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死亡的剖析

在mk2的journal里看到导演二人的采访，觉得蛮有意思分享一下。

想起之前有豆友评论说不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认为导演通过标题“坠楼”就把死亡定义成了自杀。但坠楼只是中文的翻译，是chute很多语义中的一种，我相信Anatomie d’une chute并不只提供这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你选择怎么翻译这个标题，或者说你接受几种翻译的可能性，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你如何在观影结束后去给这场死亡给出你自己的答案。

导演（J.T）在这里的回答说明了两个有趣的地方：一是她并没有在影片中给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准确答案；二是她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对于如何平等分配时间，找到完美的平衡和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直困扰着我们，而死亡的发生打破了这种平衡（或不平衡）以及探索的可能性，死亡即是永恒。“无论Samuel这个人物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的死亡）吞噬了所有空间，他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导演（A.H）的补充回答说，“这几乎是一场报复。” 从A.H的回答来看，他应该认为这是自杀行为，因为他所指的报复就是，利用死亡来换取绝对的空间。

所以如何分析这场chute，也许也是要留给观众自己处理的部分。

金棕榈后的巴黎点映场，导演（在堵车后）翩然而至。

看完才发现是一部惊掉下巴的佳作。所谓震惊在于女导演的一鸣惊人，她看起来松松垮垮的日常模样，以及整部电影不落窠臼，看起来像走哪是哪的镜头和剪辑，却呈现了这样一部后劲十足的作品。

山区雪景和房子密闭空间里，环绕着一个被指控者与那个« victime fantasmé » 间的张力，被庭审上的咄咄逼人的盘问抽丝剥茧一样地打开。

坠楼死亡，这事儿听起来关乎生死，但却不毫不悬疑，因为没有人在意事情的原委，反而“复盘”的过程才最有趣：这其中也包括了太多的关系：夫妻、母子、被检视的被告与律师、本地人和被迫融入新环境的异乡人（被限制必须说法语，和丈夫对此的关于“占有/征服”的争执）、成功者与平庸者（又比如，加入后者自称做出了牺牲呢？）。

通过庭审这样一个集中的时刻，这些对立面爆炸式地喷涌而出，近乎解剖（——扣题）般从审判者视角打开强光检视一个人生活的边边角角。

于是一个濒临破碎的两性关系就这样在言语里被重构被再现——或者说，在到场者的目光如炬里，在媒体关注的密切关注里。所有的不堪和盘托出的时候，才发现每个证人，都如过客般地参与了主角的生活。艺术、音乐、文学的浪漫化想象被血淋淋揭开，解剖过后是自我的膨胀，也是权力的对弈。在儿子的决定性地话语里，他们以为拼凑出了隐晦秘密。所以如果一切早已写明，虚虚实实，fiction or life?

上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夫妻吵架还是在《革命之路》，而本片中的对话比《革命之路》更加有知识分子的自觉与电影创作者的个性，句句直指亲密关系与创伤，却也句句都能安放在当代电影市场上。不同摄影机及其媒介的穿插，在电影节电影体系里倒是看到过太多，显得有些哗众取宠的同时，也是戛纳偏爱的“作者性”的印证 - 女主角从法院出来被判无罪的那场戏倒是让我印象深刻，前一场景由儿子视角切入，背景音乐是儿子弹琴的有源音乐，配合着电视机画面里记者的静音，但，观众不需要听到电视机上的记者在说什么，却能从前景的记者的神情、中景的摄影师的动作看出，是他们的新闻作品主角要出来；在法院安排的临时监护人的提醒下，反打镜头到男孩，才出现电视机画面的音画同步 - 这样的主观音效的出现（从男孩沉浸于钢琴，到在提醒下注意力放到电视画面），让我想起了《爆裂鼓手》的开场。

在这部电影中，对于电影作者来说，结果真的重要么？法庭过程非常精彩，男孩最后的、超越其年龄段的发言，让在场所有观众惊呼，而光头律师的咄咄逼人，也让观众席不断发出嘘声。影片结束，我才想起开场拍到尸体之后的一系列镜头，从楼梯，由蒙太奇慢慢移至阁楼区的三角形窗户 - 由于男主角脚下的拖拽血迹，我一度以为的确是谋杀（后来台词提到可能是死者用最后的力气爬行），而一系列的室内空镜头，似乎是女主角行凶的主观镜头的再次重现。不过，我想，如果这部电影给予观众一个绝对结局，大概金棕榈也不会给它了。

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不喜欢这部影片的原因，它是一部精心剪裁的作品，每一条叙事线索都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导演的意图也被巧妙地投射出来。然而，在观影之后，我立即感受到了一种明显的批评--影片经过精密计算，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似乎完全不存在偶然喜悦的可能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影片坚定不移的完成感让人不快。剧本中详尽无遗的细节，为制造戏剧性和紧张感而进行的精心调整，无意中束缚了观众的个人阐释能力。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昭然若揭，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电影模棱两可的神秘诱惑。从本质上讲，导演蜕变成了一个木偶师，以如此明显的技巧精心安排着每一个节拍，以至于电影的本质成为了导演无情的牵引，一步步引导着每一位观众完成叙事。

