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剧中的母亲对孩子说，当我们离开时，要留下点什么。没想到的是，却把孩子留在了土耳其传统尘埃之中。
这是Feo Aladag自编自导的处女作，能够做出如此“狠心”的决定，足见该女野心很大，或者说动力很足。作为影片中母亲的希冀所在——德国，也给了导演足够大的支持，该片代表德国参加2011年奥斯卡评奖。
在伊斯坦布尔长期忍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女主人公，最终决定带着儿子一起迁到德国生活。在柏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女人不断开始新的生活，以及被旧日子追赶。有了新的工作，有了新的爱情，却没能有真正崭新的生活。在与丈夫的儿子争夺战中，她的孩子被自己的爷爷和舅舅们误杀。然后，然后就黑场了。
女人接下来的生活会什么样子，不身处在土耳其的白墙青瓦间很难预料。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如此不同。曾经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笔下，看到伊斯坦布尔像一堵老去的，斑驳陆离的墙。墙上绘满光怪陆离、光芒四射的图案，却因为岁月的侵蚀，不断卷曲的墙皮上，只能依稀看到石墙曾经的荣光。那也是令人着迷的景象。帕夏的宫殿似乎永远不会死去，蜷缩着身躯等待将深陷其中的孩子指向死路一条。
那一切都仿佛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而并非现实。即使如《纯真博物馆》那样言之凿凿，带有具体年份的故事，也因为帕慕克那被浪漫啃噬到酥的骨头渣而显得罗曼蒂克。在伊斯坦布尔灰暗的房间中轻数情人吸过的烟蒂，这份浪漫可以让塞班乃至塔利班都变得花容失色。
但是这似乎只是幻像，一张夕阳透过诗人的眼眸，投放在墙上的幻灯片，一张一张之间，用黑场连接。Feo Aladag所说的“有价值的电影”，理应是中间的黑场。在影片结尾字幕缓缓上移的时候，我在想，黑与白在哪里被悄悄转换了？
奥斯卡外语片奖的竞逐，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用来展示自己，不如说得更透彻点，是用所谓现代眼光审视不同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之间差异性。我得承认，我是站在比奥斯卡还“主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因此《当我们离开》犹显创痛。
但是结合到那面斑驳的石墙，至今游人往返不断。曾经出差在一间犹如新龙门客栈般伫立在荒野中的火车站和一个朋友聊起帕慕克。他告诉我，他与我的方向相反，是因为憧憬伊斯坦布尔而对帕慕克感兴趣。这让我想起长城内外，颐和园内……一个一个不断申遗，不断立项的历史，毕竟不仅是承载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传承，其中毕竟还隐含着“不同”。只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不同，只想起了骄傲，而那些“不同”又有多少是让人扼腕叹息的。
是历史让我们不同，更有历史让一个个民族有泪可流，有气可叹，更在上街散步99%被判非法的时代，还能勉强将反X运动当成全民健身运动。没有不同的历史，就不会有不同的现在。没有了不同的现在，站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上的电影该有多么了无生气！正是历史的不同，百花齐放才成为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刀将伊斯坦布尔的华丽宫殿与我们看来颇为保守和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切开。
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相同！耻笑、愤怒伊斯坦布尔令人崩溃的传统意识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自身的缺憾。Feo Aladag手里拿着的是“现代”的标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也成了“现代”的一份子，在什么时候又会被“现代”所抛弃。总之，这把“现代”的利刃已经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究竟何时我们才能相同？当那个世界大同到来的时刻，是否也已不再能区分天堂和地狱？

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四岁男孩的母亲，面对丈夫不断施加的家庭暴力，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子，她拒绝忍耐、选择勇敢，毅然带着儿子投奔娘家。她知道未来的路将无比崎岖坎坷，也知道等待自己的绝不是热情迎接的双臂，但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爱终能感动上天，化解亲人的不谅解。然而，她错了，身为一个土耳其裔的女人，妄图自由，代价唯死。

