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2011

《天赐》很低调，一副黑尾鸥破壳而出的易拉宝竖在中关村金逸电影院的一块角落里，与春节前贺岁档那些个圈钱电影的造势宣传大相径庭。

原来，更低调的是《天赐》这个拍摄团队。影片历时7年全程的野外拍摄，后期制作又用去三年时间，真是十年磨一剑。

虽然本片与外国佬们的那部《鸟的迁徙》在视觉效果，纪录片拍摄手法、角度运用各方面依然有很大差距，但《天赐》谦虚，低调，严谨，真实的拍摄与记录的态度，真正值得我们尊敬。我也更加期待如此客观，真诚，本土的纪录片能源源不断地涌现。

作为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天赐》通过一只黑尾鸥从出生到成年的生命历程，以记录拍摄的方式，反应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如何从弱小变坚强，如何逆流而上与命运拼搏抗争。身处逆境，依然要绝境逢生，黑尾鸥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生命的映射。

生命的旅途无非就是顺境与逆境，《天赐》在传递，顺境时充分享受，却不能忘记居安思危。逆境中不要硬碰硬，学着沉着冷静，勇敢坚强。

个人感觉天赐最大的败笔，就是徐静蕾等人的配音。中国导演总是把原本很好的东西统统制作成了故事片。加入明星配音，采用故事推进模式的剪辑手法，丧失了自然纪录片原始的触动心弦的力量。适得其反，反而让《天赐》落了俗。

可如果没有明星配音，电影又少了噱头。不能把一部没有旁边的纯纪录片推向市场，如此“风光片”感觉十足的《天赐》，脱离了故事片的定位，就跟注定了吸引力的缺失。毕竟目前国内观众尚未具备掏钱看纪录片的素质，整个电影市场也是混乱，如此原生态的电影该怎么定位，值得思考。

当然，我很享受本片沉甸甸的诚意。我想：更享受的是《天赐》的拍摄团队，在渤海与黄海间，黑尾鸥栖息的小岛上荒岛生存的他们，七年来面朝大海，亲近自然，看碧波荡漾，群鸥翱翔，这是何等的自由快乐。

春节假期，去了烟台，登上了岱王山，远眺黄海湾，海天相接，一望无际，有一群海鸥展翅翱翔。

真是心生倦恋，难以割舍这样壮丽的景象。

果然，一切都是天赐。

今天上午十点半看的,成都南一环路边的世纪电影,五元钱.

国产的此类影片能够拍成这样,难能可贵///

以下引用导演的话语:

说到这里突然有更多的话想说。影片是纯粹鸟的故事，必须有旁白，而且最后定为按三个年龄段的声音配音。出于对未来市场考虑成人部分一直想请一个女明星为影片配音。我接触了几个“星星”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后来宁敬武也试了几次也没成功，其实人家不接受也是正常的，谁让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呢？谁让我们是部小片子呢？谁让我没名气还想“沾”人家的光呢？不过我们只所以找那几个“星星” 不仅是因为她们是“星星”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一直都表现的很关心环保事业，还经常出现在一些公益活动中的的原因，可结果让我明白了还是我自己太天真，环保对个别人来说只是个口号和装饰品……。

旁白录音期间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记忆深刻：为了让片中的小鸟更让人怜爱就四处寻找年龄在六岁以下的小女孩来尝试配音，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叫张荠然的小女孩，配音过程却很不顺利，给她讲戏深了不行浅了不能令人头痛。
　　最让我膛目结舌的是，当片中“我”的俩个哥哥先后遇难， “我成了妈妈唯一的孩”时小女孩总是非常的开心，反复几次她的感觉都不对，我要求她应该是难过表情，没想到她突然很严肃的跟我嚷：“我就是妈妈唯一的孩子，我就感觉很好很开心呀！

导演的博客在天涯:我的鸟不是鸟.

