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建国70”影展

仲星火老这种不温不火的表演是自称一格的，和整部电影轻喜剧的调子太合拍了。就像映后谈时木译老师谈到的，这种没有反面角色的戏剧最难搞，矛盾和戏剧冲突的设置更是难上加难。虽然一些群演和台词略显生涩，但是影片整体的呈现确实是完整且优异的。阵容里除了仲星火老师，还有像上官云珠、关宏达、马骥、赵抒音等等上影厂艺术家出演配角或是客串，这些人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在取景中透过镜头我不仅看到了六十年前复兴路永福路修道院公寓附近、虹口山阴路一带和曹杨新村的风貌，甚至片中的医院我都能模糊地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在儿科医院看病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门诊大厅的画面。最后像提一句就是上影乐团的配乐太棒了，上影那么多优秀的电影都靠乐团优秀的演奏而锦上添花。Ps.想用编导演、服化道皆佳的「今天我休息」来纪念一下上影厂的七十年，那时的风物太美，最后还是吴贻弓导演那句“上海电影万岁”。

这部影片以派出所年轻的户籍民警马天民在一个休息日中既平凡普通又亲切感人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民警察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和生活内容，谱写了一曲警民鱼水关系的深情赞歌。并且，影片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表现新中国的警民关系，它真正打动千千万万观众之处在于通过表现这种警民关系，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制度中一种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天民作为公安队伍的一员，身着人民警察制服，也是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影片更是一曲对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和社会制度的赞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艺歌颂性主题在公安题材电影中的积极回应。观众从银幕上看到，我们的公安机关不仅具有保卫国家政权和人民安全的专政工具的职能，也肩负着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工作部门所应有的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电影，注意，城市电影不等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甚至都不等于“以城市为拍摄对象的电影”。

关键在于，电影是否能抓住那份独属于城市的逻辑，并让这种逻辑成为电影自己的叙事动力。

城市开始显得鲜活、多变、充满意外感、被各种巧合所填充，却又终归温情脉脉、觉悟不断提高。

要知道，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叙事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往往意味着某种危险的诱惑和潜在的邪恶，是对道德和革命意志的一场考验，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交通违章、乡下人迷路、社区食堂与卫生清洁运动、看电影、公交车、旅社，都是很典型的城市场景，包括“赶时间”这种体验，也基本只属于城市生活。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作为时代背景，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总归有些龃龉与违和，不过从一些细节上——女士们的波浪卷和布拉吉外套——还是能看出革命美学与城市美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

顺带手，还消解了上海作为城市巅峰的独一无二性：老爷子明明有城市里的子女，却住在乡下公社；老罗援助甘肃，竟然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兰”。

约会线和做好事线，后者不断构成前者的延宕与破坏，却在最终玉成了前者。做好事会造成小麻烦、带来小误会，但一定会让你拥有大圆满。很工整的歌颂型喜剧结构。

编剧李天济竟然写过《小城之春》（没错，就是费穆那版）。

以及，上官云珠那气质，真的无可比拟。

这部片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在电影院看过，当时感觉是个喜剧。仲老的片子嘛，喜剧居多，那年头，“今天我休息”也曾变成象如今“这是为什么哪？PIAPIA”之类的流行语。

晚饭的时候，央视在放，我居然看得流泪了：
1. 当送饿坏的孩子去医院的路上，公交车直接开去医院的时候；
2. 当钱包被送到罗爱兰手里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哪？？

那时候的记忆，天是兰的，水是清的，人是可爱的……

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说法是，（对阶级敌人）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而喜剧成了问题。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歌颂性喜剧”，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今天我休息》呈现了三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新人”？笑是从哪出发的？笑之后残余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是关于新人的文艺，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新人呢？这样的新人不能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能对不该抨击的对象加以抨击，他应该做的是无论于公于私都展现出洋溢的劳动热情。这种要求其实同样也是对于观众的要求，因此说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用新人来规训新人也没错，更极端地说，观众应当在所有的行动之前就辨别出行动的界限与正误。从这点来看，《今天我休息》对于银幕新人的展示确实可以称作准确，马天民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正面人物，他是出生在旧社会的孤儿，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家人般的同志关怀，同时也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入了党，现在正28岁，拥有为大跃进建设而奉献的一片赤诚。

