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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以为自己很懂的人真的好多啊
《尚书》这种典籍，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与电视艺术这种大众传播的载体结合，必然会有有一些信息被选择性的展示或舍弃，而这个节目播出的平台，不是央三是央一，必然有一些被舍弃，另一些被强调。这些简单的道理，原来不是人人都懂。
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比研究了一辈子尚书的教授，学界认可的泰斗老先生还懂尚书。套用一句当红的脱口秀台词，他们总是这么普通却又这么自信。
说实话，节目中最让我动容的，不是华夏九州自古就是一体，也不是伏生最后的回眸（当然这些的确让人泪目），而是镜头给到观察间那个研究一辈子《尚书》的老爷子时，他的泪光闪闪和动情鼓掌。
再说实话，节目的戏剧有多好，服化道有多精细，演员的演绎有多动人，这些都是观感性的，太见仁见智，争论也没啥意义。但必须看到节目的诚意和尊重（据说发布会时说一期节目会请60多个顶级的相关专家来上课），我们喜欢这个节目，不过是因为它拂去了典籍明珠上的些些蒙尘，让我们看到这些宝藏穿越千年的光芒，而这光芒，竟和我们的血液共鸣，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成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当下。
化用一句刚看到的北大张颐武教授对节目的点评来结束这篇由于对某些不公评论不忿而下笔的文，《典籍里的中国》借用有温度的想象，让观众获得了一种可信的力量，我们和撒贝宁一起进入了一场久违的静心读书的梦境，感受到了中华文化那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延续传承的生机与力量。
PS：弹幕里无数说看完节目去买《尚书》的小可爱，真的比可爱多还可爱。
2 ) 【转】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
作者简介丨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文史哲》期刊，2010年第6期。
清华大学从香港收购的2000多枚战国竹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当有90多枚。其中属于今本《尚书》的有《金縢》篇，有简14枚。属于逸《书》的有3篇，有简40枚左右：其中《尹至》篇有简5枚，《尹诰》有简4枚,《说命》分为3篇，当有简30多枚。属于今本《逸周书》的有3篇，有简43枚：其中《皇门》篇有简13枚，《程寐》篇有简9枚,《祭公之顾命》篇有简21枚。
还有一些简既不属于今本《尚书》，也不见于今本《逸周书》，就连逸《书》似乎也未曾提及。但从内容看，则与《尚书》很有关联，应该属于先秦《尚书》的范围。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已发表的《保训》篇。这部分简尚未整理完毕，具体有多少还不好说。从谨慎计，本文只对上述3类7篇中的前两类，也就是属于今本《尚书》和逸《书》的竹简加以介绍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金縢》
《金縢》篇既见于今文《尚书》，也见于古文《尚书》，全篇连标题共478字。而清华竹书本《金縢》篇有简14枚，简长45厘米，每简平均29字左右，加上篇题，包括合文，约410余字。
竹书本《金縢》简背有编号。这给编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其简14（编号2254）背面还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13字。这可能是原来的篇题，系概括文意而题之。而“金縢”之名则应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左传·襄公三十年》将《仲虺之诰》称为“仲虺之志”，其《文公二年》有“《周志》”之称，其《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之称，都与竹书本“之志”说类似。不过，从“周武王”之称来看，篇题已非西周史官的实录，在流传的过程中，战国人为了区分，已有改动，加上了“周”字。今本《尚书》文前有《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所谓“周公作《金縢》”，即“以旦代某之身”等祝辞为周公所作，并非指整个《金縢》篇为周公所作。这与清华简《保训》篇的“（文王）述《保训》”一样，所“述”的是文中的文王语，并非指整个《保训》篇，《保训》篇乃为周史官所记。如此说来，《金縢》文前的所谓《书序》，当从原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概括而来。
竹书本《金縢》与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间行文却有详略之异。可以说是今本详尽而竹书本简易。这种详略到底是前后关系还是共时关系，值得探讨。
比如说周公的祝告，今本说周公自己代武王去死的理由先是“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后又说武王不如自己，“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而且“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责任重大。一正一反，对比鲜明，理由阐发得非常清楚。而竹书本多有省略，将“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与“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连在一起，以致逻辑混乱，实在是不如今本。
今本涉及占卜的文句，也见于《史记·鲁世家》，而竹书本除“穆卜”一词外，其它皆不见。李学勤先生认为两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其实，竹书本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周公的祝告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依前者，武王活而周公得死；依后者，武王死而周公得活。二者必居其一。而事实上周公的两难选择被打破了，武王活而周公也没有死。其原因今本《金縢》作了交代：“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而竹书本则没有这些交代，事情的发展就出现了断环，显然有欠严密。这只能是后人删节的疏忽造成的。因此，从上述两点来看，竹书本《金縢》从整体上要晚于今本，要劣于今本。
