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摄像机的人

摄影师抱着记录疾苦的初衷，却在拍摄过程中，爱上了一路风景，与遇见的人。她对他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却收货了快乐平和。人与人的交流，抹去了伤痕，这就是这片子动人之处。

战争，虐待，性侵，分娩，很多话题。

战争中，有人失去了亲人与左眼，有人失去了荣耀成为战争机器，有人失去家园在荒原伐木，有人看着新生儿缺氧而无能为力，有人像死在花园的鸟，尘归尘，土归土。

树莓像瀑布落下，风中吹去轻浮的叶子，留下满筐果子。

我们在丑恶与美丽中生活着，这，就是世界。

《cameraperson》，中文译名是《持摄像机的人》，但本文中更愿意用cameraperson这个名字。

Kirsten Johnson作为一名女性摄影师，把“摄影师”的“cameraman”改为“cameraperson”，这超过了“持摄像机的人”这一中文名本来的意义。

我是看完《cameraperson》之后才知道Kirsten Johnson这个人的。然后才知道她同时也是《第四公民》《华氏911》《德里达》等知名纪录片的摄影师。

不止如此，我在后期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Kirsten拍摄的纪录片，即使并不被中文世界所熟知（网络上几乎搜索不到中文条目和资料），但有相当数量都获得过电影节奖项。

《cameraperson》这部纪录片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真正的纪录片，而是Kirsten在过去25年里，作为纪录片摄影师的从业过程中所拍摄却最终启用的片段剪辑。

虽然只是“废片回收”，这部纪录片却获得了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自由表达奖“，以及美国独立精神奖和哥谭独立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提名，也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15部之一。

当然对于观众来说，这些奖项都不重要。

我记住一部片子，以及愿不愿意给一部片子写一些推介，完全取决于它对我震撼多大，或者说看完之后我花费了多少时间搜索相关背景资料。

看完《cameraperson》之后直到今天，我还在不断搜索关于这些片段背后原纪录片的资料并看了两部能找到资源的。

这个资料收集过程并不顺利，大部分纪录片的中文信息少得可怜，有的纪录片甚至由于名字和著名书籍或著作同名以至于连英文信息都搜不到，但就推荐来说，搜集到的已经够了。

这样一个“废品回收”的纪录片，带来的震撼很复杂，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所有废弃片段剪辑在一起之后整体呈现出的意图，事关“观看的方式”。

Kirsten在导演阐述中说，在一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影师面对的很多问题往往是观众无法想象到的，这些问题广义来说应该也算作“摄影伦理”的问题。

我开始拍照的时间不长，严格来说，真正开始拍照的时间半年不到。但我很喜欢人文摄影，所以很快就意识到作为摄影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拍摄别人的距离保持在多远是合适的？

在别人无意识或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这道德吗？

由此延伸到新闻摄影记者时常被挑战的问题：

在拍摄对象身处困境或灾祸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拍摄而不是救助，这是对的吗？

再者，新闻摄影作品应该如何把握暴力、血腥、受害者遗体的展示程度？

而作为纪录片的摄影师，还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在无法控制拍摄作品未来可能出现渠道的情况下，拍摄那些处于极权、暴政、可能遭受报复的对象，是对的吗？

摄影师可以拍摄却无法真正解决被拍摄者所面临的困境和痛苦，还应该继续拍摄吗？

摄影师想要拍的东西和导演呈现在片子里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如何处理拍摄？

……

她曾在采访中提到这个影片最初的想法起因是由于，他们自2009年开始跟拍了5年的阿富汗女孩突然拒绝继续拍摄，原因是如果纪录片公映，她将会面临生命威胁。

她在导演阐述里列举了10条她所遭遇的摄影伦理问题：

The people I film are in immediate and often desperate material need, but I offer little to nothing material.（我不能真正帮助到对方最直接的需求）

I can and will leave a place I film (a war, a refugee camp, etc.) when the people I film cannot.（无论战争或冲突，我可以离开但对方不能）

I traffic in hope without the ability to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我并不知道拍摄之后未来会发生什么）

I ask for trust, cooperation and permission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 filming experience will lead the subject.（我向他们要求信任与合作，却不知道这段拍摄将会在片子中如何呈现表达）

