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拉斯

近几年这种地中海家庭的导演私人电影也太多了， 自从《罗马》之后（罗马还不错），有《上帝之手》，《痛苦与荣耀》（这部家庭占比不重），这部《阿尔卡拉斯》，还有不在地中海的《 贝尔法斯特》，全是导演的私人经历，还特别受评奖委员会青睐，实在太腻味了，太取巧了。 地中海人是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但反反复复拍也有点烦。

基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主线剧情，甚至没有剧情，一问就说这是导演的成长经历，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平淡自然，把这么私人的东西拍出来就是真挚淳朴。

这个大家族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只是在口头上属于他们，而并没有文件。所以到这个夏末，他们将失去这片种满了桃子的家园。爸爸对夏天在丰收一次的焦虑和对把树砍掉建太阳能板的愤怒在这个夏天集中爆发，也在影响着家族中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诗一般的故事，那些来自乡村的朴素的故事和情感在一个夏天流动在这个大家族的每个人心里。我看到了年迈的爷爷独自发呆的眼神和对树的留恋，看到奶奶的慈祥和与爷爷的扶持，我看到了爸爸愤怒下的对土地和丰收的执着，看到了妈妈的温柔和沉默的反抗，看到小姨们的努力和团结，看见了哥哥深沉的努力和消沉，姐姐对舞蹈的喜爱和取舍，最小的孩子们最真诚的爱和质朴…这两个小时我看到这个家庭最真实的羁绊。

大概作为中国家庭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家长里短中，我特别明白那种打了一架之后还能继续拥抱的姊妹，也能看到小朋友之间同龄的表亲之间的挂念，也见证过老人对自己的子女的操心和对隔代小孩的慈爱…这个夏天太容易让人感动了。还有那一堆桃子和最后全家人和好的黄桃罐头，都让我感觉到了家人和土地对他们的重要。

这里我要推荐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叫张晓，他的摄影作品里我也感受到了一样的对果实对土地的眷恋和爱意。我想这就是打破国界种族的人类的共性吧，家人，土壤，生命，情感…

整个画面就很美，一种欧洲乡村的美丽，属于农场和夏天。我觉得服装特别有点，红衣服的哥哥在绿色中间穿梭，偶然的三个小朋友很配的衣服，各种桃子图案等等，让整个画面都特别和谐。演员们之间的质朴的状态也特别真实，都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新人导演。

我一直觉得土地和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而对被土地养育的人们来说，土地就是家人。我们或许会分开，但永远在彼此心里，拥有最坚实的纽带。

注：原文首发于公众号 #半斤八两抡电影#

二零二二年，柏林电影节上，两位农夫“巧遇”了。他们各自在创作者的镜头里亲近着自己所属的土地，他们都赢得了观者的尊重。有趣的是，这两位农夫都像永动机般不知疲倦地耕作，而最终他们都将失去自己所在意的“本分”，那就是，他们与土地的血亲般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身为农民的身份。

《阿尔卡拉斯》和《隐入尘烟》的作者，分别是生于1986年的加泰罗尼亚人卡拉·西蒙，和生于1983年的甘肃人李睿珺。他们都聚焦在穷尽心血守护自己耕作权力的农民身上，分别以各自的风格去凝视“真实”，表现农民的挣扎和艰辛。之所以用“真实”而非“现实”，是在于，两部影片中的乡村社会生态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迥然不同，而观者很难以“哪个更现实”去衡量。与其说，两位青年导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凝视”两位中年农夫的生活，不如说，创作者在借助两位农夫的生活断面去建构两种世俗神话，在各自的土地上，他们的“命运”充斥着不同的象征符号。

在这一观察角度里，《阿尔卡拉斯》的农夫Quimet以英雄的姿态演绎了一出悲剧；而《隐入尘烟》的农夫马有铁，则以农民的“本分”泣诉出满腔悲情。

被“预言”介入的生活

孩子们的基地，一辆报废在土丘顶的老旧轿车，被钢铁怪兽挥舞着尖牙摧毁。开场的声音，原本是轿车里孩童之间充满攻击性的叫嚣和欢笑，突然间，推土机凭空出现，它的噪音带着压倒性的力量，淹没了人声。

这预言性的动作，粗暴介入了农庄里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充满象征意味的是，早已不堪用的轿车里随处堆放着生活中的旧物，拣起来一件就是玩具。而推土机冰冷枯燥，就只是个残忍的刽子手。老破车被移走，推土机占据了地盘，夸示着某种确然的命令，充满警示和威胁。

同一时间，农庄里的现实空间，面对着生活本身的一家人，正疯狂地翻箱倒柜，他们试图找到能证明自己拥有这片果园土地权的确证——如果找不到文件，他们全家的下场就会跟那辆老破车一样，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在这场室内戏里，除了惯常的无限接近现实的手持跟拍，卡拉·西蒙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家族的权力介绍——Quimet，果园农庄家族的现任当家，压抑着愤懑埋怨他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没保存任何文字证据。毫无疑问，他们将失去这片土地。

