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

向那些在专制政权面前捍卫电影的人致以悲伤而迷人的敬意。

在热议的《小丑》中，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成为了高谭市穿着礼服的超级富豪的盛大放映的主题，这一不透明的场景大概意味着对某些事情的黑暗评论。在苏哈伊布·加斯梅尔巴里苦乐参半的新纪录片《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中，同样的电影在苏丹一个村庄的广场上放映，在电影放映期间，下拉屏幕一直在无用地向后滚动。

现在，当穿着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冒牌球衣的孩子们看着卓别林的杰作咯咯地笑时，电影主题变得更加简单，也更加深刻——这是对电影奇特的集体魔力的致敬，以及当它变得无形时会发生什么。

这次放映是由苏丹电影集团组织的，该集团由一群曾经的电影制作人组成，其中包括导演易卜拉欣·沙达德和苏勒梅因·易卜拉欣，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全球电影节的获奖者，远离现代苏丹。

他们在电影中的场景让位于一个简短、凄凉的政治历史，以及1989年军事政变和随后持续的保守伊斯兰统治的片段。

从那以后，导演们自己的许多作品都遗失了。在一个政府不信任电影的国家，制作甚至观看电影的习惯也是如此。因此，作为电影超级英雄的SFG开始重新点燃火焰，在全国各地的临时场所通过笔记本电脑放映电影。

反对他们的是镇压的现实威胁，但更直接的是官僚主义和破旧基础设施的世俗敌人。在一个枯燥的主题中，镜头前的采访被附近的祈祷声淹没了。

然后，好莱坞的叙事手法被搬上了现实生活，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放的姜戈》有望在喀土穆一家废弃的大型户外电影院上映，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尝试。

随着又一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到来，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导演们又一次排队等候接受颁奖，这部向他们一些不那么出名的同事致敬的伤感而迷人的影片，再合适不过了。

By：Danny Leigh

• 独特的片名来源于布莱希特的名言：“在这个时代，谈论树几乎也是犯罪，因为他影射人们对无数恶行的沉默。”娄公子说：“不要害怕电影，电影没那么可怕。”而事实上害怕电影的国度还真的不少，天朝还不是最胆小的。看看世界电影版图上这许多空白的地点，看看苏丹，自巴希尔上台以来将近30年，不但禁止拍摄电影，甚至连放映电影都是非法的。所以尽管影片基调看上去是轻松自如的，并没有太多的苦大仇深，但实际上拍摄团队经受着多大的压力，看客们可能也难以想象。

以下大部分数据及资料来源于百度及知乎

苏丹位于非洲北部，是非洲面积第三大的国家。和埃及、利比亚等北非邻国相似，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苏丹人口的多数。但不同于这些文化背景相对同质化的国家，处于北非东非交界处的苏丹还有相当一部分黑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阿拉伯族群。

苏丹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曾被失败国家指数列表评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国家”。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由于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苏丹的经济环境在非洲里还不算最差的，在非洲52个有数据的国家当中排名中游水平。

1989年，在内战中崛起的上校巴希尔发动了上一次成功的政变，成功推翻了最后一届文官政府，开始了自己为期30年的总统生涯。 2019年4月11日，苏丹军方发起政变，软禁了执政30年之久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并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两年的军事过渡状态。

复杂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加上军人长期对政治的深度介入，使得这一国家自独立以来的60年间一直走不出内战与政变的循环。政变的戏码在苏丹民众看来并不陌生，1952年以来，苏丹共发生过十五次政变，加上这次，一共有五次成功。 （这也是电影中，几位老人所说的，民主和独裁政权走马灯似的商场）

在任期间，巴希尔通过忠实地执行保守派教士的命令，赢得了来自宗教的支持。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保守的社会禁令：酒精、音乐和电影遭到禁止；女性若是在公共场合穿着裙子和裤子，而非阿拉伯传统服饰便会遭受鞭刑。被指控通奸更是会招致石刑，尽管男性常能逃脱惩罚。

