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

肯尼迪总统刺杀事件一周后，面对《生活》杂志记者对杰奎琳的采访，杰奎琳时而恍惚时而激动的讲述着她生活中的巨变。一个丈夫遇刺后冷静强大的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第一夫人，她要参与丈夫的国葬，向两个年幼的孩子解释父亲的离去，甚至还有关于遗产的问题。当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她身穿着仍然血迹斑斑的粉红套装，向美国人民展现着她的勇气与镇定，然而电视转播之外，她情绪失控、无法冷静。对其身边的大多数人来说，遇刺的是美国国家的总统，第一要务是国事，对于她来说那却是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首当其冲的是失去亲人的悲痛。

《第一夫人》以个人化而极具力量的方式检视了美国自我“神话化”过程中的重要一幕，对个人而言它也让一位被曾经外界视为“花瓶”的女性获得了她应有的权利与尊重。


帕布罗·拉雷恩执导的《第一夫人》在Mica Levi流畅的配乐中开场，烘托出难以难以严明的悲剧之感，也带出了影片的故事：这部电影从杰奎琳·肯尼迪（娜塔莉·波特曼 饰）的视角呈现了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前后四天发生的种种。
影片试图从政治、公众、个人等多个层面呈现此次历史事件，而饰演杰奎琳·肯尼迪的娜塔莉·波特曼则呈现出主人公在面对朋友、家人、示威者以及媒体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以及勇气等品质。

《第一夫人》以个人化而极具力量的方式检视了美国自我“神话化”过程中的重要一幕，肯尼迪遇刺事件不仅改变了大家对于美国式悲剧的看法，对个人而言它也让一位被曾经外界视为“花瓶”的女性获得了她应有的权利与尊重。
影片以杰奎琳·肯尼迪接受Life杂志记者Theodore H. White（比利·克鲁德普 饰）专访以及1962年肯尼迪总统一家参与的白宫巡游电视节目为线索，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展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产生 的种种影响。杰奎琳·肯尼迪努力忽略政府在肯尼迪身亡之后迅速安排副总统林登·约翰（约翰·卡洛·林奇 饰）上位的举动，她沉默地试图维持住她那不断缩小的世界，也目睹了总统团队中的工作人员，个人助理以及牧师等人帮助她一同度过这道难关的过程。
开始筹备肯尼迪的葬礼时，杰奎琳想给他一个盛大的葬礼，而政府官员对她的想法始料未及也认为会有点太过隆重。面对相反的看法，杰奎琳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需要面对丈夫被谋杀的现实，需要安抚此事对两个孩子造成的影响，当然还有她与肯尼迪共同营造的生活不得不就此改变的事实。肯尼迪下葬后，约翰逊与他的妻子入住白宫，杰奎琳终于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杰奎琳必须让她自己不要受到外界对这桩国家悲剧看法的影响，继续自己的人生，管理好丈夫遗留下来的一切。

导演拉雷恩将诸多事件碎片杂糅在一起，让电影的结构成为电影叙事功能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历史事件本身，也表明历史事件是如何为了更为伟大的目标而建构出来的。杰奎琳·肯尼迪在她的丈夫被害之后，就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是这部电影则设定——就像真实的现实一样——她本人也是让她变得不朽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想法让她不再是历史中的一个注脚式的人物。

电影中，杰奎琳在接受《生活》采访时将肯尼迪的名字与“卡米洛”（一部百老汇戏剧，肯尼迪的执政时期也被称为卡米洛时代）并列。通过那次采访以及肯尼迪宏大的葬礼确保了历史学家与公众能够记住他的伟大之处。
当然《第一夫人》还展示了主人公杰奎琳自己的人生之路，电影中出现了多次她与与肯尼迪遇刺后受到波及的重要人物的面对面交谈，其中就包括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彼得·萨斯加德 饰），记者威廉姆·沃顿（理查德·格兰特 饰），媒体负责人（马克斯·卡塞拉 饰）以及白宫公共关系负责人、她的好友南希（格蕾塔·葛韦格 饰）、主持肯尼迪总统葬礼牧师（约翰·赫特 饰）等人。
每一次对话都让杰奎琳与她已故丈夫的关系得到新的挑战与定义。作为第一夫人，她要确保自己的着装打扮精致美丽，无懈可击。但她的工作并没有她丈夫的政治策略的那种权威性，或者说她的工作是不被人记住的。而在肯尼迪身故之后，她的工作以及她自己的身份定位突然失去了意义。导演将杰奎琳的悲痛时刻与她意气风发时的状态剪辑到一起，让观者自己去体会她面临的巨大的损失以及她的惊人的勇气与决心。

