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之旅

《地狱之旅》是有关《南京！南京！》拍摄过程的纪录片，相互参照着看，银幕内外极为惨烈。纪录片开头导演陆川说到了梦境里士兵在占领后的废墟之城上舞蹈，这大抵是《南京！南京！》成片最原始的诱因，如何将脑海里细微闪现的念头变成鸿篇巨著，尤其是他所面对的题材敏感性，表现手法的特别性，必须要兼顾历史事实和电影艺术，对导演无疑是巨大煎熬和考验的过程。


南京的1937年，是中华民族的痛史，那曾是中国历史上深痛入骨髓，经历岁月洗礼冲刷都淡化不了一段血泪往事，如何剖开表象将冰冷的残酷拿出来展览，这个过程本身就犹如地狱之旅，仅仅是一线念想之光也不过如一指轻点地狱之门，推开后踏进去，地狱之旅才刚刚开始。



《南京！南京！》的拍摄过程很痛苦，揭开伤疤有许多种方法，哭诉的、淡漠的、唠叨的，官方的、民间的、第三国的，等等等等。电影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南京的日常状态，冷枪时而出现，脱下军装的士兵藏匿于民间，中国平民并非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能够想到别人，尤其是以认领亲人那一场感天动地的大戏，无数的男人被并不相识的女人领走，哪怕被发现被枪毙。对于架构一个城市的生与死，导演和主演们都有着太多的想法，或者是不知道究竟应该以何种方法去诠释，取和舍都是抉择，抵抗跑偏和远离拧巴是新生代影人的共同希望。


这是一部事先张扬的电影，历史事件早矗立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有着历史的、政治的、想象的多种记忆储备。电影中有着多个声音在叙述，抵抗组织的、国际友人、普通民众以及日本军人，但并不嘈杂，但是残酷、直接，写实到让人目不忍睹的地步。铭记南京大屠杀，不止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每个人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我们有权表达自己的历史，更有资格来宣泄情绪，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欣交集，那都是中国人可以自主选择的立场。


同时不可轻视的是场景美术道具布景，用有限的实物资源来辅助角色的出色演来完成视觉效果上的特殊震撼。譬如导演对美术就慰安所的要求，没有形象化的要求，反而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个慰安所要像一个年轻时样貌美丽的憔悴老妇人，容颜已经消亡却还试图用劣质脂粉厚厚的覆盖住脸庞，是残花摇摇欲坠的苍凉和无奈。对于战场城墙的要求是要没有硝烟的战场，冷冰冰到无生气，另类的战争，让人不曾见过又不寒而栗。


在充满冰冷绝望的死亡之城里，死反而变得不是最可怕的，关键是毫无尊严，人在时空之间，划出生命的轨迹，但是1937年南京城破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却成为颤悸空间。安全只是承诺，日本人随时可以闯入，他们的生与死并不由自己掌握。而日本人的生与死，中国人又应该如何去关注呢？


　　电影将要结束的时候，有日本人的祭祀仪式，再然后是一个日本人背负一些罪自杀。一个人能否就可以令观众的仇恨放下，绝对不可能，况且他崩塌的是他的内心，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律上有追诉期的规定，但是历史真实、道德良心却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既然我们可以对夏桀、商纣、秦桧做出三四千年后的批判，《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所描写的历史也不过是75年而已，咱们中国人不要去哭诉，要以事实为准绳，做出全方位、大格局的呈现，宏观上日本人屠杀了30万中国军民，微观上那都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他们可以从事于任何行业，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然而日本人的到来，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向死而生。


没有记忆就是遗忘，遗忘过去就是背叛历史。72年前的战争，是关系中华文明是否存续的关键之战。文明的冲突，是根深蒂固存在于血脉之中的，遗传在深层次的文化密匙之中。日本人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只能以空间换取时间，做焦土抗战，做出最大之牺牲。拉长战线，将全中国都作为前线，而日本对南京以至于全中国的军民都采取无差别对待，即不遵守任何国际法和不成文习惯。事实上，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早有了思想上的准备，无论将来是做了顺民、汉奸还是抵抗者，再或者是希望苟活于乱世做个灰色的小老百姓。但是，当年的亲历者和当下的观众对于那场战争的记忆绝对不是晦涩的印象。


谁在记忆？谁在遗忘？谁在反思？《南京！南京！》在还原真实历史，陆川的努力要在绝对角度上肯定。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的视角是不会相同的，《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可以相互参照，彼此提供了他者的目光。小江的脚镣不再发出轻灵的声响，她的头发再也不能夺目，光华的身体被日本人践踏，在冷风中被抛弃，扔在一起的慰安妇死亡率达到93%以上，兽性和人性在此怦然相遇。是该让历史的真面目清晰起来了的时刻了，拂去历史的尘埃，让鲜活的、惨痛的历史重现。在过往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右翼对于历史的掩埋力度远远超过我们恢复的努力。

