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2022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今天下午看了《脐带》的阿那亚首映，很唯美，很温暖，很感人。在看电影的时候 中间有好几幕眼泪都要出来了，影片中语言不多，仿佛什么都没说，但仿佛什么都说了，很喜欢这样的电影。看完之后内心一下被带进去，整个下午到现在很久都没出来。

也大概明白了脐带的意义，影片最后那棵树我理解是根，是我们回不去的过去的故乡，是我们对家人的情结 是我们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片中处处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对家人父母的爱，对社会中普通人的爱。拍的特别好，很喜欢这部电影。

很细腻，音乐动人。没有搞内部东方主义，人的境遇，天下是相通的。不止这部，鲜卑主题的作品基本都没有，不像吐蕃是重灾区。上一部印象深刻，《海的尽头是草原》。

本片借女二的口说：我喜欢你搞的东西，我们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也不是永远生活在过去。女二很美，质朴刚健。

最后母亲去了长生天，儿子骑着跨子，找到了半枯半荣的树。

遥远的草原小镇，电影却是连接我和世界的生命之绳。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温克旗的小镇里，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每周末和父母看电影录像带度过周末，千禧年之后我开始自己租DVD看电影，北京奥运会之后网络下载电影资源永久替代了所有其他观影方式。

看电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体会生命中无法体会的情感，抵达无法抵达的世界，让我的视角不再集中在一件事情的正面，我学会站在侧面看它，绕道背后去看它。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和世界对话的欲望。

我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游子，在世界的舞台上流浪。

或许是身体里的游牧基因在作怪，我的故事里总有人回到故乡，或是有人在地球的版图上游牧，但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蓝色圣洁的高地。

生命中的偶然和突如其来的告别给生命以启示，伴故事里的人不断前行。

拍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以及对与亲人告别的恐惧。通过一个绳子将一对母子系在一起，探讨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探讨与故乡的关系，以及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临和亲人告别，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支撑我们面对离别和死亡。我想我出生长大的这片草原给了我答案，就像片尾母亲的那句“时间会一直不断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一直盛开”生命有来有往，我们要接受万物的无常，以及生命在自然里有轮回。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离开草原到城市学习生活，我们把烙印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带了出去，怎么让这份文化在城市里生根发芽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探索的，还有一些人从城市返回草原，把城市里的现代化文明带回到草原，怎么让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下去也是变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

其实伊德尔我在写这个剧本之前就认识他了，他做音乐的理念给我很大启示，他从小学习马头琴，到了北京他在探索怎么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他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大众最能接受的传播方式做他的音乐，这跟我想拍这部电影很像，用我们年轻的视角，年轻人的方式记录时间，讲一个最质朴的故事，传播来自自然的信仰。

所以出走和回归不是对立的，像死亡和新生一样，就像片尾的那棵阴阳树一样，在盛夏的时候，枯萎的那棵树将它的营养传送给枝繁叶茂的那一棵树，让它长出新的形态，向阳而生，就像我们的当代文明建立在传统文明之上一样，以自己新的样貌不断繁衍生息。

蓝色的蒙古高原，心中的高地，你把我们凝结在一起。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一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把来自故乡的味道和草原的哲思用拍电影的方式保存在时间里。

很多人会说作为导演乔思雪很幸运，处女作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确实作为一个处女作导演来说，能和这么业内顶级的主创合作，确实是一个小的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也很难在未来复制。

作为《脐带》的监制曹郁先生和姚晨女士，为《脐带》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和支持，从剧本到这个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视频通话讨论剧本几个小时，把它打磨成一个真正可以接受考验的拍摄脚本。

拍摄期间监制曹郁老师除了白天要完成摄影师的创作，晚上还要和把控后面的拍摄计划，拍摄尾声曹老师经历家人离世，忍受巨大的悲痛和压力再次回到剧组陪我们拍完最后的两场戏。

最初在姚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为演员定下表演基调，作为表演指导老师的她还要负责帮助那些没有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进入角色，让他们真能在电影里活起来。

