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搪瓷杯、录像带、电视里的经典电影、阳台大叔哼唱的老歌、人物身着的旧式服装......《八月》用一切可能展现的细节，重塑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小城镇的生活，而黑白摄影，则让影片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影片分为三条故事线，分别讲述了准备升初中的少年小雷，面临国企转型的小雷父亲，重病卧床的小雷姥姥，展现了老中青三个年龄层的生活状态，并借由他们牵连出的众多人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群像。

三条故事线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变”。

尽管小雷一脸稚嫩，孩子气的学着李小龙耍双节棍，但面对母亲对自己学业不理想时的愤怒，他会煞有介事的说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看着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他会不由自主的做起美妙的春梦，目睹社会青年三儿自由、潇洒的生活，他会发自内心的羡慕、憧憬。

这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从心理到生理都在经历着孩子向成人的过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欲望，逐步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雷经历的“变”，其实就是成长。

小雷姥姥的这条线在剧中表现不多，它体现的“变”是衰老。健康变差，年纪变大，人最终面对的就是死亡，姥姥在剧中没有一句台词，她静静的躺在床上，比较安然的面对这种生命消逝的过程。

遭遇国企转型的小雷爸爸，面临着再就业的考验，吃惯了铁饭碗的他，突然间被丢进了汪洋大海般的自由就业市场，这条主线体现的“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不论是成长，还是衰老，都是人生必经之路，并不是时代特有的，而只有小雷爸爸经历的“变”，带有鲜明的中国九十年代的特征，契合了影片极力塑造的年代感，因而也成为了三条故事线中，最重要，最着力表现的内容。

虽然，三条故事线都在展现“变”，其人物也都经历着不小的内心起伏，但是影片却呈现出一派宁谧。

这一特质，在对小雷爸爸的描摹上，显得格外突出。

小雷爸爸是一个电影剪辑师，他不但具备高等的专业技能，从片中看，他还有着很好的电影审美和相关文化修养。显然，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就不是失去收入这么简单。

影片中，由于国企转型下岗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小雷舅舅，一个是小雷爸爸。前者是个普通的工人，对于下岗，他表现出的是安于命运，外加些许颓废，而后者却极其不甘心，非常烦躁。

这种对比，绝不是性格不同就能一言以蔽之的。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知识分子，尽管新中国成立，宣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但是在精神层面，工人很少会自视甚高，而潜意识里，知识分子总会有些许优越感。

于是当知识分子遭遇了失业的困境时，反应通常会比工人更强烈，因为他感受到的不仅是生存压力，还有一种深深的被羞辱感。

小雷爸爸的不甘与烦躁，就是因为他觉得被羞辱了，尤其当没文化的邻居，善意向他提供打工机会时，他更是觉得奇耻大辱，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被自己认为低层次的人，竟然在向自己施舍。

在他拒绝了邻居提供的工作机会后，妻子讽刺他，不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他却无力反驳，毕竟他这个大男人目前是靠老婆的收入在过活。现实时时刻刻都在鞭挞着他的自尊。

种种迹象都表明，小雷爸爸的内心正在经历剧烈的震动，痛苦、憋屈、纠结......然而，在片中，小雷爸爸只表现出一点点不甘与烦躁，影片用一种强大的宁谧感，覆盖了人物的内心情绪。

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被擦拭，而是用其他方式，传递了出来。

小雷爸爸被邻居用冷言冷语大声嘲讽后，站在楼道烦躁的踱了几步，回到房间，对着空气挥拳，随后就恢复了平静，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然而仔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小雷爸爸反复观看的那盘录像带是电影《出租车司机》。

这部经典电影，描述的是一个越战归来的老兵，在纽约做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作为一个军人，他失去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战场，变成了城市里的底层人物，不但如此，纽约市里的一切，都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出租车司机和小雷爸爸一样，都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化，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新环境，却又无法适应，无可奈何的跌入尘埃，产生一种愤恨与压抑的反社会情绪。

最后出租车司机单枪匹马，借助自己强大的战斗力，拯救了落入淫窝的雏妓，立即成为纽约市的英雄，但是他却没有接受这份荣耀，而是消失在繁华的纽约街头。

尽管小雷爸爸只是对空气挥拳头，但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反复观摩这部电影的他，非常渴望像出租车司机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向这个抛弃自己的社会，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骄傲的弃它而去。

影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消解了人物强烈的内在情绪，也成就了影片营造的宁谧感。

导演张大磊表示，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某年八月，他回到姥姥家，在小院儿的葡萄树下乘凉，突然感觉周围变得很安静，童年时的很多回忆，在脑中瞬间闪过，让他感慨万分，如同做梦一般，于是他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

显然，这部电影是回忆性质的，所以片中有大量真实素材的显现，但它并不意在真实还原回忆中的一切，而只是表达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的感受——夏日乘凉，安静如梦——宁谧。

因此，宁谧并非电影的风格，而是影片隐藏的主题。

回首往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如何评价回忆中的往事很微妙，往往并不是由往事本身决定。

随着影片的结束，小雷顺利的读上了自己理想的初中，小雷姥姥则恢复了健康，经历了生死的她，也变得豁达起来，原谅了一直与自己关系不良的儿媳妇。

待到讲述小雷爸爸的结局时，黑白色的影像猛然变成了彩色，彩色的影像里，小雷爸爸在新的工作现场，表现的十分忙碌，昭示着他决定与时俱进，竞争上岗的决心，从黑白的怀旧切换到彩色的绚丽，暗示了人物将迎接美好的未来。

影片中，人物经历的波折，在张大磊的回忆中，宁谧美好，是因为人物最终都走向了好的结局，过去的波折变成了一种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历练。