2009年，奥地利籍女导演菲欧-艾拉达自编自导首部剧情长片《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获得德国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奖，以及柏林影展最佳欧洲电影奖。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土耳其裔女性在争取独力自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悲惨境遇，不仅在主题上与法提赫-阿金的《撞墙》相似，连女主角也同样由西碧-科绮丽出演。两部影片最大的差异在于，《撞墙》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冲突下的爱情，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则是亲情。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中的女主角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土耳其裔女性吴梅（Umay），她的家人都移民到德国，她则嫁到伊斯坦堡。吴梅的丈夫是个传统的土耳其男人，对妻子和儿子都极为粗暴，动辄出手打骂，对此，夫家的人都习以为常也从不加以干预阻拦。但是吴梅不甘心就此过完一生，她选择当一个勇敢的现代女性，带着儿子出走、投奔住在德国的家人。

虽然吴梅的家人移民德国多年，但他们始终是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吴梅这种抛弃家庭的败德行为完全无法接受。如果这部影片只着重描绘吴梅的不幸遭遇，那它只是另一部《撞墙》，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肯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最突出的部分，就在于它站在一个平衡的视角，给出一个全面的描绘，告诉人们为什么土耳其裔的德国移民如此封闭守旧。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将近300万人，但当中只有30万人入德国籍，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虽然是德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但在当地的融入状况极差，普遍的教育程度也较低。毕竟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很自然地在彼此之间竖起一座高墙。因此土耳其移民总是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社区当中紧紧抱团取暖、也相互捆绑牵制。吴梅背叛丈夫的行为，不止辱没的夫家的名誉，也辱没了娘家在当地社区的家族名誉，让全家人遭到耻笑与排斥。

吴梅的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家长，保守且威严，得知大女儿带着儿子逃家后，立即厉声要求她回去。母亲同样是个典型的土耳其女性，在看到吴梅身上满满的伤痕后，虽然痛心不舍，但仍旧要求她像自己一般隐忍度日。家中的哥哥身为长子，自然是以父亲的威严、家庭的名誉为重，频频以暴力来对付妹妹的不顺从。吴梅的妹妹与她年纪最为相近，虽然能多些同情与理解同为女性的姐姐，但在家中从不敢发声、只求家庭平静和睦。至于吴梅的弟弟，他与吴梅年纪相差较多，可说是她一手带大的，因此两人自小便亲近，尽管他衷心希望吴梅能幸福快乐，但身为家中的幼子，完全服从父亲与哥哥的意思是他应尽的义务。

在吴梅回到娘家后，无论父亲和哥哥如何责怪、打骂，她都不肯再重返夫家，为此她甚至烧掉自己的护照。而当家人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将孩子归还夫家时，吴梅更不惜报警脱困，让警察护送她和儿子到女性收容所。吴梅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女性的独立自主，然而却让家人的名声遭到败坏、陷入困境。首先是妹妹被退婚，接着是弟弟在聚会中被耻笑、哥哥因为维护弟弟而遭到痛殴，父母也在社区里遭到排挤抬不起头来。为了小女儿的幸福，吴梅的母亲低声请求吴梅牺牲自己回到夫家；为了恢复部分的家族名誉，吴梅的父亲领着吴梅的丈夫来带走孩子，但吴梅仍旧选择坚决抵抗，既不愿意回夫家、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

亲情走到这个地步，只剩悲凉。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巴掌、哥哥的巴掌，不停地打在吴梅的脸上，也打在她的心上。而当最疼爱的弟弟终于也伸出手掌掴自己时，吴梅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继续。父亲的弟弟也曾背离教义追求自由，父亲为此一再赞许当中的勇气，吴梅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家人连一点都理解和包容都不能给她？面对吴梅的质疑，父亲语塞了，他没有答案，但当他收到通知去探望弟弟时，他终于找到答案：弟弟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自己对他的赞许也是错的。

吴梅的父亲颠簸了很长的路途才抵达弟弟的家，沿路无比荒凉破落，弟弟一人孤身躺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头，像一条病倒路边的野狗，这就是一个土耳其人背弃教义、选择自由的代价！吴梅的父亲虽然保守、虽然严肃，但终究不是铁石心肠，对于大女儿的坚持，他也曾试着宽容，否则他不会在吴梅的眼泪和哭喊声中转过身、低下头。但当他看到自己弟弟的下场时，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名誉、保护其他家人做出选择，纵使必须撕碎自己的心也在所不惜。

