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国语

《万箭穿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文.奇爱

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英雄》掀起“大片”策略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大发展大繁荣”了十年。电影产量2011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791部，再“繁荣”一下突破印度阿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平心而论，近些年的国产片却总让人感觉“繁荣”有余，“坚挺”无力，今年尤甚。用尹鸿教授微博上的话来说，一种“冬天来临的萧条感”扑面而来。

前不久在百丽宫看了几场“韩国电影展”的作品，从《铁线虫入侵》、《追击者》到《建筑学概论》、《阳光姐妹淘》，人家要纯的有纯的，要惨的有惨的，要批判的有批判的，百无禁忌，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有艳羡的份儿；后来又在百老汇看张之亮的《笼民》，第一回大银幕感受香港“三级片”，风格化的现实主义直撼人心。此类故事每天均在我们身边上演，但要有人想拍成片子在我们的银幕上复现，则遥遥无期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这个词汇似乎我们经常听到，但是似乎又很模糊。我们似乎感觉现实主义电影很受主管部门欢迎，是主流，可很多现实主义电影被毙掉了，或者只能以地下电影的面目示人；同时，很多不太像现实主义电影的电影被冠之以“现实主义”而获利。《搜索》就是如此，它代表中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至于结果，不用等到颁奖那天，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会怎样。

现实主义电影，就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你是，你就是。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电影也是有诸多定义的。按照巴赞的意思，现实主义是倾向现实的，是“现实的渐近线”。还有一种现实主义，按照苏珊•海沃德的意思，是一种无痕的现实主义（seamless realism）。在这种电影中，由叙事配合下的电影技巧抹去了错觉的痕迹，从而实现了一种“真实化效果”。它隐藏了虚构性和叙事结构，也不对自己身进行质疑，因此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观众多接受的只是被编码的“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如果《搜索》算现实主义电影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后一种。

不过，我想，那么所有有现实背景依托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电影。

温儒敏教授2007年说：“现实主义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现实主义就不成其为现实主义。”温教授说的是文学，电影其实也是一样。

现实主义在官方被长期肯定，其实不在于其“接近现实”，而是其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1932年5月20日横空出世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移植。现实主义本具有最广阔、最自由的表现空间，可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最公式化、最概念化、最脸谱化。这种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和检讨。

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回到它本来的——也就是巴赞所倡导的——维度。即：
1.对社会焦虑或变迁的指涉；
2.实景拍摄；
3.非明星化表演；
4.自然光效或低照度的布光；
5.灵活自由的摄影机运动；
6.开放性的结局；
7.中小成本运作。

这种电影不是没有，近期即将上映的《万箭穿心》（王竞导演，颜丙燕主演）就是。我是不读小说的人，看前也不晓得它由作家方方的小说改编，原以为又是一部商业俗套的作品，但看后真的内心颇受震撼。颜丙燕真是好演员，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电影全都不惧。《远山的红叶》演纪检干部正义凛然，《万箭穿心》对于底层悲惨命运撕扯下的女性形象把握，更可用“神采飞扬”来形容。

而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看，《万箭穿心》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佳作。因为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在此我不愿过多的剧透。总得看来，《万箭穿心》格局虽不大，但却能让人对国片的未来保有起码的信心。在如今物欲喧嚣的电影市场，它未必能吸引多少院线和消费者的青睐，但一定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佳作。

看完片子，第一时间翻看影评。基本上大致是：女主是道德制高点，坚韧不拔，勇斗困难，不离不弃，圣母玛利。

虽然，我确实觉得，虽然女主嘴毒，但确实心软。而孩子确实幼稚。

但是，抛开这些，我还想说点别的。说点细节。

我小时候伴随着各种搬家。住的最长时间的房子，一进门处是一面大玻璃。走廊的拱门是月亮门。从这所房子搬走后老妈没少叨叨。玻璃是风水大忌，月亮门是破财之位。确实，住在房子里的那些年家里不是非常顺利。父母经常吵架，自己睡觉也不是很安生。

但是母亲很贤慧。父亲做了再多的错事，母亲也未曾责备。在老爸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老妈到了事业的巅峰。但是，没有唠叨，没有批评，看到相关的新闻或者消息选择视而不见。有的只是陪伴。老妈当时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但是却没有把压力发泄到家人身上。

