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ler

给《我不是药神》打了三颗星。

能看，还行的意思。对新导演文牧野来说（不考虑宁浩与徐峥的护犊保驾），电影拍成这样，已经是一种美德。

我突然反应过来，翻了下被宣传营销方反复拉出来作比较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打的也不过是四颗星。这个时候，《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美国好电影的形象，尽量往它靠拢，就有了一道免遭批评的金牌。

只要提到价值，中国电影的标准便会坍塌。

这里的价值，可以替换为“良心”，“真诚”，“勇气”，“不容易”，“排除万难”等一类词汇。

不难发现，它们的确是《我不是药神》所讲述的主人公事迹，也被有意凸显放大。因此，给这部电影提不同意见，变成了有风险的一件事：你要承担道德压力。

事实上，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样的褒赞：比如王传君被徐峥骂完一个“滚”字，无需台词，红了眼，对眼前人的突然魔怔，感到难以置信。天上落雨，他最后一个走人。电影在这里，拍得好。

但我不喜欢的，是前后大发感言的两名老太（前一个被叱喝为托），她们的表演模式，与横店片场大呼青天老爷的群演模样，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我不是药神》是有野心的。

徐峥这个半路出家、亦非完人的投机药贩子，却帮助了许多病患。电影并非原型人物的翻版，他是否被美化，无需追究。但有个事实被电影模糊掉了，真正救了病人的，依然是那款被研发出来，攻克了癌症的仿制药。

再看下其他人物设定，他们是如何变成一个个无处不在，打通阶层地域，连接家庭脉络的中国病人形象。

王传君的角色，是个一朝患病，跌落谷底的上海人。重大疾病面前，表面风光的城里人，一样倒血霉。

谭卓的角色，是个爱护女儿的妈妈。孤儿寡母，有反差，有同情，求生不易，无可辩驳。

黄毛的角色，是个农村来的，没文化，眼神杀。充满希望，但已被大病抹杀了可能的年轻人。

神父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里常见，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基督教力量（《我不是药神》也多重借鉴了与抗争有关的经典韩片）。无医可靠时，信仰能暂缓痛苦。

据说，主流观众在心理上，大致是会排斥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电影。面对这些电影，他们需要正视整个社会已经被撕裂，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阶层，许多群体，正遭受着非人、不公和就地死亡的待遇。

这种观影感受的痛苦折磨，会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种是人心肉做的同情，也是“谁不会得病”的吁天感慨；

另外一种，是引发每个人对自己不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漠然以对，选择无视的羞耻，刺痛和罪恶感。

《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反作用力影响。所以，即便组成了父子、母子、夫妻、全家福合影的中国病人团，电影要做的商业化（通俗化、戏剧化）还远远不够。追逐、打闹、飙车和就义，它们都被加入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组更好看、更有卖相的群像脸谱。

我甚至怀疑，连夜场疯狂砸钱钢管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段落，同样是有辅助徐峥与谭卓情感线索的功效，但后来无疾而终不得见的处理，导致我对这个段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无论参照原型人物的深度报道，还是单就结尾黑底白字的普法进程教育，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黑，哪是一脸奸相的瑞士大药厂，又或者，结尾的辩方律师，底气敢再不足一些？

我知道，我在这里抛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能，就正如当下中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神作”。

徐峥的偏向虎山行，面对法律的示弱，抛弃病友的闪躲，目睹惨相的偿还，本质上还是用同情来带动剧情，感动了执法者。

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行。只是，电影真的只能这样子？那牺牲何用，愤怒何去何从。

这样一部偏写实风格的电影，最不缺的就是惨。一个观众突然被打动，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原来片中人物会突然挂掉。《我不是药神》切入现实，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可能，这会让许多观众受到内心震动。你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中国病人——没有任何穿越，或者再来一次的可能。

如此阐述，可能还是不够严谨。当下中国，不说大病，很可能一个顽疾，就会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这个时候，医疗体制，医保医患之类的现实问题，立马山塌雪崩。呵，原来是早已经写好的魔咒。

