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在德黑兰看的这部电影，第二天就去参观了电影主要场景之一，现在的“前美国大使馆” 。距离人质事件已经过了40年，这里已经改成了反美主题的博物馆，外墙上的独臂自由女神之类的宣传画刚更新了一批，颜色鲜艳设计十分有趣。博物馆里有英文很好的讲解员，专门带着外国人游览以及解答各种问题，以下是一些我们谈话内容的整理：

Q：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在伊朗是禁片吗？

A：没有这种规定，我本人看过不止一遍，很多伊朗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并没有人禁止我们看，当然它也不能在影院公开上映。

Q：电影完全是美国导演和团队拍摄的，站在伊朗人的角度来看，电影和历史相同吗？

A：没有太多不同，基本是基于真实事件拍摄的。当然电影里关于带走人质的场景拍得很激烈，实际上没有这么有戏剧性。（注：看百科上说人质们买了凌晨五点的机票，并没有受到什么盘查就被草草放行了…）

Q：当时占领美国使馆的情形是怎样的？

A：当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学生们喊着“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们只想支持我们的国家”，军方最多使用了催泪弹，没有人员伤亡。一切都发生得很平静。（注：之后给我们看的一些当时的影像记录也确实比较平静）

Q：真的像电影里所说的，用童工们把当时被碎纸机碎过的文件都复原了吗？

A：确实把碎纸机碎过的文件一点点拼起来了（给我们看了照片）。但都是学生们做的，这个工作花了极大的耐心。文件中很多是正式英语文件，小孩子无法完成。

Q：最后人质们都安全回国了吗？（我们对话中的用词是Diplomats）

A：是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任何人。在他们被限制在伊朗的一年多里，时不时会有各界人士去看望他们，例如牧师会去和他们庆祝圣诞，医生会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

当时的52名外交官中7个人是CIA成员，其中某人是他们的领导。这是他们工作的场所，CIA成员在密室里进行加密和解码，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另一个屋子，通过一个小窗口互相传递文件。事件发生时大使和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国了，这里最多时有上千人，当日只留下了50多人。

Q：你们怎么知道的哪些人是CIA成员的？

A：有关CIA成员的信息是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书名是《 Guests of the Ayatolla（阿亚图拉的客人） 》，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此外使馆中某个房间有全部加密解密的设备，安全级别也非常高，外面的屋子和大使馆其他房间一样。

Q：CIA在伊朗的间谍任务是什么？

A：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让伊朗不落入苏维埃政权之手，一个是获取原油等能源。

Q：你认为伊朗未来是否有重新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

A：（停顿了很久）

这个问题很难，过去四十年在伊朗被反复提及，直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不仅如此，两国间形势反而恶化了。我认为未来如果存在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政治不应该被干涉，文化不应该被侵蚀，语言不应该被压制。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谈合作。

————————————————————————————————————

这篇对话算不上访谈，只是一个伊朗人的个人看法，我对其中的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一步核实。不过整理出来和西方世界对人质事件的态度对照来看很有意思。在伊朗旅行的一个半月里，几乎每天都在经历“异样感”，等有时间了在公众号里慢慢聊吧。

看完这部片最大的感觉是，过分渲染了营救过程中紧张的戏剧气氛，而影片中被救的六名沦为道具，其余在押人员更惨，整个的沦为背景，伊朗被完全刻画成暴民涌动的罪恶国度，除了拿人工资的伊朗小保姆，其他全部伊朗群众全部是不讲道理的法西斯，吵个架就能掏出枪把人给崩了。乍看之下，黑白分明，体现了美国投资方举贤不避亲的立场。但是再一琢磨，又觉得这种一根筋的描写方式恰恰对美帝和CIA正面形象的塑造都无益，伊朗人质解救过程反而是反组织化的个人决定，大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作风。

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荣誉属于国家，倒霉事个人去背，解救出6个人变成影片重点，其他一直扣押在伊朗的人质可算倒了血霉，每天坐黑牢不说，还得被头戴黑帽，体验模拟枪毙的真人游戏，足足关了一年多，全部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庇护了一个亲美派的独裁分子。