不过，竹书本《金縢》有些异文也非常重要。比如今本《金縢》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传以“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而马融、郑玄则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清人多宗马、郑说而不信孔传，现代学者如刘起釪等亦如此。主要原因就是《诗·豳风·东山》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周公东征是三年，此云“二年”，因此两者并非一事。而竹书本《金縢》作“周公宅东三年”，“宅”即“居”，所谓“三年”，与《诗·豳风·东山》正合。这一字之异，正证明了孔传的正确，破解了西周史研究上的一大疑难。
又如今本《金縢》的“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一段，“丕子”的理解是一大难题。孔传以“丕子”为“大子”、“元子”，马融以“丕子”为“大慈”，郑玄以“丕子”为“不慈”，曾运乾将“丕子”读为“布兹”；《史记·鲁世家》引“丕子”却写作“负子”，以致训为疾病。古往今来大家的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竹书本“丕”字作“备”，也可作“服”。《文选·屈原〈离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吕向注：“服，用也。”《荀子·赋》：“忠臣危殆，谗人服矣。”杨倞注：“服，用也。”可见“服子”即“用子”。而“责”可训为求、要求。“服子之责”即“用子之求”。周公是说，如果你们三王在天上有使用儿子的要求，就用我这个儿子去代替姬发之身。周公和武王都是文王的儿子，比较起来，武王更重要一些，如果文王在天上要用儿子服侍的话，周公说自己愿意去代替。这样，文从字顺，千年的难题可谓是焕然冰释。
二、《尹至》
《尹至》篇共有简5枚，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每简约31字，共154字。
简文内容是伊尹与汤的对话，体裁属于今本《尚书》中的《商书》。《文物》杂志2010年第5期封2所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照片上，第一简（2234号）为《尹至》篇的首简，第二简（1530+1494）为《尹至》篇的第四简。下面，略作考释。
第一简（2234号）共33字，释文作：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
李学勤先生指出：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字，名挚”，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是“挚”字繁写，就是“摯”。 “晚书”《太甲上》和《咸有一德》“尹躬”三见，旧以其为伊尹之称，应该是错误的。今本《缁衣》引《尹吉（诰）》的“尹躬”，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皆作“尹”，郭店楚简本的整理者将“”隶作“”，以为从身、“”声，因而将“尹”读为“伊尹”。裘按以“”为“允”字繁文，以为“晚书”的“躬”字也可能是讹字。实质也否定了以“尹躬”为伊尹之称。这与《尹至》篇的伊尹之称可以印证。
“夏”，即下文之“有夏”，其地在晋南、豫西一带。
“亳麓”，原作“白逯”。李读“白”为“亳”，而网上有人进而将“白逯”读为“亳麓”，并疑即《甲骨文合集》35501之牛距骨刻辞中之“白麓”。今人据《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说，定“亳”在今河南濮阳。
“在”，原作“才”，整理者读为“在”，并云：《尔雅·释诂》：“存也”。《左《左传》注：“存问之。”案：“在”，介词，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或对象。《书·洛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在”犹“至于”。《书·盘庚上》：“王命衆，悉至于庭。”《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至在汤”，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
“格”，来。《尔雅·释言》：“格，来也。”《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孔传：“格，来。”“格汝舜”与此“格汝”同。秦桦林认为“格”与下文“来”正相应，因而主张“格汝其有吉志”连读。
“其”，副词。表推测、估计。大概，或许。《易·乾》：“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左传·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
“吉志”，善意，好的打算。
伊尹“自夏徂亳麓”，从敌国有夏回到商都“亳麓”，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敌国有夏的情况，所以汤就说：“格汝”，你从有夏回来，“其有吉志”，大概是有好的打算，好的想法。
《孙子·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国语·晋语一》：“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太平御览》卷一三五皇亲部引《纪年》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都是说伊尹到夏做间谍。
《吕氏春秋·慎大》的记载更详细：“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伊尹第一次“间夏”是“三年”方“反报于亳”。第二次“间夏”是“听于末嬉”，以“末嬉言”“告汤”。而简文所反映的，应是伊尹第二次“间夏”后之事。
“越”，于。《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史记·宋微子世家》：“殷遂丧，越至于今。”裴駰集解引马融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王引之《经传释词·粤越》：“《尔雅》曰：‘粤，于也。’又曰：‘粤，于也。’字亦作越。《夏小正》曰：‘越有小旱。’传曰：‘越，于也。’于，犹今人言于是也。”
“旬日”，原作“”。十天。《周礼·地官·泉府》：“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
“越今旬日”，即“于今旬日”，“我来，于今旬日”指伊尹来见汤，“自夏徂亳麓”，在路上走了十天。
“美”，原作“”，网上有文读为“美”， 其说是。简文“众”后接“□吉好”，所缺字疑为“多”。因此全句当作：“余美其有夏众多吉好”。是说对于商汤而言，于“有夏”有“众多吉好”的机会，因此，伊尹称之为“美”。下文称举夏桀“宠二玉”，宠爱琬、琰二女，而“有众”不乐；夏民又疾病流行。应该是凶而非吉，似乎不能称之为“美”。但夏之凶就是商之吉，就谋夏的伊尹而言，正是大好的时机。所以伊尹将其称之为“有夏众多吉好”，称之为“美”，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简（1530+1494号）共29字，释文作：“‘……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诗？”尹曰：“若诗。”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倾，汤往……
