“搬迁”自己的祖宗，纸钱烧过，开始挖坟，女人念念有词：“老祖，快给我们显显灵，你在哪儿，我们要搬家了，你儿子也来了，孙子也来了，都不是外人……”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王兵携带他的摄像机在已成废墟的艳粉街四处倾巡，喘着粗气，目力所及，白茫茫一片好干净！远处，负隅顽抗的几户人正忙于清理废墟中留下的铁丝、炭火，一切还能再利用的物资都被竭力“坚壁清野”着。有人在雪中吆喝别人接电话，影片在此嘎然而止。王兵说，整个《铁西区》，他最喜欢第二部分《艳粉街》这个结尾。

可我脑海里总萦绕着《艳粉街》开头部分，摩肩接踵的体彩发行现场，高音喇叭传来主持人中气十足的蛊惑词：“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促进家庭，改变生活，就靠我们的体力、智力跟技术，靠集体，靠购买彩票！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儿彩票，经济又实惠。”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其赖以生存的大工业轰然坍塌，集体本身也随之分崩离析。首先是工厂，然后是家园，社会责任和个体命运的共同沦陷，造就一个巨大的废墟。物质废墟触目惊心，精神废墟荒芜绝望。被时代抛弃的人们成为生活残羹剩汤的垂涎者、机遇满怀侥幸的乞讨者，这是上天安排居心叵测的黑色幽默，还是命运轮回荒诞不经的阴差阳错？

多年前，艾敬便唱出对一条注定消亡的街道、充满怜惜的惋歌：

艳粉街……一条普不普通的街
记录我童年快不快乐的生活
艳粉街……一条普不普通的街
童年的往事在那里淹没

三，铁路——那年烟花特别多

相比起《工厂》部分的宏篇巨制，《艳粉街》部分的众生百态，《铁路》部分的视角狭窄而专一，王兵镜头这回对准的，是老杜父子。

老杜，一个体制外的边缘人，就跟他靠山吃山的这条铁路一样，在运动中生存，朝不保夕，安之若素。他带着大儿子杜洋在铁路边以拣煤渣为生，同时做铁路派出所的内线。由于身份暧昧，所以能栖身于车站的一间仓库。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凭生存本能谙熟走钢丝的平衡，在颠簸中偷生。可以看出，长期相处使老杜跟铁路上的职工关系良好，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烤火，很有点同甘共苦的意思。老杜也有这种“错觉”，以为自己对于铁路来说算是“老资格”，没人敢动。

影片的前半段我们跟随王兵的镜头（实际上是跟随老杜的脚步），的确见识了老杜在铁路上的来去自如、左右逢源。他用一种老农似的阿谀姿态维系与正式职工们的谈笑风生，同时保持狡黠的警惕。

王兵在访谈中说，老杜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善良，二是乐观，面对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顿，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格外令人心折。镜头前，老杜简略地回顾了他的一生：下乡，回城，什么营生都干，风光过，又重重摔倒，跌跌撞撞撑到今天。老杜说知足了，没想到他这样的人，还能落俩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儿子面无表情呆在一旁，小儿子据说在酒店上班。家里另一个成员，是条小狗，狭窄空间只容得下一张床，小狗被老杜从床底下抓出来亮相，之后就一直在床上转悠，乌溜溜的眼睛时不时瞟一眼镜头，这是我看到最通人性的狗的眼睛，我几乎要把他当成老杜的第三个孩子，也许，它的地位，恰是如此。

老杜也年轻过，生命中也有过阳光灿烂的华彩篇章。一个外地盲流女人流落于此，被老杜收留，成婚，接着生子。女人后来不安于室，频频出走，开始还回来看望孩子，渐渐地没了音讯，老杜一人把俩儿子拉扯大，不容易！这些，都是老杜不在的时候，铁路职工们告诉王兵的。“不容易”，是每个人对老杜的感慨，也是他们长期容忍帮衬老杜一家的初衷，还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投射，感同身受。

很快老杜一家的命运就起了变化。寄生的前提是寄主的健康，如今整个体制都面临崩溃，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矛盾骤然激化，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老杜这样的“黑户”。由于货场管理单位希望将这父子俩赶走，老杜卖煤的当口，被铁路警察当场“抓获”了。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达成长期默契的行为，成了罪状，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杜家两个儿子不知所措。几天了，老杜也没回家，铁路职工来看望他们，说明情况，仓库是住不下去了，重要的是把父亲从看守所给“捞”出来。

一直蔫蔫地、不是躺着睡觉就是默默吸烟的大儿子杜洋，慢吞吞从床底下拖出个饲料袋，从饲料袋内掏出个塑料袋，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个小塑料袋……层层包裹一一剥落，一叠彩色照片终于出现在镜头面前。杜洋一张张翻看过去的照片，对王兵说：“我给你看我们原来的家庭……”，镜头推近，一个女人斜躺在山坡上，年轻的老杜和年幼的儿子站在某风景区门口……尺幅的鲜丽刺痛了我原本适应陋室昏暗光线的眼睛。不敢想、不能碰的往昔伤口，刹那间撕裂，杜洋的眼睛湿润了，突然，音乐声响起，吓人一跳，镜头也抖了抖，刷地一下转向墙上的挂钟——音乐的来处。再转回来，泪水啪的一声滴落在照片上，晕染开去，表情一向萎靡的杜洋脸上，爬满了泪水，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哀恸吓着了，擦拭几把，无计于事，索性丢开，照片又被小心翼翼装回袋子。天堂开了一个小口，泻出一屡光线，重又合拢，黑暗的屋子里，只剩下杜洋一人无声的咽泣。