我们更不能以“反日”、“愤青”、“简单的爱国热情”来形容这部电影的努力，也不应该以可能的外交纠纷而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日本人善于化妆历史，在当下国际形势下，中国尤其要站出来，《南京，南京》中日本军人的单兵作战能力如此之强，是在当年他们的强大国力、艰苦卓绝的训练和坚定如一的武士道精神为基础的，在电影的最后，日本人的祭祀仪式充满着足够的神道教风格，对于日本军人来说绝对是灵魂上的洗礼，将鼓舞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陆川对于《南京！南京！》抱定的决心和用其从打借条的一百万开始，完全颠覆了正常电影立项、引资、筹拍的流程，反而是在无资金、无立项的情况下断然用仅有的一百万着手拍摄，这种巨大的风险若不是导演对自己和影片的信心任谁都不敢轻易尝试。而开拍前十天电影剧本外泄；因恶劣的气候导致拍摄基地迟迟无法竣工投入使用；剧组中有人不顾资金紧张而投机取巧只为从中牟利；拍摄中资金链断裂导致停机四十余天之久；外界各种质疑的舆论之声从一开始都没停止过。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中的导演和主创团队犹如地狱之中行进，往前看不到微弱之光，左右又是险境丛生。



中国要超越日本，必然需要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的建立，当然我们不需要躁狂和迫害其他民族、国家，但需要从跬步、滴水做起。揭开那段充满伤疤的历史，为的是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历史，特别是要铭刻历史的细节只有细节才能够让后世明白怎样到了今天。《南京，南京》中唯一活下来的小豆子，吹着蒲公英的花絮，走向明天。


在没有达成共识的基础之前的所谓宽容，不过是自我矮化和主动湮灭历史真相的无谓一厢情愿的“宽容”。岂能坐视，既然淞沪会战之后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都还有健在者发出昂扬的声音，“南京！南京！”断然就不会暗哑。站起来，说出我们的观点和态度，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可以愤怒，但不应该简单。当今的中国和日本，有着多种沟通渠道，即便是PK也是一种交流。政治层面、民间接触，但一定要先让真相大白，否则他国就是地狱，中日之间尤其做如是观。日本不给中国一个中国接受的说法，就始终难以逃脱被清算旧账的宿命。



我们如何反思，就是我们的态度，最终形成我们的记忆基因。

对陆川的专访预谋了大半年。2011年底，他的《南京！南京！》获得第37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是这部曾在国内饱受争议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得的众多奖项中最新的一个，也是极具分量的一个。这一荣誉此前的名单中有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黑泽明的《乱》，还有沃尔克·施隆多夫的《铁皮鼓》。

2012年初，陆川确认担任国家体育馆“大型驻场视听盛宴”《鸟巢-吸引》的总导演，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人后又一“跨行”操刀实景演出的电影名导，他需要面对的，是“实景秀”日益雷同乏味的行业现状，以及鸟巢那能容纳八万人的巨大体量。2012年5月，电影《南京！南京！》的纪录片《地狱之旅》首次公开放映，这部拍摄、制作时间比《南京！南京》还长的纪录片，终于在“正片”上映3年后面世，登录视频网站首日，就迎来了过百万的播映次数，再度引发了对《南京！南京！》的讨论。

2012年6月18日，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产业论坛上传出“陆川哽咽流泪”的消息，此前一周，他备受瞩目的新片《王的盛宴》推迟上映，这部云集了吴彦祖、刘烨、张震三大男星的古装大片，号称要“展现给观众一些他们可以相信的东西”、“表现真实的历史，过去真正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在原定上映的7月5日，陆川在微博上这样写道：“……电影的上映期，‘大约会是在冬季’，歌词是这么写的，我想，大约会是在深秋吧……”

7月12日，带着关于以上诸多事件的许多疑问，我们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图片产业基地“竞园”的“川制作”里等待陆川。这座三层小楼的入口处横挂一幅巨大的《王的盛宴》海报：开阔的草丘上，仅有孤木耸立，一位孤独英雄，披甲伫立一旁。一楼的接待区放置着几尊现代雕塑，靠楼梯的墙上，依阶悬挂着《寻枪》、《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的海报，二楼是错落有致的办公区，三楼除了陆川的办公室，还有一间舒适的小型放映厅。

我们被引进三楼的聊天室，书架塞得很满，其中1/3都是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出版物，长台的一角放着《王的盛宴》中某个场景的模型，门侧立着包起来的两把道具刀，一尊佛像安放在聊天室的一角。

离约定的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陆川才从糟糕的北京交通中挣扎出来，赶回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刚开始采访，看得出陆川多事缠身，状态疲惫，但一深聊，他便又兴奋起来。连同后来与《地狱之旅》导演李北北的三人谈，这次花去了陆川近四个小时。离开时已是深夜，道别后，陆川转身回了办公室，据说还有未完成的工作。那个瘦瘦高高的逐渐掩藏在夜色中的背影，我们在《地狱之旅》中也曾见过。

电影是人性的展现

了解陆川的记者，都会谈到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名为《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在1998年底和1999年初分三期刊登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上。研究生陆川写道：“所谓‘体制中的作者’就是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体制的尊重，在充分利用体制内提供的资源（类型和电影机制）的同时将对体制的尊重转化为作者的自觉，并且能执著地在表达中始终关注文化命题的作者。”陆川有时会提到这篇论文，只不过人们很容易将其忽略。如果以陆川已经面世的三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和最终呈现为索引，人们会发现，这份写于15年前的论文，恰是陆川执著践行至今的理念。

“我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大家都去拍地下电影，那时我就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中国电影体制内还是有路可走的。如果你的选择就是对电影节说话，接受电影节的扶植，那坦率地说电影节的政治倾向也很重。我觉得电影是人性的展现，不是政治的展现。如果展现了一部分政治，目的只是展现政治体制下的人性变化。我的选择是为人服务，记录人性。这种创作方向只有和大众进行对话，跟他们沟通才能产生最大效益。”