I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by my presence and act on behalf of one side or another in a conflict.（我通过拍摄隐晦地表达对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从而打破了平衡）

My work requires trust, demands intimacy and entails total attention. To both me and the people I film, it often feels like a friendship or family, but it is something different.（建立信任与亲密，以致于我们像是朋友或者家人，但那确实不是）

I know little about how the images I shoot will be used in the future and can not control their distribution or use.（我不知道这些素材将会被如何使用）

My work can change the way my subject is perceived by the people who surround him/her and can impact reputation or safety for years into the future.（我的工作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和安全）

I follow stories the director I work for does not need and/or want me to follow.（我跟进的有的故事是导演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的）

I fail to see or follow stories the director I work for hopes I will follow.（导演希望我跟的故事我并没有跟到）

所以我总结影片探讨的核心问题大概是：摄影师应当如何在拍摄中自处？我们应当如何凝视苦难？

也许正因为如此，《Cameraperson》的剪辑中，她完全保留了摄影师本人的存在。

每一个失败的、跑焦的、晃动的、被打破的片段里面都可以感受到摄影师的存在。有时候是摄影师与拍摄对象沟通的声音，有时候是摄影机的晃动，有时候是拍摄对象对摄影师说话或表达，有时候是一些固执的坚持的镜头……

一位在战争中被弹片炸瞎了左眼的男孩，也在同一场战争中亲眼看到弟弟被炸死。

Kirsten让他用当地的语言讲一下弟弟当时的情况，但当对方说着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她的哭声也传了出来，她哽咽着说够了，“you were making me cry even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在她的母亲去世后，母亲的牌位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电视机与女儿们的声音作为背景，静态地停留拍摄了很长时间；第二次是她试图将桌子上的摆件作为牌位的装饰，于是摄像机拍下了她的手如何摆放桌上物件的过程。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曾经并不愿意入镜，而Kirsten在她失去清醒的意识之后拍摄了她，在她自己看来，“我觉得我背叛了她”；

而她的双胞胎小女儿，由于太小，没办法征求她们是否愿意入镜的意见，于是这也成为她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

影片后半段，她放入了一条与此相关的纪录片片段——叙利亚异见电影小组阿博纳达拉发言人CharIf Kiwan关于影片展示伦理的讨论：

尊严至上。

这大概也是她想要表达的。

影片在某一段集中地、静态地展示了苦难的发生地，包括波斯尼亚战争中系统性组织强奸的总发生地、关塔那摩监狱、塔利班公开行刑的场地、美国著名种族谋杀案James Byrd Jr.被拖拽的卡车、911事件后的高楼遗址等……

她所拍摄的片段与面对的伦理纠结，我们大概很难想象，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能看到这部纪录片的人，都很幸运。

借她观看世界的克制的视角，观看我们无法观看的角度，思考我们难以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每一个碎片故事背后所想要讲述的议题，事关“这个世界”本身。

窥见了一些废弃的片段，由此惊觉这个片段呈现的浮生掠影大体涵盖了那些我们所关注的、震撼的、值得去了解的群体和议题，于是由此为线索，我去找到了背后的主题纪录片。

几年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浮生一日》，是在YouTube的邀请下，全世界网民用摄像机纪录下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自己的生活琐事以及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

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近4500小时的视频，展现了在同一天之中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部片子带来的震撼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很明显，相比于《浮生一日》里面众多而庞大的“日常生活”，《cameraperson》展示的是更具有针对性的“非日常生活”，或者说，是“苦难”与“聚焦”。

影片最后列出了所有拍摄片段的来源纪录片名单，我挨个进行了搜索，除去著名的《华氏911》和《第四公民》之外，有这么几部议题我想额外拿出来介绍。

1、经历战争的女人

Kirsten曾经拍摄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系列名称叫做《Women, War & Peace》，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一系列的纪录片讲的是战争中的女人。

《cameraperson》的剪辑中用到了其中3集的内容。这几部基本上都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资源，但没字幕。PBS网也有，其中几部还有自己的独立官方网页。

一集是 I Came to Testify (2011)，关于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大规模强奸妇女事件。

