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左翼阶级政治现实电影加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方面也没有很深。很难想象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郑正秋，做出这样的片子。作为话剧太平，作为电影没有分镜头。（有勇气后才写的，没有勇气一直想下去，本来是很有信息能量潜力的）也没啥分镜头逻辑。就是导演的内心。但是一直在拍。也没有成长得特别厉害。最后的奇观还可以。情感奇观。情节奇观。但是还没有Hold得住。最后是女人的联合，亲情的胜利，超越了阶级的厌恶。女儿的转变有些牵强。导演要她转。家庭伦理便是浅在了这里。只有情节，无思考。贫富对立，孝顺，之类希望他有思考的地方，很快就转到情节继续的波折了。大宝和二宝冲突还有意思，有贫富可怜的意味，但是偷东西又的确犯法，维护私人财产是必须的，难道因为是穷人偷东西就值得悲痛平吗？请了农村的奶妈，她穷，就可以偷东西吗？有点滥煽情，同情穷人的左翼电影的感觉了。要思考的是，二宝打她，是对的，不给钱，是对的，厌恶穷人，也没做错，二宝没有做错任何东西，而电影试图让我们同情的大宝，实实在在偷了东西，打了人，是的确有罪的。这个导演觉得罪恶的二宝做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且对的社会，她怎么做都合理，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社会，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希望看到他思索的地方，可惜他没有。

一直在想，已经偏了一年，获取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电影本来有的，但是偏了原来的规范，获取了很多。推翻了原来的。又有新的（些许的出轨很好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原来的轨迹，但既然已经脱了，一定遵守原来的轨迹还有必要吗，都脱了，前面的已经不成立了，还是去试图去坚守都力量是什么？孝顺对我们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安全的感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确定感，有什么雷同之处？我感兴趣这个。超出了这个纯情节的片子的诉求了），是不是也有被推翻的可能？随便看看，就能获取这么多，像严肃地完成考试作业那样对待，反而获取不了什么。世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打破了原来既定相信的轨迹。甚至获取的还多，虽然不一定丰盛但是很多。以前逼自己看红楼梦，也许没有先买随便看看获取的多。一定要“那种”安静图书馆环境，沉浸在里面看吗？不这样就得不出东西吗。大家都这样说。但不小心我得出相反且有意思的经验。正常看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点和现在看的状态和感悟。

但是共同的女儿的受难这点，加一点点亲情。共同的苦难和亲情的温暖，战胜了阶级。只要女儿的转变合理，这个就可以合理。但是不是纯亲情的也，也有共同的，对人类苦难的体察。没有这种情怀，只有亲情，也会像父亲一样。这是我看这个封闭的故事看到的不封闭的部分。

明星 郑正秋代表作 早期有声片杰出代表

通过一对孪生姊妹贫富不同的传奇生活境遇的戏剧化讲述，深刻揭示了社会的贫富不均 阶级不平等 军阀腐败黑暗等社会问题

题材内容编剧结构有巨大进步 整个故事起承转合 社会批判性的情节体现出郑正秋的一贯坚持 教化民众 感化社会

该片为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持久创作与基本类型范式奠定了良好基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雏形

镜头语言运用较为成熟颇具特色很好地配合影片的主题表达

导演非常娴熟地使用多种镜像手法使画面与情节完美配合最终使导演的拍摄意图得到最大限度的表现

它将传统形式和技巧与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结合起来

在家庭伦理剧这一机具本土色彩的题材类型创作上不断丰富创新为后辈的该类型创作打下基础和范式

《姊妹花》

年代：1934年

国家：中国

导演：郑正秋

主演：胡蝶、宣景琳、郑小秋

适宜人群：深度影迷

聊到这部电影时你可以谈论以下话题

中国旧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矛盾冲突十分激烈。地主阶级宣扬宿命论，让贫农相信贫穷是天生的命运，以此来维护其阶级利益。

导演郑正秋就把一个富人和穷人放到了同一个家庭里，用他们命运阴差阳错的走向，反驳了所谓的宿命论。

大宝和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赵大私贩枪支事发，就带着女儿二宝逃奔异乡，后来把她嫁给了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

大宝则跟随母亲留在家中务农，后来嫁给了木匠桃哥。结果由于家里贫困、桃哥生病，只能出来做事情。谁知恰巧到了二宝家里，给二宝的儿子做奶妈。

大宝急着用钱，想跟二宝借钱，遭到拒绝，还被赏了巴掌。无奈之下，大宝偷了少爷的金锁，被小姐发现，推搡中，柜子上的缸掉下来，把小姐砸死了。大宝因此入狱。

这一系列变故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一件事顺势推倒至另一件事，但终归是要表现出穷人和富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宝身穿绫罗绸缎，大宝却破衣烂衫；二宝每天跟富太太们打牌，大宝却要为空了的粮食发愁。同样的年纪，又是一奶同胞，差别竟如此之大，带给观众深深的震撼。

