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麻花面,咧……”
每天早上,二嫫带着一筐做好的麻花面到集市上叫卖。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二嫫扯着嗓子,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了纷闹的集市。粗粝的画面,把二嫫衬托得更加固执。每当有人光临生意,二嫫从来不讨价还价,直愣愣得卖货,几个回合后,一分钱不少地卖出去了。
倒不是二嫫有多会做生意,而是她想攒钱。
攒钱,成了二嫫一生的奋斗目标,说到底是她生命的尊严。从全村风光的村长夫人到家里的顶梁柱,巨大的落差让她决心要挣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耀。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是一个抢手货,在农村能够讨回一家人尊严。从前,自己的丈夫是村长,能够过上前呼后拥的日子。后来,丈夫卸任了,身体也不好,一直说“腰不好”,唯一能够再换回当初的尊严,就是买一台电视机,买一台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
更加坚定买电视机的信心,还有来自她那不听话的儿子。小孩子嘛,不在意这些,每当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喊他看电视,小家伙嗖得一下就跑过去了。于是二嫫一遍遍把儿子从电视跟前揪出来,恨铁不成钢的说,你是猪啊,不长记性,妈不是说了,给你买一台!
为了买得起电视机,二嫫拼劲全力。晚上起来和面,白天再编筐,都拿到集市上去买。后来听说,卖血也可以挣钱,三头五天跑到医院去卖血。为了让自己多卖血,每次都会先喝点盐汤水,以为这样就能多抽点血。
电影以一种近乎纪实的手法记录着北方农村妇女买电视机的故事,揭露出底层人们为了心中所想的不懈努力,这份努力又透露出二嫫的执着、疯狂、不可理喻,甚至愚昧。然而导演并没有只是盯着二嫫不放,是希望掠过二嫫们的身影,看到活生生的八九十年代的北方乡村的生活,贫瘠的土地,漫天的黄沙,闭塞的生活,落后愚昧的村民,廉价的生命。一切都那么日常,平淡中有坚韧,枯燥中有笑点,愚昧中有机巧,粗粝,却非常有质感。
电影中唯一有温度的部分就是二嫫和隔壁邻居的爱情故事。隔离邻居“瞎子”是暴发户,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家中有电视,院中有卡车,城里有关系,这是那个时代成功的标志。然而“瞎子”的老婆蛮横不讲理,又生了一个女儿,“瞎子”对此十分不满,反倒钟意二嫫。
每次去县城,“瞎子”都开车带着她,自己挣了钱还请二嫫到高级饭店吃大餐,不仅如此,看到二嫫如此卖命攒钱买电视机,“瞎子”着实心疼不已,通过老板朋友悄悄给二嫫钱。本以为这是一个暖人心的爱情故事,没成想,倔强的二嫫还是亲手把它结束了。
在一次结算工钱的时候,二嫫发现工钱不对劲,于是找“瞎子”质问,得到结果后,二嫫“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也请“瞎子”吃了一顿大餐,并且把钱还给了他,这就是说他们之间两清了。从此之后,二嫫没有再坐“瞎子”的卡车,而是走自己的路。
本以为买电视的理想进了一步,却是这般结果。回到生活原点的二嫫依然卖麻花面、给丈夫熬药、卖血,继续攒钱。故事的重点倒不是说二嫫最后买没买上电视,而是买上电视的结果。
终于,买电视机的钱攒够了,一家人去县城把那台据说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买了回来。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全村人都来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放足球比赛。
村民甲问:这是外国人在打架吗?
村民乙回答:嗯,还是打群架。
一个稍微见过点世面的丙嗤笑他俩:打架?这都不懂,这是在打球。
旁边的丁问:打什么球?
丙回答:这是打篮球呢。
村民们说得越认真,则故事显得越荒诞。此时的二嫫,由于劳累过度,病倒在炕上,依偎在电视机旁边。
提到周晓文,可能有很多人不太熟悉。
尽管同属于第五代,他的知名度远远低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他是这一群体中的边缘人物。
比起讲述那些“铁屋子”里的中国寓言,他更擅长将一个个故事讲得摇曳生姿,妩媚动人。
譬如:《最后的疯狂》、《关于爱的故事》、《疯狂的代价》、《秦颂》,以及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二嫫》。
在影片《二嫫》中,他讲述了一个倔强的、自尊的、勤劳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故事。
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不同,在周晓文的故事里,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比《秋菊》更残酷。
沿着中国乡村题材电影的脉络,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现代化与古老中国的整个交锋过程。
如果说第五代的其他大将们都在描写这个过程的开端,那么周晓文的《二嫫》则是在记录这个过程,一个农民必然被撞得头破血流的过程。
强悍的二嫫(艾丽娅饰),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标准独立女性。
然而她的丈夫(戈治均饰)身体虚,是个药罐子。床上那事不行也就算了,搬个竹筐都要歇好几次。
所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二嫫说得算。
别看二嫫的丈夫现在这副窝囊相,实际上他原先还是个村长。剩下唯一能证明他当初风光的证据,就是他时不时吐出的几句“官腔”:
“谁批准的?”