“其如台”上文为“今”，“今其如台”，即“今其奈何”， 这是伊尹所转述夏民对夏桀暴政的控诉。
“隐”，原作“”，整理者以为从垔声，影母文部，读为同音之隐。案：“隐”指隐情。“夏隐”，有夏的隐情。这正是“间夏”的伊尹所要汇报的，也是准备伐夏的汤所关心的。
“诗”，原作“寺”，当读为“诗”，指上文伊尹所转述的夏之民谣。《吕氏春秋·慎大》：“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率若诗”，即“尽如诗”。“汝告我夏隐率若诗”，你告知我有夏的隐情都像民谣所说的一样。这说明伊尹所告知有夏的隐情大大超出了汤的想象。
“尹曰：‘若诗。’”这是伊尹的回答，肯定民谣反映的情况属实，从而坚定了汤攻夏的信心。
“汤盟誓及尹”，即“汤及尹盟誓”。 《吕氏春秋·慎大》：“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及”，介词。犹跟，同。《诗·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兹乃”，词见《书·酒诰》、《立政》。相当于“这样就”。
“柔”，怀柔，安抚。《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杜预注：“柔，安也。”此指怀柔夏人。
“倾”，原作“萦”。整理者以为“萦”从“”声，在此读为倾，《晋语三》注“危也”，与上“柔”训安相对。案：“倾”有使顺从、归服之义。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四》：“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倾，难用兵力破也。”“大倾”，指在商人的怀柔下，夏人纷纷归服。而不归附的，“汤往”征，就出兵攻打。《诗·长发》所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不服的，正是“汤往征”的对象。
由上述简文可知，此篇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命名为《尹至》，乃取首简“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之文。如以内容名篇，也可称之为《尹猷》或《伊尹谋夏》。
三、《尹诰》
《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其“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礼记·缁衣》篇两引《尹吉》，其一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贰，则无疑惑也。”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都作“尹诰”，足郑注之确。
《缁衣》篇上引之《尹诰》语，为清华简《尹诰》的头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所不同的只是“躬”写作了“既”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躬”都作“”，裘按以为“允”字繁文，并疑“躬”字也可能是“”之讹字。案：裘说是。“允”为本字。介词，犹以。《墨子·明鬼下》引《商书》曰：“百兽贞虫，允及飞鸟。”孙诒让间诂：“王引之云：允犹以也，言百兽贞虫以及飞鸟也。”《礼记·缁衣》的“惟尹躬及汤”，当为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的“惟尹允及汤”，而“惟尹允及汤”，即“惟尹以及汤”，“允及”即“以及”。
清华简《尹诰》篇的“既”当读为“暨”，连词，是与、及、和之义。《尔雅·释诂下》：“暨，与也。”《书·尧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孔传：“暨，与也。”“惟尹既及汤”，即“惟尹暨及汤”，也就是“惟尹与汤”。“暨”、“及”复词同义。“晚书”《咸有一德》作“惟尹躬暨汤”，也是以“及”为“暨”。
《礼记·缁衣》篇又引《尹吉》云：“《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依郑玄注当作“惟尹躬先败于西邑夏”，而清华简本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郑注“‘见’或为‘败’”说是正确，今本之“见”，清华简本正作“败”，“见”当是因“败”字左旁“贝”形近而讹。但郑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说，比照清华简本，显然有误。致于“‘邑’，或为‘予’”说，就更不可信了。
今本的“躬”清华简本作“念”，值得注意。“躬”与“念”古音相近，《诗·邶风·谷风》：“我躬不阅。”《礼记·表记》引“躬”作“今”。帛书《二三子》：“《易》曰：‘王臣蹇蹇，非今之故。’孔子曰：‘“王臣蹇蹇”者，言亓难也。夫唯智亓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今本《周易》的“躬”，这里都写成了“今”。所以，“躬”与“念”是可以通用的。不过，今本的“躬”是说不通的，而清华简本的“念”方为本字。所谓“念”，思考也。伊尹思考上天为什么会抛弃“西邑夏”，原因就是下文伊尹所总结的：“西邑夏”失去了民心。《国语·周语上》引《夏书》：“后非衆无与守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去了民心，“西邑夏”必然就会被“天”所“败”。
此篇《缁衣》称为《尹诰》，是从内容而言。《书序》以为《咸有壹德》，则是以首句“惟尹暨及汤，咸有一德”而名。孔颖达疏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是据“晚书”《咸有一德》而立论。从清华简本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其实是汤。孔颖达以为是“诰大甲”，实质是上了“晚书”《咸有一德》的大当。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而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
四、《说命》
孔壁古文《尚书》有《说命》3篇，《书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但今文《尚书》却无，“晚书”虽有《说命》三篇，而人多不信。
清华简《说命》分为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其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尃”即“傅”，“敓”即“说”，也就是“《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
《礼记·缁衣》篇两引《说命》，都称之为“《兑命》”。郑玄注：“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其说是。
《礼记·缁衣》篇所引之两段《说命》，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都不见，论者不但怀疑此为后人所窜入，而且也怀疑其《说命》的真实性。