病只是引，死才是结。

所以，被消灭的，被铁拳击倒的，何止是戴口罩的病人。《我不是药神》点到为止，要求他们冲上街头的做法，显然不可行，也不可为，若依此就说，它有《辩护人》或者《一九八七》之类的勇气，还是有点太造神了。

从放弃治病救人的鲁迅，到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眼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说明人与人，还有存在起码的共情能力。但不得不小心，眼泪同样可能成为资本的麻醉品，正如资本在电影里，“荣幸”背锅。你也无法否认，为了扶正主人公，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要找个撒气对象。但这不代表药监局就不应存在，法律就不会出疏忽漏洞。穷，就真的有道理。因为各种原因，《我不是药神》都没有走得更深。

如果穷病是中国的专利，那面对隔壁的印度，我们是否还有体恤病人般的同情。多数人拒绝了解，因为太远了，不相干。而观众为《我不是药神》落泪，只是因为他们进了电影院。

但我想说，穷病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正如不要因为王砚辉在审讯室总有过人表现，就认为他事实无罪。这句话，搁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乐园，放在达内兄弟的比利时，也会很有道理。人与人是不同的，比如以穷富作为显性标签，但人与人的性命待遇，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更不是国家的。所以徐峥赶紧做的事情，是把儿子送出去。对于命运已然注定的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放弃对安全的幻想。

这不是过时的幼稚天真，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许多人甘愿为之牺牲的崇高天性。说到底，救人的，还是药，而不是别的，泛滥的同情，还是撞车的精神。如果一个体制只欢迎你束手就擒，那么，无论贫穷贵贱，下场都是死——只是死法有所不同而已。

穷，刺痛了国人。死，才是没得救。

这药能吃，但一点也不神。

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

很多人都在夸演技好，说出了所以然的却不多。

我想来说一说。

首先，男主角徐峥贡献了全片数一数二的表演，我几乎无法挑毛病。如果说他过去的表演还有匠人气，那么在《药神》，他已开始朝一个更高的境界精进。

但表扬他的声音太多，我就不锦上添花了。

我想做的，是把掌声送给另外三名安静的“非著名演员”。

他们的演出在我心中同样无可挑剔。

- 章宇（黄毛扮演者）

章宇的表演在《药神》里是不可替代的。

理由是：他身上没有表演痕迹。

无论是徐峥还是王传君，他们的优秀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导演的指示下）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力度，他们非常清楚优秀演员举手投足之间毫厘毕现的分寸感，必须像刀刻一样准确。

章宇不是。

相反他的表演是有毛边的，这让他真实得无从反驳。

注意，表演痕迹和表演“毛边”不是一回事——

痕迹，是演员本身用力了；而“毛边”，是人物前世今生的残片。

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往往就不是准确地活着，我们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指引下朝某个地方走去。而以何种步伐走去，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章宇抓住了这一点。

他扮演的黄毛在片中有名字，叫彭浩，是个杀猪的。患上白血病的时候，他还未成年就从家里跑出来了，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这是一个极为内敛的人，内敛而深情。

抢吕受益的药，不发一语；

见神父被张院士的人打，他迎头而上，也是不发一语；

吕受益死后，程勇去找他，他依旧一点表情没有，让他滚开。

黄毛所有的反应，都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因为演员呈现的这个角色是简单的，行动目的清楚，偏偏——

他的眼睛非常有感情。

这里，我们看到人物的“毛边”。

黄毛的利落不是因为无情，而是隐忍。他之所以总面无表情，不是因为他没想法，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默默消化。

唯一能出卖他的是那双不动声色的眼睛：

程勇第一次给黄毛结工钱时，说“黄毛，你欠我的钱算是还清了，咱们算是两清了”。赶他走。黄毛原本靠在墙上，听完这句话一语不发，眼睛动了一下。

他走上前，拿起自己的衣服准备离开。这时候，有人叫住他。黄毛依然没停，但从他眼珠勾回的方向我们很清楚——他在等程勇的反应。

程拿出同样的两瓶药、一个信封放桌子上，严肃又带着笑意让他留下来。黄毛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没有立刻去接受药和钱，但在其他人的起哄下，他拿了。

