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金

灰蒙蒙的天气里，手机的闹铃没有响，所以失眠的我就一直睡到了早晨9点半。
慵懒的一天开始，然后人都感觉到日子有点摇晃。
好像阳光没有的时候，心情就会觉得像个谜。

某女人晚上电话过来估计不是打到她没电就是打到她没钱。
于是这个本该属于文学理论的晚上就被我彻底的放弃去看了一部叫做《八两金》的电影。
喜欢齐豫的时候就会很爱《船歌》。齐豫的嗓子美到让我觉得天空都是清透的，但是她的歌里像《船歌》这样的大气而婉转，清丽而开阔的歌真的很少，很多时候我都是听到她一个人在对着这个世界独白，一种可以用声音感受得到的呓语。所以最早的时候就很爱《一面湖水》，但是再听过《船歌》就会觉得《一面湖水》是带了点矫情的味道，怎么听都不是齐豫了。
在家里就捧着歌词本唱《船歌》，老爸说那个年代早就过去了。

很抽风的买了一本《看电影》，所以就觉得为了这首歌，也许我可以花两个小时看一部不属于外国名著补课类的电影。
《八两金》。张艾嘉。洪金宝。
如果不是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真的很不靠谱。

1989年，那个时候我大概还不会说话，妈妈说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饭，会哭得很大声然后一刻都不得安宁。
所以我一定不会记得1989年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一年妈妈会在那个有点乱的年代每天下班骑车去某个地方看一眼，然后回家照顾我。而老爸出差在外，一直不能回来，所以对于那一年的标志事件，老爸的态度就一直被无比灰色的定格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人恐怕谁也不会在意有那么一部叫做《八两金》的电影，在电影里提到了文革，镜头定格在了毛主席的头像上，还有舞厅里跳舞手不许高举过头，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的标语，小学里有着“热爱社会主义”的板报。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证明一个大的背景，它无关于文化反思，它是每一样都在清楚的标明着一个年代和一个年代人内心的回响。
关于，“何处是我家”。
家的概念，几千年来被人们不断的反复探讨。老头想结婚了，所以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家》。80年代的时候，是“寻根文学”最旗鼓荡漾的时候。我们在外国和本国的条条框框里淹没迷失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家，回归那个心灵真正的家。
故乡，其实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它最好不要繁华，最好就是带点破落的小地方，有着属于自己的怀旧情调，然后不会在几十年以后改变得沧海桑田，让人们还可以找到“物是”人非的感觉。最好，最好那个地方还有亲人，否则徒留地点也是个风雨飘摇的凭证，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正的存在过，一切像个梦一般的晃过。
但是故乡最好有一个女人，一个会等待你回家吃饭的女人，一个会在烟火耀眼的时候，不再让你感觉到尘世过眼云烟寂寞无奈的女人。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有爱情就是好，就算一起吃苦也有一起吃苦的福气，但现实生活中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真的很少人知道，这句诗是来自于元稹。
所以嫁就还是要嫁，把遗憾留在心里，却没有一股非要和你私奔不可的勇气。因为这才是现实，这才是生命中的诸多无奈。
不是新娘子非要有八两金，而是因为留不住，因为太遥远，因为撒手就是永远的不见，所以把最珍贵的留给你，因为这才是我的心。
很喜欢影片的结尾，定格在那个残破的龙头船和那座高山。这就是沧海和桑田的结合点，这就是注定永远的无法归去和一种无奈中的迷茫。
时光真的匆匆不等人，残酷得令人毫无怨言。故乡就是注定无法归去，回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故乡，不复年少时候的记忆，不复年少时候的光景。
其实如果不回来，也许记忆里的故乡永远那么亲切，而回来才是真正的隔膜和永恒的陌生。
这不必非要定义在所谓的“移民三部曲”中，只要是离家的游子，这都是一种共鸣的心境。
其实岂止离家的游子，这个世界快速的变化着，你怎么能说，你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就不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陌生？在某一个熟悉的路段，当你再次走过忽然发现它变了样子的时候，你难道内心不用涌起一丝落寞？
夜行的路，我喜欢一个人走在偏僻的小道上，并不是胆子有多么大，只是更喜欢那种独自思绪翻飞的感觉。
这个城市的夜晚可以灯火辉煌，可以灯红酒绿，但是都市霓虹灯下照出的人心依然罩着一层面具，倒不如暗黑的地方来得更加温情。