■那天，吴梅抱着儿子走在路上，弟弟突然出现叫住她，说有话要跟她说。在经过这一切后还能和弟弟见面，吴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走着走着，弟弟的脚步却越来越沉重、步伐越来越缓慢，吴梅不得不转过身去看落在后头的弟弟，结果看到的却是弟弟手中握着枪指着自己。吴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要杀死自己的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最亲最爱的弟弟。

弟弟终于是没能扣下扳机，泪湿的眼和颤抖的手再在逼着他转身离去。弟弟扔下枪、跑向刚刚抵达的巴士。但才上车，他便立即冲向巴士的后座、拍打玻璃窗拼命喊叫。原来，哥哥知道他一定下不了手，一直躲在一旁观望等候，此刻正从吴梅背后快步走来。吴梅没有听到弟弟叫唤的声音，但却听到抱在怀中的儿子对着自己身后叫人。吴梅当即转过身来，就这样，哥哥手中的刀子狠狠刺进儿子身体里。这是一个土耳其女性索要独立自主的代价，这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维护家族名誉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

究竟这当中是谁做错了什么？是吴梅应该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该违反教义出走？还是家人应该承受羞辱排挤而不该重视名誉胜过亲情？也许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礼教我们总要用来自我要求，但当我们用这礼教严厉地约束他人、指责他人时，兴许正以礼教吃人、逼人走绝路而不自知。

就影片的拍摄手法来说，整体调性不免过于煽情，有些内容也流于夸张和极端，但影片的流畅程度和视角高度，不得不让人对导演在处女作里的出色表现表示赞赏。

Die Fremde，德文原意是“局外人”。

片子的开端，不过是一般女性励志电影的老生常谈：

为了逃离暴力的丈夫，结束压抑的婚姻，嫁到伊斯坦布尔的25岁德国籍土耳其裔女子UMAY，偷偷打掉了腹中的胎儿，领着幼子CEM，回到柏林的娘家，决心从此和父母及弟妹共同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即便在德国这样开放进步的国土，土耳其移民社群却仍然牢牢地被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所禁锢：结了婚的女人，是属于丈夫的，孩子，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即便长期遭遇暴力，也应该循循善诱，等待丈夫浪子回头。

离开丈夫的女人是下贱的婊子。而一个离开丈夫又抢走孩子的女人，更是应该千刀万剐万劫不复。这样的女人回到娘家，简直使整个家庭都蒙上了奇耻大辱。

诚然，她的父母和弟妹们是爱她的，也爱她的孩子。只不过，在整个土耳其社群和男权的价值观面前，他们对她的爱就显得苍白软弱，微不足道。

她怀抱着独立自主的美好愿望强势回到父母家中，并反复申明：我的家就在这里！她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血浓于水”。她不信神，她想要左右自己的生活。她要工作，同时继续中学学业，然后上大学，然后……

可惜家人们并不配合她的意思，在无奈接受她与丈夫复合无望的现实后，便要遵循传统“道德”，强行将小CEM送还给男人的家族。为了保护孩子，她不惜报警，在德国警察的护送下，她和孩子住进了妇女收容中心。在强力社会福利系统的笼罩下，她如愿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还认识了对她关怀备至真诚相待的金发德国男友。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UMAY的生活渐入佳境的同时，她的家庭却因她而蒙羞。作为“名誉受辱”的家族，她的家人们沦为整个土耳其社群的笑柄。弟弟因受辱与人斗殴。而妹妹的未来公公，更是因此要求解除婚约。谁知小恋人早已珠胎暗结，婚礼势在必行。腹背受敌的父母只得“破财消灾”，重金请求男方家长收回成命，婚礼终于如期举行。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婚礼上，UMAY竟身着盛装，带着儿子不请自来，使妹妹尴尬至极。家人驱赶之，却一来二去，被她披头散发奔上舞台，夺过话筒，泪如雨下地向众人诉说道：“你们说我玷污了家族的名誉，你们说我下贱，但我的儿子CEM是无辜的，他今年四岁了，是个好孩子。他有权利出席小姨的婚礼！……” 她仍然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的“血浓于水”，并恳求父亲重新接纳她和儿子。

