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者1979

理解塔可夫斯基及其影片，首先需要理解的便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正如本片中文片名在字音上存在某种巧合性的暗示，唯有当我们将“潜行者”理解为“虔信者”，才最接近塔可夫斯基本人的作者视角。

《潜行者》是不好懂的，其主题本身的宏大高深就是主要的艰深晦涩之处。不过，这部电影最集中展现的话语冲突因为有着长久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我们在理解它时可以在宗教-哲学的语境下找到对应性极强的互文对象，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不知是《路边野餐》原著者的无心之举，还是《潜行者》创作团队的有意为之，本片三个主要角色的典型形象似乎正与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一一应合：“作家”对应大哥米嘉，“科学家”对应二哥伊万，“潜行者”对应三弟阿辽沙。

片中的“作家”和书中的米嘉都以“感性”为核心表征。且更进一步说，影片中“作家”的言语和行为似乎展现出一个尼采式的“超人”形象：他耽于感官活动，在潜行过程中不忘女色和美酒；他崇尚或置信于强制力量，随身带着手枪便是一处证明。更关键的是，他是一位“作家“，亦即艺术创作者，追求灵感这一最高形式的生命意志。

无独有偶，科学家和伊万又都以“理性”作为核心表征。科学家这一身份本来就是直接指向理性的，且在电影中，“科学家”也展现出了其自身特有的性格和行事特点，严谨、不拘一格并服从规则，但又难免会患得患失（譬如放不下被遗忘的水瓶）。其智性虽高，但在德性上却显得些许虚伪，为了达到炸毁“区”的目的，他甚至不惜向潜行者撒谎。

感性激情的“作家”与理性冷酷的“科学家”，二者的核心表征虽是不同向度，却在一个终极问题上站在同一个阵营里，那就是他们都不相信“区”。如上文所勾连的那样，唯当潜行者即虔信者即阿辽沙，本片处处显露出的神性和宗教意象才能被放入到最恰当的语境之中，因此，与其说《潜行者》是一部科幻电影，莫不如说是一部宗教电影，“区”即“神”，在“区”中潜行即漂游于彼岸世界。总之，“作家”与“科学家”的根本一致性实际上就在于，他们都已不是虔诚的信徒，而在某种程度上与虚无主义相切近。

于是乎，本片在主题上所展现的最大冲突就是信仰与否。作为虔信者的潜行者无疑代表着信仰的正题，恰如《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爱与希望始终安放在他们心灵之中。然而，潜行者们也有其困顿之处，他们作为引领人们进入彼岸世界的向导，自己却不可以进入到“房间”之中祈求愿望的实现，因为他们不能带有“私心”，这一点使潜行者更向神职人员（即某种“摆渡人”）的身份靠拢。与此同时，潜行者们在“区”外的此岸世界中生活得相当艰难，除了承受身心之苦外，还面临“区”被军队强制封锁的局面，这或许构成了一道影射苏联社会现实的隐喻。

总之，三个角色作为三种符号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价值意义，它们构成三种话语，围绕信仰的母题在潜行过程中展开周旋，最终在“房间”的门口爆发争斗。一个现实处境是，纵使在彼岸世界的“区”中，以“信仰”为核心表征的潜行者也始终敌不过“作家”和“科学家”，他对于物质力量上的失势根本毫无办法，只得哭泣和恳求。这同样是一道对纯粹宗教的隐喻，毕竟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依靠的是心灵层面的皈依，而非力量层面的强制。最终，潜行者就是通过这种力量“弱”的方式打动“作家”和“科学家”的心灵，保存住了“房间”和“区”这世上仅剩的信仰空间。

然而，“房间”和“区”到底只是一种缺乏确定性的主观信仰，还是说它们真的就代表着彼岸世界的客观神性呢？塔可夫斯基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因为他在影片中已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需要了解的是，塔可夫斯基本人是信仰东正教的，这使得他的宗教态度和伯格曼式的新教态度截然不同，宗教感在前者那里要稳固得多。因此，塔氏对神性的客观存在作出了肯定性的表述。