波特曼对于杰奎琳的演绎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她既让观众对于角色的失去感同身受，也理解了她面对此种遭遇所表现出的智慧。杰奎琳在白宫巡游节目以及接受Life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的好胜与无所畏惧的真诚，波特曼也让我们有了从更多纬度了解一位一直被视作时尚ICON的女性的可能性。虽然围绕在她周围的角色都在挑战或者支持这个角色，但是波特曼不仅仅是影片的主演，也掌控了影片的叙事，就像杰奎琳为她的丈夫所做的那样。
《第一夫人》是对我们试图改变世界观看我们方式的一次努力的审视。在这个新闻报道力图或者说不得不用简单的叙事告诉大家更少的事实而让历史变得更容易被人理解或者说更具娱乐性的时代，《第一夫人》这部电影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在肯尼迪的那个时代，电视作为一种电视娱乐方式尚处于初创阶段，它当时的任务是在吸引观众不要离开电视机的同时，影响他们对周遭世界的理解。《第一夫人》则讲述了一位女性是如何利用这种媒介的力量以及她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自己的能量，让美国公众知道她希望他们知道的关于肯尼迪的种种。与此同时，她自己的特质也浮出水面。

原文链接： http://news.mtime.com/2016/11/13/1563004.html

诚实的说 我本来期待看到肯尼迪和梦露的八卦 看完才发现电影讲述的是Jackie在肯尼迪死后几天内（记者采访的具体时间不清楚）的故事 其实我一直以为人物传记不是赞颂的就是批判的 所以最开始这片子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为Jackie既坚强但又让人觉得虚荣 后来我发觉 这就是Jackie 电影尽力地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人

如果让我去评价她 大概是她是一位好妻子 明显的是Jackie和JFK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 电影中有台词“我们很少共度一夜” 但Jackie努力在世人面前维持着这个家庭的美满表象 她倾尽心血把白宫装扮成温馨的家 做电视节目 电影里Jackie说“我希望他能为我骄傲”

我相信 Jackie是知道丈夫在外面的那些风流韵事 电影中她对Bobby说“你们兄弟俩做得那些破事” 但也是唯一一次把它诉之于口

她在JFK被刺身亡后执着地要为他举办林肯式的葬礼 为了丈夫能够被世人铭记 为丈夫的墓地沟通 认为“他值得更好的” 还有印象最深刻的 JFK受了致命一枪后 她下意识地爬到汽车后面 用双手捧着四处喷溅的脑组织

看完电影我也对Jackie有不认同的地方 但我敬佩她认真地在婚姻中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我猜测这就是那种“英国式的优雅”

人生的某些意义，根本没有结果。当你明白了那个该死的道理时，你要么接受要么自杀。或者，干脆不再寻找这种所谓的结果。

有时间的话就结果了脑子里那些没完没了的结果吧

没时间就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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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遭遇的有些不幸，并不是你的错或者上帝的错。你只是这样地被选择。

童话故事的故事，电影里的小说里的虚拟人物，也许比我们活得更真实。

A first lady must always be ready to package her suitcase.

终于能和你庄重且平静地道别了. Camelot.

片中，杰奎琳（Jackie）一直在纠结如何才能让人们记住肯尼迪。

在护送肯尼迪的棺椁回程的路上，她问身边的陪同人员知不知道某某某个美国前总统，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

她希望人们记住肯尼迪。

为此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先是参考了林肯的葬礼规格，又固执追求丈夫葬礼的排场，最后还要求同肯尼迪的棺椁一起参加游行。在做完这一切后，甚至连小叔子都觉得她很Ridiculous（荒唐），可她仍然觉得——“还不够”，她觉得葬礼值得更多的士兵、痛哭、照相机。

作为一名妻子，她太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名垂千古了，也太害怕肯尼迪会被人们遗忘了。

其实杰奎琳也有自己的野心，她是他的妻子，人们记住了他，就相当于记住了她自己。在片中和神父的对话里，她坦言道：“我为纪念他提出的种种要求，其实都不是为了他或者他的遗产，是为了我自己……”