不过，《礼记·缁衣》篇所引《说命》之一的“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一段，却见于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比较之下，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今本的“惟甲冑起兵”一句，郑玄注为“当慎军旅之事也”。孔颖达疏以为：“甲胄，罚罪之器。若所罚不当，反被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这些注、疏都有些勉强。清华简作“惟干戈作疾”，是说战争会引起灾祸。文从字顺，因果分明，明显胜过今本。
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尚未整理完毕。从所掌握的情况看，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则大有不同。这说明“晚书”的《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而清华简的《傅说之命》三篇，纔是已经逸失了的《尚书·说命》三篇，纔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清华简属于今本《逸周书》的《皇门》、《程寐》、《祭公之顾命》三篇，亦属先秦《尚书》的范围，价值也不亚于以上属于《尚书》的四篇，拟以后再予以探讨。
3 ) 【转】刘光胜：由怀疑到证实——由宋至清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理路
【作者简介】刘光胜，1973年生，山东青州人。史学博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土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儒学史研究。著有《出土文献与<曾子>十篇比较研究》、《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
《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古时期圣王贤臣的嘉言善行及治国谋略，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及地理等诸多内容。在材料匮乏的先秦时段，它对于上古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五经之中，《尚书》尤为难治：一是成书年代久远，文字诘屈聱牙，内容晦涩难懂；二是命运多舛，传流过程极其复杂。既有《今文尚书》早出，立于学官，又有新文献发现，《古文尚书》并入；既有官学传流，又有家学私传授受；既有孔鲋、孔安国对《古文尚书》的全力挽救，功彪史册，又有张霸伪造百篇，欺世盗名，可谓是头绪众多，疑案重重，千载传流如乱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1］100自明代以来，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已经成为《尚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在众多的学术公案之中，《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古籍辨伪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学术难题。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胡人南侵，怀帝被掳走，王室倾覆，百姓流离失所，危在旦夕之间，何暇顾及文献典籍，于是“众家之书并亡”，欧阳、大小夏侯所传《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朝政趋于稳定，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58篇，以弥补当时《书》经之阙。东晋时期，《古文尚书》立于学官，置博士。唐代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学者奉诏编纂《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即以孔传《古文尚书》为依据，其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钦定书目，厕身于十三经之中，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布。宋代至清代的学者们揭露其为伪书，相当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走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历程。
一、宋代“《古文尚书》伪书说”初现端倪
自东晋至唐代三百年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一直被列为官学，并未引起学者的怀疑。南宋时期，疑经思潮兴起，吴棫率先质疑《古文尚书》不可信，他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2］7-8吴棫为怀疑《古文尚书》的始作俑者，他的依据是《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难易有别，辞气明显差异。《今文尚书》诘屈聱牙，晦涩难通，《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平缓卑弱，难免有作伪的嫌疑。吴棫撰写《书裨传》十三卷，可惜已经失传。 朱熹注意到辞气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延续吴棫的理路，强调《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之文厚重有力量。《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熹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3］1978《今文尚书》难读，伏生皆背诵记得，《古文尚书》容易，伏生却不记得，此与常理不合。《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熹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3］1985又曰：“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3］1978《古文尚书》在东晋时期突然出现，此前经传中并无记载，竹书在孔壁中保存数百年，必然有文字残损。朱熹从竹简在孔壁中保存情况、文献的流传过程，质疑《古文尚书》存在问题①。和吴棫相比，朱熹怀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并《书小序》《书大序》及《孔传》皆怀疑为伪造。吴棫、朱熹所言，是读《古文尚书》时真切的感受，所以引起蔡沈、洪迈、晁公武、陈振孙等学者强烈共鸣，“《古文尚书》伪书说”迅速扩展开来。
