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吞噬灵魂

法斯宾德只用了15天就完成了影片《恐惧吞噬灵魂》的拍摄。按照导演自己话说，拍摄这部电影只是为了填补大制作之间的空白时光。但这部由零散资金拍摄而成小成本电影却成为了法斯宾德整个电影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恐惧吞噬灵魂》的故事依然是法斯宾德最为擅长情节剧模式，讲述了一位60多岁的本地女清洁工和年轻的外籍劳工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灵感来源于道格拉斯•塞克的《深锁春光一院愁》，该片同样讲述了一位中年寡妇和年轻园丁之间情感纠葛。
影片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展现了阿里和艾米在相爱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非议和变故。
阿里和艾米之间的爱情有着年龄和种族方面的双重差异。这种差异，让两个人的爱情在他人眼里显得格格不入。法斯宾德在影片中大量使用远景镜头，用来隔离这对恋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同一栋楼里的邻居，饭店服务生，杂货店老板，甚至观众都被导演放在了围观或偷窥者的位置。镜头的冷漠与两人之间的亲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里和艾米这对备受非议的情侣被导演隔离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自顾自的相爱着。
影片中其他角色一直想要瓦解阿里和艾米构建的这种与传统价值观相违背的亲密关系。导演为这对情侣设置了各种障碍。艾米同事对外籍劳工的歧视和偏见，邻居们的冷嘲热讽，儿女们的暴怒，阿里的朋友不停想要把他拉回原来的生活。但这些障碍非但没有抵消他们相爱的热情，反而让阿里和艾米产生了一种反叛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他们不顾非议和挑衅毅然决然的走进了婚姻殿堂。
当时间慢慢的冲淡了歧视与非议。周围的人也对这对夫妻习以为常。那份反叛的决心也渐渐的失去了激情。归于平淡的生活却给两人的爱情带来了致命一击。艾米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阿里却开始怀念过去单身的美好时光，无法调和的情绪在两人之间互相拉扯。
分析这部电影的取材时，官方的说法是当时德国人的普通生活和外籍劳工题材一直都是法斯宾德一贯关注的焦点，而老少恋情则是受到法斯宾德童年时期记忆的影响。
除了时代背景和心里分析，其实这部电影的取材完全来源于法斯宾德当时的生活状态。
影片中饰演外籍劳工的男演员，艾尔•海迪•本•萨勒姆是法斯宾德当时的恋人。可以说这部简单的电影真实再现的是法斯宾德与同性恋情人之间所面临的真实状况。导演用外籍劳工和本地人之间尴尬恋情来影射自己的同志身份在现实生活遭遇的种种尴尬和非议。可以想见的是，影片中那些让人揪心的小细节全都来源于法斯宾德的亲身经历。比如当艾米和同事们讨论外籍劳工时的欲言又止，想尽力辩解又不想被拆穿的暧昧态度；面对儿女们不理解时的尴尬和无助；在公共场合被人当成异类指指点点；常常被人说成是肮脏的、变态的，无法接受的等等。
影片拍摄完成的八年以后。艾尔•海迪•本•萨勒姆在压力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下在柏林持刀捅伤3人，并最终在监狱里上吊自杀。入狱前他对法斯宾德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你不需要再害怕了。”同年6月，三十七岁的法斯宾德死于毒品和酒精。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

一直想要写这个，意愿很简单，就是记录一下自己去年里最喜欢的电影。



1． 法斯宾德《恐惧吞噬灵魂》

阿里说，不要害怕，恐惧吞噬灵魂。

电影中的片段，阿里拥抱着艾米，对她说，

我和别的女人睡觉了。
这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艾米说。
我不想找别的女人，只是感到非常不安。
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彼此好一些，否则生活就没什么可留恋了。
我很爱你。
我也爱你，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

领教过法斯宾德对于人性的透彻和深刻之后，你才感觉，很多的同情和悲悯都太假模假式了，没有人能依靠同情生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吧。


2．《大开眼戒》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对，世界著名的情色片。能拍到让人震撼的地步，不愧大师。没有人能逃得开欲望本能，你别急着诽谤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如先审视一下你自己。欲望无穷，犹如深渊一样。