眼神还是往下掉，非常羞涩地说了一句“谢谢勇哥”。

别被那一头黄毛、带风的八字步骗了，他的故事藏在眼睛里。

那些眼神串起来让观众可以把这个人看得很深、很远，几乎能想象到——

在生命的前二十年，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他是如何一点一点去消化身体和心灵上的苦痛。

也是因此，黄毛这个角色有了很醇香的味道，像雨前的龙井、陈年的好酒。

而这，要归功于演员的克制。

“假药”大卖后，大家在神油店疯狂“撒币”，一时间人人得意忘形。

黄毛也不例外，但他的眼神仍是静的，嘴也依然抿着——

他归根结底是亲近这个世界的，却又始终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警觉与疏离，这是过往在他的心灵里留下的伤痕。

可他的深情，又推了他一把。

后来他“放飞”了，载着车子越过层层警车，又“嘭”地一声生命戛然而止。

黄毛给我们的震撼是一圈一圈散开去的。

感谢章宇的表演。

- 王传君（吕受益扮演者）

王传君早晚要演吕受益这样的角色的。

我没有看过《爱情公寓》，但是我朋友对他的评价让我记忆犹新：

他说王传君“清淡而不失阳刚”。

我认为这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他在《药神》中的表演气质。

王传君很高，以他的身形演一个重病患者其实是吃亏的。

可能他自己也清楚这个劣势，于是把“态”做得特别足。

我不知道王传君把自己的脊椎弯曲到了何种程度，才能让吕受益佝偻成那样。印象中唯一能与他的身形控制一战的，只有小雀斑在《万物理论》中模仿霍金的表演（那次他拿了奥斯卡影帝）。

——这还只是第一层的。

对于吕受益这个角色来说，这种“态”还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形体折射。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本质上是《西游记》的变体，教父是唐僧，黄毛是悟空，那么吕受益就是沙僧。

他是“不幸”而“不争”的。

那场抗议的戏你们肯定记得，他跟病友们在格列宁公司外面静坐抗议。但病友们对医药代表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边观望边扒自己的盒饭。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上前的人。

听医药代表在那里讲假大空，他飞起一个白眼，跟着，啃光的鸡腿骨也飞出去；看有人朝医药代表砸东西，他窃笑。

这样一个吕受益，非常中国。有情绪但绝不勇猛，心如明镜又不会拒绝妥协。

他是蝼蚁一样的生命个体，始终蜷缩，不愿睁眼。

这种精神上的病态才是慢粒白血病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王传君在诠释吕受益的时候一把抓住了这种生怕不小心生命就会被扯断的卑微。

哪怕是在神油店里，所有的人都因为程勇把代理权出让而愤怒离去，吕受益也没有走。

他问程勇，大家是不是都喝醉了。

程勇说，滚。

吕受益这才像树懒一样起身，满眼的迟疑与眷恋。

王传君在这个状态下，一直保持并延续着一种病态的求生欲，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活着》的福贵。

但王传君又不是福贵。

影片后期，他进入急病期，清创，痛不欲生。

做完骨髓移植后的那天爬起身，他的眼神有点不一样。

第一次闪烁出了果敢的光芒。

第一次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

他决定去死。

死之前，看一眼儿子和妻子，他那一眼里面，没有什么泪，但是溢满了感情，他是为了他们，勇敢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懦弱，不拖累家人的。

这是另一种勇敢，不是么。

- 王砚辉（张长林扮演者）

我在写章宇和王传君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信心。他们的表演都很出色，但是思考路径依然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写王砚辉，我感到一种“深不见底”。

这个词是香港导演麦兆辉用来形容段奕宏的。

但看完《药神》以后我十分肯定，王砚辉同样适用于这个评价。

其实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幕后玩家》到今天的《药神》，王砚辉都有一种极其稳重的、属于他自己的节奏。