有一天我大概会离开这个城市的，我不知道我会走多远。
那个时候我大概会想起《船歌》，一首听起来那么美，却带着浓浓的乡愁迷茫的歌。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罗大佑怎么可以把一首歌写得那么美，又把那浓浓的愁思表达得这样通透，有时候我真的不懂。

“我最讨厌春天！”
“我也是。”
“你为什么也讨厌春天？”
“因为到了春天我的未婚夫就要来接我了！”

瘦皮猴为了延迟这个春天的到来，捡起满地的木棉花，笨拙地爬到光秃秃的木棉树顶，把花儿又重新安在枝头，因为“如果木棉树的花儿全都掉了，春天就要来到”。这样一个远离家乡16年，在海对岸的美国辛苦开出租打工的游子，一个也许快到40，却还从来没有“ki过ss”的老男人，用这样最童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

这份爱，发生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选，却是在错误的时间。乌嘴婆已经订下一份婚约。当她的未婚夫终于出现的时候，我盼望着这也许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或是对乌嘴婆不够好；这样的话，乌嘴婆和瘦皮猴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冲破婚约，走到一起了。可惜，我的希望落空了。那个未婚夫不仅长得颇为体面，人本分老实，对乌嘴婆也体贴有加。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把红色木棉花缀成一个硕大的圆盘，给乌嘴婆的嫁船做装饰；因为乌嘴婆喜欢烟花，所以请人来大放烟花；梦幻的烟花之中，乌嘴婆的幸福写在她的脸上。不管我失望与否，正是这样的结局才真实，残酷，可以触摸人心。如果采用了我所希望的结局，那“八两金”就和好莱坞的片子没什么两样了。

因为瘦皮猴从来没有ki过ss，乌嘴婆决定把自己的初吻献给他。当他们的脸越趋越近的时候，发现“我们是不是不大对啊?” 这个不对，是伦理的不对么？沿袭整篇的幽默，“我们是不是应该闭上眼啊？”瘦皮猴让乌嘴婆闭上了眼镜，然后默默离开了，乌嘴婆的眼泪挂在还闭眼的睫毛上。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保护，是放手。

人世间最心痛的，莫过于把自己心爱的人亲自送上嫁船。瘦皮猴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蓝色制服，胸前一朵大红花，开着拖拉机，一路人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两人一路无言， 直到乌嘴婆发现瘦皮猴身上的八两金不见了。瘦皮猴拿出一套穿龙挂凤的金首饰，说“祝你新婚快乐！”原来的八两金，是他借来的道具，为了荣归故里的面子；现在的八两金，是他倾其所有的一腔真情。临别，乌嘴婆轻拍他的手臂，说：“谢谢你！”千言万语，断是没有这三个字贴切了。

结尾，乌嘴婆立在船头，撕掉所有的证件。也许是下了决心，和过去的自己诀别。她拿出那套金首饰，往脖上挂，此刻船儿正驶过塔楼，塔楼下瘦皮猴再送她一程。两个人对望，一个浅笑，一个凝视。船儿越行越远，瘦皮猴骑着自行车飞驰；爬上山头心，爱的人儿已经快要消失在视线中。
此时音乐响起：

“天地的变迁沧海与桑田
到底改变了我什么
落叶与老根
故乡的风尘
是故事中的传说
不如我归去
不如我不理
爱恨中付出什么
不如用我移山
不如归我梦
今生今世永不相逢”