但也别想得那么可怕，我们都只是太寂寞并且太脆弱，这世间风光无限，也要有胆量去看去经历。若要平安而有趣，在家中看看电影也不错。

3．《夜奔》

台湾导演徐立功作品，2000年10月14日上映。

是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只是喜欢着黄磊，刘若英的歌，为了王菲的《寓言》着迷，关灯在黑暗的房间里听许美静沉静如水的声音，在《橘子红了》的水乡和小巷里沉迷，喜欢周迅如花的容颜……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认识你做准备吗？

《夜奔》里，刘若英在最开始的台词中说，我们已经这么熟悉，怎么可能还没有相遇？

2003年11月，我们相遇了。后来你为《夜奔》写的文字，很美。


4. 《蓝色大门》

周杰伦当然是有眼光的，他既不选小S，也不选徐若瑄去演他的女学生，他选了桂纶镁，这证明他至少有基本的审美。

《蓝色大门》是简简单单的青春电影。关于青春，每个人都有它各式各样的记忆。蓝色大门向清晨的一道阳光一样的，是明亮的。这很好，谁说青春都是晦暗和残酷。

而我们的青春，真的已经是经过了。


5.《草芥》

大声展上放映的影片，我写过一些观感。

http://clover1.blogcn.com/diary,9967352.shtml

看着《草芥》，她慢慢想起了很多事情，很多人，某些记忆中的片段不请自来，在她脑海中一一闪现。

蚂蚁从对面的楼偷窥着走过来的蝴蝶，疯狂得捡回一袋她的垃圾，将她撕碎的纸片慢慢抚平……她想，距离她第一次看《小武》已经有多久了？

当蝴蝶读起诗来，一群人都忽然安静了下来，当蚂蚁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你去了遥远的广东，我流浪在北京的街上……她想到了吉他歌手流浪在北京的早期岁月，当他声嘶力竭的唱出两天，是否也曾如此潦倒落魄？

蝴蝶和蚂蚁在荒凉的黄草地中张开双臂，向鸟儿一样的奔跑，他在桥下对她说，这就是我们的宫殿，你就是我的公主……她想《新桥恋人》的台词是怎么说的，有人爱你，若你也爱他，明天就对他说，天空是白的，如果是我，我便回答说，但云是黑的，如此，便知道我们彼此相爱了。

诗人把书放在铁轨上，然后平静的躺上去，蚂蚁失控的叫喊……她想到了蒙克叫做《呐喊》的那幅画，年少时竟然买到了书签的版本，被她夹在字典里很多年了。

她想那个女子曾经是否也如她一样，经常跑很远的路，只为看一场电影。她怎样在陌生的影院中痴迷流连，泪流满面，却只用镇定的语调来讲述，不轻易透漏热烈而天真的内心激情。她想到了在中途遗失掉的和她一样热爱电影的朋友……

湖水淹没了一切，渐渐归于平静 ……《草芥》，落拓而真诚，很好很好。


6．《雾中风景》

看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就象是一场大雾弥漫开来。起先我在这迷雾中昏昏欲睡。几乎都已经睡了过去。后来又醒来了。女孩坐在卡车的边缘，血顺着腿一直流下来。她的神情静默，甚至并没有哭泣。那个男人跑走了，弟弟在大雾中呼喊着姐姐的名字，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他如此静默地讲述了一场伤害。是的，真正地痛苦发不出声音。一直都是这样。那该是一种缓慢而压抑地折磨。

而在雾中偶然出现的那个青年，成就了女孩的初恋。他在雾中的公路上拥抱了她。他说：“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是这样的。心脏好象要碎了似的……腿在抖……好象要死了似的”……而成长的残酷，终究会过去的吧，是在这条路的尽头吗？


7．《勇往直前》

《异域 / 移民》电影展上的片子。导演是费斯• 阿金（Fatih Akin），2004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国际影评人奖，介绍上写这是十七年来第一部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的德国电影……但这些都重要吗？