八月很热，而姥姥小院的葡萄树下，却很阴凉，这是一种惬意又幸福的感觉，恰如回忆起那些曾为难自己，但最终被顺利渡过的波折。

本文部分发表于《上海电视》4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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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给喜欢艺术片的影迷带来的冲击，没有《路边野餐》那么大，后者以一个超级长镜头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探讨人生的种种遗憾和情感，情节设置相当精巧。这两部，我都在影院看了两遍。

但《八月》未必不梦幻，不诗意，不以镜头语言说话，它淡淡地带观众去往另一个方向——恢复我们的某种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基本被导演张大磊浓缩在短短一个月里。这种处理，很容易产生把时空线索刻意装进一个罐头的效果，参见无数引用非典和张国荣之死的国产青春烂片。这一层，张大磊做得勉强自然。

这也给电影造成弊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人，如何明白，国企改制给下岗工人带来的瞬间绝望？个体户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严打是什么？以《亡命天涯》开启的每年十部分账大片如何震动了电影市场？

95后00后怎么看他们出生前的社会状态？

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人能否看懂？

过来人，如我，甚至比我离片中经验更近的那些大厂子弟，看完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和启发？

本片用了11岁小雷的视角，又不只如此，还父亲的视角、上帝视角，最后时近时远、疏离朦胧地讲述了小孩不明白、过来人一看就懂的社会状态，它甚至没有中心情节。说到底，它是需要观众主观参与的电影，用意识去缝补一场场戏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呢？这就像我们普通人去看《魔兽》，只是看了个故事单薄的奇幻片，游戏玩家去看呢，就是看着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游戏角色变成真人走来走去，角色讲的笑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玩家懂，角色的社会背景、江湖地位、情感关系，我们不会注意，玩家却能从一个小细节看出导演用心。《蝙蝠侠大战超人》同理。

《八月》因为生活化，很真实，所以观众可以不费脑筋地看导演铺画册，一页一页，即便不去主观缝补剧情，这个电影时空也是成立的。但是看完之后呢？

既然是画册，《八月》大概还是影像出彩。此片风格略似做起梦来的杨德昌，但没有杨德昌那种犀利冷静的态度，杨的电影基本不会给我们对现实发梦的机会。

我很喜欢《八月》里警察追捕不良青年三哥那场戏。近景里的小雷看着远处虚景里警车边的人渐渐跑近，与他擦身而过，是三哥，小雷也跟着跑起来，先是听到三哥呼叫的声音，接着远远看着他被逮捕的全程，此处的视觉语言正贴合孩子懵懂迷惑的视角。

有人说本片看不出张大磊在莫斯科学过电影。但小雷梦中的水上倒影，河溪边因黑白影像而显得格外明亮灿烂的小树，明明沾染了塔可夫斯基的风格。

梦境多少与现实相连，越到后来越模糊界限，也避免了复制小学生作文式生硬的转场交代。

比如，德彪西的音乐渐强，小雷在被邻居小姐姐亲脸的瞬间醒来，此刻小姐姐正在用小提琴拉曲。

比如，他说想上重点中学三中，是因为校服帅还能配上三哥那样的漂亮皮带，一向宠他的爸爸气得把他丢路边，自己骑车飞奔回家。于是他梦到爸爸带他在草间寻觅，不知道在寻觅什么，最后找到了蛐蛐，爷俩还一起吃西瓜，他讨好地说“爸，我不去三中了。”

这是儿童臆想中的困惑、解答与和解，在梦中完成。

爸爸坐车去远方做场工，切入同伴搞联谊的场景，再切回车上。这个场景里出现了那位每天早晨站在阳台上唱美声还常常即兴喊诗的大叔，因为他后来又出场，在小雷母子看昙花的时候喊诗，所以我们判断那场联谊不是未来场景的插入，它像是在车上的一个梦，这也可能是男人对未知明天的茫然想象。

激起这场车上飘飞的，是《你在他乡还好吗？》。这让我们赫然想起，那几年最流行的，原来都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大哥大哥你好吗？”“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你那里下雪了吗？”词曲虽流俗但质朴真挚。

再想想今天外头唱的都是些啥，时代印记，民风人貌，都蕴藏在流行乐里。

父亲大概是全片塑造得最立体最有血肉的角色。

他总嚷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却不得不随他瞧不起的韩主任，离开熟悉的家园，放下剪辑的本事，去跑拍摄现场。揾食不易。

他看到韩主任也会赔笑，也任凭儿子追打韩主任的儿子。韩主任在楼下地图炮乱骂，他就暴躁紧张。他连见老丈人，都要站起来，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他嘴里说国企改制是让人凭真本事吃饭，内心却焦虑不安。只能喝喝酒，一遍遍观看《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句“Who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to?”

最激烈，也只是半夜抡空拳中发泄一番。

他惩罚了儿子，晚上又不好意思地过去劝儿子快睡觉，既心疼又愧疚。

他们看绝症梗爱情片《遭遇激情》，儿子看不懂睡着了，他却看得泪流满面。

男人喜欢的浪漫都很残酷，是生离死别。

这种真实，大抵体现了张大磊对身为剪辑师的父亲怀有的深爱与敬意。

讲真，看完这部片，我一直沉浸在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兴致中。唤醒，也许就是这样一部艺术片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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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是张大磊导演拍摄的致敬父辈之作。影片所采用的有距离的观看方式，并不是以小雷的主观视点去建构与代际差距相平行的区隔，事实上就影片的主要段落来看，在切入小雷的主观视点之前，导演更习惯于先以一种小雷同时也是被观照对象的“客观”表现方式：小雷在事件发生之后再入镜，如在父亲和几个好哥们唱起蒙语版的《母亲》时，小雷在歌声响起之后入镜。这其中还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导演偏爱于用声音来串联转场，比如通过小提琴声来串联小雷的梦境到现实的转换，影片中还会有意地把声音的源头标识出来，如喇叭等。回到影片并非采用小雷的主观视点镜头来区隔子一代和父一代的问题，私以为这是因为导演将两代人置于同一时空中，他所想要叙述的有他眼中的父辈，受父辈影响的子辈，但更关键的或许是一段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来说都十分特殊的时间，在无所不在的闹钟的滴答声中，所有人都被迫“忙生活”，都“被成为”时间的经历者，小雷的特殊性或许就在于他想要主动成为一个主动去感受时间的人，当然在小雷的背后，隐藏着导演自己想要触碰一段逝去的时光的尝试。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昙花”等直接对时间问题有所象征的符号进行了淡化处理，即便是表现死亡给生活施加的阴影时也非常克制。