“早该法办了!”
除此之外,二嫫的邻居,“瞎子”(刘佩琦饰)和秀她妈一家还是会称二嫫丈夫为“村长”。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尊重,倒不如说是一种怜悯,甚至是嘲弄。
面对“村长”这一没有了任何价值的称谓,二嫫丈夫总是回答:
“啥村长?不是了。不是了。”
“早就不是了。”
与传统家长制传统中话语权属于“当官的”和“年长的”不同,《二嫫》中的话语权已经逐渐移交到了有钱人“瞎子”手中。
“瞎子”乘上了商品经济的东风,买了一辆卡车,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
因为有钱,所以他家的房子修得漂亮,地基也高,甚至还有一台电视。
二嫫的儿子每天一有机会就蹿到“瞎子”家看动画片。
但是二嫫又和“瞎子”媳妇儿秀她妈不对付,两个女人整天吵来吵去,打来打去。你嘲笑我的男人没用,我嘲笑你生不出个“带把儿的男孩”,好不热闹。
二嫫自尊心强,看不惯秀她妈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于是她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
买到那台全县最大的画王电视。
“全县只有一台,县长都买不起。”
实际上,备受身心双重压迫的二嫫,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欲望的主体”。
在家庭中,“村长”腰不好,让长相身材姣好的二嫫只能守活寡。
比如在一天晚上,二嫫的生理欲望勃发,“村长”意识到了这一点,却翻了个身,让二嫫早点睡觉。
一身气力和火气无处发泄的二嫫只好穿起衣服,开始和面,做起了麻花面。
这里的镜头是很有意思的,画面里出现的是二嫫和面的脚。
在性文化中,向来有男性恋足的传统。这也是导演在含蓄地暗示,此时的二嫫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主体。
如果说这个镜头还不足以证明上面的说法,那么下一个镜头可谓是“铁证”。
再加上此时二嫫细微的喘息声,整个画面可以说“无性但无处不性”。
此时也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二嫫在传统家庭里,正常的女性生理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她就只能转而把自己的欲望对象换成那个大电视,换成对于人民币的渴望。
想要买大电视的二嫫,每天坐着“瞎子”的卡车去县里。
卖麻花面、卖血、去饭店打工……甚至为了多卖一点血,二嫫总是要在医院门口的摊子上先喝三大碗水再走进去。
面对城市里那些现代化事物,如街上的警察塑像、和面机、小汽车、乳罩、电视里穿着泳装地说着外国话的洋人等,二嫫展现出了一种茫然、惊奇与恐惧。
但她似乎比阿Q可爱一些,不会像阿Q那样鄙薄、轻视和排拒城里的物质文明,也比进城后的陈奂生开化一些。
她经过短暂的茫然、惊奇后,小心奕奕地接纳了现代化物质文明成果。
二嫫学会了摸面霜、穿胸罩、喝糖水一样的饮料,给丈夫及儿子买雪白的衬衫,惊叹“那电视机真大,外国人的黄毛一根一根看得清,色美着哩。”
买一台比秀她妈家更大的电视机,这个梦想最初只是二嫫一时赌气,想要维护家庭的体面,争一口气,那么渐渐地,“画王”电视机成了二嫫的一切,成了她的人生目标。
它不仅取代了丈夫的权威,实际上也成了二嫫本人空洞生活中拥有无上权力的主人。
有了这台电视,她不仅战胜了丈夫、邻居,还战胜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只有一个名称空壳的“县长”。
此时,二嫫与传统家庭生活已经相去甚远了,她已彻底沦为了买一台彩电的“电视奴”。
她有欲望,并且不羞于展现这种欲望。
想买电视机,就不择手段地去挣钱。
在她的家庭里,她更像是一个“男人”,“村长”更像是一个身体柔弱、满腹牢骚、颇具心机的“女人”。
比如有一次,二嫫和“瞎子”在城里吃了一顿大餐后,“村长”明明对此心知肚明,却依旧捧出四碗小山一般的面条“款待”两人,还蹲在一旁观看着两人痛苦的吞咽。
此时的“村长”,像极了一个察觉丈夫奸情不想闹大,但又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女人。
因为自己在道德上战胜了二嫫,此时的“村长”仿佛又一次得势,对二嫫发号施令,口气硬气。
电影中,二嫫的欲望被具象化为对一台电视的渴望。围绕着一台电视,二嫫和“瞎子”家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循环交接。
最终,二嫫买到了那台电视,但她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大病了一场。
如果说,《秋菊打官司》的结尾处,秋菊脸上的茫然意味着对一份乡村温情的消逝的怅惘与怀念;那么《二嫫》结尾的那个飘满“雪花”的电视屏幕,则宣告了二嫫追逐的失败。
电视非但没有让二嫫快乐和有面子,反而抽空了她的生气和生命。
这仿佛预示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依旧迷失在对“精致”物质生活的追逐中。
“房奴”,“卡奴”,而二嫫正是名副其实的“电视奴”,做“奴”的滋味被拍得淋漓尽致。
两者之间并没有区别,来来回回,都是一场空。