基于这种定位，陆川需要做的是去了解体制，与体制对话。“我在任何场合都这么说，赵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前副局长，现任文联党组书记）、童刚（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等一批我所接触的电影局领导都是特别扶持中国电影、千方百计为中国电影想办法的人，中国电影这10年的辉煌跟他们是有关系的。说白了，《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这种片子能保持基本核心上映，就是他们的努力。不是我沟通技巧有多高明，这只证明电影局愿意让这样的电影出来。”

《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都是幸运儿，特别是后者。在纪录片《地狱之旅》中可以看到，在未立项就开机的情况下，陆川成功“说服”了电影局的领导们，“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往前走了一步”，最终《南京！南京！》以核心几乎未作调整的状态登上了大银幕。

“那几年中国电影其实在爬坡，银幕数在增加，政策也在放宽，反而是中国电影相对比较好的日子。现在投资人变得更胆小了，因为美国电影的进入，大家的趋利心态变得更明确了。如果说之前大家还有艺术抱负的话，那么现在有良心先把电影做好然后再考虑盈利的制作人变得稀少了”，陆川说自己在上海电影节上并没有痛哭：“没有媒体说得那么夸张。”

《南京！南京！》让我了解中国

急速吹胀畸生的国片商业体制、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所催生的无形的“观众体制”。都在不断考验着陆川这个想做“作者”而不是“职业者”的年轻导演。陆川说：“现在挺麻烦的是，好莱坞电影教育了中国电影十年，教育了中国观众十年，反而变成中国观众一进影院就要看大片的习惯超过了世界各地。大片就是大场面、轰炸，他们的偏爱已经表现为一种偏执。”

比对“场面偏执”更猛烈的“观众体制”出现在《南京！南京！》上映后，“从那一次被攻击的烈度来说，《南京！南京！》基本上留在中国电影史上了”，陆川说：“我跟你说你都不能相信，从开始筹备到做完，我都没有想过《南京！南京！》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我就觉得我干了一件正常的事情。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们的教科书就只有两篇，但如果你把所有的现在已翻译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全部看完，会和我有一样的看法。不一样，我陆字就倒过来写。”认为自己正常的陆川当时遭遇了极大的争议，除了学者的批评，还有部分观众的“无法接受”。

开始几天陆川有些慌，有些惊恐，后来更多的则是思考：“我觉得那是那个时期民众整个历史观的反应，解放后几十年的历史教育必然会有这反应，或者说那代表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到底多么昌盛，多么繁荣。我们选择了一个跟传统历史观不一样的方式和姿态来讲《南京！南京！》，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当时社会和民众的宽容度。它让很多一贯表面上很右的人一下赤裸裸地变成民族主义者。谈历史首先要讲真实，在真实历史的情况下再去分析，哪些是民族大义？哪些是爱国主义？哪些是背叛？哪些是忠诚？”

在被好莱坞电影教育最深的美国，观众却对《南京！南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陆川说：“《南京！南京！》全美上映期间，美国排名前十的影评人都写了整版报道，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到纽约，评价都非常高，最后进了金球奖，还拿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从2009年9月的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开始，《南京！南京》在全球获奖十多项。

“其实《南京！南京！》引发的争论不是在技术层面上，不是在叙事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层面上”，陆川说：“这部电影出来后，某些人突然摆出了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前一天他们可能还是自由分子，还鼓吹地下电影，反对电影局管理，所以我Confused（迷惑）了。电影局的人觉得这么去做一部反战电影是中国电影的进步，他们却说这是叛徒。还有人突然组织了四五场讨论会，专门骂《南京！南京！》，什么历史观错误，什么失去民族大义。在批判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方式和思想工具恰恰是他们一直反对的。这番话特别想当面对他们说—你反对一个东西时间长了，势必会带上你所反对的人的烙印，这可能是一个真理。”

《南京！南京！》当年引发的争议好似已随风而去，但它或许已默默影响了许多人的内心，起码对陆川而言是这样。“它一下子把中国的底给搅起来了，让所有人都尘归尘，土归土，大家都露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这才是我现在要拍《王的盛宴》的原因。再拍一部，没准你们会更高兴，这给了我更大的勇气。”

《王的盛宴》试验性更强

当得知陆川要指导《王的盛宴》（原名《鸿门宴》）时，央视英语频道《今日话题》节目主持人、制片人杨锐问道：“你拍古装片是不是意味着妥协？”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理质疑，在遭遇质疑后转身拍摄历史剧，迈向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曾步入的古装大片之路，一路选角下来，吴彦祖、张震、刘烨的加盟让这种解读更像模像样了。

“我当时在心里就叹了一口气，古装片已经被糟蹋成这样了。 Period Film（年代电影）在国外是一个类型，不能说拍这个就是妥协，或者不拍哪个就是不妥协，什么片子都有妥协的。大家看了我前面三部戏，就会知道我拍古装片肯定是带着不一样的想法去拍的，无论是形态还是表现上。”陆川强调，《王的盛宴》不一样的是“说法”：“任何一段书写成文的历史，你钻进去看，里面都可以提出几个不一样的说法来，那就更别说《史记》了。”