波斯尼亚的种族战争中，作为其种族清洗政策的一部分，在福卡这个地方，塞尔维亚士兵的士兵对波斯尼亚的妇女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奸。后来在荷兰的海牙，16名波斯尼亚妇女打破了沉默，站到国际法庭上作证，她们被称为“99号证人”。

这个作证事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这一项判决对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上，强奸第一次被判定为反人类罪。国际法庭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对战争法和惯例的违反签发了逮捕令。

具体来说，法庭认定，在1992年被军事占领后，福卡（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东南部）地区的穆斯林女性遭受了波斯尼亚塞族士兵、警察和辅助军有计划且普遍的轮奸、虐待并成为性奴。

起诉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作用，这是第一次在折磨和奴役的框架下，性骚扰被调查以用于起诉其犯反人类罪。

起诉书于2001年的判决后生效，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认定强奸和性奴役构成反人类罪。该判决挑战了长期以来认为对女性的强奸和性奴役是战争内在组成部分的看法。

一集是 The War We Are Living (2011)，这和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FARC的内战有关。

内战中，大批人——约有4百万——被故意驱逐流离失所。在Cauca这个地方，男人们被反政府武装屠杀，人们被驱逐离开自己肥沃的土地和家乡。而妇女们发现，战争中女人们往往比男人更加灵活更容易组织起来，于是在两个女人的带领下，当地组建起有力的妇女活动网络，坚守在家乡。

还有一集是 Pray the Devil Back to Hell (2011)，这部片子很有名，有专门的官方网站，也获得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利比里亚内战中，由莱伊曼·古博薇领导的女性非暴力运动，其中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她们身穿白色T恤，毫无武装，和平示威游行，成为结束利比里亚内战的核心力量。2003年内战结束后，2005年的选举中，利比里亚选出了全非洲的第一位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2011年，这两位女性和另一位也门的女记者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性侵犯

2016年，Kirsten拍摄了一部由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Audrie and Daisy》，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

这部纪录片电影是关于两件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少女性侵案：

2012年1月8日，Daisy Coleman被高年级学长带到家中，并被他和其他两名男生灌醉然后实施强奸和性虐待，最后将她丢到她家门口的雪地里，被Daisy的妈妈发现；

2012年9月3日，Audrie Pott在一个派对之后被3名以上男生强奸，并拍摄了照片散布在社交网络上，Audrie在遭受了一周多的网络暴力之后，9月12日自杀。

Audrie的死促使加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法律：对因酒精、毒品或残疾而导致失去行为意识的人施加性侵行为的被告，将加重刑法、且减少对其的隐私保护。

查资料的时候找到的最新消息是：Daisy Coleman和另外三个遭受过强奸的女孩一起做了一个叫SafeBAE的网站，针对学生群体，希望保护女孩子不受强奸和性侵。

3、生育死亡率

《the edge of joy》是一部关于尼日利亚产妇的纪录片。

尼日利亚的产妇死亡率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超过36000名妇女死于怀孕和生产，五分之一的怀孕是计划外的。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有很多，医疗设施、血液供应、交通、最重要的还有尼日利亚的家庭生育观念（避孕观念和措施的落后）等。

影片连续跟拍了诊所的医生和助产护士，以及当地的家庭状况等。

《cameraperson》中截取的一段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哭，孱弱且呼吸困难。助产护士想尽各种办法也没法让他哭出来。由于缺少基础医疗设施，没有足够的氧气，护士用简陋的工具帮助婴儿呼吸。

后来婴儿勉强哭了出来，呆呆看着这个世界，Kirsten把镜头对准婴儿血糊糊的脸，声音透过镜头传出来：

4、美国女性堕胎法案

《TRAPPED》是2016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的一部关于堕胎的纪录片，获得了特别社会影响奖；此外还在很多纪录片的电影节中斩获奖项。

德克萨斯州2013年通过了一项HB2法律，禁止所有怀孕超过20个星期的堕胎，还要求堕胎诊所改善条件，达到门诊手术中心的标准，还规定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有使用附近医院设施的特权。这看起来是好事。

