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成本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令人困惑的叙事策略

作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影制作，《赛德克•巴莱》力求再现日据时代当地赛德克族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雾社事件。

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很可能形塑台湾的身份意识。

可令我困惑的是，赛德克族本是受到侵略的弱者，但在片中给人留下的最大印象可能就是劈头，密集程度堪比剥削性的 B 级片，乏味乃至令人反胃，

电影宣传语所说的“野蠻的驕傲”，很难得到观众同情。

最令我不适的是影片高潮——雾社事件的一幕：一个部落战士砍下日方将领的头，一边呐喊一边高举头颅。

熊熊火光前，他雄壮的剪影长达数秒。但这并没有让我一舒胸中噫气。

赛德克族的猎头习惯据称是史实，但导演永远有艺术化处理事实材料的自由。

叙事最大的失败，在于大量动作场面和民俗场面这一张一弛的节奏混乱：

一方面动作场面不加节制、缺乏层次，另一面展示民俗太滥，缺乏生活质感。

雾社事件的导火索是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向日警吉村克己巡查敬酒反被殴打。

但这一激励事件淹没在了繁杂的故事线索中，使得莫那魯道从忍气吞声到找回尊严的突然转变缺乏说服力。 苍白的人物刻画是另一大败笔。

比如屯巴拉社驻在所的巡警小岛源治（安藤政信饰），从同情原住民到雾社事件妻儿惨遭杀害后的复仇这一心理转变流于肤浅。

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形象本就单薄，同情心的根基不深。

我很好奇国际版是不是囿于篇幅，没有采取韩片《太极旗飘扬》《2009 迷失的记忆》那种讨巧的编剧策略，渲染兩個主人公（小岛源治和从小受日化教育的赛德克族巡察的花冈一郎、二郎）從兄弟到仇讎的糾葛，以加强情感与国族身份的冲突。

此外，片中虽对日军的傲慢着笔甚多，但对其暴行的表现并不充分，使人觉得不至于受到原住民寝尸剥皮的报复。

对强奸罪行只提到一句；而日军的杀手锏——毒气弹的使用，到了部族受攻击这一最高点就戛然而止。造成了部落什么痛苦，都不得而知。

影片对原住民民俗的宏大展现，在华语电影史上前所未有，但细节上的欠缺卻降低了史诗的可信度。

首当其冲的是个别动作场面的虚晃、拳不到肉，以及表演和调度中的不合情理。

比如雾社事件开始，当一个族民砍下一日警头颅时，其他警察的迟钝表现如同儿戏，不仅追击慢如蝼蚁，任凭偷袭者逃跑而不射击，而且颇为“淡定”的表演等也难以令人信服。

片末为了制造双方碰面的高潮，镰田大佐面对原住民随时可能出弓的箭，竟毫无遮挡地步出军阵，用对方听不懂的日语说道，我认得你，永远记得你。 而影片中的特效更是糟糕，小如片头飞砍一面旗时旗面撕裂的效果，大如毒气弹轰炸、片尾部族在桥上冲锋时被炸飞的特效。

最令人失望的是作为图腾的那道挂在“人工瀑布”之前的短小、艳俗的彩虹。

（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效：片头追猎野猪结束时用刀劈断雾气的特写，颇有武侠片意蕴。特效制作中的波折见：《賽德克巴萊：製片工程》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11/09/post-2325.html）

影片的诗化手法近乎矫揉做作。

当披着一层 blingbling 白光的先祖从天而降、片末部族踏上彩虹桥时，这些幻想在残酷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天真、一廂情願，在首映时引起了大面积的哄笑。

当一个部落少年回忆日军征服部落的暴行，影片用了一个充满火与血的虚镜，反而不如口述的表演更自然。

此外，整部影片的音轨都填得很满，很多残酷的战争片段都配以优美的原住民民谣。

因本片而起的两岸“骂战”

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赛德克•巴莱》广受瞩目，甚至被场刊《综艺》（Variety）电影节首日的头版文章中作为重点电影介绍，仅列在开幕片《3月15日》之后。