例如从一开始，他就以色调的强烈反差象征着两个世界在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区”中的彼岸世界并非是单纯想象的结果。

其次，一般人质疑宗教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所谓“奇迹”的缺乏：因不存在任何奇迹的显现，故而不存在任何神。但塔可夫斯基不仅不抗拒对宗教的奇迹确证，还有意地加以展示。这种展示首先是暗示性的，在隧道里潜行者听从“区”的声音让“作家”探路，因为作家是“坦诚”的，而从后续情节来看，相较于“科学家”隐藏炸弹的虚伪，“作家”确实无比地坦诚。因此，这种对二者人性的洞察和预见便已是一种“奇迹”。

还有一处更为直接的奇迹展示：在影片结尾处，潜行者的女儿凭借意念就可以隔空移动桌上的杯子。值得注意的还有该段落后续出现的火车经过声以及桌面的剧烈抖动，这一处理究竟有何深意？可以明确的是，由于该段落已然回归到彼岸世界的真彩色调，这必定是一处充满神性的场景，杯子确实是被女孩“奇迹性”地推动了。但塔氏似乎在这之后对观众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反讽，即，作为无信仰者的我们假若真的目睹到此类事件，恐怕只会想当然地把杯子的移动与火车经过引发的震动联系起来，从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机械的因果作用，丝毫无涉于任何奇迹。这大概是塔可夫斯基对现代人尤其是无信仰者的一次思想质询、拷问甚至是批驳：不是奇迹不存在，而是我们没有认真地思考和发现过它们（有眼不识泰山焉）。

总之，我们都可以从上述几段处理中感受到塔可夫斯基对信仰的某种坚贞之情。另外，从本片的其他几个充满宗教性的段落中，亦可感受到这一点：

由于在基督教信仰中，作为本质的彼岸世界比作为现象的此岸世界更加“真实”，因此在本片中，此岸世界与潜行者做梦时的梦境的色调是同样的暗黄色，换言之，此岸世界如梦一般恰似泡影。

当走到隧道尽头、打开舱门时，“作家”和“科学家”逐一先下后上地经过水池，这一场景正是“受洗”之喻。

在三人抵达“房间”门口的一系列段落中，有一处镜头始终未被给出，那就是从三人的视线出发朝“房间”内察看的镜头，这似乎寓意了“上帝”的不可见性。

最后，不要忘记本片多次给出的直打镜头，当片中人物直面镜头陈述话语时，那绝不是独白而是对话，电影在寻求和观众的沟通。因为塔可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任何伟大的思想者一样，他们都面对着最普世性的人类命题，都在寻求和所有人就共同的存在处境对话、交谈。也不要忘记诗歌，诗与宗教，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回事。

“夏日消逝，永不复返

高阳依旧，热炎仍亏。

事将过往，宛如五瓣之叶

落吾双掌，只惜叶瓣仍亏。

恶未殆尽，善未惘然

光明耀世，只惜光明仍亏。

命受力气，安稳开颜

吾应庆幸，只惜庆幸仍亏。

无叶枯萎，无枝断折；白昼晴朗，宛如琉璃

只惜白昼仍亏。”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之父

冗长的梦境…我不否认电影的镜头和色彩的诗意，也不否认那哲学意味的探讨使其成为经典，更不会质疑这部电影在影史中的地位，但，每一次的哲学探讨都十分突兀加说教，让我心生厌恶，就像一个啰嗦的老头在告诉我你应该这么做，这么想…如果说导演想颠覆我们熟悉的讲故事的结构，那我觉得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毕竟说故事的方法并不是谁发明创造的，或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符合我们人听故事的规律的，或是说习惯的，强行改变这种规律或是习惯只会适得其反，你强行在冬天穿短袖说要挑战自然，并不会成为英雄，只会变成傻子…所以，我认为，电影的基础在于故事，形式主义的电影固然有存在的意义，存在即合理，但那并不符合，至少是我认为的电影的意义，一堆很好看的镜头堆在一起就是艺术？就是电影？就是经典么？最终形式还是要为内容服务的，毕竟，如果你都不知道冰激凌长什么样子，你又怎么会理解它很好吃呢？

