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
你委身于我的姿态就像这世界。
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
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
我曾孤单如隧道。群鸟飞离我身，
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
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此文出自情诗之王，智利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1923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随后一年，他发表了享誉世界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被誉为“情诗圣经”，全球销量已超过1亿册。

聂鲁达被评为“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是：“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一位可以用文字让人高潮的诗人。


除了歌颂爱情和性爱，聂鲁达的一生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政治。

在人生的中晚期，聂鲁达步入政坛，他的晚年遭受了故乡的流放，排挤，背叛。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意识渗透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流放和回国期间，他创作了《漫歌集》，他以诗的优美融合诠释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开创了政治诗歌的先河。


如何以文字之外的影像化手段表现聂鲁达的传奇人生，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再创造工作。

曾经指导传记片《第一夫人》，《神父俱乐部》，《智利说不》等影片的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利用蒙太奇的虚实交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魅力非凡的，有关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奇幻故事。


其最新影片，《追捕聂鲁达》讲述了聂鲁达在1948年，遭受本地政府排挤，被迫出逃时期的一段故事。

该片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利用梦一般的剪辑手段，配合聂鲁达的文字，以诗意的方式，行云流水般的讲述了一个有关“追捕”的故事。

从片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导演的巧妙之处，整个故事的切入点没有直接放在聂鲁达身上，而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追捕”，从侧面，从他人的视角中给我们呈现一个浪漫诗人的聂鲁达形象。


在建构聂鲁达形象时，我们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角色，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角色建构，来自于他的内心冲突，身份焦虑，推进着剧情，同时以镜像化的方式丰富着聂鲁达的形象。

全片的主线故事，其实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认同经历，故事中，他的人物弧光转变是叙事脊梁。


影片在他的旁白，聂鲁达的诗文，人物台词之间不断互文中，构成了戏剧冲突，模糊着虚实，让人完全沉迷在叙事的精密建构之下。

《追捕聂鲁达》看似讲述的是，警察抓捕聂鲁达的故事，其实是聂鲁达凭借着自我的绝对精神，非凡的个人魅力，摄人心魄的诗歌最终成功“抓捕”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脉络非常简单，1948年，聂鲁达的政治理念遭受国内以贵族集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排挤，他被当做全国逃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奉命执行抓捕行动。

在制造留言，泼脏水，武力危险等手段相继失败后，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对聂鲁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次抓捕行动让他逐渐看清了真实的自己，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的欲望。

片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行动中，自我认同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


影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看见奥斯卡·佩卢恰努，只听见他的旁白，听见他对于聂鲁达这类文人的偏见，腐败的生活，流连于酒精和女人。


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他把位于警察局中心的雕塑，智利警察系统的建立先驱当做自己的父亲。

他把自己看作警察的儿子！


可抓捕行动并不成功，聂鲁达被政治势力所保护，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抓捕总是晚了一部。

他每到一处，都会发现聂鲁达留给他的小说，那同样是一本有关抓捕的小说，里面有罪犯和警察。

他唯一一次差点抓捕到聂鲁达是在妓院中。


可惜，聂鲁达不光受到政治势力的保护，连人民也爱戴他，迷恋他，保护他。

妓院的遭遇让奥斯卡·佩卢恰努想起了他的出身，平民，母亲是妓女，不知道他的父亲究竟是谁。

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转变，他痛恨自己，他说自己的所有妓女的儿子，是性病的儿子。


正是因为父亲身份的缺失，让他的自我认同总是摇摆不定。

奥斯卡·佩卢恰努只能从旁人口中得知聂鲁达的形象，这个形象经过他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二手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他在抓捕聂鲁达，不如说他是在抓捕那个失去的“父位”，抓捕那个他的生命源头，抓捕他自我的身份！

影片第二幕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抓住了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她告诉奥斯卡·佩卢恰努，你不过是聂鲁达小说中的配角，是聂鲁达创造了你。