陆川认为，《王的盛宴》要提出的问题是：到底历史是什么？他们在《史记》里找了一个突破点：刘邦为什么杀韩信？“《史记》里说韩信叛变、夜袭皇宫，我们在结尾时说这有可能是故意的错杀”，他打了一个比方：“萧何、张良、韩信，西汉三杰，都是哥们来的，都在一办公室干过，一块为大汉上市干过，但是一上市之后肯定要冤死一股东，这个策划者肯定是‘乔布斯’和他太太，周围的高管把其中一个高管给弄死。其实《王的盛宴》结尾在讲这个。”

“它出来之后，大家看了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至少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它不适合外国人看，因为肯定看不懂。我没有特别大的野心，就想拍对中国有帮助的电影、有用的电影。这其中包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

“我这样说，你一定想看”，陆川笑了，尽管他也说：“做《王的盛宴》没有像《南京！南京！》那么有踏实感，或许因为这次的试验性更强，前面的几版理念冲得有点猛了，有点锋芒毕露了。”推迟上映对《王的盛宴》来说或许反而是好事，陆川可以用更充足的时间来调整他的首部古装电影。至于什么时候能登上大银幕和观众见面，陆川说，虽然迟到了，但一定会到。



陆川VS李北北 《地狱之旅》记录《南京！南京！》四年辛酸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录片《地狱之旅》再度让《南京！南京！》回到影迷的话题中心。在“川制作”所在地的一间饭店内，陆川和《地狱之旅》的导演李北北和时代周报记者一起聊起了这部纪录片的种种。

樊建川和樊建设

时代周报：《地狱之旅》的全部拍摄素材跟最后呈现的110分钟是怎样的比例？

陆川：十比一。

李北北：整个拍摄出来有700盘带子，每盘带子有40分钟，而且上下集，这还没有算后来的采访带子。

时代周报：人物采访是什么时候做的？

李北北：有一部分是在拍摄现场做的，有一大部分是结束后在现场之外做的。

时代周报：有些内容是针对《南京！南京！》引发的批评的，陆导也谈了一些争议场面他背后的思考，这是特地补充采访的吗？

李北北：有一些确实是。比如说对于屠杀本质的阐述，“祭祀舞蹈”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当时采访时就讲到它的初衷。还有就是“刘烨之死”，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男主角拍了一半就没了？

时代周报：陆导曾说自己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出版物，但在纪录片里只看到陆导搬来的十几本书。史料工作没有拍吗？

陆川：其实拍了，你（指李北北）跟乔宇之前采访过我。

李北北：那是2007年，还在筹备，是开拍之前。其实史料除了书籍之外还有大量的影像资料、照片，以及很多日本的纪录片。

陆川：里面缺一个重要的人物，樊建川。建川博物馆给了我最大的查阅量，当时把库房打开，我一个人在那待了好几天，我的团队在那待了一个月，每天戴着白手套翻阅资料，这个也很重要。当时樊建川给我免费吃住，他出版的《荻岛静夫日记》也给了我最大的提示，我看了几万张的照片。我觉得《地狱之旅》没有写他真的很对不起他。当时我也忘了。

时代周报：通过《地狱之旅》我们了解到，《南京！南京！》的启动资金是陆导写借条拿来的。

陆川：借我钱的是樊建设，他是一个商人。这种传奇人物也应该出镜，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昆仑饭店，第二次在他家，剧本看完了，聊着聊着他就走神了，不知道想什么，突然他说，我借你100万元，行吗？就打了一个借条。整个开机费就是那100万元，撑了好长时间，前期大家都先不发劳务，这100万元就是用在吃喝拉撒、打车、盒饭，还有买些办公用品、租房。人员劳务先往后退，一直撑到覃宏的钱进来。这说明中国真有这样的奇人，他愿意做这种事。

李北北：这个借条就裱起来，镶在一个框里。

陆川：我一直保存着。

不懂的电影圈潜规则

陆川：那700盘带子里面有中国电影最具象的活标本，有一个年轻导演拍一部戏所有经历的事情，那里有全套的潜规则大全。

时代周报：譬如里面陆导在拍摄中间突然关起门来查群众演员的人数。

陆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破坏行规，把人的财路断了。我拍到第三部戏都不知道副导演可以克扣群众演员的钱，制片主任会克扣盒饭，外联制片会从场地上捞钱，我都不知道行业里的这些规矩。因为我们都是学院派，就是拍戏，哪知道这些。在《南京！南京！》的时候我就会挺身而出，说你凭什么克扣群众演员的钱。到了《王的盛宴》，我会保证我不沾，但已经没有那么激烈了，只能警告他们说别做得太过分。现在川制作进行公司化管理，层层都以预算为准绳，预算内可以不管，过了预算就要问责。

时代周报：什么让你学会了“妥协”？

陆川：《南京！南京！》搭景招标1000万元。后来我才知道应标的人全是制片主任家的亲戚，打着建工的名头，其实是三无企业。我在一笔款打给私人账户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当时很生气，直接把那个制片主任开了，但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管理错误，你知道现在反腐败都是这种想法：要把贪官留在位上，因为新来的更贪。这个吃饱了，你换一个，他照样重来一次。