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最终以一种伤痕累累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就像《平原上的夏洛克》一样,一场车祸在所难免,一场凶杀案也早已事先张扬。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一种出现过四次四位老太太坐着的场景。她们就像窗花一样,粘在二嫫家的窗户外面,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
这四位老人的重复出场是有深意的。显然,这里的重复等于把一种无形又无所不在的结构化权力施加到主体身上。
它显示着,在这个村子里自有一套暗中施行的规矩。厚重土地的阴影从来都不会轻易消失,它们始终笼罩在二嫫的周围,她的悲剧结尾实际上早已经写就。
二嫫是逃不脱的,传统的力量也是无法忽视的。
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二嫫也会成为这些老太太中的一员。坐在阳光下,观察着一切。
在《二嫫》中,周晓文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述寓言,一个关于中国当下的寓言。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由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所铸造的厚实的精神之壳,没那么容易被所谓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改头换面,脱胎换骨。
这种在巨大阴影之下的发展,必定会因为无法超越前两者的历史惯性,而产生挣扎和痛苦。
站在当下,没有人能给这种痛苦开出解药。所有的回答,只能在回望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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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有点像《秋菊打官司》,都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执拗。 二嫫拼了命买电视机的样子,如同小时候缠着家人安装有线电视的自己。看上去二嫫是见识浅薄,实则就是为了面子,可这张脸是给别人看的。
片中出现的小轿车、电视机、甚至是美女挂历,无不是消费主义向这群乡土深处人们的冲击。消费时代带来的攀比,没有一个人能逃得出去。二嫫这个“TV奴”,就是消费时代里每一个普通人。为了面子,拼了命的挣着票子,供着房车,给孩子上着琳琅满目的补习班,却和二嫫一样,忘记了生活的本初,所以说这片是对当下中国的现世寓言,毫不为过。 这种消费时代对生活的冲击,片子里还有很多。讹了驴钱的老农民,开始走街串巷,做起了讹人勾当,早就忘记驴是用来干活的;得知卖血能换钱,医院的血站也总是挤满了人,毕竟这钱可比劳动好挣。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二嫫的人生,仿佛都被这个电视机给摧毁了,但她的每一分钱都来的清清白白,分外干净,而在物欲中裹挟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大山里有两户一墙之隔的人家,一家的男人能干,开大车,老婆给生了个女儿,家里有台电视机,邻家的儿子虎子经常被吸引去看;一家的女人能干,她男人原来是“村长”,身体不好只能在家。
女人会做面,在邻家男人的推荐下去县城的饭馆给人干活,一次事故偶然间她得知卖血可以赚钱,于是也走上了这条路,她这么拼命赚钱,就是为了给虎子买一台比邻居家还要大的电视机“这是县城最大的一台,连县长都买不起”。在和邻家男人的一来二往中,两个人发生了关系。邻家男人在县城拈花惹草被发现其老婆上门哭诉,女人坐在炕上若有所思。女人终于攒够了钱,众人一起去县城买回电视机来,三口人夜晚对着电视机睡着了,留下黑白雪花的画面。
故事中的能干的女人,她叫二嫫。
从性别倒置中看资本大潮下时代的变革
二嫫像一根针戳破了男权社会下虚伪膨胀的气球:片中的二嫫男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早就不是村长了。没有权力,丧失了正常男性功能,在二嫫受到邻居家女人碎嘴说虎子蹭电视看不不吱声,二嫫回喷邻家女人:我家这个是带把儿的!看到邻家男人拉扯两个女人,邻家女人不怀好意地猜测二嫫,女的挣钱多容易,两t一张就什么都有了,二嫫男人隔着窗户悻悻地对着三人“就该都fb了!”如果说二嫫男人的性无能隐语着其权利的后退,则二嫫挣钱买电视机的所为亦是为虎作伥。二嫫男人说,买电视机不如盖房子, 买电视是蛋,盖房子才是鸡。
导演周晓文,曾看过他其他作品如《疯狂的代价》、《最后的疯狂》、《测谎器》等,镜头语言工整传神地体现了人们的心境。二嫫用脚踩面的特写,坐在汽车上的颠簸是平行时空中男人的失语,邻家男人粗糙大手与大垛雪花膏的刺眼,两次与二嫫吃饭不同的反应,二嫫揣着手指挥屋头的摆置电视机,邻家女人说体谅二嫫累了,这也是金钱给人的底气,二嫫男人去县城的大通铺看二嫫,看到一群女人哂笑着说,这么多女的都出来干活,家不要啊?邻家男人说,钱多了不咬人,你说是吧?