作为监制的他们，付出的远比监制这个工作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热情。在这个独特的拍摄体验程里面，他们不断地帮我认识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帮助我建立在片场的自信，直到这部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还在四处为《脐带》而四处奔走，只为这部真诚的作品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

《脐带》的出品人制片人刘辉，最初在first电影节创投挖掘了这个故事，并全程陪伴《脐带》走到了最后。

两位制片人刘辉、胡婧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未表现过丝毫的退缩，给了我心理上极大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坚持下去把这部片子做完。更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找到了我们的声音指导富康，美术指导赵紫冉，造型指导李宙，这些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主创班底，给了《脐带》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最早进组的美术指导赵紫冉，往返于冰天雪地的森林和城市间，亲手打造了那个如梦似幻如同子宫一般的老房子。

造型指导李宙，跑遍了呼伦贝尔的民族服饰店、牧民家只为找到那些有生活痕迹的蒙古袍。

执行制片人姜乐从自己的仓库里拉来的帐篷桌椅板凳，在篝火那场戏因我们用完了六吨的木材，没有可烧的材料，把他带来的桌子椅子都扔进了火堆，只为让我们能再多拍几个镜头。

这部电影里我们的两位主演，巴德玛老师和伊德尔从最初的陌生人，慢慢的相处成了真正的母子。巴德玛老师身上所带有的轻盈、纯真、质朴的气质，让母亲不再是剧本里角色，而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草原母亲。伊德尔奉献了他所有对生命和音乐的感受，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阿鲁斯这个角色。还有那么多普通的素人演员，他们构建了这个电影最真实质朴的瞬间。

剪辑指导张一凡，将脐带的剪辑风格调整到了一个最靠近观众，又最大程度保留创作者意图的版本。

声音指导富康，在声音后期制作中，根据他的真实情感体验手动推音轨，把空旷的草原填满了属于人物内心的声音。

调色师张亘，将如此丰富细腻的色彩带给观众。

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三位音乐人的音乐作为一条隐形的脐带，将这部片子里母与子的情感纽带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这部片子的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自于呼伦贝尔当地，他们带着对电影最赤诚的爱和热情，帮助我们拍完了这部有独特风味的草原电影。

《脐带》有种神奇的力量，将所有喜爱这个故事的人凝结在一起，帮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剧本到今天走进电影院，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借助光影、声音、音乐的力量礼赞生命与爱。

The cord of life. 臍帶，是片頭草原上蜿蜒曲折的河流，也是綁在母親和兒子身上的繩子，是羈絆，兒子為了防止母親走丟的工具，也是束縛，如Tana所說的這是自私的。很明顯這個草原上的故事並不是講述現代生活和傳統牧民生活的碰撞啊，更多的是關於生命的思考吧。生命的輪迴很神奇，人年老了會重新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或許人活一輩子也只有這兩個時期是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社會身份吧，母親不再是母親，而是她自己，她也想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也想回她自己的家。所以最後在火光紛飛中，映著月光傾斜在湖面上的一片湛藍，阿魯斯把「臍帶」剪斷，把羈絆剪斷，讓母親迎接自己的死亡，把束縛剪斷，不再留著母親，讓她跟隨自己的爸爸媽媽一同遠走。樹，是我的家。那棵半生半死的神樹，一半枯死，一半枝茂葉繁，就像母親那早已逝去同時又永存在心中的家。阿魯斯和母親都找到了家。最後，伊德爾未免太帥了，景色和音樂過於令人迷醉，可惜排片太少了，希望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看一看。馬上給媽媽打一個電話。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可是“家”是哪里？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什么是传承？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有幸担任了路演的主持，获得与导演对话的机会，有一个我在观看前做功课就预设了的问题，导演的回答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特此记录一下。