一部只能“重看”的电影
《八月》没有给予时代背景以虚焦处理。相反，它通过给小物件微小的细节以特写，来营造一个对于影片叙述和观众接受心理来说都是相对可靠的虚构时间坐标，比方说售票厅前的黑板和粉笔字、闹钟上的小鸡啄米，由此构造一种并不将观众距之门外的时代感。《八月》的时代感并不陌生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那个时代尚未远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余波之中，观众对那个时代的物件或者氛围或多或少都有过切身的感受，这也是有九零后观众在观影后不会被抛掷于年代的陌生感的原因所在；二是因为即便采用了怀旧序列影片中并不罕见的表达方式，简化处理反而使情怀性的东西随着镜头和时间推移而渗透式地打动观众。构建整部影片的“往回看”的时间坐标系为观众审视影片所叙述的过去储存在记忆中的过去、抑或是被观影经历所影响或者篡改的过去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寻找到聚焦点的可能。当然这一出于私人目的却可达到共感效果的引导，有可能因为观众对怀旧本身的排斥而遭到拒绝，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八月》还提供了一个源于导演本人的迷影空间，它在音乐和电影上的互文本是如此丰富，却又贴合于叙事和时代氛围的构造中。如果说观众在观影之后的焦虑主要来自于重组散落叙事的困难的话，那么通过影响研究切入的阐释焦虑反而被取消掉了。

一个许诺中的彩色结尾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八月》结尾剧组正在拍摄的影片《八月》，是不是会更好？窃以为在片尾插入《八月》的拍摄场景并不构成一个更好的选择。按照导演致敬父辈的原意，那么这个结局的安排无疑实现了这一点。它被统摄于影片的整体叙事框架内，准确来说它是一个在叙事已相对完整的前提下添加的半封闭半开放式结尾。因为它是片中多处屏幕观看（包括电视机、影院屏幕）中唯一一处作了去屏幕和去观众的处理的，也就是说，对片尾的父亲所在剧组的拍摄画面的观众并不只有小雷母子二人，而是朝向正在观看影片的全部观众敞开。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的片尾中，剧组所拍摄的影片未必是、当然也未必不是《樱桃的滋味》。在剧情片插入伪纪录片、尤其是指涉自身的伪纪录片的形式，是否基于一定程度上主动暴露影片虚构性而凸显拍摄的真实性的努力？这一点或许值得深思。《八月》后半段带给观众的另一观感或者也可纳入同一范畴中进行考虑：有观众认为后半段随时都可以结束。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基于观影经验和对剧情片的预设下对于灯光亮起、“故事讲到这里”的期待，对于怀着这样的期待的人来说，一个伪记录短片形式的彩色结尾是出人意料的，它嵌入一部以黑白影像为主体的电影中，以它所能达到的最有冲击力的方式让观众记住镜头下的人——也就是导演所想要致敬的父辈，不管这一点有没有收获预期中的认同，导演的这一诉求和用心都是能被体会到的。

张大磊导演的处女作《八月》于2016年7月在第10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映之时，就已经收获不少好评，成为部分颇有影响力的影评人的年度十佳选择；但《八月》真正成为话题之作还是在2016年11月的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在获得六项提名、收获费比西影评人奖和亚洲电影观察团奖之外，爆冷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成为年度华语影坛的最大黑马。对于采取评审团制的电影节和“金马奖”而言，获奖与否自然与电影节的宗旨和评审们的艺术趣味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就艺术水准而论，《八月》确有其独到之处。更重要或者更珍贵的是，与导演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八月》，不期然地，也或是必然地带出了有关中国电影转型期的重要话题。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得某种颇为私密性或在地性的经验，得以为不同情感结构的观者所分享。本文尝试在视听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这部影片的艺术手法及其背后丰富的社会历史文本。

借来的语言：视点、声音与自传

《八月》原名《昙花》，这部完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的黑白影片，主要讲述了1994年夏天小学毕业的少年张小雷在懵懂间目击到自己生活环境发生的变化。影片并没有特别集中和明确的叙事动作，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复沓出现的事件：张小雷百无聊赖地等待小升初成绩，父母托关系把小雷送进三中；制片厂体制改革，父亲一番犹豫之后外出跟组挣钱；患病的太姥姥日渐衰弱并最终去世；家中的昙花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绽放。主角的名字在“姓名学”的意义上指明了影片的自传文体，影片的剧作逻辑也可谓是“生活流”，这一方面对应着导演张大磊的精神偶像——特吕弗的处女作《四百下》；一方面也正如许多影评人（尤其是台湾影评人）指出的那样，呼应着包括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内的“台湾新电影”。或许容易辨认的是《八月》采用的视听语言体系——全片多采用浅焦镜头，以固定和摇镜拍摄为主，剪辑上通常采用视点后置的方法（同时，叙事上也经常采用因果倒置的结构），同时会使用较为主观的、与画面形成平行关系的古典音乐作为配乐。