UMAY要自由，传统家庭观念毕竟却深深地种在她的脑海，她接受不了无“家”可归的现状。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要家人的垂爱。可惜世事往往不能够尽如人意。UMAY的母亲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只是有句话她没有说错，UMAY要的太多了。

但UMAY是个倔犟的女人。她想要的，一定要得到。于是她三番四次地返回父母家中乞求修和解。而她的反复出现，却犹如一记记重拳，使得家族原本不堪的名誉在土耳其社群中层层抹黑。因此她的父亲和弟弟含泪决定清理门户——将荡妇杀死，将孩子归还，以挽回家族的名誉……

结局就不透露了。这种荒唐不可思议的谋杀，叫做“Honour killing”，指的是女性被一个或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維护家族名声的理由杀害，这类事件在封建制度女性地位低下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我国旧时将通奸妇女投入“猪笼沉塘”。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名誉杀害事件高达5000起。在这样的环境下，长辈管教孩子，男人管教女人，噼噼啪啪几记耳光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最危险的武器。意识，才是最致命的瘟疫。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教育孩子？
人的身体被禁锢的时候，还有思想可以是自由的。可是当人的思想被禁锢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希望呢？
UMAY，是个想要突破传统，实现自我的女性，却仍然摆脱不了自幼耳濡目染的传统家庭观念，仍然被对“家”的强烈渴望所束缚。她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局外人，也是西方开放社会的局外人。她想与社会抗争，却不能够彻底，摇摆着铸成了悲哀的结局。

我国女性也呼吁平等。
每每怀孕女孩被男友抛弃的时候，我们就谴责男人的不负责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要求男人为自己的自己的身心负责。就好像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责一样。
当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这两个人之间还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所以当妙龄女子嫁给年长的男人，我们说她爱的是钱。年长的女人和年轻男子做朋友，我们又说她样小白脸。作为男人责任范围内的产物，女人只有被抛弃的时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同情为基础的认可，多么可悲。

男权社会，世代相传。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男人和女人的地位真正平等的那一天，并不是女人非要做和男人相同的事，而是承担得起相等的责任。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明白……

