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女巫

这部出自非洲女导演之手的处女作跟最近国内上映的《北方一片苍茫》有着极其巧合类似的故事情节，都在讲述一个受侵害的女性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盲打误撞地拥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随之被众人奉为神灵般的人物。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两部片子里都有较为深刻的分析与展示，《北方一片苍茫》里的女主角先是寡妇克星，摇身一变成为众村民的活神仙。她想依靠神力去改造愚昧迷信的村民，最后却发现无能为力。与《北方一片苍茫》的社会批判如出一辙，《我不是女巫》也是用较为荒诞幽默的方式去展开社会批判，透过一名天真小女孩的视角去审视非洲社会盛行一时的女巫风俗。 在影片的开头，导演用一个几乎没有对白，只是游客静静观赏的场景引出女巫在非洲社会的地位：她们与被关在动物园的珍禽异兽没有太大区别。这些被认定的女巫往往是年老力衰，遭人嫌弃的女性，跟她们是否有法术似乎并没直接联系，而社会更用“女巫”这个名义去剥夺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让她们背负上罪恶的枷锁，她们身后的那捆绳子便是触目惊心的标志。 除了对非洲女性身份的审视之外，导演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殖民地政府的政策。那位黑人官员明显就是反面人物，从穿着外表看来冠冕堂皇，明显接受过教育（尽管英文讲得口音很重），丝毫不想取缔女巫这种落后愚昧的风俗，暗地里只是想维持原貌来换取西方游客的关注，通过旅游业不断获利。更讽刺的是他娶的老婆也是一名昔日的女巫，通过婚姻他老婆自以为能摆脱身后的枷锁，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影片的社会批判相当引人注目，却有点过于直白露骨，有时甚至是不加选择地罗列现象，无法让观众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且导演太过喜欢古典音乐，维瓦尔第的《四季》在好几处关键情节里都出现，感觉这种太过取巧的手法令人有点生厌。不过，这部导演处女作还是可以让人看到这位女导演锋芒毕露的创作力与思考能力。

毫无来历的女孩，连名字都是被女巫的老太太们起的。树拉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她可以给别人带来欢乐，但她无法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女巫的身份成为了她？被有的人唾弃，被有的人敬仰，她的生命无法有别的选择，民众泄愤的工具还是一个满足私利的工具？树拉想帮助他人，这是她善良的本能，却又无法理解人们的恐惧。她的生活一个毫无理由接着毫无理由之间发生着，小小年纪的她又懂得什么呢？她的纯粹，早在谣言里被划上了大大的X。

她做了最后的努力，她想证明自己是女巫可以让天下雨，当她确认了自己不是女巫，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次不是毫无理由了。哎。

非洲的割礼，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在非洲，50多个国家有30多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割礼仪式”，80%的男孩女孩都必须要经受这种“成人礼”。女孩要切除阴蒂，更为极端的是缝合阴道，只留下一个小缝隙。

1979年之后，非洲妇女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正在慢慢地废除女性割礼。

男孩则不同了，切割包皮是义务，更有不少地区十分热衷，因为“男性割礼”对于人们来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几年一次，全民欢庆。

但这4000多年的割礼仪式，人们就用刀片和铁刀进行切割，针线来缝合，不仅没有任何麻醉措施，而且还草灰、树胶来止血。

感染、失去生殖器以及死亡的人数众多。

非洲电影《沙漠之花》和《伤口》都曾拍摄过这样悲惨的故事。

割礼因为伤害了人的肉体，而被慢慢废除，不少孩子的身体都不用遭受这种罪行。

但心灵上的伤害仍然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今天要说的同样是非洲的一个“恶俗”，非洲女巫。

这个恶俗，非洲的人们依赖并痛恶，戒不掉也改不了。相比起肉体上的疼痛，“女巫”则是相伴一生的身心痛苦。

更惨的是，这个“女巫”仅仅是一个8岁的孩子。

《我不是女巫》

I Am Not a Witch

在非洲，为何会有女巫？

有的女巫是被人们指定的，大多是年老的妇女，或是失去丈夫的寡妇没有价值的女人。

也有的人被认为是“不祥之人”，认为她会带来厄运，所以她会被认为是女巫，这种女巫不论年长年少。

这些女巫也会作为“旅游景点”，被人观赏。

走失8岁的女孩，就是被人们认为是不祥之人。

向警察举报她的是一个妇女，她觉得自从她来了之后，村子里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还有一个喝醉了的醉汉，出来说“梦话”，指认这个女孩就是女巫！