曾经所有人都认为，如果有一天，肯尼迪被后人铭记，那么与他并肩的一定会是这个妻子杰奎琳。但历史往往是很讽刺的，事实证明，50年后，肯尼迪确确实实被人们记住了，但不是因为她，更多地是因为另一个女人——玛丽莲梦露。

可以说杰奎琳的心愿达成了，也没达成。

在后世，每当人们提起肯尼迪时，都会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就是他和玛丽莲梦露…”而梦露呢，则因此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十大情妇之一。

但人们很少再提起杰奎琳，那些曾经的辉煌都渐渐淡去：人们不知道肯尼迪妻子的名字，不知道她是创造“霓裳外交”这个词的人，也不知道她是第一个把白宫介绍给世人的人。

其实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很多成功的男人，都愿意把家庭与恋爱分离开。他们总是会娶聪明大方的人做妻子，却更喜欢单纯狂野的女人。他们可以在外潇洒风流，但是他们正儿八经的妻子，却只能够规规矩矩的为他们充门面。举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像唐明皇和杨玉环，没有人知道皇后姓甚名谁，而那个老头和年轻姑娘的爱情，却被人传诵了千载。

在杰奎琳嫁给肯尼迪的时候，她知道肯尼迪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她都能忍受。他们两人，谈爱情的话太可笑，反而更像是政治伙伴，

可即使说这是只一场交易，却也绝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易。更何况她是他的妻子。

可能杰奎琳自己也没想到，当她再一次被大众提起时，却是以这样的一部悲情电影。没有丈夫，没有假象，更像是一出独角戏。给我的感觉，电影展现的并不是这个女性的坚强，或许是有一些，但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妻子，你不仅仅要忍受你丈夫的那些劣习，甚至在他死后，为了你自己的尊严你还要替他说话，你甚至需要做好不再被世人提起的准备，而他离去带给你的那些痛苦，你都必须一一承受。

但一个情人，却并不需要。

所以说，“妻”真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身份。

这是2017年写的关于《第一夫人/杰姬》的影评。因为《文汇报》来申请转载，才知道该片也在国内上映了。

对于杰奎琳·肯尼迪，传奇般的故事太多，而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这部传记片《第一夫人》显然是塑造了一个颇不一样的杰奎琳。也许挺颠覆你的想象。

《王冠》第二季里也有一集专门铺陈女王和肯尼迪夫人“交锋”的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写一写。

对于这位传奇夫人、这部电影、这篇影评，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交流：）

1

这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想要的权力在天下；另一种想要的权力在床上。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omen. Those who want power in the world; those who want power in bed.

在电影《杰姬》（Jackie）中，上世纪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后嫁给当时的世界首富“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为妻），在向牧师告白（confession）时如是说。

她紧跟着的下一句话是：

What am I left with?

我现在还剩下什么？

说这段话的背景是，1963年11月，杰奎琳亲历当时的丈夫、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倏然从“第一夫人”华座跌落，遭受失夫、“失业”的双重打击。

“第一夫人”本是个“身份”而非“工作”。但电影中的杰奎琳，却显然把它当作了一份“工作”。结果，纵然她曾经是站在总统身边、极富时尚与外交魅力的第一夫人，可随着丈夫遇刺被害、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即履职美国新任总统，她不仅痛失丈夫、还跌入了巨大的身份迷失与焦虑。

她不再是第一夫人，也不再是肯尼迪的妻子，她成了肯尼迪的遗孀，肯尼迪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没有个人职业的女子。

事实上，在24岁那年嫁给当时的众议员约翰·肯尼迪之后，她便辞去了在《华盛顿先驱报》的摄影记者工作。比较有意味的是，中学时代曾以“不做一个家庭主妇”为志向的她，在嫁入美国当时最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肯尼迪家族之后，便开始了围绕丈夫而规划、建设自己的人生。

让丈夫为自己骄傲、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做一个优雅美丽、能为丈夫政治生涯增光添彩的第一夫人，就是杰奎琳的“工作”、她的人生理想。

杰奎琳自己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时曾说，她心中的“第一夫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照顾好总统，照顾好家庭，让总统无后顾之忧，能够好地效力国家。

2

当然可以理解。也不是在批评杰奎琳。

其实，杰奎琳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女人。她要的权力，绝不止是“在床上”的那种，她的抱负“在天下”。