但这部纪录片的导演Dawn Porter说，这些法律实际上限制了妇女、尤其是低收入妇女的堕胎权利，她们没有办法长途旅行，或者没钱到别处去堕胎。

我在之前的文章《也谈一下女权这件事》中提过，关于堕胎的斗争是女权主义斗争的核心，而落到实处，其实是每一条法律和保障所作出的约束。

再者，所谓法律措施的好与坏，其实要看实际执行，而非表面的目的。所以HB2受到了很大的批评。

这部纪录片在2016年1月上映，我搜了一下最新的消息：

6月份的时候高院判定HB2法律中的其中两项条文无效，即门诊需在医院三十迈以内，和必须达到小手术中心的标准，这两条纪录片核心反对的点，宣布无效。

5、种族歧视

James Byrd Jr.谋杀案发生在1998年的6月，三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将非裔美国人James用铁链绑在卡车后面，拖拽了三英里。

James大部分时候都拥有意识，他用自己的右臂护住头，被一直拖拽，直到拖过一个涵洞的边缘，致使其头和右臂被切断，之后凶手又拖拽了一英里左右，将其丢弃在一个非裔墓地前。

3年后，德州通过了詹姆斯.伯德防止仇恨犯罪法案。

而这个法案和后来马修·谢泼德所引起的仇恨罪法案共同推动了2009年奥巴马签署的“马修谢泼德与詹姆斯伯德仇恨犯罪预防法案”（原名是Matthew Shepard and James Byrd Jr. 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不知道翻译对不对）。

《cameraperson》中插入了好几段关于采访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员的片段，调查员手上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James被拖拽至血肉模糊的照片。

当提到这本相册的时候，他说：我们把这个相册复制了很多本，拿给陪审团，这样就可以不必在法庭上公开放映，这些残忍的东西，我们看过就好了。

当Kirsten询问是否可以给他们看看照片的时候，调查员迟疑了一会儿，说：我需要先和伯德的家人沟通一下，如果他们允许，我可以给你们看几张脚踝的照片。

6、战争

关于战争地区的片段不少，关塔那摩监狱、极端主义的大本营……我没有找到分别究竟是出自哪部纪录片，但其中有两个片段我印象深刻。

一个出自《华氏911》，这部片子里从跟上质疑了小布什的一系列反恐政策，并对伊拉克战争的正当性和社会影响提出质疑。

在采访一个下士的时候，他说：

导演：你认为你会被召回吗？

下士：我想是的，我的指挥官说这只是时间问题。

导演：到时候你会回去吗？

下士：不。

导演：你不回去？

下士：不。

导演：如果你不回去，会面临什么结果？

下士： 也许会进监狱。

导演：那你也愿意冒险吗？

下士：是的……

另一个镜头拍摄得很随意，士兵在镜头前切西瓜，还和摄影师聊天，问她要不要吃一点：

但是西瓜切完还没开始吃，其他的士兵就开车过来叫他，可能是要执行任务。

于是他飞快换号衣服，拿起枪，上了车，走的时候对着摄影师笑着大喊：

……

事实上通过这些纪录片，摄影师、或者说是以导演为首的摄制团队，忠实且出色地履行了纪录片所能承载的社会职能。

他们记录事件、警示社会与后人，甚至在很多时候，通过纪录片表达政治观点、推动法制的完善。

敬佩，甚至偶尔还会有一点嫉妒。

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做不了。

影片最后有一个漫长的镜头，毫无目的地拍摄街头行走的行人。

街道是真实的，行人是真实的，小贩是真实的，声音也都是真实的，你就像是一个躲在镜头背后的旁观者，透过摄影师的视角，窥探了世界上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生活状态下的另一群人在某一个时刻真实的生活。

另附影片最后出现的完整纪录片单名称：

I CAME TO TESTIFY (2011)

AUDRIE AND DAISY (2016)

CRADLE OF CHAMPIONS (2016)

DERRIDA (2002)

THE EDGE OF JOY (2010)

THE WAY WE ARE LIVING (2011)

THIS VERY LIFE (2016)

PRAY THE DEVIL BACK TO HELL (2008

CITIZENFOUR (2014)

VERY SEMI-SERIOUS (2015)

THROW DOWN YOUR HEART (2008)

