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有人说，青春的躁动来源于荷尔蒙，迷茫的眼神，蒙胧的情愫，不安、犹豫、鲁莽、激烈...《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故事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再看这部老片子，心中不由泛起几分尘封的“荷尔蒙”的回忆...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有一部电影，我一直不太敢写，那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让我想起许鞍华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在《牯岭街》的影像面前，文字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它太丰富了、太庞杂了，光是写剧本，杨德昌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拍摄，又用了近一年，最终的成片将近4个小时，片中出现的各色人物超过20个，支线繁多，彼此交叉……

可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关键在于，可以进入这部电影的角度太多了，它就像是一个周身布满入口的黑匣子，无论从哪里进去，都能触及一部分核心。它具备广阔的解读空间，而每个角度又都能逻辑自洽，而不只是点到为止。

这就让评论这部电影，显得尤为困难。看似怎么写都可以，但实际怎么写，都会留下遗憾。

还记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大二那年。从半夜看到清晨，看得昏天黑地，只模糊记得屏幕上黑压压的一片，夜景很多，白天很短；只记得小明的脸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苍白；张震的少年英气，也在昏黄的路灯下，氲成一抹阴郁的愁云。

那时眼中的《牯岭街》，像是一首青春挽歌。

我看到的是小四的童真，失落在小明的现实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纯情少男，在一个早熟少女面前，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们是两个世界，他们是两种时间，他们是盛夏与凛冬，他们是天真与荒芜…他们是毫无交集的另一个完整的对方，那样决绝的一道裂痕，就匍匐在他们中间。

然而，他们又偏要遇见。

而遇见，是最残忍的对决。

小四是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学习好，沉默寡言，那时的学生都加入帮派寻求庇护，小四却始终是个局外人。

可是，他一点也不软弱。

当滑头故意挑衅的时候，小四并不退却，抄起球棒就要挥下去，幸而老师出来制止。那时，一旁的小猫王是这样奉劝滑头的，“你别看他是好学生，你要是跟他搞上的话，他跟你玩真的！”

这就是小四，碰见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会不计后果地跟人拼命。无论那东西是尊严、是女孩、还是内心的干净……

他第一次打架，是为了小明。以一敌四，毫无惧色。

他被“两幺拐”的混混儿们围堵，是因为小明；被滑头和手下们威胁，也是因为小明。

哈尼死后，他找到心灰意冷的小明，向她告白。

那一刻，军乐团的演奏始终在响，由低徊到高昂，像是为这次告白助兴，却也淹没了许多知心话。

就在音乐声乍停的一刻，我们终于听清了小四，他大声地说：“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

这段配乐是剪辑师陈博文一点一点剪进去的，他让军乐声随着人物的心情起伏，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就像是小四与小明的关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最终归于沉默。

和小四不同，小明在同龄人里，显得不合时宜，她成熟得太早，有很多人爱她，她也爱很多人，这是她的生存法则。

渐渐地，小四看清了小明不可救药的“放荡”本性，于是，在那个宁静的傍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他将刀狠狠刺进了小明的腹部。

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每一刀，都将整个刀身没进去，不留一丝余地。

那样笃定，仿佛只要消灭她的肉体，就能戳穿美丽的幻象，毁掉那个虚伪的世界。

这就是年轻时候，我眼中的《牯岭街》，可以看出年轻的生猛劲儿和虐恋的血腥味道。

后来第二次看，小四和小明的情感线已经淡去了，我开始留意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哈尼。

如果说有“主角光环”这回事，那光环有一多半，都在哈尼的身上。

从南方避祸归来的他，一身海军服，披着风衣，出现在众人面前。简直像是归隐多年的侠客重出江湖一样。

而他的精神气质，也明显与身边那些蝇营狗苟的喽啰们不同。

一个帮派的老大，往往是最先看淡一切的那个人，倒是身边的小弟总不安分，闹出很多事端。

哈尼，是小四的精神偶像，而小四，是年轻一点的哈尼。

他们接触不多，话也不多，但心意相通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呢。

那一次促膝长谈，哈尼提起自己看《战争与和平》，其他都不记得，唯独记得里面的老包，全城人都跑了，只有他要和拿破仑拼命，最后被警察抓走。

他把《战争与和平》归为武侠小说，他敬重一个孤胆英雄。

最终，哈尼的选择，也和老包一样。他孤身一人，来到“两幺拐”的地盘，一人对几十人，最终惨死在车轮下。

哈尼的死，对小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然影片并未过分渲染这次死亡留下的阴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之前之后的小四，已判若两人。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决绝。

当小虎带着手下从黑暗中走来时，身边的人都在退却，只有他拍着篮球，不屑地迎上去。

当两个帮派的火拼结束后，他从尸体堆中辨认出了山东，他拾起一把刀，问那地上的人：“哈尼，是不是你杀死的？”