转载的，挺有意思，和大家分享。

《天赐》不是“鸟”事！

贺岁档的影片好像一桌满汉全席,绝对丰盛,而且是一年比一年丰盛,一个个大牌导演轮流主勺,早都脸熟的大腕明星就像是一道道鲍翅皇。我们影迷难道都是吃满汉全席的主？难道过年的这些传统菜品没有让我们产生“味觉疲劳”？错了，错了，我们的文化需要和物质需要同样是日益增长的，我们也需要换换口味，尝尝另类。看了一篇新闻，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是拍鸟的，号称我国第一部鸟类故事片，挤进了贺岁档，于是就有了好奇之后就开始关注。可就是这样一部可能让我们换换口味的另类影片《天赐》，在春节期间难觅踪影，我甚至怀疑网上公布的1月21号上映是否是真实的。可惜的是这一切是真实的，而且正在进一步恶化，因为我忙活了几天跑了三家影院居然没看到这部电影。《天赐》遭到了如此冷遇令我费解令我多思。
谁之过？我看是管理部门之过。
电影的品质我想是没问题的，在网上看过片花也看了很多关于《天赐》的资料如果仅仅是一部普通的艺术片或者纪录片，它不可能在德国受到推崇，更不可能卖到北美去，老外绝不是傻子，更不是缺乏欣赏水平和市场头脑的“乐善好施”。
我们的欣赏水平难道就比老外差？一个鸟片，绝对不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老外觉得好的这样一部片子，我们的观众难道会觉得差？
我们的市场头脑难道也比老外差？这点，倒是有可能。发行方对这一部影片前期宣传近乎于零，他们是深信这部影片“好酒不怕巷子深”？还是仅仅把这部影片看作一部“主旋律”影片觉得宣传的价值不大？偶看是后者，因为发行方觉得即使投钱宣传，也没什么意义。偶都给你发行了，你要知足啊，影院不想排档期，和我无关啊。
影院的市场头脑也强不到哪里去。因为影院不需动脑子，成堆的片子正求我呢，谁名气大谁宣传做的好就放谁的，有没本的生意做谁会操那份闲心？人事都忙不过来还管你个破鸟事。何况影院讲的是效益，振兴电影事业是靠经济繁荣说话的。
电影本身具有艺术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院线制的改革造就了娱乐片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中国票房收入突破百亿大关，问题是，在这繁荣的背后，是否也带来了有品质作品的缺失？
为什么同样的院线制，在国外能制造出那么多兼具艺术价值、思想价值和票房价值的影片，在我国却只能制造出贺岁娱乐片？
在这里绝没有宣传偏袒那部《天赐》鸟片的意识,我是觉得,如果主管部门依旧面对这种现象无为而治或者束手无策的话,另类的非娱乐片会越来越受到冷遇,更妄论产生经典。《天赐》是鸟片，但它背后透露出来的现象决不是“鸟”事！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一部叫做《天赐》的片子，据说是“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后来，有爱鸟的朋友还特别提及它，并很遗憾地说，由于片子被安排在非主流时间，想看却看不到。

　　不久 ，我与影片的导演孙宪取得了联系，他的来信，让我感受到这部片子的尴尬命运。这位用7年拍摄此片的导演，却因片子不能为市场认知而感到身心俱惫。在信中，他坦言，“没有想到现实会如此残酷，或许我的追求偏离了大众的趣味，但我真的渴望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观众喜欢不喜欢的事，而是有多少观众能见到这部电影。”

　　让孙宪感慨的是影片在国内外的巨大反差。自1月21日上映以来，这部拍摄时间长达7年，过程曲折感人的影片，遭遇贺岁档极其残酷的市场挤压，在影院里难觅踪影，并面临惨淡收场的危机。而在2010年9月举办的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上，该片却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的影片”的荣誉。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从时间点来看，该片上映之时，也正是中国的国家形象片落地美国之际，而在人们热议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个问题，也即《天赐》这样的片子，其实正是非常好的国家形象片，因为它所传递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能够为世人所接受，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好感。