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是，女人通常情况下很难取得男人所能抵达的成就高度，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它专业领域。

相比较于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内付出持久、孤独的刻苦与努力，还要承担“不一定能有大成”的事业风险，一个有雄心的女子在上世纪一九五零、六零年代，想要“做出大成就”的一条路径、或者说捷径，便是：相中一个能做出大成就的男子，做他的人生伴侣，和他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志业合伙人，助他成功，从而，夫荣妻贵。将丈夫的光环，变成夫妻的光环。

这条路径，当然也门槛很高。杰奎琳所有曾经接受的教育，从姿态礼仪培养，到琴棋书画、艺术音乐、舞蹈马术，一方面固然是她的个人兴趣与爱好，但更是为日后做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而做准备，提升自己在婚恋市场的价码。

她的母亲，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通过第二次婚姻成功提高了自身与杰奎琳的生活阶层。她对杰奎琳未来道路的期待亦如此。

根据一些资料表述，杰奎琳一成年，就频繁参加上流社会的party，试图结识更多的优秀婚配潜在对象。她曾经定过婚，对方条件不错，是一个银行家的后代，但家世显然不能与肯尼迪家族相比。她22岁那年毁了约。

肯尼迪家族当时的财富，在全美排前十，约翰·肯尼迪的父亲是罗斯福总统时代第一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后来更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肯尼迪本是家中次子，但因为哥哥在二战中牺牲，身体一向不好的他，被家族列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作重点培养、扶持。

如此笼罩在光环中的男子一出现，杰奎琳迅即做出了决策与选择，于24岁那年嫁给了长自己12岁的约翰·肯尼迪。

3

杰奎琳的人生与婚姻策略，绝非孤本。再早一些，来自东方并在美国受教育又回到东方的宋美龄，也是相似的人生与婚姻策略。

只是，宋美龄的传奇圆满，人生长寿，因为她运气足够好。她相中的男人，哪怕是此后退守台湾一隅，仍是一个地区的首领。并且，他们都算长寿。既经历了戎马倥偬的战时岁月，也相偕以老，享受过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而杰奎琳则揭示了这种人生与婚姻策略的“风险面”。由于肯尼迪遇刺，这位31岁入驻白宫、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第一夫人的女子，在刚自筹资金把白宫翻修一新、并凭借个人修养、魅力风靡全球之鼎盛时期，于两年零十个月之后，凄然离开白宫。

在《杰姬》中，我们也多次看到她因此而产生的巨大失落感。新第一夫人在丈夫宣誓成为美国总统之后难以抑制的笑容、她在白宫里挑选窗帘的颜色，都刺激着杰奎琳敏感的神经。

终究，如果太阳不再发光，那失去光源体的月亮，就只能叫月球。

此时的杰奎琳，不再是White House的housewife，也不再是肯尼迪的housewife。没有了肯尼迪提供的house，她成了widow。

因为没有自己赖以为生的职业，因为一直靠着丈夫的收入而生活，这位此前一年置装费就能烧掉总统丈夫一年年薪的前“第一夫人”，在顷刻间，就要从“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套新衣可穿”的云端生活，跌落凡间，承受命运极其无情残酷的那面。

在肯尼迪葬礼举行前，杰奎琳已颇有“远虑”地对肯尼迪母亲说：林肯遇刺后，他的遗孀南希在贫困中了却余生，权靠变卖家具维系生活。如果，我卖掉几件家具，应该可以供孩子们读完大学。

肯尼迪家的人回她：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你如此。

听来是安慰，可却透着人生的大无奈与无力感。一个年轻的女人，得靠他人的承诺，才能对自己和自己孩子的未来，怀有希望。

可谁知道，命运之手，不会又一次和你开个玩笑？

4

说回电影《杰姬》，它就像是处心积虑地要为杰奎琳祛魅。

电影中的杰奎琳，在那个极端的处境里，体现出的人格特点更多不是镇定冷静，而是：名利心与虚荣心重、很强的世俗欲望、善于操弄媒体、个性紧张、敏感，关键时候甚至任性，也易焦虑。对公众和在私下，几乎是两幅截然不同的神情与表现。

她自己的台词：丈夫认为她虚荣心重；她最后意识到，自己任性地为肯尼迪谋一个盛大的葬礼，不是为了肯尼迪，也不是为了传承他的遗产，而是，为了她自己。

抓住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那是前美国第一夫人向世界政治舞台做的告别演出。她要这演出隆重与浩大，被世人铭记。