TWO TOWNS OF JASPER (2002)

THE OATH (2010)

TRAPPED (2016)

HAPPY VALLEY (2014)

FAHRENHEIT 9/11 (2004)

THE JOY OF EXTREME POSSIBILITY (forthcoming)

BUFFALO RETURNS (2015)

LADIES FIRST (2004)

BORN TO FLY: ELIZABETH STREB VS. GRARITY (2014)

DARFUR NOW (2007)

VIRGIN TALES (2012)

HERE ONE DAY (2012)

1971 (2014)

《持摄像机的人》用许许多多的零碎片段为我们展现了，展现了什么呢？
无论是拍摄时摄像机的震动，如何取景，拍摄遇到的问题诸如之类，都如实的还原给了观众，我们正如同持着摄像机的人一般，与作者一同窥察摄影机所窥察到的一切。持摄像机的人，拍摄的是真实，接触到了生命的本质。
拳击比赛。决赛。身穿蓝色拳击服的青年一身肌肉结实流畅，受了教练的鼓舞，抱着必胜的信念，戴着手套的双拳用力对击着，不断地发出砰砰的闷响。他如同猎豹一般走上了台场。
接生。接生员刚刚接下一个婴儿，正在仔细的清洗着双手。今天的接生非常的顺利，几乎手一伸进去孩子就出来了。她如是说道。平时一天大概要接生多少个婴儿？这很难说。有时候一天就三个，有时候多到你无法想象。她笑笑，继续去工作。
农场。导演罹患阿兹海默综合症的母亲。农场上风很大，进了屋以后房间木质的家具令人感到温馨。
法院。法官拿出了詹姆斯的关键证据册。通过这里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他最后双肘都磨到深可见骨了，可见在被卡车拖曳的过程中他是有知觉的，到最后他也在保护自己的头颅，用手肘支撑不让其着地。法官如是说。有些事情仅仅听得与真实观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在看现场的照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愤怒。
美国健康诊所。不愿意露面的女子。你说不能支持下来也不是，毕竟我已经独身带了我的儿子十九个月了。可是再多一个我真的不能坚持了。她如是说道。有时候真的觉得我有罪，毕竟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我不想让它发生，可是它还是发生了。我不知道没有这个诊所我会如何是好，不过我想我宁愿堕胎也不会将他生下来然后送给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抚养毕竟我爱他啊…
波斯尼亚种族清洗战争。集体强奸事件。仅仅发生在二十年前，幸存的妇女站在你面前，对你说当时有记者来采访，对女人们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尽可以说，而当军官回来之后说过不满的四个女孩从此消失。最小的两个还不到十六岁啊。她如是说道。
利比亚。残疾的男孩。遮住坏的那只眼，我什么都能看到，你，摄像机，窗外的树，还有好多好多的花。他如是说道。遮住我好的眼，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丝光线。就像这样，当我的手挡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得到光线的消失的。男孩笑得灿烂，完好的半脸阳光俊朗。
美国。一名被派往叙利亚的下士。上级给我们下发了媒体卡上面规定了一些能对媒体说与不能说的内容。简单的说，只要对媒体说我很好就行了。他如是说道。肯定会有二次派发令的，不过我再也不会过去了，即使要去坐牢。我不想再去残害无辜的人民了，尤其是他们对我的祖国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我不想自己发生什么问题，但是我更不想再去那里了。
摄影司机与他的助手。当时我驾车载唯一的幸存者去她的家时，她突然就面色灰白，对我说，我喘不过气了。摄影司机如是说。当受害者指着那片区域对你说那是她遭受强奸的地方，你心灵遭受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们做摄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对受害者的经历感同身受。助手如是说道。我也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午夜在噩梦中惊醒，被强奸的对象从受害者换成了自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虐童丑闻后的棒球赛。母亲自杀后压抑许久的女儿的爆发。潜入FBI盗走国内间谍数据文件的男人。

…………
“我认为美国人的存在主义便是在镜头里才是存在着的。”看来我现在存在的好好的。”
“有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哭泣。这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种…所有情感汇聚在一起的爆发，孤独，烦躁，压抑…一切的情感。”
“路上死了一个人，人们会将他的脸掩盖起来。但是在网络上，人们依旧不断地去看那些死亡的照片，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探欲。死亡，便是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但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要去拍摄，要去再现死亡。这建立在尊严在上的首要原则上。“