二、元、明时期对《古文尚书》作伪的揭示
元代赵孟頫《书今古文集注》将今文、古文分开编注，吴澄《书纂言》舍弃古文，只注今文，从事实上确定了《古文尚书》的伪书地位。他们只是怀疑《古文尚书》“采集补缀，无一字无所本”②，但没有列出翔实证据来进一步地说明。真正从学理上走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书考异》。梅鷟考辨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一句时说： 《缁衣》：“《君陈》云：‘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郑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书》无“己”字。《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圣人也，岂有不引“《书》云”，而攘以为己吐哉？以此观之，一节之中，但“尔其戒哉”一句，乃晋人杜撰，以承上接下，余皆搜与袭。［2］122 梅鷟指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除了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梅鷟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逐条考证《古文尚书》，详细列出其抄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 又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篇：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改“帝”为“德”。“大淫佚有辞”，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约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则又敷衍为“启迪有命”至“爰革夏正”。又曰：“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故易之以“慢神虐民，皇天不保”。［2］73
梅鷟认为，《古文尚书》所有的文句皆是从先秦两汉典籍中抽绎出来的，“无一书不搜葺，无一字无所本”。他辨伪的目标，是力求把《古文尚书》所有依傍的本源、作伪的痕迹一一找出来。但我们看梅鷟找的例句，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和《中庸》“庸德之行”，“慢神虐民”和《多士》“大淫佚有辞”，这些例句不管语意还是关键词语，都是有明显差异的。梅鷟强把它们说成是“缀辑、抄袭”，其结论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另外，由于是初创，文献搜集也不全面。如对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惟口出好兴戎”一句，梅鷟只注意到它和《礼记·缁衣》的关系，没注意到和《墨子·尚同中》的因袭。
必须说明的是，梅鷟《尚书考异》虽有其明显疏漏之处，如断言孔壁《古文尚书》为孔安国伪造，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出自皇甫谧，没有将孔壁古文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区别对待等。但他将考据的方法运用到文献辨伪之中，逐句寻绎《古文尚书》蹈袭先秦两汉的材料来源，依据《论语集解》反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利用积石山等地名，举证《古文尚书》成书在孔安国之后，从《大禹谟》篇指出作伪者变乱《尚书》之体例，真正从实证的层面，落实《古文尚书》为采集补缀之作。和宋人简单地依据文辞古奥、语气缓急辨伪相比，梅鷟在考据方法上有显著的推进。朱琳《尚书考异跋》说：“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梅鷟新颖的学术考证理路，启迪了其后阎若璩、惠栋等学者的研究。质言之，有明一代郑晓《尚书考》、归有光《尚书叙录》、罗敦仁《尚书是正》、郝敬《尚书辨解》，都曾对《古文尚书》作过辨伪工作，而梅鷟《尚书考异》作为第一部专门考察《古文尚书》真伪的专著，其严格的证伪方法，引领了当时古书辨伪的新风气，堪称《古文尚书》真伪考证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链环。
三、清代“《古文尚书》伪书说”成为定谳
（一）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对《古文尚书》皆有所怀疑，但在辨伪方法上有所突破的是姚际恒。姚际恒撰《古文尚书通论》十卷，专攻《古文尚书》之伪。他从文献、史事及制度等多方面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其细化到对语词的考察，颇为有特色。姚际恒说： 某之攻伪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于文辞。然其句、字诚有显然易见者，篇中不暇枚举，特统论于此。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字法则如以“敬”作“钦”，“善”作“臧”，“治”作“乂”、作“乱”，“顺”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无”作“罔”，“非”作“匪”，“是”作“时”，“其”作“厥”，“不”作“弗”，“此”作“兹”，“所”作“攸”，“故”作“肆”之类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书》。然取伏《书》读之，无论易解难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浑沦不凿，奥义古气旁礴其中，而诘曲聱牙之处全不系此。梅氏《书》则全借此以为诘曲聱牙，且细咀之中枵然无有也。譬之楚人学吴语，终不免舌本间强耳。［4］622 《古文尚书》作伪者并非简单抄袭传世文献之文，而是有所改编。姚际恒辨伪的独到之处，在于抽绎作伪者改编句法、字法的原则。他说《古文尚书》作伪者故意把不整齐的文句，改为四字句或六字句，以成排比句式；把“敬”改作“钦”，“善”作“臧”等，以示文辞古朴、佶屈聱牙，掩饰其晚出的痕迹。这种句法、字法的改动，模仿的是《今文尚书》，却又始终模仿不像。姚际恒的考证“多超人意见外”，启迪了此后的研究。阎若璩将姚氏的很多成果，吸收、纳入到自己的辨伪体系之中。 （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欲证其伪，必先立真。和梅鷟怀疑孔壁《古文尚书》不同，阎若璩首先确认孔壁《古文尚书》16篇为真古文。孔壁《古文尚书》发现以后，孔安国汇编整理，马融、郑玄为之作注。此三人所引《古文尚书》，即真《古文尚书》，将梅赜本《古文尚书》25篇与之比对，便可判定其真假。阎若璩虽与梅鷟考据方法接近，但他终能集《古文尚书》辨伪之大成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辨伪之根柢。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六条： 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竢后圣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马、郑、王所传三十一篇之本为正。［4］560
