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

《村小的孩子》拍摄者阐述

　　　这片子算是我09年处女作《路》的续集，片子其实在2011年底就已开始着手剪辑，由于设备和个人原因，后期制作一波三折。后干脆放下后期制作，又回村继续跟拍，有时间就剪剪，做疲了就放一放，放不下又继续拍，继续剪……，如此循环！
　　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也在反问自己，这么不顾一切去拍，去做，意义何在？又能改变什么？感觉什么都改变不了。
　　由于纪录片《路》的放映和网上公开，加上一些知名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些孩子们物质条件有些许改善，但孩子们因为父母的缺失，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你去问他们的梦想，孩子们很可能依然会说想去打工。
　 后来，我在一众筹网站筹了一笔钱，勉强于2013年4月完成整个后期制作。完成后就丢在那里，不知怎么，再也不想去碰触。
　 2013年6月在广州做《农村空巢老人图片展览》时，碰到广州美院一位老师引荐我参加德国的法兰克福的一影展，并入围，可能这是国外的首映。
　 为了配合宣传，放下近半年的片子，再来剪辑预告片时，感觉又不一样，好像又找回了信心，也找回做这个片子的初衷，让更多的人了解留守儿童，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
　　2014年02月完成最后版本的后期制作，跟拍六年（2009-2014），也想通过巡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留守儿童，所以从2013年底就开始筹备2014年03-05月，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主要城市巡展，呼吁更多人关注和关爱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


　　 蒋能杰 2014年03月 于湖南


Statement from the Director of Left-behind dreams
　　This is the sequel of my first movie The Road. In fact, I began the film editing as early as late 2011.But, due to the equipment issues and some personal stuff, the editing was stuck. Then I was forced to drop it. I came back to the village, spent a lot of time shooting their daily lives and did some film editing during my spare time. Because I’m so concerned with the children’s situation and I can’t just let it go, I went back to the village again and again.
　　Of cour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kept thinking and asking myself why I bothered sacrifice everything in my life for this video. What’s the point? What can I possibly change? I’m afraid the answer is Nothing.
　　As more people saw the documentary The Road online and offline, and thanks to the reports of some kindly media, for the children, there were some material improvements indeed. But nothing can make up to the absence of their parents. There were still so many tough moments to face, so many hard questions to conquer, even harder. When asking the children about their dreams ,one would probably get the same old answer, working.
　　Later on, I got som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various websites. And I nearly finished the film editing at the April of 2013.Then I just let it lying there. I could not tell the exact reason why I did not dare to touch it .
　　I went to Guangzhou for my Left-behind Old Men show in June, 2013 and ran into a tutor from Guangzhou Academy of Arts. He encouraged and introduced me to the Frankfurt Film Festival. Also I’m much honored to get the chance to join in. This may be my first release aboard.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oadcasting, I picked up the movie I had dropped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hen I was editing the trailer, it makes me fell different. Again, I regained my confidence and my original expectations. I want more people to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to pay some attention and to share some love.
　　　I finished filming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documentary in Feb. 2014. After continuous six year’s filming (2009-2014), I want to make a exhibition tour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the purpose to attract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 from the end of 2013 on, I have making prepar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which would be held in Guangzhou, Shenzhen, Changsha, Wuhan, Nanjing,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and other major cities during Mar. to May, 2014. Sincerely do I hope that the exhibition could call for more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61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all over China and show their kindness to them.

Nengjie Jiang ,March 2014, Hunan,China

0333

对于村小的孩子这部影片，虽然我没有看完，只看了前面一部分，但还是想说说我的感受。从影片一开始放，我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孩子，从一开始可以看出来，孩子们对于学习还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但是由于乡下的条件以及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不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环境进行学习。在影片的最前面有一个女孩子说，她长大之后想去打工，那时候心情有点复杂，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因为村小的孩子们，真的很难去出村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出去打工才是一条最终的道路，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孩子们其实未来也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说说后面吧，后面建了一个学校，并且还请了代课老师，我觉得这个代课老师还是很负责的 ，他会去关心这些孩子们的学习，关心他们作业进度，但其实我觉得他在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时候，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不那么直接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因为我觉得孩子们本性是爱玩的，如果没有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这样可能会更容易激起孩子们内心的叛逆，让他们对于学习更没有动力。而且由于教师资源匮乏，代课老师少，一个老师要带两个班，不能同时兼顾到两个班，班级管理上的缺失，导致孩子们没有强烈的学习意识。 因为没有来得及看后面的部分，所以我就说说自己对于前面这小部分的感受，反观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真的幸运很多，有专门的老师专门的学校供我们学习，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但是村小的孩子却只能待在乡下，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会对摄影机好奇，甚至连国家主席都不知道，所以对于乡村教育这一方面，真的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现如今，其实国家对于教育这一块也在不断改革，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培养教师，相信在今后村小的孩子们都可以接受到系统的教育，走出大山深处，迎接精彩的未来。