写于：2020年3月2日

2月29日，四年一遇的日子，于我而言则同样是信息过载的一天——法国演员哈内尔（Adèle Haenel）与凯撒奖会场外的示威者们用标语和火把抗议当晚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在逃性侵犯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柏林电影节将今年的最高荣誉金熊奖颁给了正因「反动宣传」被监禁的伊朗导演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而我们则迎来了同人创作平台AO3的被举报和封禁，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实施前夜的疯狂屯片。

导演拉索罗夫曾向伊朗人权中心（CHRI）辩白道「我的电影都不是政治片，它们只是有点儿政治影响的社会批评。他们不理解电影，还将其解释为对国家的诽谤。我认为对批评的不宽容、不耐烦才是反动的。」

这些电影从业者对于话语权的努力争夺，让我想起了二月份刚看过的一部讲述苏丹电影人与强权抗争30年的纪录片《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Talking About Trees）。它同样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殊荣——去年的金熊奖最佳纪录片奖项。

1989年，苏丹前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r）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苏丹伊斯兰独裁政权，并实行一系列保守的社会禁令，其中被禁止的就包括电影制作、放映和发行等活动。在其后的30年间，被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过的苏丹电影人们在被流放期间如饥似渴地接受着电影教育，也不知疲倦地进行电影实践，梦想着哪天能够回到故国施展自己的才华、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记录的正是「苏丹电影俱乐部」几位成员为了重振一家废弃电影院所作出的努力。想要在军事独裁下的苏丹放映一部卓别林的喜剧可不是跑一趟文化局那么简单的事，你得为了这张放映许可证跑遍文化局、市政厅和情报安全局，最后他们还是会将你这顽固的皮球踢到政治安全局，因为当初取缔电影是一项政治决定。

即便被强权压制与禁声，他们依然抱着对于电影的热爱而做着哪怕再微小的努力与尝试：在院子里为村民们进行放映，幕布总是往上卷起就亲自用手拉着，只为看到观众们展开笑颜；回忆当年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饯行宴上慷慨的陈词「梦想在苏丹等着我」；在星空下朗读流放期间的旧信「如今，傲慢的暴君们撕碎我们的过往，让我们的生活空无一物。我梦想回到家乡，哪怕会有长矛刺穿我的胸膛」；也借用布莱希特的诗句表达对封杀一切文化实践的控诉「在这样的时代，谈论树也几乎是罪，因为它影射了人们对无数罪行的沉默。」

30年后，2019年4月1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巴希尔被逮捕，政权将在两年内移交给文官政府，苏丹电影人们终于有可能等来他们期盼已久的春天。

对不起，我又联想到今年年初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的决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想看的纪录片因各种审查不过关而从不会在本地的电影院里上映，于是网路上偷偷流传的盗版影片成了我的精神食粮，这也比较符合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我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式，但我只能在一方小屏幕后观看，看完后在豆瓣上与豆友们进行文字交流——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直到出国进修，在电影理论的讨论课堂上尝到了小组讨论的滋味，我才明白原来与不同背景的人利用跨学科的视角一起来观看和解读一部影片，是可以通过思想的碰撞与激辩而收获那么多学识，且在交流过程中每位成员的身份都是平等的、观点都是受到彼此尊重的，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也让我更加珍惜线下空间所带来的那种即时、面对面、不受监控和阻挠的自由讨论的机会，也是和同学们共同成长的机会。此外，不论想要看什么影片都总能在学院的影音资料馆里找到正版碟片，周末和放假期间也可以跨越不同城市在大银幕上观看修复版的经典影片、在映后交流环节与影像制作者进行平等交流。我很怀念这种多元、自由的学术氛围，因为身处的环境改变过后，讨论场上充斥更多的是立场上的拉帮结派或是与对方阵营划清界线，很少人愿意抱着共情去聆听对方的观点与心声。就连我对事实与真相的不断求索，也会被视为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

