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上的圣诞

这部电影的看点并不在David Bowie这条变色龙身上。他的蓝眼睛虽然慑人心魄，却不如那个乍看之下让人恶心的原上士两个小时内的变化。
最开始，原上士是虚弱的，虽然他的脸上泛着油光，他的手上时时握着军刀。他是残暴的日本精神代表。暴力，是因为恐惧的存在。在一个镇定自若的眼神之下，小日本只能用枪、用皮靴、用五个人全身的力量来抵挡一个正气的眼神。与其说，他们是在齐心协力痛扁不“尊重”他们的战俘，不如说，他们企图用拳脚掩盖灵魂上的污垢。劳伦斯说：“日本是个焦虑的民族，他们必须在一起才能做事，所以他们都疯了。”。他真是个日本通。
David Bowie扮演的沙林斯上校头一次见到他时说：“好滑稽的一张脸，眼睛挺漂亮。”。圣诞夜，这个长相猥琐的家伙却笑着将劳伦斯和沙林斯两人的自由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了他们。他说：“Merry Christmas，劳伦斯。Merry Christmas。”影片的结尾处，他戴着佛珠，踩着布鞋，脸上不再有油。在他将被处死的前夜，他竟然笑得如此祥和。他说：“Merry Christmas，劳伦斯。Merry Christmas。”画面定格在他腰果般的小眼睛和有些发黄的牙上，脸上每一条皱纹里似乎都透出明亮的圣光。阪本龙一的音乐响起，那一瞬，我差点哭了。
从字幕上看，David Bowie似乎是主角。从电影里看，他不是。沙林斯少校的存在，只是为了激发夜井上尉的欲望，一份Fobbiden Love。
夜井上尉原本貌似很有人性。他总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战俘和平相处，并不刁难。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深受日本礼数影响。小日本僵硬呆板的敬礼之下，是无数压抑着的欲望。老子说的“无为”、“无欲”，并非压抑，而是真正的释放。所谓虚怀若谷的“空谷”，便也是这个意思了。若强行克制，便给了“魔”以滋生的机会。在圣歌与军刀之下应当如何选择？当黑色与蓝色的眼珠同样泛着坚定不屈的光芒时，应当如何选择？夜井心中的魔不断壮大，终于让他偏执地做出一系列了非人性的举动。走火入魔的夜井在深爱的沙林斯少校出格的吻中达到顶点。当沙林斯少校被埋在土中只露出一个脑袋的时候，魔消褪了——夜井割下了心爱的蓝眼睛男人一撮金黄的头发，并向他行了军礼。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深受日本礼数影响。所以多年以后，他在临死前将这撮头发交给了劳伦斯，要他将此献给神社。那时候，他与劳伦斯的角色已经互换。

劳伦斯说：“是你们的神，是你们那些该死的神。你们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愿他们在地狱中腐烂！那些该死的神！”我想，这句话当是对日本所谓的精神、信仰最好的阐释。
我不得不说，大岛渚是有勇气的。他敢于正视自己民族的劣根性。他将所谓大和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至今仍有的残暴，暴露给全世界的人看，好叫大家晓得，日本，这个令（中国）人鄙视的国家，并非全然都是一群畜生。
片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十分强烈，关于人性、关于死亡、关于信仰都有很好的处理。正如阪本龙一用日本的民族乐器，谱写了西方味十足的忧郁配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片子越来越多，对片子也越来越挑剔。在我幼小的时候，如《云中漫步》或者《电子情书》之类的电影也可以让我看的热泪盈眶——不是说其他的片子不好或是那两部片子多么出彩——仅仅是它们在我恰好需要的年岁偶然出现在我的人生，因此也获得了我一生珍爱的烙印，就如同80后之于83版射雕，或者70后之于罗大佑与邓丽君。真正美好的，未必是影片本身，而是伴随着青春一起被收藏的回忆。

但也有些片子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体悟到它的好。对我来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来我在豆瓣上评价为五星的电影统统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放大》《筋疲力竭》《小提琴与压路机》《四百击》等等，他们被称为牛逼片不是因为它们出现在电影史上醒目的位置，他们确实就是牛逼片。这个道理，出去用心阅读，也需要岁月慢慢教会观众，当然这期间或许有身为一个教育者慢慢被纳入到精英体系的嫌疑。

在诸多牛逼影片中，《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是个蛮独特的案例，今天之前，我并没有认真看过这部电影，但在我的寝室还完整的大学时代，某只曾在深情在我的困意间推荐与公映；而我和某人合租的日子里，他也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说过其中的男主David Bowie的另一个音乐人身份；已经隐退的我深爱的王菲姐姐也提到过这部影片的男主坂本龙一，而坂本龙一的这首《Merrycristmas Mr Laurence》是研究生期间死党的最爱，因为他的强烈推荐，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就弹过这首曲子。
如此多的碎念只想说，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已然获得了太多关于影像之外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或许已然和电影交织在一起，妨碍了我的情感。但无论如何，看完之后的感觉是难得的感动，于是乎给了这部电影史上没有那么醒目当然在业内还算影响蛮大的电影5星的评价。

看完这个影片的第一感觉是节制。这部电影的镜头非常的节制，无论是劳伦斯或杰克眼中的世界，还是两个日本人坂本龙一、北野武（这两个角色的名字我实在记不住）眼中的世界都被客观的呈现在观众面前。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客观实际上是一种大岛渚的主观——就算是带有主观情绪的镜头，在实现上也是节制的客观展示。从这一点上，确是大岛渚的一贯风格，他的《感官王国》《御法度》同样也喜欢用类似的手法表达某种所谓的客观现实，相比之下不过是后两部影片的文本更具有冲击力，因此加深了这种客观性的对比与反差。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就是在这种节制下，缓慢而有序的进行自我剖析，作者并没有在影像句法上诠释感情或增加主观性，但身为一个日本人本身的这种安静陈列就带有一种自省的意味；而全影片中那些大量的文本陈述，如劳伦斯所说的“日本是个焦虑的民族，他们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因此他们总是集体在做疯狂的事情”，与全片节制的视听语言纠缠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带有压抑性的审美意象，这种压抑最终在北野武临终前明媚的笑容中得到了爆发。
看过的第二个感觉是互文性。从文本解析上，大概这部影片的文化背景相对于我比较熟悉，因此在接受上不存在如《放大》中数不胜数的隐喻上的图式障碍。整个影片的叙事基本规矩，通过杰克进入战俘营打破了所谓封闭形态为起点，杰克的死亡为终点，以战争中的不同阵营为第一戏剧对抗，文化交流为第二戏剧对抗，情感的暧昧性为第三戏剧对抗建立起一个多重却标准的结构。打破这一结构的线索是后半段插入了杰克年轻时的回忆——他与他弟弟的一段青春往事。这段支线在叙述中被分成两部分，一段作为现实回忆插入在第一次圣诞的前夜，杰克将这一故事告诉了劳伦斯，实际上也交代了他选择了自我灭亡的一个强势动机；第二段则在杰克临死之前，他在想象中得到了弟弟的原谅，也被理解为他通过死亡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从结构上看，《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有着极为鲜明的新浪潮特质，尽管这部影片拍摄于1983年，日本新浪潮基本上已经结束，但之前的今村昌平，山本萨夫，新藤兼人，包括大岛渚等人形成的某种电影理念，譬如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及将经典结构打碎以剥离感诠释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一系列概念在这部影片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我在阅读时，会不自觉的将同一时期香港新浪潮的早期作品对比，包括许鞍华的《疯劫》或者徐克的《蝶变》，他们带有一种共同点即混乱同构下的互文性，往往在叙事中通过多线叙事之间的互文来完成影像的文本叙事。在这类作品中，往往虽然一条主线只是展示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但复线在解构经典范式的同时，补充了主线的人物动机并为影片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空间，这种同构互文本身又可以看做一种对生活的类仿。譬如《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我们无法确定杰克对于坂本龙一是否具有某种暧昧的情愫，也无法确定坂本龙一对杰克的情感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尺度，但我们通过杰克的两段叙事，特别是回忆中的自我悔恨为其在主线中的诸多性多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是多重的解释，这种丰富的可能性构成了人物的多面，而所谓多面也正是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阶段的状态，每一个“他”都是真实的，诸多真实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虚幻的不真实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建立在叙述线索的互文性之上的。
关于影片的主题，有人会说这是超越了人性的伟大的爱；也有人会加入反战等元素，但在我看来，我更被感动的是一种自省。一种对于坚持的信念的自省，尽管我们能通过文本的结局体会到大岛渚对两位日本战犯行径的批判和斥责，但对于其中的某类精神我们又能体察到一丝微妙的认同，这种认同落实到影像的隐喻上包括两次士兵的剖腹，以及中间坂本龙一送给北野武的某支香烟上勾勒的菊花（日本天皇的家徽），但大岛渚似乎意识到这种民族性的认同带有一种沉溺感，于是在视听上极尽节制之余，通过文本同构赋予了影像主题大量的可能，而这种可能之上的思考有一种布莱希特的疏离感，通过疏离唤醒了阅读者的提问式思考，这种思考与影像本身共同实现了其主旨的表达——坚持与自省尽管对立却不矛盾，可以和谐的共存，而这两种对立的状态如同人生的诸多侧面，都是真实而真诚的。于是也有了劳伦斯最后的那段陈述“我们谁都没有错。”