大概在我6、7岁的时候，有一次饭桌上，我问老爸为啥其他小朋友的爸爸都把工资卡交给妈妈，你却不交。当时老爸羞赧一笑，挠挠头说，那是因为老爸挣得太少不好意思上交。老妈当时也是莞尔一笑，毫不为意。那时候老妈应酬多，各种活动也多，但是她为了家基本上能推就推，用她的话说，不能让老爸感到落差。但是嘴上，从来没说过，只是每天按时回家做饭。虽然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是老妈也不以为意。最近老了，也开始碎碎念起来，说起当年风光无限的景色一脸得意。

我在看电影时候，女主对搬家工人横眉冷目让我颇有感触。家里装空调的时候，来了几个工人，老妈又是倒水，又是取烟。新房子装修好，老妈对品质一向严格要求，铺了相当豪华的地板砖，搬家第一天，一个工人扛柜子没顶住，把客厅中间的新砖磕个粉碎。工人非常紧张，老妈倒是笑笑，说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不容易，到时候我在这儿放个花盆就好了。我觉得当时搬家老伯都快哭了。

电影中女主确实可怜，人也确实善良。但是你能说她老公自杀跟她没关系么。你能说她儿子童年缺失她没有责任么。女人，可以坚毅，可以坚强，但是作为女人本身的质感不能没有。

我是赞成女人小心眼的。但是捉奸在床大吵大闹是一回事，报警抓人是另一回事。内部矛盾上升到阶级矛盾。这不是对付阶级敌人，这是对付自己的老公，自己孩子的爸爸。

想留住，可以选择宽容，想放手，可以选择离婚。没要求你做忍者大房，但是至少做人要厚道。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情节，这片子也就沦为二流言情电视剧浓缩版。

关于孩子，我特别想知道，哪里是母子反目的转折点。实际上，我并没有找到很明显的冲突。父亲死的时候，也并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夫妻间深仇大恨的种子。所以，这关系破裂的很突然。

这个片子，很容易让人反思自己在婚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你给对方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你自导自演了一通，实际上跟镜子里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你以为你是伟大的母亲，但实际上却让孩子觉得是森林里的巫婆。你以为你是孝顺的儿媳，却让婆婆觉得你是不怀好意的掘金者。你以为你是百年一遇的好老婆，却让老公觉得你是母夜叉再世。就如同这片子想让我觉得女主勇敢有担当，勤劳又善良，但是却让我觉得女主愚蠢又泼辣，恶毒又悲哀。