这一刻，奥斯卡·佩卢恰努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澜，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视角展现事物，鼓励读者与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与我们所读的那些人物的认同中成为我们自己。

在整个抓捕行动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始终满怀着欲望，寻根的欲望，找到自我的欲望。


正是这个“先在”的欲望实现了认同！使认同是富有欲望的主体存在！

整个《追捕聂鲁达》的故事就是以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认同欲望为源动力所驱使的。

在一个又一个，奥斯卡·佩卢恰努望向镜子的“镜像阶段”的场景中，他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

在片尾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遭受了背叛，他躺在雪地中，生命似乎快走到尽头。


他终于看到了抓捕的对象，聂鲁达本人，他流露出喜悦，忘记了生死。

这时旁人问聂鲁达，“你认识他吗”？

聂鲁达说，“不认识”。

若有所思后，聂鲁达又说，“认识”！


聂鲁达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过去，当他认知他的现在，奥斯卡·佩卢恰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绝对精神，什么也不是，同时又是一切。

我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是谁，但是我认识他。

片尾，奥斯卡·佩卢恰努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我是人民的儿子！

其实，这个抓捕是双向的。




一方面，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聂鲁达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聂鲁达也完成了自我从爱情诗人往革命诗人的转变！

他从情圣变成了革命者。

那本激情蓬勃的《漫歌》，他在流放时期的伟大创作，就是他完成自我身份转变的最好证明。


在《漫歌集》中，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再是表现世界，而且要揭示世界，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实实在在的“我”。

影片《追捕聂鲁达》借用诗歌的意识化形态，给我们送上了一个叙事交映的聂鲁达，他具有当时社会人民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非凡的自我个性。


我们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抓捕到了我们自己。

开篇对共产主义者一通冷嘲，让大诗人的政治表演看上去滑稽幼稚，让人搞不清是庄是谐。后面随着对聂鲁达的追捕，把政治阴谋和自我表演生生表现成了逃犯-警察的一场华丽虐恋：狡猾而傲慢的逃犯，背负耻辱自卑的警察为了名垂青史展开的比赛，圣地亚哥一路向南，伴随拉美地区贫穷与浪漫的底色看上去跟政治半毛关系没有。最后一幕安第斯山的高海拔雪中落幕，浪漫的要死要活。

Larraín导演的父亲是知名智利右翼人物，有 Wikipedia Page 的那种。所以，大家觉得电影里那个探员究竟是谁呢？探员说母亲是妓女，自认为生父是警察。这或许也是说导演以前的自我认同是右翼死忠，国家政权维护者吧。我觉得本片像是一个以导演的视角探寻聂鲁达是谁的expedition。这个探员实在是太诗化和文青了，像是生活在祖国春风下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包括导演亲口承认的向摩托日记致敬的桥段，也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富裕青年寻找自我的故事。或许整部电影的来源就是导演读者聂鲁达的诗和传记，对聂鲁达进行消解和重新认知。而追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重塑聂鲁达的过程。而最终的“合体”则是出身右翼的导演与智利第一共产党的统一。导演终于点破，他自己虽然出身名门，但也是人民的一员。聂鲁达来自人民，而他的艺术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并且影响着现在的每一个智利人。可以说聂鲁达作为智利国民人物，既为智利人民所塑造，也塑造了现代的智利人。感觉这是一部有智慧的作品。好一部诗一般的寓言。

《追捕聂鲁达》里，关于警探与逃犯、虚构者与被虚构者、政治与艺术，在这些众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影项，相互渗透。但这两个主体又似乎只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是智利本身的一体两面，在智利，一切暴力的，强权的，艺术的，理想的，肮脏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寻求康米主义。

这是个追捕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在警长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渐渐辨认出聂鲁达的形象，一个极富魅力的天才诗人并且饱含着浓烈的政治理想，所到之处尽是人们的欢呼雀跃。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聂鲁达就如同一个拖着长长粘液轨迹的蜗牛。所经之处，都潜藏着他的痕迹。