（芷宁写于2011年12月16日）
有深刻寓意的影片大多是通过不断详尽地再现典型事件本身、剖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弊端、解读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以试图带给观众一些有益的提示和思虑，并通过光影化的思辨，力求寻找到通往更美好平和生活的路途。
而写实类影片也往往是很多无法替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有力代言，德国影片《当我们离开时（Die Fremde）》根据真实发生过的恶性暴力事件改编，通过这部影片，观众仿佛看到土耳其裔女性生活现状的艰难和苦痛，而当忍耐到极限，反抗一旦觉醒时，她们不仅会遭遇四面楚歌，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更令人感到无望的是，如此这般生命的代价，却是大家族的集体决议，这让这部影片在凝重之外，还带着几分撕心裂肺的沉痛。
该片导演菲奥·阿拉达戈曾表示，自己有责任把这种生活的真实一面拍出来。她做到了，此番，这位女导演将精准的笔头和冷静的镜头对准了穆斯林女性所生存的环境，即便遭遇家暴，也得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一旦逃离既定的轨道，即便需要娘家的帮助与庇护，于老旧的传统和所形成的社区氛围而言，这都是碍眼的，不能被接受的，于家庭利益而言，亦然。因为这会使家族蒙羞，让家族成员举步维艰，在这种大环境下，再美好的亲情也难经得起考验。
在德国有不少的土耳其裔，他们在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依旧遵循着自己的传统，即便某些约定俗成缺乏人性与理性，与现代进步背道而驰，他们的主流依旧会遵循，并果断维护，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而跳出这个框框的人或事，才是他们感到不妥的，不仅不妥，而且必须除之。
众口铄金在如今的地球也不是什么古老的稀奇事，人一旦被所处的圈子非议排挤，便预示着他将无法全身而退。片中嫁到伊斯坦布尔的Umay（西贝尔·凯基莉饰演）年仅25岁，已是5岁孩子Cem的母亲，为了儿子的未来，她决心离开只会用拳头和老二对待她的暴力丈夫。当她带着孩子回到位于德国的娘家时，起初的天伦温情很快便被她所说的实情“撕毁”，大弟立刻暴跳如雷，而此后发生的一切让Umay完全陷入到无助的境地，她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起初亲密的妹妹因婚约差点被姐姐这个污点毁掉而痛恨她，Umay一手带大的小弟也在父兄的暴力式“调教”下、周遭态势的严峻变化下渐渐改变了态度。
Umay出现在妹妹婚礼上的戏是全片的重点之一，它表现了一个家庭对一个柔弱无助女性的无情。父母的漠然，妹妹的厌恶，小弟的驱逐，大弟的大打出手，都让Umay对父亲诚挚道出的“血浓于水”成了一个可笑的传说。
在德籍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的影片《在人生的另一边》中饰演耶特一角的诺塞尔·柯丝，出演了片中Umay打工餐馆的老板。柯丝仅仅用几个面部表情就表明这是一个善良而有阅历的老板，她深知土耳其裔家庭的特点，她冷静地告诉还对与娘家和解抱有幻想的Umay，在社区和Umay之间，父母只会选择社区。言外之意，Umay是孤立无援的，她等待父母手足回头的想法从根上就是幼稚而错误的，在男权族权高于一切的传统穆斯林家庭中，Umay的选择无疑是在挑战传统和权威，勇敢的她、很爱儿子的她选择了一条注定要被族人“判定”为死罪的路。
片尾，病床上父亲的道歉比小弟所持的手枪和大弟所持的匕首更显得残忍，他老人家一句“对不起”便是对努力生活中的长女的人生交代。纯真孩童的血来得突然，也来得触目惊心，当一个原本可以不存在的悲剧发生时，人们会追究反思，只是这个追究反思也会走得很艰辛，有时候，在有些地方，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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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結局對cem實在心疼不已。

他乖乖的跟著媽媽去過不同的家，每次他都看著不說話，小心的問，在每次離開的清晨，安靜的跟在媽媽身邊，但他卻成了反抗的犧牲品。他是矛盾的起因，也是矛盾的結局。

每種文化下都有沉重的枷鎖。尋找自由，就好比翻山越嶺。umay挑戰的豈止是家人，她挑戰的是她所在的整個人文文化，宗教背景下的文化。而她卻是孤軍奮戰。可以說，umay這個角色代表的是在這個給婦女扣上沉重枷鎖的文化背景下，要掙脫的婦女群體。出於各種原因，她們放棄掙扎。因為下了這座山去爬那座山，很多人會因此而放棄念頭。

她沒有做錯，卻要一直承受痛苦。這就是悲劇。

哭了又哭。。。周五影院的黑暗中，我的四周，隐隐传来同样压抑的啜泣声，这声音让我感觉不孤独，为着此刻世上有同样流泪的人。。。原以为这只是一部讲述隐忍的痛苦和坚强的爱的打动人心的纪录片，却没想到导演可以如此残酷，毫不留情打碎所有温暖的希望，一把将人推下无尽深崖。如果这就是冷酷的现实，还有谁足够坚强能够怀有爱和希望活下去？！

离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离婚本身，也不在于因离婚所损失的那部分好处，而在于三人成虎。

进城不容易，出城会更难，当你打算出城的时候，肯定是有一部分原因让你不得不出去。比如说无爱，比如说无性、比如说无能、比如说出轨、比如说家暴。如果不出去，你会生不如死，看见对方那张整日在你面前晃悠的脸就觉得反胃。如果就这样也还罢了，关键是他还会不停的对你提要求，你失去了婚姻的权利，却不得不继续婚姻的义务。

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之前的付出，等等等等。直到真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未必好合，但时间也要熬过百年。

也有人选择了维持婚姻的体面，在外面偷偷成立一个小家——我自逍遥我的，该回家的时候再回家。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这样表面的和谐伤害或许会更深。