美国政府拒不移交前伊朗国王非常的具有官僚主义的作风，一是则众目睽睽之下，被独裁国家的暴民一要挟就服软，国家面子上过不去，是对恐怖主义的投降，与美国一贯自诩的人权至上泱泱大国形象不符，二则想扶植自己人当伊朗的一把手，方便美国人发大财的愿望就得落空，美国财团不答应。所以个人生命荣辱什么的得服从国家大局。

国家这种词汇最具有迷惑性，和什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一绑，就叫人忘乎所以的把政府等同于国家。伊朗人质危机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国家连累了个人，后来国家派个人去营救，最后救出六个人再拉出来当做国家胜利的业绩进行展览，安抚大众。还有好几十号人关着呢，得转移大众的注意力，人民暂且沉醉于美国式感动中，也好稍微缓解一下执政压力。还关押着的无名氏们，美国政府看起来也没卖多大的力。影片里不是表现的重点，政治里也不没有作秀的本钱。

什么国家利益，还不就是某届总统能不能连任，政党利益能不能续命，说白了，还是政党背后大财团真金白银的流水账在作祟，吵的欢的都是没捞着切实好处的屁民们和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媒体们为了个人扬名立万，抢新闻，威胁人质安全的报道得白宫压着不让发。

反而是国家的结成，衍生出官僚主义，人人有责任又人人没责任，以国家这个名义去拍板决定一些个人的生死，被决定的人没有发言权，万一国家做错了决定，黑锅还有恐怖分子背，民众的怒火，国际舆论的哗然，都一股脑倒到伊朗去，要是私下营救失败，可只能被人耻笑执政党的愚蠢了。美国在这里面可是兵不血刃啊。

只要一个不是太傻的领导者都会在关键时候果断的牺牲掉个人，反正不是自己家人。遇上这些棘手的国家矛盾，权衡的东西太多，事关当权者名声，而他们的名声等于权力、金钱，当然不会像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草根们容易大脑充血了。

所以正义自由这些词汇太美好太抽象，落到个人头上就很容易被组织给挤压掉了。

我们看到影片里最感人的反而是与官僚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他们没有被组织给脸谱化，保留着个人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最伟大的人，其实就是没有被组织给同化掉的，他们没有把自己变成组织的一颗螺丝钉，而是在某些时候，变成了让组织棘手的一个钉子户。

所以作为生活在权力笼罩之下的个人，千万别被组织给迷了眼，千万别干被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钞票的傻事，千万被指望组织上领导上，只有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天下政治一般黑，美帝筐里也有烂桃子，但最后毕竟人质都释放出来了。搁咱国家，估计被抓被杀从头到尾都没人知道。

《逃离德黑兰》讲述了1979年美国CIA特工托尼·门德兹假借拍电影选外场为掩护，解救六名美国使馆人员逃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电影的主题离不开美国电影标准性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责任意识。其中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当解救任务完成准备工作，将要开始实施的时候，白宫害怕无法承受任务失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决定取消解救计划，通知门德兹计划取消，自行撤退。这时的他其实也对解救计划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害怕任务失败命丧黄泉，不能和深爱的妻子、儿子团聚。他完全可以服从组织命令，得以自保。但是作为一名特工，不能不抛下六名同胞见死不救。拯救才是他的使命。而电影剧情方面，为了加强紧张感和冲击力，有些剧情做的过头了，甚至牵强。一是这么紧张的环境里，在市场和商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二是机场的巧合太多。从机票预订，电话确认，移民官审查，再到最后一刻登机，登机时身份暴露，起飞时被武装人员阻拦。太多的巧合凑在一起便显得太刻意了，缺乏真实感。还有行动前夜六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听歌喝酒的行为我不能理解。生死攸关时刻，有几人能从容应对。我觉得放置些面面相觑，相互依偎、拥抱、鼓励，或是通过时钟特写来反映心理煎熬，时间漫长的镜头更加真实感人。当然有假的一面，也有真实的一面。飞离伊朗领空时一行人的笑容，眼泪和那双紧握在一起的手，CIA工作人员的欢呼与拥抱自然再真是不过。整部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对主角，这个特工人物的塑造。没有出色的身手，风流的造型，更没有什么豪车女郎，取而代之的是低调沉稳，临危不乱的性格，那不言而喻的父爱和特工责任的担当。到片尾，他都没有出名，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努力和奉献才是整个解救活动的核心。当他被授予勋章却不能与其他人分享，尤其不能告诉自己儿子父亲的作为时脸上流露出的失望让人看得心酸。不过这才算是真正的特工，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影片中有很多感动人的画面，印象深刻的有二个。
一是当飞机起飞时，六个经历逃脱、藏匿和铤而走险的人含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时，伴随着舒缓的音乐，那时的我也彻底放松了。看得越投入，在那一刻，越能感觉到内心的松弛和精神的放松;
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很和自己经历相似的是探员Tony面对是否要放弃营救行动时的矛盾心理。当我们构想出自认为很伟大的想法，之后一步一步按着计划实施，眼看要实现时，遇上阻碍，那时内心是翻来覆去的痛苦，在坚持和舍弃间徘徊，只有有相似体会的才有如此感受。
套路虽然是固定的，但每次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不同，总会觉得耳目一新。最后在机场那段太精彩，面对各个关卡时大家的表情和表现，都值得反复观看。尤其是面对伊朗军队时，用表演的方式去说服，堪称经典。