如前所述，事实上电影也好，音乐也好，书籍也好没有本质上的高下之分，当一部作品被作者用成熟而稳定的语言表达出来，并被观众接受之后，它就达到了某个上限，在这一上限之后的作品只有差异性，没有优劣。对于读者，不同的年龄段总会恰逢其时的阅读到一些属于他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作品，并为之用一生来陶醉，其实一生所陶醉的已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所附带着的某种回忆。对于我，《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恰好赶上了我目前知识和审美所趋向的某一节点，成为了我的一种回忆，这回忆中包括我力所能及的影像上的不成熟分析，生命中的很多人留给我关于它的点点碎片，以及我所钟爱的某种对立的主题，而已。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拍摄于80年代，讲述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某些段落却有些60年代的意味：用花草来对抗枪炮，以亲吻来阻挡暴虐，一厢情愿徒劳无功之余，倒也是最纯粹的反暴力。本片所描绘的部分场景、及其背后可能隐含的一些观点，或许已是一个日本导演在此类题材上所能抵达的极限——指望出现反戈一击的场面是不现实的，大义灭亲的十字架，一旦背负，便会被自己所在的部族冷落、乃至流放。因此，尽管有些话要通过英方演员之口才能表达、尽管贴了个同人之爱的标签，这部旧片的立场已属不易。
公平地讲，给这部电影烫上太多意识邢台方面的印记，并不完全适合。除了时代背景和断袖之爱这两大主题，文化差异方面的展示也同样突出：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在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上，在纵欲和禁欲的问题上，在面子和里子的问题上，日本看守和英国战俘之间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能对这两种价值体系都有所了解的，只有片名里提到的那一位。所幸的是，几个主要人物当中，劳伦斯先生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这让故事的结尾多了些许亮色：他是看得最多的一个、也逐步开始看得透彻，却又不标榜自己绝对正确。毕竟在东边和西边之间，很多东西不是光凭几句外语就能整明白的，就象Jack Celliers在北非时的外号“Strafer Jack”（强击机杰克？），劳伦斯就很难找到一个对等的词，来向世野井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个啥意思，而日语里那个据说用于惩治“精神懒惰”的gyo（修行的行？），也让丈二身高的英国佬们摸不着头脑。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不同的文化圈子也会拥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就如影片中坂本龙一对大卫-鲍依的那种感情，不管放到哪，都要烙上禁忌的颜色。
开场不久的法庭戏，世野井几乎是一见钟情式地被Jack Celliers（简称JC）秒杀，并非全因这哥们玉树临风电光四射，还应当包括JC气场里的独立不羁：被抓了俘虏还这么理直气壮正正堂堂，对于时刻把个“耻”字挂在心头的日本人来说颇为不可思议。这倒不是说英美人不知羞耻，关键在于，日式的“耻”，更多的是个体脆弱心理的外在表现，说穿了就是自卑感作祟，所以才象患了强迫症一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别人“俺们的身材固然比较sorry，但这妨碍不了俺们精神上的高大”。世野井如同经过精心修剪的盆栽植物，偶然撞上棵在野外茁壮生长的高大树木，立马为之心动，实在情理之中。
随后便是一出刀下留人，又仿佛是鬼使神差，他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地头，一方面好生照顾他关心他，另一方面却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把持得住——这种180度分裂的精神状态，即使对于日本人来讲，也是无法长久保持下去的，心理防线的最终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世野井试图通过研习剑道和高声吼叫来彰显自己的阳刚与决绝，恰恰衬托出其内心那种此地无银式的柔弱，更糟糕的是，用直面死亡的方式来碾压欲望，并不能使当事人成为一尊神，反而会朝着另一个方向急剧坠落。
果不其然，一番静心打坐，换来的是一出杀鸡儆猴的闹剧，直接造成韩国看守金本和荷兰俘虏德容的死亡。世野井这么做是想震慑一下始终不肯提供技术合作的英军老大，不过也不排除借惩罚别人来扼杀自己心中的某些萌芽，殊不知这样做其实是在自断退路，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绳子。
紧接着，世野井上尉宣布英日双方一起来“修行”，48小时不进食，以示清心寡欲。这种鸡同鸭讲的命令自然不会有任何作用。出人意料的是，JC以祭奠死者为由，用红花做掩护，偷偷地为大家带来了很多馒头。尽管缺乏交待，但馒头的来源只有一种可能——这是私下里对心爱之人网开一面的做法，典型的东方式标准。不过，在如何正确把握事物阴阳两面的问题上，西洋人总显得一根筋。JC就不领这个情，带走了一堆馒头不算，估计还顺手拿了个收音机，这就彻底把事儿给整黄了——同样一件事情，是搁在桌子底下进行，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到台面上做，其实是天差地别。JC把世野井放在火上烤，本没什么打紧，只是这不可避免地会把别人拖下水：嫌疑对象就这么两个人，为了保住你就得栽给他，不幸的劳伦斯同志成了必然的替罪羊。而在抱着传统荣誉感不放手的英军老大看来，世野井处心积虑想要撤了他带头大哥的位置，而劳伦斯完全可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JC的馒头亦是拉拢部下的手法之一。
纸总归是包不住火的。本地头的长官对某位俘虏有着另类情感这一事实，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首先有所觉察的是世野井的勤务兵，此君深夜刺杀JC未遂，后引咎自裁；当JC抱着劳伦斯一块逃跑的时候，跟来探望他的世野井撞个正着。北野武饰演的原上士闻风赶来，打算处决这两个越狱者，世野井却转身挡在了枪口前——等于向所有的看守表明了自己的取向。但这件事总得有个收场，因此就有了让劳伦斯大跌眼镜的处理决定，世野井和原上士把私藏收音机的罪名安在了他这个无辜者身上，打算判他死刑。劳同志体会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敢情日式的处理遵照如下原则进行：如果出了岔子，第一重要的是有人为此受罚，至于处罚对象是否真的有罪，其实并不重要。说到底，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秩序感，个人的是非曲直可以忽略不计。绝望中的劳伦斯发了一回飚，他冲过去掀翻了供放着牌位的桌子，脱口而出一段只能由英方演员来说的台词，首当其冲的一句：是你们信奉的那些混账的神，是他们让你们变成这个样子的！
照这个趋势，劳伦斯同志铁定是死路一条。但在热浪滚滚的圣诞之夜，奇妙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不知是不是喝得太高的缘故，满面油光的原上士颠三倒四地自封为圣诞老爹，自说自划地把JC和劳伦斯都给放了。人果然不能只看外表，原上士出身乡土，性格残暴兼粗俗，但为人绝对不傻，山山水水看在眼里，也能折冲樽俎一番。他知道自己的上司喜欢JC，也知道劳伦斯躺着中枪，冤屈直逼窦娥，所以就得在不打乱牌面的情况下，私底下做点手脚。等到翌日原上士向世野井上尉汇报情况，便是一出标准版的周瑜打黄盖：收音机不是JC拿的，劳伦斯亦属无辜，一切全怪一个莫须有的某某，而这个人，因为俺实在气不过，已经把他给做掉了，至于为啥到现在才报告，是因为昨晚圣诞夜，俺喝得有点高——这一点上俺的确是错了，甘愿受罚。有这么好的一个台阶，世野井上尉自然是顺坡就下，当然表面上还是要斥责一番的：作为处罚，要关你几天禁闭，期间可不许再喝酒哟。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一个细节：明罚暗赏之时，世野井递给原上士一根香烟，后者虔诚地领受，并安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影片对于这根烟有过一个特写，上面清晰地印着代表皇室的菊花图案，结合先前劳伦斯发飚那场戏，不知是否有所指。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皆大欢喜的结局，注定会象风暴之前的宁静那般短暂。不过在影片最动人那一幕上演前，还是有一些铺垫的工作要做。其一是这场戏的中心矛盾：世野井要求英方提供擅长使用武器和爆炸物品的技术人员的名单，而英军战俘里的带头大哥始终不肯屈膝，同时坚决不让出俘虏群老大这把交椅，这就让世野井动了杀机。问题在于，一旦砍了原来的指挥者，谁来接替他的位置？兼顾军衔和人望，答案只能是Jack Celliers。某种意义上讲，世野井是在为JC的上位扫清障碍，但在客观上等于是陷JC于不义。
铺垫之二是世野井的心理疙瘩。按照他对劳伦斯的表述，他跟发动二二六兵变的那批少壮军官属于同一派别，事前因职务调动，最终逃过一劫。而他的很多旧时同伙事后都被处决——他是那个派系的落单者，他欠他的团体一条命。与此同时，他的情感取向早已将其流放到了集体价值观的边缘：极度渴望融入自己所属的部落，却又时刻担心会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从而被整个部落鄙视和遗弃。颇为讽刺的是，最能理解这种挣扎的，是他面前的冤家JC。
铺垫之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JC心里面的那块疙瘩。原来貌似自由不羁的JC，也是个被自己的过去所深深困扰的人。年少之时，为了站在多数人这一边，他背叛过自己那个高八度童声的弟弟：明知高年级的学生今天会联合起来公开羞辱他的兄弟，JC却选择了鸵鸟政策，龟缩在实验室里面装聋作哑——他弟弟说的对，JC打心底里为有这么个男身女音的家族成员感到羞耻。JC告诉劳伦斯，他的弟弟从此再也没有唱过歌，而他自己又怎么样呢？30多岁，单身，中产阶层，事业有成，除去这些外在的标签，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后，他便积极地投入其中——怀着某种难以名状的释放感。这大概是战争在初期对平民最大的吸引力：不管过去有多少不堪，都可以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金龙身上闪闪发光的一块鳞片，而不再是从前那个被是是非非压弯了腰的跳蚤。
综上所述，才有了后来那惊世骇俗的一幕：当着敌我双方所有人的面，JC在世野井的左右脸颊烙下自己的亲吻，为两人带来了共同的解脱，付出的代价是JC的生命。这种飞蛾扑火的自毁式举动，其实更接近日式的审美习惯。但仔细一想，此情此景，于公于私，若想两全，除非自我牺牲，的确没有第二条路可走。JC以彰显禁忌之爱的方式，保全了自己对所在团体的忠诚——他谁都没有背叛。正因如此，在JC被埋入黄土之后，多愁善感的世野井偷偷割下了他的一缕头发珍藏起来，但于最终的告别仪式，仍是一个标准的军礼。
影片的结尾是点睛之笔。四年后战争结束（日式的胜利果然不会长久），世野井和原上士先后被处决。在原上士面对行刑队的前一天晚上，劳伦斯同志前来看望他。风水轮流转，当年囚徒和看守的身份，现在完全颠倒了过来，两人谈话所用的语言，也从日语变成了英语（很难想象原上士会读书学外语）。此处的几句话颇有言外之音：
原：（行刑）是在明天。
劳伦斯：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会释放你，让你回到家乡去。
原：谢谢，我不怕死。我只是不明白一点，我跟其他士兵所犯的罪并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干嘛非得挑我？）。
劳伦斯：你是那些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人们选出来的牺牲品，就如同当年你和世野井上尉认为你们完全正确一样（各打五十大板）。事实是，世上无人绝对正确。
临别之前，两人回忆起了四年前那个特别的圣诞夜。东方的规矩有时显得混沌一团没有原则，但其间亦有着微妙的通融和宽厚；西洋人的规矩固然讲究合乎人性，一旦落到实处，却又是怎样的一种僵硬与无情。劳伦斯当年下狱，看似是要命的事情，原上士只多灌了几杯清酒，立马就当没事一样给了了。时移势易，今日在劳伦斯这边，却是断断不可能的了。不由让人感慨：与其拿起刀枪你砍我我砍你，还不如当年就这么一直醉下去，最好永远不要醒来。
最后提一下本片的主题曲《禁忌之色》。粗粗一查发现，从坂本龙一到理查-克莱德曼，各种版本竟有数十个之多，绝大多数自然是不痛不痒浮皮潦草之作，原曲里的百般纠结和挣扎无从体现。其中最不舒服的是宇多田光的版本，节奏轻松得让人不安，仿佛是分隔在东京和纽约的一对年轻恋人在电话里打情骂俏。倒不是大叔我上纲上线，这样的改编就如同酒足饭饱之后去电影院看别人饿殍满地，总显得不够厚道。

（转自公众号 floatingabout）

本文译自《DavidBowie:CriticalPerspectives(RoutledgeStudiesinPopularMusic)》（出版于2015年），第9章《EmbodyingStardom,RepresentingOtherness-DavidBowiein‘MerryChristmasMr.Lawrence’》。

作者 | Mehdi Derfoufi

法译英 | Civan Gürel

英译中 | 有耳

序言

DavidBowie是跨媒体（transmedia）时代的巨星。Bowie的艺术产出涵盖了所有可能的媒介形式——视频片段、电视和印刷广告、网站、电影、时尚、电子游戏、电视节目、演唱会、专辑、当代艺术、塑像手办甚至网上银行——更不用提所谓的“Bowie债券”（BowieBonds）。极致的自反性（reflexivity）是他的美学标志，甚至，他似乎把通过自反性深深影响后现代文化版图当做一件乐事。似乎DavidBowie试图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他有一天不再反复援引自身，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已经“鲍依化”（Bowieised）了。Bowie的形象其实有三方面：一个横跨媒体疆界的精心栽培的意象、一个模糊的性别和一个冲破限制的身体。任何对他影视作品的探讨，都不得不将这三方面纳入考量。然而，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囊括他表演生涯的方方面面，而是意在探索演员DavidBowie为何尤其使人着迷。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Bowie形象的基调，那毫无疑问是“他性”（otherness）：一种根本上超越现有范畴，拒绝被归类的异质的他性，寓于一位明星的身体里。MichaelJackson的身体变化是为了稳固一个重构的身份，而Bowie则是一只变色龙，他的身体在迎合我们欲望的同时也挑逗着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Bowie的音乐生涯中精心打造的他性表征，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他在大荧幕上的人格。