时代周报：所以当时搭景工程耽误了跟这有关系。

陆川：再来的人再谈的时候还要拿回扣，这些事不能深说，太复杂了。你会觉得掉到一个洞里面。幸亏是我，多少导演就死在这事上，就是死磕。

时代周报：好像还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

陆川：当地人希望拍完电影布景能够留下来，但这全是剧组的钱，和他们没有关系啊。闹得不太愉快，拍戏的时候一个门洞的景烧着了，他们以为我们要烧掉布景，一下来了很多人，后来我就赶紧打电话安排撤退，连撤退都出了很多好玩的事，有人走土路突围，有人躲在一个地方住了一晚上才跑，打仗一样。我、制片、司机三个人就留在那里处理事，我也害怕，但我得在那等，他们就把我的车四个轮子都卸下来，让我跑不了。那天在公安武警的帮助下还是跑出来了，突围出去的。

时代周报：他们可能知道你以前的电影有名，想借这个布景发展旅游。

陆川：现在也可以旅游，蛮漂亮的，没烧完，我们搭了一千亩，那只是个门而已。

李北北：听说那圈起来了，卖门票。

时代周报：《地狱之旅》也讲了资金、审查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好像讲到一定程度截止了，这是因为担心放映尺度吗？

陆川：我们俩（和李北北）那时就争过，她说导演这不行。

李北北：点到为止确实因为太敏感了，而且当时怕影响《南京！南京！》。

陆川：有些东西还是文字记录比较合适。管伙食的，开始什么都没有，管着管着，家里买车了，换表了，换手机了，什么都有了。一部戏成就了好多人，这些细节写在书里比较好。

中国电影浮沉录

时代周报：《地狱之旅》拍得很感人，但好像讲得更多的是如何不容易。如果能更进一步，将《南京！南京！》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本，扩展一下外延会更好。

李北北：其实这个片子是有两条线索的，第一条线索是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另一条是它的生存过程，它在现实当中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时代周报：陆导在《地狱之旅》里分量可能太重了，除了陆导之外，应该还有很多面可以折射更多的内容。

陆川：其实赵睿拍了好多。比如我会上说话，开完会散了，一关门，一帮人说“这傻×”。这其实特别重要，这才有意思。我是从作品角度说这事。一部电影是什么？一部电影是一万个意见怎么拧在一根绳上的过程，纪录片不能做成歌功颂德，它更高一层的价值是文献价值。一个项目从2005年发端，到2009年4月终结，它存在的意义是记录着4年间中国电影向上爬坡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诞生的过程。

时代周报：可以暴露得更多些。

陆川：对。我从来不怕。《德尔苏乌扎拉》是黑泽明最伟大的电影，有一篇文章讲拍摄过程，他曾自杀两次，他觉得这部戏完了，中年危机，这部戏拍砸了，完蛋了。电影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不是神创造的，电影在所有困难和环境下顽强地生长。

时代周报：有网友说看《地狱之旅》看哭了。

陆川：眼泪一抹觉得这是励志的电影，会使这事的价值降低。像《黑暗之心》（《现代启示录》纪录片）就不会让你哭。拍仰望电风扇，响起直升机声音那场戏的时候，那哥们（演员）痛哭、喝醉，一拳打向镜子，真流血了，所有人冲过去给他包扎。其实《南京！南京！》里刘烨也挺痛苦的，他听说我把他（的角色）枪毙了，拍枪毙那一天，他特别难过，一个人搬了椅子坐在门洞里。那一瞬间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友谊，所以《王的盛宴》他跟了我八个月。高圆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她来剧组最早，无怨无悔，在最后一场彻底爆发。

时代周报：日本演员稍显单薄。电影的题材和他们的身份在当时应该很微妙。

李北北：日本演员的状态有拍，但是没有那么丰富。其实当时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其中有一个演员就要崩溃了，吵着要回日本。日本演员的采访都做了，但是最后没有录进去。

陆川：我觉得可以用日本演员自己拍的照片补充进去。他们自己喜欢带着相机，拍了无数照片。从他们的眼睛看这件事很有趣味。他们在东京的旅馆第一次见我，有一个人带着一把刀进来，是包好的一把日本木头武士刀。

时代周报：《地狱之旅》拍摄了四年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陆川：我觉得她（李北北）挺不容易，很坚持，很感谢她，李北北是靠她的智慧总结出《地狱之旅》的。摄影师赵睿后来都拍晕了，不知道该拍什么，有时候开关机都是反着的，但我依然感谢她，生命最珍贵的价值是存在，我认为你不管什么状态，你在这呆了八个月已经是牛×的，因为有太多人走了，前前后后在这剧组服务过的有1500多人，她还在。

时代周报：有些纪录片是不断剪，不断丰满的。

陆川：其实可以重新再剪一版，就叫《中国电影沉浮录》。我鼓励李北北继续，公司提供支持，把《地狱之旅》做成作品。

这部纪录片主要是讲了拍摄《南京！南京！》过程中导演组，尤其是陆川遇到的许多困难。记录片的名字《一个电影人的长征》，很恰如其分，其实，这部纪录片就是关于陆川的一部电影，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成长史。我觉得“地狱之旅”不太合适，拍摄《南京！南京！》的过程对每一个参与制作的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凤凰涅磐的过程。

纪录片给人的感动，不亚于电影本身给我的触动。之前看《张艺谋和他的金陵十三钗》也有这种感觉。观众更喜欢这类风格的纪录片，新鲜，也能了解一些幕后的电影故事，知道一部电影的拍摄出产要经历这么多重重险阻困难。同时也会更深刻的理解《南京！南京！》这部影片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会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拍，那么拍？我想看完此片后，观众会得到答案。就比如我之前一直觉得刘烨明明应该作为主演，为什么就那么突兀地死了，感觉这个地方没完，是个遗憾。