无法改变的现实
二嫫在挣钱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她在县城的电视上看到男女亲热的画面,每次回家上下邻居的大车都要先避着“村长”男人。一次回家的路上邻家男人强吻了她,她主动解下衣服,女性对亲密的渴望,她是出于自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得到其他被动地接受,却让邻家男人会错了意。当邻家男人私下贴补她时,她约其去第一次吃饭的店自掏腰包请男人吃饭并且还钱,邻家男人说卖血,身子坏了什么都没了,男人的原始性象只是女性身体本来的作用;男人只把女人当工具,即使女人再能干也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女”就是原罪吗?邻家男人在外面的风流韵事被家人知道后一点事儿都没,并对二嫫说这就是男人,要付出和承受的比女人小多了......
二嫫的形象在影史上留名,因为她不仅代表了在经济社会大潮中女性的坚韧与能干,女人哪里都不比男人差;又含蓄地体现了女人在经济上能够取代男人,但在社会行为中想要争取到同男人一样的平等,仍是一个艰难的望洋兴叹。
(想法都是在随笔的过程中越写越有的,随便写写及时记录总没坏处。字符回避敏感)
男人的集体失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山里有两户一墙之隔的人家,一家的男人能干,开大车,老婆给生了个女儿,家里有台电视机,邻家的儿子虎子经常被吸引去看;一家的女人能干,她男人原来是“村长”,身体不好只能在家。
女人会做面,在邻家男人的推荐下去县城的饭馆给人干活,一次事故偶然间她得知卖血可以赚钱,于是也走上了这条路,她这么拼命赚钱,就是为了给虎子买一台比邻居家还要大的电视机“这是县城最大的一台,连县长都买不起”。在和邻家男人的一来二往中,两个人发生了关系。邻家男人在县城拈花惹草被发现其老婆上门哭诉,女人坐在炕上若有所思。女人终于攒够了钱,众人一起去县城买回电视机来,三口人夜晚对着电视机睡着了,留下黑白雪花的画面。
故事中的能干的女人,她叫二嫫。
从性别倒置中看资本大潮下时代的变革
二嫫像一根针戳破了男权社会下虚伪膨胀的气球:片中的二嫫男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早就不是村长了。没有权力,丧失了正常男性功能,在二嫫受到邻居家女人碎嘴说虎子蹭电视看不不吱声,二嫫回喷邻家女人:我家这个是带把儿的!看到邻家男人拉扯两个女人,邻家女人不怀好意地猜测二嫫,女的挣钱多容易,两腿一张就什么都有了,二嫫男人隔着窗户悻悻地对着三人“就该都法办了!”如果说二嫫男人的性无能隐语着其权利的后退,则二嫫挣钱买电视机的所为亦是为虎作伥。二嫫男人说,买电视机不如盖房子, 买电视是蛋,盖房子才是鸡。
导演周晓文,曾看过他其他作品如《疯狂的代价》、《最后的疯狂》、《测谎器》等,镜头语言工整传神地体现了人们的心境。二嫫用脚踩面的特写,坐在汽车上的颠簸,邻家男人粗糙大手与大垛乳白雪花膏的刺眼,两次与二嫫吃饭不同的反应,二嫫揣着手指挥屋头的摆置电视机,邻家女人说体谅二嫫累了,这也是金钱给人的底气,二嫫男人去县城的大通铺看二嫫,看到一群女人哂笑着说,这么多女的都出来干活,家不要啊?邻家男人说,钱多了不咬人,你说是吧?