这种视听结构可以直接在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与《冬冬的假期》中找到源头。侯孝贤自称是在《从文自传》中获得的启发，回想起了“凤山的芒果树”上的视点；同时，又因大量使用“非演员”（非职业演员），从而逐渐形成了全景长镜头的调度方式和美学观念；对古典音乐的使用则得益于杨德昌在剪辑上给他的建议。《八月》的基本视听结构是张小雷出现在一个看似主观镜头的摇镜头的后半部分，或者在主观镜头和全景镜头之间插入一个张小雷的中近景镜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张小雷“走进了自己的视点”。而更重要的是，在多数时候，张小雷只是观看而非参与其中。在声音的处理上，导演则有意地通过几处声音前置的剪辑和主观配乐的使用，尤其混音时对白与环境声/ 有声源音乐在音量比例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技术瑕疵，但确实体现了非常规的声音设计理念），再度强化着影片有关成长记忆的心理结构。

事实上，这种视听结构与影片的自传式主题是高度一致的。走进自己视点的张小雷，同时承担着“看”与“被看”的双重身份，也正是导演处理“记忆”这个主题的技巧。可以与之参照的是宋方的《记忆望着我》中的“后脑勺调度”，（1）《记忆望着我》因导演亲自出演而同时具有“私电影”和纪录片的双重特征；而在《八月》中，张小雷实际上携带着双重的目光：一方面，作为导演张大磊的化身——再度呼应着特吕弗影片中的安托万——在“重演”（Restage）他的童年记忆，并作为“观看者”懵懂地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张小雷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又因此召唤出了对他而言属于未来的视点，而影片的意义、历史观乃至意识形态表述都恰巧来自于此。

必须指出的是，与特吕弗或者侯孝贤和杨德昌相比，张大磊的视听语言更多地来自观影经验而非生活经验，并且他学习电影的时候已经先在地接受了作者论的方法（2）——当然，于张大磊而言，作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子弟，他的生活经验与观影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而这种双重目光的视觉结构并非一以贯之的原因，恰是导演在处理个人记忆时容易因个人情感而“赤膊上阵”地主观介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影片的不完整，但同时又在情感的表达上形成了情绪的出口，进而产生有效的冲击力。

记忆的时态：日常生活、父子关系与价值判断

一旦将“双重目光”作为本片的基本线索，很容易发现影片的另一个有趣的叙事结构特征：叙事主体是分裂的，同时叙事的时态在某种意义上指向某种特定结果的（社会现实的）、分析式的叙述，它不完全是“过去时”。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叙事时态可以称为“将来过去时”，它是依靠“电影的事实”形成的泛文本（电影之外的种种信息）才得以成立的。

毋庸置疑，《八月》的真正主角是父亲。（3）实际上，并不参与叙事的张小雷，更合适的说法是线索人物。分裂之处恰好同时在于叙事主体并不拥有视点，而视点的拥有者，尚未或者说无法成为主体。就故事而言，张小雷事实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称得上是叙事动作的行动，核心事件“要上三中”，与其说是他的个人选择（校服这个理由虽然可笑，但确实十分妥帖），不如说是父母的选择。在First 电影节的初审评委王昕看来，找关系、请客送礼的父亲恰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成了精确的互文关系，这种“望子成龙”和“教育改变命运”的逻辑恰是转型期社会的主流价值。（4）在影片层面上，导演张大磊恰好处于与影片中的父亲相似的年纪，事实上，他也是起用同龄好友饰演父亲这一角色，并将“父亲的选择”作为隐藏在生活流之下的真正叙事动作。

这种创作方法的有趣之处在于意义的建构过程。与常见的、从儿童视角叙述的历史题材影片不同，《八月》采用儿童视角并非为了借有限性来逃避历史的某些无法言说的创伤，或者赦免叙述角度的偏颇与局限，而是一种有意的转移和提炼。正是这种儿童视角所带来的、对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完成了影片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价值判断：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原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将“电影艺术家们”还原为工人阶级和街坊邻里。影片最精彩的时刻莫过于第38分钟处：百无聊赖的张小雷来到父亲工作的“厂子”，经过平淡无奇的楼道，走进毫无特色的办公室，看到正在工作的父亲——他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这个时刻，观众才忽然意识到，家属院里的那些人事实上都是“电影工作者”。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张小雷而言，这些理所当然的、再日常不过的东西，却因导演之前有意的回避，（5）在这一刻形成了震惊体验。

确切地说，导演在处理影片时的心态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只有处在回望的位置，获得双重视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理解到父亲的用心；而只有在拥有了这一双重视点之后，父亲行为的意义及其叙事动作，才可能被导演用作视点人物的张小雷有意地隐藏起来；至于意义的建构，事实上是导演有意转移给观者、需要依靠观者的知识与生活经验完成：这才是《八月》中日常生活的用法高明之所在。父亲的叙事动作可以归纳为：因为电影厂转型股份制而下岗的剪辑师父亲，放下面子，外出做跟组场工，挣钱养家，原因是为了儿子一时兴起的能上重点初中的心愿——此谓“父亲之爱”，（6）但更重要的是，“凭本事吃饭”式的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以资本为主导的新主流逻辑的归顺或臣服。

由此，影片的叙事时态才显得饶有趣味。影片的自传文体事实上带有某种自指性，并成为了影片叙事中潜在的、未曾说出却已然存在的结果：影片中/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后来/如今成了导演，并拍了一部电影，借自己的童年记忆来讲述父辈的奋斗与牺牲。在电影的逻辑里，这毋庸置疑地意味着成功（尽管这仍是一部捉襟见肘的小成本独立制片电影）。而事实上，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也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成功：1994年，他凭借《东归英雄传》获得“金鸡奖”提名，1996年，凭借《悲情布鲁克》获得“金鸡奖”最佳剪辑奖；并为支持儿子的电影处女作，提供了前期拍摄的资金。（7）这正为影片中的父子关系添上了另一重颇富传奇意味的色彩。