我喜欢陆川导演的一话：“一个历史它有很多很多面，像个多棱镜一样，它必须都得有，它才能立起来。那对于南京来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被屠杀、然后我们放弃、投降。 这些东西其实你说错了吗，也没错。。。。。。其实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这一面的对面，或者在它的背面，整个这个民族在被侵略的过程中间，它的抵抗，它的这种自我拯救，它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挣扎过，可能软弱过，但在死亡的这座城市中间，他们最终都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尊严。也许很多人在半道上就死了，但是有些人是幸存下来的，至少那希望要幸存下来。”

或许你看完这部纪录片后，也会得出自己的一些感受。

亲历过《南京南京》在天津拍摄过的一天，光从教堂上的窗户撒进来，群众演员们一部分在里面等着下场戏，一部分穿着棉袄在外面晒太阳，摄影师曹郁在调机器，这场戏双机拍，副导演在指导外国演员拍戏。认识了一个制片老乡，他请我吃了午饭。

快上映的时候，看了这片子的场景图，刘强同学给我们拉过片为了让我们更了解导演的每一个镜头。

又过了很久，我知道了这部纪录片，但却迟迟没看到。

现在这片终于出来了，像已经过去好几个世纪，一下又把我拉回到2007年的冬天，看见圆圆在教堂，小江转身的那滴泪，还有站在高处冲我们挥手的陆川。

看过很多电影拍摄的纪录片，我觉得这部最有诚意，就像电影本身一样，不回避错误和问题，它像陆川一样一起挺了过来，还有那么多陪《南京！南京！》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团队。

这片子拍的不容易，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难，导演和制片人的身份本身就有矛盾，但这是一个经验，就像陆川说的，不用再解释什么，一切都走过来了，我们共同收获了很多。

这片子推荐给所有想拍电影，一直坚持梦想的导演们。

原定七月上映的陆川的新片《王的盛宴》以非商业理由延期，其潜台词中的无奈不言而喻，在此期间，倒是他的前作《南京！南京！》的幕后纪录片《地狱之旅》在优酷上亮了相。早在2011年11月，美国的kino公司发行的《南京！南京！》蓝光里就有一个长达113分钟的幕后制作纪录片，因为没看过那张碟（此碟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很多国外的碟评网站都给出了音画满分），所以不清楚那个纪录片是否就是优酷现在放出的这个《地狱之旅》，于是在优酷上看完了它。

对于幕后纪录片，一直以来都有兴趣观看，这种习惯是从DVD时代的花絮开始的，很多人会觉得看个电影就够了或者已经够累了，为何还要看花絮？还有些人抱着钱钟书的母鸡与鸡蛋的理论，对幕后花絮不感兴趣。幕后花絮首先是娱乐产品本身的一部分（有多少人是看了汤姆克鲁斯亲身上阵迪拜哈利法塔的幕后纪录视频短片后去影院看《碟中谍4》的），更重要的是，花絮也可以让喜欢电影的人更亲近电影，就像特吕弗说写影评能让他更亲近电影，看幕后花絮也是同理。很多幕后花絮甚至比正片还要精彩。

国外的幕后纪录片有些做得非常之好，精彩程度不亚于正片本身，在DVD这个载体诞生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著名的幕后纪录片了，比如关于荷索拍摄《陆上行舟》的纪录片《Burden of Dreams》，以及科波拉的太太拍摄的关于丈夫执导的《现代启示录》的纪录片《黑暗之心》等。

DVD时代也催生了很多优秀的幕后纪录片，比如关于《银翼杀手》的纪录片《危险的日子》，将此片当年拍摄的过程、五大版本的诞生原因做了详尽的介绍，等于是让观众了解了这部科幻片是如何成为经典的，而关于《妙想天开》的纪录片，又向观众揭露出了导演特里吉列姆是如何为了影片的最终剪辑权和环球公司大老板内斗的，猛料迭起，妙不可言。

华语电影的幕后纪录片，若要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当属甘露拍摄的关于张艺谋《英雄》的纪录片《缘起》这个超长的纪录片本身并不是经典，其里程碑的意义在于素材的价值，这点与近年来部分凭借着素材本身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独立纪录片有类似之处。《缘起》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英雄》拍摄时的重点事件，而且影片也经过了张艺谋的官方认可，但在观看此片时却因记录的详细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纪录片到底是在歌颂剧组还是在揭露剧组？由于是官方纪录片的缘故，因此片中有很多明显是歌颂式的段落，但不知是何原因，在一些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里，却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真实的、鲜活的中国电影剧组的幕后故事，这些幕后故事，到底是好还是坏，有待观众自行判断，由于幕后纪录片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独家的渠道，让观众了解电影摄制组这个陌生的行业，到底离真正的工业化还有多远？

《地狱之旅》也有类似的功能，甚至在揭露阴暗面上，做得更为彻底。这部由李北北和乔宇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与《缘起》一样采用了纪录片女导演的旁白和视点，并毫不避讳地向观众展示了在拍摄《南京！南京！》中，导演遇到的各种困难，除了敏感的立项、审批、审查之外，更多的是关于资金、管理以及电影业大环境的，比如，陆川在纪录片里做的最多的动作除了站着思考外，就是去各种场合喝酒，喝酒的目的各式各样，有的为了投资，有的为了拍摄，想到小津长期合作的摄影师厚田雄春有一个坚强的胃，才经得起趴在冰凉的地面拍出了榻榻米视点，将来的人形容这一阶段的中国电影史，坚强的胃可能会再次被提及，但提及的方式却有些叫人哭笑不得。陆川也亲自在镜头前直指剧组里部分人员的贪污现象，这在当前社会里司空见惯的弊端，由当事人的直接指出，构成了这部纪录片里最触目惊心的一幕。