标题其实出自圣经。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地击中我。对于纪录片，尤其是这样纪实的片子，我一直避免于投射过分的怜惜之意，可能是我并不能认同他们是惨的，是不是我们在看待那样的生活与自己有着巨大的相差，就能定义为那种日子是惨呢？这点我持有怀疑。就像前段时间不是也有人发了一张孩子炒饭的动图吗，评论区一片的可怜唏嘘。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两个孩子笨拙地用铁锅给自己炒饭吃，这就是惨吗？在那样大的年纪里会知道并且认为那是惨吗？惨，到底是圣母群的泛滥心还是不自觉的优越感呢，无论过哪一种生活，不论一个人的肚皮装的是隔夜的剩饭还是某些山珍，就能断定一种朴实的令人发抖的，或是更为贵重的躯体吗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傲慢呢。

惨，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像是一种认清一样。认清自己已经度过并且仍会过着的发白的日子，感受到阴天来临的一阵胃痛，出神的间隙逃逸掉的某部分自己和回神后迟缓的半拍续借不上的错愣。

意识不到那种完全能影响自己状态的真相，当事人并不能也不认为那种生活到底有多脱节，或者从来都没有接触光的情形下，我觉得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还有想到鲁巴肖夫，今年看的流的泪最多的一本小说，当钢铁一般的军官对审讯犯鲁巴肖夫问出“鲁巴肖夫同志，你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钟表”的时候，没办法不决堤，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心情说出，他本来就出身于那群人中，俄国的农民情愿把仓库的老鼠养的肥肥的，也不愿意献出一粒米，当在征收粮食的时候，看着那些人红红的手掌肥肥的脸庞，只有抓耳挠腮抠鼻屎的一系列粗鄙行为，各个人那双像老鼠一样精明的眼珠子滴溜溜转，就是不透露米的下落，不知道他怀着什么心情惩罚他们直到他们搬来家里的最后一粒米。那个军官说，鲁巴肖夫同志，我太了解我们俄国的农民了，因为我就来自那里，我也最清楚该怎么对付他们，国家需要米，他们怎么能不掏出来呢。这是书里很让我印象深刻的情节，当时我也如鲁巴肖夫一样，觉得新时代要来了，年轻人都被教育的很好，是不是就代表着他们这群老将军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这很像很像我们这的一种现况，军官可怜可恶可悲吗？后面他说的其实让人笑不出来。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小时候没有见过钟表，甚至也不知道时间，一天怎么会是24个时，那个圆圆的指针划过一圈怎么就是一个小时呢，他说我们俄国农村把自己养的胖胖的，每天太阳晒到一个位置就知道该去地里干活，但他们不懂得时间，不知道一分钟的概念，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您是去过欧洲的人，您应该知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他们生产经过了百年的时间，科技的运作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俄国要想赶超过去，就必须铆足了劲往前冲，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是在创造新世界，那些农民怎么能不按照工厂的时间工作呢，他们怎么能在国家需要米，需要铁的时候不献出来呢，迟到一分钟如果能容忍的话，那所有农民不得睡到太阳晒到屁股才起来干活，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是在创造新世界，违背了戒律，必须接受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会是无意义的，它作为一种惩戒会一直提醒后来的人，在历史中也有它的价值，他说鲁巴肖夫同志，你试想，十年后，俄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说鲁巴肖夫同志，我们需要你拿出你的那部分意义。

为什么提鲁巴肖夫呢，因为这本小说完全影响了我该怎么看待事物，军官那种人，仿佛是我们最避之不及，最被冠以帽子的那类人，但他的自白，和对鲁巴肖夫的残酷，仿佛都带有无可逆转的苦涩感，我无法把握，也无法评价那种人，带了很多复杂性，是一种熵增行为，混乱冲击了自己原本的一些体系，只是觉得悲伤，非常大的悲伤。

看待这种纪实片也一样，惨，是与否同样让我没办法随意的定标签别人的生活，那只是一种傲慢和拒绝

他也知道你怎样走这大旷野，今天看到这句话激起了双重的悲伤，于是写下这篇胡言乱语之词

这部影片讲的主要是蒋导家乡的小学就是光明小学，开头可以看到小这个光明小学的旧址，后来因为年代太久，成了危房。，该片来讲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乡村小学的建设，教育资源，老师。 我是 近几年加入了蒋导这个剧组。我也参与了一些影片的拍摄，不过这些影片在b站和这里没有上架。我在最近看到了b站一个up主，他采访蒋导的视频。