　　这是一部很具有亲和力的影片，它讲述了一只黑尾鸥从破壳而出到飞上蓝天的整个过程。用孙宪的话说，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故事，是写实而自然地将鸟的世界里的故事讲给人们听，让人们意识到，生命是平等的，都有尊严，哪怕一草一木都应受到尊重。这不仅是很好的环保教育片，更是青春励志片，即便是成人，看了，心灵也会受到震撼，而《天赐》中的黑尾鸥，从出生、觅食到试飞，再到高飞，并最终感恩自然的生命历程，又何尝不是一首生命的赞歌呢？

　　看到这部片子，会很自然地想起名著《海鸥乔纳森》，而这种生命和成长的主题、爱与感恩的主题，人与自然的主题，正如《光明日报》评论员所说，无疑都是具有国际化、普世化的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都具有相当的话语权意义。 　　在我的新书《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中，特别谈到了“包装中国”的问题，其中，增加各国对中国的认同感和熟悉感，非常有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进而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有意思的是，在《亲密关系》中，社会心理学家布雷姆等人提出了相像具有吸引力的观点，指出，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遇见和我们相像的人通常是令人安心的，在别人身上发现相像之处是令人舒服的，会令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式是合适的。并且，这种相似性是有回报的。

　　这其实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看上去，中国的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京剧等，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如果想得到世人的认同和好感，让国际社会比较安心于中国的崛起，增进共同点才是正途。在这方面，类似《天赐》这样的影片就非常有帮助。

　　令人欣慰的是，《天赐》并未进行大肆的宣扬，却默默地在上百部片子中脱颖而出，在科隆电影节获奖，并得到国外媒体很高的评价，影片的自然和丰富内涵，都让人对中国的电影文化刮目相看，也在事实上提升了世人对中国的良好认识。

　　这就好比我们遇到一个最近富起来的人，言谈中，发现他并不炫富，反而却对自然、环保及人性的话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津津乐道，你会一下子就觉得和他接近了，并且在心理上多了几分对他的好感。

　　事实上，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因为美国及西方媒体成天在谈论此事，我们再说就显得多余了。恰恰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需要带给国际社会的，应该是具有亲和力的，有文化内涵的，比较阳光的形象，而在世人所关心的环保等主题上，类似《天赐》这样的文化产品，就承载了增加认同感和熟悉感的话语权意义。

　　更进一步地说，这种让人看了安静并且内心饱满的影片，还有着冲淡浮躁的文化氛围的社会意义。这样的作品，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显得太少了，而我们的媒体，对这样的作品宣传得还是太少了。与其追星，不如“观鸟”。(张国庆)

2011年的3月底，我在北京游玩，洁开始在报社的试用期。某天清晨，洁发短信告诉我，我想看的那部生态纪录片《天赐》，赔了几百万。我从八楼望向天空，新一天的清晨阳光明媚，这个消息却着实让人心情抑郁。

又想起冬天的某晚，我跑去报告厅，厚着脸皮在一堆大一新生中找寻了个座位，只为一部生态纪录片，一部用七年时间拍摄的电影。是的，就是洁说的这部鸟类生态片《天赐》。

那天，所有的主创人员都在，他们朴实而坚定，为了一个不简单的梦想，执着了七年。这是一群为了电影如此单纯的爱好者，里面有影院经理，有基层电影放映员，有剪片员。他们用七年的青春，跑到海驴岛上拍摄黑尾鸥。

听着他们讲述拍摄片子其间的困惑、彷徨和坚持，内心的热气不停的往上涌。直到播放那段宣传片时，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我的眼泪忍不住下来了。我为梦想付出的努力，跟这些可爱的人们比起来，真是沧海一粟。他们的执着，是因为真正的热爱。

导演带着宽檐帽，不怎么言语。经常是多言幽默的编剧在一旁说着他们这个团队的辛苦和激动。纪录片在法国一电影节上获得一项大奖。导演说，那些法国人看完《天赐》后，都起立鼓掌。那刻，他们所有的委屈和坚持都在这一激动的鼓励中得到肯定。

法国的生态纪录片是我们的大爱。涛哥的纪录片放映课，放映过《流浪北京》，放映过《龙脊》，放映过《帝企鹅日志》。后来，自己下载了《微观世界》、《鸟的迁徙》，都是些漫着人文气息的法国纪录片。