除此之外，这部纪录片的记录重要性在于还原了影片的创作思路，即为何影片会走到最后成片这一步。从纪录片里看，我们依稀分辨出了影片的原始视点是来自刘烨扮演的士兵，似乎影片是围绕着他如何逃出南京城展开的。随着各种不可测的原因，包括剧本提前在网上泄露、中间遇到的停机事件、外景搭建的延期、演员档期到期的逼近等，多次修改的剧本最终放弃了此前的设定，并形成了现在成片的日方视点为主。这种视点的转移，最终成为了影片争议的最大焦点。通过纪录片的还原，观众可以略为了解与理解它。

这部纪录片在记录陆川的拍摄同时，也记录下了他的心理转变或者说裂变的过程，虽然后者是隐性的，甚至即便导演本身站在了陆川这边，但记录本身仍提供了完整的可循的线索，比如关于高圆圆的段落、比如刘烨的段落。若观众稍加留意，也许会理解在影片的视点转变中，陆川自己的心理转变也悄然完成，虽然表面上大家看不到，但通过影片的人物，也许可以找得到这种内在共通点。也许，这就是这部纪录片的最大价值。






其他华语电影幕后纪录片推荐：
《如花》：关于张艺谋《十面埋伏》的纪录片
《青龙街19号》：关于王小帅《青红》的纪录片
《路有多远》：关于吴宇森《赤壁》的纪录片
《未尽之路》：关于魏德圣《赛德克巴莱》的纪录片

也很期待《可可西里》的纪录片，重新被挖掘出来。（图文版可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67c1d01015iln.html）

“我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我一定要穿墙而过，是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拆墙的人，撞了墙我会拆墙。” ——陆川
　　（一）
　　陆川就像一个地狱使者，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走进那段地狱般的历史。
　　他举着火把，执着地往前，从不回头，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跟着，跟着他逐渐步入那黑暗的核心……
　　（二）
　　对一个人追根溯源并不容易，因为对真实的解读总是存在误差。但过程的记录却充满力量，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真相，现实的真相和心里的真相。
　　四年，影像、文字、采访……与陆川和《南京！南京！》相关的记录已堆积如山，各种向度、各种气质，庞杂而粗糙，因为事实的本来面目就是庞杂而粗糙的。
　　我习惯将这各种记录称之为“碎片”， 她们也许并不完整，却如刀一样坚硬锐利，能划开那些自以为是的揣测和雾里看花的美感，直抵真相。
　　（三）
　　坐在电脑前，我突然开始嚎啕大哭，不可抑止、没有缘由。
　　今天是2008年12月22日。
　　自从纪录片进入后期以来，我就每晚噩梦不断，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莫名痛哭。
　　每天面对着如山的素材，一点一点地看，一点一点地记录。脉络逐渐清晰，人物开始丰满。我渴望进入他们的内心，跟随着他们一起，撕咬痛苦、心力交瘁。重新梳理的过程，是重新经历的过程，而这次是我一个人走，追寻着他们的足迹，穿越黑暗。
　　我突然觉得孤独异常，便给陆川发去短信，希望他能给我答案。不一会，他回复了一条：
　　南京的过程中，我在最绝望的时候总会对自己说，别怕……最黑暗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别急，会过去，我们的时代就要来了……所以，看梅兰芳，我确实流泪了……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所有在挣扎中的艺术独行者，看到了历史的宿命……
　　我突然明白，他的内心一直是孤独的，而电影是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四）
　　“我觉得对我来说，电影是一种传播你的精神力量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传播一种你的见解，你对世界的认知，你对历史的一种看法，你对人存在的一种感受。”
　　我相信，这种表达的渴望从来都是原始而冲动的，如同潜伏在体内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准备要喷薄而出。
　　在文弱和谦和的背后是坚硬和狂妄，比书生气的笑容、擦得明亮的眼镜片更接近真相的是野心和狠劲。他要的表达是不一般的表达，他关注的主题不是个人化的，而是宏大的普世的，有关人性和死亡。
　　从《寻枪》开始，当西南山区小镇上的警察马山发现枪丢了之后，他的整个世界、所有的生活秩序就都坍塌了，寻枪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己往昔生命经验和生活经历的一种重新找寻和重建的过程。《可可西里》最初叫作《巡山》，巡逻的巡，有一种宗教仪式的感觉，那是朝拜，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种追溯。到《南京！南京！》这种关注更加极致。
　　“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因为它强有力，它直接能够触摸人性最底层的东西，恐惧，关于死亡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在那种死亡的废墟上的那种人性的挣扎，懦弱，背叛，拯救与自我拯救。它能触及人性最核心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川时，他对我说的。
　　我曾试图找出他偏爱这样的主题的原因，比如他从小就喜欢把皮带绑在身上，把能捡到的棍子都插在身上；比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三岛由纪夫的书，书中对落日的描写，对死亡的崇敬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岁月无法侵蚀的印记；比如他在十几岁时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还比如等等。但最后我发现这些寻找只是徒劳，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血液里的。陆川说他相信神秘主义，在他身上，我觉得真的有神秘主义。
　　（五）
　　陆川总是把自己逼入绝境，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2003年，他坚持带领大队人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连续拍摄了一百二十多天，那里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最低温度零下四十度。他击碎了自己原来的所有虚构，只想无限地贴近那里，赤身裸体地贴近那里。他不只一次的呕吐、晕厥，似乎只有生理的极限才能带来心灵的充沛和感受的真实。
　　2006年，他开始“南京”之旅，这一趟无异于一次地狱之旅。“南京”的体量和难度都远远超出了陆川的想象，他原以为这是一个十层楼高的事情，但当真正云散的时候发现它直插云霄。十四个月的筹备，八个月的拍摄，时间的长度已不能衡量身体里、心里累积的痛苦，虽然这长度足以令人发疯。立项的否定、资金的短缺、人员的大幅流动、长春外景地的黑洞、停工、剧本泄露、停机、急性阑尾炎、阑尾炎复发……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每一次都足以摧毁任何与“梦想”“信念”有关的想象，也足以粉碎“投机”“噱头”这类廉价的猜忌。在绝望的情绪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支撑他走完的只剩下本能，活着的本能，活着走出死亡之城的本能。
　　拍戏让他变得疯狂、极端、歇斯底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简单粗暴，他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但他没有后悔，对他来说，那么做没有为什么，没有应不应该，只是必须。
　　任何意义在本能面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只有弱者才需要意义，强者只需要赤裸裸活生生的存在。
　　李北北