警察不知如何判定，便请来了巫医。

巫医要杀死一只鸡，假如鸡死在了巫医画在地上的圈内，那女孩就不是女巫，死在圈外，女孩就是女巫。

毫无疑问，一个房间那么大，一个圆圈那么小，女孩必然会被认为是女巫。

于是，女孩被带到了“女巫集中营”，绑上了女巫特有的缎带，即便想跑也跑不掉。

并且被众人警告，要么变成一只待宰的山羊，要么变成一个女巫。

女孩妥协了，和其他的“女巫阿姨”、“女巫奶奶”们一起生活。

她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后背的缎带与滚筒一起，像放不飞的风筝。

哪里需要劳动力，她们就被运输到哪里。

女孩的缎带很长，能够随意奔跑，所以被女巫奶奶们起名叫做“树拉”。

字面意为，将树根连根拔起，但也意味着树拉没有束缚。

有天，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警察把树拉带去破案。

一方面，人们相信女巫诡异而又神奇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代表了警察的无能。

树拉就这样无意间蒙对了那个偷盗的人。

得到了贡品，但警察也动了歪脑筋，想要用树拉女巫的身份继续开创大事业。

收获了名与利的树拉，开始享受其女巫身份。

同时，树拉被拉去见了另一个“高贵”的女巫，并被教导要“言听计从”。

女巫除了有时能享受尊贵的身份，同时也要面临的是人们对女巫的痛恨。

当树拉亲眼见证了人们是如何对待女巫的时候，她也就不愿做女巫了。

不论是表演“呼风唤雨”还是在电视台展现自己的女巫身份，树拉都不再愿意成为女巫了。

也因为上了电视，再加上政府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读书，于是她被带到了学校。

仅仅上了半天的课，树拉又被带走。

树拉被人们要求向上天祈求一场瓢泼大雨。

但干旱已久的非洲土地仍然迟迟未下。树拉对生活已经无望，只想做一头山羊，自由自在。

树拉剪断了女巫缎带，成为了已被宰杀的山羊，她的死，也祈求到了一场暴雨。

影片带来的效果是震撼的。

除了几首非洲的特色音乐之外，导演还运用了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小提琴曲《四季》。

相比起非常广为运用的《春》和《冬》的第二乐章，导演很用力地用了这首曲的最为“寒冷”的《冬》的第一乐章，彰显非洲土地上的“人性寒冷”一面。

与乐曲展现的白茫茫的寒冷不同，这里没有“北风凛冽、白雪皑皑”，这里只有非洲干涸的土地和黑色的皮肤，这是一种“黑暗”中的寒冷。

残酷贫瘠非洲，女巫是一直存在的。

不要以为，这只是这位导演单纯展现非洲女巫的作品。

8岁的女巫，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营养不良的女孩贾米拉，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太过瘦小，所以被当地的人认为是她是女巫降世。

她因为饱受饥饿和其他人的冷眼，在饥饿中死去了。

哀悼者们正对去世的贾米拉进行祷告，他们希望女巫不要把灾难降临在这里，希望她就这样死去。

只有8岁的贾米拉就这样埋在了一米多深的土坑里。

全身只包裹着一块绿色的绸子。

在非洲的加纳北部，也是像影片中一样。在加纳，仍有超过90％的人相信巫婆和巫术。

很多女人因被指为女巫而惨遭家族抛弃，被迫离开村庄住进了“女巫集中营”。

同样的，巫师用一只鸡来决定每个女人的命运，每个成为女巫的人需要做苦力，有吃有喝，互相不会欺负，也不会像树拉一样逃跑。

在非洲，这些孩子和女人因为被“指认”，所以她们被叫做巫童和女巫。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同样也发生过“猎杀女巫”的风潮……

在尼泊尔，有着看似被人敬仰的“活女神”，离开了世俗生活和正常人生轨迹，10年时间里终日生活在庙中……

在印度，有个好听的名字“圣女”，乡村女孩10岁时将自己一生幸福都献给了当地的神，为本村的村民进行宗教仪式和做祈祷……

等等……

在这些国家，女孩和女人们无法决定她们的人生，她们被贫穷和宗教捆绑，成为“神圣”的代名词，但其实是失去了整个人生……

尼泊尔“活女神”