当问及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时，他们一脸稚嫩真诚的笑容，却都毫不迟疑“打工，去广东打工……”，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常年在广东打工。他们从小被教育“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就只有天天像我们辛苦打工，没出息”他们还是觉得打工能赚钱，因为身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早早辍学去打工了。他们是村小的孩子。

2009年蒋能杰老师首次走进村小，这儿留守儿童的孤独和贫困处境让他心酸不已，接下来6年时间里，他断断续续进出村小，和那里的留守孩子们相处，用镜头记录临时学校的22个学生（其中17个为留守儿童）的生活点滴，他喜欢纪录片的客观真实，最后他的拍摄素材自然而然地剪辑成了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2014年3月他在众筹网发起公益筹资，3-5月份开始用众筹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公益巡展，放映片子。

诗人阿多尼斯说：无论你走多远，都走不出童年的小村庄。邵阳新宁县的村小的留守儿童们，也许如同童年的记忆一样在蒋能杰老师脑海中时刻“活蹦跳跃”，也许也是某种情愫，让他有了持久的动力走进村小，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点滴和变化。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片子很粗糙，没有关于构图、光线、景别、对焦等的讲究。有时你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些逼仄残缺的画面，画面中人物置顶或者说话人头部不在画框范围内，只看到人物部分身体，然后画面晃啊晃，终于晃出了人物真面目。因为孩子们的房子都是非常低矮破旧昏暗的，导演也不会刻意为了画面美感去布光，所以孩子们房间里生活的画面基本是黑漆漆的，有时就只看得到一些人影儿在走动。他的拍摄可以说很随意自然，没有出于什么目的提前策划安排太多或特意去捕捉什么场景，往往就是碰上了就拍下了。所以真正触动人心的是镜头里的孩子们，是蒋导对留守儿童的感情。

也许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落后偏僻的乡村，所以总有一种乡村情结，小时候的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是这样的留守儿童，可是即使这样，对比起来还是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多点，他们没有正式的老师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往往老师们不愿意来，而不得不请“代课老师”。 2009年村小艰难申请重建学校，2010年重建后的村小调来张老师教两个班，代课十几年的张老师为转正问题烦心和奔波，他得不到转正机会，仅靠着微薄的200—300元的月薪，对教育的热心及对这些学生的怜悯代课了十几年，有的代课老师不满意现状集结上访抗议，而这样微小的力量往往是没有结果的，2011年，家里的经济压力让他也离开了村小。而县里各位领导出席热闹的学校剪彩活动后没几个月，学校墙壁掉粉厉害，操场开裂，成为一个豆腐渣工程的不定时炸弹。

村小的孩子接触不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课堂老师没有什么好的教学方式，也传授不了什么知识给他们，他们学习成绩往往都一塌糊涂。小时候的蒋鑫和蒋恒两兄弟往往是被老师留下来罚写字的重点对象，他们有点调皮但非常懂事，他们自己洗衣烧火做饭，帮助爷爷奶奶收割水稻。一次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下和父母视频聊天时，爸爸妈妈一个劲说自己在外面打工多么辛苦，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要像身后的大学生姐姐们一样有出息，他们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蒋鑫还愧疚地分别对熟悉又陌生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你能一地昧责怪是他们自己不懂事不会努力学习么？

媒体人绿妖最近参加天使支教湘西活动，虽然细心的她努力地发现了孩子们很多优点，她还是禁不住发出感概“来之前豪言壮语，许多农村孩子初中辍学，不是他们笨，是教育方式不适合。来后，许多问题几乎无解：城里孩子幼儿园就会的，这里一年级还不懂。大多人家教为零，写作业无人辅导，不会就乱写、不写。纪律混乱，有人连丢两本数学书。他们的学习程度可想而知。是逼他们学习，还是让其度过欢乐童年到初中辍学”。村小的孩子们也这样，即使努力了也还是和城里的孩子有很大差距，等待他们的往往也是辍学外出打工的命运，因为家里都太穷了。