换句话说，他的存在给这个电影增加了厚度并且有一锤定音之效。

那个人一站在那，场子就镇住了，戏就来了。

与章宇、王传君“以质取胜”不同，王砚辉之所以能够在人性上走得更深，大约因为他在人的自私性、功利性以及短视性等劣根性层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观察。

你看人物张长林体现的人性跨度之广就知道了：

在大会堂演讲时，他是张院士。

卖的“格列宁”是假的，扑热息痛加点面粉；托儿是假的；院士头衔当然也是假的。

于是我们看到，他从台下飞奔下来时，像一直扑腾着翅膀的小鸟；被人群拥戴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满足好像痒痒挠挠准了心房；被神父点名时，他错以为要夸他，赶紧立正站好，一副等待全世界赞美的模样。

像什么？

小丑。

这根本不符合一个中年男人的正常状态——

假，是他表演的核心。

可他越假，人群却越狂热，我们看着便越觉荒诞。

可以说这小节的荒诞感是演员王砚辉给电影的增色。

对此相对应的是后面一段，他的假药点被“点”了，被迫流亡。之后勒索程勇，他要20万，程勇给了30万，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惊诧——

那一刻他知道程勇现在是真心行善。

几乎是一瞬间，张长林的模样和神情都变得十分恳切，他说：

我卖了这么多年药，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啊，你也治不过来。 算了吧。

人的阴暗面，在张长林身上变成了一种合理存在。

他能够真正站在一个先天有“缺陷”人的角度，彻底摒弃一切高屋建瓴的东西，去思考一个人的处境，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

此时，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

而被警察抓住后，警察审问张长林，他依然没有正形。咳了一声，要了一根烟，不太正经地说是自己在卖。

——他最终没有出卖“朋友”，把自己怼进去了。

这时候，他是一位死士。

可在王砚辉的处理下，人物和“正义凛然”四个字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警察怒了再逼问，他像棉花糖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又笑笑，说确实不是自己。此处我一直想到他在《烈日灼心》中那段堪比真实死囚的受询表演。

朋友们，要解读王砚辉的表演就要记住这一点——

他有一种纪录片性，或者说是一种中立性。

他所有的角色几乎都没有高潮，但是完全没有人能够撼动那些人物的分量，原因就在于他每一个角色是自成一体的。

他是一个注定被记住的、出神入化的演员。

感谢王砚辉的表演。

注：关于王砚辉的表演，更详细的分析见此：//mp.weixin.qq.com/s/Y9QUY7MpVDKSVstWZRp7gQ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

演员的一生，会因为他们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经历痛苦、煎熬、抽离，而浓度高一些。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要感谢观众。

是观众的欣赏，让“演员”真正地活着，并活下去。

《药神》除了这三位，其他的演员也非常出色，这是一部没有弱演员的电影。

如果我们的国产电影都能以此为标准去制作，国产电影一如医院外围坐的病患一样，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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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宋雯婷

后台回复“大佛普拉斯”“血观音”“我不是药神”等获得相关解析文章，

回复“周冬雨”“黄轩”“杨幂”“王砚辉”“马伊琍”“胡歌”等获得相关演技评论文章。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高分热潮？

这是一篇影评，不是检讨书。但我向大家承认，我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并不是看不得中国电影好。

我不懂的是：一部挺好，但没有那么好的片子，竟然这么高分？它甚至超过了虚构类现实主义的〈一一〉〈驴得水〉，超过了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的〈血站钢锯岭〉〈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难道给的是鼓励分吗？那我想说，中国电影不能被娇生惯养，如果创作者认为兹要这么拍就能卖座，那就完犊子了，至于会不会这样，我们来拭目以待会不会近年大量非虚构类现实主义电影涌入市场。当然，这是少数人的观点，大多数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巨好看啊，中国电影的良心。这么过誉的称赞想问问主创们怎么想？