“电影是给眼睛的冰激凌，是给心灵的沙发椅”

……。为什么当代俄罗斯人会如此惧怕“精神危机”？

对我来说，“精神危机”总会治愈。精神危机——寻找自我、获得全新信仰的尝试。思考精神问题的人才有可能发生精神危机。灵魂渴望和谐，而生活并不和谐。这种矛盾是行动的动力，也是我们痛苦和希望的根源，是对我们的精神深度和精神潜能的肯定。

《潜行者》讲述的正是这一课题——他屡屡失落，动信仰，但每一次都重新趣服务那些失去希望和幻想者的责任。剧本符合时间，空间，行为的三一律非常重要。……在《潜行者》中，我希望时间并没有因镜头的切换而断裂，它在镜头中流动，剪辑仅仅意味着行为的继续，而不是打乱时间，它没有选择素材的功能——我想让整部电影看起来好像只用了一个镜头。我认为这种极简方案有很大作为。我大幅度删改剧本，尽量减少外在效果。原则上我不希望以意想不到的场景转换、事件发生地、剧情冲突博人眼球——我追求的是整部影片结构的简洁、素朴。

……在《潜行者》中，我专注与最主要之处，因此其气氛比我之前那几部电影的更活跃动人。

《潜行者》应表达什么主题呢？通俗些说，就是人类的尊严，以及丧失尊严后的煎熬。

我提示一下，影片的几个主人公起身前往禁区中的某个房间，据说在那里能实现每个人最隐秘的愿望。当作家和学者在潜行者的陪同下穿越禁区奇怪的空间时，潜行者为他们讲述了一个真伪待考的故事：曾经有一位绰号‘野猪’的潜行者进入了那个房间，希望能让因他的过错而死去的兄弟还魂。‘野猪’回家后，发现自己变得极其富有。禁区实现了他内心最隐秘的愿望，而非他拼命自我暗示的那个。“野猪”最后上吊自杀。 当我们的主人一路体验、思索和反思，最终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决定不再进入那个房间，因为他们不愿意拿生命冒险。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意识到自己那悲剧性的不完美。他们内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相信自己——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窥探自我，然后惊骇不已！

潜行者的妻子来到了他们歇脚的驿站，这令作家和学者费解，如面对一个谜。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饱受丈夫折磨，并为他生了一个残疾孩子的女人，她依然像年轻时那样，不求回报的爱着他。她的爱与忠诚是对抗现代社会信仰缺失、道德丧尽、精神匮乏的最后奇迹，而作家和学者正是现代社会的牺牲品。 或许是在《潜行者》中，我第一次感到必须坚定地表明人的主要价值，即如大家说的，人到底是为什么而活。

……在《潜行者》里我说得比较透彻——人类的爱就是这样一种奇迹，它能对抗任何一种阐释世界毫无希望的枯燥理论。这种情感是人类共有的，毫无疑问，也是人的价值。虽说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爱……

《潜行者》中的作家断定，生活在充斥着条条框框的世界是何等乏味，甚至偶然事件都是这些条条框框的产物，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没认识到而已。作家前往禁区，或许正是为了能与令他震惊的未知事物碰撞。然而，真正震撼他的，却是一个普通女人的忠诚与人性尊严的力量。那么，是否一切都服从于逻辑，是否一切都可以肢解并细细算出所有的成分？

要紧的是，我得通过这部电影分析出每个人的人性，它如水晶般存在，无法溶解，不可分割，最终形成人的价值。表面上看，每个人物都遭受了挫折，但实际上他们获得了最珍贵的东西：信仰！他们感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它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潜行者》只有开头的场景才算是幻想性的。这个场景之所以让人信服，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道德冲突。几个主人公的实际际遇并没有任何幻想成分。这样拍是为了让观众觉得一切都发生在当下，禁区就在我们身边。