在影片的开场段落，挖掘机就闯入果园，居高临下，逼视这一家人。至此，预言降临：果园的一家人，将失去家园，除非他们同意推平这片桃林、在土地上安装一排排的太阳能板。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产业转型”命令，来自于这片土地的产权人，他要挟果园一家人成为他的“新产业”雇员，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驱逐。

关于果园的权属，Quimet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怀着隐忍和不平，约略讲出一段往事。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的父亲曾是果园的佃户，而果园的地主被政府通缉，佃户庇护了地主，使地主一家免于绞刑。为报答救命之恩，果园的地主口头承诺——把这片土地送给了佃户，让他们能依靠这片土地生活下去。口头承诺只是君子协定，空口无凭是世风日下的代名词，当时地主的后人要赶走佃户的后人。如今，只有爷爷还恪守着家族的厚道，每到成熟季都会摘足满满一筐的无花果，送给曾经的东家。

果园的命运，毫无疑问影射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处境，这也被影片采用的加泰罗尼亚语着重强调。《阿尔卡拉斯》并不如她表面上呈现的所谓“生活流”那样简单，她的隐喻在预言介入到加泰罗尼亚人的生活时，就已经确然无疑了。

接下来的日子，推土机逐渐隐去存在感，差点成了孩子们的新玩物。自此，故事再度回归到“生活”本身，家庭成员以自己的个性和烦恼，继续面对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爸爸在夜间狩猎偷吃果子的野兔，抢收成熟的桃子，饱受背痛的折磨……。Quimet的长子Roger很早就展示出在种植方面的天分，试种有机蔬菜，甚至偷偷跟姑父一起开垦了秘密“自留地”种上了有机大麻。他很乐意参加父亲的农事，但是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Quimet的长女Mariona正面对青春期的焦虑，她得不到家人的关注，一直以来苦练的舞蹈、精心准备的服饰妆容，都化作怨气，在节日庆典上她拒绝上台亮相。全家人中，只有小姑关注Mariona，陪她练舞、帮她打扮。当父亲再次以古板的观念质疑小姑的性取向，Mariona愤然关闭了和父亲之间的门。她对小姑的理解和同情，让她更加疏离自己的父母。

家族的权力核心Quimet，以他决绝的姿态对抗着全家所有人。他雇不起临时帮工，要全家老幼一起抢摘桃子。他禁止爷爷给地主送无花果，杜绝卑躬屈膝的示好。他痛恨太阳能产业，无法原谅妹妹和妹夫另谋生路——暗中成了地主的太阳能公司的雇工。他对妹夫大打出手、忍着要命的背痛也要拆掉牛棚的太阳能板，他甚至禁止小女儿跟妹夫家的孩子一起玩。他烧毁了儿子和妹夫偷种的大麻自留地。他拒绝参加果农们的抗议，对中间商的压价视而不见，他只想保住自己作为果农的生活。

《阿尔卡拉斯》的预言，必须有一位抵抗者去对抗，才能有完整的戏剧性。父亲为了保住果园，逐渐站在了全家人的对立面，原本是对抗命运的英雄，却成了干涉亲人生活的暴君。在这部当代加泰罗尼亚的世俗神话里，父亲为了斗争而斗争，迷失在抵抗本身之中。即便如此，Quimet承担了作者的审视，扔掉了所有的同情，却保有自觉的抵抗。在这个角色获知了预言的时刻，他的抵抗就开始了，无关“本分”、无关仁慈、无关沟通，他拒绝所有的帮助，他眼里只有土地和收成，守护果园就是守护全家。Quimet是捍卫自己耕作权力的孤独英雄。

成为寓言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马有铁，有着教科书般的作为农民的全部美德。他一直给哥哥干活，默认了家庭内部的“合理”剥削。兄嫂用马有铁创造的“剩余价值”给他“找”了个老婆——贵英。在农民的世界里，不能干活就等于“累赘”——贵英因为先天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在她所经历的每一重社会环境里，她都从未获得平等的地位，她被编排、被取笑，偶尔被怜悯。

在《隐入尘烟》抽象化的农村“生活”里，与其说贵英是“妻子”，不如说是世俗神话中“命运”降临给马有铁的“试炼”——试他作为丈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并尊重妻子？试他作为弟弟能甘愿被兄嫂剥削到什么地步？试他作为村里最被看轻的村民能为村里人的生计献出多少鲜血？试他作为农民能被天气无常耍弄到何等田地？试他作为一个主人对待牲口和其他活物能否“等无差别”？

