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者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

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瞧吧！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

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可是，他们呢？！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

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

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

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

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而且他很有才华。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

“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 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

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
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
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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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那么谁在看？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何为人？”，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这是20世纪的背叛。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对吧？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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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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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