但该片的国际版在船坞戏院（Sala Darsena）的早场首映却从彩虹桥跌入谷底，放映中多次出现笑场，完场后也只收获了礼节性的几巴掌。

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更是门可罗雀，更不用提大部分出场的都是华语媒体。

电影节结束后，影片不但毫无斩获，而且场刊排名位列倒数第二，获得的国际媒体以及国内 cinephilia网站上的媒体评分基本都在3星（含）以下（5 星满分），只有《银幕》（Screen）杂志给了4星。

中国媒体普遍对此作了如实报道，但在一些打着“爱台湾”旗号的台湾媒体上，《赛德克•巴莱》的威尼斯之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震撼威尼斯”、“鼓掌十分钟”等等。（见VOA 中文报道）

據我個人經驗，关于兩岸媒体关于掌声的长度和烈度的争论，可能与不同场次有关：《赛德克•巴莱》在威尼斯的首映按通例是早场，有许多等著搶稿的媒体参加，現場反应通常比较直接；而作为每日的重头戏的競賽片的晚场重映，除了演职员、媒体外还有不少圈內人士参加，气氛往往比較和谐，而且出于對出席的演职员的敬意，放映后的掌声可能会比早场多几分客套。

很多人习惯性地拿国际版的片长问题为其辩护。但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想象的或看不到的“可能更好的”的版本判断优劣，唯一的评价对象只能是艺术家妥协后的产物。

所以，如果你降低了艺术的标准，就别怪艺术的天平不向你倾斜。

杨德昌曾说过，拍电影的人要带种。杨德昌是魏德圣的恩师，看完《赛德克·巴莱》，我最先想到的居然是杨德昌的这句话。 很多人试图在《赛德克·巴莱》身上寻找台湾新电影的影子，然而拿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比，除了台湾版上下集的惊人片长，《赛德克·巴莱》和前辈的大成之作关系并不大。究其原因，今天的制作理念和电影美学已经不同于当时，台湾的市场环境也大不相同。然而，当《赛德克·巴莱》走进热带丛林，魏德圣用他的疯子精神，组织起一大帮人，展开了与天斗的征程。光是这点，它或许会让人想到赫尔佐格（即便不是同一类电影），而赫尔佐格恰好也是影响杨德昌电影生涯的重要人物。 杨德昌选择了不必依赖大投资的制作方式，魏德圣却在一开始就选择了高预算的制作方式——虽说比起好莱坞的投资规模还是低了。正是这一理念，令《赛德克·巴莱》有了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准备周期，剧本、前导片、《海角七号》、吴宇森……这些故事，足以让《赛德克·巴莱》成为一部难以复制的华语大片。片中非职业演员的指导，实地取景的难度，再到服装、美术、配乐等不同环节，观众都看得出《赛德克·巴莱》把钱用在了哪里，不敢偷工省事。这种本该属于电影人的职业精神、一无所有却只想拍出心目中电影的热情，它们在华语电影史上出现过多次，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消失了，如今，《赛德克·巴莱》重现了这一切。 故事内核上，魏德圣好像远离了自身的汉人文化背景，然而，他没有跳脱台湾的背景。《赛德克·巴莱》是这样一部片子：观众对它的评价，更多会取决于他们的自我认知、对历史的评判还有道德立场和伦理价值。以开场的一出戏为例，《赛德克·巴莱》首先解释了“出草”的部族风俗，野蛮人以猎取人头为荣。雾社暴动时，面对无差别屠杀的惨剧，观众立马动摇了。看上去魏德圣不仅反文明，而且反人类，然而，如果真有无辜一说，被全家烧死的族人就不无辜了？片中每一次行动，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伴随着争论和分歧，就连日本人小岛也是如此。即便作为英雄版的莫那·鲁道，他在很多时候也有动摇。显然，《赛德克·巴莱》意不在对错，而在于重新看待历史，寻找和解。如果把雾社事件简单视为抗日义举，或许，《赛德克·巴莱》还能少去许多争议。可事实上，《赛德克·巴莱》投向历史的光束不仅于此，影片赞美了赛德克族的光芒闪耀，也留下了野蛮与文明的纠缠和阴影，最后化归为一道“人造的彩虹”。 显然，《赛德克·巴莱》不仅讲好了一个故事，更值得去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固然影片也有不可避免的取舍缺陷和特效漏洞，然而它却表明了果敢的创作态度。一部真正的电影该怎样去做，就像赛德克人一样，如何去当一个真正的人，魏德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它身后的众多华语电影，尤其是形色大片，它们价值全无，依然深陷在“讲不好故事”的泥潭中，互相往对方脸上抹泥巴，争相拉低着华语片的底线。也许，这才是影片上映后，各界舆论争相支援它的最终原因。【新京报】