有铁相对于冷漠的村民、相对于残酷的粮商，他自己就是土地，他的血像土地一样温厚，不停地供养着那些人的生命。有铁更像是母亲，他接纳一切，他是人格化了的“土地”。有铁被创作者以“佛”的标准去审视，他承受着一切，到最后，失去了一切。

相较于《阿尔卡拉斯》的Quimet，在故事的开始就被预言了将要失去土地的命运，《隐入尘烟》的有铁和贵英，并不知道将要降临的命运，他们在故事里持续接受着某种“分配”——来自更强的人或者势力的分配——有人精于算计、有人财大气粗、有人则拿血缘伦常说事儿，有的人结合了算计、土地和村中舆论……甚至家里有台电视机的人都能随意安排有铁和贵英的去留。有铁和贵英，在承受着一切的同时，默认着一切“分配”，并且习惯于给自己找到接受分配的理由。

马有铁和贵英只有脚下的土、血管里的血，和，他们彼此。贵英的死，抽去了有铁合理化现状的前提，他只能喝了那瓶农药——这根本不是抵抗，而是抹去自己的存在。有铁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有铁死后，老板的儿子再次开车来找，本打算继续吸他的血；有铁的哥哥则顺理成章牵走了有铁养肥的牲口，有铁存在或是不存在，吸血的人都照常吸血。

同为农夫，Quimet在抵抗命运的极点，体现为把自己的意志暴虐地施加在子女身上，他有他自己的家。而有铁连生养子女的可能性都被抽去，他和贵英养的小鸡尽管没有自由意志，却照亮了他们的土坯房，他们仅有的温暖和光亮来自于卑微的生命体以及卑微的人之间依偎出来的热度。

有铁的故事，呈现为一种残酷的“减法”——每当他得到微弱的光亮和温暖，都会被抽走。从孑然一身，到最终归于尘土，有铁的“命运”简单得残酷。

有铁的行为，是单向的给予，他耕作、照料、收割、盖房，他的行为都指向农人的“本分”，更多地表现为象征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观者根本无从获知马有铁的态度，甚至连他的好恶也无迹可寻。故事里，他只是在尽“本分”：耕种劳作、照顾妻子、救养活物……观者不知道他对兄嫂的情感、也不知道他献血时的感受，也没办法辨析他面对哥哥侵占以他名义申请的福利房时究竟是何态度？因为马有铁只能执行作者赋予他的任务，而压根儿就没以自己的意志活在故事里。以作者对马有铁的尊重和偏爱，这一角色绝非不配有意志，而是丧失了拥有态度、好恶、感受的前提。

有铁的戏剧性来自于整个社会施加给他的“命运”，一种约定俗成的“向来如此”的剥削，他被不停地“夺走”，他没能留下任何痕迹。Quimet活在自己所处的果园、节日庆典、果商仓库和市镇街头，他的猎枪、拖拉机、桃树、甚至大麻烟都是他活在自己社会里的证据。Quimet与妻子、妹妹、妹夫、儿子、父亲、女儿、短工之间发生过的——经济的、家庭的、社会的关系总和，指向了Quimet这一角色的血肉和呼吸——他是活在“真实”之中的农夫，他对抗资本的预言，成了悲剧英雄。而有铁，被抽空了一切，没有任何活过的确证，他的故事已经抽象到只剩符号，他的言行和遭遇，他的悲情，已经成为寓言。

Quimet的悲剧性，在片尾全家目睹推土机来临的一刻就已产生。这份悲剧性源于真正的生活，来自于无力的扔水果抗议行动、来自于家庭成员间理直气壮的相互指责、来自于老年果农们在俱乐部交换的卖地消息……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农人们无力抵抗资本的真状，而这真状，始终碾压着Quimet的执着。那一刻，直面推土机，他的茫然就是悲剧性本身。

马有铁，他从来不知道命运的必然，他受“向来如此的本分”所驱动，他献血、他劳作、他盖房、他娶妻……马有铁信奉着被施加了的“本分”，他甘愿被榨空，他的“徒劳”成为“淳朴”，化作“本分”的脓水，溶解到旧有的本分中，合而为一。在影片的封闭情境中，创作者始终呵护着马有铁，让他维持着观者的全部同情，而他的归于尘土，只是一种悲情态度。更富有意味的是，影片结尾的“字幕”则抹杀了马有铁的悲情，甚至连这种姿态都不准拥有。