可是从类型定位上来说，这部电影是喜剧，也就是指观众要能发出笑声。电影的喜剧来源也很简单，就是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一种温和又轻微的“不一致性”，比如他应当休息却工作，导致出了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洋相。在电影的许多情节中他的这种洋相都旋即被他的正直而驱赶开。留下的只是观众瞬时的有些尴尬的笑。这便是十七年期间反复出现的“应不应该笑正面人物”的问题，按照朱羽的说法，笑的发生是一种“分心”状态，它打开了一个裂隙，在这样的裂隙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电影作为教导工具的力度被削减了（《社会主义与“自然”》）。有评论者指出这部电影并没能在情节中揭示人物的发展，因此观众在观看后就将马天民的形象抛诸脑后（《喜剧电影讨论集》171页）。问题是，如果马天民本来就是完美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对他进行学习，这时候再用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要求这部作品，只能说明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但是其实这部电影有着更为扭结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喜剧的选择是为了更加接近大众，另一方面正如编剧李天济所说这个故事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生活充满欢喜”。因此比起人物的不协调性导致的笑，对于大跃进建设的由心底里生发出的喜悦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休息》没有招致过多批评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笑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最为极端的例子反而是建国初所拍摄的《关连长》），那第二种喜悦（或者假装喜悦）则是几乎健康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笑的残余部分仍然有可能导致批评，因此在《抓壮丁》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成问题的讽刺消失了，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喜剧创作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更能引发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无处可寻。

文/严杰夫

不知道是承继了三十年代老上海深厚的电影功力，还是汲取了四十年代中国最主流、最先锋的左翼文化潮流，即使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今天我休息》也可以算是经典。整部电影不说其剧情的承接和铺垫自然而流畅，主题表达也紧凑和鲜明，就是整部片子的镜头也干净清爽，没有一个浪费。所以，放在今天几乎没人会“讲故事”的中国电影业来说，这部电影毫无疑问地可以被列入教科书。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为歌颂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从全片到处可见的大跃进标语和一切工作以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生产为中心的背景即可见一斑），但由于电影大量地描写了当时的生活场景，甚至故事也是以年轻人相亲恋爱为线索的，因此我们可从电影中真实地看到五十年前、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讲，《休息》一片又具有了一定意义的文献价值。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部电影中浓厚的大跃进气息轻嗅可闻。从某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中马天明在休息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直接或间接都可以归结到“大炼钢铁”这个历史背景上来。例如，要是钢铁厂不用没日没夜的生产以增加钢铁产量，也就不会导致花花（说实话，听到这名字，我第一反应还真是谁家的狗，可见当年人是多朴素）没人照顾而患上低血糖；要是不急于扩大工业生产，那个老上海人、新兰州人罗爱兰也不至于在上海丢钱包后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如此类，整部电影还很多很多。因此，回过来再思考，计划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生活，大致就如这部电影中刻画的生活节奏一样，人人都仿佛被打了鸡血一样纷繁而忙乱，乃至于普通年轻人连相亲谈恋爱都如此困难，怪道稍微有些许空闲的右派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要不受普通人的待见了。

于是，也怪不得男演员仲星火在整部片子的从头到尾，脸上都一直挂着那种“其实我想走，其实我不想留”的无奈尴尬。在休息日，国民却无法正常休息的社会，不管表面如何让人感觉是那样的热火朝天、兴奋异常，都无法摆脱隐藏在深处的便秘般的憋屈和拧巴。请原谅我这种不怀好意的揣测，我实在是认为马天明“今天我休息”这句经典对白背后的潜台词并不是对自己的休息时间被用来帮助他人的愉悦，而是“能不能TM让老子好好休息一天”的悲愤。

所以，如果说雷锋是当年这种拧巴的真实标本，马天明就是这种憋屈的最好虚构形象。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的喜剧电影。讲述片儿警马天明的一天。本片是著名电影演员仲星火第一次担当男主角，40多年后，他又在电视剧《今天我离休》中出演了白发苍苍的马天民，勾画了“马天民”完美的人生。
影片将一名民警休息日一天的活动，通过喜剧形式表现出来，颂扬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新社会人与人友爱互助的良好风尚，“马天民”这个名字，也成为新中国优秀民警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