我外婆是1933年出生的山西人，她的后背上有两道刺刀印。她跟我讲起过，当时她只有几岁，日本人押着她们全村的男女老少，一个个跪在冰天雪地里，然后，一人一刺刀的砍下去。我问外婆，你疼吗？外婆说，不知道，当时都晕过去了。早没知觉了。
外婆的哥哥们把被敌人刺了两刺刀的外婆抱起，一直逃，逃到太行山里。外婆的肠子这些都漏了出来，幸好，在山里，遇到了八路军的女战士，帮外婆把漏出来的肠子塞回肚子，缝上针。
幸亏是冬天，我外婆没有感染，后来，我外婆一直过得很好，解放后，政府教她认字，我外婆在一家医院里当了医院内部的幼儿园老师。
我外婆的身体没有因为那次事件造成严重的影响，她的去世是因为肺癌。
我和大家一样仇恨日本人，因为我的外婆和外公，都一直处在抗日的最前线。
但是，我不仇恨《赛德克.巴莱》这样的片子。片子本身的剧情设定、拍摄画面、音响效果，叙事节奏，都没有任何大的瑕疵。导演对待电影的诚意，也是可以显而易见的。
不喜欢这个片子的人，应该不喜欢的是，电影对于日本的亲和，对于台湾土著的野蛮残酷的描写。
其实，我相反，我没有对这个电影中的任何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感情，我并不觉得给孕妇看病，在雾社修学校，铁路，邮局的日本人可爱，也不认为导演这样拍就可以掩饰日本对华的残酷暴行。日本人需要铁路运走台湾山区的富饶矿产，需要学校教育来弱化中国人或者台湾当地人的抗日情节，他们需要邮局为他们传递电报和战情。尽管这些文明是他们带来的，但是，他们带来这些文明的初衷绝对不是帮助台湾人变得发明起来。
莫那鲁道说，“日本人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飞机，大炮，机关枪，轮船，他们就只带我们去看这些。”
是的，日本人带莫那鲁道这些土著去参观的不是文明，而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摧毁的力量。
日本人，其实并不亲和。你们可看出来过？
再说，雾社12个血盟的赛德克族人们，茹毛饮血。猎头，野蛮，杀人如草芥，对于生命自身都是残酷的，他们的抗日行为，也并不是出于爱国爱民族，而仅仅是你们侵入了我的猎场，你们侵入了我的领地，像动物一样，像老虎一样的保护自己的领土和族人。
莫那鲁道们的抗日行动也并不见得高尚，尽管悲壮，但也不值得人们去学习。
其实，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客观地，认真地，审视地展现一段雾社历史，展现一段赛德克人的斗争史。
是民族史诗，恢弘大气。看不出亲日，也看不出任何鼓动人们抗日的情绪~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不如，我们听下莫那鲁道说的那句话“日本人明知道我们几个部落的首领是有仇的，还让我们面对面互相吃饭，恨得人牙痒痒。日本人就是擅长这个。”
是啊，日本人擅长利用我们的内讧，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内讧吗？
还要，继续辱骂，亲日亲台亲共？