经常有人问我，禁区究竟是什么，象征着什么，他们还常做一些没有意义的猜测。对此我总是感到恼火和失望。禁区，如同我的电影中出现的其他事物，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禁区就是禁区，禁区就是生活，穿越禁区时，人可能会挫败，也可能会挺住。能否坚持下去，取决于他的自尊和分辨轻重的能力。 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在于促使人们思考其内心的乘性。这重要而永恒的东西通常会被忽略，尽管人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却总去追逐虚幻的东西。可人最终会发觉，一切都会归于人性最简单的组成因素，人的存在唯独可指望的也只有—爱的能力。这种能力会于每个人驾驶生活姿态的过程中在心田日益生长，赋予人生以意义。我的责任在于，让人在观看我的电影的同时，感受到自己需要爱，感受到美好的召唤。

没有那么难以理解，把“区域”当中的那间屋子看作上帝，一切都好理解了。上帝承诺给人带来幸福，实现人的愿望，而且只有那种苦逼到家的人才能有幸走到上帝面前，这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对应的段落，而且通往拯救的道路绝非坦途，各种神迹各种诡异，但要通过最重要的就是信、望、爱，片子里一大把桥段可以验证。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性情，面对上帝时候有着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所谓上帝的痴儿，坚信上帝能拯救深陷苦楚当中的生命，但是却发现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上帝有这种神力，但是却又不敢亲自去尝试，因为怕失望，或者也因为基督教不允许试探上帝；一种是虚无主义者，否认上帝的存在，认为个体才是最重要的，生命也没有丝毫意义，一切都不必太认真；第三种是所谓敌基督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却认为上帝既然能实现人的愿望，那么好坏愿望皆可通过信仰实现，因而宣称至善的上帝恰好成了一切恶的来源，所以要用炸弹炸掉上帝。最后，上帝存不存在并不重要，而且压根儿也无法验证，走进了房间是否就能实现愿望呢？实现了又能说明什么呢？虚无主义者能给你找出一百种不假设上帝存在的解释，听起来都比假设上帝存在靠谱，或者用哲学的话叫本体论上的奥卡姆剃刀，剃掉那些没必要假设的存在。上帝的不可知论导致的结果是各活各命，性情与遭遇决定一切。

导演是个特别执拗的人，相信这是自己最好的部作品。参考他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电影《为电影中祈祷》。

他刚刚从混乱中走出，借着摄影师雷贝格的力量，杀出了一条血路。——《镜子》。但他所有的电影，几乎都受到了封杀，没有办法在国内继续播放。他的路越走越窄，甚至他的妻子都来垄断他的社交。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走到了创作生涯的拐点。

1

潜行者不仅黑暗，而且是他最自我的影片。相比于之后的《乡愁》《牺牲》，他的片子开始产生了连续性。自我指涉性。

他是借由20年前一颗神奇的陨石。造成了神秘的zone。来表达他自己的信仰世界以及与外部社会的隔膜。在塔林中心的那4辆坦克，就很好地表达了那个概念，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无法把zone毁掉。——这种现代寓言，后来人认为是古拉格群岛，或者是切诺贝利事件，我可不这样认为。

他的镜头运用往往有峰回路转的奇妙，在一个小小的空间，你看到背景不断在改变。有时候是湿乎乎的荇草，有的时候是丘陵般的沙土，有时候是污水管道，有时候又是废弃的瓷砖浴室。

给我一个垃圾堆，我将创造世界。——塔尔科夫斯基就有这样的豪情。真的，臭水当中的人类弃物，乃至一颗钉，一个项链都那样的有说服力。

虽然在索拉里斯星当中他就喜欢望向臭水沟。乡愁中也望了，而且出现和本片末尾一样，出现了一个堕落的小天使。

他的世界自给自足。

2

那时候，执拗的导演，正为黑塞的作品着迷。他在《玻璃珠游戏》中，看到了自己的向往。一个无限指向自己境界的著作。人可以不断的升级，就像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类本质。