她效仿林肯的葬礼来操办肯尼迪的葬礼，她要肯尼迪如林肯一般被世人铭记。

肯尼迪地位越高，她作为肯尼迪夫人的地位越高。

挺分裂的一个角色。

也许，真实的杰奎琳就是分裂的吧。

一面要做公众面前的完美“第一夫人”，时刻优雅、端庄、时尚，苦心营造“第一家庭”幸福和睦的形象；

另一面，却在真实的私生活中，又不得不忍受丈夫的风流成性，包括那段与梦露的“著名”绯闻，以及后来梦露的离奇自杀——这起自杀，就发生在肯尼迪遇刺前一年。

电影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是，有暗示。

杰奎琳在对牧师告白时说：“我们甚少同床，即便是在他出事前的那一晚，也没有。”

“有时，他（肯尼迪）孤身走进沙漠。就让他去被魔鬼引诱吧。但最后，他总会回到我们身边，回到他所爱的家庭。”杰姬又如此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眼神凌厉。

选择任何一条道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命运早暗中给一切标好了价码。

电影《杰姬》没有演绎杰奎琳之后的生涯，仅截取了她生命中很短、但最关键时刻的人生片段。但这些片段，却为解释杰奎琳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解读线索。

她的虚荣心、奢侈花费、对一套套华服的迷恋、对第一夫人风光生活与光环的迷恋，她对未来生计的担忧，足以解释她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嫁给大自己23岁、且风流成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

那年，杰奎琳39岁，奥纳西斯62岁。

如果说，经由肯尼迪，她见识了世界权力的顶峰，经由奥纳西斯，她迈进了一个富丽堂皇、用金钱堆砌的浮华世界——哪怕，这个婚姻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5

大多女人，在择偶问题上，很容易跌进同样的坑。

奥纳西斯贪恋杰奎琳“前第一夫人”的盛名，杰奎琳图慕奥纳西斯的极致财富和这财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极致的财富光环本身，是对杰奎琳虚荣心的极大刺激与满足。

经济层面说，如果，一个有欲望的女人自己不能成为豪门，她便需要攀附一个豪门。

价值实现层面说，如果，一个女人不是真正自信，不能自己创造足以自傲、自信的价值，她需要靠身边男人的“身价”，来为自己“标价”。这是很多女人确认自我价值的一条“捷径”——虽然这条路其实并不那么好走，并不少风险阻劫。

找个男人予自己以光环，这种偷懒的做法，其实是对自己的人生，放弃责任承担，是一种责任逃避。

第二次结婚后的杰奎琳，有相当多的时间消耗在购物上，她挥金如土，疯狂购买衣服和鞋子，她参加各种party，用来展示自己的时尚库存与品味。传闻她一次就能拎回200双鞋子，每个月的消费都远超奥纳西斯给她的零用钱配额。

面对惊人账单，奥纳西斯很快开始懊悔这桩婚事，他频频开始与自己从前的情人、希腊著名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私会，再让杰奎琳从报端看到他们私会的消息。据说，此举是为了引起杰奎琳的醋意、希望她对他更加珍惜与尊重。

更据说，为了羞辱与教训杰奎琳，奥纳西斯甚至放风给摄影记者，策划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杰奎琳裸照门事件。是他泄露给外界杰奎琳裸泳的地点、上岸的地点。

然而，杰奎琳既没因此而产生改善婚姻窘境的念头、行为，也没有选择离开这桩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既没有改善这桩婚姻的动力与能力，也没有离开这段不幸婚姻的勇气与实力。

她只是，经常独自回到美国，一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纽约独居生活。

终于，奥纳西斯修改了遗嘱，将第一受益人变为自己的女儿。

奥纳西斯过世后，杰奎琳不得不与奥纳西斯的女儿打起遗产争夺战。最终，她一次性获得2600万美元的补偿，而奥纳西斯的女儿继承了父亲十亿多美金的遗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6

第二次婚姻后，拿到2600万美元补偿金的杰奎琳，不用再担心此后的生计与生活品质。她，也终于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生活态度、婚姻态度。

1975年，46岁的杰奎琳选择再次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她进入维金出版社（Viking Press），担任咨询编辑。年薪1万美金，每周工作4天。