乡愁的指向：电影制片厂、国企与转折时刻

与《八月》形成互文关系的最佳文本是德格娜导演的《告别》。在上文提到的那场戏里，闯入父亲工作空间的张小雷拎起一段胶片，好奇地问父亲，“里面的人是谁”，父亲说，那是“老云叔叔”。这位老云叔叔正是德格娜导演的父亲，英年早逝的著名导演塞夫。在《告别》中，亲自饰演女儿一角的德格娜同样用日常生活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影片的前一个小时充斥着女儿的感情危机以及在父亲进出医院过程中父母女儿彼此之间无止尽的争吵；而直到父亲回到内蒙，处理下岗职工问题，在几乎弃置的放映间里观看自己作品的时候，观者才意识到影片的主角、故事中的父亲正是时任内蒙厂厂长的塞夫。《告别》中重病的塞夫恰好成了靠房地产和文化旅游为生的、垂死挣扎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隐喻（影片原名《末日》）。两部影片对读，恰好描绘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电影制片厂的艰难轨迹。

必须再次重复的事实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辉煌艺术成就，以及第六代导演们的早期作品，都是在国有制片厂体系之下完成的。这一体系的要素包括：按照计划生产电影，成片通过审查后，国家统购统销；导演在选题通过后，只要在预算内完成影片并通过审查，无需为票房等事情担心。这种体制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投资拍摄艺术电影”的实际效果。而电影制片厂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又实实在在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了“阵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与《八月》产生实际联系的是《铁西区》《钢的琴》《纺织姑娘》《二十四城记》《少年巴比伦》等一系列有关国企的电影文本。而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正是在1994年8月1日颁布的，该通知明确了中国将每年引进十部“分账影片”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八月》的片名变得极为意味深长，这部影片不仅因此形成了对中国电影史上关键转折点的目击，并因而形成了某种自指性的表述。

改革的话语来自电视机里的领导讲话、姥爷对舅舅的训话、制片厂里的高音喇叭。于张小雷而言，这些在他生活环境中意义并不明确的背景音，终于在此前免费的职工电影院开始收费放映“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亡命天涯》的时候，（8）他大致才感到了变化。《亡命天涯》对中国电影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向好莱坞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更在于由此开启的中国电影的重大变局。而《八月》对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捕捉极为准确：张小雷正好在1994年那个夏天小学毕业，这个夏天的“焦虑的等待”“身心的成长”与“人生的变化”，乃至各种“暴雨欲来/ 瓢泼大雨”的天气，都与中国电影的关键时刻形成饶有趣味的互文关系。影片中将《爷儿俩开歌厅》《遭遇激情》与《亡命天涯》在相同的影院空间并置，并且（不无刻意地）让父亲在家观看《出租车司机》的录像带，这正是王昕所谓的“在那个时刻，旧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但旧日的温存祥和还在延续，新鲜的事物在不断涌入，而新的社会问题还未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9）重要的是，人们都目击到了生活的变化，预感或者期待着更大的变化到来；但事实上，这些人都如张小雷一般，对其一无所知，或者说并不能对细节赋予意义。排除了历史目的论的表述，这正是上文提到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拍摄条件局限，影片不得已而为之的长焦镜头和极为局促的场景，（10）反而有意识地参与了历史叙述的建构，既符合张小雷的儿童视角，同时也在提示着个体记忆或日常生活与历史大背景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或许正是出于个人经验，这部影片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颇为平和的叙事（可以对比《告别》中对父母或者说领导/成功者/既得利益者及其生活方式的种种讽刺和尖锐的冲突，以及《钢的琴》中底层的自嘲与挣扎），有意或无意地，12岁的张小雷还未成长到足以开始对抗父辈的年纪；而双重视点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对父辈的“未经/无需对抗的和解或认同”。因而，影片中的怀旧并不指向“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片厂体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这种体制并未加诸任何正面的或者负面的评判，因为它几乎不在影片的叙事之内，至少不是重点），而是清晰地指向转型时期父亲/父辈们的尊严、勇气、团结、承担甚至牺牲，是面对时代变局被激发出的主动与被动交织的、为改变自身处境而做的努力（同时又极为有意识地避开了“分享艰难”或者“重头再来”的话语体系），或许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的本义所在。

结语：偶然性、普遍性与电影语言

《八月》最具征侯性的事件，非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大奖莫属。打动“金马奖”评审们的，或许是对“普通电影工作者”日常生活的细致再现，或许是这些人面对社会变局或曰困境时的真实应对，或许是影片对少年心性的准确描摹……但有台湾影评人清晰地辨认出“台湾新电影的影子”；（11）来自匈牙利的费比西影评人泰蕾兹·温采（Teréz Vincze）则看出了“早期侯孝贤和捷克新浪潮”的影响；（12）也有台湾学者认为，《八月》与台湾新电影非常不同，并不着急去完全表达或者是很强烈地渲染什么。（13）不过，联系常被提及的另一部于“金马奖”扬名立万的《路边野餐》，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一代导演们对电影语言的敏感。这种“借来的语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形式而成了影片的真正内容，这恐怕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而内地、香港、台湾到底如何共享《八月》和《路边野餐》的情感结构，或者说，被分享的究竟是电影视听语言本身带来的（指向“台湾新电影”）怀旧可能，还是电影中自指性的、有关时间与怀旧的叙事，甚至是影片与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看相对而言更为成功的《八月》，恐怕正如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许鞍华所言：“电影讲的人情世故是非常地方性的故事，但里面的情感却可以传递”，以及“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闻天祥的观点：“有点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能这么幽微地、生活化地去讲一代人怎么被改变了。”（14）这个故事与电影和电影人有关或许是偶然，甚至国企转型（或如费比西颁奖词所言“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变”）都可以说是偶然，但它所揭示的有关人们如何共同应对与生命经验直接相关的时代变化，却具有着普遍性，这或许才是《八月》真正的动人之处。