至此，当强加的解释字幕出现时，在寓言式的影片之外，方才有了真正的悲剧性。

一部讲述底层农民生态的片子——对于土地的守卫、抗争，没有逆来顺受，在面对大环境下的变革依然坚守着赖以生存的果园；一个四代人构成的大家庭——群像的刻画生动有力。爷爷辈对于土地的深厚情感仿佛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在了里面，铸成了血地。父亲母亲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生产力，面对经济来源的逝去努力的做出抵抗，可家庭里面的主要成员总会觉得是自己一人在扛起所有，总会忽视背后的力量。年轻人的自我成长焦虑，想要为家庭分担却被大人当作添乱，总是长期被忽视的存在。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天塌下来也只记得找玩伴寻找新的秘密基地。写实化的处理让观众更好的感受到农民与土地的之间的关系存在。同样也换起了我的童年记忆，每到秋收时节四个小家庭的人会重新回到一起，秋收结束再各自回归小家。但不知何时，土地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传统大家庭的合体也不复存在。

注：原文首发于公众号 #半斤八两抡电影#

二零二二年，柏林电影节上，两位农夫“巧遇”了。他们各自在创作者的镜头里亲近着自己所属的土地，他们都赢得了观者的尊重。有趣的是，这两位农夫都像永动机般不知疲倦地耕作，而最终他们都将失去自己所在意的“本分”，那就是，他们与土地的血亲般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身为农民的身份。

《阿尔卡拉斯》和《隐入尘烟》的作者，分别是生于1986年的加泰罗尼亚人卡拉·西蒙，和生于1983年的甘肃人李睿珺。他们都聚焦在穷尽心血守护自己耕作权力的农民身上，分别以各自的风格去凝视“真实”，表现农民的挣扎和艰辛。之所以用“真实”而非“现实”，是在于，两部影片中的乡村社会生态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迥然不同，而观者很难以“哪个更现实”去衡量。与其说，两位青年导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凝视”两位中年农夫的生活，不如说，创作者在借助两位农夫的生活断面去建构两种世俗神话，在各自的土地上，他们的“命运”充斥着不同的象征符号。

在这一观察角度里，《阿尔卡拉斯》的农夫Quimet以英雄的姿态演绎了一出悲剧；而《隐入尘烟》的农夫马有铁，则以农民的“本分”泣诉出满腔悲情。

被“预言”介入的生活

孩子们的基地，一辆报废在土丘顶的老旧轿车，被钢铁怪兽挥舞着尖牙摧毁。开场的声音，原本是轿车里孩童之间充满攻击性的叫嚣和欢笑，突然间，推土机凭空出现，它的噪音带着压倒性的力量，淹没了人声。

这预言性的动作，粗暴介入了农庄里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充满象征意味的是，早已不堪用的轿车里随处堆放着生活中的旧物，拣起来一件就是玩具。而推土机冰冷枯燥，就只是个残忍的刽子手。老破车被移走，推土机占据了地盘，夸示着某种确然的命令，充满警示和威胁。

同一时间，农庄里的现实空间，面对着生活本身的一家人，正疯狂地翻箱倒柜，他们试图找到能证明自己拥有这片果园土地权的确证——如果找不到文件，他们全家的下场就会跟那辆老破车一样，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在这场室内戏里，除了惯常的无限接近现实的手持跟拍，卡拉·西蒙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家族的权力介绍——Quimet，果园农庄家族的现任当家，压抑着愤懑埋怨他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没保存任何文字证据。毫无疑问，他们将失去这片土地。

在影片的开场段落，挖掘机就闯入果园，居高临下，逼视这一家人。至此，预言降临：果园的一家人，将失去家园，除非他们同意推平这片桃林、在土地上安装一排排的太阳能板。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产业转型”命令，来自于这片土地的产权人，他要挟果园一家人成为他的“新产业”雇员，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驱逐。

关于果园的权属，Quimet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怀着隐忍和不平，约略讲出一段往事。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的父亲曾是果园的佃户，而果园的地主被政府通缉，佃户庇护了地主，使地主一家免于绞刑。为报答救命之恩，果园的地主口头承诺——把这片土地送给了佃户，让他们能依靠这片土地生活下去。口头承诺只是君子协定，空口无凭是世风日下的代名词，当时地主的后人要赶走佃户的后人。如今，只有爷爷还恪守着家族的厚道，每到成熟季都会摘足满满一筐的无花果，送给曾经的东家。

果园的命运，毫无疑问影射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处境，这也被影片采用的加泰罗尼亚语着重强调。《阿尔卡拉斯》并不如她表面上呈现的所谓“生活流”那样简单，她的隐喻在预言介入到加泰罗尼亚人的生活时，就已经确然无疑了。

接下来的日子，推土机逐渐隐去存在感，差点成了孩子们的新玩物。自此，故事再度回归到“生活”本身，家庭成员以自己的个性和烦恼，继续面对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爸爸在夜间狩猎偷吃果子的野兔，抢收成熟的桃子，饱受背痛的折磨……。Quimet的长子Roger很早就展示出在种植方面的天分，试种有机蔬菜，甚至偷偷跟姑父一起开垦了秘密“自留地”种上了有机大麻。他很乐意参加父亲的农事，但是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Quimet的长女Mariona正面对青春期的焦虑，她得不到家人的关注，一直以来苦练的舞蹈、精心准备的服饰妆容，都化作怨气，在节日庆典上她拒绝上台亮相。全家人中，只有小姑关注Mariona，陪她练舞、帮她打扮。当父亲再次以古板的观念质疑小姑的性取向，Mariona愤然关闭了和父亲之间的门。她对小姑的理解和同情，让她更加疏离自己的父母。