这首歌以前听了很多次，第一次知道罗大佑的这首歌是为了这个电影写的。在歌声中，瘦皮猴凝望着远方即将消失的船。如果不可以朝夕相处，就只好梦里相见了。

另一首贯穿整个片子的是罗大佑的“船歌”。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
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这首歌和戏配合得太贴切了。船和水在文化上一直代表着离别和乡愁。余光中也曾经说：“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整个片子和张婉婷导演过的很多片子风格相似，温情，幽默，关注细节。演员选择是一绝，以武打著名的洪金宝在这样一部文艺片里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张艾嘉有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让人难忘。

作为移民三部曲之一，这部片子有着很多在外游子会有特殊感触的东西。唐人街的自由女神打火机，帝国大厦小玩具，甚至不远万里带回去大龙虾。10几年没法回家，有了绿卡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国内的人盲目迷信美国，盲目出国。可是走到哪里，都走不出中国城。

除了乡愁，乡情是此剧中最温暖人的主题。小集市，水上撑过的船，村边的大树红花，成排的笔挺绿树，女孩头上的俗气的头花，巷头巷尾的吆喝，乡里乡亲的红包，教室里有着墓碑的小学校--我们恍然回到了80年代。又温暖又恍然隔世。

张婉婷导演以她的慧眼慧心，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写出了游子那颗渴望回归的心。不如归去啊！

香港人或者说香港电影中言说内地，早几年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可能人对异质的东西都很好奇，加上文化血脉的相连，更表达了它们这一强烈的愿望。这种想象其实是建立在一种隔膜之上的，哪里隔膜最大，哪里的表现就越丰富。比如早年两地经济差异很大，于是电影里着重表现（可能是无意识的）内地农村某些特点，水乡、稻田、静谧、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是近年内地经济崛起，城市与香港越来越同质化，农村也面目全非，所以港片中对于内地的想象，延伸到另一个两地明显不同的领域——政治，《黑社会》就带有某种这样的表现。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如果80年代外部的人还能以自己的经验勉强对中国的变化有所解释的话，那么最近一个经济周期的中国，已经让所有当下的人们失语——这种深刻的转型与膨胀远非80年代的经济松绑所能比拟，也远非任何人的经验所能解释。城市的迅速“现代化”与农村的彻底边缘化使得今天的内地人，居然也有了仅仅二十年前一个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于农村的那种想象，内地城市人中弥漫着的渴望回归田园生活的心理期盼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想想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也仅仅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八两金》中所描绘的岭南农村景象，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当时的拍摄并不能深入农村的内部，而只是停留在和其它描写内地的香港电影一样的表面符号的摄取，满墙的标语、充满诗意的水乡、解冻的经济。但这些可能被当时人称为虚构想象的符号，今天居然散发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一个可能是，观影者所处的时代已经巨变了，因为现在与那时已经完全不同。离得越近，就会越注重细节；离得越远，越注重观感。观感的真实提醒我们，时间虽短，但已然沧海桑田。 张婉婷必会哑然失笑。她于片中设置多处细节提醒观众台山以前是海，意在表达历史的沧海桑田。她在80年代看到中国的变化，于是有这样的感慨，这完全不奇怪，但这部电影之后更大的历史洪流滚滚而来的场面，使得它更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精准预言，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描摹。这个关于“沧海桑田”的预言，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历历得见，不知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张婉婷电影明显透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与她的故事片中的言情取向并不矛盾。在叙述了回国男青年与将要嫁人的出国女青年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之后，导演希望通过镜头里对中国乡村景象的摄入与对某些象征性元素的处理，把这个爱情故事上升到某种历史的高度——毕竟，他们是移民，是一个大时代中迫不得已的移民，这些在家乡与异乡之间来回摆荡的游子，如果导演不是故意地要避开某种政治性的叙事，那最后结尾处的处理，将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区别只是：只是政治，还是加上历史。 现在再来看结尾处那条搁浅并腐烂的木龙舟，所意会到的东西可能与当初完全不一样。就像电影中那些乡村景象，当时是并不准确的刻画，而现在看来是怀旧。对于龙舟，所希望的是它不会成为又一个准确的预言，或成警策，就是历史最好的结果了。