影片中，树拉表达着“我不是女巫”，这是事实。

悲剧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于宗教的迷信，和政府的不作为……

源于“女巫们”的人之惰性……

是甘愿沦为女巫，是对他人的再度剥削。

同样也源于，那些对这些神秘国度好奇的人们。

好奇带来的只是可观的旅游收入。

是利用她们来赚钱的人的再次像她们伸出邪恶之手的原因。

我们无法改变着偌大的宗教，但总可以收敛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放过可怜的人，不要对她们形成二次伤害。

但愿，这些女巫有一日不会再被人们认为是邪恶，不要再被利用。

文/宋俣萱

首发巴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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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睿的萧萧落木（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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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出生的女孩子伦噶诺·尼奥尼（Rungano Nyoni）九岁随父母移民去不列颠王国的威尔士，长在英国，在英国上大学，当演员，2017年她编导的电影《我不是女巫》获得了很多奖，包括英国作家导演协会第一部电影将等等。西方的电影奖多如牛毛，一部讲非洲女性的电影获得很多奖几乎是正常的，因为讲述非洲的故事，也符合我们学习的每一种理论的非洲故事，是很容易被评论家看好的。

这个电影是反殖民主义的电影。电影的一开始就是旅游者们到非洲去看奇风异俗，包括看一群中老年女性，这些女性是当地被称之为“女巫”的人，她们化妆，用白灰把脸涂成各种样子，有的就是白脸，有的是一些横竖道，看起来如我们想象的传统非洲人的样子，穿着统一的服装，人人身上有一个带子系在身后，她们坐在枯树之下，等待旅行的人们参观。一个白人肥胖的姑娘有着巨大的如大象般的腿，站在那里看着这些“女巫”。她是白人殖民主义的象征，她以观看的目光看着这些非洲女巫，她是游客，是过客，是把非洲当作奇风异俗的地方，她观看这些“女巫”的时候，背对观众，她似乎没有感觉，这一切只是奇怪的风景而已。

第二个让人不可忍受的白人是当主人公八岁的女孩子舒拉被关在一个木桶一样的地方作展览，另一波西方游客来了，一个白人女性，这个女性似乎比上一个要有同情心，她热情地跟Shula打招呼，问她几岁了，舒拉沉默着，看着这个白人女性的脸，充满了和蔼的笑容，这个女性提议跟舒拉照相，并让舒拉也笑一笑，她看似友好，实际上把舒拉还是当成了一个奇风异俗的对象，完全不懂得舒拉当时的痛苦，却要求舒拉笑一笑，西方白人表面的热情掩盖的是他们对非洲的真正无知。

这两个白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殖民主义的化身，她们的脸，是殖民主义的脸，她们的目光是殖民主义者看待非洲的目光：把非洲人民当作“他者”的政治立场的反映。

这是一部反罪恶传统的电影。在非洲的这个小村庄里，一个孤儿突然出现了，她无父无母，被抛弃的孩子，因为跟着一个打水的中年女性，为什么跟着这个女性，或许这个中年女性让她想起了妈妈？但这个女性被一个土坷垃绊倒，摔了一跤，她左右环看，看到这个跟在后面的女孩，她把摔跤的责任推到这个女孩身上，认为这个女孩是“女巫”并把这个女孩控告到警察所里去了。女人不仅是传统的帮凶，生活在传统里的女人就是传统的力量。在警察所另一个男人也控告这个女孩子是女巫，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显然是瞎编的梦。女警察质问他，他居然不好意思地笑，因为他就是那种起哄的男人，趁机显存在感的男人。于是在女人与男人的合谋下，一个无辜的女孩子被指控是女巫了。

要确证这个女孩子是“女巫”，传统需要运用传统的力量，借助国家的统治力量，所以传统的真正的巫师—一个老年男人来了，要杀鸡来确证这个无言的女孩子是一个女巫，并花蒂说，如果这只鸡死于他画的圈外，女孩子就是女巫——这几乎没有机会证明女孩子不是女巫，传统用传统的自证压迫一个女孩子。传统也是部落女王的脸和表情，她同样要压制这个女孩子，以此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权力都是自证合法性的。

四个当地代表，两个女人—一个中年的村妇，一个老年的女王；两个男人——一个村中的愚夫，一个传统的萨满，他们这些成年人组成了非洲传统的压迫阶级，对无辜的女性，无辜的女孩子进行最荒谬的审判，最愚蠢的自证，最可怕的剥夺。他们把无辜的女性审判成女巫，这些女巫过着奴隶生活，她们身上捆绑着白色的带子，在地里干苦活，走街串寨，成为权势旅游者观看的对象。