后来我在书里读到零几年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刚兴起时，大到小规模的独立电影影展（我的天，这句话看起来好可悲），小到电影或美术院校的标准放映厅，甚至是咖啡馆、酒吧、四合院儿，都能看到中国独立影像的放映和讨论。想来也是生不逢时，2003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创办那会儿，我还是个在小学课堂上背诵九九乘法表的小屁孩儿。等我长大之后，许多独立影像展和民间的电影学习小组都已被迫关停，我似乎再没机会体验当年挤满独立影像创作者和热情观众的那个热火朝天的交流氛围了。

国内独立影像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我不知道，但创作环境的桎梏的确让许多影像制作者和影像研究者丧失了积极主动性，在被极端个人主义笼罩的消费社会中也没有多少人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关心与自己平等、或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群的生活；与此相反，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能够向上共情，去为自己从未拥有、这辈子也不可能掌握的权力进行辩解与开脱，去仰望和膜拜那个剥夺人们权利与尊严的权力巨兽。

扯远了。昨天读到一篇题为《我们还需要实体文化空间吗？》的文章，虽然作者阐述的是她在公益图书馆的运营感想，但我觉得在地性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其实是共通的。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意义即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联结，创造出共同经验，从而使整个群体中不同的思想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碰撞，体会到共同学习和思考的乐趣所在。但要如何在重重的行政限制中展开自由讨论的活动、维系非盈利公共文化空间的可持续生存，还是等我这个「愣头青」在将来一边工作一边总结经验吧。

本文最早发布在微信公共号《凹凸镜DOC》（微信号：pjw-documentary）

中国电影人和影迷盼望已久的电影院复工终于有了消息。国家电影局官网公布：“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至此，在180天的等待后，电影院终于要回来了。

而身在非洲的苏丹，电影人们还在翘首期盼电影院的归来，虽然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这个国家的电影院已经关了30年

作者：张劳动

1989年，在苏丹内战中崛起的上校巴希尔发动了政变，成功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一坐就是30年。在任期间，巴希尔忠实地执行保守派教士的命令，实行了一系列保守的社会禁令：酒精、音乐和电影遭到禁止。

影片的一开场只有声音，没有画面。是一个长者同电力公司客服的对话，长者说，我们这里已经停电四天了。这时画面出现，一只手电对着一位正在拨打电话的长者。客服回答，您还要等待。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先给你排着号吧，你是第175号。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无法得到保障，政府办事效率之低，也预示着接下来他们申请电影院重开的艰难。

四位上了年纪的电影人，把灯光设备搬到院子里，借助电池的电力开始表演比利·怀德《日落大道》中的一出戏。他们分工明确，有灯光师（拿着一个LED灯），摄影师（他的手就是他的摄像机），导演（对，导演啥也不用带，就说句：action）。演员带上头巾开始了表演：“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没有其他”。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片头字幕出:《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

影片讲述了四位苏丹电影人（他们是苏丹电影俱乐部的成员），希望重振一家废弃电影院，复兴苏丹电影。为此他们要为一部电影的上映，觅得一张放映许可证，他们去了文化局、市政府和情报安全局，碰了很多钉子后，他们发现，还要再去政治安全局，因为当初取缔电影是一项政治决定。

正如开篇电台节目中访谈的标题：“苏丹电影，主角已逝”。这群人中有第一个学电影的非洲人，曾经，他们的作品也在国外电影节屡屡获奖，苏丹电影人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却戛然而止，苏丹有近30年的时间不再生产电影。

四位苏丹电影人来到仓库，翻捡着那些已经尘封许久的电影设备，阿莱镜头，旧录影带，16毫米摄像机，还有剧本，他们回忆着老师当年谆谆的教诲，仿佛回到了他们最青春的年华。甚至，他们找到一个装满勘景照片的文件夹，其中一位电影人沙达德不无遗憾的说，我们的电影“就要开拍了，然后军事政变开始了”。

苏丹电影人希望恢复电影放映，他们驱车到很远的小村庄，拉起幕布，为那里的孩子放映一部卓别林的默片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滑稽的表演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投影幕布突然出了故障，老先生们不得不用手撑着放完了电影，仿佛他们也成为了电影表演的一部分。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他们来到一座废弃的电影院，希望能够重振电影院，开始跟影院老板谈判，只要你提供场地，“一切都不需要你做什么”，但很不幸，他们碰到了钉子，影院老板没有同意。