阎若璩将《经典释文》、孔颖达疏等文献中，马、郑、王三人对《古文尚书》的注释辑出，以此作为标准，验证梅本《古文尚书》之伪。阎若璩精研《古文尚书》20多年，罗列128条证据③，分篇数、篇名、文辞义例、文献来源、史实考证、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繁征博引，多角度剖析梅赜本《古文尚书》剽掠、作伪的疵漏之处。 从《古文尚书》篇数、篇名看其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一条：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4］1-2 《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皆记载孔安国发现的《古文尚书》为16篇，据马融《书序》，杜林漆书为16篇。从西汉至东汉，从孔安国到杜林，《古文尚书》篇数皆为16，而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25篇，两者篇数不能吻合。梅本《古文尚书》25篇依次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孔壁古文十六篇为《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汉代真《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但梅赜本《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有5个篇名不同，篇数相差9篇，明显属于不同的《尚书》系统。 从历法、文献摘引看《古文尚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五条：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际亡，当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其篇固具在也，故刘向著《别录》云“《尚书》五十八篇”。班固志《艺文》“《尚书》五十七篇”，则可见矣。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辞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质之今安国传，迥异。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成皆未之见，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是岁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惟四月七既旁生霸”是也。……今后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既无所本；以“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4］16-17 孔壁《古文尚书·武成》篇虽然亡佚，但刘歆《三统历》曾有引文摘录。一月三日癸巳周武王出发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杀纣王，四月己丑为朔日，甲辰为望日。阎若璩将刘歆引文与梅赜本对照，发现上古时期干支纪年，说“某日”之前要先说“某月”。《武成》先说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该月二十八日，接着说癸亥、甲子，已经是二月四日、五日，但该篇不冠以二月，不合古人纪时之法。梅赜本《古文尚书》“四月哉生明，王至于丰”，没有依据。“越日”是从本日开始计算的，丁未越三日为己酉，《武成》说“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不合古人记时的体例。孔壁古文有《伊训》一篇，刘歆《三统历》曾摘引“诞资有牧方明”一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伊训》无此句，阎若璩据此推断梅赜本《古文尚书》并非孔安国所传。
从文献来源发掘作伪证据，《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十一条： 此（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畿，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 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4］122 究竟是《古文尚书》抄袭先秦典籍，还是先秦典籍的出处原本就在《古文尚书》？判断的标准是什么？阎若璩从《荀子》书的体例出发，认为《荀子》引《书》称“《书》曰”或直接称篇名，此处引用“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称古《道经》，则确定不是来自《尚书》类文献。《古书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当袭用《荀子》之文。又“允执厥中”见于《论语》，阎氏推论《古文尚书》“虞廷十六字”当为缀辑《荀子》《论语》两书之文而成。 从地名辨《古文尚书》孔传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十七条： 因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余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4］396-397 阎若璩认为，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初次设置金城郡，此前未有此地名。而孔安国卒于元鼎末元封初，年不满四十，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去世后设置的金城郡，所以孔安国《传》中竟然有安国去世之后地名，其伪书性质难以掩盖。据《古文尚书·泰誓》，孟津在黄河之北，而《武成》篇“师逾孟津”，将孟津归在黄河之南。同为《古文尚书》，孟津地名竟然差异如此。阎若璩据这些地名透露的信息，力证《古文尚书》乃后儒杜撰而成。 细节考辨固然重要，更难得的是确立辨伪的“大本”。阎若璩对于自己辨伪的总体理路，作了细致的说明。他说： 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余之辨伪古文，吃禁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4］601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证文献时，有时衍及旁文，过于繁琐，难免流于细枝蔓节。