对于塔尔科夫斯基来说，这就是艺术。他执拗的坚持：艺术，就是在信仰中祈祷。这是他艺术的核心意义。

黑塞在东方的哲学中找到了天堂。他把人类的极致指向了易经数理。不可言说的天道。

塔尔科夫斯基在这里也表现了不可言说。但直到他最后一部伟大的电影——牺牲，这种东方性才产生了硕果。

也就是说文化不仅要求我们是一种内在的努力，而且带有神秘性。如同仓颉不造字，贝多芬不写交响曲，莫扎特不弹钢琴，昭文不鼓琴。

潜行者说了很多话，讲了很多规则，到最后实践起来，他发现全是错的。

因为你的规则不成为我的规则，规则和具体的人有关系。而不是放逐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他被作家和科学家看成是骗子，在兜售自己的哲学。

这种矛盾性，就是塔尔科夫斯基的艺术。在表面上，他喜欢用他父亲的诗歌来做总结。其实就是不言的天道。

这也是他说他想表达的节制。这是他的创作意图。

3 在7部半当中，这部电影是他的第2次变革。

第1次是《安德烈.卢布廖夫》，这时他第1次变成这狂热的东正教教徒。他开始相信，主创者有了信仰，他的艺术才有意义。他要做的就是代天立言，带上帝立言，就像卢布廖夫画圣像画一样。艺术家只是上帝的管道而已。

这一次变革的成果影响了《镜子》和《索拉里斯星》。在《镜子》当中他对自己的童年进行忏悔，而《索拉里斯星》根本就是对自己一生的批判。外界环境，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镜子而已。

而在《潜行者》当中，他产生了二次变革。他不需要依赖具体的情节语境（比如科学家的放大招是最后拿出了原子弹，而作家是在隧道里拿出了手枪），就可以创造他要表达的内在指涉性的世界。从本质上，这种艺术特色是东方式的，是天人合一的，是自给自足的。（就像他的森林小木屋）

这在《乡愁》《牺牲》当中，都得到了贯彻。甚至影响了他当时的话剧《哈姆雷特》。

只有否认他天人合一性质的影迷，才会把这部电影指向外部——古拉格群岛啊（政治讽刺），切尔诺贝利事件（政治性的人类灾难）。

等于把老塔降维了。

4

我很好奇，如果导演不是被这部片子折磨出了癌症，他将会发生第3次变革。

那时他会怎么样呢？ 也许会更接近小津安二郎。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认为西方的艺术家，不管是英格玛伯格曼，还是布列松，还是德莱叶，他们耗尽自己的一生，都没有办法打倒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那种天人合一。

二郎的那种日常就是真理。不依赖外部情节就自给自足。一个真的世界。塔尔科夫斯基真的向往二郎。

但他不理解的那部分，就是他天人无法合一的那一小半。

小津是一个圆。

我该从哪儿知道，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该从哪儿知道，

其实我并不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是说，

我实际上不想要，

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它们都是捉摸不透的东西，

当我说出它们的名字，

它们的内涵就像烈日下的水母，

开始模糊、融合乃至消失。

我的良知渴望素食主义赢得整个世界，

而我下意识却渴求一块抹上汁的肥肉，

那我想要什么？

让他们为自己的欲望投以一丝嘲笑，

因为他们所谓的欲望，不过是内在的动力，

不过是灵魂和外界之间的摩擦。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信自己，

让他们变得像小孩儿那样无助。

因为软弱是伟大的，而意志力是毫无意义的。

当一个人降生于世之时，他是何等的脆弱与柔和。

当他行将就木之时，他又何等的僵硬与麻木。

当一棵树茁壮成长，它是何等的葱郁与婀娜。

当他变得干枯与僵硬之时，便垂死挣扎。

僵硬与挣扎是，死亡的伴侣。

婀娜与柔弱是，鲜活生命的体现。

要知道，生命的僵硬是不可抗力的。

一个人也因为备受折磨，心存怀疑，而投笔著书。

他就得无时无刻，向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坚信自己是个天才，那何必著书？

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生存是为了…

你们的工业科技，你们的高炉转轮，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设计出来都是为了减轻负担，享受更多。