随着《万箭穿心》的上映，周围朋友开始了新一轮的诚意推荐，泪流满面者不在少数，几位公知名人更是把它列为年度必看。的确，由于某些原因错失上海国际电影节，紧跟着上演了退出东京国际电影节的闹剧，再到近乎零宣传的裸映，《万箭穿心》本不被看好。在“小片必须死”的定律下，它被寄以了不少同情。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有没有宣传，有没有被拿去跟《一次别离》作比较，放在这个商业院线里面，《万箭穿心》都是会以惨剧告终。 　　 《万箭穿心》是一部有优点的电影，它再现了时代跨度颇大的市民生活，同时，在反映中国式家变的主线上，影片也称得上充满代表性。无论夫妻关系还是母子关系，它都有一种奇特的荒谬，一种畸形的、丧失了传统儒家人伦后的荒谬，近乎虐心。然而，由于导演能力以及故事本身的缺陷，我对它始终保留意见。 　　 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被视为了一部良心电影，一曲中国女性任劳任怨的时代悲歌。可是，这并不是王竞第一次尝试良心电影，第一次用“主题深刻”来制胜，就像这不是颜丙燕第一次展现游刃有余的大变样表演（《老家新家》里的女村长）。《一年到头》的春运、《我是植物人》的医疗黑幕，仅从关注的题材领域来看，王竞已经比多数中国导演可敬——尤其是那些口口声声拿诚意来做电影的家伙。 　　 不过，我们经常会忽视良心和电影的区别，毕竟评判一部电影没有一个绝对的、可量化的标准。而就像我对《我是植物人》评价：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结果很多地方却做得不够。在我看来，《万箭穿心》也是做得不够的问题。以那个为了营造剧情高潮而存在的儿子为例，他这枚定时炸弹做得太失职了（好几个配角也表现得过于游离，完全是功能性配角）。莫名其妙不说，还直接导致故事欠缺说服力，完全泄了气。没错，他可以恨母亲（虽然令很多观众觉得万箭穿心），但这种情感仅仅来自于自说自话的闪回，更是被编导强调的恨意怨念。无论怎么看，它们都欠缺自然，也缺乏铺垫。如果仅仅是日复一日催着写作业，那过半数的中国家长恐怕表现得比李宝莉要摧残，进而演化成父母皆是祸害的网络声音。 　　 高考前夜的大雨，母与子来到了决裂边缘，可笑的不仅是突然病倒又突然病好的奶奶，更是那种生硬、刻意和做作的表现手法。当我最担心电影会那样拍的时候，《万箭穿心》偏偏就那么干了。类似桥段，编导可能有一两种好的处理方式，十来种稍微普通的方法，结果，影片选了最糟糕以及最该被避免的一种。好在结尾处，电影终于搬回了一点分数，干净利索，留有悬念，近些年这倒是不多见。 　　 《万箭穿心》是一部标准的“纷纷崩溃型”电影，电影人物也是我曾提过的“不快乐的中国人”（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183910/《浮生》），从丈夫、妻子到儿子，没一个是快乐的。男人在十年前的多事之秋崩溃，十年后的女人走到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挺了下来。电影的思路契合了当下人的内心所想，这过去的一二十年，过得不容易啊。城市不断扩大，社会不断发展，路越来越多，火车越跑越快……许多人曾跟剧中人物那样想过，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总该会变得幸福。结果，现代建筑予人的压迫和崩溃感却愈发强烈，现代病频发。 　　 影片把家庭分崩的原因归于李宝莉朋友说的风水问题，这是中国式的传统解答，但观众都应该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不过除了朋友两次提起，一段出门找老妈，电影根本没有真正解决那幢建筑的空间问题——怎么个道路穿心。十年武汉，这座城市到底带给主人公带来哪些可怕压力。 　　 打从李宝莉出场开始，这个女人的强势和斤斤计较就是贴好的性格标签。就连开场的那一幕，因为男人的“不行”，女人占据了这个家庭的支配位置，也成为了电影的主题。至于男人为何不行，答案就更加明显了。男权主义者会骂她命该如此，女权主义会觉得她不该妥协退让，然而，《万箭穿心》的问题并不在于角度和性别立场的不同，影片呈现的是中国人的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式的问题，有家庭方面，有教育方面，更有传统力量的缺失。 　　 无论李宝莉有多少人性光辉，很大程度，那是导演强行传递的信息。十年后，她头发斑白，在街头拿着扁担，没有任何的违和。我偏偏见不得导演要急于告诉观众，她很苦，她为了儿子饱经风霜。事实上，以她这种养儿防老的教育方式，以为上了大学就解决了一切，那跟笃信所有大团圆结局电影的观众一样天真（当然也很有代表性）。我始终不觉得，一个挑扁担的母亲和一个在机关单位上班的母亲在母爱上有何区别，但世人总认为，挑扁担的肯定要更具母性光辉，更有传统女性的精神品质。显然，《万箭穿心》恰好切入了这一问题，成功俘获了观众同情心。试想，李宝莉同样可以卖袜子卖到天昏地暗，然而，她吃苦耐劳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 　　 我会认同《万箭穿心》抛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有所感触，能够自我反思，像事出有因的惩戒、无法收拾的决裂反目以及每一个家庭悲剧的源头。但说它把事情讲清楚了，并且讲得很透彻，这个我是万万不同意的。

一部电影太接地气是会让人不舒适的，选择看这部电影之初就做好了自虐的心理建设。而它却比想象中更加完美的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跟《桃姐》一样，从相当一定程度完成了我自虐式的人生记忆的回放。

失败的婚姻是万恶的根源，然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取决于她的个性使然。老公外遇的时候，宝莉对闺蜜说：你不知道啊，当初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排成排，我选了他这个乡里人他一辈子应该感激我。多么相似的话，仅仅因为对自己城里人身份和外貌的自信和骄傲，你的人生悲剧恰巧也起源于此。

你的人生里有太多的固执和骄傲，又有很多妥协和隐忍。你有你的放不低，所以即使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也要维持住人前和睦光鲜的表象，你不会去自己亲手主动戳破爱人出轨的现场，选择迂回的你认为保全颜面的方式让爱人丢了工作，可最后在爱人自杀以后都顽固的不肯掉一滴眼泪，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愿意认输。你下岗以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你习惯了大嗓门跟别人讲话姿势有点粗鲁但又有迫于生计的狡黠。这跟你出身的卑微不无关系，你没什么文化，你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挽救这段婚姻，这都是你的局限。