首先，《药神》的优秀之处。

1，这部电影题材选的爆炸了，跟生活息息相关，题材好到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从大多数入手攻陷资本主义，这招在中国必胜。

2，英雄主义的胜利，中国没有英雄主义电影，或者说很少，恰好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敢出头的人，这是公民共同的希望，但《药神》并没有傻到只谈个人英雄主义，他最后把所有功劳献给了祖国，非常好！又树立了社会楷模，又督促了国家改革，民心所向。

3，片中全部一线大咖，或者戏骨级别演员，甚至几句台词的老太太饰演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老太太的戏都流下了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因为那是我们每个弱势群体，甚至每个公民想说的话。商业、内容俱佳。与观众共情。

4，把4放在4是有原因的。可以网上搜搜看，一线行业大咖全部五星好评，观众们怎么办？跟风评价也是高分原因之一。而且本来看电影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给五星也不少块儿肉，给了就给了呗，确实是这样，但我认为，评分反而是一把从业者的标尺，有它我们才看得清自己几两重几尺长，与真正的好电影还有多远。

好了，好的我说完了，我也认为《我不是药神》挺好的，但没那么好，正常8.0-8.5之间，9.0评分真的过誉了。

接下来我来说说为什么不好。

编剧的操纵感太强，导演手段往公益片偷偷挪移。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看到的设计感让我非常不舒服，原型人物陆勇是因为自身患病走投无路才有了故事原型，这非常能让人相信。但编剧将片中勇哥设置为一个倒霉蛋儿为了赚钱无意卷入一个未知的波澜，这本身就是非常常规的商业片设计。好的你可以当这些为艺术处理，电影中有艺术处理没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下。

在龚必蓓的“前情提要”以后，周一围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故事至此进入到了不需要这两个人物的时刻，他们就消失了。勇哥买药，直到遇见黄毛偷药，我们没看到勇哥有任何的对于弱者的恻隐之心，并且觉得自己已经是做好事了。直到张长林来抢生意，胁迫之下勇哥和队友一拍两散，再无话下，一年之后。勇哥看到吕受益的死，又卖药，队友回归，被调查，送走儿子，舍小我为大我，被抓。主线捋完了，一个倒霉蛋儿没钱时连媳妇儿都打，有钱了良心发现要做弱者中的英雄，不觉得怪吗？不奇怪的话我们反推：一个弱者眼中的英雄为什么会常年对老婆家暴导致离婚呢？我理解为，人物设置成一个混蛋是编剧有意为之，使人物张力更强。（这也完全不是原型人物的本意，但终究没有战胜资本还是把人物加工的“超纲”了）另，这种后期走向公益片的故事和央视一套有多大分别呢？

我们再看其他的人物，谭卓，吕受益，神父，李乃文，黄毛，是不是除了黄毛，其他都是功能性人物呢，勇哥需要帮手，他们纷纷到来，勇哥不干了，全都消失掉了。再需要剧情往下走的时候又回来了，虽然穿插了几段好戏，甚至谭卓的段落非常动人，但给完一下就没了，但显然，编导并没有觉得那些被白血病裹挟的患者比徐峥重要，这一点还体现在黄毛的死上，患者的生命不是生命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儿是情与法的关系，而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那么黄毛为什么一定那么壮烈的选择用死的方式呢，或者说不是黄毛选择的，是编剧制造了一场意外，渲染悲壮。如若不是编剧有意渲染，我就想不出其他的解释了。全程李乃文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冷血至极毫无人性可言，这种强大的压力在剧作上让徐峥作出选择，有心的观众可以调查一下实事是这样的吗，这设计感还不是编剧的功劳吗？所有的人物在片中都是断掉的，他们的任务除了反映生存现状就是告诉观众你看我们有多惨，只有徐峥、王砚辉是完整的。周一围则是和观众观影时的心态同步的功能性角色。不是说艺术处理艺术加工不对，而是观影全程能明显感觉到编剧的存在。