他注重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学者之间的师徒传授，但没有考虑到汉魏孔氏家学——孔安国家族后裔之间的《尚书》流传，没有考虑到汉代师传与家学并存的情况。单从某一项分析他立论的证据，如以篇数不合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或许有商榷的余地，但从整体而言，阎若璩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真实可信，然后将汉代文献记载中真《古文尚书》的内容与梅赜本对照，由根柢至枝节，从篇目不合、文辞袭用、文体伪谬、地名晚出、违背礼制等诸多层面，条分缕析，多角度、全方位抉发梅赜本《古文尚书》之罅漏，则方法得当，证据坚实，“祛千古之大疑，立不败之定谳”，最终成为清代辨伪学的典范之作。梁启超先生说《古文尚书》二千余年被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虽有积疑，但皆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5］11。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地位，在清初学界委实是第一流的［6］5051。 明清之际，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知识分子有鉴于此，把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社会作为治学最为紧迫的任务，奋起反对理学的空疏。自唐至宋明，理学经过学者的长期建构，体大思精，清儒很难从理论体系层面将其推翻。宋儒强调道统，注重心传，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宋儒理学建构的重要支撑。清儒姚际恒、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伪作，虞廷十六字无所依托，则从文献层面釜底抽薪，为罢黜理学、倡明考据学扫清了障碍。由义理主导到实证考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代表着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向。 综上所述，历来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学者众多，我们重点从学术的角度，将宋代至明清学者的的贡献予以廓清。《古文尚书》语言平易，《今文尚书》佶屈聱牙，吴棫、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主要是从语感上入手的。他们的质疑并不彻底，也没有切实的证据，但筚路蓝缕，开启了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先声。元明时期怀疑《古文尚书》的人数并不少，唯有梅鷟从语句、文体、史实及传授源流等方面，一一抉发《古文尚书》剽窃的出处，真正将宋人的怀疑落实到学术层面。清代阎若璩认定孔壁《古文尚书》为真，立其根本，从孔壁《古文尚书》与梅赜本的差异处着手，最终使《古文尚书》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注释
①《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宋儒推崇的“十六字心传”等理学观念皆在《古文尚书》之中，朱熹从卫道的角度，反对彻底否定《古文尚书》。他尝试以《书》有两体的方式解释今古文的差异，委婉地维护《古文尚书》的权威。参见姜龙翔：《朱子疑〈古文尚书〉再探》，《嘉大中文学报》2011年第5期，第152页。②如吴澄说：“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氏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参吴澄：《书纂言·目录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册，第238页。③《尚书古文疏证》128条并未全部完成，12条有录无书，17条录文全阙，实存99条。 参考文献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梅鷟.尚书考异［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 请警惕管文化部门中的遗老遗少！！！
我就吐了，搞文化那波人里面到底有多少遗老遗少，还是拿了美利坚的工资当行走的50w 第一，宋应星的祖父是明朝的尚书宋景，他和他的哥哥宋应昇都是万历年间举人，他和他哥哥从小一起读书长大感情极好，然后他的哥哥甲申天变后两年服毒殉国，请参考颜真卿颜常山旧事，你哥哥殉国了你去当汉奸？？ 第二，宋应星留下的祖训是不准当清朝的官（不得仕清） 第三，在我看到的所有有关于宋应星的雕像绘画中，全部是明朝士人形象，没一个阴阳头 第四，阴阳头是清末形象，清初是新朝雅政，金钱鼠尾辫，这些满清遗老遗少是不是自己也觉得丑换了个阴阳头，不知道什么样子的请百度或者想象给你剃光头然后插上一个猪尾巴[呲牙] 第五，宋应星死于1666年，甲申天变1644，但是明朝的实际灭亡是1683，宋应星一直认为自己是大明臣子，不是大清的，还有说当时江西已经沦陷，不剃发易服就要砍头的，宋应星是隐居！！直接拒不出仕！！清朝不可能也不具有实力去深山老林里抓人强制剃发易服！ 在吐槽一遍那些遗老遗少，能不能实事求是，别可个劲的给自己脸上贴金，就因为你在这颠倒黑白我还得辛辛苦苦的打字让大家提高警惕防备管文化那群人里的遗老遗少[辣眼睛][辣眼睛][辣眼睛]，还有人说你们是在试探，我就好奇你试探你妈呢，有本事你就跳出来，你看人民的军队是不是把你骨灰扬了，赶紧的吧，我就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群该死不死的满清遗老遗少下课[辣眼睛][辣眼睛][辣眼睛]
5 ) 《典籍里的中国》
中央台！YYDS!!!!
真的非常感谢中央台能这么用心坚持做文化类节目，整个节目从筛选主题到舞台呈现，中央台真的是赢在了细节，今古对话的方式，实力派演员的演技，数次情不自禁的落泪。
这个节目的定位是“综艺”文化类节目，有的人不必要太纠结每次的主题内容的什么历史性，话剧过于浮夸什么什么的。整的好像那些喷子亲自经历过一样，这么多专家学者在一起研究探讨过，认真享受节目的过程就好。这种文化类节目是现在的一种清流！值得珍惜，值得感恩。
6 ) 典籍里的中国