这一点在大岛渚（NagisaOshima）1983年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ChristmasMr.Lawrence）中尤为显明。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强烈也最完整地释放了Bowie身体的潜能。电影中，这位明星的身体及其他性，与大岛所描绘的后殖民关系中的政治与和美学危机缠绕在了一起：（真正）非西方的电影可能吗？西方的观看方式基于强制性的透明与去蔽，以及同一性与他性的二元对立；可我们是否可能创造一种与西方观看方式无关的电影凝视（cinematicgaze）？本文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思想，尤其是其性别维度为枢纽，致力于分析“冲破限制的Bowie身体”与这些问题如何关联。

Bowie 与大荧幕

按照一般影迷的标准，DavidBowie的电影生涯很难说是成功的。他参演的电影中只有寥寥几部可以称得上“佳片”。而且没人会争辩说，这位因音乐享誉世界的英国艺术家，其实也是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演员。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假设：既然总有知名导演与他合作，他一定有某些特别之处吧。说到底，作为一个流行明星，他影视作品的数量已经很可观了。他很少担任主角，绝大多数时候安于饰演一瞥而过却夺人眼球的龙套角色。在《双峰：与火同行》（TwinPeaks:FireWalkwithMe）和《超级名模》（Zoolander）中，Bowie的镜头比“转瞬即逝”要长一些。仿佛这位明星无时无刻不在各路媒体游荡的那些形象分身，一不小心撞上了大荧幕。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电影配乐中Bowie的“在场”——包括《妖夜慌踪》（LostHighway）和《水中生活》（TheLifeAquaticwithSteveZissou）等对他歌曲的“引用”——观察到这一现象；他或许是电影和电视广告最喜爱的摇滚明星。然而，在《皇家密杀令》（IntotheNight）、《基督的最后诱惑》（TheLastTemptationofChrist）、《巴斯奎特》（Basquiat）和《致命魔术》（ThePrestige）等电影中，他的确创造了丰满的角色形象。即使有些角色只是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在后期参演那些电影中，他显然是想要有所表现的。

在多数旁观者眼中，流行明星的身份遮蔽了他作为电影演员的一面，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至少在Bowie自己看来，他参演电影不只是为了花式营销，大荧幕是他一直以来艺术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第一部电影是1976年NicolasRoeg导演的《天外来客》（TheManWhoFelltoEarth）。它不仅是造星工具（starvehicle）。Bowie对先锋思潮和当代艺术的爱好早已人尽皆知。Roeg当年是英国新浪潮的电影人，喜欢“玩弄”实验电影。即使最终的成品不尽如人意，这部电影确实是两位艺术家真心诚意努力合作的产物。没过多久，也就是1979年，Bowie参演了BernardPomerance的舞台剧《象人》（TheElephantMan），并受到业界和普通观众的齐声赞誉。1983年的戛纳电影节上，Bowie说：

其实我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导演。正因如此，我的音乐一直高度概念化……可惜没人给我钱拍电影，我就只能“导演”专辑和演唱会了。

鉴于Bowie自相矛盾、朝三暮四的癖性，人们当然有权对他的说法保有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电影的认真态度，而且他的艺术实践也的确体现了这种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评论家很少像Bowie本人一样严肃看待他的电影事业；在他们眼中，DavidBowie不过是个碰巧演了几部电影的摇滚明星。

Bowie形象80年代的再男性化（Remasculinisation）：投机主义与模棱两可

1980年的《ScaryMonsters》既是Bowie最好的专辑之一，也是这位巨星操纵媒体形象的又一新阶段的起点——这一新形象将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断丰满。《AshestoAshes》和《Fashion》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呈现出截然相对的风格，也彰显了Bowie全新角色的双重特性；他费了好大心思才不让双重性（duality）沦为矛盾性（contradiction）。在这张专辑中，Bowie通过MajorTom这个角色极致地展现了自反（self-reflexivity）和自引（self-quoting）；MajorTom不仅是个有信仰的角色，还是个“瘾者”（junky），仿佛在那个年代信仰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此处自我戏仿的意味很明显，而这也是Bowie全新的艺术和商业策略的标志——自反性的维度之一。Bowie的他性从一个造访地球的外星人角色（一个关于认同与吸引的真实角色）身上，转移到了一个能够将媒体生态圈（mediasphere）编码的超人类的身体里。

回首观之，1983年可谓Bowie生涯的分水岭。他凭借专辑《Let’sDance》收获了全球范围的成功，还登上了一大波主流国际杂志（如《RollingStone》和《Time》）的封面——他的新造型比70年代看起来正常多了，但还是带有一丝性别模糊的意味。《RollingStone》的封面标题是《直的大卫·鲍依》（DavidBowieStraight），旁边还有一张展示新造型的照片——“直的”这个词尤为有趣，因为它是多义的，恰好强调了我们的摇滚巨星在1983年这个分水岭上采取的营销策略的一个方面。虽然他染金的头发里还有几撮深色，不经意透露出一丝刻意感，这幅肖像的绝大部分还是给人以“干净”的印象。70年代的特立独行、浓妆和橘色头发、华丽摇滚的装束和亮片都一去不复返了。考虑到里根和撒切尔执政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推测Bowie的形象经历了某种常态化（虽然只是相对而言），甚至可以嗅到它再男性化（remasculinisation）的苗头。然而，这一新形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保留了一些性别的模糊性，Bowie利用此种模糊性营造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以身体展示为基础，同时诱惑着男女两性。此外，Bowie作为“冲破限制者”的姿态将主流与先锋嫁接起来，构筑了他表象人格的艺术合法性。

这位英国明星高调参演了两部1983年上映的电影，《千年血后》（TheHunger）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ChristmasMr.Lawrence），这两部作品是他营销策略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他在商业上最成功的时候主演了两部既具有先锋性，又面向主流院线的电影。鉴于这两部作品形成了一种互文，我们有必要在深入考察《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前先讨论一下《千年血后》。

显然，这两部电影拍摄的时候都考虑过票房。有些人会认为《千年血后》被沉闷的视效拖累了，但别忘了，它后来被认为是一部邪典电影（cultfilm），足见它并非无足轻重。评论家们回头才发现这部电影其实是80年代典型美学的典范。《千年血后》巧妙地绾结了电视广告美学，以及黑色电影（filmnoir）的某种后现代/城市化再诠释。除此之外，《千年血后》以一种几乎矛盾的手段描绘了男女同性恋以及异性关系。电影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一种形象危险可怖的性取向的污名化（艾滋病隐喻非常明显），另一端则是游离于主流社会支配性法则之外的“非法”生活方式的致命吸引力。

后一种解读是由饰演主角的三位明星——CatherineDeneuve（作为魅力女王）、DavidBowie和SusanSarandon——各自的形象造就的。Bowie饰演Miriam（Deneuve饰）的伴侣John，他顺从而阴柔，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反讽下的男性形象。随着他肉体的衰亡，他被Sarah（Sarandon饰）取代了，电影的主线剧情于是变成了女同性恋。John代表了一种失败的男性气质，而这种失败是被一个强大女性的虚假承诺（即许诺赋予他永生的力量）所揭示的。Sarah的男性伴侣则和John不同，他傲慢而占有欲极强，是一个带有戏仿意味的雄性领袖（alphamale）形象——但她还是把他除掉了。最后，由Sarah和Miriam的相互爱慕所带来的Sarah的转变，则类似于一个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故事。

考虑到两部电影是在同一年上映的，我很乐意相信《圣诞快乐》中的Celliers少校其实是John的分身。事实上，一方面是《千年血后》延续着Bowie“柏林时期”的“地下”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大岛渚的电影，玩弄着Bowie通过专辑《Let’sDance》创造的“新模样”——明显具有“变直了”的男性气概，却也不失模棱两可的意味。如果说《千年血后》是以Deneuve和Sarandon交换亲吻为标志的一部女同性恋电影，那么《圣诞快乐》作为其镜像，它的主题也就变成了同性恋文化——围绕着Bowie和坂本龙一标志性的亲吻场景展开。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两部电影有多相像，仿佛它们本来就是两部曲。

后殖民电影、Bowie 与对西方的欲望

《圣诞快乐》让我们得以管窥Bowie重新勾勒的形象是如何与一种拥有国际化理想的艺术电影风格学（stylistics）接轨的——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日本新浪潮极具个人风格的先锋大师。《圣诞快乐》其实是大岛第一次国际化摄制的尝试，也是他第一部英语电影。巧合的是，当时大岛最出名的作品是1976年的《感官世界》（RealmofSenses）和1978年的《爱的亡灵》（EmpireofPassion）。这两部色情片般的电影彰显了美学上的完美主义，将幻想家与艺术家的神性表现到了极致。结果，色情片的窥淫逻辑转化为了形式化的先锋派实验；在《圣诞快乐》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转化。然而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大岛带有后殖民电影色彩的美学计划是如何与Bowie的表象人格“相遇”的。

《圣诞快乐》的剧情改编自LaurensVanderPost所写的故事，他在二战时期曾沦为战俘（POW）。故事发生在1942年爪哇岛上的一间日军战俘营。营地指挥官是年轻日军军官世野井大尉，由日本明星坂本龙一饰演，他同时也创作了该片配乐。由Bowie饰演的少校JackCelliers的到来，将后殖民时代的东西方紧张关系具象化了。《圣诞快乐》扎根于战争电影的战俘世界——1956年的《爱丽丝城》（ATownLikeAlice）和1950年的《万劫归来》（ThreeCameHome）等电影为之铺下了蓝图。然而，对《圣诞快乐》影响最大的是DavidLean1957年的《桂河大桥》（TheBridgeontheRiverKwai）。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东西方民族跨文化交互的主题都聚焦于一个全是男性的社群。然而，大岛的电影将通常的视角颠倒了过来：不再是西方凝视着东方，而是东方凝视着西方。可以说，《桂河大桥》展现的是西方的优越性，而《圣诞快乐》则展现了对西方的欲望。

《圣诞快乐》用批判性的手法复活了西方人对太平洋战场的文化记忆，给了主宰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刚逝世的StuartHall是文化多元主义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及其同质化少数族裔群体的倾向迎头一击。正如EdwardSaid指出，与美国人不同，英国人把日本当做“文化敌手”，一个与之竞争的皇家文化。电影中的英国战俘是在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被俘虏的。作为大不列颠一次屈辱的失败，这一历史事件对亚洲也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强化了这一观念：说到底，白人的“战无不胜”和“无上权威”可能只不过是传说。为了理解《圣诞快乐》这部电影，白人的脆弱性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影片从历史事件的回忆中汲取养料，却又是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中拍摄的。

军国主义日本男性气概的危机暗示了1945年日本战败并屈服于美国所引发的莫名不安情绪，而对西方的欲望表达则是危机的一部分。但这种男性气概危机同时隐指着（相对来说更近的）1970年11月三岛由纪夫因他参与的政变失败而切腹自杀这一事件。事实上，世野井大尉这个角色明确指向三岛由纪夫，而电影的主题曲《禁色》（ForbiddenColors）也暗指三岛的同名小说。MatthewChozick指出，三岛在《禁色》这本小说里“与日本传统的性取向观念彻底决裂，而投奔了更为西方的自我建构思维”。在三岛的写作中，同性恋既是危机中的男性气概的表达，又表现了日本父权主义高压下尚未被实现的逾矩的可能性，而且也是现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美学感性的终极迸发。由于DavidBowie的形象具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特殊性质（明星风范、模糊的性别、介于先锋与主流之间的艺术地位），他的确有资格将这三方面一同具象化：危机中的男性气概、超越于性别（gender）的存在，以及绝对的美学。这也正是世野井大尉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深深着迷于Celliers少校的原因；而世野井的迷恋最终导致了Celliers的死亡。Celliers则利用他的魅力彻底击溃了日本男权的脆弱建制。