1972年，余光中创作《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89年，张婉婷的《八两金》问世，让我们看见了那“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的乡愁。前者用文字缅怀，后者用影像追寻，于是有了那些看山思水流的诗篇，触景进乡愁的电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张婉婷开始拍摄一系列反应移民情感和生存状态的电影，其中，《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八两金》被称为“移民三部曲”。

作为一个香港导演，张婉婷始终以香港人的身份来书写“乡愁”，这份“乡愁”中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对历史的重构。我并不喜欢对历史进行沉重的书写，我一直认为，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历史，所以的悲喜都无法重现，那种过分的沉重，是创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张婉婷的《八两金》中，历史是一种陪衬，是幽默的配角，没有时间带来的厚重感，玩笑般的轻描淡写，消散了观者的焦虑和不安。作为“移民三部曲”之一，《八两金》将背景设置为改革开放初期，偷渡赴美的猴子十六年后“衣锦还乡”。归途中，遇见意外，在留遗言时，表达了对父母家人的愧疚。到家之后，猴子像许多多年未曾回来的归乡客一样，无法适应家乡的变化。

之后，又遇见了童年时的表妹，和表妹一起回乡下。在回乡的过程中，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有了变化，表妹已经订婚，即将开始新生活。猴子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相亲，回归正常生活。

在《八两金》中，爱情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梦想，张婉婷总是将爱情放在恰如其分的时候，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是如此。她巧妙地规避了爱情中的世俗性，保留了一份纯真，让爱情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存在。

乡愁和历史一样，总是可以被无限阐释，既可以冷静理性，也可以深情克制。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有一面，乡愁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既可以冷静理性的，也可以是深情克制的，还可以是热烈奔放的。张婉婷在《八两金》中，将“乡愁”变成罗大佑的音乐，变成罗启锐的故事，变成啼笑皆非的回乡之旅。

作为导演，张婉婷试图通过“乡愁”串联起一部电影的起承转合，作为香港人，“乡愁”是张婉婷反思一座城市历史，寻求身份认同的线索。她放弃了大多数女性导演偏好的爱情故事，将关注点放在了惊心动魄、诡谲多变的近代，并通过普遍性的情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

《八两金》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墙上的标语、舞厅的音乐、乡间的交通工具都是时代的折射。张婉婷将话语权全部交给了影像，通过一段漫漫归乡路，串联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厚重和深刻，取而代之的轻松的回忆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流变，与其说张婉婷在重构历史，不如说她在还原那些曾经生活在那些时代的人和事。

猴子偷渡到美国，遗憾的是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熬不过思想之苦，他借来首饰，买下许多“礼物”“衣锦还乡”。导演张婉婷并没有对猴子的美国生活进行详细的刻画，寥寥几个镜头就足够勾勒出他在美国的不如意。问朋友借首饰、手表，买中国制造的美国礼物、一口不怎么标准的英语。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对美国而言，他是外乡人，是这个国家的借住者。

张婉婷在这里用女性视角来审视这个叫做猴子的人，她并没有赋予这个男人更多的悲情，而是给他足够多的好运让他回到了曾经誓死不归的土地上。电影中的情感和历史在无声无息见相互渗透，就如猴子和表妹之间的情感。

阐释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理智如张婉婷，她让两个人相遇又让两个人分离。让猴子回到故乡，让表妹离开故乡。归来和离去在这里成为一种宿命，也成了香港的未来。或许，香港在张婉婷的心中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乡愁的本质是一出悲剧，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回不来。

每一位导演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不同的叙事方式会赋予电影不同的魅力和体验。在张婉婷的电影中，没有故作深沉，也没有轻狂调笑，她的电影始终保持着浪漫的悲情色彩。