家族的权力核心Quimet，以他决绝的姿态对抗着全家所有人。他雇不起临时帮工，要全家老幼一起抢摘桃子。他禁止爷爷给地主送无花果，杜绝卑躬屈膝的示好。他痛恨太阳能产业，无法原谅妹妹和妹夫另谋生路——暗中成了地主的太阳能公司的雇工。他对妹夫大打出手、忍着要命的背痛也要拆掉牛棚的太阳能板，他甚至禁止小女儿跟妹夫家的孩子一起玩。他烧毁了儿子和妹夫偷种的大麻自留地。他拒绝参加果农们的抗议，对中间商的压价视而不见，他只想保住自己作为果农的生活。

《阿尔卡拉斯》的预言，必须有一位抵抗者去对抗，才能有完整的戏剧性。父亲为了保住果园，逐渐站在了全家人的对立面，原本是对抗命运的英雄，却成了干涉亲人生活的暴君。在这部当代加泰罗尼亚的世俗神话里，父亲为了斗争而斗争，迷失在抵抗本身之中。即便如此，Quimet承担了作者的审视，扔掉了所有的同情，却保有自觉的抵抗。在这个角色获知了预言的时刻，他的抵抗就开始了，无关“本分”、无关仁慈、无关沟通，他拒绝所有的帮助，他眼里只有土地和收成，守护果园就是守护全家。Quimet是捍卫自己耕作权力的孤独英雄。

成为寓言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马有铁，有着教科书般的作为农民的全部美德。他一直给哥哥干活，默认了家庭内部的“合理”剥削。兄嫂用马有铁创造的“剩余价值”给他“找”了个老婆——贵英。在农民的世界里，不能干活就等于“累赘”——贵英因为先天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在她所经历的每一重社会环境里，她都从未获得平等的地位，她被编排、被取笑，偶尔被怜悯。

在《隐入尘烟》抽象化的农村“生活”里，与其说贵英是“妻子”，不如说是世俗神话中“命运”降临给马有铁的“试炼”——试他作为丈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并尊重妻子？试他作为弟弟能甘愿被兄嫂剥削到什么地步？试他作为村里最被看轻的村民能为村里人的生计献出多少鲜血？试他作为农民能被天气无常耍弄到何等田地？试他作为一个主人对待牲口和其他活物能否“等无差别”？

有铁相对于冷漠的村民、相对于残酷的粮商，他自己就是土地，他的血像土地一样温厚，不停地供养着那些人的生命。有铁更像是母亲，他接纳一切，他是人格化了的“土地”。有铁被创作者以“佛”的标准去审视，他承受着一切，到最后，失去了一切。

相较于《阿尔卡拉斯》的Quimet，在故事的开始就被预言了将要失去土地的命运，《隐入尘烟》的有铁和贵英，并不知道将要降临的命运，他们在故事里持续接受着某种“分配”——来自更强的人或者势力的分配——有人精于算计、有人财大气粗、有人则拿血缘伦常说事儿，有的人结合了算计、土地和村中舆论……甚至家里有台电视机的人都能随意安排有铁和贵英的去留。有铁和贵英，在承受着一切的同时，默认着一切“分配”，并且习惯于给自己找到接受分配的理由。

马有铁和贵英只有脚下的土、血管里的血，和，他们彼此。贵英的死，抽去了有铁合理化现状的前提，他只能喝了那瓶农药——这根本不是抵抗，而是抹去自己的存在。有铁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有铁死后，老板的儿子再次开车来找，本打算继续吸他的血；有铁的哥哥则顺理成章牵走了有铁养肥的牲口，有铁存在或是不存在，吸血的人都照常吸血。

同为农夫，Quimet在抵抗命运的极点，体现为把自己的意志暴虐地施加在子女身上，他有他自己的家。而有铁连生养子女的可能性都被抽去，他和贵英养的小鸡尽管没有自由意志，却照亮了他们的土坯房，他们仅有的温暖和光亮来自于卑微的生命体以及卑微的人之间依偎出来的热度。