他们本是快乐单纯的孩子，即使生活贫穷，但他们不自知，脸上时不时还有着简单真诚的笑容。小云洁用木盒子小心翼翼地装下捡到的一只死去的鸟儿，在盒盖上放上两片树叶，然后央求一个男孩子帮她安葬小鸟，男孩子对她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是对它一见钟情，你就是对它十分思恋……”小云洁回答“是啊，是啊……”过会儿又突然天真地问道“‘十分思恋’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真诚善良的孩子，会因为一只小鸟伤心，和伙伴小狗玩耍就会欢笑，可是在家长重复地以身说教“不好好读书以后只有像我一样辛苦打工做农活，没出息”的‘逼迫’下，他们的童年只会越来越有压力和忧虑，变得难以快乐……蒋导又给片子命名为“希望！希望！”，可是亲身体验过他们的生活后，他看不到希望，他觉得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尤其在这渠道不流通，阶层垄断的社会里。既然没有希望，是不是要考虑像绿妖说的“是逼他们学习，还是让其度过欢乐童年到初中辍学”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没有父母陪伴的孤单孩子们，是不是索性让他们的童年在不自知状态下过得快乐点，可是那他们的以后会怎样呢？一切抉择都是多么艰难无奈，在真正贫困的山区，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

《村小的孩子》重点跟拍了三个家庭的孩子，可爱懂事的蒋云洁6岁时候的梦想是去广东打工，2014年，12岁后，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只想陪在奶奶身边帮助奶奶干农活，因为镇上学校离家太远，奶奶不放心小小的她走山路去上学，她两次被留级留在村小的小学里。09年上初三的范魏煜觉得自己毕业了就是辍学，母亲过世早，父亲不想事又惹是生非，似乎总是呆在监狱里，奶奶用卖玉米的钱供她上学，她很小就打假期工，又贷款求学，想要走出大山，现在她是桂林某个大学的大二学生，可是家里的经济压力总是让她看不到未来，很是悲观。还有那对比较调皮成绩一塌糊涂的蒋鑫和蒋恒两兄弟成绩还是一塌糊涂，难以有改变。

村小的孩子在蒋导的关注下受到了BBC和湖南芒果台的关注及采访，湖南卫视的《天生一对》节目利用集体公益为明星标榜爱心，播音员用哭诉似的腔调诉说了村小的艰苦环境，后来好像节目为每天天不亮就走十几公里上学的村小的孩子们募集了善款，捐赠了校车。可是每天5元钱校车费用孩子们是支付不起也不愿意去花费的，而且在校车事故敏感的2012年，校车终究是个幌子，是个摆设。而媒体也只是一时煽情做噱头，电视报道的也是一个经过粉饰和真实相去甚远的乡村，显得滑稽肤浅，蒯子说“我们需要诚实，再诚实一些”。如果真的有足够的关注有足够的爱心，多点公平多点良知，村小的孩子不会真的那么没有希望吧。

所以我们还是想在绝望中呼唤着“希望！希望！”





●代课老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而1985年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导演用了六年时间来跟拍这些可爱的孩子，看得出导演的认真与坚持，看完整个纪录片的第一感觉很真实。这种真实可能只有同样出生于农村、接受过乡村教育的人才能感受得到。教学条件的落后、物资的缺乏等等一直都存在于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看到一段一对夫妻一年没回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回到家乡，在路上遇到自己的孩子，孩子却认不出自己他们，两夫妻也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当时我就忍不住哭了。我想所有外出的父母们都是爱他们的孩子们的，想跟他们一起生活，但为了让孩子生活的更好，有更多的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只能远离家乡，去外面打工。
六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我总在猜他们的父母今年会回来陪他们过年吗？一年过去了，爸爸妈妈还能认得自己的宝贝们吗？
导演用镜头记录着几位小主人公六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了小云洁的坚强，范魏煜家庭的悲剧以及代课老师们生活的坚辛，也看到了社会黑暗的一面，在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处都可以听到或看到现在的国家有多么多么快的在发展、在变强的新闻，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和关注这些祖国的花朵，连最基本的基础教育都跟不上还谈何末来，很显然这些孩子们成为了这个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LL：他今年二十五岁，父母都是聋哑人，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长年不在家，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也许是因为聋哑人，反而他们有更强的互帮互助的那种民间组织，所以应该是在厂里上班，家里的奶奶带他，住的不远的他的叔叔对他很严厉，甚至在他青春叛逆期会把他吊起来在房梁上揍他，他的叔叔也是个很能吃苦的农村汉子。我记得有次他家里所有人一起去远处的乡镇替别人收地里的庄稼挣钱，天黑了还没回来，他就来找我，他哭了，那时候我记得他有初中大小，我被眼前这个能把别人胳膊打成三截的男孩竟然会家人的晚归和黑夜吓得掉眼泪。那天我姥爷把他叫到我家一起吃的饭，准备一起睡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回来了，他就跑回去了。