在描述猴子回乡见闻的时候，张婉婷采用了纪录片式的表现方式，比如，猴子得知妹妹怀孕之后，还没来得及送上自己的祝福，就被妹夫告知，现在管的严，不能生二胎，不得已只能回乡下生。和表妹在舞厅见面的时候，因为舞姿过于夸张，被舞厅管理员警告。猴子乘坐巴士回乡的时候，车上人满为患，猴子刚刚抬起脚，就让旁人钻了空子，放下了一只装着公鸡的竹篮，猴子只好将一只脚抬起来。

这些啼笑皆非的细节虽然让人忍俊不禁，然而玩笑的背后终是时代的种种无奈。猴子和表妹的回乡之旅，在船歌的伴奏下，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这短暂的温情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所有人都期待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张婉婷却用她一贯的冷静克制，让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表妹已订婚，她即将名正言顺的去美国。猴子也开始相亲，他将重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还没有出国的表妹尚未理解那分沉甸甸的乡愁。从美国归来的猴子，也无法将那种压在胸口的“乡愁”告诉表妹。或许在某些特殊情感面前，人们往往会陷入失语状态。

这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决定了电影的悲情成分，也决定了乡愁的本质。张婉婷行云流水般的镜头，将两个成年人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并没有给他们过多的思考，又让他们南辕北辙。故事戛然而止，将所有的遐想空间都留给了观众。

乡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虚无，是从现在走向过去的石桥，是一场充满预言的梦。

《八两金》不仅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导演张婉婷个人风格的完美呈现。学戏剧出身的张婉婷对电影结构、视觉符号、声音框架有着独到的理解。她将从戏剧中学来的知识用在电影中，实现了导演多余故事的把控以及对节奏的掌握。

张婉婷的电影基本上都有爱情元素，但影片内涵却不是爱情，在阐述“乡愁”时，用了大量的时代性符号来凸显乡愁的多义性和多元化。猴子离开时的历史时间和时代背景，回乡时的大幅标语和文娱活动，乡间的交通工具、风俗礼仪等，都制造出了一种断裂感。

猴子借来手表和首饰，是为了象征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回到汕头和别人沟通时，总是夹杂着英语，表明了自己曾在国外，这些细节让故事的悲剧性得以显现，这种悲剧性放在“乡愁”中，便是一种虚无。猴子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他这样做了。或者说，猴子在强调这些行为的意义，但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行为毫无意义。

张婉婷的镜头既有写实的部分，也有写意的部分，当表妹下河去找船家的时候，镜头捕捉了一副山水画，短暂的停留之后，镜头回到了人物身上，导演在此通过镜头勾勒出山水的静谧之美，而这正是“乡愁”中的诗意。

这些风景或许百年未变，但对猴子来说，这幅画卷是崭新的存在。曾经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此刻出现在他眼前，未来还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张婉婷曾经说，生命不在乎那个现实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回忆。

乡愁也就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通往过去，通往真实存在过的虚无，它是一场充满预言性质的美梦。乡愁在这里是轻盈灵动的，等待着归来的猴子将它填满，等待着即将远行的表妹将它带走。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步伐非常快的城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它迅速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桎梏，迅速转型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大量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也开始出现。

有很多导演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反应出这些问题，有些导演用死亡来表现冷漠和自私，有些导演用离开来表现欲望和不满，有些导演用生离死别来表现情感流变。而在这些问题中，“移民”带来的身份错位和自我迷失始终是香港电影的内核。

作为移民社会，香港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弥漫在很多香港人的生活中。正在美国留学的张婉婷正面对着香港的移民大潮，她通过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开始追溯漫长的历史，开始自己的寻根之旅。她通过故事，通过影像，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呈现出来。在她的镜头中，那些离开的人苦难深重，而那些回来的人无处安放。乡愁，在这里变成了借口。

在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中，《非法移民》是表现力度最强的一部，这部电影展现出来的是移民家庭的血泪史。《秋天的童话》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残酷物语，移民生活依然是主要的表达内容。《八两金》是比较温和的一部，张婉婷在这部电影中对移民生活进行了总结，爱情、亲情最终都将安放在故土。