都不重要。在我看这部电影前，对导演和影片的声名一无所知。然后，他从这部影展中的所有片子里独立了出来，一直被我牢记着。

是爱让人重新活，而美好的邂逅瞬间击中你心，尽管错过的永不再来。


8．《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在影片的最后，小明对小四说一样，她说，原来你和别人都一样，你对我好，只是为了要交换我对你的感情。我是不会改变的，就象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一样。

是的，或者，我们能改变的只是自己。


9．《我们的幸福时光》

韩国片。宋海明作品。自杀过三次的绝望女子，我喜欢她的白衬衣和她的样子。还有温和善良的而莫明其妙成为死刑犯的男生。然后，我就一哭再哭。有什么好悲伤的呢，有什么好感动的呢，
你看了就知道了，有本事你别流泪……

金基德后来也拍了同类型的影片，叫做《呼吸》，但不客气的说，很一般，金基德的突如其来和残酷惨烈早就让我厌倦了，他一向热爱表现神经质和不正常。

眼泪多好，一如温热的幻觉，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

即使在绝望的境地中，我们也要相爱，这样才能幸福。


10．《苹果》

这还真不是凑数的影片，07年我进了不少次电影院。从年初看到年尾。所有的，所有的这些国产电影，包括《色戒》，都是华丽奢侈的幻梦。没有导演把眼光放在现实中的人身上。李玉是个女导演，我不认识她，也不了解她，不想评价那些关于独立关注的标签，或者所谓色情噱头背后的任何动机。

我只知道，在她的电影里，我看到了那个我每天都在生活着的北京，如此而已。

假借婚姻爱情的话题，刻画一类人，老舍说范彩珠的先生，他的确不坏，可是“不坏”并不就是“都好”。德国导演法斯宾德借电影人物埃米之口说，“他们不坏，但也不好。”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真实的存在，亘古未变：无论在何时何地，一些人活着，他们既不是坏人，但也绝不是好人。这些人占据了71%的份额，却未能像“母亲河”那样以生命之源为使命推助文明的方舟，反而像肆虐的沙漠风暴，在一次次社会进步或倒退的血雨腥风中，抱团鼓吹叫嚣的聒噪之鸣，显示群起而攻之的威猛之势，或阻碍或推波助澜，在蒙昧的勇猛与惊惧中服侍着暴戾。是的，恐惧吞噬灵魂。

新近的电影《帮助》与经典老片《杀死一只知更鸟》，都探讨了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不难发现，从宏观的社会视角中，窥视个体人的态度立场，会发现无论发起多么冠冕堂皇的歧视讨伐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则是一颗颗利益与权力驱使的私心。

我绝非以卫道士自居，我一俗人必然一身俗气，权当自省自勉了。接下来进入这篇感悟的主题电影《恐惧吞噬灵魂》，据说蔡康永推荐的电影中有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他谦卑地解说，是这部电影逼他看见了自己。显然，他是位勇敢睿智的先生，这番话又何尝不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呢。我以为《恐惧吞噬灵魂》这部电影，不过是做抛砖引玉之用，正如种族歧视的周围还有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新歧视、新攻击、新诋毁、新迫害、新灾难……镜鉴澄澈恐怕是法斯宾德抒发己见后，未期待的伟大衍生物了。

我想，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讲述简单的生活，却处处流露不简单的人生百态，最后在观者的心里扔下一面可以照出妖魔鬼怪的镜子。电影里，当六十岁的清洁女工埃米与年轻的摩洛哥小伙子阿里共处一室起，生活便在世俗的窥探中呈现出了不可预见的复杂，而我所认为的“不可预见”是能有多糟糕便会有多糟糕的。恐怖的种族歧视，少夫老妻的不同寻常，邻居的闲言碎语，同事的冷落排挤，儿女的谴责鄙夷，现在想来，全片温和地表现，对于一场灾难中的“节目”而言，还真是小儿科了。或许是法斯宾德发了善心，决定把注意力从埃米与阿里所受的精神伤痛中，转移到探讨人性伪善上来。