第76届戛纳电影节已于5月27日落下帷幕，经历过疫情三年的疲软之后，今年戛纳迎来一次爆发，不仅有多位久违戛纳的老导演带来他们的最新作品，中生代导演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创造力。最终在今年竞争尤其激烈的主竞赛单元中脱颖而出的，是评奖前就呼声颇高的《坠楼死亡的剖析》，而其导演茹斯汀·特里叶也成为继1993年的简·坎皮恩（《钢琴课》）和2021年的朱利亚·迪库诺(《钛》)之后，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

茹斯汀·特里叶作为法国导演，是戛纳扶持出来的又一嫡系作者。2013年，她的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在戛纳首映，一鸣惊人，获选当年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 2016年的《维多利亚》则入围影评人周单元，并提名法国凯撒奖五项大奖。到了2019年她以《西比勒》入围戛纳主竞赛，再到2023年登顶金棕榈，特里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让人惊叹的创作跃升。

和获得评审团大奖的乔纳森·格雷泽的《利益区域》相比，《坠楼死亡的剖析》有着更强的戏剧张力，尤其法庭戏的部分拍得引人入胜，这意味着此片会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而特里叶对夫妻关系中的复杂情感与真相谎言富有层次和深度的展现，让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场对亲密关系的审判，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解剖”（Anatomy）。

正如片名所明示的，《坠楼死亡的剖析》开始于一场死亡。主角一家三口生活在法国的偏远山区，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丈夫从屋子上层坠落而死。自杀？他杀？当嫌疑指向妻子，并由此展开一场繁琐而持久的审判时，观众也与两人的儿子一起，逐步进入这对夫妻情感中更为不堪与分裂的部分。

虽然故事大相径庭，但《坠楼死亡的剖析》与导演前作《西比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里叶在本作中不仅延续了她在《西比勒》里对作家身份，以及文学与现实之间虚实暧昧的探讨，更有意思的是，延续了她对“语音记录”这一意象的特别关注。在《西比勒》中，身兼心理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西比勒，将自己病人讲述不道德恋情的谈话偷偷录音，以此作为自己创作小说的灵感；而在《坠楼死亡的剖析》中，丈夫在死前录下的一段录音，则成为撕破夫妻和谐表面的重要证据。在两部作品中，“语音记录”都指向亲密关系中更私密更袒露的部分，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何特里叶在《坠楼死亡的剖析》将做出关键证词的儿子设定为一名视障者：比起“所见”，“所闻”往往更接近情感的真相。

作为女性导演，特里叶为本作注入了颠覆性的女性视角。女性观众在观看此片时或许更能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的隐秘控诉：桑德拉·惠勒饰演的妻子不再是传统关系中的弱者，相反，她对自由的追求，对开放式婚姻的拥抱，以及身为作家在事业上的成功，让丈夫成为不平衡关系中挫败失落而无法成就自我价值的一方，而这通常是女性/妻子的位置。

但千万不要把本作看作一部撕破情感假象的翻转戏剧，《坠楼死亡的剖析》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恰恰是面对被揭露的分崩离析，妻子对此做出的回应与剖白。外人很容易通过最不堪的部分来对双方做出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但这往往只是亲密关系中最尖锐的那块碎片。所有的美好与丑恶，共同构成了情感的广阔谱系。无论经过多严密的程序和多详细的剖析，都难以窥得全貌。在电影的最后，案件迎来了清晰的判决，但一场对感情的解剖，终究只能到达暧昧的彼岸。

首发于《环球银幕》

坠楼死亡的剖析中，“法庭”是象征性的。对坠楼原因的审判，实现了每个人生命中某个时刻都曾有过的愿望 - 对复杂情侣关系的审判。

关系中没有绝对的真相。尽管我们在生活中已多少掌握这些材料：无法控制的争吵，关系不同阶段中的背叛，同行夫妻之间的失衡和嫉妒，以及心理医生与伴侣之间对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认识。这些材料相互交织，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被逐渐剖开，再层层分析中逼近真相。材料的饱和和真相的缺失，促使观众目不转睛地跟随着整个审判流程。

最后，我希望可以更多看到Sandra的心理解剖。她似乎是在这个审判中最终有理的那一方。她在看待丈夫的情况以及事故后如何对待儿子方面显得异常正确。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性且隐忍的伴侣，一个乐观且充满爱心的母亲。我可以相信她在丈夫坠落事件中是无辜的，但在夫妻关系的崩溃中我则难以相信她的无辜。电影中提到了她与家人关系紧张以及她离开家乡的决定。她自己的真相很可能也充满了扭曲，但电影中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更深入地探索她的内心世界可以为夫妻关系的"解剖"增加更多维度。尽管这可能会成为一部独立的第二部电影...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