有铁的故事，呈现为一种残酷的“减法”——每当他得到微弱的光亮和温暖，都会被抽走。从孑然一身，到最终归于尘土，有铁的“命运”简单得残酷。

有铁的行为，是单向的给予，他耕作、照料、收割、盖房，他的行为都指向农人的“本分”，更多地表现为象征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观者根本无从获知马有铁的态度，甚至连他的好恶也无迹可寻。故事里，他只是在尽“本分”：耕种劳作、照顾妻子、救养活物……观者不知道他对兄嫂的情感、也不知道他献血时的感受，也没办法辨析他面对哥哥侵占以他名义申请的福利房时究竟是何态度？因为马有铁只能执行作者赋予他的任务，而压根儿就没以自己的意志活在故事里。以作者对马有铁的尊重和偏爱，这一角色绝非不配有意志，而是丧失了拥有态度、好恶、感受的前提。

有铁的戏剧性来自于整个社会施加给他的“命运”，一种约定俗成的“向来如此”的剥削，他被不停地“夺走”，他没能留下任何痕迹。Quimet活在自己所处的果园、节日庆典、果商仓库和市镇街头，他的猎枪、拖拉机、桃树、甚至大麻烟都是他活在自己社会里的证据。Quimet与妻子、妹妹、妹夫、儿子、父亲、女儿、短工之间发生过的——经济的、家庭的、社会的关系总和，指向了Quimet这一角色的血肉和呼吸——他是活在“真实”之中的农夫，他对抗资本的预言，成了悲剧英雄。而有铁，被抽空了一切，没有任何活过的确证，他的故事已经抽象到只剩符号，他的言行和遭遇，他的悲情，已经成为寓言。

Quimet的悲剧性，在片尾全家目睹推土机来临的一刻就已产生。这份悲剧性源于真正的生活，来自于无力的扔水果抗议行动、来自于家庭成员间理直气壮的相互指责、来自于老年果农们在俱乐部交换的卖地消息……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农人们无力抵抗资本的真状，而这真状，始终碾压着Quimet的执着。那一刻，直面推土机，他的茫然就是悲剧性本身。

马有铁，他从来不知道命运的必然，他受“向来如此的本分”所驱动，他献血、他劳作、他盖房、他娶妻……马有铁信奉着被施加了的“本分”，他甘愿被榨空，他的“徒劳”成为“淳朴”，化作“本分”的脓水，溶解到旧有的本分中，合而为一。在影片的封闭情境中，创作者始终呵护着马有铁，让他维持着观者的全部同情，而他的归于尘土，只是一种悲情态度。更富有意味的是，影片结尾的“字幕”则抹杀了马有铁的悲情，甚至连这种姿态都不准拥有。

至此，当强加的解释字幕出现时，在寓言式的影片之外，方才有了真正的悲剧性。

近五星。在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将土地给予一种超越性的赤诚伦理意志我们已然见到——实体的美之判断力。肯洛奇的行动化影像强调土地（加泰罗尼亚）粗粝的自然建筑视觉，其意识空间的绝对者作用在于武装斗争的相对静默，以此融入背景/面孔的固有秩序，从而注进对于“大地”的观念生成价值（如土地与自由、风吹麦浪等）。

以上铺垫于地域的自主性抒情为故事烘托一层特殊的历史坐标系——后革命境遇的理想挽歌。在开篇对于远景“绿—黄”的凝敛中，主体性痕迹内律如谜，实体的生机/机械自动化展开。儿童作为纯粹生命与废弃汽车的交互关系所直观到的从来是童真的死物，无论废车或死兔，人物与晶体的可感维度构筑活动的前毁灭时序，吊车的出现是第一步侵犯，影片对于庞大人工机器的恶魔化是显而易见的症状性控诉，此在贾樟柯、李睿珺的电影里依旧普遍可见。

自然外景的灰度中性所带来建筑非人的合法，音乐、舞蹈、服饰等可造元素的视/听性悦动与实体的对称性比较发生张力，但这并非叙事的第一推动，“我—物”统一的工具上手性下日常的本真状态驱动着影像虚拟化实体的纯粹向度跟合体式的生命力量冲动。这个意义上讲，《阿尔卡拉斯》依旧是好看的、可爱的，游戏基地以及真实土地—本体虽然几近消逝，却依然是一场美好的守护。

家庭终章，祖父—父亲—儿子三代某种程度的和解象征了各自一定的放手和抛弃。德波的情境主义理论中使人体验日常从而解放日常在影片作为媒介而完成，一种左翼海德格尔的自然主义超越论导向萨特文学—政治的现实介入即社会性斗争，通过对喧嚣的直接表现，情境主义运动萌生。结尾断裂的现成在手模式意味着情境的“跌落”，（包括太阳能的逐渐扩张）挖掘机运作时对土地的破坏具有刚性，因此，在人物呆滞的凝望中，纯原生音效的持续，“灰域时刻”降临。