所以，一次逃离现实的远游之后，人们对埃米、阿里采用了另一种“接受”的态度，因为外族劳工没有犯法，警察就没有权利拘捕他们；年龄也不该是爱情与婚姻的绊脚石：邻居大婶突然需要借用埃米的地下室了，自然而然有了吃人家的嘴短的面目；而尖酸刻薄的小店老板也不得不向钱低头，招揽回老顾客，以解决生意惨淡的局面；至于埃米儿子的回归，也是有利可图的决定，他需要老妈妈当孩子的保姆。总之，这些人看出毁灭别人幸福的希望是渺茫的，转眼又抓紧机会努力向既得利者的队伍出发了。

这样看来，整部剧的反面角色便是持有偏见的群像及病入膏肓的社会了。事实上，法斯宾德看待人性看待社会，的确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即便在剧中留下匆匆几笔，依然可感受到他的深度。当观者的注意力从社会环境转移到男女主人公时，似乎以小见大，用情感化的生活点滴昭示了人类共处或厮杀的方式。

男女主人公排除万难，终于走到一起了，他们的问题又来了。幸福的婚姻始终给不了阿里精神世界里渴求的安全、自由、平等，所以他会在无助中自甘堕落，背叛妻子埃米，留宿阿拉伯酒吧女老板家，与工友一起嘲笑埃米的年纪，用酒精、赌博来麻痹自己；埃米也一样，虽然在爱的力量下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与阿里等来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最终还是在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中捡回了市侩、刻薄、任性的自己，饮食上不再迁就阿里了，情感上也不顾及阿里了，总之忘却了她曾经历过的所有的苦痛。导演说埃米也是凡夫俗子一个，当南斯拉夫女工尤兰达成为替代埃米的受气者后，埃米市侩的表现淋漓尽致。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彼此深爱，是用挫伤对方软肋的方式找到抗击社会压力的心理平衡点的。人与人间则把它发挥更极致了，所以光明磊落的稀缺，趁人之危暗箭伤人的太多。埃米老得可以做阿里的奶奶了，阿里走出埃米的家就会变成与几个工友合租一舍的可怜劳工，以此为攻击目标，发泄后必然是更深的伤痛，而这展现的也正是真正的人间江湖。幸好，法斯宾德用一个不好不坏的情境收尾了，夫妻重聚，情感的裂缝有爱就能弥合上，但社会的痼疾是得不到彻底治愈的，就像阿里的胃病，外籍劳工被歧视的标识。是的，这要怎么说好呢？还是法斯宾德说得好，恐惧吞噬灵魂，恐惧泯灭人性，而这之前可能早已存在心性不纯良的根基了。

法斯宾德，这位英年早逝的怪才，列入大师行列，并不奇怪。导演若有极具鲜明的个人风格，有些电影就是这么三两下排一排线，便呈现了惊艳生动的实物图。电影《恐惧吞噬灵魂》，延用了法斯宾德一贯的拍摄方式，镜头没做玄虚莫测的设计，如一只静待的瞳孔，就那么直接进入剧情中，从他拿手的长镜头、抽离现实的镜面反观，人物面部表情特写等等托起了整部影片的精魂，并不频繁运动、频繁变换的镜头，及刻意停顿、刻意切割的画面，竟然营造出了波动的情绪氛围，甚至无损于故事情境的流畅连贯。这一切是法斯宾德的个人符号，似乎也是此片令人赞不绝口之处。而影片里有一段法斯宾德客串埃米女婿的戏份，这算全剧最轻松喜悦的点缀了。

智慧的女人知道别人在妒忌。如清洁女工艾米，如那个眼圈青黑的酒吧老板娘。

其实相爱很简单，有时一起跳一支舞就足够。“我经常听见这里的外国音乐，很好听。因为外面雨下得很大，所以我想为什么不进来坐坐呢？”60岁的艾米很天真地对酒吧老板娘说。“那个女人神经病，讲话不用大脑。”老板娘走回吧台时跟一群充满敌意的“外国人”说。她孤零零地坐在靠门的座位，面前摆着没有喝的可乐，听着音乐，被人们敌意地看。后来阿里受到怂恿去邀请她跳舞，聊得高兴，替她付帐，送她回家，因为被她的善良吸引。