国家统治力量对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是同样的暴力和剥夺。警察头子在洗澡的时候接到女警察的报告，他立刻赶赴现场，并跟邪恶的传统合流，他要求舒拉找到谁偷了钱，舒拉面对一排男人，她的幼小的心和清澈的目光看着这些嫌疑犯，看出来谁很紧张，她点出了罪犯，她的成功进一步证明她是一个女巫。多么荒谬的反讽！从此这个警察头子就利用舒拉，甚至带舒拉去电视上买鸡蛋，压榨一个无辜的女孩子，用她破案，用她赚钱。

舒拉唯一的支持是那些也是“女巫”的老女人们。她们给舒拉起了名字——舒拉（Shula），无根的人，一个漂流的分子，一个没有家园的女孩子。她们给舒拉帮助，比如不让舒拉在农田里干活，毕竟舒拉太小了，干不了那些艰苦的农活。她们给舒拉一个半截的塑料瓶子，让舒拉听这个瓶子，从瓶子中听听远方学校的声音，舒拉听到了，她听到了学校老师讲解算数，她听到了音乐。警察头子的妻子，也是一个女巫，但因为跟警察头子结了婚，她对舒拉也有同情，虽然她自以为通过婚姻已经跳出了女巫的阶层。实际上截然相反，当她去买东西的时候，人们看出了她的女巫的过去，她被街上的人们暴打，如果你是女巫，你就是贱民。

自从被成了“女巫”，舒拉就被捆绑在一个木轴上，用白色的带子捆在后背，她可以走动，但只能在带子允许的范围，每个女巫都有这样一条带子捆在身上，她们永远逃脱不了这个命运。据说如果把带子隔断了，她们就会变成羊。把她们变成“女巫”的，有的甚至是亲人，有个老“女巫”的女儿来看望她，女儿是坐着丈夫的摩托车过来的，老“女巫”愤怒地大骂女婿：滚，就是你把我送进来做女巫的。女儿跟着丈夫被骂走了，这个细节让我心砰然而动。

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也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给第一世界讲述的故事。在上周六的电影俱乐部里，一个男教授问：这个电影的观众是谁？我几乎冲口而出：“是你，是你们，是你们这些似乎对世界都感兴趣的白人男性女性教授们！”当然，这个阶级也包括我，因为我也是这个观看他者的阶级的一员。

我当然没说，我是沉默的——如同舒拉在整个电影里，她都沉默着，直到最后，她突然对老女巫们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羊，羊还可以到处都走”。对自由的渴望让幼小的舒拉终于在夜晚离开了帐篷，自杀而死，怀着做一只羊的渴望。

电影在女巫们围坐在舒拉的身体旁为舒拉送葬的歌声中渐渐结束。一个小小的身体，裹成白色，好像是一只献祭的羔羊。黑人小女孩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在父权制的压迫里、在传统的压迫里，在国家权力的压迫里，再次成为一只献祭的羔羊。

第三世界该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

//www.youtube.com/watch?v=Ag7TDwj-kEI

2020/8/9

《我不是女巫》的开场更像是一个仪式，在古典弦乐的伴奏下，一辆满载游客的观光巴士在山野行进，当它抵达目的地后，音乐也戛然而止，这是一个连贯的镜头，摄影机随着一名游客向右摇动，再向右，逐渐形成了这一幕最终的构图。

在这个构图中，镜头语言主要借助服饰与铁栅栏对空间的划分，“看”与“被看”，主体与客体都昭然若揭，但是，它却将摄影机摆在了“看”——至少在那个较为激进的片头之前，它们是这样的。

我们不得不再来分析这个片头，它的展开方式有些类似戈达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些宣言式影片，之所以称之为“激进”，由于“I AM NOT A WITCH”这五个大写的词语依次出现，如同模仿着一句愤怒的回应，被回应的，当然是上一幕之中被游客议论的部分，没有标点符号，既可能是陈述，又也许是感叹，它们组成了句子的外延，并呈现着内涵。

随后，我们与“女巫”的景别越来越近，且在下一个镜头中，我们“观看”赞比亚的村庄，视角也逐渐置换为某个“女巫”。

只需看一看影片开始前出现的制作方名单，就不难发现BFI（英国电影学会）、Film4和Hubert Bals Fund等欧洲基金会的踪影，本质上，《我不是女巫》依然是一部西方电影，它的“西方”特性代表着欧洲资方的参与和以欧美国家的电影节作为主要定位。