发现但凡本•阿弗莱克牛B时刻，就在电影媒体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话，本•阿弗莱克是下一个伊斯特伍德吗？不管他导演之路如何，似乎我们已经可以下个定论：不会。这不是挤兑他的未来，而是因为伊斯特伍德演员之路实在屌爆，而阿弗莱克的演员之路实在一路衰爆，作为金酸梅奖常客更在2010年金酸梅“十年最差男演员”提名中凭借六部影片提名。到了这个份上，显然，业界对其表演已经有些情绪化反应，励志的看，他要么死磕到底表演上一飞冲天，要么永远籍籍无名。但是，他竟然选择了导演之路，而且一飞冲天，到第三部《逃离德黑兰》就已经赞誉一片，在颁奖季势如破竹，虽然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未能入围，但是拿下本作为奥斯卡导演奖项最佳前哨奖的导演工会荣誉还是让他扬眉吐气。在我看来，《逃离德黑兰》在影片主题、底蕴和深度上还难称杰作，但是已经非常优秀，而作为导演的本•阿弗莱克在其中确实表现了不俗的导演功底。

《逃离德黑兰》的故事听上去有些离奇，谍报工作，拯救人质，怎么看都是要正襟危坐，严肃对待的事儿，结果倒好，专家们竟然想出炮制一部电影的诡异招数，而且还在国家层面得以通过。所以说，阿弗莱克选题材比他当演员时选剧本好多了，这个题材首先够新颖，同时，它更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前段时间读《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防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丹妮尔•普莱特卡的文章，在我看来鹰派的一塌糊涂，把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作为与无能批判的毫不留情，又对里根政府推崇有加。这种声音其实不占少数，美国及其盟国舆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上的无作为指责一直不断，伊朗问题便是老生常谈的攻击点，而当年卡特总统未能连任便与其在伊朗人质危机上的脓包表现紧密相连，而接任他的里根则在外交上表现的更加彪悍，至今被美国鹰派认为是战胜苏联邪恶帝国的重要人物。于是，《逃离德黑兰》这样一部电影就有看头了，只见伊朗人质危机中，最高层要么犹豫不决，要么草率行事，只剩下极具责任感的特工和两个神经质的电影工业界人士极力拯救六位随时可能被处决的美国公民，两相比较，美国政府还有神马脸面。

当然，主题如何正确都无法让影片必然成功，阿弗莱克在本片上的线索编排和节奏感掌握极佳。在大环境和主线上，阿弗莱克一上来就渲染了伊朗国内一种狂躁危险的气氛，之后则不再过度去放大这种气氛，只是在如集市、机场以局部窥全貌的继续展示这种气氛，这点表现了他的成熟，很多导演拍摄此类题材一不小心就过于关注历史事件背景，猛拍故事背景如何波澜壮阔，让背景喧宾夺主。阿弗莱克在影片开头后，主要通过电视画面、报纸等来侧面烘托，主要精力依然关注主线，特别是美国国内营救行动的推动和伊朗的美国公民危机感的加强两线交织。有趣的是，两条主线的节奏感是不同的，美国国内的影片准备过程可谓有条不紊，而德黑兰美国六位公民的局势则是岌岌可危，这样的对比恰恰逐步抬升了影片的紧张感，让观众看着德黑兰几位的处境着急，看着美国国内慢悠悠的节奏，更加重这种着急，哪怕作为历史事件，结果很多人已经知道，但是也依然被影片的氛围渲染。