“艾米的咖啡能让死人复活”，在她家里她笑着对第一次见面的阿里说，她做咖啡，后来还请他留宿，因为得知他居住在拥挤的小屋，“一个小房间里住六个人，太不人道了！”夜里他来敲她的房门，说：“我睡不着，想跟你聊聊。”
她有那么善良的眼睛，他也善良。两个善良的人相爱，不令人厌恶，却更加艰难。

她问了两次：“希特勒，你知道吧？”他都回答：“知道。”第一次是跟他讲述自己的父亲，说他曾经为希特勒工作过。第二次是他们刚刚结完婚，乘出租车到她奢望已久却一直没有舍得去的餐馆，在门口，她说“希特勒曾经在这里吃过饭。”有点尴尬的点菜过后，服务生离开，他们面面相觑，她解嘲道：“他让我非常紧张，我不习惯这种地方。”镜头中餐馆里只有他们孤零零的两人，被一扇绿色的门框住，门口的屋顶吊着一个美丽的有四个灯泡的金色吊灯。因为新婚幸福，所以想挥霍一次，但看了却依旧辛酸。

因为对身为摩洛哥人阿里的歧视，艾米所习惯的世界对她关闭了，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儿子砸了她的电视，女儿拂袖而去：“我们不在猪圈里呆着！”有一天，恋爱中的他们握着手，坐在空空的露天咖啡座，桌椅是明亮的黄色，应该是春天吧，周围的树绿得很美丽。艾米泪流满面，坦白道：“我装做不在乎，其实我非常在乎。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愤怒的她对着远处面无表情冷冷观望的酒吧工作人员大骂：“你们都是猪！”处于困境中，艾米幻想着一次旅行，“我们到一个只有我们俩的地方，等回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大家都对我们很友善了。”紧接着，令我惊讶地，法斯宾得给了我们一个辛酸的奇迹，他们旅游归来，出于对艾米各有所求，周围人果然又变得友善，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开始瓦解。

阿里夜不归宿，痛苦的艾米第二天找到工厂，阿里沉默，他的工友们嘲笑艾米：“她是谁？你摩洛哥的奶奶吗？”轰然笑声中，艾米眼神中的痛苦清澈而锐利，阿里则低头跟众人一起笑着。最后，他们在同样的沥青酒吧，她坐在靠门的那个座位，请老板娘为她点一首吉普赛歌曲，望着牌桌边的他。歌声中，他缓缓起身，邀请她跳舞，“我跟别的女人睡觉了。”他低头求她宽恕，她说“这一点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老了，我每天都从镜子里看到这一点。你是自由的。但我们在一起时要对对方好一点，否则人生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他来不及回答，突然倒地，痛苦地抽搐。

而人们都见风使舵。例子充满整部影片。"We are influenced by more blatant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live. His characters' crises, a critic has rightly said, are private re-enactments of the patterns of power and manipulation that surround them in society."