所以尽管情节过于强调巧合从而显得狗血，但通过大宝之口，道出了当时贫苦人的心声：“倒霉的是我们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啊！”

这部电影是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根据他的话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是他“走上前进之路”的标签。

“电影皇后”胡蝶在片中一人分饰大宝和二宝，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身份特点演绎地淋漓尽致，备受好评，影片也票房大卖。

全片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两处

亮点1

第37分钟，这是成年后大宝和二宝的第一次同框，但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则带给观众更大的好奇心。

其实这就是后来常用的合并底片处理，摄像机不动，让演员做两次表演，再把底片从中间剪开，各自拼在一起。

只不过这样的处理必须得让演员处在画面两侧，彼此之间不能有互动。近些年有了电脑特效，就方便多了，比如《影》中的邓超。

亮点2

第61分钟，电影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这一家子相认的场面。大宝见到妹妹二宝，自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受苦的那个偏偏是我而不是她？”

原因则在于，大宝当时头上长疮，赵大嫌她不好看，所以她才选了二宝。“长得不好看的，就丢在家里不管；长得好看的，就卖给人家做姨太太。”

大宝质问二宝：“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现在做人家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了。”

不过好在电影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二宝良心发现，决定帮助姐姐大宝出狱。

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

《姊妹花》与同期的《渔光曲》相比，思想的批判性上削弱了不少。

该片讲述了一对孪生姐妹大宝二宝（胡蝶分饰）由父母分带，长大后存在阶级差异的两人以各自的身份相遇，又在发生种种意外后相认的故事。导演郑正秋通过一系列情节安排为后面的戏剧冲突造势：新添了双胞胎给本就贫苦的大宝一家加重了负担，母亲卧病在床、桃哥积劳成疾，更是雪上加霜，让这个家庭处于崩溃边缘，也促使大宝决定进城做奶妈；然而桃哥的意外事故压倒了最后一根稻草，大宝不得不求身为太太的二宝提前结工钱；二宝却毫不同情，冷酷地视劳苦人民性命为草芥，不仅拒绝了大宝的哀求，还扇了她一巴掌，这也直接导致大宝走投无路选择偷小少爷的金锁，而后误杀钱督办妹妹。穷苦百姓和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差距是无法逾越的，导演郑正秋却给了影片一个带有调和主义幻想色彩的大团圆结局，大宝母女借由父亲与二宝相认，并将其成功感化；至于矛盾本身，导演“巧妙”地借大宝之口将底层人民和富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作为贩卖洋枪的买办阶级的父亲和妻女之间的矛盾：父亲因大宝长疮而只带走二宝，抛弃了大宝母女，而后又通过二宝的婚嫁谋取官位。如此来看，导演郑正秋的创作思想有其难以改变的局限性。

不过从形式技巧和电影视觉表现上来看，郑正秋相较于以前有了不少进步，例如对闪回镜头的使用，特写镜头对人物心理展现的拿捏，声画对位的叙事等，以及影片配乐、歌曲、对白结合的尝试，都增强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对大宝二宝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不过即使是运用历史观来分析影片，我对影片中文明戏式的人物对白还是有点不敢恭维。

姊妹花 (1934)

7.1

1934 / 中国大陆 / 剧情 / 郑正秋 / 胡蝶 宣景琳

《姊妹花》：1934年，明星公司出品，郑正秋编导，郑小秋、胡蝶等主演。 故事原取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系当时翻拍此流派作品的潮流之尾声，故事通篇体现出一个“巧”字，真是所谓“无巧不成书”，与大部分鸳蝴派的作品的叙事结构相吻合，但现在看来未免过于夸张与不符合现实。 表演上虽有戏剧的影子，但总体来说表现上佳，有强烈的代入感，其中尤以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为人称道，对于贫富两种角色的自我掌控和拿捏可以说无愧“电影皇后”之称号。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民国电影演员台词表现上的通病，影响观感，使角色跳脱感强，经常在人物和演员间游离，可以算是有声电影出现后的阵痛期。 本片作为民国左翼电影浪潮中的作品，二元对立的设置处处可见，如贫富对立、性别对立、父权和母权对立、军阀和改良派的阶级对立、恋爱自由与约定婚约的爱情观对立等等。虽是左翼浪潮的代表作之一，但不少情节的编排仍带有“影戏”的特点，夹杂着旧民主主义资产改良派的思想，但本片的安排妙处是将这些“旧”的东西置于暗线，故此片已不见宣扬封建良俗的说教，取而代之以对军阀割据、军火走私、民生疾苦、以貌取人和婚约等种种当时（或为影片背景交代的20年代中期）社会不平等因素最直白（直接通过台词借角色之口大声疾呼以及一些简单的情节交代）的控诉，所以对主题的表述有些过于赤裸。开放型结局的处理倒是一反当时影片常态，可以说是本片可取之处。

【编剧|导演：郑正秋】

1.