影片最后逃出德黑兰一段实在拍的惊心动魄，这个过程没有暴走、没有飞车、没有枪火，但是紧张感却让人急不可耐。从男主犹豫是否继续行动而“迟到”开始，到瑞士航空班机最终飞出伊朗领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整个“剧组”如同打怪过关一般，突破了一个危险节点，马上导演又接上下一个，不给观众喘息空间，特别在机场哨兵怀疑逃亡者身份向远在美国的制片厂打电话，而两位“制片人”又离制片厂几步之遥，加上德黑兰追兵正赶往机场，几条线同步推进，制造的焦灼和紧张感实在刺激。最后，当班机终于逃离德黑兰，已经被代入的观众也会体会到逃亡者的一份放松。而整个过程中，对美国官僚的讽刺和挤兑也伴随始终，官僚主义下的政府部门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范，于是，前方特工忙着应付伊朗人，后方同僚忙着对付缺乏想象力和只在乎“国家荣誉”的官僚，当然，这点上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有几个人不会觉得这营救计划实在离谱呢？所以，个人英雄主义依然弥漫于这部电影之中，卡特政府在片中算是被进一步埋汰的一把，尽管最关键的机票还是他批准的。

《逃离德黑兰》是部主题上严肃而又有趣的电影，包括影片风格上，有严肃紧张的主线，又有两位电影届人士插科打诨，约翰•古德曼，艾伦•阿金这两位老不正经的表演实在是本片的亮点，宛若迪斯尼动画中那种必备的在严肃主题外搞怪的角色。本•阿弗莱克的表演也显得淡定很多，作为男主，他演了一个很冷静，甚至沉静的角色，本来嘛，作为长的比较帅但是还没有帅出特点，声线不沙不磁的普普通通，又缺乏特别的气场的演员，这样一个内敛低调的角色倒是演的更加到位。事实上，本•阿弗莱克也无需做什么第二个伊斯特伍德，或许在导演路上，年轻的他甚至可能干出比伊斯特伍德更大的事业来，保持这种状态，在我看来，奥斯卡最佳导演或者影片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在他的导演生涯中，应该不止一个小金人吧。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d4a8d09dd5599cf0291647d4

一

2012年12月30日，周日。这个冬夜，88岁的加拿大人约翰-薛顿（John Sheardown）在渥太华一家医院去世。33年前，当伊朗人质危机爆发时，薛顿是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二把手，任首席移民官。危机延烧期间，侥幸脱逃的6名美国外交人员通过他获得加拿大使馆的庇护；其中4人在他住宅中藏匿近3个月，直到他们在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随前来救援的美国特工逃离伊朗。

在薛顿去世前2个月，反映当年这段历史的影片《逃离德黑兰》上映，反响热烈。然而在影片中，约翰-薛顿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出现，甚至连名字也未被提及。当年6名“留宿客人”中的马克-里杰克（Mark Lijek）看过《逃离德黑兰》后说，电影与他们亲身经历的差异，是那些被电影所忽略的人和事；这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帮助、收留他们的加拿大人的“勇气、热情、绝对的友好和人道精神”。“如果不是（薛顿）的热情欢迎，”里杰克说，“我们可能会自己试着再躲几天。那样我们就会被抓住。”

1979年11月4日逃出美国使馆后，在接下来的一周，5名美国外交人员（包括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里杰克夫妇和斯塔福夫妇）先后转移了5次；期间，英国使馆、新西兰使馆及瑞典使馆都曾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并未如影片所说的驱逐他们。（独自脱逃的李-沙茨在转移到薛顿家之前一直藏身于瑞典使馆。）

首席移民官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的加拿大方对等官员是约翰-薛顿，两人是一起打过网球的朋友。在脱逃后头几天，安德斯就曾打电话向薛顿求助，薛顿的反应是：“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找我呢？”安德斯告诉薛顿，他们一共有5个人。薛顿答：“把他们都带过来。”不过，尽管薛顿不惧风险热情相邀，5个人还是因对使馆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上不愿麻烦、连累朋友，暂时没有答应前往。直到11月10日，他们感到形势危急，再一次向薛顿求助。电话里，薛顿对安德斯说：“Hell, yes, of course. Count on us.”