这些全都是拐杖和义肢。

人类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艺术创作。

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艺术创作是无私的。

那是宏伟的幻想，真实的绝对写照。

你们在谈论我们生命的意义，艺术的无私。

就拿音乐做例子吧。

音乐和现实关联甚少。

即使有关联，也不是思维上的，而是力学上的关联。

而空洞的声音，就与一切关联脱节。

然而，音乐奇迹般地，穿越我们的灵魂。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与“噪音”达成和谐共鸣的呢。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把它当作极乐的源泉，以至使自己震撼，使众人归一。

这一切又何必了，还是要说，谁需要这一切。

你们会说“没人需要这一切，这毫无理由，也毫无私心。”

不，我不这么认为。毕竟，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意义。意义和存在和理由。

又拿我来当实验品。

实验，事实，最后才道真理。

根本就没有事实这么回事，尤其是在这里。

所有这一切都是，某人愚蠢的发明。

难道你没发觉？

当然你会想找出谁是始作俑者。

你的知识又有什么用？

有谁的良心会遭到谴责？我的良心？

我并没有良心，我只有神经病。

有些混蛋骂我，我受到了伤害。

另一些混蛋又来赞颂我，我又受到了伤害。

我把内心与灵魂奉献出来，他们却将其蚕食一空。

我本想消除灵魂中的龌龊，然而他们又将其蚕食一空。

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都是饿鬼。

他们周围总是围绕着一大群记者，编辑，评论家还有一些络绎不绝的女人。

他们都渴求，来啊，来啊。

如果我讨厌写作，如果写作对于我是无尽的折磨，痛苦而羞耻的职业，呼之欲出的毒疮。那我算个什么作家啊？

我曾经以为自己的书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好。

不，没人需要我。

当我死去后，两天后，他们又会蚕食其他的人。

我本来想去改变他们，结果他们改造了我。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改造。

过去会认为，未来只是现在的一个延续，带着变换在地平线上隐约闪烁。

而现在呢？未来和现在已经融为一体。

难道他们已经早有预谋？

他们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们就知道蚕食。

你梦想着一样东西，得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片头，字幕走完后，镜头徐徐地向两扇半开门之间的间隙推去，直至两扇门完全从两边消失在电影的景框之外，推镜头的运动停下了，房间被完全暴露在全景镜头中。

在经过了一辆火车驶过的时间——镜头垂直俯拍一家人的睡姿——的漫长等待后，镜头回到了原来的房间全景的位置，开始了新的等待：男主起床穿衣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镜头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它实际上仍然处于两扇门之间），只有当他走出房间，从景框外的两边关上门，门入画，我们才回想起这个镜头的“来历”。

我们会在“区”里看到很多这种镜头。

2.

影片第一次出现垂直俯拍的运动镜头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镜头伴着火车驶过的声音一来一回地划过一家人的上方，似乎形成了一个循环，在绝对清晰的景深里，被摄对象几乎变成了一个平面。

我们会在“区”里看到很多这种镜头。

3.

Сталкер，Stalker，跟踪者，——可是，跟踪谁？先搁置这个问题——这个词总是已经勾勒出一个形象，他往往弓着腰，驼着背，甚至在必要时匍匐在地，常常鬼鬼祟祟地左右张望，害怕一些他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害怕被跟踪。

我们发现这就是男主角的形象了，典型的跟踪者形象。可是他所追寻的对象（可以说是“房间”吗），电影在最后并没有呈现它的样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够构成一种“跟踪”关系呢？

一个不跟踪任何人的人不会害怕未知的目光，而一个跟踪者却会；或者说，一个时时刻刻对周遭未知的目光的恐惧和躲藏，反倒使这个人成为了一个跟踪者。而他所“跟踪”的，甚至不需要存在，因为“潜行者”从不进入“房间”，这会终止“跟踪”。

4.