现在的LL，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现在长年在外地打工，过年回去吃了顿饭，给我讲了几种电焊的区别，我记住一个词叫氩弧焊。中间他有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厚着脸皮坐在一桌，聊了一夜他刚买的宝骏汽车。他结婚的时候我回去参加婚礼，我记得那天我喝了一杯很辣嗓子的白酒，婚房循环放的是“菊花爆满山”那首歌，他弄丢了我随给他的二百块钱红包，我回到姥爷家吐的一塌糊涂，我讨厌白酒。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二胎政策以后，他自己的弟弟比他的女儿大不了几岁，他们家一直都是人丁兴旺的。

FC：他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从来没叫过他哥。在姥爷家的那群小孩子里，他是脑子比较好使的，除了我（我觉得）。他的父母在村里开过一段时间压花生油的生意，听说有过一百多万，也算过得不错的家庭，可是我记得小时候他吃的午饭也没什么肉。后来有几年，农村各个土广告都是借贷，这可远早于现在的网络借贷，我也是那时候才听说“铁爪子”这样的词的。赌博成风，在市里房价不到一千块的时候，村里新一批的年轻人，赌博输掉四十万这样的数字，对我来说是惊人的。他爸不是年轻人，但是输了一百多万，于是就卷了铺盖，去北京打工了。他在读初二的时候，我初一，他和我聊性的话题，他告诉我拉手接吻是有可能怀孕的，我已经上初一了，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说他脑子是最好使的，除了我。后来初三没上，去学武术表演了，我震惊于这个骨头已经硬了的年纪，还可以重新学会空翻，他说他可以一连着从舞台这头翻到那头，好像叫什么开堂彩。后来他去北京打工，我高中暑假去北京旅游，去找了他，他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我跑了很久才到他说的那个地方，管庄。我才知道，北京不只有我们印象中的样子。我们仨横着躺在他们出租屋的那张唯一的床上，腿伸不直。

现在的FC,应该是那些小伙伴里混的最好的，十来年北京的租房中介，现在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小公司，当了老板，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子，前些年结了婚，某年见面吃饭聊天，他说要是英语好一些就好了，卖别墅给那些傻逼老外，会点英语能多挣好多钱。最近好像离了婚，还在北京，希望他的公司可以扛得住疫情。

XL：他比我大四五岁，也是第一个不和我们再一起玩的伙伴。我们还在玩泥巴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他去打工了，在那个年纪我是震惊的，我的其他小伙伴不震惊。

后来再到今天，我好像有十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还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找媳妇比较难了，因为他爸得了脑血栓，他妈妈又有点神经，觉得媒人要钱多了，从家里给人骂了出去，好像不太有人愿意给他说媳妇了。

ZZ：我是顶看不上他的，姥爷的本家，比我小两岁多三岁，我讨厌他的性格，听话。小时候顶讨厌谁的妈一喊就乖乖回家的小孩，扫兴，还爱哭。但是他的弟弟，和我姨家的小孩，好多年以后又成了朋友。前几天和小表弟视频，ZZ的弟弟在旁边，刚考完中招，我问咋样，他说估计二百分左右，准备去技校。

ZZ现在在某厂上班，不是个坏人，性格还是老实的，估计也快结婚了。

先睡啦，回来再更新，困

继续写俩人。

PY：也是我姥爷的本家，我应该叫他哥，比我大俩月，也没叫过。小时候关系时好时坏，我俩共同的爱好就是都非常喜欢动物，喜欢钓鱼。喜欢小动物的小孩大多比较善良，也容易怯懦，小时候三五岁，我和另一个小伙伴放学就要欺负他，把他堵在胡同拉他的小鸡鸡，后来他妈妈专门在放学的路上拦着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欺负他，后来也就没有了。我俩小时候一块拿树枝当牛羊，拿很大的鹅卵石当猪，办“养殖场”，别的小朋友不太喜欢这种游戏，我们更多的时候一块玩别的。有次我俩去钓鱼，没钓到，他在桥头买了一条大鲤鱼，让我和他一起编了一个他钓到鱼的故事，我即兴当了一回捧哏，他爹逢人就跟人讲他儿子钓鱼多厉害。他爹是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钓鱼是一件更细致点的事，他爹做不来。他爹是爱他的。

在另一个同学结婚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和他的老婆，一个大着肚子的黑瘦的女人。他好像在农村的价值观里不是太有出息的，他就近在家的附近的厂里上班，这样就挣的少，有许多人比较恋家，可能他也算。最近几年没和他有联系了，听说他的女儿都几岁了。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我喝了一杯不好喝的白酒，他跟别人吹牛逼说我喝了一斤多，嗯，是他的风格。