【公映版剧透】 先剧透是一个好习惯，省的落下一个不认真看片就满嘴放炮的骂名。因为《赛德克巴莱》的版本比较复杂，有电影节版本，上下集版本，内地公映版本。不同版本在整体的故事架构和重心上都有着一定差异，因此这里的剧透以内地上映版为准，至于不同版本的差异，稍后再谈。 《赛德克巴莱》名字有些绕嘴，如果换成大陆人民耳熟能详的“高山族战士”可能更为顺畅。现在的内地公映版本中，情节相对较为清晰，从片长和叙事节奏来说也更像一部“历史题材英雄大片”，较为模式化的表现了原住民反抗日本暴政的起义因果。 下午看的片，情节复述基本如下： 前史 简单一组镜头交代了台湾抗日的失败，日本决定开发高山族人的集聚区。这里处理的很大气，交代的是外部的大环境。接着是年轻时候的主角莫那鲁道和对手铁木争夺猎场和土地，结下世仇。这算是交代了血祭的概念和了原住民之间的仇恨线。 日本人的入侵遭致了族人的抵抗，莫那鲁道及其父亲进行了一场阻击战，父亲战死，族人死伤，而莫那鲁道则只好投降。 起义前的状态 转眼就是20年后，日本人控制了台湾，奴役着高山族人，砍伐了森林让原住民失去牧场，年轻人（以片中一个少年主角为代表简称少年）也不再杀人血祭和拥有猎场。 莫那鲁道儿子准备结婚，因此带着村人狩猎，却再次碰到了带着日本督察小岛（算是日本方面的重要角色）狩猎的铁木族人。剑拔弩张之时，日本人的孩子口无遮拦，说所有的林木和猎场都是日本人的所有。 而事实也是这样，因为搬运木头失手的高山族人遭到了日本官员刻薄的羞辱和殴打。山民对日本人不满，组长莫那鲁道白天劝解赔礼道歉装醉，对日本人隐忍退让，暗中则在收集火药准备起事。日化的族人花岗二郎表示关切。 莫那鲁道幻觉中出现父亲，交代了彩虹桥和祖灵的概念：死后的勇士存在于彩虹桥的另一端。 起义的因果承接 举行婚礼的时候，莫那鲁道的儿子邀请日本官员喝杯喜酒，却遭到了拒绝，最后大打出手。日本人扬言要惩办族人。因此高山族人们决定先动手。 因为即将举行的运动会上日本人将会聚集，是个造反的好机会。已经被日化的花岗一郎二郎兄弟（重要角色，公映版弱化了）发现了同族的阴谋，犹豫之中协同合作，提供枪支。 一些结盟部落响应起义，原住民们各自杀掉了各部落的监督官员。 在运动会，原住民们起义成功，把日本人杀的一个都不留，年幼的少年也经过了血祭而成为战士。 日本方面的反扑和高山族人的撤退与牺牲 紧接着，日本人出兵镇压，力量对比悬殊。 高山族人向深山退却，在退却过程中，老弱妇女包括花岗兄弟自杀身亡。 男人们则依靠地形优势进行作战。一系列战争场面，较为雷同，日本人损伤惨重，不得已动用了飞机和毒气弹，更找来了铁木的敌对部族进行围剿。 铁木也有犹豫，但最终想到私仇和民族未来，果然成了狗腿子偷袭了莫那鲁道的后方。 与此同时，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在自己的村落移植进行了最终决战，较为重要的角色依次牺牲，同时给日本人予以重创，最后全族人壮烈牺牲。 个人观点： 整体来说，前半部分的故事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要多一些，但是影片过了一半，从攻打小学成功后整个故事就变得过于简单和重复，打杀牺牲打杀牺牲有些雷同。例如当第一次出现全族女性自缢的戏的时候，观众是很容易上升大情绪最高点的，但是之后的再次牺牲，观众的情绪就走了下坡路，这和影片整体的节奏和片长是有冲突的。 此外，有一些能出戏的人物和情节也没能用好。例如一郎二郎身为高山族却为日本人服务的身份，包括他们营救穿和服的妻子,起义事后的身份偏差，这些地方的处理没有太出彩。又比如族人之间的交流和心理活动，还可以更加深入。 总体来说公映版故事是合格的，题材是优秀的，制作也是不错的，整体来说算是不错的作品。 【不同版本各自的优缺点】 简单谈一下公映版和超长版的比较 优点 1能让人在一泡尿的时间里看完电影。其实这么多事情压缩起来很难，但是现在做到了。 2情节更加紧凑，比较适合电影院里观赏的观众，基本上战斗场面占了电影接近一半，虽然是丛林和原始社会但是看得也十分过瘾。 3删掉了一些次要的情节，使得几个主要角色的戏更加清楚。 4牺牲和情绪足够紧张且感人，当女性们集体自杀的时候，我周围哭倒了一片。 5整体的节奏上符合了院线片的味道，味道对了很重要。 缺点 1因为删掉了一些讲述民族信息的戏，比如原本有大段的高山族人牺牲后通过彩虹桥歌唱的戏，非常有宗教性仪式美感，现在没了。因此对于观众理解高山族文化是个损失。 2损失了几个重要角色，损失是指从艺术角度来说，一些角色非常重要，例如花岗一郎二郎，还有日本人小岛。花岗兄弟身上承载着被殖民的台湾人对自身认同的疑惑，而小岛身上展现出的则是因为立场不同，殖民者由文明人到丧心病狂的过程。这些人物在公映版中被削弱了。 3同样的，还有角色本身刻画上的偏差，例如影片中玩机枪的少年，在长时间版本中，角色身上实际上是存在着杀人时候的犹豫的，比如运动会上杀老师以及之后日本孩子的过程。被删掉的还有一些原本关系还可以的原住民和日本人之间杀戮的戏。这些本身是能够跨过意识形态让观众思考出一些关于生命和尊严以及身份认同东西的地方，在公映版中也变成了单纯的复仇和杀戮。 4因为很多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都去掉了，现在战争场面过多，有些重复，而文戏不足。 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映版削弱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和影片的艺术性。改变了整个影片的类型和属性。 【整体评价】 1. 我认为这是这几年内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最好的华语历史类民族类题材电影没有之一。 2. 公映版本有优点也有缺点，建议看完了再快播个四小时版本对应着看。 3. 影片画面非常美，电影声音更是很优秀 4. 片子整体上有一些问题，例如人物模式化、节奏稍微有些别扭、人物没能深入内心等问题，懂行的很容易挑出来，但是瑕不掩瑜，整体片子还是很优秀 5. 战斗场面略显夸张，有些失真，可惜。 6. 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族人有必要为了祖灵而全族阻毁灭么？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这么看，首先这是一个历史题材，历史上就是这么发生的，还原历史做到了。我们现代人看一个历史故事，虽然用到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也不能脱离事件本身的时空条件。显然不能用现代的法制或者鸡贼来看高山族人的抗争故事。倘若真按照现代人的想法，弄几个怕死鬼，再弄几个多元化反映，那是现代人，还是赛德克么？所以看这片子得尊重历史上原住民的信仰和逻辑。《春秋》里面人为了一个义，更深的事情都干的出来。一个道理。 7. 建议看之前简单百度一下时代背景，可能会更有帮助。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没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
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魏德圣太不简单了！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