让·帕里斯为乔托的《圣弗朗西斯将斗篷送给一位可怜的骑士》做了精彩的阐释：

一座城市坐落于左侧山的山顶，右侧山顶则有一座教堂，城市与教堂之间略微倾斜的视线，与弗朗西斯和骑士之间的视线平行。显而易见，风景特征呼应并阐明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将圣徒和凡人联合在一起的无声对话，就是在天堂中将教会和城市联合起来的对话。”（Paris 190）但是帕里斯也坚持认为，在乔托的画中“最终是风景在看（sees）[se fait voyant]”（ibid. 189）。风景不仅和凝视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联系，而且风景本身也向前凝视着。城市和教堂的门窗、山丘的岩石表面和树木在画中充当视点，充满空间的多重凝视。【1】

这就是了。影片中那些不明来历的，总是缓慢地推进或拉出一个个门框、窗框的镜头，也许才是真正的“潜行者”，这些是“区”的目光（联系开头的那个景别游戏，这一家人似乎自影片起始就已经处在“区”的凝视下了，这让结尾小孩施展的神迹好像也不那么意外了）。是“区”在看人，而非人在看“区”。

为了确保这点，老塔还通过景别与景深的创造性使用，来表现“区”的不可见性。

5.

电影绝不只是关于镜头拍到了什么，镜头所没拍到的和它所拍到的一样重要。

“区”的目光总是全景和远景，而在拍摄人的看的时候，镜头却常常将景别收拢在近景乃至特写。

在这个长镜头中，受到“区”的警告的作家慌忙逃回两人身边，男主走到镜头旁边，景别变为近景，在大段的关于“区”如何如何危险的独白里，他一刻不停地左顾右盼，而景别紧紧地定在原位，我们无从得知他所张望的到底是什么，近乎全黑的背景也确保了这一点；独白结束，他回头走向他的同伴，镜头稍稍上摇，我们惊奇地发现远处的那座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浓雾给遮住了。

我们能在马奈的《铁路》中看到相似的通过目光来表现不可见物的方式。画面中的人物投出两个相反的目光，但我们都不知道她们分别看向了什么。

但《潜行者》这个镜头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在远景的深景深镜头中见过这座房子的模样了，因此，当镜头变为浅焦拍摄了男主的独白后再将景深推远，本该在景深内的房子却处于遮蔽之中，而这“本该在景深内”的疑惑，才是这个镜头带给我们的挑战：“看”总是也已经是“看过”，它是一种思想，而景深是这种思想的一种便捷范式，我们总是将景深视作一个清晰可见的视觉范围，但在“区”里这种范式是不成立的，即便我们通过景深“看过”这座房子，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簇浓雾究竟是如何生出而它与这座房子之间又有着何种隐秘的联系的。我们好像陷进了男主大段独白所述的“区”的不可见规则之中，“看过”和景深仿佛都失忆了，无论浅焦深焦，都无法令风景变得可见。

关于作为一种“看”的思想范式的景深，在主角们乘坐轨道车进入“区”的那个长镜头中，就已经被催眠了。浅焦镜头的景别卡在人脸特写的位置，背景是快速掠过的灰黑色模糊风景。镜头在三人的头之间来回转换着拍摄对象，但给出的却常常是人头的侧面乃至背面，我们无法通过角色们飘忽的眼神来获得什么，而这和镜头近乎随机的摇摆如出一辙。

我们很容易想象另一种拍法：同样是人脸特写，镜头先给到角色一个明确的“看”的眼神，然后反打一个深焦全景拍摄风景。可是，在风景快速掠过的情形下，看清角色的眼神和看清他所注目之处有什么意义呢？他真的能够“注”目吗？