注释： （1） 胤祥，Memories Look At Me，//movie.douban.com/review/5972796/。

（2）陆支羽《独家专访张大磊：如何拍出年度黑马》，//movie.douban.com/review/8197268/。

（3）（5） 石头姐《专访张大磊：〈八月〉并不像“台湾新电影”，没有特别急于表达与证明》，//cinephilia.net/?p=43533。

（4）王昕，私人采访，2017 年2 月27 日。

（6）雀雀《〈八月〉：父亲之爱最是难拍，而张大磊拍出来了》http://cheercut.com/the_summer_is_gone/。

（7）刘平安、许嘉《这届金马奖的最大冷门啊，老爸觉得不靠谱，儿子硬是扛了下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11/30/content_99591.htm。

（8）虽然按照史实，《亡命天涯》首先由中影公司于1994年10月在北京发行，暂时下档后又在11月于北上广等六大城市正式公映。呼和浩特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时间应当在当年11月之后。可以理解为导演进行的艺术加工，或者也可以从记忆的不确定性入手进行解读。

（9）王昕《〈八月〉：不展现历史悲情，只讲普通人悲欢》，《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6/11/28/425088.html。

（10）同（2）。

（11）Alfredo Liao《〈八月〉与它的对手们——记金马奈派克奖亚洲观察团》，http://blog-on-cinema.blogspot.jp/2016/12/golden-horse-netpac-award.html。

（12）Teréz Vincze. In the Mood for Late Summer，http://www.fipresci.org/festival-reports/2016/taipei/in-the-mood-for-late-summer。

（13）（14）同（3）。

《八月》已经上映了。和同档期的庞然大物《金刚》相比，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光环并没使得这部小成本文艺片获得排片上的优待。《金刚》已经拍过若干版本，在雄厚资本的支持下，今后《金刚》仍将是一座不断被挖掘的金矿。而《八月》只是一名文艺青年的私密记忆，但看完这部电影，相信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过去的自己。

《八月》最早不叫《八月》，曾经的片名叫《昙花》。片中小雷和邻居们围着院子里一盆昙花争先恐后合影的片段，也真实地扎根在导演张大磊的童年记忆里。张大磊在90年代初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家属院里长大，据他回忆，那个年代的大院邻居们熟络得仿佛一大家人，放学随便敲开一家人的门就可以吃饭。在国有单位改革的浪潮下，父亲开始跟随剧组远行，做教师的母亲也常常不在家。于是童年的张大磊也和小雷一样，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家中的窗前孤独地发呆，听着街坊邻里的各种声响细细地传来。

想想如今高速运转而人情冷漠的社会，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像张大磊一样的人如此怀念着八九十年代。电影的英文片名叫《The Summer Is Gone》，意为“夏天过去了”，就像《甲方乙方》里著名的那句感叹：“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昙花灿烂一时，无奈转瞬即逝。

张大磊最终还是决定把《昙花》这个名字改掉，就叫《八月》。和《速度与激情》《极限特工》之类绞尽脑汁将商业元素最大化地塞进篇幅有限的片名里不同，“八月”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名词，连“昙花”的象征意也被剥除了。它只是平实又琐碎地记录了一个小男孩的暑假，简简单单，几乎看不出什么导演技法，也没什么情节和情绪上的起伏，连张大磊自己也觉得很难为这个故事写出一个梗概。甚至，《八月》对于那个年代亦没有施加任何感评判，既无控诉，也没颂扬，它像昙花的开放一样，过去便是过去了。

【一次对集体时代记忆的打捞】

《八月》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人口流动性增加。导演选取的时间段是男主角小雷“小升初”的暑假，而毕业后的假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叙事也随之变得流水账一般。每天小雷的生活都百无聊赖，或者在阳台上偷看住在对面的好看的姐姐，或者在街坊邻居家的大孩子圈外徘徊，或者跟着父亲学游泳、捉蛐蛐儿。他的腰间总别着父亲给他亲手做的双截棍，似乎这样这个瘦小羞怯的男孩就能从心理上更接近偶像李小龙一点。

90年代是中国摇滚盛行、流行金曲涌现的时代。在激荡的大环境下，摇滚乐手用最简单直白的旋律和歌词宣泄胸中苦闷，他们对国家变革不甚了了，也不愿意参与严肃的话题讨论。学生时代的张大磊也曾经是摇滚乐的狂热追随者，对未来迷茫的他决定去俄罗斯留学，一呆就是六年。他开始写一些没人敢投资的剧本，直到他决定自己出资，请了身边的朋友做演员，才拍出这部一鸣惊人的《八月》。他的电影和摇滚乐一样，简单，直接，心无杂念，沉浸在自己心里的小天地里。那是一种面对时代浪潮的无力感，无论是谁都将被裹挟其中，如今回忆起来，就像做了一场潮湿的梦。

《八月》里的场景大多是真实存在的，许多在电影拍完不久后就拆了，比如那个放《亡命天涯》的老影院。《八月》剧组很小，总共也就二十来人。他们像一小撮崇尚复古生活方式的恋旧族群，聚到一起完成一件致敬时光的事，片中许多道具都是剧组人家里留存的老物件。张大磊平日没事时就喜欢去各个老小区转悠，那里似乎还保留着90年代的气息。《八月》里的每个画面、每个声响都源于导演对生活本身的细腻感知，比如邻居做饭的声音，收音机里的评书声，电视里的动画片声，隔壁孩子的练琴声……这些也都是张大磊记忆深处的声音，那个时代的声音丰富而有层次，不像现在都混作一团。影评人亵渎电影在评价《八月》时说，“用耳朵听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响。”这些声响连带着德彪西、拉威尔的古典乐，和《你在他乡还好吗》等“年代金曲”，从听觉上为影片架设起一个多维立体时空，那是“一个时代的肌理”。

《八月》从小雷的视角出发，但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或许父亲所代表的一代人才是电影的真正主角。在影片结尾，张大磊像阿巴斯一样突然从电影本身间离出来，录像带里的父亲正跟随剧组向远方走去，黑白了100分钟的画面也一下子变成彩色，好像心情也瞬间有了光彩。片尾字幕写“献给我们的父辈”，《八月》中的父亲身上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不单单是一个小男孩的片面的目光打量，这才是电影最能打动我们的地方。