《典籍里的中国》 第一季，11期。 《尚书》、《天工开物》、《史记》、《本草纲目》、《论语》、《孙子兵法》、《楚辞》、《徐霞客游记》、《道德经》、《周易》、《传习录》。 每一集我都哭的一裆综艺节目，央视的格局真的不错。 古今对话这个创意很动人。 把每一种典籍的诞生和流传故事用舞台演绎（话剧）的方式展现，真的是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更加懂得典籍背后的传承和光荣。 最感动的还是穿越这个立意。 穿越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历史时空中的那些遗憾，对话先贤，实在令人动容。 挑选的典籍不仅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更是他们彼此之间有联系，有交织，先贤的思想的光芒总能从不同的典籍里流出来汇聚到一起，形成流传千古的光辉。 无论哪一部典籍，都渗透着“民本”思想，先贤追寻的大道从来都无关乎自己得失，而是天下苍生，这种格局也令人敬仰和钦佩。 演员们演技也很不错，演的很能让观众共情，每一集我都会被感动到落泪。 最喜欢两处舞台设计，一个是镜子，镜子里是先贤，镜子外是演员，他们通过镜子对望，像对方虔诚的施一个礼，是穿越时空的对话，也是旧友重逢的欣喜。另一个是那条舞台走廊，仿佛时光隧道，撒贝宁通过这条隧道把先贤带到我们眼前，弥补那份遗憾，体验新的旅程。 还有一处也令人潸然泪下，就是先贤从时光走廊独自走回过去，是一卷书页缓缓的合上，可能寓意着他们从典籍里来，再回典籍里去。而撒贝宁则留在现代舞台，凝视着先贤的背影，仿佛在作着一种无声的约定：我们一直在文字里相遇相知。 其实是典籍才是那叶时光长河里的扁舟，载着先贤，载着我们，共同驶向未来。 《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读它，而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费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 《天工开物》宋应星的：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虽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但读它，学习先贤求真务实，造福人民的精神。 《史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它，我们学习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坚韧。 《本草纲目》李时珍的：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读它，我们懂医生的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心怀苍生的悲悯和善良。 《论语》孔子的：仁者爱人。读它，我们学习修身立世，学习仁慈爱人，解人生之惑。 《孙子兵法》止戈为武，铸剑为犁。读它我们知战争不过手段，和平才是意义。 《楚辞》屈原的爱国情怀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徐霞客游记》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我们热爱山河大地，热爱风云四季。 《道德经》中脍炙人口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和学习，学习先贤的智慧和思想，让自己也开始闪烁一点光芒。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流传。 《传习录》中：立志、立言、立身、立德的追求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探索精神一直熠熠生辉。 典籍里的中国，让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正如《天行健》唱道：昆仑巍巍、河水汤汤；先辈言传、声犹在旁；艰苦奋斗、矢志不忘；五岳巍峨、四海荡荡；先辈身教、历历不忘；从不畏惧、绝不屈服；战天斗地、为民为邦。 这也许就是薪火相传的美好。 中华文明的载体不止典籍，但典籍一定承载着源远流长的文明，在时光的浪潮里奔腾不息。
从国家宝藏开始，央视找到了文创宣传的全新模式，如果语文课历史课也采用这种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或者直接引用这些节目片段作为教材，相信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肯定也会更高吧。
第一集就落泪，古今交谈，并不突兀。回到过去告诉他们一切都好如伏生所愿，另显感动。九州之大，华夏之始，弦歌不辍，铭记古今。我岂能不以命护书？生为当代青年，我岂敢不认真读书？依旧肤浅，惭愧。
看了第一集，知道了伏生。但剧本太煽情、太melodic啦……武王伐纣那一段，根本就是假大空的D八股。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综艺！不理解有些人为什么觉得一个多小时能把尚书讲解清楚？？？这只是让我们现代人明白经史子集的重要性，不是学习频道！拿百家讲坛要求是不是有点可笑？这是综艺好不好？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难道我们不应该铭记历史，知来路吗？没有先人的传承会有今天的文明吗？请一些打故意打底分的喷子们别彰显自己的特殊了好吗！不想看可以不要看啊，但是最起码有点责任别误导他人号码？
哇这个好酷，舞美设计有趣～中年演员又有舞台啦开心☺️
第一集就很水，尚书这种包罗万象的硬被解读成政治主题，要搞成大周赋这种混蛋玩意，弃
场景式解读中华典籍的想法挺好的，演员也很给力，形式上与《故事里的中国》一脉相承，整体来说是不错的节目，只是关于典籍的深度解读太少，话剧部分喧宾夺主，节奏拖沓，爱煽情，有的台词写得太直白，破坏气氛。
我的天，这舞台剧的魅力。与古人相见，告诉他未来皆好，光这样就很动容。身为青年，心里有愧。
华夏为何为一体？自古就是一体。
看到话剧开始前。1、以某一传本为底本抄写的文献称抄本，其中宋及宋以前抄写、宋以后名家抄写文献，以及佛道经卷称写本。敦煌文书是唐人手书文献，为写本，另有少量刻本。节目一开始说敦煌“写本和抄本均有千年历史”有误。2、《尚书》有今、古之别，伏生传《今文尚书》，孔安国传《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梅赜献《尚书》，兼有今古，成为后世传本。今古文尚书之争延续千年，至清代已基本论证《古文尚书》为梅氏伪造，但仍颇有价值。述太康失国的《五子之歌》属《古文尚书》，伏生传《今文尚书》中无。节目既然尊伏生《今文尚书》，为何又要引《五子之歌》？且谈尚书何以只字不谈今古之别？（或是后面谈了我没看到？）希望古典文化类节目能多些干货，少些假大空和自我感动，这才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传千年之经义，燃万古之明灯。让后世读典籍而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
很感动！但撒贝宁这个设定很鸡肋，很容易让人出戏。
吹毛求疵，用来形容那些打一星的和谩骂节目组的，简直再合适不过！那些说节目组心里有辫子的，你们心里那条辫子，那条自卑的辫子比谁都粗！
CCTV1看到的【尚书•禹贡】，倪大红老师演的伏生戏太好了！
大爷控狂喜，我可以看一整天严嵩胡汝贞八爷照镜子...噗
蒙曼是唯一的败笔，说多错多
这节目可真好！第一集「尚书」讲的扶生传「书」的故事看得我泪流满面。舞台棒，演员好，希望以后多一些这样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E1《尚书》
伍子胥和孙武那集，太有感染力了。
（就是有一点很不舒服，为什么一厢情愿地宣扬我国古代有科学和科学家，明明就是技术嘛）用古今对话的方式了了几位老哥哥的心愿。开个脑洞，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些殉道的事情，让自己的名字与这些典籍连在一起，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