而你的局限又恰好形成了你的勇敢和强悍。你也有你的放低，他来自于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带来的洗练，你天生的憨和钝，你可以去卖袜子，更可以一人挑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去街边给人挑扁担。你做这个决定想都没想没有任何迟疑，你只有努力生存下去的信念对自己完全没有半点怜惜。

你最可爱最宝贵的也是这一种憨和钝，它让你无畏生活里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打击，你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你要养活你的儿子和婆婆，供儿子上大学，这是你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念动力。那个曾经相互扶持过的男人羞辱了你，你也只是转头骂回去回家给儿子做晚饭，想想还得过下去，什么尊严啊感情啊暂时又都不值一提。可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万念俱灰，母子之间多年积压的误解和委屈早在你心里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你被儿子赶出家门独自深夜在江滩边枯坐，可是以你的性格断然再绝望都还是不会想到去死。

于是，当你抬头看见夜空中突然绽开的烟火，一群中学生在很欢乐的给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他们来喊你过去帮他们拍合影，那男孩喊你婆婆喊了两遍。50岁不到的你在他眼中白发丛生脸色焦黑已然如此的苍老了。你跟他们按快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眶酸涩了，你想到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失败的婚姻从小就失去的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是的，从来就没有烟花、没有同伴、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只有没有父亲的家，班主任嘴里变调的那句他妈妈挑扁担都能考第一名。你瞬间就原谅了儿子的绝情与任性，转头回家打包一个人的行李。

你走的那天就用扁担自己挑了两担衣物，碰到了那个“打牛”的男人不得不别别扭扭又上了他的面包车，儿子在远处冷冷看着你，好笑的是车子发动不起来，你跳下来踢了一脚骂了句“婊子养的”推了几步终于点燃才又坐上去走了。

这里电影就落幕了，没有那些后来死去活来的拖拉和煽情，大概以后的日子你照样会闷头过下去，你不求能幸福，但求无愧于心的活着。

想到不幸的人生也有千万种，电影里能演出来的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万箭穿心》是去年口碑不错的一部小片，但跟主人公李宝莉的悲惨命运一样，影片在早先的宣传推广上接连出事，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热议。 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对人物命运的表现都显得“太中国”了，放大女性的坚强、韧性以及偏执之余，又找回了前辈导演在通俗剧上对道德伦理传统的关注（但没有大团圆结局）。从主角到配角，从汉正街到武汉这座城市，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强调在地性。影片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最后死的死、走的走，十年如一梦，很快散了。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所承载的意义好像还要更重一些。从家庭崩溃到人物内心情感的崩溃，《万箭穿心》都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痛击。有人总结说，《万箭穿心》的悲剧是由李宝莉的人物性格推动造成。如果带着感情色彩去看，我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然而，由于十年的时间跨度，影片不断强调这个家庭所处的城市空间，我更愿意相信，《万箭穿心》不过是中国步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案例之一（搬新家换新房）。正因为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片中比较善意地提到了风水问题。在中国的传统世俗里，那些无从解决、难以理清的东西，想来都是风水不好造成的。 可哪怕丈夫没出事，儿子没爆发，李宝莉的人生都是注定悲剧的。丈夫在她面前是典型的妻管严，对待儿子又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电影安排了一段对白，李宝莉提到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些原因导致她寸步不让的算计性格。她是没文化的城市人，丈夫是有文化的乡下人，家中大小事就变成了女性主导。当丈夫分到单位房子，他就试图改变这种落差，由新家带来的矛盾公开化，种下了后面的苦果。 《万箭穿心》出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房子（家）、工作（钱）和教育（下一代），不幸在于，无论李宝莉、丈夫还是十年后的儿子，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情感和信赖被放在了错误位置上。他们宁可在一个漩涡中消磨，拖延并继续下去，也不愿果断离开那个岔路口的家。或许，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之处，他们的生活无法离开家，家又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正因如此，我是如此喜欢《万箭穿心》的推车结尾，收得干净利索，令人动容。它意味着主人公决心走出恶性循环，不愿深陷在失败的生活当中。当什么都可以失去的时候，家也就不算什么了。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 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 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 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 这个故事怎样？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显然不能。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 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在武汉也许在湖北，很多家庭都是女强男弱的家庭，也就是俗话说的女方强势男方懦弱的家庭，究其成因，就会发现并非天生如此。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倘若这个男人总是不得力，这个好强的女人就必须被迫成长起来，从而形成颠覆人们普遍观念的家庭态势。