也有人选择了破釜沉舟——老娘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你。比如说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比如说生活中大部分的离婚女人。电影里的主人公带着满身的伤痛和年幼的孩子回到家乡，本指望亲人能够接纳她，却不料父母在舆论的压力下，一次次把幼子送还给那个恶魔般的丈夫；比如说大弟弟、二弟弟直接抡起拳头打她；比如说妹妹拒绝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唯一的原因是：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

纵然婚前有百般好，离了婚的女人就是满目苍夷，谁都可以嫌弃，活该被瞧不起，不得不永远低下头做人。能认清形势便也罢了。如果万一拎不清，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还试图得到家人的谅解和接纳，那就只能拿真爱和幼子的性命来赌了。当然，结局是她赌输了。这可以理解，因为任何赌博都有输有赢，你不够强大，何苦去赌？

所以，如果真的打算离婚，就远离之前生活的圈子，把自己放逐，静静的疗伤，免得让那些你爱的人再次伤害你。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份能养得起自己和孩子的工作，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然，离婚的另一个代价就是，你不得不东搬西挪，为生计发愁，从而让孩子跟着你一起吃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女人，即使婚姻已经一团糟了，却始终不肯离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亲朋，一听到有女人想离婚，第一反应是劝和而不是劝离，即使婚姻本身已经死亡。

那么，我的态度是什么呢？离！当你真的认为离婚更好的时候，要坚决离掉，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止损非常重要，不然你会因此短命十岁、迅速苍老，这样活着远远比死了更痛苦——前提是你够独立，能承担起离婚的代价，也能独自处理因离婚带来的的麻烦！

不懂德语，查字典证明法语片名是直译之后，觉得中文片叫《异客》才合意，因电影说的是一个在德国长大（未知是否德国出生）的土耳其裔女子嫁去土耳其之后经年无法再忍受充满暴力的婚姻生活，携子私逃回娘家，却在土耳其社会风俗的逼迫下，在自己父母的家中，在兄妹的眼中，成为一个“异类”而被驱逐的故事。

身在故乡却为异客，不为外界所熟悉的土耳其文化引发的猎奇心，和各个国家许多团体一直为其治标尤其治本之道而努力不怠却尚未在文艺作品中留下太深痕迹的家庭暴力这一当今普适性问题牵扯的同理心，意图加入欧盟却被一再否决的介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与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培养其精神上的下一代的欧美文化之间的冲突，遵循传统文化不敢行差踏错半步的父母与奋起反抗想要无惧往荆棘林中挣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的女子之间的矛盾。大珠与小珠，错落入盘，照理说本应很美，我却不大喜欢。

首映式上导演现身——这大约是我在首映中见过的最bavard(e)的导演，在滔滔不绝十几分钟的介绍中提到两件事，第一这部电影她是专为“家暴”这一主题拍摄的，开拍前曾用了几年的时间查找和准备资料，第二本片虽然采用了一个土耳其家庭为背景，但无意针对伊斯兰教。

因本片是去年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片，在法国公映之前已经在不少国家上映过，可知导演特地提到的这两件事实在是在之前的反馈之后总结得出的“未雨绸缪”之道。不过问题就在于，在探讨一个当今普遍的问题时，偏偏却挑选了一个极端的典型，而在剧本之中亦没有想出别招来点明题材与中心之间“以小见大”的特例属性，难免造成焦点的模糊，相信应有不少观众在看完此片之后，除了为女主角的不幸遭遇洒两滴眼泪之外，就是将炮火对向伊斯兰教管辖社会内与现时主流文化各各不相容的特色。

而事实上，尽管今时今日坐在法国的电影院里，看到父母极力要拆散自己亲生女儿和她的独子，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也定要将自己的外孙送回到他生父那里的作为，友邦观众一开始都生出极大的惊诧和不适应，但事实上一段时间过后，友邦观众就会发现自己对这样的社会模式并不真的陌生——法国观众可能觉得遥远些，我这个观众观众却能实实回忆起当年我父母离婚从母上的单位一直动员到我们所住的小区的大妈们一个个前来说项的骚乱，外公外婆也不顾母上幸福与否更加无视我支持他们快离的鲜明态度，极要他们“为了孩子凑和过下去”的亲情压力。而且我相信。