很多时候的改变让人猝不及防。涛哥之后，被学院开除，到当地电视台工作，之后又辞职跑去深圳的某家报社做编辑。他所有的改变，都是命运戏弄的被迫之举。我在惊诧中听说这个事情，有一刻觉得世事无常。

《鸟的迁徙》就是一部难得的鸟类生态纪录片。而《天赐》也是中国第一部鸟类生态电影。虽然国外获奖，又打着第一部鸟类电影的宣传，但是它的票房失败也是在意料之后。没有那个艺术导演能保证自己的电影一定会赢得票房，墙内开花墙外香，是电影艺术的畸形。
我无意批评中国的电影制度，无意指责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水平，无意去指桑骂槐。跟电影的诞生地法国没法比，跟好莱坞世界美国没法比，我们缺少艺术，也缺乏技术。

导演说电影的名字《天赐》，是他一再的坚持。他觉得，每一个生物都是上天的恩赐。他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和纯洁的理想，拍摄这部纯粹的生态电影，不想被商业化，不想被满身的铜臭味玷污。

导演是位艺术家，不是一个商人。听说他早年学画，后经营影院，之后弃商拍摄这部纪录片。这部生态纪录片是他的心血之作。试想谁会用七年时间，只为了拍摄一部影片，只依赖如此少的资金和支持。

那个电影访谈，在学生提问那个环节，我匆匆的离去。抱着几本电影书籍，走在学校空荡的街道上，回想刚才主报厅的一幕幕，心潮澎湃。看到那么多跟你有着某一领域爱好的同仁，真是让人倍感兴奋。

纪录片的首映在考研结束后的一周，那天，我托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乡。在网上看到老师发表的一篇《天赐》评论，很想去买票。只是家乡的影院没有场次，只得遗憾而回。再后来，听到这部纪录片的消息，就是我在北京的某个清晨醒来，开机看到洁发来的电讯。仿若面对一个被判了刑的罪人。

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这部完整版的纪录片。也依旧没有跑去过荣成的成山头，没有去看黑尾鸥的家---那座瘦驴模样的岛屿，海驴岛。真的感觉遗憾。偶然翻开抽屉，看到访谈时发放的那两张制作简单的书签，上面印着黑尾鸥朝天啼叫的相片。我一直在想，这个画面是，那只小黑尾鸥在母亲折翅坠落悬崖时的悲鸣。导演选择这个截图，应该是在暗示某一种微妙的生命启示。

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样一部影片，因为感觉如何都不会显得公正和客观。任你7年的辛苦工作，还是头顶上响当当的“第一”头衔，于我，这个需要买票进场的观众而言，观影过程的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是纪录片的原因，本片一天只有一场，而且还是排在第一场，所以整个放映厅都还不到10个人，睡倒的更是无从说起。
因为电视和网络，在这个资讯发达、娱乐至上的年代，7年如一日的拍摄，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但接下来，我将说说那些我认为只靠尊敬都不够的地方。
上面说到，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一部可能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的纪录片得以上映，多少还是对它有一些票房上的要求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编导们也拿出了这份诚意，于是这个纪录片反而显得不像纪录片了。以人性化的角度和态度来叙述和演绎的这一只黑尾鸥，是失败的，毕竟记录的是鸟，附会的是人，要看人化了的动物，央视少儿频道每天中午的《马达加斯加的企鹅》比这有趣的多。旁白和配乐的一个都不能少，造成了注意力的集中障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既然是秉承着自然主义的态度，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可怕的。
其实我最高不懂的是本片的片名，而且无论是中文片名还是英文片名我都是搞不懂的。说你是一只鸟儿的成长史么，你又处处流露出关于环境问题的无奈，骚情十足的台词配音，真真赶上了现在内地流行的青春励志剧情怀。对了，天赐，原来导演是要感谢能上线啊！
其实纪录片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是任何戏剧矛盾都比不了的，只是创作人要摆正自己的心态，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