不得不说王砚辉老师短短的几段戏演得真好，超过了所有演员。

再说到最后，法庭上原告方台词还敢设计的再没底气一点吗？编剧又是为了走向往上贴呢吧？

徐峥被抓十里长街相送，连死去的人都来送行了，颇有些周总理的意思，这是因为不加点大写意就没法升华了吧？这导演手段我看来不是很高明。这么剪辑没毛病，也是过审的走向，但“瑜不掩瑕”。

一部真的好的电影我认为编剧不应该操纵角色，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部作品近年来上乘，但没必要过誉，迷失很可怕。现象级在中国电影如今并不少见，对于从业者而言，一部电影好在哪，不好在哪，客观的看，理智的分析现象才能看得见中国电影的未来。对吗？

20小时破三亿票房，预计上映期间票房直冲20亿，这特别好，这样的电影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应该赚钱，但我认为这是资本的胜利，而并不全部是中国电影本身的胜利。我觉得电影发展要和好的比较，不比较不知道自己文化断层缺乏思考。文化产业越来越赚钱，说明观众都能走进影院剧场里来，是特别好的事，提醒而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满足，以为随便点什么艺术手段就可以让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和别国真的写人的作品还差得好远好远呢！

这次《我不是药神》的现象级高分我们应该学习到的是宣发。超大规模点映（超大到不是点映了已经），加上行业大V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暂且认为是大家都希望中国电影好而给的鼓励分吧。公映第一天观影人次15w+，评论基数如此之大，排片量如此之多，业内带头推荐评分，9.0也难怪了。我为那些更好的电影却没有这么高分而感到惋惜，影院和观众还不能接受它们。用片中陆勇的话：“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会越来越好的。”

我爱电影，我爱中国，希望中国电影茁壮成长。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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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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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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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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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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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质疑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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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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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

1.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

• 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
• 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
• 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

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

1.“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参见报道原文：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

• 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

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何为仿制药？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

仿制药是假药吗

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

还是价格惹的祸！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

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

而中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本文系独家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我读大学时，有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从诊室出来，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嚎啕大哭。“怎么办啊！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哭声尖锐如一把刀，似要撕裂身体。貌似她丈夫的男人把诊断书攥成一团，一边摩挲女人的后背一边抹泪，讲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我晃晃悠悠走出医院，双腿软得像踩了棉花，恐惧、同情、忧愤等情绪在心中冲撞。从那时起，我才近距离体会到，原来世上真的有一群人在眼睁睁地等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因贫穷而耗竭。

《我不是药神》将我当时的情绪再度诱发出来。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穷能限制想象力，穷能扼杀多种选择，“穷”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变成了一个名词和一个标签。穷，就是原罪。

剧情不算复杂。徐峥饰演的程勇原本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前妻因难忍家暴而离婚，唯一的儿子将跟随母亲出国生活，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好靠卖印度神油为生，结果生意冷清，连租金都成了问题。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王传君扮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于是做起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生意。初衷当然是为了赚钱，但因为仿制药价格远远低于国内正版药，无心插柳竟救了不少人命。

走私之路当然不顺畅。警察开始找他，假药贩子盯上了他，正版药公司董事恨透了他。为了明哲保身，程勇让出代理权，拿着卖仿制药攒下的第一桶金开了公司，当了小老板。后来吕受益之死令他良心发现，重操旧业，不为赚钱，只为赎罪救人，成了真正的救世主。

电影每一处转折都在意料之内，叙述稍显老套。但仔细一想，才知这就是现实，残酷到几乎再无发展出其他岔道的可能。

除了张长林，片中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出于正当且正义的立场。警察打击违规药品，义不容辞；正版药公司起诉仿制药，合情合理；穷人想要活命而购买印度走私药，情有可原。但不难看出，影片的立场完完全全地倒向了穷困的患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或许吧。但这句话却永远不能成为恶人作恶、居高位者不作为的免死金牌。“鸡蛋与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是被滥用的村上春树名言，也是很多创作者创作时信奉的朴素真理。