在聂鲁达的逃亡中，聂鲁达流窜于智利的各个角落，从党员回忆到地下妓院，从北到南。我们又借由聂鲁达的踪迹漫游了智利。我们看到了智利的人民。

人民的概念，在全片中占据核心地位。警长一开始认同于自己的身份为一名警察的儿子，在追寻聂鲁达的过程中，不停的去感聂鲁达之所感，去寻觅聂鲁达的气息，到最后，他的自我指认转变为认同自己是聂鲁达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的历史中才有如此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是20世纪的历史造就了人民，也正是人民才创造了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在谈人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往往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在谈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觉，人应该拥有什么，人应该去抗争什么。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庞大的概念，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共属于人民。在电影中什么是人民？是工厂里朗读聂鲁达诗歌的工人，是妓院里歌唱的男妓，是路边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也是竭力护送聂鲁达的党员同志。所以，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是聂鲁达吗？不是，是聂鲁达背后的所谓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支撑起了聂鲁达，聂鲁达不是巨人，人民才是那个托起聂鲁达的巨人。人民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

在警长的追寻中，这是一场身份的找寻之旅，他透过聂鲁达反身看到了自己，一个警察与妓女的儿子，在阅读聂鲁达的作品中，他又分享了聂鲁达的生命，他又变成了聂鲁达的儿子。而聂鲁达的生命是人民所给予的，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儿子。这是一场盛大的追捕，也是一个盛大的身份认同，由政治下降到平民。当警长对着总统秘书的轻蔑言论说：“没有什么平民可以站在我的头上。”，他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聂鲁达也一直将他书写为一个配角。直到最后，意识到人民身份的他，聂鲁达将他的名字书写了出来，他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成为了主角。

再回到聂鲁达，作为诗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就是见证与书写，他是人民的口舌，是一切无声处的发声者，为历史的无言处去做辩护。他的笔，如同上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太阳，诗人见证了苦难，于是就有了诗篇。诗人高大的同时也必须卑微，他必须接受一切人的爱意与吻，聂鲁达在面对男妓的拥吻他毫不抗拒，这就是诗人之使命所在，要有融入黑暗、融入混乱的能力。要融入酒精，妓女，歌声。所有的高雅都是布尔乔亚对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诗人应是混乱的集合体。诗人的笔墨从不为他自己而生。

在我的人生里，

我是先知道“艾青”，后知道“聂鲁达”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聂鲁达是外国人。

艾青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高中语文里有他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我的观影记录里，

我是先看了电影《追捕聂鲁达》，后知道，在新疆克拉玛依，有艾青的一个石雕塑像，纪念他的一首诗发表30周年。

《克拉玛依》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你是沙漠的美人。”

在百度百科里，

聂鲁达：诗人、外交家，智利共产党党员，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艾青：诗人、文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

聂鲁达，最高的文学成就，是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

在推荐理由里，

我向民国粉，以及他们坚定的鄙视派，推荐一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电影《追捕聂鲁达》

并强烈建议：在55寸以上电视，观看1080P版本。

因为，光影是导演的立场。

导演用逆光拍了很多追捕的镜头，让诗人浪漫背后，百姓的狼狈，既实实在在，又看不清，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如果一位革命者的一生都在浪漫地请客吃饭，他的政党，下场最好也就是个台湾。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当艾青被悄悄遗忘的时候，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它的百年纪念。

备注：

电影《追捕聂鲁达》Neruda (2016)

//www.iqiyi.com/v_19rr7pioxc.html

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 第76集 艾青（上）》

//www.iqiyi.com/v_19rrg85mpc.html

画面美轮美奂，诗歌动人心房，导演构思巧妙，历史残酷无情

（诗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艺术，目标名垂青史，结果最好是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