由于图书编辑的职业生涯起步较晚，也或者是衣食无忧的杰奎琳只求心归平静，她并没有在这份工作上做出惊人成就。但至少，她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充实与快乐。

她没有再婚，晚年情侣是与她同龄的莫里斯·坦帕尔斯曼，一个瑞士人，也是她的财务顾问。

64岁时，杰奎琳被诊断出淋巴癌。次年，她去世，终年65岁。

一个传奇女子不平凡的一生就此结束。

借杰奎琳几度起伏的人生与婚姻选择，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女人的光环主要来自于男人，不论你曾经是怎样一枚“迷人的月亮”，终究随时要面临失去“光源体”而光环不复的风险。

这是一枚月亮的悲哀。

把自己的人生投注给婚姻，众生所系为一个“他者”，以及你与“他者”的关系；把自己的生命时间投注给成长，不仅能收获一个完整独立的自我，也才有机会成全一段彼此真正平等、信任的两性关系。

同样是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就树立了一种更佳的典范。当然，这也得益于她所处的时代。她是丈夫身边的月亮，也同时是自己的太阳。甚至，她闪出的光辉还能温暖、照耀自己的丈夫。

在奥巴马就任总统前，米歇尔就有很好的事业，收入甚至比奥巴马多将近一倍。根据奥巴马夫妇在2006年申报的收入，米歇尔任职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的年薪为27万美元；而奥巴马任参议员的年薪为15万美元。

有一份体面的收入，不是为了与丈夫一较高下，但给了你从容面对婚姻与人生的底气。我的欲望，我自己可以买单。不靠娘家，亦不必靠夫家。

而为了助力奥巴马竞选，以及后来做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尽心付出、辅佐丈夫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牺牲自己的个人事业。至今，在维基百科对米歇尔的介绍中，有一项修饰语便是“著名律师”。

所以，在她离开白宫之前，她超越了杰奎琳，被美国媒体称赞为“美国史上最受欢迎第一夫人”。

她的能力与魅力，也足以让人相信，步出白宫后的她，职业生涯仍有无尽可能与前景。

如果一个女人能自己成为自己的“光源体”，那么，她不需要做一个等待“太阳”、攀附“太阳”的“月亮”。

她自己就是太阳。

注：电影《Jackie》获得奥斯卡与英国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演提名。

《第一夫人》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电影，我观看这部电影的动机是因为它还获得了去年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剧本奖。但是看完全片，发现这又是一部完全围绕明星打造的演员奖电影，北美媒体喜欢用“明星专属”（star-vehicle）这个词来概括这类电影。区别是，这类电影大概在1980年代大片热潮还没有兴起之前，主要是为商业票房驱动，随着特效技术的突飞猛进，明星票房价值的愈发式微，明星经纪人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近年来这类电影的主要趋势愈来愈指向奥斯卡奖项，由奥斯卡奖的肯定再来反哺电影的票房。

《第一夫人》的导演帕布罗•拉雷恩（Pablo Larrain）来自智利，其人本来比较擅长处理政治化的题材，批判现实主义是他过去作品的主要风格。《第一夫人》是拉雷恩第一部在好莱坞拍摄的英语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完全看不到拉雷恩的任何个人风格，整个剧作的立意彻底就是为了展示扮演第一夫人的女星娜塔莉•波特曼的演技。约翰•肯尼迪总统从去世到葬礼这段日程，成为了波特曼展示第一夫人起伏不定人生状态的表演背景。从世俗化的角度而言，波特曼的表演代表了她日渐变化的演绎轨迹，她渐渐的摆脱昔日设定的玉女形象，由《黑天鹅》、《爱与黑暗的故事》开始一步步走进那些内心复杂的角色。在《第一夫人》中，波特曼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镜头，非常擅长制造时代气氛的拉雷恩用了黑白、彩色以及粗颗粒画质的不同视觉风格来区隔化的打造第一夫人的形象。拉雷恩还不断的用各种超特写镜头，近距离的贴住波特曼的身体与脸庞，表现其最细微的仪态，说话的动作幅度。这种表现的目的性实在太直接明确，与伯格曼在《假面》中的那种特写相比完全是两重境界。拉雷恩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波特曼的演技，那种带有强烈演员工作室-方法论色彩的演技。《假面》的特写镜头却是直接对准了肉体与灵魂的巨大冲突，完全与演员演技无关。