只要你依旧活着,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
二嫫在挣钱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她在县城的电视上看到男女亲热的画面,每次回家上下邻居的大车都要先避着“村长”男人。一次回家的路上邻家男人强吻了她,她主动解下衣服,女性对亲密的渴望,她是出于自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得到其他被动地接受,却让邻家男人会错了意。当邻家男人私下贴补她时,她约其去第一次吃饭的店自掏腰包请男人吃饭并且还钱,邻家男人说卖血,身子坏了什么都没了,男人的原始性象只是女性身体本来的作用;男人只把女人当工具,即使女人再能干也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女人这个“女”就是原罪,邻家男人在外面的风流韵事被家人知道后一点事儿都没,并对二嫫说这就是男人,要付出和承受的比女人小多了......
二嫫的形象在影史上留名,因为她不仅代表了在经济社会大潮中女性的坚韧与能干,女人哪里都不比男人差;又含蓄地体现了女人在经济上能够取代男人,但在社会行为中想要争取到同男人一样的平等,仍是一个艰难的望洋兴叹。
(想法都是在随笔的过程中越写越有的,随便写写及时记录总没坏处。20.03.07 夜)
结尾拍摄花絮:大针管抽血(看着是真疼),抽完后饰演二嫫的艾丽娅哭了出来。话筒:演员为了表演的真实性真的抽了那么多血,请问导演你怎么看?周晓文:我觉得……我觉得这才叫演员呢
94年《文学故事报》,11年央六《流金岁月》。
大电视机!
原来我们还有这么现实主义的影片。
给累死了
用脚丫和面让年幼的我很久不敢吃江米条儿~(现在我也不吃~就因为她!- -)
现代化/消费主义对乡村传统社会的入侵,商品作为意识形态的化身(频繁出现的电视机的视点)将人询唤为欲望的主体,欲望生产与再生产的现代进程得以被开启,但就像二嫫茫然空洞的凝视和电视屏幕的雪花点所提示的,欲望真正的本质不过只是匮乏
卖——麻花面嘞……
还不错。。。
二嫫果然够毅力!
张大千的美术指导。
物欲横流的现代化生活体现在大大咧咧又精明强干的《二嫫》上身就一个字:钱。但让这个中国传统女性真正快乐起来的却是权力推她走出封建农村这个圈儿。然而当她用勤劳、坚韧以及凶狠的双脚迈出这个落后环境的同时也把内化于她思想的封建常识带了出来,此刻全县最大且唯一的电视机又在宣传着更大的”先进“思想。累到瘫倒在炕上的二嫫貌似睡着了,她辛辛苦苦用身子碾压出来的麻花怕是都让猪跟猴给吃了。
“她皮松肉懒的,屁眼里生了蛆,都懒得扣出来”"我喜欢你....你们家虎子"。电影乡土味很地道,一个要强的农村妇女为了买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卖筐、卖麻花、卖血。
想来,这是童年第一部震撼我的电影。
跟黄土地红高粱一样获了一堆国外奖的第五代导演山村晒穷片,女主角长的挺洋气,是香港人的话,那演技就太牛了。美术指导张大千这个亮了。
老电影魅力真是不减,可以看上一整天也不会烦。不像后来的大片,看两个小时就觉得烦了累了不想看第二遍了。老电影里的日子就像陈年老酒一样让人嗅到记忆深处。
好故事,但演得不自然,台词别扭
“性”致盎然而又缠绵蕴藉,乡土中国,中国女人,乡土女人,两两搭配都可以挖掘出国民中最矛盾和最本质的性格。从性压抑到性放纵,到现在,我们潜意识的观念中还是一面裹着小脚一面哇哇乱叫,和制度演变一样,少了一个重要环节的过度,造就了普遍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怨不得谁,怨自己。
周晓文这个导演还是很棒的,女主角是现今社会很多女性的真实写照
6/10。二嫫象征思想觉醒又失落于消费的当代中国,打破了富起来先盖房的风俗,人格独立不愿包养却通过拼死喝盐水降低血液质量的行为骗取这种独立,不断入画的坐街老太太代表恪守旧道德,洋妞画报、泳装表演、护肤霜和乳罩是唤醒性饥渴的现代意识,结尾她倒在电视机旁木然的神情就像城乡经济的鲜明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