Fassbinder总是讽刺得深刻而悲观，愈发彰显出人生的徒劳。

“阿里覺得很孤單，除了工作、喝酒，沒有別的事可干。也許德國人說得對，阿拉伯人不是人……”
“還能花時間在什麽事上呢？只有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等到一天，突然，一切就都結束了……”
除了黑澤明的《生之欲》，這是第二次看到如此動人的關於老人的電影。確切地說，是關於一個異鄉人和一個老人。
法斯賓德1974年的《恐懼吞噬靈魂》。一位做了一輩子樓道清理工的老婦人，結識了一個小她二十嵗的孤寂而誠篤的摩洛哥人，彼此善意的接觸，寂寞的心被不經意閒打動。兩人的婚姻，不得不承受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打擊。兒女、鄰居、同事、商店老闆，甚至陌生的德國人，都像他們投來驚疑和嘲諷的目光。
正如這句阿拉伯諺語說的，恐懼可以吞噬掉靈魂。老婦人泣不成聲，卻最終能等來時間的淘洗。年輕一點的阿里卻被種種害怕繫垮了。儅老婦人只不經意的說不愛吃他家鄉的粗麥面時，溫和的阿里就被脆弱的挫傷了。他開始放縱自己，去找酒吧女郎、賭博、飲酒、夜不歸宿，老婦人找到他工廠時，一群德國汽修工亦笑她是阿里來自摩洛哥的奶奶。
阿里依舊一言不發，不管是面對衆人的奚落，還是老婦人的淚水。直到回到他們最初相識的酒吧，一支吉普賽舞曲讓兩人重新起舞，懺悔的阿里剛令老婦人欣慰，卻又患骨穿孔住進了醫院。
“我們要對彼此好一些，不然就沒有什麽可留戀了。”法斯賓德在兩個底層小人物的平凡辛酸又無望的生活裏，投入了無限同情之淚。生活沒有更多的意義可尋，只求相濡以沫的慰籍。當然，身為同志的法氏還另有懷抱。但我們看來，卻也仍是直指人心。
“阿里，我們有這麽多錢了，應該在天堂裏買一塊地了。”也許，法斯賓德是要借老人的心靈才可體悟人生空幻的意旨。不論是生前身後，人們依舊無望和烏有意義。相愛，兩個人可以遁入的唯一去處。
這部影片據説是据瑟克的《天堂裏要什麽》改編的德國版，亦被瑟克稱爲法氏“最好最美”的影片。誠哉斯言！最好最美未必是青春美麗，比起《麗麗瑪蓮》《佈勞恩的婚禮》，我也寧願說，就像《生之慾》之于黑澤明，最真誠最美好的乃是這兩部老人的影片。
影片亦重復著法氏六十年代《卡策馬赫爾》中關於異鄉人承受孤寂侵蝕，同時亦面對群體敵意的主題。儅那支輕煙一樣寂寥的音樂響起時，阿里一人走在空蕩蕩的街道，我們都能感受什麽叫做孤寂了。這是異鄉人的境遇，也是所有人的境遇。
人世的空虛和無聊賴，只需那樣切實的講述出來，便足以動人。其中的痛切，普通看來，也只是實實在在，樸拙如常，但同時也是恒久如新，人人自可品味。
法斯賓德與伯格曼一樣，是忠實于心靈的作者。

作者：Tony Rayns (Sight & Sound, Winter 1974)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下榻于法兰克福的公寓中，我们录制了这次访谈。他最近才来到了这座城市，这是为了接管「塔楼剧院」（Teater am Turm）——但这一安排在几个月后突然流产了。法斯宾德憎恨法兰克福，尤其是他那些市议会的雇主，他在一部名为《垃圾，城市与死亡》的戏剧中发泄了他的愤怒，但是议会随即禁演了这一出戏。后来，法斯宾德退出了塔楼剧院。1974年12月，这出戏在该市的另一家剧院短暂上映。1975年，丹尼尔·施密德将它拍成了一部名为《天使之影》的电影，法斯宾德也参演其中。

法斯宾德总是需要一位管家来照顾他，而在法兰克福，乌尔苏拉·施特拉茨扮演了这一角色，她是慕尼黑的「行动剧院」的前主人，这座剧院在1967开始就属于法斯宾德了。施特拉茨女士端上了一些茶水，试图安抚消化不良的导演。我知道法斯宾德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我紧张地用英语开始了访谈。但是，法斯宾德用德语打断了我：「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开始使用德语了。这里的英语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事电影和戏剧工作的？

法斯宾德：很早，大概九岁吧。从没考虑过其他的可能。

记者：您是从戏剧开始的吗？

法斯宾德：不是，我在1965年和1966年拍了两部短片。其中一部源于我对侯麦的《狮子星座》（1962）的喜爱，另一部嘛……有点像戈达尔。但是，那时候每个白痴都在拍电影。我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那就是我应该和一个团体一起工作。所以我就进入了慕尼黑的这家「地下」小剧院，在那里我还可以作一些尝试。毕竟胶片可是很贵的……

我的第一部戏剧是《卡策马赫尔》。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写作，因为发行商不想让我们获得剧院的表演权，他们看不到任何利润。当剧院关门之后，我们所做的就成了「反对派戏剧」。警察进驻了剧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场政治戏剧。

记者：您是怎么回到电影界的？

法斯宾德：《爱比死更冷》（1969）是在几乎没有钱的情况下制作的。我们从一位合作者那里拿到了一万马克，然后我们就把它用完了。《卡策马赫尔》（1969）是通过赊账制作的。当时在院线没有属于它们的市场，但我们可以卖掉电视转播权，这还清了我们的债务，剩下的钱让我们能够制作《瘟疯之神》（1970）。