《第一夫人》这种高度功利化的美学构成如今已经成为了好莱坞“冲奥”传记片的范例。每年或多或少总会有类似的电影。有些电影甚至还直接因此让演员称帝称后。埃迪•雷德梅尼（Eddie Redmayne）就是凭借《万物理论》拿下了奥斯卡影帝。《万物理论》本身是一部极端平庸的电影，本来拍摄活人传记片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又是霍金这样一个奇人，编剧能做的也就是鸡汤励志煽情。而演员之所以会接这个题材，还是因为角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戏剧性。仅仅是残缺的身体，就足够雷德梅尼好好发挥了。于是影片最终变成了一场近乎于演员选秀的综艺节目，影院观众的身份更接近游乐场、马戏团的游客：我们来好好欣赏下雷德梅尼是怎么演活残疾人的吧！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与梦露的一周》将镜头对准了时代偶像、性感炸弹玛丽莲•梦露，但这并非一部完整的历史传记片，它只是选取了梦露的某些人生片段（参考《林肯总统》《乔布斯》《第一夫人》，这种做法是近年好莱坞传记片的一种套路）。影片最重要的趣味、立意是选择一位与梦露气质相差较大、明星气质并不显露的演员米歇尔•威廉姆斯扮演梦露。目的是寻求、捕捉一些反偶像、去魅化、凡俗化的梦露形象。但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仅仅凭借这点创意创造出来的只能是一部平庸的电影。《福斯特对话尼克松》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篇幅，就是为了表现美国电视史上最重要最精彩的访谈之一，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接受英国记者福斯特的专访。影片用了近似纪录片的风格，让二位演员竭尽所能的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感。举手投足间，二位演员的表演着实精彩细腻，两个小时下来，观众对演员的表现自然无可挑剔，但仔细回味一下，却觉得可能还不如直接看当年的电视片来得更真实，因为整部电影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甚至有些个人风格极端强烈的戛纳系导演在这种奥斯卡机制的助涨下，也会拍出类似的电影。身为同志的格斯•范•桑特那部同志题材的传记片《米尔克》，让西恩•潘二度拿下奥斯卡影帝。很明显，原本作者风格极为强烈的桑特在这部电影中只能退居其后，尽全力配合西恩•潘塑造一个同志政治家的形象。而过去一贯以阳刚直男形象示人的西恩•潘，在此片中也不负众望，塑造了一个并非简单的女性化、柔弱倾向的同志形象。平心而论，《米尔克》是一部水平尚属可以的传记片，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影片的目标还是太明显，让西恩•潘好好过一把戏瘾。这与范•桑特之前执导的《大象》、《迷幻公园》的风格取向有着极大的落差。简单总结，这些电影中的演员都是企图在这类有平庸化倾向的电影中奉献一次伟大的演出。

集这种思路之大成的绝对非迪卡普里奥和斯特里普莫属。今年斯特里普创纪录的第二十次获得了奥斯卡演员奖提名，作为一名演员，如此记录诚然叹为观止，但如果我们细数她近年的一些作品，影片本身质量其实大多乏善可陈。让斯特里普第二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铁娘子：坚固柔情》，根本就是一部和《万物理论》同质的电影，斯特里普的每一个镜头似乎都是在向观众表示驾驭铁娘子这角色的难度之高。斯特里普彻底将电影表演变成了cosplay游戏。迪卡普里奥职业生涯轨迹，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演员奖失意而改变，从此之后他接演的所有电影，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座奥斯卡小金人。甚至一些大牌导演如斯科塞斯，在他执导的电影中，也会故意设计一些完全没必要的展示所谓演技的戏码，比如《华尔街之狼》中那狼狈不堪的爬行段落。《荒野猎人》是迪卡普里奥这种心态的登峰造极之作，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彻底沦落为华丽刺激惊险的野外生存真人秀的剧场导演。可悲的是，奥斯卡、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还真的买账了。所以今年再次出现《第一夫人》这样的电影毫不意外。