EricLomax曾经是一名战俘，他如此回忆英国战俘们当时的心境：“我们开始体验战俘营生活的最宰制性的特征：持续焦虑、彻底的无力和沮丧。”世野井大尉的心情或许也是如此。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日本男性气概危机有其病态的一面，但也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显示了正面的价值——它导致了内在优越性的再生成与再确认；而在大岛的电影中，危机带来了更为矛盾的后果。他的电影不下论断。换言之，大岛的后殖民美学计划拒斥西方表征的两值逻辑。

大岛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影像表征的问题展开——正因如此，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位先锋艺术家，正如StephenHeath评论《感官世界》时所写：

电影通过“摺叠法”（foldingover）的空间缝合过程（场域的正反转换是其最明显的手法）捕捉到了“在框外”、“在场外”（hors-champ），而每个场景、每个镜头的边缘化又对观影者提出了“观看”之问。

在《感官世界》和《圣诞快乐》中，观看者的身份依旧是享有权威的偷窥狂，但这一立场并没有带来满足感。大岛的导演风格将主体与欲望的客体再结合，在此之上呈现了观看者的凝视。与这种观看站所占据的位置的问题化（problematisation）并置的是当代日本的后殖民担忧，而后者是大岛作品的一个主要美学和政治母题。评论家总是抓着他电影中“放荡的”主调不放：性欲、权力、政治、暴力、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主题都被认为是内含颠覆性意图的。

明星的身体、东西方关系的美学与身份认同第三空间的协商

电影是一种被二元对立主宰的表征模式。正如PhilippeDescola指出，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对世界以及寓居世界的人类的表征，一直基于一种以自然/文化二分为核心的理性框架。在电影中，这一二分在美学上转译成了人类角色的中心性，角色被标识为主体，与所有非人类的事物隔离开来。电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两重性塑造的世界：时间/空间、人类主体/他（或她）的环境（电影场景）、镜头之内/镜头之外、场/反场、观看者/荧幕上的影像……而这一切又都基于与世界大体上分离的全知主体（All-PerceivingSubject）的概念。虽然往往具有男性或女性的身份，主体被指派了某种形式的中性（neutrality），将任何性别、种族或阶级身份都排除在外。而《圣诞快乐》所质疑的恰恰是这些“客观事实”。通过质疑这些事实，电影强调了这些二元对立是如何促进宰制性表征的再生产的——它们用中性的伪装或所谓观看者的客观距离，遮蔽了权力的不平等。所以，为了能够质疑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客观事实性”，就必须与（通常被两值逻辑引致的）认同过程抗争。

考虑到西方主流的电影观念旨在践行一种力求调和冲突性概念的机制，我们可以说大岛在《圣诞快乐》中努力展示了一个替代选项，它与西方主导性的表征概念相背离。那么，他的替代选项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正如RichardDyer指出，明星特征性的人格魅力将相冲突的概念“绑在一起”。《圣诞快乐》迫使观众面对他（她）自身境况的不稳定性，因为他（她）不得不认同相冲突的概念。

当然，这些矛盾对立的本质不只是命题式的。支撑着它们的是一种特殊的影视取向，我们在Celliers和Yonoi的著名亲吻场景中可以看到这一取向。Bowie和坂本两位明星的面对面较量，是赋予《圣诞快乐》的替代选项以可行性的因素之一；电影完美地融合了明星的特质——没有留下任何尴尬的裂隙，而是让明星成为了令人信服的演员——这一功绩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从西方视角看来，坂本（世野井）的身体属于一个明显他者化（otherised）了的角色。但是，坂本（世野井）对Bowie（Celliers）的欲望使得这一不平等的关系失去稳定，同时动摇了我们的观看视角，使之失去确定性。事实上，我们像世野井一样欲求Celliers，只是无法承认这种欲望。可是坂本（世野井）的身体在被异域化的同时也被色情化了。而且，通过认同世野井对Celliers的欲望，我们也意识到Bowie（Celliers）身体的色情化——对他漂白过的金发的迷恋恰恰反映了这一色情化。Bowie（Celliers）的白性（whiteness）必须逼近绝对的、大写的白性，才可能成为欲望的理想对象。《圣诞快乐》邀请我们作为观看者体验后殖民主体的身份。后殖民主体则包括了这样一种身份认同过程，它与TeresadeLauretis所分析的女性主义电影观看者的认同过程类似：

可以说女性观看者同时认同叙事运动的主体与空间，认同运动的形象与关闭的形象（叙事的意象）。两者都属于形象的认同，而且是可能同时进行的；此外，它们同时被叙事过程承载，也一起被叙事过程卷入。这种认同方式同时支撑着欲望的两种位置，即主动与被动这两种方向：对他者的欲望，以及成为他者欲望对象的欲望。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叙事和影像教唆观众给予许可，并引诱女性将自身女性化的一种程序：通过一种双重认同，通过观众自身制造的快感盈余，以谋求电影和社会的利益。

事实上，我们可以对世野井的优雅和感性做双重解读，它既是他属于上流社会的标志，也是正在进行的西化（Westernisation）过程的标志（世野井是电影中除Lawrence上校外唯一能够用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交流的角色）。乍一看，这部电影仿佛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一些场景描绘了日本人卑鄙的行径，似乎他们沉浸在腐朽的国民传统中无法自拔。他们的傲慢和残暴——在大原上士（北野武饰）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与Lawrence上校（TomConti饰）的智慧与儒雅形成了强烈对比。然而，影片并不想要通过调和冲突的力量（或者消解较弱的力量）以求盖棺定论。正相反，影片努力停留在后殖民协商的狭小空间里，在这里没有哪一方能最终取胜。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空间的“第三”（tertiary）特征（它不在框架的里面也不在外面，它就在那条边线上）或许是对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经历的不可逆的转化的最佳譬喻。这些缝隙也可以被看作协商和重构的场域，在这里，一种经验（以Celliers对世野井的影响为例）发生了，它使得一种全新的后殖民主体的诞生成为可能。

作为对他性的欲望的明星身体

自电影上映以来，那段亲吻场景几乎成了神话，因此也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场景之一。这组镜头是从一对视线匹配（eyelinematch）开始的：世野井的面部特写和一个世野井视角的摇镜（panshot）。摇镜扫过那群英国俘虏。片中有无数个从世野井视角拍摄的镜头，明确揭示了故事的个人幻想性质。所有战俘都是虚弱、受伤和消沉的。他们代表了那种曾经超越阳刚，如今却一败涂地的男性气质。他们实实在在是失败的化身。出于羞耻，绝大多数男人看向别处以躲避世野井的凝视。只有Lawrence上校以一种反抗的姿态直视世野井的眼睛。世野井的反应泄露了他的内心：他退缩了。然后有个英国军官提醒他不要忘了本职工作。世野井这时又反应过激，暴露了他毫无威信的事实——影片暗示这与他缺乏男子气概是有关的。世野井开始放肆地展示力量，以一种几乎可笑的方式。面对违抗命令的军官，他摆出雄性领袖（alphamale）的姿态炫耀着他的剑，仿佛那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徽章；他想要通过暴力恫吓的方式逼对方就范。这一招效果不错，但世野井显然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似乎迟疑了一下，目露一丝凶光。他闭上眼睛，像是在无声祈祷。接着Celliers（Bowie）的面部特写与世野井的面部特写无缝衔接，而摄影机的推进更强化了这一效果。

蒙太奇强调了这一事实：Celliers（Bowie）是世野井隐秘欲望的物质化体现。世野井所欲求的他者的身体，是绝对者（theAbsolute）与完美的具体化形式，而绝对者和完美都超越了它“不足”的男性气概的能力范围。还可以补充说，这个绝对者与这种完美都是与男性气概有关的，即便Bowie的男性气概有模糊的一面。可欲求（desirable）的他者的身体是西方的，它属于Bowie，因为它被赋予了（不只是在西方的集体想象中）一种与所谓“冥顽不化”的日本传统相对立的现代性。影片所展现的日本身体似乎被仪式和禁忌僵化了，然而此处的关键在于呈现东西方两种形象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而不是要揭露什么关于二者本质的真相。

坂本（世野井）的身体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抗拒着Bowie（Celliers）的魅力。坂本（世野井）自己的身体已经色情化了，它供人窥探和迷恋。许多镜头奉献给了他的白手套、制服的细节、一尘不染的白衬衫（他系扣子都一丝不苟）和他脸上光滑无暇的皮肤隐约反射出的光晕。世野井大尉对Celliers少校的欲望没有得到回报。但当我们被引导着去认同他的欲望时，我们也受邀欣赏坂本（世野井）的身体之美。

Bowie这位明星的形象无法完全靠自身展现，因为Bowie（Celliers）被世野井大尉的欲望陷阱捕获了。因此，Celliers在牢房里表演哑剧这段迷人的场景既是他最后的反抗，又是悲剧性的展示，更是他对无助的承认。这不是角色本身的表达，而是Bowie身体的表达，一具被他人的幻想禁锢的身体的表达。大岛非常精明地把明星的身体与他艺术合法性的基础——他的声音分离开来了。几次闪回中出现的Celliers的身体残疾的弟弟，倒是拥有一副好嗓子。于是这位明星的一部分魅力被转移到了别处，使得我们可以换一种视角观看Bowie（Celliers）的形象，把它当作绝对者和完美的具身载体。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影片实实在在的协商工作。这组镜头让我们穿透了Celliers少校呈献给世界的表面形象，然而它们又如梦似幻，最终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世野井的所感所知可以被理解为悲剧性的妄想，它产生于对西方世界幻影般的建构。Celliers绝不是什么绝对者的化身，相反，他其实被愧疚感笼罩。于是，世野井所看见的与观众所看见的形成了对比，而观看者也被安放在了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上（它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而是在不可能呈现之物的边缘上）；西方的凝视又是何以能够忍受这些矛盾的呢？只有一个原因——明星的的在场，“我们的”明星的在场，DavidBowie的在场。这位明星几乎凭一己之力制造的魅力景观，使得这个故事不至于在诸多矛盾的张力中四分五裂。就像DavidLean的电影《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中的马拉巴山洞（MarabarCaves）事件一样，它是不可能在真实的后殖民交锋中呈现的——就算后者的确如此呈现了，它也是以一种暴力掠夺的形式（亲吻场景）呈现的。

正如IanKershaw指出，“人格魅力的载体”的力量依赖于他符合“观众”对他的期望的能力。亲吻场景和Celliers假装剃须的场景都符合了这种期望。可我们依然感到一丝失望，因为我们对明星之美的认同被无情地挑战了。他的身体不单单被展示，而且被诸多敌对的表征模式所塑造的约束衣（straightjacket）挤压着。

因此，Celliers 出现在日本军事法庭上这一场景的拍摄方式，无限地偏离了这类场景从正面拍摄的常规操作。主人公们在画面中的位置制造了一系列“错位的”轴线。Celliers和他身旁的日本翻译（我们越过Celliers的肩膀看到他，他一直盯着Celliers看）被一个正面特写框住。要不是这样的取景方式，Celliers和那些“法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世野井大尉没有正对着Celliers，而是在他的右前方，在高级军官站立的平台下面。尽管如此，这一场景仍然聚焦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上。在画面中央和两边，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都处在与场景垂直的一条轴线上。一瞥而过的眼神交换、角色在场景中的位置以及相机的轴线共同形成了复杂的体系，任何正面性（frontality）在这个体系里都不可能存在，这就使得这场会面注定是不正常的，并且强调了其正常性之不可能性。如此限制之下的电影空间构成了一个囚禁住所有身体的叙事结构。