KK：他是我的邻居。比我大有五岁左右，偶尔一块玩过，小时候我读育红班（幼儿园），和小学一个校园，听说他和一个叫小六儿的，俩人打架最厉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商量“买通”他帮我们揍一个人，我给出的筹码是一颗大白兔奶糖，打谁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成行，毕竟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控制不住一个五年级的大孩儿。他妈妈有点傻，小时候管教他很严格，我记得会让他跪在踩碎的炉渣上，他哭，我姥爷让我去“救”他，把他叫出去玩。还有一件事，我向他买过一个木头棍，五毛钱。

现在他在煤矿旁边开了一个饭店，每天凌晨回来，也蛮辛苦，但是看起来生活还不错。他的女儿和他的妹妹年龄也差不太多，这也是二胎放开以后得事了。

WC：这个同学故事比较多，能认识他就是因为姥爷把我送到了育红班，他是前街的，我住中间，那个年纪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小，本来不会认识的。他坐在我后边，有一个磨掉漆，扁了吧唧的文具盒，继承自他的姐姐可能，我总是一回头，一拳头把他的铅笔盒砸扁，他又把他凹回来，我再砸扁，他又凹回来。重复了这么几次，我们就认识了，也成了朋友。岔开说一句，去上学意味着村里前、中、后的山大王都凑在了一个地方，各有各的邻居和熟悉的小伙伴，我臭味相投的认识了班上后街的几个坏孩子，并且很快称兄道弟，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全都欺负WC，而且他们是真的揍他。我先开始是劝，后来是通风报信，让他放学先跑，但是我猜那时候的我又不想树敌太多，所以只是偷偷放他走。再后来有一次，我因为WC和他们决裂了，后来也没再和这几个玩过。

我只去了一学期的育红班，而且是上午不去下午去，睡不醒，睡醒了也不想去，我姥姥就追着我满村子跑，她追不上我，通常也就是追追就算了。所以满打满算我去上学可能有一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朋友还有就是了解了后村的“势力”。

关于育红班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我去上学了，妈妈从市里给我带来了一个书包，我记得是米老鼠的，而且米老鼠的头和鼻子是立体的，班上的小伙伴只有我一个人有书包，他们下课就排着队来按我米老鼠的鼻子，我觉得很另类，于是回家要求我姥姥给我做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袋子，斜挎着去上学。

说回WC，他是村里的外来人口，这是我后来更大了才知道的。所以他经常被欺负，由于他父亲的软弱，常常是别的小朋友追到他家打他，他爸妈还要打他，理由无非是，你不招惹别人，别人为什么只打你这种傻逼逻辑。我总是救他，我描述一个他挨打的场景吧。一群人围着他在小卖部门口，更大的或者更小的孩子，脱了鞋扇他的脸，把他的衣服撕破，等等。这时候大概五六年级，可能正是校园暴力霸凌最严重的时候。好像大家每天都要打他一顿，我这个时候已经回市里上学了，只有偶尔的机会才救得到他，甚至我走的时间里，我的小弟也会打他。我每次回来都会从中调停，每次走之前都会叮咛嘱咐，我的人，谁打他，回来也得挨。可是没什么用。也偶尔听到大人人隐晦的说过他的妈妈“卖银”，大人们换了个词，以为小孩子听不懂，可是我听懂了。

后来有一次，姥爷莫名其妙的丢了一根鱼竿，我回去的时候，姥爷说应该是WC偷的，我不信，也不愿意相信。可是别的小伙伴告诉我见到他拿了一根鱼竿在河里钓鱼，颜色长短听起来很像，而且大概率他不会自己花钱买鱼竿。姥爷让我去找他，把他叫来问问，我很为难，记得当时去他家的路上，挺难受。到他家，我说，走，去我家玩。但是他找理由不去，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应该就是他了。后来他还了鱼竿，好像也不太愿意再来我们家了。

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长得还不错的老婆，可是又听说她老婆嫁给他的时候怀了别人的孩子，无从得知了，也没有了联系。

SPY：这个不算朋友，他是后街的小霸王，我俩玩过，就是育红班的时候，后来不怎么见得到，也因为上边这个同学，所以成了敌人。我总会偶尔听说他，我猜他也是一样。感觉不可避免的要打一架。总是尽量的避开，好像有地盘范围似的，总碰不到，可是有一次要买的东西这边小卖部没有，就去了后街，我跑进小卖部扑到柜台，就是这么巧，碰到了他，这一对眼不要紧，那就打吧。后来小卖部老板把我俩拉开，他拿枪朝我肚子上打了一枪，玩具枪，我哭了，他跑了。我的小伙伴要告诉我姥爷，我阻止了。后来慢慢大家更大了，就没怎么再遇到过。