在英国人的帮助下，5个人乘车转移到薛顿家中（李-沙茨之后也从瑞典使馆来到薛顿家）。他们离开的落脚处是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住宅——这名外交官已在美国使馆内沦为人质。宅子里有个热心的泰国厨师，叫Sam，这几天帮了他们许多忙。离开时，5个人中惟一一个身上有钱的安德斯想给这位泰国朋友一点回报，但Sam不肯收。告别的时候，尽管情谊渐深，他们还是没有告诉Sam他们将逃往何处。离开后第4天，这座住宅遭到突击搜查。

为降低风险，加拿大使馆将6个美国人分成两组：一组4个人（鲍勃-安德斯、李-沙茨和里杰克夫妇）住薛顿家，另一组2个人（斯塔福夫妇）住加拿大大使肯-泰勒（Ken Taylor）家，逢感恩节和圣诞节夫妇俩去薛顿家与其余4人相聚。泰勒大使告诉他们，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Joe Clark）已同意为他们6人提供避难，并决心帮他们到底——在危机结束或能帮他们逃出伊朗之前，加拿大使馆会一直为6个人提供庇护。马克-里杰克回忆说，这是自美国使馆被占领以来他第一次相信他们最终将逃离伊朗。

二

约翰-薛顿时年56岁。他是二战老兵：18岁加入加拿大空军，开轰炸机。在一次作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开着破飞机从德国踉踉跄跄回到英国才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两腿都断了，在凌晨3点爬到一家酒馆，把老板吵醒，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来喝。

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后，他是加拿大使馆第一个收到脱逃的美国外交人员求助请求的人。他的反应很明确：“Let’s go get them.”他采取的救助行动迅速而有效，甚至连大使泰勒可能都没有他这么负责尽职。

6名“客人”中，除了最为年长的鲍勃-安德斯（54岁），其余5个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杰克夫妇：29岁，25岁；斯塔福夫妇：29岁，28岁；李-沙茨：31岁）。年过半百的薛顿留着白胡子，嘴边常抽一支烟斗，被年轻的留宿客人们当做父亲，叫“Big Daddy”。

为了客人的安全，薛顿为大家买生活用品和食物时，得分几趟去不同的商店；他还得用啤酒和钱收买拾荒人。薛顿的住宅有20个房间，他和妻子泽娜（Zena Sheardown）为客人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食宿条件。客人们不能出门，日日靠听收音机、看书、打牌、填字游戏及大量喝酒消磨时间。危险的气氛一直环绕着他们：来敲门的陌生伊朗人、可疑的电话、车被搜查、薛顿家与革命委员会有关系的伊朗园丁，还有街道那头的坦克，驱之不散。薛顿的房子是租的，这期间，伊朗房东有意把这房子卖掉，泽娜需要跟他周旋，还得藏好客人，应付上门看房的伊朗人。有一次，一架直升机在薛顿住宅上空盘旋，客人们赶紧趴到窗户底下不敢动弹，直到直升机飞离。

“我们本来就已生活在危险之中，”泽娜回忆说，“家里藏了‘逃犯’后，危险肯定加深了。”但加拿大人没有因为惧怕危险而遗弃他们的美国朋友。

三

1980年1月25日，两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Tony Mendez）与胡里奥（Julio）抵达德黑兰。到达后，两位特工曾走近已被激进分子占领的美国大使馆，看见使馆周围的高墙上张贴的歌颂革命的宣传标语和海报，想着围墙里52个已被劫为人质近3个月的美国人，其中包括3个未暴露身分的中情局特工。但他们救不了这些人，他们要从伊朗带走的是美国使馆之外的6名外交人员。