Bowie的身体非常灵活，总是在运动中，仿佛不受时空的桎梏。除此之外，因为他极高的辨识度，我们会觉得是明星Bowie本人出现在了荧幕上。我想说Bowie并没有真正地在表演。他只是在做自己；他是我们眼中的Bowie的形象，就像他表演剃须的哑剧动作这段镜头所诠释的那样——哑剧正是Bowie身体的标志之一。《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Arabia）和《夺宝奇兵》（IndianaJones）等表现东方主义的电影告诉我们，移动性（mobility）是白人的特权之一。当Celliers（Bowie）自信地走向世野井，他是唯一在移动的人。其他角色都像吓坏了一样绝对静止着。时间与空间都围绕着Bowie组织，而他随心所欲，“自然地”掌控着电影的方向。于是，世野井（坂本）对Celliers（Bowie）的欲望与我们（作为西方人）的欲望携起手来，一同观看Bowie这位明星的动作，观看他如何把自身献给我们的凝视。对他性的欲望是围绕着Bowie身体，在指向（西方和日本）观众的迷恋与厌恶的双重运动中构造的。此外，我们和世野井一样想要被Celliers（Bowie）触碰。当Celliers（Bowie）穿过那层无形的屏障时——屏障将世野井的东方身体和Celliers的身体隔离开来，同时也保护了世野井——不仅是世野井想要触碰西方他者的身体的欲望实现了，我们想要被Bowie亲吻的欲望也实现了，虽然我们只是间接被亲吻。世野井被欲望浸润的身体无法承受这一肉体接触，他向后倒去了。根据现代主义的作者（authorship）理论，可以说只有站在大岛的角度，才能够与Bowie身体抽象而神性的特质相抗衡，从而抵御住它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Bowie（Celliers）走向坂本（世野井）的运动再现了一种叙事，即西方侵略威胁着日本的完整性。这一动作和亲吻一样，同时象征了欲望的实现和侵略性的外化。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圣诞快乐》是《桂河大桥》的爱欲坂本。在大岛的电影中，权力的色情化不再寓于身体政治或军事兵队（在后现代的幻灭时代，这两者都无法产生欲望了），而是转移到了明星的身体上。借用DavidCronenberg（恰好也是1983年）的电影《录影带谋杀案》（Videodrome）里面的话来说，明星的身体被看作是批量制造的耶稣般的新肉体（NewFlesh）。《圣诞快乐》将窥淫游戏升华为了一种形式化和艺术性的体验。它不只是让我们欣赏明星被展示的身体，就像观看批量制造的形象那样。由于关乎艺术，观看明星的行为变成了审美经验。由于关乎Bowie，审美经验推翻了男性气质与白性的框架，也模糊了东西方之间的后殖民紧张关系。因为Bowie的参与，西方同时成了恐惧与欲望的对象；它一面作为重构日本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被接纳，一面又被当做需要提防的危险。事实上，由于Bowie（Celliers）的在场，被囚禁的是日本人。

然而，这部电影的导演手法制造了观者与这一范式之间的鸿沟。而且比起Bowie的演员天赋，大岛更感兴趣的是他自身的形象，是他如何承载这种抽象的、中介性的、人为的意象。或许大岛真正的兴趣所在是Bowie在《Time》和《RollingStone》的封面上呈现的形象。我们从电影海报上也能看到，Bowie被当成了主角。而且Celliers少校这个角色明确地指向了《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PeterO’Toole。两者不仅在视觉上相似，更深层次的共性在于，它们都象征了东西方之间迷恋与厌恶的关系，还有模糊了性别的幻影空间。

被神化的种族间关系架构

于是，基于电影的视角，作为跨媒介大众消费的新肉体的明星身体被“疏离化”了。大岛拍摄Bowie的方式和JosefvonSternberg拍摄MarleneDietrich的手法类似，他们都想要把欲望对象物神化（fetishise）并封闭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这种镜头不仅是为了防止被欲求的明星身体逃逸出来，也是为了防止别人闯进去。结果就是Bowie（Celliers）的身体成了一个被崇拜的物品，持续地被表征为欲望的对象。而且，Bowie（Celliers）的身体从未体验过欲望，其存在仿佛就是为了唤起别人的欲望。于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每个角色的人造痕迹。世野井（坂本）的身体也被物神化了，他的白手套、不留一点胡茬的脸、因妆容而更加突出的女性化气质、皮带上挂着的小链子、紧紧裹住身体的制服……所有这些元素都帮助物神化了世野井的身体，然而其方式与Bowie（Celliers）完全不同。世野井的身体被描绘成男性气概假面下的囚徒，服务于西方的凝视（将他者等同于这套皇军制服），但同时也是装点门面的一道风景。事实上，大岛有计划地让摄影机强调这一事实：日本军人从不让世野井大尉离开他们的视线。所以世野井与Celliers一直没有亲密接触的机会，直到影片末尾。从亲吻事件开始，两人所有的亲密场景都在公共场合发生。

大岛拍摄Bowie的方式和JosefvonSternberg拍摄MarleneDietrich的手法类似，但只有前者处于种族间关系的架构中。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塑造了影片的后殖民关系主题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它们尚未被解决。我们可以参考GaylynStudlar对《蓝天使》（TheBlueAngel）中受虐契约的分析。在这一场景中，自愿的受害人不是被他欲望的对象毁灭的，而是被欲望本身毁灭的。该过程以一种推拉（pushandpull）机制以及主宰者的认可（他必须服从受害人的欲望权威）为基础。影片中最完美地体现了两个角色之间契约的本质的一组镜头，则是世野井在晚上偷偷摸摸出来，来到Celliers被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脑袋的地方——世野井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他，他甚至没有给他的欲望对象倒杯水喝，他只是来切下一撮他的头发。

战俘营被夜色笼罩了。我们看到了Celliers（Bowie）的特写。他晒伤的面庞被浓密的、因日晒泛白的金发框起。在他身后的背景中，世野井（坂本）站着军姿；我们看到了他标志性的皮靴。世野井抽出一把刀，用戴着白手套的手紧紧握住。他在Celliers身后俯下身子，切下一撮头发。他把头发放在纸上包裹起来，塞在制服的胸袋里，站起身。依然站在Celliers身后，他站好军姿，做出日本传统的鞠躬礼以示敬意。在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同时看到两个角色的正面。世野井接着开始在Celliers身边走动，走向画面的左前方，面对着Cellers，向他致以西式举手礼，手掌朝前，然后向右走出了画面。

这还是第一次，拥有自由走动的能力的那个人变成了世野井大尉。这组镜头让我们联想到亲吻场景。世野井在画面之内的移动标志了正反拍镜头的重新结合。然而，这并不代表问题“解决”了。世野井“表演”了两次行礼，一次面对镜头而不为Celliers所知，另一次则背对镜头，可以被Celliers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是为了让他看见）——这表明世野井依然陷在矛盾、表演和假装的领域，就像后殖民关系一样。

与后殖民关系相契合的受虐契约的展现，使得这部电影能够观察到后殖民关系的盲点，而不必将两方的差异同质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展现了两个帝国的男性气质，只不过其中之一在影片的语境中是挫败的。我们还可以说，即便坂本也是那种意义上的“明星”，在我们西方人的眼中他也不会享有Bowie那样的地位。不仅如此，电影还清楚地表明了，虽然Bowie（Celliers）和坂本（世野井）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是受虐契约使得后者撼动了统治的情境——他被缠绕其间，并使之变得更不稳定。此外，我们还得考虑之前提到过的大岛渚的美学理想，可以说他想要创造一种不受西方主导性表征影响的电影语言，虽然这是项注定艰巨的任务。创造一种非西方的影像美学是否可能？我在本文中试图强调西方电影是以制造一种非常特殊的他者美学来定义自身的。这种美学包括诸多形式和表征，而（被西式的世界观所巩固的）白性在其中将实体看作人类主体性的普世范畴。可以说，似乎是自然主义塑造了这种电影语言，自然主义是西方视觉表征的本体论。

David Bowie 和后殖民白人男性气质概念

如果说影片的宗旨是要动摇自然主义表征模式，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功臣便是DavidBowie极具个人魅力的在场，他的人格不仅倒转了主导性表征模式，还使得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多样性表征成为可能。世野井对Celliers的欲望也就能被看作一种隐喻，它指向后殖民男性气质的第三模式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模式”不是以解决方案或答案的方式呈现的，它反倒是一个问题）。人们经常说Bowie“雌雄同体”，但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是，他制造了某种超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通常标准的东西——他超越了二元范畴化。

所以《圣诞快乐》是对危机的沉思，或许也是对后殖民关系之不可能性的沉思；影片并不是要达成敌对关系的和解，而是更专注于生产超越二元对立的“差异”概念。其手段则是质疑观众和导演通常被指派的身份。《圣诞快乐》是这样一部电影，它不想再让观众占据中心位置了，而是迫使他们远离中心，并且思考性的政治意味、后殖民关系、影像美学以及明星身体本身——不再将明星身体看作抽象意象，而是看作一个剥离了本体的形象，因为它已然成为了意图与诠释之间的非物质界面，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后殖民交锋的自反性也在艺术创造主体的自反性中得到回应——Bowie是明星意象的化身，而大岛的视角将这一意象封闭在了欲望凝视的画框内。大岛由此确立了艺术家与创造者的地位，而Bowie证明了他作为身体的意象（和作为意象的身体）同样能够唤起跨文化和跨性别的欲望。那几段意图赋予JackCelliers这一角色以人性的闪回片段，便是这一论题最好的证明：他的相貌和现在（战俘营中）一样，然而他追忆的这些事件应该是在许多年前发生的。作为一个比他者“更他者”的存在，Bowie颠覆了观看者认同的通常范式，并使得西方观众得以体验后殖民主体的身份。

结论

在本文中我尝试揭示作为演员的Bowie对电影有怎样的的贡献。如上所述，明星的人格或许是那些有艺术理想的电影人最大的兴趣所在。很少有其他演员能像Bowie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样极尽彰显当代困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在后殖民、杂交型、全球化世界这一语境中的凝视、欲望与他性。在最终的分析中，Bowie的形象似乎成为了这个新世界的特有问题的催化剂。在里根和撒切尔执政的那些年里，Bowie扮演了一个看似对自己的男性气质充满自信的白人士兵。然而，他的举止仪态始终透露出一种矫揉造作的意味。在几组闪回镜头中，旁白告诉我们Bowie（Celliers）的外在形象不过是骗人的假面。但即便如此，角色的真面目自始至终是一个谜。

我在本文开头强调过这一事实：1983年，Bowie开始计划性地、刻意地把自己的形象变得正常。他在1972年宣称自己是双性恋，后来又收回了那句话——而且，恰恰是在1983年这个分水岭上，在之前提到过的那期《RollingStone》（封面标题是《直的大卫·鲍依》）里。同一年，专辑《Let’sDance》在主流市场大获成功，许多评论家宣称他已经失去了艺术性。只有对他作为演员的成就完全视而不见的人，才会如此轻率地断言这位明星已经误入歧途。通过调整自己的形象，Bowie成功地攀升至榜单巅峰，《Let’sDance》不仅在英国销量第一，甚至在美国这个展现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直到今天都）约等于商业自杀（尤其是对那些前途无量的明星来说）的国家也拔得头筹。事实上，Bowie通过《千年血后》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向我们证明了，在1983年，他可以兼得鱼与熊掌。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他在大型体育馆开唱，让那些狂热的粉丝“穿上红鞋子随着蓝调起舞”，但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地下偶像的身份，并且为了那些有精英主义倾向的非主流受众（比如艺术电影爱好者和性少数群体）而保持着性取向的模糊性。但无论如何，Bowie（Celliers）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角色。一言蔽之，Bowie（Celliers）只是DavidBowie而已。