郑正秋主要是一个编剧。代表作：《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青年时期郑正秋积极从事新剧评工作，1913年涉足影坛，编剧并参与导演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与张石川等创建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导演。主要编导作品有《劳工之爱情》、《玉梨魂》、《姊妹花》等共53部影片。1935年7月16日卒于上海。

2.

1922年初，与张石川、周剑云等共同创办共组明星影片公司，他除任编剧、导演外，还兼任明星影戏学校校长。同年，为明星公司编写了《滑稽大王游华记》、《劳工之爱情》等4部短片。

1923年底，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此片为中国摄制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郑正秋编剧的第一部“社会片”。

1934年，他编导的《姊妹花》，该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记录。1935年3月该片参加了苏联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

3.

郑正秋的电影活动得益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时政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正是在中国民族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秉持着教化观念的张扬和影像秩序的建立的电影启蒙姿态，完成了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关怀视野的启蒙电影伟绩；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话语相比，郑正秋电影独具一种温情的平民色彩并得到广泛的观众认同。（《当代电影》评)

【制作公司：明星影评公司】

1.

中国早期私营电影企业。1922年3月﹐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发起﹐创办于上海。

初期摄制滑稽短片﹐1923年冬﹐拍摄《孤儿救祖记》后﹐开始摄制长故事片﹐坚持“教化社会”的宗旨和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艺术主张。

1927年﹐摄制了《火烧红莲寺》﹐开中国影坛神怪武侠片之先河。

1931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1932年﹐邀请夏衍﹑阿英﹑郑伯奇任编剧顾问﹐促成与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电影事业提供了契机。之后﹐较快时间内拍摄了《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姊妹花》(1933﹐郑正秋导演)等一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影片。

2.

“明星”最早的四部试验影片，有三部是滑稽片，第四部是所谓时事片；都是郑正秋编，张石川导演的。头一部叫《滑稽大王游华记》。第二部笑片也是郑正秋编的，叫作《劳工之爱情》。第三部影片叫作《大闹怪剧场》。

【演员：胡蝶】

1.

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出生于上海，中国内地女演员。

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

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

1932年，出演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片《啼笑姻缘》 。

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

2.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1960年，她则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摄影：董克毅】

1.

董克毅，中国电影摄影师。18岁入明星影片公司当学徒，悉心钻研摄影技术。1924年独立掌镜，拍摄影片《诱婚》。董克毅对摄影技术贡献很大，是中国最早使用两次曝光、“接顶”拍摄法、特技镜头、测光表、镜头纱、渐变的柔和玻璃、偏光镜、可变速的摄影马达等先进摄影技术的摄影师。

2.

在早期的默片时代，摄影师用灯布光，衡量亮度，全靠个人的经验判断。他通过反复实践，练就了一双被同行们公认的“火眼金睛”，使拍出来的片子能做到密度一致，光影和谐。但他并不保守，一旦有了条件，他又率先使用测光表、镜头纱、偏光镜、可变速摄影马达等先进设备和技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

3.

1928～1930年，他担任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1～18集)的摄影。1931年，他作为中国第一部蜡盘录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摄影师。

【演员：宣景琳】

1.

宣景琳拍影戏不为出名，只想积蓄酬金为自己赎身，改变身份。不料她的秘密被人发现，积蓄被妓院没收。郑正秋知道后，就由“明星”出钱为她赎身，还编写了一部妓女生活的剧本《上海一妇人》，请宣景琳主演。她现身说法，受到观众赞赏，宣景琳正式成为“电影明星”。 宣景琳获得了人身自由，又有了“电影明星”的身份，就要王公子名正言顺地向父母提出，双双成婚。

2.

在无声片时代，宣景琳拍片勤奋认真，生活严肃，受到明星公司同仁的尊重，是早期影坛屈指可数的红牌女星。虽不到三十岁，但通过导演发掘，宣景琳在《少奶奶的扇子》、《姊妹花》等多部影片中扮演的老太婆形象成为特色，被誉为“中国电影第一老太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