尽管当门德斯和胡里奥到达时，加拿大使馆留在德黑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并且因为凶险的政治局面正准备全数撤离，但美国的救援行动还是得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鼎力支持。

加拿大政府在召开内阁秘密会议后，同意为6名美国外交人员提供加拿大护照，并在美国中情局建议下，通过外交渠道寄来满满6邮袋的身份证件和资料；加使馆派工作人员开车在使馆与机场间往来，形成规律，以防1月28日凌晨美国人乘车去往机场时惹人生疑；他们帮助培训6名美国外交人员，使他们说话行为更像加拿大人；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斯的工作一路都有加使馆工作人员协助，包括1月28日凌晨8个美国人（6名外交人员和2名特工）前往机场都由加拿大的车和司机护送到，而此前加使馆也发出电报，放出消息说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剧组将离开伊朗去别处取景。当然，这些电影都没提。

另一方面，电影中门德斯的Argo救援计划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考验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过。

在薛顿家第一次见到6名救援对象时，门德斯实际上向他们提出了3个备选方案：除了Argo计划，还有“考察农业的食品经济学家”和“寻找工作的英语教师”两个选项。门德斯内心希望他们选择Argo计划，而6个人也的确很快就决定选择Arg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伪装成一个电影剧组，可使6个人聚在一起，彼此照应。没有人提出反对。

电影中伊朗文化部官员陪同门德斯等7人讨论《Argo》的取景、游览巴扎并遭遇危险的情节也属编剧创造。事实上，门德斯在德黑兰期间，伊朗当局没有找过他。在1月28日奔赴机场前，6名“留宿客人”没有出过门，他们一直窝在薛顿家中，在门德斯和加拿大人的指导下，熟悉各自的角色，背诵各自的台词。

离开德黑兰前一天（1月27日）白宫突然取消救援行动一事同样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在出发前往伊朗之前，门德斯曾收到白宫要求暂停行动的指令——因为当时总统卡特决定听取报告，以亲自考量行动是否可行。但仅仅30分钟后，门德斯便收到新的指令：“总统刚刚批准了寻找计划，你可以继续你的德黑兰任务。祝好运。”

取登机牌时被告知没订机票的惊险一幕自然也不是真的。事实上，门德斯与胡里奥在1月25日清晨到达德黑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前往瑞士航空公司办事处确认他们已预订1月28日凌晨5点飞往苏黎世的8张机票。（第一件事是去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

至于片尾的高潮——登机前遭遇伊朗革命军阻拦、盘查以及最后革命军开车追飞机的情节（把这么愚蠢的事栽赃给伊朗人，不太厚道吧？），的确惊心动魄，但也的确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当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剧组在梅赫巴拉德机场的通关与登机可称得上顺利。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可称懒散，看到8个“加拿大人”也并不格外留意，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科幻电影”《Argo》无人过问，德黑兰的妇女小孩也没有拼出他们的脸部照片，革命军也没有来找他们麻烦。

不过在当时伊朗肃杀的气氛下，对6位眼看即将逃出深渊的美国外交人员而言，即使一个小意外都动人心魄。比如过关时，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拿着众人的护照，突然转身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后他出来了，原来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瑞士航空的飞机也因为机械故障晚点了一小会，但在那等待的一小会里《Argo》剧组成员的心里一定是令人屏息的焦灼。

终于，8个人在德黑兰清晨的冷风里踏上飞机。登机时，移民官安德斯看见飞机机身上印有“AARGAU”字样——这个与“Argo”颇为相似的词表示这架飞机来自瑞士的阿尔高州（Aargau）。安德斯捅捅门德斯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对他说：“你们安排了一整套，是吗？”

他们逃离德黑兰的同一天，加拿大使馆留在伊朗的工作人员也全数撤离。据薛顿的儿子罗宾（Robin Sheardown）说，父亲离开伊朗时，“失去了一切”，包括“房子、家具、衣服、奔驰轿车和银行账户”。这些财产损失后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罗宾说，父亲关心的只是6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危。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薛顿的名字甚少被提及；自然的，大使泰勒的光芒把他掩盖了。