或者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缘法，无意间萌上的一首曲子竟然带着我找到了这么一部直击我心灵的电影。然而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观影之前我所看到的那些介绍，全部紧紧抓住的单单是homo这个卖点。观影结束之后上豆瓣标注，我不敢轻易点下那个gay的标签，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gay的故事，而是通过禁忌之恋将矛盾推上一个不可调和的绝境，而这部电影真正的主题，我姑且定义为——自省。

先从背景说起。电影根据英国作家Laurens van der Post的小说The Seed & the Sower改编，作者名大概就是电影中第一人称视角，Mr.Lawrence的原型。而有趣的是，电影名和原小说强调的主人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影最后，Mr.Lawrence和原回忆的时候说，It was is if ,Celliers by his death,sowed a seed in Yanoi(世野井),then we might all shared by its grows.（没找到英文字幕，我用我杯具的听力自己慢慢听的，错了表打）正是呼应了原著the seed & the sower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Celliers和世野井才是这部电影的主角，然而若电影真的这样拍摄，这个故事将仅仅是一个讲述人道、恋情与战争、武士道冲突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战争中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故事。显然，这是不能满足大岛渚的，作为二战的失败方，在悲痛之外，日本人对这次战争有更多的思考与理解，这些思考与理解，大岛渚借Lawrence和原之口娓娓道出，响亮的停留在原那句带着浓重日本口音的“Merry Christmas,Mr. Lawrence"上。

自省一.残暴

在电影的开始，原是以一个残暴化身的形象出现的，严格执行武士道，用拳脚和兵刃的恐惧统治着整个兵营，无论是日本士兵，还是欧洲战俘。容貌俊秀的世野井则和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更加绅士、冷静，愿意尝试交流，追求真相和正确。而随着电影的深入，残暴的漩涡不能把相对单纯的原拉的更深，却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于思考的世野井面前展开了一个地狱。原的残暴是战争在无知的底色上肆意的渲染，他只是单纯的为了他们高高在上的武士道与统治阶级着意塑造的“该死的神祗”，因而直到电影的末尾，那个脱去了残暴的祥和的原和尚，依旧会问：”but I don't understand,my crimes were no diffrent from any other solders."而世野井陷入的却是一种更加可怕的境地，自己坚信并追寻的“正确”一再受到动摇，甚至发于自心的恋慕与彷徨都在冲击着曾经坚不可摧的信念，他正是被信念的崩塌逼入了疯狂，焦躁的妄图通过处死Lawrence来证明自己的坚定，进而发展到疯狂的用残暴的手段打压一切动摇自己的人事物。然而最终，残暴也不能给予他任何答案，只能带他走向毁灭的深渊。直到Celliers在他的心中播下种子，残暴的人们才发觉，残暴只能带来问题，而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自省二.错信

世野井和原的残暴都来源于坚信不疑的错误的信仰，并且偏执的认为世人当有和他们相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很长的时间内支配着整个日本民族，电影中下至solder上至captain，他们不停的问：“为什么你会投降呢？”“日本士兵是不会屈服于敌人的。”“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切腹。”“为什么不自杀呢？如果你自杀，我会尊重和钦佩你。”当一种过于狂热的信仰取代了本应予以生命的尊敬，死亡倒成了神祗赐予的荣耀——如此可笑的事情一旦真实的发生，反而变成了让人蓦然无言的沉重。Celliers的出现正是猛烈的将生命之美好与所理应受到的尊重狠狠的摔在世野井的面前，并不畏惧死亡，却无比热爱生命，正是这样的存在动摇了世野井的信仰。唇边叼着火红的鲜花，笑容肆意张扬的Celliers耀眼而夺目，大约正是这样鲜活的美丽，让世野井深陷其中，却也在信念的冲突中痛苦不堪。从将Celliers自死刑场带回战俘营开始，世野井已经渐渐开始了对生命的尊重，然而他却并不愿相信，践踏了生命之美丽的，正是他坚信多年的信仰，世野井像个走钢丝的人，试图在冲击与原有信仰间寻找平衡，他端着剑面对企图带着受伤的Lawrence逃走的Celliers绝望的说：“为什么不和我决斗，如果你打败我，你就自由了。”也正是这种不愿承认错误的固执错信，将他卷入万劫不复。
大岛渚没有过多的着笔描述世野井的悔悟，他只是借Lawrence之口告诉我们，在生命的最后，这位一生奉行武士道的军官留下的愿望，是将爱人的一缕头发供奉在家乡的神社。这何尝不是答案呢，最终，他选择的，是发乎于人之本心的爱恋和祝福。而Lawrence则在影片结尾告诉我们，会犯下这种错误的并非只有被神蒙蔽的狂躁人群。“You（指原上士） are the victim of man who thinks they are right, just as one day,you and your captain Yanoi,believe absolutely that you were right.”无论战败者还是胜利者，一旦站上了强势的立场，竟都脱不开这样偏执的错信，而对错信的反省，也不当仅仅属于战败方。

自省三.抛弃

在这个军营中的故事里，Celliers是一个sower，而在年少的故事里，Jack Celliers却独自经历了残忍、错信和抛弃。将不受欢迎的弟弟留在人群中，因为相信保持自己的“受欢迎”才是重要的，残忍的站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听着残忍的少年们的嘲笑和戏弄如何让歌喉灿烂的弟弟从此不再开口歌唱。少年时的抛弃是Celliers巨大的心结，也正是经历过，正视了这些错误，才成就了有着迷人双眼的青年士兵。也正因为如此，Celliers无法抛弃世野井。是的，抛弃，在captain和战俘的身份之外，世野井就像是一个不安的孩子，急切的寻求着答案和肯定——日本人眼中宣誓最后的骄傲的切腹刑场，却让一名俘虏因忍受不了残忍而吞舌，世野井急切的问Lawrence：“我错了吗？”世野井的迷茫和Celliers的坚定，决定了这场感情中两人的地位。世野井一天天的狂躁，无法用语言传达的Celliers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纠正和引导，救出无辜代罪的Lawrence，护在即将被处决的英军长官身前，他将世野井追寻却又推拒的人性的真实正确和美好，用最直接的方式铺摊开——干脆而坚定的两个吻，即便清楚将要付出的代价。对Celliers而言，没能在弟弟需要的时候伸出手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而在世野井迷茫的时候牵着他的手将他引上正确的路途，将他的灵魂自邪灵处救赎，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救赎。最终，在那个美丽的花园里，Celliers找回了他曾经抛弃的美好。


故事在月色下的蝶影处戛然而止。确实，关于Celliers和世野井的故事已经不需要再讲述什么了，翩然落下的纯白蝴蝶，我们何妨将它看做是一场蜕变的盛开？电影却将最后的几分钟留给了Lawrence和原，留给了他们的回忆，将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了原上士笑起来好生天真的面孔上，定格在真诚的“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里。
BGM适时的响起，那样的故事之后那样单纯的面孔，刚刚好，让人心酸，也欣慰的潸然泪下。

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注定属于日本顶级音乐大师坂本龙一（下文简称“教授”）。先是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定档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再是教授本人开通微博账号，尝试着用生涩的中文与网友问好

随后，一部30余年前由他主演并作曲的经典电影，亦被广大影迷重新忆起。 那是一部凄美、动人的作品。 自从看过它，纵使时光飞逝，每当圣诞将至，回荡在我耳边的，都唯有情真意切的一句：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导演：大岛渚 编剧：劳伦斯·凡·德·普司特/大岛渚 / 保罗·梅尔斯贝格 主演：大卫·鲍伊/ 汤姆·康蒂 /坂本龙一/ 北野武 上映日期：1983-05-28（日本） 片长：123分钟

影片由日本新浪潮代表人物大岛渚（《感官世界》《御法度》）执导。豆瓣评分8.8，超过50%的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影片不仅入围第3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被《电影旬报》评为日本电影1983年度十佳第二名。

相比起在海内外收获的诸多奖项和不俗口碑，这部影片最为人称道的，还属其在多重意义上实现的层层“突破”。 无论是以当年的眼光还是今天的视野来看，它都宛如一场大胆的实验，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首先，就阵容而言，本片堪称名副其实的“有生之年”系列。 它既是大岛渚首次接受海外投资、在海外实地拍摄，并起用非日本籍演员及工作人员的影片。也是教授和北野武的电影首秀，还是教授谱写电影配乐的处女作。

更难得的是，除了玉树临风的教授和初出茅庐的北野武，就连当时已成国际摇滚巨星的大卫·鲍伊（下文简称“宝爷”）也加盟了本片，担纲重要角色。 才华与颜值齐飞的教授和宝爷双剑合璧，本片的话题度自是不在话下。

不过，选定坂本龙一和大卫·鲍伊饰演主角绝非金石之计。 相反地，这是大岛渚在两人身上下的注—— 一场成则事半功倍，败则满盘皆输的赌注。 显然，身为音乐人，他们的演技是硬伤，无法和职业演员相媲美。 宝爷此前有过出演电影的经验，在本片中的表现，倒算是可圈可点。

但教授就不一样了。 初次“触电”的他，甚至不知道演员是要背台词的，还天真地以为会有人站在一旁举着牌子提示。 由于功课做得不到位，他在片场动不动就把大岛渚气得够呛。 演起戏来也“做作”得很，瞪眼、嘟嘴、瞎使劲儿是常有的事，可爱、可笑又可气。

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整个剧组最“危险”的不确定因子。 但大岛渚最“敢”的，还不是邀请毫无表演天赋的坂本龙一出演主角。 而是选择把英国作家劳伦斯·包斯特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又名《俘虏》）改编成电影。这本书将二战背景、同性之恋与文化反思杂糅在一起，具备着层次丰富的意涵，触碰着深不见底的禁忌。拾取这个“危险”的题材，更加需要勇气。 这是一个荡气回肠、哀婉悲凉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位于印尼爪哇岛的日军战俘集中营。

集中营由陆军大尉世野井（坂本龙一饰）和原上士（北野武饰）协同管理。 尽管同为日本军官，两人的性情和涵养却大相径庭。 这从正片的第一场戏便可以见得。 影片始于一件丑闻。朝鲜警卫金本在夜晚巡逻时，溜进荷兰士兵德荣的牢房，被抓了个正着。

在恐同情绪弥漫的集中营，断袖之癖乃是大忌。 为此，原上士擅自决定处死金本。 但仅仅是处死，远不够表达他的鄙夷，他还要用最下流的言辞，反复地羞辱金本。 更有甚者，他命令金本当众“演示”，情景重现。

眼看着金本就要屈服于原上士的淫威，向颤颤巍巍、惊魂未定的德荣爬去。 精通日语的英军俘虏劳伦斯（汤姆·康蒂饰）适时地站了出来，阻止了眼前的闹剧，也喊来了不远处的世野井。

世野井的出场，无疑是惊艳的。 当他身着武士服从容走来，那身姿挺拔、步履坚实的样子会让你觉得他是个天生的军人。 领袖气质无与伦比，男子气概毋庸置疑。

但在景别切至特写后，这份印象多半会有所转变—— 剑眉星目虽不乏英武、霸气，但也着实比想象中的来得俊俏得多，称之为“俊美”亦不过分。 反正，不管怎么看，世野井都和粗暴、强悍，吊儿郎当、喜欢挑衅，笑里还透着一股子狡猾跟猥琐的原上士不同。 他理性、精干，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是青年才俊，更是谦谦君子。

这场戏是个引子，勾勒出原上士和世野井的形象，描摹出军营里同性恋盛行的风气，也为后续的主线情节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迅速处理完金本一事后，世野井赶赴巴达维亚参加军事会议。 在那里，猝不及防地，他对被俘的英国陆军少校杰克·希利亚斯（大卫·鲍伊饰）一见钟情了。