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

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

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

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
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

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

《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
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
　　 骄傲！多么矫情的一个词。到底骄傲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我一直以为，慷慨赴死、无所畏惧叫勇气，我从未想过这居然是一种“骄傲”。当一个高等的文明在向一个低等的文明炫耀力量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如此的回答“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正是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也正是这句话，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骄傲”。
　　 之前关于《赛德克·巴莱》的周边新闻已经很多，这恰恰不是我想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其实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自己的艰辛，所以反复提及过程的困难没有一点意义。让我感到震撼和感动的是电影本身，而不是眼球经济时代伴随着电影而来的八卦。
　　 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到玛雅、印第安，弱小文明被强大文明攻占、屠戮、毁灭的历史我们听过太多，但我们大多数人并未产生太多情感，只是这些侵略者和我们无关，这些被屠杀的人也和我们无关。如果不是看过这部片子，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不知道这个部族曾经有过三百人拼死一搏只为骄傲。中国青年对于日本有着太多复杂的情节，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时常被说起，但伴随我们更多的话题是苍井空和《海贼王》。我个人觉得现在举国提倡极端的反日情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我却能在观看《赛德克·巴莱》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植根于骨髓深处的民族仇恨。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雾社事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只不过是教科书里草草提及的一段文字而已，而导演用了276分钟的电影将其展现给观众，我觉得除了赞美原住民的信仰和勇气以外，还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唤醒。曾经和几个台湾朋友聊过，其实台湾人很多都没有根的感觉，他们知道脚下这块土地不是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也害怕脚下这块土地被大陆“共和”。这部片子对于缺乏历史感和归属感的台湾社会无疑是一次触动，同时这部片子也震撼了我这样的大陆人。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
　　 野蛮的骄傲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凄美的山歌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苦难，因为这压根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看到的是中国与日本的交战，看到的是那种久违的民族情结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人身上淋漓精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