存在的意义多种多样，但是，只有先活着，才能去感受、去选择。
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无论是否是自己的选择，至少还可以鲜活的感受到自身的存在。

被拖拽的男孩挣扎到手肘皮肉磨尽露白骨，但是终不能再看看这个世界。
叙利亚男孩听到他弟弟发出的最后的声响是一声尖叫，再见已是天人两隔。炸弹击中了他的头颅，男孩甚至可以看到弟弟的咽喉。
导演一双可爱的稚儿见到了死去的鸟儿，想将其埋葬。罹患阿兹海默的母亲已经不认得自己，但还记得她的丈夫，也觉得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十分惹人怜爱。
接生员这次遇到了点麻烦。新生的婴孩迟迟没有哭声，各番尝试之后待得终于听闻嘹亮哭声，必须的氧气有告急了。但是没关系，最后的最后，小婴孩还是有惊无险的渡了劫，真正开启了它的生命之旅。

青年最后输了比赛，气愤得失控。他不愿任何人靠近，拥抱着母亲，身体直颤抖。
明明那么努力，为什么冠军不是我?之前的一切难道都是个笑话吗？

但是青年啊，比赛输了还可以再来。
活着，感受着，已弥足珍贵。

Hymn for life.

引用：

“我们的工作非常的艰难，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亲历了这些事，我们内心在感受着它们，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呢？我们这些收集，并将故事传播出去的人，该如何面对那些创伤呢？我们如何把自己从那里面解脱呢？”

我分了两次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一开始我以为这些都只是一个一个的片段，就像纪录片或是新闻片段剪辑下来的“废片”，但是越往后看，愈发的觉得这些看似琐碎的片段，却在无形之中表露着更丰富的情感，这些片段被互相串联起来。这里面有因为战争而流亡的家族，有被士兵强暴的妇女，有新生儿因难产和医院资源不足而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也有自己母亲因为阿尔茨海默症而完全不记得面前这个拿着录像机的女孩子就是她的女儿。

拿着相机的人，就仿佛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但是我们在用相机说话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没有被人知道，被人发现。我更愿意把拿着相机的人，当作苦行僧、食罪人，只有嚼透了，才能看似平常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是艺术。

苏丹达尔富尔，两个非洲妇女在砍树，说是需要柴火烧。KJ 问为什么来这里砍树，她们说被士兵赶出了家园，我们曾经试着回去过，但立马被赶了出来。那些 osaranga。KJ 又问，osaranga 是什么意思？哦，osaranga，就是英语里“混蛋”（bastard）的意思，那两位妇女笑着说。哦，你们就管那些士兵叫 osaranga 啊？是啊，为什么不呢，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词来形容。说着两个人笑得更加灿烂。

尼日利亚第二大城市卡诺，一家极其简陋的医院，有位英语说得不错的接生护士。她显然是老手，也足够见过“世面”。你们这里一般每天都能迎接多少个孩子？这可说不准哩，少的话就两三个，多的话你一天根本就停不下来。她和蔼地笑着。房间另一侧，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在生死边缘徘徊，一旁的护士手忙脚乱，她淡定地指点道，别倒腾这个仪器了，它早就坏了，咱们只能自己用手。说完走出门外，嘀咕着，这个孩子需要氧气。我们这里没有氧气。

阿富汗喀布尔，一名战争中被炸伤一只眼睛的男孩子。捂住你的左眼，你能看到什么？我看到这里有一扇窗户，阳光照射进来，窗外有汽车，尘土飞起来，有树。那捂住右眼呢？哦，捂住右眼，周围一下子就暗了，什么东西都只剩一个漆黑的轮廓，如果我再晃一晃脑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再讲讲你受伤的哥哥吧。嗯，我只记得那天，有个像火箭一样的东西飞过来，等我再回过头看， 我哥哥这边的脑袋已经不在了。你后来会不会经常做噩梦，梦里浮现当初的情景？KJ 接着问。什么？不好意思，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能再问一遍吗？KJ 这次决定不问了。