在这个镜头里我们发现景深不再作为某种“看”的思想范式，而是变成了一种如何“不去看”的方式。

一方面，快速移动的风景本就与角色的观看的要求相对抗；另一方面，镜头本身“从一者到另一者”的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引导观看的目的性动作，但在这种随机的摇摆和角色不可见的眼神中，也找不出任何镜头运动的目的。

于是风景只以虚焦残影的姿态出现在背景中，而通过拍摄这些与“在看或不看”无关的角色的姿态，镜头的运动也仅仅呈现为一种姿态。景深即使驻留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也无法通过它的“清晰度”来得知什么，景深仅仅是塑造了这些无目的的影像姿态。从中我们也能知晓老塔对这个新世界的理解：它不可见；在它之中，角色的视线不可见，镜头（观众的视线）运动的意图不可见。我们和角色一样在这个新世界的影像洋流里漂浮涨落。

6.

福柯在马奈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决》中指出：高墙封闭了背景，两队人挤在狭窄的前景平台上，行刑士兵的枪管几乎抵在了囚犯的胸前，但通过缩小囚犯的身形，通过两队人形体大小的对比，马奈抽象地表现出了枪口与囚犯的这段并未在景深中得到展现的距离。【2】

在这幅画中，枪口与囚犯的距离并不可知，景深也不再提供感知的捷径。

在影片的这个镜头中，潜行者紧紧地贴着墙面从右往左移动着，我们既无法得知镜头与它所拍摄的角色之间的距离（像《处决》中枪口与囚犯的距离一样），景别的限制也让我们无法得知他此时脚下的地形状况，我们只能通过他此时小心翼翼的状态来猜测出他行走在峭壁的边缘上。

当画面中失去了前中后景从清晰到模糊的层次关系，而只有一个绝对清晰的平面时，景深反而取消了纵深距离，我们只能通过角色的姿态来想象这些距离。

由此引出影片的一个主题性的动作，就是“测距”：向草地抛出螺母，测试出草丛和被覆盖的地面之间的距离；挑选一个人先步入险境，测试出一段一段的安全距离。我在这里对第3点“跟踪者”形象的描述进行再阐释：一个“跟踪”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确认距离过程——确认自己与跟踪目标的距离，确认自己与那些潜在的反跟踪的窥伺的距离；在可见世界中，确认距离只需要目测，但在“区”里，人的目光是失效的，他只能通过身体的行动去确认距离，他只能先去创造一个跟踪的距离，跨越它，才能进行下一步。可以说，他们所跟踪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不断测知的距离本身。

测距是一种欲望生产的方式，一段可测的距离意味着一段可被跨越的距离。作家自认为目测出的“房间”与自己的距离便意味着自己能够直接跨越这段距离，但在受到“区”和潜行者的警告后，“房间”重又回到大地的遮蔽之中。

与上面那个镜头相似的，便是影片中后段大量出现的垂直俯拍运动镜头。不难发现的是，影片出现这些镜头的时候，都是主角一行人处于或躺或坐的休息状态的时候（甚至在第2点提到的第一次出现这种镜头的时候，也是人们睡在床上）。

在这时候，他们暂停了测距的行为，不再去为未知的距离担惊受怕，我们也不再需要像上面那个镜头一样去想象他们与他们身后的平面背景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就零距离地栖息在这个平面上，大地以毋庸置疑的坚实接纳了他们。

“区”也不会在此时施展它的危险，它放下了防范，同角色一起休息了下来。因此，镜头才能够在此时去注目“区”原先所遮蔽起的幽微之处，它抚过水面，拍摄水面下的笔记本、注射器、枪……这是我们先前从未看到过的。

我们既不需要知道这是什么的视点，也不需要知道被景深取消了的被摄物与镜头的距离，在这里，就像休憩中的角色一样，我们终于能够在水的绵延中去“看”——既不是通过门框窗框所暗示出的“区”的视点，也不是角色的视点，倒不如说，是镜头运动本身所带来的纯粹时间的视点。

【1】罗纳德·博格，《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和艺术》，刘慧宁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米歇尔·福柯，《马奈的绘画》，谢强 马月 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