当从前那个拽拽的、到处和小四做对的滑头，死里逃生后，竟变得乖顺、懦弱，他向小四诚恳地道歉，但小四却甩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为在小四的眼里，“妥协”比“邪恶”更令人不齿。滑头看似“从良”的改变，在小四看来，却是最后一点尊严的丧失。

哈尼死后，小四成了哈尼，成了那个孤身犯险的老包。

他想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的苟且，是理想主义的覆灭，是所有被世界改变的人们。

所以，他把刀刺向了小明。

因为小明说，“傻瓜，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句话，就像是整个现实世界，对小四发出的嘲讽，所以，他要刺死小明，那原本不是情杀，而是一次对现实世界的复仇。

最近，第三遍看，我看见了那些沉默的大人。

小四的父亲张国柱，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对什么都不满意……

那是民国48年，正值台湾的戒严时期，小四一家从大陆来到台湾，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对未知的恐慌中，他们不知会在这里住上几年，也不知怎么回去，更不知怎么安顿此刻。

对于那个肃杀的时代，杨德昌寥寥数笔，用不断穿过街道的坦克，做了最好的诠释。

即便如此，父亲张国柱仍是那个坚守原则的人。

小四被冤枉作弊，他跑去和教导主任理论，据理力争，导致小四被记了大过。

在回来的路上，他对小四说，“我希望这件事对你，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鼓励！”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听到这话，我觉得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可是后来，因为受到大陆老师的牵连，张国柱被警备处叫去，审讯了一天一夜。

回来后，他彻底变了。

变得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听见一点响动，便叫起全家人一起抓贼。

他甚至抱着妻子痛哭，“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

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

坦克已经碾过来了，你可以选择欢呼，可以选择闪开，也可以选择跨上马、扛起长矛，一往无前。

就像是父亲的朋友汪狗那样，早早便决定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是小四，却选择，和这个坚硬的时代死磕。

这部电影的夜景非常多，异常昏暗，这也刚好是那个时代的颜色。

而小四，总是提着一个手电，在黑暗中摸索。那光虽然微弱，虽然不足以照亮一个世界，但是小四却固执地点亮它，那是他的希望。

可是，在那光亮中，他却看到了和滑头在一起鬼混的小明；看到了一辆辆冰冷驶过的坦克；看到了横尸遍野的火拼现场；看到了大人们，从顶天立地的汉子，哭成了颤抖的孩子。

最终，小四把手电还给了剧组，他放下了这一丝光亮，也放下了所有的可能。

他拿起刀，走上街头。

其实这个时候，杀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泄，是把一个抽象的世界具象为一个人，为内心的愤怒，找到一个实际的出口。

就这样，小四在街角遇见了小明。

他狠狠地刺上去，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

其实，杀一个人，一刀足矣。

可小四杀小明，却足足捅了七刀。

我想，其中的一刀，应该是刺向滑头的，刺他的假仗义、真懦弱。

还有一刀，是刺向山东的，那是替死去的哈尼复仇。

一刀，是刺向小马的，他本以为小马是哈尼一样的孤胆英雄，却不想他只是个极度自恋的富家公子。

还有一刀，是刺向剧场导演的，那个导演曾经称赞来试镜的小明，“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自然。”小四回他：“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还当什么导演啊！”

或许还有一刀，是刺向父亲一样的大人，刺他们曾经是好的榜样，如今却魂不守舍地活着。

最后，还有一刀，刺向谁呢？

不知道，答案就悬在空中，似乎可以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又或许，重重落在原地，砸向当下的世界，被所有人听到。

小四在杀人时，嘴里不停喊着：“没出息！不要脸！”

这是父亲在责骂二哥时，说的话。

现在，他把这话，回骂给了这个冥顽不化的世界。

它能被所有人听到吗？

或许能吧。

可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又不断想起影片的结尾。

小四被判死刑，后因未成年，改判为15年监禁。

宣判后的一天，小猫王来看望小四，他想告诉四儿，他把自己录的歌寄给了真的猫王，他还收到了回信，猫王在信中说，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么受欢迎，他很感动。

那首歌叫：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今晚，你寂寞吗？

而小四的故事，就如同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一样，注定只是仓促时光里的一件小事。

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　
　　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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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电影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先看了这篇影评。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电影因影评而变得伟大。就仿佛鱼翅因为它的名号而贵重，否则它只是一碗粉丝一样，对于食用的人来说，不被告知的鱼翅和真正的粉丝不会有任何区别。

http://www.cinepedia.cn/w/%E7%89%AF%E5%B2%AD%E8%A1%97%E5%B0%91%E5%B9%B4%E6%9D%80%E4%BA%BA%E4%BA%8B%E4%BB%B6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 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 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