四

门德斯是中情局冷战时期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与伪装技术专家，曾在越南、老挝、印度、苏联等国执行秘密任务，战绩卓著，故事传奇。他是拉丁裔，出生于贫寒人家，做矿工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因矿难去世。离开美国前往德黑兰之前，门德斯把婚戒和钱包留给妻子，再一次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他不能告诉她此行去往何方，也无法承诺能否平安归来。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等待去往德黑兰的航班时，已有数十次敌后救援经验的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因为恐惧和伤感而颤抖起来。

他当然当得起一部电影来呈现他甚至歌颂他，但是当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实，再来对照这部《逃离德黑兰》，心中不能不涌起不安。

从1979年11月10日到1980年1月28日，在落到革命者手中的美国人可能沦为人质甚至被吊死街头的德黑兰，6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加拿大使馆庇护下有惊无险地度过近3个月，而中情局特工门德斯和胡里奥只在德黑兰停留了不超过4天。固然，是门德斯策划了Argo方案，并犯险来到德黑兰带领6名同胞逃出，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框架到底是“美国孤胆特工用一部假电影拯救6名同胞”，还是“加拿大人不惧风险倾力保护6名美国外加人员，并帮助中情局特工将6人带出伊朗”，其实并不难鉴别吧？8个人能从梅赫巴拉德机场顺利通关登上飞机，也许是因为这个拍电影的故事令伊朗人信服吧，但是否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伊朗革命委员会的管控并没有那么严密规整呢？是否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拿着加拿大护照，是友好的加拿大人呢？

起码，门德斯所策划的“科幻电影”《Argo》没有任何伊朗人认真过问和考察过，而加拿大人为营救所做的绝不仅仅只是担任“保姆”而已，伊朗人也没有那么愚蠢和凶恶。

我能够理解想要创作一部类型片的编剧和导演对改编历史以满足“模式”的需要。这是一部惊悚片，它需要一个孤单英雄的主角，而且只能有一个；别人的故事，不管是营救者还是被营救者，都别来抢戏。于是，将其他角色削弱甚至枪毙（不管历史究竟如何），给孤胆英雄的作战任务设置众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障碍，并用各种惯用的好莱坞套路刻画他——比如官僚系统的混乱低效与特工英雄的孤独明智，比如与之分居、无法靠近的妻儿与独居的凌乱生活（尽管现实中门德斯并未与妻子分居），比如白宫取消救援行动后门德斯通宵不眠与酒为伴，并在早晨最后一分钟决定一人对抗全世界将6个美国同胞救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这也不是真的）……

最后，这个“模式”完成得似乎非常完善，但也非常陈腐。因为模式化，它对历史的改编并不公平；因为模式化的情节需要，它忽视了真实历史中人与事的复杂与丰富，却以历史的名义创作出人们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过无数遍的桥段，而人物的面目，不是刻板老套（如门德斯），就是模糊不清（如6位“留宿客人”）——更有一些真实而充满色彩的面目，被无情地丢弃了；因为模式化，片子的价值观如此平白、陈旧而“主流”，缺乏反思空间。其实，真实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包括男主角门德斯），一定不比一个削足适履后得到的“模式”更有趣、更动人吗？

或者，起码别用“纪录片般”的“历史感”来包装这部娱乐片吧。对历史不该这样轻慢。

五

在《逃离德黑兰》上映后，导演本-阿弗莱克打电话给约翰-薛顿，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夫人泽娜而致歉。阿弗莱克后来说，在影片开拍前，他就充分了解薛顿的事迹了，但后来因为“长度、戏剧性和成本”而放弃薛顿这一角色。他说，他为此有一点伤心。

阿弗莱克曾说，《逃离德黑兰》已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2012年11月10日，约翰-薛顿的家乡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宣布每年这一天为全市的“约翰-薛顿日”，以纪念33年前薛顿接纳6名“留宿客人”的正直勇敢之举。听说消息后，缠绵病榻的老人薛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太好了，我的家乡将会记得我。”

薛顿一辈子为国效劳，在世时自有其不如意，到晚年作为二战老兵的他得到的医疗护理也不理想。但起码，如其子罗宾所说：“我真高兴，他在他去世前听到了这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