奇了怪的是，我小时候不怎么和女生玩，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育红班喜欢一个女生，天天追着她要她嫁给我，她去告诉了老师，老师告诉了校长。后来有一次校长骑车碰到我姥爷，说你外甥厉害啊，要人家小姑娘嫁给他呢，我那个羞愧啊。后来好像见过她，看来三四岁确实没有审美现在肯定是谁家的媳妇了，大概率是几个娃的妈。

其实后来我的这些小伙伴，现在也正年轻，某些方面好像要比我成熟，偶尔见面会告诉我人生有多难。很久不见面偶尔会说，小时候玩的这些人，最想我。见面了也总是说，他们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那时候玩的开心，玩的痛快，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些每天看游戏直播的小仔们，嘴巴里的词确实更丰富一些，肉是都吃得起了。

人生就是，很多人更幸运一点的游戏罢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非常。我姥爷是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更早的时候也走南闯北推销生产队的机器，算是见过世面的，他养的孩子也很成功了，三个孩子舅舅妈妈姨姨都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屈指可数。他也很会讲故事，关心小孩，出差会带礼物，出远门有时候会带小孩去见见。最重要的是从来不打小孩子，他的孩子辈，孙子辈，都从来不打。零钱就放在抽屉，说，随便拿，但是大家反而都不会随便花，更不会偷钱。他有他的作为农民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每个阶级的局限性，可是他一定是个精彩的人，他自己的人生，他教出来孩子，他甚至养出了会写诗的外甥，就在那片土地上。

再续。

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初八，十八，二十八，姥爷家的村子都有会。也就是赶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卖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游戏机的年轻人，也卖光盘，估计也有毛片，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是那个样子的摊子，大概得有二十年以后，他的摊子还是那样，他的光盘的盒子都晒掉色了，他的短发也有了非常多的白头发茬，还在卖那种游戏机和香港电影的光盘。今天没见到他。

今天印象最深的是碰到一个人，我猜他肯定不怎么记得我，也许记得。他是电工，我记得那时候村里变压器常常坏掉，正在追某个电视剧的时候就非常恼火，许多人会去变压器那里看。或者家里老化的电线，接触不良，大半夜会把他叫来，他会骑个自行车，穿着拖鞋，鼓捣一会儿就好了。他大概是我诗里写的“年轻力壮的身体”的代表之一，我记得一起去钓鱼，他骑摩托，嫌姥爷的电动车慢，那时候我讨厌他。十年前他大概四十来岁，应该不到。今天我看到他坐在轮椅上。他的头很大，以前他常常光着膀子，看起来很健康，今天我两次看到他，用手转动着轮椅。我很震惊。

这部纪录片总共有94分钟，我观看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一气呵成的，不得不时不时地按下暂停健来缓口气，心情十分压抑和沉重。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询问着：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也是询问着未来从事教师行业的每一个“我们”：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呢？在这样一个落后和贫穷的小山村里，虽然“课改”之路是困难重重的，但它也是拨开浓雾的灯塔，是茫茫之路的光亮。

纪录片里的光明小学，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一个偏僻和贫穷的小山村。全村1700余人，有近900人外出，外出务工的人高达一半以上，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课改面临着重重困难。

第一点，是师资力量薄弱。在纪录片拍到的这几年里，光明小学一前一后只出现了两位代课教师。据所查资料显示，代课教师是指在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教学水平也不高。他们做着和教师等量的工作，却拿不到同等的薪酬，还面临着随时被辞退的危机。因此，在纪录片里出现的第一位老师张老师，虽然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对学生的热爱，但亚于教学水平落后，他只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如让学生死记硬背课文，写错的生字抄50遍等灌输式教学方法，因此出现了学生明明把课文背熟了、把生字默写了，到了考试仍不会写字的困境。传统的教学方法尚且如此，对于新课改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则更难实施；张老师由于为自己微薄的薪酬焦虑，同时要承担学校、家庭、农活等多重重任，压力大，因此在教学时也会出现缺乏耐心、不善引导的现象，如在纪录片里他对不完成家庭作业的哥俩中的哥哥说：“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弟弟”。诚然，张老师的本意是好的，他希望光明小学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听老师的话，能够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这样才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但对这些年幼的学生缺乏合理的引导，也忽视了对学生自尊心的保护。