【一场对经典电影语言的回溯】

《八月》从男孩小雷的视角出发，去窥视成人世界的复杂困惑，这让我们想起了杨德昌的《一一》。和很多新导演面面俱到的企图心不同，张大磊敢于取舍，他决定给自己的电影最大程度地做减法，很多支线情节如三哥犯了什么事，三哥的父亲遭遇了什么，制片厂改制的具体流程等等，片中都只有只言片语的呈现，符合一个孩子的视点。影片整体情节都十分洗练，情感也极为克制。据张大磊透露，他原本已经拍好了包括父亲打架在内、三哥的自白等诸多“激烈”戏份，最后还是决定剪掉。于是父亲那场对着空气无声挥舞着拳头的戏，已经是片中唯一的情感出口。

张大磊的微博ID叫“特磊弗”，显然是在向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旗手弗朗索瓦·特吕弗致敬，他也不否认自己的作品风格受到了台湾新浪潮运动的深入影响。包括一些欧洲导演，如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也给了张大磊很多灵感和启发，他发现这些导演的手法与他想要的东西不谋而合。特吕弗认为生活是散漫而没有连续性的事件的组合，因此选择以琐碎的生活细节代替戏剧性情节，《四百击》里那个漫无目的在街头和海边游走的安托万，和《八月》里的小雷有着一样迷茫空洞的眼神。

影评人本南丹蒂评价《八月》“气质纯钝无锋，神华内敛”，徐元则称电影“寡淡如水，波澜不惊，但沁人心脾”。在去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的最终角逐中，《八月》面临的对手《一路顺风》《再见瓦城》《我不是潘金莲》《树大招风》皆有明星阵容，且导演技法鲜明。但最终却是《八月》以绝对黑马之势，成为了笑到最后的赢家。评委会主席许鞍华曾向媒体直言，在评委内部的最后讨论阶段只剩下《八月》和《再见瓦城》两部电影，最终更为“丰满和完整”的《八月》打动了大多数评委，许鞍华更称尽管所处环境不同，但《八月》里的故事令她这一名香港人也同样感动。在张大磊的固定长镜头里，夏天里郁郁葱葱的呼和浩特，竟有了些南方小城的味道。

作为一部在商业院线里夹缝求生的艺术片，或许不抱任何期待地看《八月》便是最好。你越想期许点什么，越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但那股淡然的情绪，没准儿三天都萦绕在心头。

不完美却惊艳。抻长的时光线，让回忆的气息如流水般蔓延。黑白影像去除斑斓的浮躁，也加强了电影基调的寡淡。满满的符号，父子关系，放大的听觉，和努力营造的回忆。
重呈现，轻表达。一个极其普通的90年代的夏天，一些极其普通的生活碎片，与其说这是个故事，不如说是对一个男孩眼里的一个夏天的素描。你很难去臆测故事到底要讲什么，你能做的就是去感受。故事背景里是满满的时代符号和社会气息。作为一个在90年代度过了中学甚至大学时期的人，我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亲切，那种人们在时代变迁下依然保持的纯朴味道。对于那个时代，除了怀念，还有深深的尊敬。

第一次对《八月》产生好奇是因为马家辉老师在《锵锵三人行》里讲的一句话。他说自己作为香港人，看内蒙古一座城市的改制故事竟看到流泪，说这部电影「宁静中带有焦虑和惶恐」。我同意。

《八月》非常真实地反应了 90 年代国企体制改革背景下，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这个炎热的八月，不单是导演的私人记忆，同时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群体回忆。

影片中的男孩小雷即将从小学升上初中，在这个最无忧无虑的八月，他的父母却面临着一些人生不得不直面的难题：不由分说的失业，在理想与现实间必须做出的选择，孩子的升学问题，以及，亲人的离开。

成年人的烦恼小雷并不了解。十二岁的他满脑子琢磨的是重点中学的校服、让人着迷的小姐姐，以及小混混三哥这个帅气的榜样。小雷处理问题的方式单一而直接：用双截棍打老师，偷看小姐姐晾衣服，照搬大姨的话安慰三哥「哭出来吧，憋着更难受」。

小雷或许不能对父母的体会感同身受，但他在同一时段经历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而作为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会忽然意识到：在我们体会少年烦恼的时刻，父母正经历着更痛、更苦的成长。这是我觉得电影打动人的地方。

银幕上的故事分两种，一种补全人生体验、讲你未曾经历的故事，另一种再现你的回忆、唤起你的感受。《八月》显然属于后者，故事当然不必起承转合都相同，有一些扮演导火线的小细节便足够。

比如第一场戏，一家三口在客厅边吃饭边看电视。父亲说电视里的女主角长得苦相，小雷说菜有点苦，母亲回说夏天吃点苦的好。这个场景，一下子把人拉回小时候的那张餐桌。你跟父母说着学校里发生的事，他们却很少向你直接表达工作上的不顺意。你只能在一旁听着，并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去理解大人的苦恼。

导演张大磊选择在第一部长片里讲自己的故事，这很好理解，因为最熟悉、也最有讲述的欲望。他在采访中说拍这部电影「出于直觉」，希望「能通过电影的形式，把一直存在脑中说不清像梦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

《八月》，如它的英文名 The Summer is Gone 所指，讲了一段逝去的夏天的故事，一个「宁静中带有焦虑和惶恐」的夏天，你我都曾拥有的那个夏天。

有人说电影私人记忆太多覆盖人群会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体会到影片中的情结。我不这么认为。影像画面或许是私人的，但感受却是能够相通的。有人说导演把成年人的视角强加于一个小孩。我也不这么认为。影片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小雷的背后观察，是「回头看」，而不是当下。