奥斯卡的评奖机制当然是这股歪风的根源所在。作为电影产业的年度考核机制，奥斯卡的评奖总是试图将所有与美学有关的参数指标化、数字化或者说量化。这表现在极端区隔化、精细化的奖项类型设计与定位。对于一件产品来说，考核部门为了考核标准化的数据，必须对生产机构的每个部门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与这种评奖机制形成截然反差的是欧洲三大影展。以最顶级的戛纳电影节为代表，奉行天才论、作者论的戛纳，从来都是将导演放在第一位考量，导演在戛纳的评奖舞台，是唯一真正的明星。戛纳永远是先肯定电影，之后再考虑究竟颁给这电影、这导演什么名称的奖项合适。以至于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媒体还是搞不明白评审团大奖（Grand Prize of the Jury）、评审团奖（Jury Prize）和金棕榈奖，作为奖项本身区别到底在哪里？金棕榈奖难道不是评审团评出来的么？戛纳也有演员奖，《花样年华》让梁朝伟获得了戛纳影帝，但走红的却是王家卫。除了影帝自己，没有人会记得去年的戛纳影帝是谁。戛纳也会出现类似《第一夫人》，主角出现在每一个镜头、从头演到尾的情况，达内兄弟的绝大部分电影都是如此，去年肯•洛奇二度问鼎金棕榈成功的《我是布莱克》也是如此。《我的布莱克》演员的表演非常精彩，将肯洛奇最热爱的工人阶级塑造的完美无瑕，但观众看完电影，记住的绝不是演员的演技，而是角色传递出来的肯洛奇极端痛恨且批判的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恶果。简单总结，对电影构成中的产品属性、艺术属性强调的轻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影展和奥斯卡机制对演员奖评选的态度取向。欧洲影展先肯定的永远是与导演艺术直接挂钩的电影整体，以能够量化评估为第一考虑的奥斯卡机制会更注重精细化的单项指标考核。

如果我们再就表演美学本身来探讨的话，会发现方法论的表演方式也对出现《第一夫人》这种演员表演压倒一切的局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由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转换而来的纽约演员工作室方法论系统，按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解释，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梦实践方式：如何以改变自己的方式融入新的环境中去。斯坦尼体系的精髓，其实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的总结基本到位，由外而内，由内而外，说的是外在的环境或者事件对演员产生了压迫，演员随之要调动各种个人生活中与之类似的情感记忆，再将这种记忆通过外在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融入环境中去，于是形成一个S-A-S'的类似刺激-反应模式的链条。如果我们再作横向比较的话，与之截然对立、欧洲演员理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布列松的人模理论。布列松强烈反对演员、表演这个概念，他的名言是，“向你的模特说：‘不要演另一个人，也不要演自己。不要演任何人。’”布列松是将角色内心生活的解释权全部交给了观众。

希区柯克曾经对方法派的演员表达过强烈的反感，他与保罗•纽曼合作《冲破铁幕》的时候，发现纽曼总是会不由自主的让自己的身体作细微的抽搐，这其实是典型的方法派表演，细微抽搐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情感记忆，这是一个将角色情感内在化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便可以成功的作戏剧化的演出。说白了，这是一种类型化的演出，因为调动起来的永远是类似的经验。它提供的是一种让观众相对可信，演员可复制可永续操作的表演模式、表演维度。演员如斯特里普成为了天下一切角色无所不能演的表演机器。而这种可复制、可批量化生产、同时有极大可能获得学院肯定的表演模式，导致了类似《第一夫人》、《万物理论》这类忽视剧本整体创作、只顾为演员提供演技发挥空间的电影频频出现。我们之所以会厌烦类似的演出，就是因为类型化的东西，总会有令人厌倦的时刻。而一旦当这些电影抽空了剧本，只剩下了演员这种表演方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恐怕只有空洞无味。

最后再聊一个非常极端化、无比诡异的有关奥斯卡演员奖的例子。奥斯卡有肯定平庸电影中“优秀”表演的积习，但同样也存在否定伟大电影中“平庸”表演的状况。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末代皇帝》。贝托鲁奇这部史诗巨作，当年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在内等九项大奖的提名，并且这些提名最终都变成实质的奖项。从提名来看，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肯定，唯独遗漏的便是演员奖。如果说学院评委对《泰坦尼克号》中迪卡普里奥表演的否定，是因为角色本身比较简单浅白，尚属情理之中，但《末代皇帝》作为一部绝对建立在个人表演基础之上的历史传记片，演员的表演被全面忽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具体原因恐怕还是评奖机制造成的，因为演员奖的评选都是由演员评委来投票的，或多或少东方主义的情绪，造成了演员评委对这些东方演员表演的认知障碍。但如果从肯定电影整体价值的角度切入，这部电影中演员的表演绝不可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