（巧合的是，有很多我自己作品的特征和理论化评论都可以适用于这部）

从电影院出来就隐隐有一个猜测，导演会不会是在农村长大的？结果猜对了。

从影像里能够感受到自然流出的对于土地的爱，当然还有对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业生活的爱。就像是侯孝贤早期拍乡村题材一样，那种对于乡下的回忆和爱是不需要刻意描绘的，只要是拍乡下，它自然就会出现在那里。

导演自身的暗含的情绪准确地嵌合在片中的人物以及故事上，那一家人和导演一样视土地为自己的命，他们生长在这里，劳动在这里，老去在这里，一家三代，如果不是这一年的突发事件，这种循环还会往复下去。

导演并没有想通过这个片子给出需要直面什么大问题的态度，虽然其立题的根本要素在于一个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就像真正反映在片子里一样，一开始就知道了这片地要被收走被铺太阳能板，在结尾，桃树都被推了，这家人的农业生活结束了，也就这一头一尾。片中一家人的心态变化和行为动机都或多或少与这件事有关，可一切的变化都融进了他们的生活，老人因为土地要被收走而询问同村人土地的情况，但是他们还是在打牌；中年人因为土地要被收走就拆了家里的太阳能板还和家人都不对付，但是他还是重装了上去并且和家人一起采果子参加庆祝聚会；小孩子因为土地要被收走而受到父亲的迁怒，但是他们还和家人一起唱歌，在爸爸喝多了的时候关心一下。而妈妈呢？妈妈开始就是在安抚爸爸情绪但无果，后来直接给了爸爸一巴掌给爸爸打醒了，让他明白不是只有他自己面对着这个艰难的时刻，情绪化只会让家里矛盾越闹越大。奶奶，仿佛是这个夏天全家最平静的一员，给小孩讲着故事。

从头到尾，普普通通的一家人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就这些家长里短充满着整个片子。

有意思的是，爸爸或许并不想让大儿子继续在这里种地而是好好读书，他帮爸爸采摘却反过来受到了数落，但是在农民抗议收购价格的游行上，爸爸和儿子以农民的共同身份站在了一起，他可能明白了，这农民的身份不会中断在他这里，这家人还是得以土地为生。

夏天到头了，采摘结束了，最后一批桃子被做成了桃罐头保存起来，桃树被推了，他们的农业生活在这些桃罐头里留下了。

我在写这个小文的时候，手里拿着西班牙本地产的橘子吃，这个季节的橘子真的好好吃。我在想，西班牙人对于土地的亲切感，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吧。

2022年的柏林电影节，一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导演用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拿下了金熊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西班牙导演，《阿尔卡拉斯》用近乎白描式的视听语言呈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农民与土地的剥离。加泰罗尼亚被称为“艺术的王国”，而导演卡拉西蒙则聚焦于她成长的土地，从果农的视角来传递对土地的热爱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激起了观众们的“乡愁”。

1、 双重矛盾与人物群像的交织

电影开篇便将冲突直接摆在观众面前，索莱家族中最小的三个孩子在“基地”（一辆废旧的汽车）里玩耍时听到噪音，随之而来的便是“基地”被无情地拉走，导演用孩童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真相：这片索莱家族世代种桃为生的土地很快将不再属于自己。影片在最开始就表现了人们生活习惯的颠覆，皮尤尔家族以口头形式给予了索莱家族土地，“老皮尤尔口头保证过，就像他爸爸对我爸爸做的那样。”但是不用签合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皮尤尔要以安装必威官方登陆入口为由收回那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面对这足以改变命运的转折，这个家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人们忙着赶在砍伐桃树之前采摘桃子，并努力想把孩子们置身事外。最小的孩子们可能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而稍大一些的孩子们则想要帮助家庭，在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同时，也无法忽视这件事对自己家庭的改变。

导演与编剧塑造了性格特点鲜明的索莱家族，让观众能在角色众多的条件下记住每一个人，产生深深的共鸣。一家之长奎米特是一位斗士，也是传统的捍卫者，他拒绝与皮尤尔家族和解，拒绝为他们工作，甚至拆掉自己家的太阳能板，组织农民抗议政府价格不公。而奎米特的儿女罗杰和玛丽奥娜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面上，罗杰在果园里偷偷种植大麻，晚上会去酒吧，玛丽奥娜则为了庆典学习流行舞蹈。奎米特的妹妹一家与皮尤尔家族达成了和解，这也导致了两个家庭出现矛盾，奎米特的小女儿艾瑞斯失去了她的两个小伙伴。而这个家族之前的顶梁柱——奎米特的父亲罗格里奥为自己没有签下书面合同后悔不已，却也深感自己的无力。影片生动、不乏幽默地展示了大环境下的群像，原本完整的家庭开始出现裂痕。