还有人说电影缺乏批判性，应当愤世嫉俗一些。我更加不这么认为。家常碎片的小情小调有什么不好呢，它们同样是时代的构成，且恰恰是你我最熟知的部分。一部电影并不能代表整个时代，它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电影《八月》，是 90 年代这块拼图中小而精致的一片。

P.S. 附一篇时光网的访谈 《八月》是大陆版《童年往事》？专访导演张大磊：受到侯孝贤和杨德昌影响。里面问了一些我也想问的问题，包括影片有多少真实人生多少戏剧创作、小雷梦境的意义等等。有一些信息量，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这部电影是去年年底看的，准确地说是金马奖颁奖的那天上午。所以很神奇，上午看的一部电影，下午就获得了金马奖。如今电影上映了，推荐大家去影院观影，因为无论是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还是电影所承载的那个时代的记忆，都值得我们去看看，我是会去再看一遍的，导演照亮了我的记忆， 我欠导演一张影票。） 2002年的8月，我大三的暑假，作为师范院校学生，学校要求我们去中学实习，可以听从学校安排，也可以自己寻找学校。我于是找到了自己的母校，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子弟中学。我好像从毕了业就没怎么回去过，学校那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断壁残垣。当然，我说的不是学校的物理状态，而是它的精神状态，凋零，颓废，苟延残喘。 我找到了熟悉的师长，他们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实习的话，还是另找一家吧，现在学校三个年级一共就四个班。据他们介绍，国企改制后，一方面厂子的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已经难以承担一所学校的开支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基本上全都散掉了，又如何能吸引来学生呢？另一方面，工厂的职工下岗的下岗，转行的转行，从几千人的大厂变成了几百人的公司，又哪里有那么多子弟啊？我问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交给社会办学，又或者直接黄掉了。后来的结局的确如此，几年以后，中学变成了一所外语培训学校，离中学不远的子弟小学，则变成了一所公立小学。 路过曾经的校园，工厂的家属区，曾经的俱乐部礼堂，曾经的职工浴池和职工医院，已经不是物是人非，而是面目全非。恍惚间，我竟以为过往的生活并不存在，只出于我的臆想。也许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说，国营工厂并不值得留恋，然而对于在此生活过的人来讲，这些记忆有一种特殊效力，卡尔维诺说：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在《八月》这部电影中，看到国营工厂那熟悉的生活场景，我有些不能自已，这故事就像一个老旧的照相馆，储存了我儿时的记忆。尽管此工厂不是彼工厂，然而北方的工厂，大同小异，所以关于工厂的记忆，便也成了某种集体记忆。 电影是上个周六上午看的，和我一起看电影的是一群大学生。过后交流，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太松散、没有情节、不好理解。而我的感受却恰恰相反，因为它超脱了情节，所以才更细腻地展现了生活的无聊，以及一个孩子眼中懵懂的成人世界。当天晚上，这部电影居然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奖，始料不及的导演张大磊在领奖时甚至连口香糖都忘记吐出去。事后想想，获奖并非不可理解，今年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映25周年的日子，组委会希望有一部风格相近的影片可以遥相致敬；还有这一次金马奖的评委会主席是许鞍华，她在看部这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会想起自己那部《天水围的日与夜》。 在我们讨论这部影片时，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很像杨德昌的《一一》。很遗憾我没看过《一一》，所以我想到的电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同样讲述孩子的假期生活，同样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成人世界。房间里同样隐隐的有一头进击的大象，似有若无。实际上，这是很多优秀电影的表现手法，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事件》，比如《杀人回忆》，导演都没有选择直接描述那头大象，但那大象却无处不在。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那头大象叫做“种族隔离”，它是那个时代整个美国的氛围。在孩子心里，这种氛围他们能够感受到，但却不能清晰地理解，他们只能从大人的言谈和焦虑中感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在《八月》里，这头大象叫做“国企改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影片里有一个时间标志，《亡命天涯》上映，那是1994年），地点是内蒙古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厂子要改制，一部分职工要下岗，这就是笼罩整部影片的氛围。这种氛围，和八月那个闷热的暑假交织在一起，让人有些透不过气。张小雷并不明白周遭发生的事情，他不明白父亲在挣扎什么，也不明白舅舅为什么要卖毛线，他同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上重点中学。 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把所有的疑问都停留在孩子的似懂非懂中。毕竟，影片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对于那个年代，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而且还处于懵然无知的年纪。所以他看不清这一切给经历者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而影片，也随着孩子的视角，放弃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把目光投向细微处，显示出难得的克制。 实事求是地讲，这部影片远谈不上完美，初出茅庐的导演对演员的调度并不是那么出色，捉襟见肘的资金也让影片略显粗糙。但导演又是幸运的，正好碰到一个会演戏的小孩，正好赶上金马奖评委会主席是许鞍华，甚至因为资金所限，影片不能充分表达，反而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意犹未尽的留白。 然而有两个情节，却成了这部散漫的作品里亮眼的“刺点”，一个是雨夜中，小混混“三哥”在被捕的过程中左奔右突，如困兽般犹斗；一个是三更半夜，父亲在客厅里对着四周的黑暗拼命地拳打脚踢。那姿态就像罗伯特·德尼罗对着镜子说：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但他们终究不是德尼罗，所有反抗都不过是徒劳的挣扎和窝囊的发泄。但你知道吗？我竟然在这两个片段里，看到了诗意。 整部影片，导演都选择了黑白影像，拉开了故事与现实的距离。黑白影像的好处，如诗人廖伟棠所言：“黑白粒子包含着忧郁，水淋淋的忧郁，仿佛不属于此时此地。”不过导演终究按耐不住内心的情绪，影片最后播放的那盘录像带，是全片中唯一彩色的部分，导演回到此时此地，表达了对父辈的敬意。而影片过度曝光的镜头，也让有关八月的记忆白得发亮。 记忆最终都变成了碎片，像一幅幅照片，照片里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阳光明媚，人也热得烦躁，耳边全是蝉鸣，但是关外，好像没有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