这个镜头一气喝成，有如神助，能让任何一位故事片导演嫉妒，是不动声色的《铁西区》唯一的感情流露。钟声敲响的那刻，麻木的心灵瞬间复苏，这是任何一场精心排练也达不到的效果，王兵的镜头捕捉到了。的确如纪录片大拿小川绅介所说：时间和在场，两要素，决定了纪录片的含金量。

影片末尾，老杜终于被释放回家，儿子杜洋喝醉了，小饭馆里专为老杜举行的“接风”宴成了一场闹剧。杜洋躺在地上，抽抽答答，一会儿说想念父亲，一会儿说讨厌父亲，两者都是他的心声。老杜把儿子背回陋室，一边安抚，一边回过头来对镜头说：“人活着，都不容易。”

第二天，老杜父子搬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兵继续跟拍这个铁路班组，日复一日沿既定的铁轨穿行，窗外的厂房一栋栋拆除，愈发空旷了。2000年的春节，火车上的工人们回忆说：“还记得不，86年除夕的烟火，特别好看，那时厂子里的效益好。”我望着铁路前方广阔的黑暗，想象十几年前一场灿烂的烟火，想象那时候工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出手阔绰，充满希望。然而，一切都寂灭了，窗外掠过的，除无边的黑暗之外别无他物……

影片结尾，老杜再次出现，来到铁路货场，看望原来的老哥们儿。他跟大儿子，如今在机场附近找了个活儿，境况略有改观，2001年的春节，老杜特意在家中摆宴，请朋友喝酒，并在众人的起哄下，打电话约来一位半老徐娘。女人看上去很麻利，也不拂逆老杜着意想在朋友面前炫耀的默契，给老杜争足了面子。

生活的蹂躏一一领受，强奸的快感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是来了。

四，自然衰落，还是人为抛弃？

面对《铁西区》呈现的社会巨变留下的伤口，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面对，可又不能不去面对；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反思，可又无力把握。

看第一部分《工厂》的时候，总想起“电影眼睛”学派，这是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创立的学派，主张摄像机的眼睛比人的眼睛更完备，它可以出奇不意地捕捉生活，发现人们常态下难以看到的世界。

的确是这样，十年来波及全国的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无数家庭生活无着，如此事件每天发生，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习以为常。我们知道它的残酷，听到了它的哀告，却掩耳盗铃般漠视社会某个群体的集体失语，沉默下日渐淤积的巨大危机。一部九小时的纪录片带我们发现我们执意视而不见的真相，它远比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坦率、更勇敢、更正直。

机器曾是20世纪力量的象征，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桥》、德国导演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曲》，都在热情表现机器的力量与节奏。作为“电影眼睛”的领军人物，维尔托夫更赋予机器政治激情，《热情——顿巴斯交响曲》（1931年）第一次让机器吼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卓别林在伦敦看过此片后说：“我从不知道这些机械的声音，能够被安排得如此美妙，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交响乐之一，维尔托夫是个音乐家。”

机器的轰鸣声令人兴奋，机器的衰亡也格外令人震惊，连带的，常常是整个地区，整座城市的衰败、没落。

“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历史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弱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辨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这是印在《铁西区》封套上的一段话，同样出自吕新雨教授《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这篇文字深受西方媒体的亲睐，似乎也成为国内目前关于《铁西区》最权威的解读，在我看来未免削足适履、过度诠释，可我仍感谢它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必要参考）。我的反思却有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过程套不进世界传统工业区衰亡史的“套子”里，另有因果。美国底特律钢铁城的衰落，德国鲁尔区的衰落，是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计划地把污染大、人工高的重工业往第三世界转嫁的过程，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在转移过程中妥善处理了善后问题，虽然仍有《光猪六壮士》那样的失业工人生活水准大不如前，但他们还有社会保险机制，有专门的福利机构对他们进行再培训，以使掌握新的一技之长，重新融入社会。时代的变迁的确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可如何让这样的影响变得最小，如何帮助被损害的人维持起码的生存，是西方社会在变革中努力规避、竭力保证的。

说回我国的国有企业衰落过程，这是一个至今存有争议、敏感的话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今想来，却不能不怀疑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有意夸大。当九十年代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传统工业一边保证财政税收的高额上交，一边拖累着本该由社会承担的沉重福利包袱，一边面临原材料放开市场后毫无保障的供给，这相当于一个巨人不断在被抽血的同时还吃不饱饭，再壮实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倒下去是迟早的事。而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很显然并未达到吐故纳新的程度，为什么会匆匆抛弃，为什么会急剧萎缩，为什么会迅速坍塌？这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历史。问号下面，是无数个荒芜的铁西区、惨淡的灰暗；是无数渺若尘埃的下岗工人、无声的诘问。要记得，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苦难蔓延的地方，成不了天堂。

铁西区无疑还是一部“缺席”影片，那些工厂命运的决策者们，集体缺席了。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在我生活的这个大洋彼岸西方国家，街上流行东北话。他们开好车买洋房，他们的子女在小留学生论坛上玩儿似地讨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购买心得。他们身后，是老杜，是波波，是被推倒的艳粉街和铁西区。一个国家，如果有钱的人都选择逃离和抛弃，它的沉没，指日可待。面对这样的祖国，我潸然泪下。

五，由《铁西区》所想到的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我不断想起一段话和一首诗，为了呈现思维的完整性，一并贴出：

（1）余华《活着》韩文版序：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

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2）里尔克《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世上笑
在笑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