波斯尼亚福查，1992年发生种族清洗，上百名穆斯林妇女被强奸，一位当地纪录片导演和 KJ 交流拍摄感受。你知道，这不容易，我到最后一共整理了一千多条影像片段，我在剪辑的过程中需要反复看，反复听，到最后我自己都接近崩溃了。谁都好不到哪去，我没有亲身经历受访者们承受的苦难，可是不管怎样，她们在镜头前勇敢地说了出来。我听完了这些，还要再花成倍的时间去剪切，去处理，我又能找谁说去呢？

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下，一名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士兵。我们每个人都被明确告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能说什么，当然更多的是不能说什么了，不能具体交代自己的任务，不能泄露国家机密，等等。所以到最后，也就是些“嗯，这很不错”之类的答复。你去前线的时候，会害怕自己有一天被俘吗？长官说了，不是你会不会被俘，而是什么时候被俘。那你还想回去吗？不了，不回去了。不回去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你有可能会进监狱。啊？这……我们可不想看到你进监狱啊。士兵沉默。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吗？你有律师吗？哦，还没有。镜头移开士兵的正脸，聚焦到他胸口的勋章。

纽约布鲁克林，拳击比赛刚结束，被宣布失利的一方沮丧懊恼地走回更衣室，一路都在咆哮，还不断用手捶着墙壁，房间里的队友都不敢和他对视。别碰我！谁都别碰我！眼里噙着泪水，继续捶墙。在里间呆了片刻，他又像烧着了一样出来，推开门往比赛场地的方向走去。大家有点慌，一个穿着西装像是领导样子的男人对他吼道，你这是要干什么去！急什么！我就是去看一下我妈妈！拳击手再次来到依然座无虚席的赛场，观众见他回来又响起了欢呼声，没多久他就和一侧看台前的妈妈相拥在一起。母亲紧抱住儿子的头说，孩子，别这么激动，大家都看着呢。

阿富汗喀布尔，路边，KJ 和一群阿拉伯士兵坐在一起，有个年轻小伙子在给大家切西瓜。小小的一柄水果刀，切开西瓜露出鲜红色的果肉。切到一半，一辆轻型卡车驶过来，上面有个人在呼喊着什么。小伙子二话不说，起身收拾，把机枪挎在肩上，一个箭步跳上车，司机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也不知道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小伙子突然想起来 KJ 和切到一半的西瓜，朝镜头这边猛地招手，一边笑一边说，哈哈，这下好了，现在这个西瓜都是你的了！

波斯尼亚福查，KJ 重访旧地，汽车在山间里穿行，隧道一个接着一个，时而黑暗，时而再透出一丝光亮来，随即日光渐渐把山崖上的杂草和树丛照亮，嫩绿色的草，嫩绿色的树，一切都似新生。隧道实在太多，KJ 忍不住问司机，我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那个当年发生惨案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刚才已经经过了？司机答道，没呢，它就在前面。

这些故事可以无休止地讲下去。它们遥远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就只是个故事而已。讲故事的人也无奈，镜头背后的 cameraperson 无时不在问自己，这些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影片在安静中结尾，字幕滚动，致谢名单并不长。两排十多个姓名之后只有一行字，and the people whose names I never learned。

和自诩周游世界，哪怕是粉丝百万的Up主相比，纪录片摄影师才算是真正经历了世界，而不只是“景点”。好一场冒险。同时也要处理各种人间惨剧带来的PTSD。喜欢波斯尼亚奶奶到导演的阿尔茨海默亲妈，以及自己童年的圣经手抄到穆斯林祈祷的剪辑，不同文化的好人都是共情共通的。重访波斯尼亚一家人也很温馨。

持摄像机的人是一部纪录片，在看的时候感觉很难搞懂他在讲什么，镜头中讲述的就像我们现实中的生活，但这又是摄影者用摄像机拍出来的，究竟这是现实，还是镜头中的现实，持摄像机的人不在是一个观赏者，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演员”，参与故事的演出，而我们从看电影变成了看别人拍电影，定位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在其中的角色，纪录片记录的是真实，但观看影片时仿佛自己也是持摄像机的人，在记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