他乡安放不了灵魂，故乡又安置不了肉身，从此，便有了乡愁。喧嚣的城市无法安抚静默的灵魂，乡间的宁静留不住对繁华的渴望，于是，理想变成了孤独。这大概就是乡愁中充满矛盾的现代性——城市不是天堂，故乡依然寂寞。

几天前看完了《八两金》，通勤路上耳边全是BGM。

又发现《八两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张艾嘉的哭笑都清纯而老练。难得的是武师洪金宝，贡献了文艺片高光时刻——情之所至，双下巴都在演戏，毫无武人气。

且都是相爱不能相守。不过《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戏剧化”——浪子回头换不到大团圆；《八两金》更重文学性，切换成小说一定好读。因男女性格、共事铺垫足够，结尾的送金与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亲抢手，每每勇敢向陋习说不；金山表哥与情敌对线，马上要求执行陋习——为爱双标真可爱。台山表妹洋气高贵，处处安排英文单词以示身份，却为表哥的黄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说岭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样的木棉花。

配乐方面，《船歌》和《传说》都早于电影为我熟悉。但我原以为“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是民歌再制——词句太过简单动人。罗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写下“移山填海”“何处是我家”。

齐豫的声音一响起，眼泪和乡愁自然落下来。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还有“移一代”的实际问题——知道返乡比融入还要困难，知道父母在那头，也知道自己将永远悬浮。

电影里乡村标语刷得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就是“五爱”。我故乡的著名“五爱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经久不思及“五爱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后生可还会问为什么吗？仿佛这名字古来就有，不用追究。

看评论区有人介意电影港陆视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没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吗？在香港诶！”这冷笑话的苦味。

香港导演、编剧张婉婷、罗启锐要把摄像机扛进1989年的广东，绝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语、火车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广州”杂糅呢？毕竟影片讲乡愁讲命运讲追逐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年的bug在三十年后看来尤其成了珍贵影像。

也有说张艾嘉和洪金宝大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非常违和，是觉得广东没那么“土”吗？其实八九十年代内地娱乐没有很发达，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赛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国传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处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来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国就听到过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长辈移民美国；我家楼上邻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国，小妹在等手续。他们都会在1989年听《黄土高坡》的。

看完电影，问詹詹有没有给我“八两金”。我天真地说：我那个手镯是十两对吧？詹詹鄙夷地说：可能吗？十两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

下图中的玩具小狗我小时候有同款，我还给它取名叫“童乐”，问詹詹见过没，说当然。

今天是休息日，却一个人在家。一下午时间，什么也没有做，看了张艾嘉早年的电影《八两金》，感动得落泪。听一听齐豫那首《船歌》，是电影中的配乐，音色清美。隔了20年的电影，拍得这么好。张艾嘉搭档洪金宝，导演是张婉婷，就是拍《玻璃之城》的那个导演。
电影里头有一段，张艾嘉问洪金宝，你是不是在存钱marry呀，你有没有mar个ry啊？洪金宝回答：我不但没mar个ry，连ss都没有ki过？！这一段，好玩，有趣，让人忍俊不禁。当年的张艾嘉，依然美丽。那样的扮相，到现在来看依然很亲切。
乡愁情缘，故乡往事，还有淡淡的爱情，乡土情结饱满，足够让人惊喜。还有许多个乡村景致的镜头，那么清新流畅。这一路风格的电影，同《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童年往事》是类似的，都似曾相识。过了很久，也会想起来，打开播放器再看一看，挑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
想起春天的时候，一个人看《周围的事》，《步履不停》时的情景，很长的电影，拍得极缓，细节却处处动人。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似乎会听得见内心水流轻缓的声音，是细水长流的微妙感觉。看的中途，可以发呆，可以起身去泡杯茶，去阳台走走，去打个电话。做着一些琐碎之事，依然不影响观影的整个心境。
好电影是抚慰人心。与书籍，写字一样。这个秋天，看书，写字，种花，外加做菜。还有心爱的音乐和电影陪伴。一直想做一个温暖的人，一直这么想，也在朝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