甚至暴力，我们也并不陌生。回想自己的童年，与我同龄的中国观众脑海中播放的片段里大概都少不了类似电影中那一幕“闭嘴”然后一个巴掌打在孩子头上的场景。我们的父母举着“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根本没有实践证明其合理与正常性的古话，在大庭广众下脱了裤子“竹笋炒肉丝”，因一点小事便赏两个“笃栗子”吃吃，乃是家常便饭。长大到不好轻易动手的时候，还有各种轻则伤点皮毛重则剥夺尊严的体罚。

而这些“同理心”，却是走出电影院坐到地铁上才反应过来的。电影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女主角婚姻中的“不幸”，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任何前戏女方也无快感的活塞运动，放一个拍小孩头和推老婆的场景，后来由女主角与其母的对话中证明观众从这些浮光掠影中生出的联想——他确实打她。如果是做一个以“家暴”为主题的电影，这些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她为什么嫁给他呢？他几时开始这种行为的呢？她又为什么忍到现在呢？最后是为什么终于下了决心呢？相信这些疑问才是能在观众中引起共鸣，并让人更深入地去探讨“家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将女主角的命运归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野蛮不开化”

而电影恰恰把重点放在了这些“野蛮不开化”上。土耳其社会群体的闭塞——影片的大部分时间在德国，而除了几句德语和及时介入的警察之外，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父系家长制度的极权——比起女主角的丈夫，她哥哥才是本片中“暴力”的象征，而他这种习性毫无疑问是“有样学样”，父亲教育的“优秀成果”；宗教引领下社群的不理性——影片中多次出现在清真寺礼拜的场景，且女主角的老板在登门恳求无果后极有针对性地吐槽女主角父亲习惯的“安拉与你同在”的送别语——“别把神扯进来，这事儿跟祂没关系”，在整个影片的氛围中很容易造成“要摆脱这种苦难先要摆脱这尊神”的印象。于是有人会觉得乃是“针对伊斯兰群体”以至于导演要特别在放映前澄清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女主角的性格形象也前后不一，除了“坚强顽固”这种极粗糙的概念之外，并没有给人真实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剧本中缺少有关她的背景故事而造成观众与她的疏离感，另一部分则是全剧并不是由人物自然而然地“导致”情节，而常常出现“情节需要人物做这样的事所以伊这样做”的情况。婚礼上的冲突是影片需要的一个高潮，从这里开始整个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所以一个疼爱孩子，告诉他说“我们出走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你爸爸其实很爱你”的24孝妈妈，就带着她那个饱受折腾极需要家庭的孩子冲去这个她明知不会友善的场合，一次不够，两三次地任孩子亲眼见他的舅舅阿姨外公外婆如何地想要摆脱他们。这种行为不仅缺心眼——女主角因自己的决定而成为“异客”，但她不是真的“外来者”，对自己成长的社会只要有基础的了解就应该知道现场绝对不会张开双臂欢迎她的，而且缺少说服力——这与女主角之前悄无声息从婆家带走孩子的性格并不相符。

最后，我不喜欢那个结尾（以下剧透，请回避）



一般电影中极少有杀死小孩的。因为孩子作为下一代，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希望”与“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英雄电影总是热衷救小孩，而黑色电影中常常不会出现小孩的形象。最后这一招原意是将悲剧推上最高点，从而让人憎恶这种毁灭性的暴力。但是从电影的角度解读，似乎女主角一切的努力与斗争最后全都失败了，她不仅失去了父母家人也失去了这整部电影核心的动机——她的孩子，她的未来，她的希望。这样的结局，除了用洒狗血的方式让闻者痛见者泪难过一把，将同情化为戾气之外，对“vs家暴”的问题非但没有提出可供思考解决之道的门道，反而给蒙上了一层极为悲观无望的色调，似乎在说——c’est la vie，能忍还是忍吧，你看反抗是没有好结果的吧。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题材，也是个不错的切入点——从家庭社群的角度来解读家暴生成的土壤。只是线索给得太不明确，把太多力气化在了感性的同情上，而太少篇章在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