也许人们会在马学武偷情宝莉报警说有人在XX宾馆XX号房间卖淫嫖娼，从而让丈夫进了公安局脸面尽失时，恨死了宝莉！可是没有人会同情她在宾馆外面伤心至极无限悲痛的样子！也许人们会在马学武的妈妈搬进新屋，而宝莉和马学武吵架时，讨厌死了宝莉，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婆婆呢！但是没有人会留意小宝将奶奶接回家里后，是宝莉张罗着给自己的婆婆铺床，而马学武只能窝囊地坐在客厅里。也许人们会在宝莉三言两语不对头就严厉地对待小时候的小宝时，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怎么对孩子那么过分！而没有扪心自问，自己对孩子是怎么样的，自己对父母公公婆婆是怎么样的。


宝莉虽然是城里人，但父母是卖菜的，没有文化，嫁给了有文化的乡下人马学武。也许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这是一桩不合适的婚姻导致的悲剧。还有，就是一个男人如何掏心掏肺地跟一个女人说会照顾她一辈子，这都是鬼话。一个女人，也许如何沧海桑田，都会跟男人一辈子，就像《活着》中的巩俐；但是一个男人不会，你对他不够好你自己不够好，他就会觉得过不下去了，什么海誓山盟的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离婚吧，出轨吧！市井出身，让宝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然也不会在家里的男人懦弱地跳江后，不去期望闺蜜的资助，独自一人撑起全家，干体力活，与男人抢生意，无暇照顾儿子直至与儿子越走越远。倘若宝莉是一个像她丈夫那样的娇小姐，我猜，也许，她要么改嫁要么卖身才能不让这个家散了。


而宝莉的市井出身也让她脾气太“冲”、斤斤计较，说话刻薄又嗓门大，在外人面前也不顾自家男人的面子，从而成功地骑到不敢反抗的丈夫头上，男人呢，只会不做声、摔筷子、逃避晚归甚至夜不归宿、最后出轨。我想，性格的迥异和互不退让造成了他们婚姻的病态，补充一句，默不作声并比代表他不固执。


关于马学武的跳江，他们的儿子认定是妈妈逼死了爸爸，爸爸得知是妈妈报警使他丢了工作，于是他绝望地从二桥一跃而下！而且在遗书中没有留只言片语给宝莉。宝莉在丈夫要与之离婚时哭得稀里哗啦在发现丈夫偷情时哭倒在路边，但是在丈夫跳江后，一滴眼泪也没有留。毅然决然地辞掉赚钱少的安逸的工作，做起赚钱更多却更累更苦的扁担工，也许一个骨子里倔强到死的女子才能如此吧！马学武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是宝莉这样泼辣倔强的妻子，他需要的一个景仰他的贤妻。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他想离婚不得而选择偷情，结果被捅到公安局那里，丢了干部头衔，做普通工人又因为丑闻出现在第一批下岗人员的名单中。是妻子毁了他的一切，在这个怨念中，他毅然决然地写好遗书，投入波涛汹涌的长江中，一了百了！死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而活着则是最艰难的。建建进局子十多年出来后都敢于豪气万丈地说：我要东山再起！而马学武只会撇下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儿子，因自己婚姻失败而导致暂时的事业失败，就不想活了！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关于小宝这个孩子，小孩子的情感观都是非黑即白的，妈妈报警，害爸爸丢了工作，爸爸感到很绝望，就自杀了！是妈妈害死了爸爸，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了很多年，终于在遇见爸爸的情人后得到了证实。于是，这小孩子还真隐忍，高考考完后，就摊牌让妈妈搬出去。小孩子终归是小孩子，自己穿好衣服喝牛奶吃好吃的，从来不想一想妈妈在外面吃啥做啥，只记恨她害死了爸爸只记恨她总管他（在湖北话中，“管”含有管教、插手的意思）。子女真的是父母的债啊！宝莉伤心地来到长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坐着坐着，旁边来了一群年轻人开心地笑着、蹦沓着、玩耍着，想到自己的儿子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想到他对自己的看法，宝莉决然地转身走回家，将房子过户给儿子，打包自己的行李，搬了出去。


如果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那么悲剧的根源是一桩错误的婚姻。因为所有的性格都是无罪的，即使犟过了头，即使懦弱地让人悲愤。实则，这只是现实无数对夫妻无数个家庭的真实写照。所以，找一个对的人，也许互补是保持新鲜感的一个要素，但是类似+诚意也许才是婚姻能“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
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
• 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可能历来如此）
• 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例如：
• 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 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
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还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
• 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
• 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