这些电影都非常戏剧化，正如我们的戏剧也非常电影化一样。我想，我在剧院中和演员一起达成的东西，可以在电影中再度试用。你会发现，你可以从一种媒介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将其应用于另一种媒介。不过，我很快就开始探索更纯粹的电影作品了。

记者：您受美国电影的影响很大吗？

法斯宾德：有些时候吧。在我的早期电影中，有一半都与我在美国电影中的发现「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将美国电影中的精神移植到了慕尼黑的郊区。

其他电影就基本上和美国没有什么关系了。它们都是在调查德国的现状：移民劳工啦，中产阶级上班族受到的压迫啦，我们自己作为电影人的政治处境啦。《当心圣妓》（1970）明确地探讨了这种处境，我们试着作为一个团体来生活、工作。

记者：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挑衅性吗？

法斯宾德：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激发思考吧。我当时会想，如果你让人们面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他们是会作出反应的。

我现在不再这么考虑问题了。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满足观众，然后才是处理政治内容。首先，你必须制作诱人的、美妙的、探讨情绪或其他类似主题的电影……

记者：类似塞缪尔·富勒吗？

法斯宾德：差不多吧。但你必须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换句话说，你要将产生的这种情绪，应用于特定的目的。这是一种政治陈述的初步阶段。

从美国电影中可以学到的重要因素就是，你需要满足娱乐需求，并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我们的理想是做出和美国人一样漂亮的电影，但我们得探讨一些其他领域的主题。我之所以发现这一过程，主要是因为道格拉斯·塞克的作品，或是像希区柯克的《深闺疑云》（1941）这样的影片。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你会感觉婚姻是不可能的。

记者：这是您更喜欢情节剧而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吗？

法斯宾德：我并不认为情节剧是「非现实主义」的。每个人都会想要把周围发生的事情戏剧化。此外，每个人都会有一堆或大或小的焦虑，他们会试图消除这一焦虑，避免对自己产生质疑。情节剧则会给他们设下难题。

我们可以举一部塞克的《苦雨恋春风》（1956）作为例子：银幕上发生的东西，我们是无法在生活中直接辨识的。因为它是如此纯粹、虚幻。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东西与我自身的现实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新的现实。唯一重要的现实，存在于观众的头脑之中。

记者：不过，您的电影风格与塞克大不相同。

法斯宾德：这是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在同样的环境下拍过电影。在他的影片中，至少有一半都洋溢着他的老板与制片厂负责人的天真无邪。无论是多是少，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天真。这是美国电影的优秀特质之一，而在欧洲电影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渴望某种天真，但我看不到它们。

但是，在我的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风格化的程度，是与影片主题的人造性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寂寞芳心》（1974）要比《恐惧吞噬灵魂》（1974）封闭得多。因为影片的主题会引导角色的走向，所以它确实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两部影片对人物的态度都非常一致（这些天来，我一直试图赋予每个人物某种明确的、可理解的动机），但这种态度引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主题。

记者：您在其他德国作品中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吗？

法斯宾德：在其他德国导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些我一直在谈论的东西。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导演，他们身上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确实得到过一些机会，这让我学到比大多数人多得多的东西。我确实觉得自己与沃尔克·施隆多夫有一种亲缘关系，关于对电影和生活的态度，他与我是有点相似的。

记者：您为什么要开一家「股份公司」呢？

法斯宾德：这个团体一直在自我更新。我喜欢和同样的人一起工作。这样的话，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会高一些，否则你就得一直不停地回到起点。

记者：您打算将他们打造成「明星」吗？

法斯宾德：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明星。

记者：您也会试着聚集同样的剧组成员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他们不像演员那样具有持久性。他们会做很多电视方面的工作，也会为其他导演工作，不可能拥有这种连续性。但比如说，我只用过三个摄影师，而且我会自己检查所有的镜头。