我的问题是：电影史上绝对不乏父子关系的探讨，日渐崛起的女性导演则愿意选择母女题材，那么作为一个90后女导演，为什么会设置儿子（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与母亲这样一组人物？又是怎样把握这一男性角色？

导演说：她父亲这一辈总共有五个男孩，奶奶就是由五兄弟轮流照顾，非常妥帖；恰恰是站在女性视角，她发现男性其实可以温柔细致地关爱自己的妈妈，但是男性导演却总是不愿意表达与母亲的亲密，特别是男性在进行照护活动时流露出的柔软气质。

这让我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意料之外，细想下来，也许是点破我潜意识中已有察觉又没有抓住的“情理之中”。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是我崇拜的英雄、想要成为的人，也不是理想伴侣的模版；他总是像一个大小孩，虽然没有原则性错误，也是外人眼中的爱家好男人，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是相当缺失的。转变始于退休的前几年，父亲开始拒绝应酬而爱待在家里做家务；更大的转折则是我的奶奶脑溢血，逐渐失能失智之后，他承担起照顾奶奶的绝大部分工作，虽然也有姑姑和保姆，但他几乎每天都在自己和爷爷奶奶家两边奔波。直到去年奶奶去世，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里，父亲的照料工作无可挑剔，令我肃然起敬，自忖将来自己也未必能做到如此程度。

又想到前几日北大三女生那场炒作，她们本应讨论和推销的那本《始于极限》就深刻地辨析了“结构VS个人”的问题。性别理论向我们指出刻板印象源自结构的塑造，但某种程度上也把我们嵌死在这一结构中。如果说女性还被鼓励去“解放”和“颠覆”些什么，男性则更多是持续被批评指控、被要求反省——当然他们反不反省、能反省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些问题，可是反省然后呢？你期待他们做什么呢？反省和行动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必须有充分的“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吗）？就像我明明看到父亲每日的付出，却想不起来再多问一层：一个男人会如何照顾他的母亲呢？他如何理解母亲，又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依然父权制的世界里当然充斥着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但是当男性愿意与女性建立亲密的连接，并一定程度上敞开自己、让自己“像对方/像女性”时，它又会开启何种可能？没看到这一点，也是我的盲视吧。

感谢电影、感谢导演呈现了这种可能，或者说不是尚未浮现的可能，就是生活中时常发生但未被充分表述的那些经验，将它们再现和问题化。在这部电影里，“脐带”是母亲和孩子的连接，在这部电影之外，“脐带”也是这样一种提醒：性别问题的探讨除了主流的“压迫/反抗”模式，还应当容纳对于两性连接关系的思考——不是那种既定的连接（比如婚姻关系已然被当作压迫制度），而是在真正的敞开与接纳、在情感流动中重塑彼此的认知和行动。就像我不能说阿鲁斯是女权主义者，他也未必百分之百地理解和共情母亲，但恰是在与这位女性的连接中，阿鲁斯呈现出不一样的男性气质，在走向对方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

我总觉得，某种流派的女权主义尽可以主张对抗和分离，但广义的性别问题必然包括两性在世的真实相处，甚至说得hard模式和乌托邦一点——女权主义的任务包括改变男性？当儿子照料母亲，这种连接难道不能被看作至少是改变的开始吗？

PS：女性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一言难尽，比如人们常说“人老了会变回小孩”——加上一点性别化的表述就变成了“女人要卸掉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做回女儿or做回她自己”——然而这个所谓本然的自己是什么样？难道就是父母庇护下的小孩，一个单纯而空洞的“自己”？为什么作为母亲妻子的一生被看作“不是自己”、而是一副终将抛弃的枷锁？又为什么女性不能将妻子母亲以及职业身份、将工作家庭及一切生命经验都看作是构成她自己的实在？如果女性能够真正强大，我希望不要有那么多追求轻盈的抛弃与逃离，相反我们能够将悲欣交集的人生都看作自己的行李，在终点迎接一个充盈的、沉甸甸的自己。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 很喜欢“脐带”的寓意。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生死树，死生一体。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