第二点，是家庭教育缺失。在村小，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外出务工，留下子女和祖父母一辈生活。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源于父母的亲情，对其身心的成长有着消极的影响：他们可能内心敏感、不善表达、自闭自卑。而祖父母辈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他们无力为孩子们提供学习上的辅导。他们知道努力读书的意义，但只能对孩子们进行语言上反复的嘱咐，无法告诉他们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再者有些祖父母辈可能会溺爱孩子，这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如在纪录片中的某一家，爷爷奶奶为孙子盛饭、收拾碗筷，甚至为其购买游戏机，作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补偿。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现在说的“穷人家的富二代”，究其根本也是老一辈们教育观念的不当。教学系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注入，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为其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在村小这样的背景下，新课改中学校、家庭、社区教育互动的设想也是难以实施的。

第三点，是评价制度滞后。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的综合（代课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家庭成员文化水平低下），因此在纪录片里我们会看到“成绩”常常挂在教师、家长的口中。教师和家长的谈话内容总是围绕着“你家孩子成绩退步了”、“我家孩子成绩有没有进步”等内容，完完全全是应试教育所采用的评价制度——分数至上，忽视孩子的个性特点，忽视孩子学习能力和核心素养的提升。显而易见，在当前21世纪的背景下，这种评价方式不是科学和完善的，但这在村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对于村小的父母们而言，或许允许孩子选择的路只有两条——一是通过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一是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第四点，是教学环境简陋。纪录片所呈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间昏暗的由民房改造的教室，室内有一块黑板，黑板前站着代课教师，底下坐着四排学生，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在光安村村长的努力下，光明小学得以重修，然而重修后的学校，教室内也只有课桌、黑板和粉笔；相比下城市的学校已经有了多媒体设施、教学软件、教学挂图等教学媒介和教学资源。对于课改的进行而言，良好的教学环境是基础，是硬件，课改的内容是核心，是软件。在教学环境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又如何开展课改呢？

面对这些如一座座大山的难题，再看看村小孩子们天真又坚韧的眼神，农村课改的意义不言而喻。假如不进行课改，我想应该会是这样一个死局：因为环境偏僻，条件落后，师资稀缺，教育质量一直上不来；由于教育质量上不来，就更不会有优质的教师过来，导致教学条件和环境越来越落后。其结局，无非是曾经的留守儿童转变为农民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想要打破这样的僵局，虽然不是一件易事，但仍要努力尝试：根据村小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课改。

针对师资力量薄弱这一问题，应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教师是课改的研究者和执行者，是课改中的关键因素。纪录片中的光明小学，从头至尾只出现了两位代课老师，其数量之少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一个人就能胜任所有科目的教学呢？常言道术业有专攻，即使是能力再强的老师，也不能面面俱到。因此，从国家的层面出发去建设一支农村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很荣幸地是，我正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国家实施公费定向师范生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农村教学对教师数量的需求，然而我认为更不能放松对师范生质量的培养，而应制定好一份合理的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方案，使其真正有资格站上三尺讲台，而不是出去误人子弟。再者，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让外界更多的人看到农村教育的艰难和辛酸，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农村支教，让更多心系家乡的教师回乡贡献，将会有效地缓解师资薄弱的问题。

针对家庭教育缺失这一问题，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并不能太多地做出多大的改变。因为只有父母外出务工，才能继续供给孩子上学的花费，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增加孩子接受高中、大学教育的机会。因此，还是要从最关键的学校教育出发，因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分离及留守儿童监护人教育程度较低。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心理或许可以用我在观看影片时看到的一位网友评论的一段话来表述：“很多年前我就明白，我和父母是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不了解我在青少年时期承受的煎熬；我也不了解他们在成人世界中的焦虑。”长期的分离，使得亲子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年龄尚小的孩子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主动理解父母的苦楚，而作为教师，教书育人者，可以试着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德育；而家长方面，教师也可以尝试多沟通，向他们传授一些合理的教育方法。

针对评价制度滞后这一问题，应由教师及时转变评价理念，将新课改中倡导的评价理念理解透彻，并积极地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及时地在教学中实施。

针对教学环境简陋这一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向政府申请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面对课程资源不足的困境，作为教师，新课改中倡导的课程建设者与开发者，应该因地制宜，在农村地区开发出相应的课程资源，丰富学生学习的课堂。教师还应积极参加培训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在农村地区，根据当地特色，适当开发出有益的校本课程。

理了一遍自己提出的几点浅见，发现每一条建议都与教师息息相关。作为未来农村教师队伍的一员，既感到荣幸，同时也深知自己肩上所背负的担子有多重。然而，看到影片中这些孩子们每天天未亮就起床上学，无论冬夏寒暑，一个个小小的身影 ，从混沌的凌晨走到破晓的黎明 ，从泥泞的山路走到平坦的马路，便觉得为他们付出是值得的。在纪录片中截下了一幕美丽的风景，暖阳映照着白雪，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暖阳。同时也真切地希望，村小每一个孩子的未来，能够清朗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