看过一些访谈，导演文牧野始终谦逊低调，提及演员时却说，这部片子中所有演员都贡献了巅峰演技。这不是过誉。从演技担当徐峥、周一围，到后起之秀王传君，再到惊鸿一现的龚蓓苾，每个人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层次分明。需知片子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而小人物恰恰最考验表演。

徐峥与每个配角的对手戏都张力十足。吕受益做清创时，程勇和其妻在走廊里等候。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徐峥扮演一个内心有愧的“外人”，听着这哀嚎坐立不安，眼神躲闪不定，身子不自觉地侧向另一边。而妻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没有焦点，可见其在长期煎熬中已变得麻木。程勇去机场送儿子出国时，差一点难过落泪。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说要请他喝酒，两人的恩怨随前妻远去的飞机消泯，正式升级为战友同盟。而程勇背过脸说改天吧，一方面是因为儿子远走心情不佳，另一方面是不习惯曹斌的突然示好，当然也有面对警察难免心虚的成分。一场戏，不到两分钟，只有几句台词，却完整表现出了两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复杂的内心。

谭卓扮演的刘思慧是让任何血性男儿都甘愿为她冲锋陷阵的女子。她坚韧又恬淡，浓妆时性感妩媚，素颜时有种让人心疼的憔悴之美。程勇赚了大钱后，带着几个合伙人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团建”，用一沓又一沓钞票逼迫酒吧经理代替思慧跳脱衣舞。经理为钱忍气吞声，在台上扭摆腰肢，思慧在台下借着酒劲儿拼命起哄鼓掌，眼中有光，有火，也有泪。她经历过的屈辱、对程勇的感激、对命运的不甘全都写在了这一个眼神里。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有哪些一个镜头就体现一个演员是否会演戏的例子。”谭卓的这个眼神完美扣题。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着实令人惊喜。久病不愈，瘦如竹竿，脸上却总是挂着傻傻的笑容。见程勇第一面时，他递过去一个橘子套近乎，而这个橘子，之后又在片中多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他病到高价药也无力回天时，忍着痛对来看望的徐峥说“吃个橘子吧”；他去世后，黄毛躲在没有人的地方，边哭边往嘴里塞橘子。橘子，成为了吕受益生命的隐喻，它鲜艳饱满，酸中带甜，但剥皮时若一不小心把汁水溅到眼睛里，是会让人哭的。

吕受益的角色让我想到了多年前在医院偶遇的那个嚎啕的女人。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如果当时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或许我会在她手中塞一个橘子，说：“来，吃个橘子吧。”

《我不是药神》中大部分角色都面临着是守法还是救命的困境，这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背后，编剧和导演陷入了是充分挖掘故事深度还是尽可能争取过审的两难之中。在我国影视作品审核制度下，是不允许美化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的，而程勇这个人物恰恰踩到了这条红线。于是，后半程的剧情不可避免地落入过度煽情的窠臼，并最终靠“国家将格列宁纳入医保”来作为全片结局，一口气解决掉所有冲突。

以电影对抗并改变世界，近年来的韩国商业片可算个中翘楚。但中国因为特殊的国情，影视作品大多还停留在娱乐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不是药神》才显得难能可贵，能过审更是实属不易。在鱼龙混杂的电影行业，其黑色幽默下包裹的厚重的现实主义题材，是一朵瑰丽之花。

杨新鸣饰演的刘牧师，总是把“愿主保佑你”挂在嘴边。在该片的语境之下，这句话有浓浓的讽刺意味：主救不了的人命，被走私犯给救了。但影片末尾，讽刺意味消失，神迹开始显现。程勇走向监狱的路上，无数患者前来相送，并陆续摘掉了口罩，而已经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竟然也出现在了人群中。

这一场景戏剧性很强，以象征代替写实，与其说是对程勇的敬意，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意。患者们对生命的渴望突破了法律与情感、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像冲破包衣的种子，像啄破蛋壳的雏鸟。

愿主保佑所有与命运抗争的人，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