（一）“被表述”的东方

“他们不能表述自己，所以他们不得不被别人表述”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第三国家困境，《我不是女巫》不可能成为非洲的自身话语，但却通过主动地抛出了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奇观，指涉自身所代表的东西。

第三世界是如何“被表述”的呢？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美文学中，它们被理解为一块“文明（秩序）”之外的飞地，作为人物“流放”或“勇敢”的象征，例如在《秘密花园》中，我们很难不将8岁的小玛丽·伦诺克斯怪异而粗鲁的性格归结于她早先居住于印度的缘故，而在海明威的文本里，“非洲”经常与“狮子”在句中处于组合关系，以联想逻辑并置。

但如今的这些却常常以一种新人道主义的面孔出现，在这些多数以反恐或人道主义援救作为题材的影片中，却包含着19世纪的“被表述”。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2016年戛纳场刊最低分影片，即西恩·潘导演的《最后的模样》，在航拍镜头以及非洲音乐、美式流行乐等元素的共同努力下，这场人道主义救援终于被扭转为了一场猎奇旅行。

这是"奇观化"，所谓的东方不是亚洲或非洲，甚至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而是被想象构建起来的象征性产物，用来与“西方的”相区别，“他们”、“我们”之辨。

这样，处于象征性的逻辑之外的一切地理位置都可以被称为“东方”，有可能在远东，却也许在美国的阿米什社区。

奇观的东方属于马可波罗，属于想象，属于“被看”与“被表述”，唯独不属于他们自己。

（二）后殖民主义与自身奇观化

各种现象都表明，第三国家内部的认知受到了这种“奇观化”的作用，至少在第三国家影片中有意或无意识地维持着自己的“东方性”，例如张艺谋，我们不可以说《红高粱》没有书写中国历史和民族/故乡情结之用途，但也不能否定它诉诸视觉的奇观式观感，一个加上了大红色滤镜的中国农村奇观。

《我不是女巫》发生在当代，19世纪的殖民主义业已在非洲大陆消失，中心转向了同一民族的内部，但这种殖民体系却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与此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中世纪式的猎巫传统，但这一切发生一个相对现代(起码是近代)化的警察机构之中。

衣着原始的萨满巫师，可以在警察局中作法，最热衷于维持这种传统的一群人恰好是这个国家最为接近西方的一群，这是一个国家的两面，或者说两个世界。

而由于Shula的特殊身份，她“带领”着观众进入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鲜为“国际人道主义者”所知的世界，也是退隐的“第一世界”的代言。就像英语在影片中的地位，与当地语言分庭抗礼，各自无法理解，无法逾越。

在这个世界里，非洲也拥有与西方世界同质的空间，他们需要维持，或者说生产“被观看”之物，因此，维系传统，作为权力的共谋，接力。

而至于“女巫”们，这种传统却是无法逃离，甚至“教育”这种唯一方式已被阻挡，就像Shula强行被人从课堂上拖走，她们是无法走出去的娜拉，除了已知的传统和“被观看”，无处可去，或者仅能从戴上五颜六色的欧美女星同款假发中获得对第一世界的想象与模仿。

（三） 女性主义：未被指明的身份

女性主义是《我不是女巫》的另外一个角度，Shula在属于第三国家之前，首先属于“女性”这一身份。她是一个丧失主体性的叙述主体，也就是说她无法自我选择，而是被选择。无论是“女巫”身份，还是被掌权者当做维持“稳定”的工具，或者在电视节目上被植入广告，这一切甚至包括她的名字，她没有承认自己叫做Shula，这个名字来源于他者，但在影片后半部分的某一幕，当小女孩面对国外的游客的“观看”时，她低声说：“我叫Shula”。

她抵抗着“女巫”的身份，又以沉默来回应她的名字，但它终将认同自己是Shula，并承认自己的女巫身份。

在结尾，超现实处理终于出现，关于被宰的山羊以及犹如“神迹”的大雨，在Shula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不是女巫”终于变成了“我是女巫”，女性与自己生理身份相遇，如同镜子前的婴儿认出了自己。

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之中，摄影机缓慢下摇，向后，承载束带的卡车上空空如也，对于女性主义与第三国家，Shula最终以殉道者的姿态生成身份并自我消亡，一个克制的乐观主义愿景也就此产生。

参考文献：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版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