记者：那么美工呢？

法斯宾德：在拍《柏蒂娜的苦泪》（1972）的时候，我是自己做的。在其他时候，我会让库尔特·拉布来做。他在尤利·隆美尔的《狼的触痛》（1973）中扮演了哈尔曼。我会告诉他我需要的一切，每一种颜色、每一套构图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记者：演员们在一部影片中的角色，会与他在另一部影片中的角色有关吗？

法斯宾德：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极端的变化。《四季商人》（1972）和《柏蒂娜的苦泪》（1972）之间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在最近的几部影片中，你可以一直看到这种变化：《寂寞芳心》中的汉娜·许古拉、《玛尔塔》（1974）中的玛吉特·卡斯滕森、《恐惧吞噬灵魂》中的布里吉特·米拉等等。就举汉娜为例吧，我们每次都会发掘她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因素，并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它们。

记者：为什么您有时候会制作一些原创的项目，有时则会改编别人的文本？

法斯宾德：如果我发现有人做的故事比我自己做的要好，那我就会直接使用它。我之所以拍《寂寞芳心》，是因为我觉得冯塔纳对待社会的态度，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我是一个德国人，我为德国观众制作电影。

记者：不过，像《四季商人》这样的作品，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法斯宾德：是的，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生命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和形势，都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记者：相反，《柏蒂娜的苦泪》看起来可能就更私密……

法斯宾德：噢，它并不是很私密。大家是可以辨识它的主题的，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因为它也探讨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中的痛苦，而且（很自然地）希望得到比已有的爱更伟大的东西……大多数人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悲伤。

记者：它最初是一部戏剧吗？

法斯宾德：是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戏剧化的电影。问题在于，影片中的女人将自己置于一种戏剧性的境地。你会在这部影片里使用非常长的镜头，这种镜头是与表演紧密相连的。我们会认为，这些段落对于女演员来说，是具有连贯性的。只有不被打断，她才能够穿行其中。这是统御影片结构的最初设想，这恰好源于最初的戏剧概念。

记者：您在《美国大兵》的导演评论音轨中表示，当您第一次讲述《恐惧吞噬灵魂》的故事时，您还不知道塞克的《深锁春光一院愁》（1955）。这一发现让您感到惊讶吗？

法斯宾德：并没有，我和塞克就是很合拍，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塞克讲述了很多我也想讲的故事。

（《恐惧吞噬灵魂》）就是个相似的故事，两部影片是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塞克讲述的是某种童话故事，我也如此，但我讲述的故事源于日常生活。塞克有勇气去简单地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我可能不相信自己能够简单地做到这一点。

但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拍摄这样的故事……我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女演员，直到我遇到了布里吉特·米拉，我意识到她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他们处于几乎相同的境遇，他们压抑自己的动机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您为什么在影片中使用那种强调性的淡出手法呢？

法斯宾德：我认为它们很合适，它们非常适用于这种故事。实际上，它们只是将不同的事件分开，然后强调时间的流逝。在《寂寞芳心》中，同样的概念被推到了极端。

记者：您出演了《狼的触痛》，这是一部显然受到您影响的电影，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法斯宾德：它非常勇敢。在此之前，尤利·隆美尔和我合作了很多次，显然他接纳了我的一些做法。但他与演员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记者：可以谈谈您刚拍的电影吗？

法斯宾德：那就是《狐及其友》（1975）了。这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位彩票赢家的故事，他最终散尽了自己的财富。

记者：您还会更多地投入剧院的工作吗？

法斯宾德：是的，我正试着与一群人一起做实验。在剧院中，我对工作和创作过程更感兴趣。在拍电影时，我主要对最后的成品感兴趣。剧院里的观众群体也不同，规模更小，也更专业。

记者：那您的电视连续剧《八小时不是一日》（1972）呢？它面对的观众群体就属于另一种极端了。

法斯宾德：这个嘛，我就得重申那个关于电影的观点了。你知道你会有2300万观众，你得试着为他们找到一些共同点，以此来锚定政治背景。

记者：您可以重复一下这种体验吗？

法斯宾德：如果我之前没说过的话，那么我是会说的。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您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形式？

法斯宾德：不，我认为在我们能做的东西里，电视剧算是最重要的一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