不仅是电影人的长征，也是中国电影的长征！记录片记录了事件一个过程，这个事件透露了很多生活和社会中的信息，记忆深刻的是除电影拍摄之外的那些个管理、资金链、社会关系等，表现就是喝酒！饭局！权利、腐败和炒作等社会丑恶的一面被无相表现出来了。
当然也有正能量传出来了！追求理想和梦想的决心和信心，是陆川这次长征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坚持就是胜利！值得看！特别是在你看了《南京！南京！》后再看这个记录片！

　　《地狱之旅：一个电影人的长征》与《南京南京》的关系相当于D9碟中的幕后拍摄纪录片，但它又不仅仅是停留在花絮的堆砌和关于影片本身的访谈上，它带有更多对于中国电影制作环境的观察和揭露性质。因此，即使与《南京南京》剥离开来，这部纪录片也有着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除了那些让人无奈的黑幕，还可以让有志于从事电影创作的人清楚一个导演在摄制组中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所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那么简单，而是一次心灵的地狱之旅。
　　《南京南京》在拍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在中国电影制作体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包括立项受阻、资金断裂、剧本泄露、内部腐败等等，导演陆川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损耗在这些突发状况上，他要陪各种人喝酒，要突击关门对群众演员查人头，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这部影片中，让我们对中国电影所处的生态环境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这个过程带给导演的创作力和心智的成熟已经不能用长大成人来形容了，他需要在尽可能保持纯洁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理想的前提下，将自己历练成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并达到最终的妥协与合谋。
　　陆川在后来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说：“《南京！南京！》搭景招标1000万元。后来我才知道应标的人全是制片主任家的亲戚，打着建工的名头，其实是三无企业。我在一笔款打给私人账户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当时很生气，直接把那个制片主任开了，但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管理错误，你知道现在反腐败都是这种想法：要把贪官留在位上，因为新来的更贪。这个吃饱了，你换一个，他照样重来一次。你会觉得掉到一个洞里面。幸亏是我，多少导演就死在这事上，就是死磕。 ”这些事在他拍摄《王的盛宴》的过程中应该还会碰到，但他应该不会像上次那样干关起门来查群众演员人数那样破坏行业潜规则的事情，这是一个个体与体制艰难的磨合过程，也应该是每一个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创作者必需的心理准备，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演员。
　　我很喜欢看崔永元制作的一套名为《电影传奇》的系列节目，其内容是回溯一些老电影创作过程。我喜欢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在那里出现的电影都是什么艺术精品，反而是大多数作品在当时畸形的创作环境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媚俗和唯上，但是通过回味那时的电影工作者在体制的缝隙内挣扎求存的历程，可以与现实取得一种奇妙的对照，因为这是新中国电影人与之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困境，那条紧箍咒时松时紧，但它一直就在那里，冷冰冰地审视着每一个可能成为它的猎物的人。
　　比起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无疑是壮大繁荣了，但这种壮大还是没有让它成人，而是在体制的枷锁和市场的驱动下被妖魔化为一个怪兽，它碾压着创作者的良知，透支着行业的信用，扭曲着消费者的诉求，中国电影的体制化生存是电影从业人员永久的命题。陆川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中写道：“ 所谓‘体制中的作者’就是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体制的尊重，在充分利用体制内提供的资源（类型和电影机制）的同时将对体制的尊重转化为作者的自觉，并且能执著地在表达中始终关注文化命题的作者。”其实对于大多数承受体制和市场双重挤压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创作状态。于是我们很难看到创作水准呈持续上升状态的中国导演，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宁浩、张扬等不同代际的导演，本来他们有机会通过自由的创作来成熟自己的理念和技巧，但随着他们越发深入这个行业困境，就越发面临各种无奈和媾和。我不敢说陆川能否在接下来的《王的盛宴》中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但从它面世的艰难来看，我只希望这个妥协的结果不至于让影片锐气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