在军事法庭上，我们得以知晓，原来孤军奋战的杰克是为保全无辜的村民才主动投降的。 审判的全程他都坚称自己无罪，没有一丝畏惧或让步。

杰克英俊的样貌第一眼就将世野井吸引，其后表现出的非凡胆识更叫他着迷。 于是，他当机立断，救下了杰克，并把他带回了战俘营。

在战俘营，世野井对杰克关怀备至，爱慕之情溢于言表。 当劳伦斯试图扶起倒在地上的杰克，反被金本教训。 他所做的是立刻冲上前去，愤怒地鞭打金本。 为了杰克，他可以暂时抛掉理智。

当他深夜跑去看望熟睡的杰克，也只是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愿惊扰。 手下走近些，照照杰克的脸，确认无事，他就安心了。 看着杰克，他的目光可以变得温柔至极。

当劳伦斯说，他练习剑道时发出的叫喊声，让俘虏们感到不安了，他率先关心杰克有没有受到影响。 不论何时，他的心都在杰克那里。

此外，他还向劳伦斯“请教”了许多有关杰克的事。 从劳伦斯的口中，他了解到，杰克是真正的战士，一名战士中的战士。然而，集中营逼仄、压抑的环境和根植于世野井内心深处的军国主义思想，绝不允许任何真挚、自由、个人化的情愫生长。所以，即便没人敢对他指手画脚，但悲哀的是，他仍会下意识地自我规训。 自我规训的手段说来荒谬，却是对武士道精神最忠实的贯彻—— 让金本在众人的注视下切腹自尽。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金本被介错人一刀斩首的同时，德荣也咬舌自杀了。 此后，剧情急转直下。 如果说杰克的出现，是在世野井死水般的心头掀起了微澜，种下了一颗象征着人性、私欲，以及一切美好杂念的种子。 那么，德荣的死亡就是把结局推向万劫不复的关键。

世野井此举引起了杰克的不满，他开始公然反抗世野井。 又是给被禁食的俘虏偷带馒头，又是采花、点蜡烛悼念德荣，又是大张旗鼓地带领大家高唱圣歌。 他竭尽所能，挑战日军的底线。 一气之下，世野井把杰克关了禁闭，也给劳伦斯判了死刑。

故事进展到这里还不算完，但已经足够“出格”了。这部带有“同性”标签的战争片是如此地野心勃勃，以至于它的每一道讲述都孤注一掷、视死如归地冲撞着那根深蒂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禁忌。（*前方剧透预警）

摆在明面上的，首先是世野井对杰克的爱恋。 这再明显不过了，就连他的勤务兵也看得一清二楚。 把杰克关起来后，世野井每晚依然会假借巡逻之名前去探望他，还送给他贴身的毛毯。

世野井的心思早已被他搅乱了。 所以，为了恢复原有的秩序，勤务兵带着必死的觉悟突袭了杰克。 但杰克没有死，世野井又救了他一命。 茫茫夜色下，当世野井挡在杰克的身前，让原上士的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无异于将这份此前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爱意正式地昭告天下。 这也许无关勇气，只是本能，但本能是不会说谎的东西。

我相信，那一刻，世野井一定也在杰克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原谅与救赎的种子。果不其然，影片的最后，这颗种子结出了果实。 那是全片最震慑人心的那一幕。 是当心烦意乱、气急败坏、彻底失控、濒临崩溃的世野井即将处决拒绝交出武器专家名单的英军指挥官时，杰克走到他的近前，在他双颊烙下的惊世骇俗的吻。 这吻既包含着安抚的意味，也实现了对其失落灵魂的救赎。

世野井当然可以赤裸裸地憧憬杰克，不受旁人责难，只遭信仰折磨。 因为他是统领战俘营的军官。 但德荣不行。 他是俘虏，他是小兵。 他喜欢同性，可面对原上士的质问，却也只能拼命地否认。 不然，他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种种细节都暗示着，他对金本是有感情的。 金本帮他包扎伤口，他说金本人好。 世野井鞭打金本，他试图阻拦。 看到介错人挥起长剑，他便跪倒在地，陪金本上了黄泉路。 但他至死也没能把心意说出来，他至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在当时的日本军营，同性恋确实是一大禁忌。 军国主义极度崇尚武力，战士们往往把同性恋倾向视为某种会削减男性气魄的事物。 在他们看来，诸如阳刚、神勇一类的特质都与同性恋统统无关。 所以，军队用强权压制同性恋，用酷刑惩罚同性恋。在制度的惩戒下，同性恋群体自身也被强烈的羞耻感所困扰。

片中，世野井正是被那股道德上强烈的自我厌弃感，所挟持的可怜人。 让他惊慌失措、痛不欲生的并非感情的难以启齿，也非他人的冷眼相待，而是从心底滋生，又不断回流的厌恶和憎恨。 他的克制和伪装每秒钟都伤害着自己。 当这种痛苦实在无法承受，无以排解，他才转向外界，企图用无端的杀戮将体内的“淤血”倾泻而出。

如前文所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帮他悬崖勒马的是杰克的吻。 被亲吻的瞬间，他是喜悦的，也是羞愤的。 那两个吻，一个融化了他结冰的心，一个击碎了他笃定的信念。 他的身躯变得轻盈而柔弱，无力地向后倒去。 尽管有失体面，但好在得救了。杰克压下了他蓄势待发的“恶”，用自身的毁灭给了他启示和解脱。

但如果你以为战俘营扼杀的只有爱情，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立场的敌对和观念的冲突面前，任何发自真心的情感都难以维系。友情，亦如是。 片中，原上士和劳伦斯在目睹世野井与杰克的禁忌之爱从萌芽走向凋零的过程中，也结下了深厚而复杂的情谊。 这虽是一条暗线，却直指原著的核心。

不同于世野井的默默无闻、眉目含情，这二人的交往相当直截了当，是通过几次闲谈呈现给观众的。 每一次闲谈的话题虽不尽相同，但总围绕着“羞耻”二字打转。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详细解说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或曰两重性，并将日本的文化类型定义为“耻感文化”。 换言之，他们的高度自律、彬彬有礼、谨言慎行和不卑不亢的原始动力皆在于一个“耻”字。但催生耻感的并非内心的准则，而是外界的规制。

其实，东方国家的社会大多由耻感文化主导，中国也不例外。在意他人的评价，害怕自尊心受到侵犯，怀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是其主要特征。 在日本，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日本，战争对人的异化更使得以上诸种显露 无遗，以致病态。 正因如此，言谈中，原上士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话题扯到“羞耻”上去。 喜欢男人，羞耻；求人帮忙，羞耻； 甘做战俘，卧薪尝胆，简直是奇耻大辱。

关于被俘后的做法，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原上士觉得，自我了断是唯一正确、值得敬佩的抉择。 军事法庭上，陪审官也说过，日本军人宁肯牺牲也不愿投降。 所谓忍辱负重，不过是贪生怕死的借口。

但劳伦斯认为，寻死才是懦夫的行为。 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可能。 对于战争而言，赢家永远是笑到最后的那方。 这场氛围异常轻柔、温馨的深夜交心点出了影片的题眼之所在。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原著作者真正想要探讨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而可贵的是，在此基础上，作为日本人，导演大岛渚还深刻地反思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原上士说，自打17岁参拜了神社，他就把生命献给天皇了。 几乎每一个日本士兵都是这样。 在军队，所有人效忠天皇，严格遵循指令行事。 只有“集体”这个空泛而富于威慑力的概念，鲜活的“个体”并无生存空间。

正因极端强调和推崇“集体”的优先级，日本才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温床。 集体的迷狂如同泥沼，把人淹没，没法逃脱。 哪怕是世野井这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西方文化颇有见地的英才也插翅难飞。

但和别人不一样，自始至终，他至少都在苦苦挣扎。 杰克到来前，他本就人性未泯。 他坚持以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战俘，从不像原上士那样动用武力。

杰克到来后，他的欲念也被唤醒了。 每一次看望，每一回破例，还有被杰克牵动的每一丝心绪都成为其个体性凌驾于集体意识之上的表征，弥足珍贵。 他还畅想着，若能邀请战俘营的大家到他故乡的樱花树下赏花、饮酒，该是何等的美事。 此刻，他放下警觉，展露笑颜，放松的姿态是那么无邪。

在此意义上，教授稚嫩、别扭的表演倒是和角色的塑造相得益彰。 透出一股子浑然天成的灵气，也使影片看来棱角分明、毫无匠气。 大岛渚的这招险棋真可谓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了。总之，杰克大概也看出了世野井是值得拯救的人，才以吻献祭了自己，化解了僵局，赐给他新生。

唯独可惜，直到最后，世野井和杰克都没能得到一次好好对话的契机。 而让教授在电影配乐界大放异彩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也不是他们两个的主题曲。 这首哀伤、灵动，绝世出尘，充满日式古典风韵的电子乐最后一次响起时，二位主人公已然不在人世。 一切残忍便只好由叙述者接管，劳伦斯还得忍痛把故事讲完。

原上士说得没错，胜利又何尝不是一件沉重的事呢？四年前的圣诞夜，他醉醺醺地赦免了翌日将被处死的劳伦斯。

一转眼，两人处境对调。 此朝别过，登上行刑台的就是他了。 只是这次，没人能给他退路。

影片的最后一帧就此定格在原上士眼泛泪光的面庞。 质朴、纯真，全然不见当初的油滑、暴躁。 想必，杰克的吻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 愿种子随风，播散到更远的地方去。