这也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上的第二重矛盾，在索莱家族内部因理念、行为出现的矛盾，导演用精彩的调度为每个角色的行为做了注脚。罗杰因为爸爸烧了自己偷偷种的大麻而生气，将水闸打开满灌田野后离家，玛丽奥娜因目睹父亲与亲人吵架而在庆典上没有好脸色，以至于不愿登台表演。但当一切喧嚣过去，当奎米特卸下他故作坚强的外壳，掩面痛哭之时，他们明白家人不该成为敌人。到最后，一家人重归于好，却也只能惋惜与不甘地看着拖拉机在这原本宁静的土地上疯狂地吼叫。使用非专业的素人演员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农民真实的状态，也带给我们最震撼的心灵冲击。影片中，老罗德里格在深夜里独自行走在这片一家人劳动的土地上，望向前方不经意的一笑或许是演员真实的感受，他会永远怀念这片土地、那些日子。

2、 聚焦土地与农民面临的困境

在柏林电影节上，《阿尔卡拉斯》击败了在中国创造了票房奇迹却也饱受争议的《隐入尘烟》，两部影片在内容和主题上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部作品主人公都是农民，都以农村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都体现了农民面对当下生活遇到的困难。在关怀底层农民的同时，《阿尔卡拉斯》没有像《隐入尘烟》那样让马有铁始终处于逆来顺受的无力中，而是刻画了奎米特的抗争形象，尽管最后也是徒劳。从人物形象上来看，《阿尔卡拉斯》的人物塑造也更加鲜活，带给人更多共鸣。有趣的是，如果说《隐入尘烟》是用马有铁的命运给我们打上一针强心剂，呼吁我们关注底层农民的生活并改变它，那么《阿尔卡拉斯》则是表现了一种让人无奈的现状——许多人正在离开他们的土地。

阿尔卡拉斯是一座拥有古老历史的小镇，名字源于阿拉伯语al-karas，意为“樱桃树”，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农业和畜牧业最多的城镇之一。导演用最干净、质朴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它最原汁原味的农村风貌，随风扬起的不起眼的沙土，密密麻麻摇摆着的果树，砖与瓦支撑起来的房屋……杂草、土堆、果园、小溪，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却也因此无比真实。随着太阳能板的入侵，这种情况似乎维持不了多久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传统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仅占用了土地，形成垄断价格，还从内部瓦解了农民劳作的积极性。影片中小皮尤尔提到，照看太阳能板比种植桃树挣得要多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奎米特的妹妹一家选择合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原本是民工的索莱家族帮助地主皮尤尔家族躲了起来，于是皮尤尔家族口头承诺把这些土地赠予他们进行耕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本应一直遵守下去的承诺被打破了，卡拉西蒙在影片中也含蓄地表达了这种农业时代人情关系的消逝。

3、 对传统电影行业的现实影射

与农民和农业面临现代化的冲击相对应的，这种冲突矛盾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阿尔卡拉斯》所影射的现代生活无法避免的新旧冲突。在今天看似繁荣的电影市场背后，是传统电影行业的式微。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健听女孩》拿下了最佳影片奖，为流媒体发行影片首创记录，而早在2020年，网飞出品的《爱尔兰人》就已领跑奥斯卡提名，只可惜没有获奖。流媒体平台和短视频的快速崛起，对传统电影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而疫情的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去年的柏林电影节就因为疫情改成了分阶段举行，而今年的举办更是顶着德国日增10万病例的巨大压力。正如同电影中面临人生巨大转折的索莱家族一样，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在这势不可挡的潮流中，许多导演与电影制片厂都选择了妥协，拥抱流媒体，也有克里斯托弗诺兰这样的斗士坚持在电影院上映自己的电影，但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吸引观众。然而更多的是我们看不到的许许多多的电影人像索莱家族一样，在沉默与无奈中失去了他们所热爱的土地。

或许传统电影行业还没有到“生死存亡”之时，但在疫情期间人们的观影习惯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电影行业也站在了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全球票房的衰退与电影院数量的下降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不同于影片中在罗德里格未签下合同时似乎就注定了的结局，流媒体与传统电影行业正在探寻一条融合发展、双赢的道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也不一定是零和博弈，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的捍卫者，而是新与旧的破壁人，有时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但发展总是伴随着阵痛。在桃树一棵棵倒下之时，也许新的希望正在悄悄生根发芽。

4、 结语

柏林电影节以关注政治和社会现实而闻名，近年来的金熊奖也都颁发给了具有一定社会性议题的电影，《阿尔卡拉斯》作为一部出现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的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影片，它的获奖也很符合金熊奖一贯以来的风格。卡拉西蒙在《九三年之夏》后再度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故乡，但是用了一种更宏大的格局。她用打磨到几乎臻于完美的剧本和对人物性格细致的刻画给观众带来了润物无声般的情感冲击。我们时刻都在经历生活中的挣扎，“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阿尔卡拉斯》便是一曲田园生活的悲壮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