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活生吞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

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瞧吧！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

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可是，他们呢？！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

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

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

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

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而且他很有才华。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

“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1、相比本片通行的译名，我更喜欢另一个，《别人的生活》，更配得上这部电影内敛、忧伤、沉默的气质；

2、在本片的最后，当编号为XX/7的窃听员拖着小箱子沿街派送信件的时候，他的背影，看起来孤独极了，但是，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那里，也许平静得像落满了花瓣的湖面；

3、如果某些人优越的人生，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悲惨生活来交换，我们会怎么做？会视而不见的吧，因为我们是优越的那一方。会逐渐习惯的吧，因为我们的悲惨似乎很难反抗。但是，电影里的那些人，却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4、真正的恐怖，不是电梯里遇见鬼，而是，前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
5、所谓的良心，不是随手给路边的乞丐一枚硬币，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期望温暖的平静，即使知道前路一片泥泞，依然，不回头的，风雨前行。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电影里出现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感动，会让我们眼眶湿润，那是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人，似乎从来不会出现；

6、影片当中，扮演窃听员XX/7的演员拥有令人赞叹的演技，他似乎有一颗大理石做成的心脏。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亲人，但他顽强地活着，就连喜悦，也要被掩饰起来。但我们能明白地发现，最后那一个镜头里，他对营业员说：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他脸上的那份轻松与满意，足够使他，觉得人生都不虚此行；

7、如果有人以为，影片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现实，已经足够黑暗而恐怖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太乐观了些，为了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为了平静地活着，其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将打字机藏在地板下而已；

8、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许，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到最后的时刻，色彩终于明亮了起来，但是，明亮永远只是暂时的，会有新的黑暗，很快来到。只要人心不变，凡事都不会有改观，但是，人心会变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9、本片最令人感动的一个镜头，出现在作家的演员妻子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窃听员XX/7跑上前去，喃喃说道：您不要死啊，我已经把打印机转移了。可是，一切都晚了，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疼；

10、如果谁去期望，仅仅一部电影，能留下多少感动，能让人心有多少改变，那，太天真。我们依旧，在黑暗里活着好了。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那么谁在看？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何为人？”，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这是20世纪的背叛。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对吧？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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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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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