*本文作者：kiwi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让我如此悲伤。 这不是一部同志故事片，但却比所有的都更会讲述感情。 Yonoi的出场带着一股强烈的突兀感，和服、头带、眉眼如画，持鞭、佩刀、身姿挺拔，卓然鹤立于周遭一色灰绿军服之中。当时的他，眼神坚定，并不知道即将遇见的是怎样的宿命。当音乐响起，Yonoi器宇轩昂地走进审判庭大厅，带着一份冷峻而柔和的美感。然后在堂前落座， 施施然、一丝不苟地脱着他那有点自恋意象的白手套，一抬头，英气逼人的Jack Celliers出现在他的眼前，和心里。 起初，直到他提问，我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因为在这之前他几乎没有改变过姿势，更没有说过一个字。但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这段沉寂流淌着怎样的暧昧：其实当书记员朗读Celliers的罪行（在Yonoi听来，那更像是英雄事迹），“萌芽”的音乐渐起时，镜头便慢慢推向Yonoi。他的沉静让整个场景仿佛瞬间消声，只剩他眼神的方向。他迷离的眼神和变幻莫测的唇角在心跳似的旋律中，克制地泄露着他僵硬姿态下汹涌的悸动。正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他的问话，更像是辩护。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救下了眼前这个男人。而他需要怎样的冲动和智慧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思考出这样一个足够合理的理由？因为要让Celliers死，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足矣；而要让他活，则需要说服所有人。 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二段问话会带来一场喷血的视觉盛宴，也更不会想到，这是他唯一一次可以赤裸裸地看着Celliers。“穿上你的衣服！”他的张皇失措实在可爱得紧，后面那句“没有问题问了”更像是不知原由和对象的赌气。 细看下来，我才发现，Yonoi的每一次行为，都在无意间流露出了对Celliers的关心和保护。在庭上，当审判长质疑Celliers供词的可信程度时，Yonoi不假思索地说：“我认为他的话可信”。而当他从硝烟中慢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猜测，也许他正是用这样一个“虚拟枪决”的建议，说服了审判官。因为如果Celliers临死都没有改变供词，他的话也就可信了。而Cilliers，这个男人，在踏上刑场之前，面对狱卒的催促，伴随着“丰盛早餐”的音乐，有条不紊地虚拟着一日平常的清晨：剃须、漱口、喝茶、抽烟⋯⋯遇上这样一个“视死如归”的男人，Yonoi上尉的满腹情衷也不算枉起了。 起初我很疑惑Yonoi为何会如此愤怒地鞭打那个殴打Lawrence的士兵，后来才想明白，大概因为Lawrence和Celliers是旧识，倒未必是爱屋及乌，只是想到能有一个了解Celliers的渠道，对Yonoi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啊！ 于是，在那间悬挂着“八紘一宇”的房间里，Yonoi看似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百叶窗，映照着透进的光影，问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战士？”连Lawrence都不禁好奇为何他会对Celliers如此感兴趣。但他的两次询问，都没有得到Yonoi的回答。我想，Yonoi恐怕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或者正是Lawrence的问话，让他开始思考他到底是如何看待Celliers的。 当Hara中士把Celliers安顿好，回来汇报的时候，一定被Yonoi的问话吼得一头雾水：让军医特别医治战俘已经极尽仁慈了，怎么连医生的诊断情况也要报告？ 仅仅安排Hara尽快送他接受治疗，命令Lawrence特别关照显然还是不够，又或者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或是借口来看望Celliers，便有了深夜病房的那场探望。Yonoi来去匆匆，但月光如水，“萌芽”的音乐再次响起，他落在Celliers脸庞上的目光泛滥着深情的温柔，眨眼即逝。所谓旁观者清，Hara和Lawrence相视无言的眼神以及军医疑惑的神情都告诉我们他的行为有多么反常。 被Yonoi剑道练习吵醒的Celliers和Lawrence的对话颇有些趣味： Celliers：“刚才那是Yonoi上尉的声音，对吧？” Lawrence：“自从你来这儿以后，他就一直喊得特别拼命。” Celliers：“如果他有心事，为什么他不说出来呢？”（come out也是出柜的意思，一定只是巧合） Lawrence：“我想这就是他说的方式。” Lawrence的观察一向正确，包括后面那场切腹的秀，大概都是Yonoi希冀加深Celliers对自己印象的表达方式吧，所以他才会如此纠结于Celliers是否到场。 而当Lawrence向Yonoi提出控制音量的请求时，Yonoi在询问Lawrence是否受到惊扰后便迫不及待的询问“那位养伤的将官”。也许是背景里那栋白色房子的缘故，又或许是对话中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段场景显得异常柔和。Yonoi身着深蓝色剑道服，缓缓踱到石墙前，遥望远方，喃喃道：“如果我可以邀请你们所有人在家乡的樱花树下共饮，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嘴上如此说，他真正想共饮于樱花树下的，想必是“那位养伤的将官”吧！而最后气氛急转直下，突然决定上演那场切腹秀，或许只是因为Lawrence那句似有心而无心的称扬“你是当时那些出色的年轻将官之一”激起了Yonoi获得Celliers认同的渴望。当然，是以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 “正确”也是这部影片贯穿始终的一个词。当Yonoi急切地向他询求肯定的时候，Lawrence无奈而又坚定地回答道：“不⋯⋯你错了”，然后接着说道：“我们都错了”。无论是Hara和Lawrence在那个深夜里关于俘虏和自尽的讨论，还是Lawrence气急败坏地咒骂日本人“血腥、可怕、肮脏的神”，或是战俘指挥官对Lawrence的不解和屡次刁难，都让人沮丧地看到两个文化之间巨大的鸿沟，而Lawrence这支独木桥真有点杯水车薪的无奈。然后，恰恰正是游走于两个文化之间的他，只有他，看到了执着于“正确”的惨重代价。在片子结尾时，在那间海景囚室里，他是这样回答Hara对自己罪行的不解的：“你是那些认为自己正确的人（审判Hara的英国人）的受害者，就像过去你和Yonoi上尉坚信你们是正确的一样。事实却是，没有人是正确的。”我太喜欢这句话了，正是来自不同维度的震撼， 才让我如此喜爱这部电影，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都沉浸在它赋予的情绪中。 当Lawrence咆哮着“如果我们修行，他也会”的时候，不仅镇住了愤怒的指挥官，也镇住了我。Yonoi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也难怪Lawrence的言语中流露着敬佩。但若论行事与众不同，自然没人比得上Celliers少校。他挎着一篮鲜花走了进来，悼念死去的战友，慰藉饥肠辘辘的同伴，凛然面对查房的日本士兵。盛怒之下，Yonoi不知所措，有些委屈地特意用英语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恶灵吗？”“是的，但愿是你的恶灵。”Celliers回答道，然后手持那朵火艳的花，在Yonoi面前蛊惑般吃下。十分屌，非常屌，吃完还极其潇洒地把花蒂往后一扔。Yonoi看不下去了，一抿嘴，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带走”。这一段里有个非常微妙的镜头：Hara中士感受到Celliers眼里的愤怒后，并没有像打Lawrence一样冲上去打他，而是转头看了看他的上司，Yonoi上尉。Hara真是个看似憨厚的聪明人，就像在那个圣诞夜，他明白要放Lawrence就得连Celliers一起放一样，他知道Yonoi的心思。 当然，Yonoi的侍卫也知道，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神”的完美。这个侍卫真不像个服从至上的日本兵，倒更像Yonoi的家臣，誓死效忠的不是天皇，而是他自己心中的“神”，Yonoi。Yonoi是以怎样的心情每天去“视察”Celliers，又是以怎样的心情给他送去波斯地毯？可以想象，他怎样以在审判庭上同样的冲动和智慧思考着足够合理的理由。 我一直在想，Celliers的这次逃跑，到底算什么？他真的打算逃吗？他真的认为自己能够逃出去吗？至少在Lawrence看来是荒谬的。如果是真的，他为何还要带着那条毯子，又为何会在Yonoi拔刀之后，笑着放下了腰刀。 这一定与勇气无关，这个永远无畏的男人既然能以徒手对腰刀，自然也能以腰刀对佩刀。或许最大的差别在于他知道侍卫真的会杀了他，而Yonoi不会。 或许是因为Yonoi拔刀时那双泫然欲泣的眼。Celliers看着Yonoi时一直在笑，拔刀时在笑，说话时也在笑，到最后Lawrence说出“我想他有点喜欢上你了”时，更是笑得埋下了头。我宁愿相信此时的Celliers是可爱的，带着些许羞涩。他的弃刀正是他的温柔，因为和他对战，一定是Yonoi最不情愿的事情。而他和Yonoi对峙时的笑，仿佛看穿了Yonoi的心，也看穿了他的逞强。果不其然，当Hara赶来，举枪准备射击的时候，Yonoi极其自然地一个转身，挡在了Celliers面前，留给Hara一脸的惊恐。纵然前一秒钟他还恼怒于Celliers对自己的藐视。 我之前一直很不解为何应题的这句“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会从Hara中士的口中说出来。他的存在基本是独立于Yonoi和Celliers两人感情之外的。他所要讲述的，一定是影片其他的东西，比如“正确”，比如圣诞礼物，又比如酒醉。最后，他身着素服，颈缠佛珠，戾气尽收，似问非问地说：“我可以一直醉下去吗？”他在怀念那个酒醉的圣诞夜，那份厚重的圣诞礼物，和指间的余香。我以为他会说“其实那天我根本没醉”。是的，他知道他冒了多大的风险，也选择了狡猾的策略，他还知道Yonoi并不想杀他们，相反想救他们，准确地说，想救Celliers。于是，那是一个快乐的圣诞夜，“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他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Lawrence、Celliers、Yonoi和他自己。这是沉重的军国主义体系下一次小小的个性反叛，但明日酒醒，一切如旧。如果是酒醉，只有酒醉，才能让一切发生，何不一直醉下去呢？ 生与死就在一念之间，等死的Celliers在圣诞夜被“Father Christmas”赐予了生命，却又在转瞬间，挥霍了它。这是他必然的结局，或许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因为他从来没有惧怕过，因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他注视着走下吉普车的Yonoi，情不自禁地说“真美啊”的时候，并没打算要在转瞬之后自我毁灭。而Lawrence听到他自言自语后的那一挑眉更像是揭开了暧昧的封纸，暗香浮动。 Celliers那场疯狂与浪漫的自我毁灭表现得十分戏剧，“播种”的音乐带着点魔幻色彩适时想起，Celliers直勾勾地盯着Yonoi，脑袋里各种念头电光火石般闪现。只见他大踏步地走上前，还是那件明艳的绿色军装，轻拂袖口的尘灰，仔细地将胸包的纽扣扣好，旁若无人地穿过人群，穿过持枪的士兵，仿佛穿行于静止的时空，让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他脑海中的想象。于是，他整整帽檐，来到腿脚发颤的Yonoi面前。惊惶失措的Yonoi手脚无力，推了两次都推不动Celliers，最后将手颤抖地按上他的脸，将他推倒在地，可Yonoi的眼中，却写满了渴望和克制。或许在Yonoi心里，这脸颊的触感，与其说是推搡，不如说是抚摸。 Celliers毫不迟疑地站起来，拍拍土，顶着一头桀骜不驯的金发，晃荡着胸前的围巾，再次坚定地站到Yonoi面前，扳过他的身子，重重地在他的右脸颊上亲了一口，然后是左脸颊，然后轻靠他的侧脸，遥望着远方，然后放开，深吸一口气，坚定地直视着他的双眼。Yonoi的眼神一片迷乱，幻化成一片幸福与羞辱、爱情与尊严、神与恶灵、错与对纠结的战场。最终，迟疑地举起佩刀的他终于晕倒在侍卫的搀扶中。 Celliers被埋在白色的砂石中，只留下棱角分明的英俊脸庞、张扬的金发和散发着不同色彩的双眸。他在临死前梦见了家中的花园，再一次听到了弟弟天籁般的歌声，也终于得到了弟弟的原谅。他的自我毁灭带着强烈的救赎意味，他通过这个吻救下了指挥官，救下了自己因背叛而愧疚的心，也救下了挣扎在爱情和信念之间的Yonoi，或许，还救下了他自己对Yonoi似有若无的情愫。 此后，在那个悄然无声的夜里，在那片凄冷的月色下，Yonoi坚定地直面了自己的爱情。 他一身戎装，浮现在夜幕里，此时的音乐空灵得犹如神社的晨钟。当他踏着缓缓的步伐，靠近将死的爱人，一切又归于寂静，只剩皮靴踩上石子的嘎吱声，以及那一声轻微的剃刀开合。他轻轻捋起Celliers的一撮金发，小心翼翼地用剃刀“喀吱喀吱”地割下，仔细地包好，揣入衣兜。然后，他缓缓起身，略一行礼，仿佛在为割发致歉，缓步绕到身前。在渐起的音乐声中，Yonoi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向爱人告别，然后大步离去。只留下Celliers额前的一只白蛾，诉说着飞蛾扑火的决绝和伤悲。 同样的音乐，他们一个上前，一个离去，仿佛完成了他们的仪式。配乐的名称告诉我那是“播种”，正如Lawrence说的：“Celliers用他的死，在Yonoi的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我们都分享了它的成长”。这颗种子定然不叫爱情，因为此时的爱情早已在Yonoi心中瓜熟蒂落。那它是什么呢？或许是坚持于爱情，坚持于自我，坚持于内心真实的那颗心。 Yonoi在临死前，将那撮残发交给Lawrence，托付他供奉在自己家乡的神社里。那是怎样的悲伤和深情啊！短短的一句台词，却藏着一片天空的开阔。他用一生来坚持，爱人用生命播下的种子。又是家乡、樱花树和神社，那份田园牧歌的恬静才是他挥之不去的牵挂吧。即使无缘共饮，让爱人长眠于自己的魂之所归处，也算是一种相聚吧！ 电影并没有在这里结束，而是定格于Hara那张足够真实的笑脸，和那句欢乐尚存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他就像一个讲述者，讲完了一个久远而忧伤的故事，然后揭开窗纱，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亮相，然后，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