苏利曼给之前求学的莫斯科电影学院打电话，希望找回他的毕业作品，他当时要回苏丹时，意气风发，在告别晚会上，他畅言：“梦想在苏丹等我。”后面的情节中我们得知，苏利曼的同学中，有大名鼎鼎的爱森斯坦。如果电影没有被禁止，说不定，苏利曼会变成非洲的爱森斯坦。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在苏丹，年轻人的业余喜欢踢足球，数码影像让他们更快的接受，电影院放映真的有必要吗？

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人发放调查问卷，令四位苏丹电影人感到欣慰的是，有个年轻人说：“如果电影院重开，我每天都去。”还有人说，“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比自己在家好多了，大家可以讨论，大声欢笑。”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最难得是影片中，四位电影人在天台的几次谈话，他们讲如何受审被掌掴，在星空下朗诵自己写的旧信件，苏利曼引用布莱希特《致后代》的名言：“在这个时代，谈论树几乎也是犯罪，因为他影射人们对无数恶行的沉默。”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他们给政府写信，挂出横幅“电影院即将开张”，试映影片，自己制作宣传物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他们对投影设备不是很满意，希望购买新的设备，打电话后，光荧幕就要1万欧元，沙达德直呼天价。收拾停当，四位电影人准备放映《被解救的姜戈》。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审查又出现了问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能把放映许可证拿到手。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在电视机里放着苏丹选举的新闻，讽刺的是，总统选举，总统巴希尔得票是5252478票，高票连任。“一共就500万选民，他得到的票数比选民人数还多。”其中一位电影人悻悻地说。

电影是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不惜以关闭苏丹电影俱乐部为代价，与当局死磕。但黑暗怎么能让杜鹃停止鸣叫。既然不允许我放电影，那我就用手中的镜头去拍摄，沙达德又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拍摄了一部名为《鼠》的实验影片。

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聒噪的政治宣传视频的“催眠下”，苏莱曼睡着了，下一个镜头，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时的毕业作品《非洲丛林鼓点与革命》被找到。相信，在梦里，苏莱曼无数次的回想起当年自己拍片的经历。

沙达德拿着话筒，他的面前没有观众，只有空气：“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们的电影院，我们今天将为你们放映，希望你们理解，观看电影《被解救的姜戈》，这部电影有关斗争、爱、以及... ...”老人并没有说完话，影片在他收起话筒，离开了，话筒里出现了枪声（后期加进去的），暗示电影就是他们射向生活的子弹。影片在暗淡枯黄的灯光结束。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电影院到最后也没有开起来，我觉得做不成放映比做成放映更有意思。理想主义者活下来的意义不是梦想破灭而是自己觉得有事要做。四位苏丹电影人就像是西西弗，西西弗每一次上山都是开心的，他在用自己的努力去化解无聊。“有时候失望是如此伟大，让希望得以壮大”，“我们都是乐观的人，都经历过绝望挣扎的洗礼”。没有电影的电影院，只能是空洞无趣的，电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尽情享受电影重新开启的那一刻。

这部影片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纪录片。2019年4月1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巴希尔被逮捕，政权将在两年内移交给文官政府，苏丹电影人们终于有可能等来他们期盼已久的春天。

特别感谢：奇遇电影字幕组

苏利曼和“苏丹电影俱乐部”的另外三名成员决定重振一家旧电影院。他们不仅因为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恢复旧电影存量、再次关注苏丹电影历史的强烈渴望而团结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都曾在流放中接受过电影教育。不知疲倦地，他们试图让影院老板站在他们一边，让这个地方重新运作起来，但他们一再发现自己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同时，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过去——包括他们作为对立艺术家遭受迫害甚至折磨的经历。

苏丹是一个由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新闻、电影等一切娱乐活动早已在这里消失数十年时间，电影院的存在极其困难。在公共场合放映电影会被视为扰乱治安，制造非法集会。

苏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穆斯林，基督教和无神论者外，还融合了非洲和阿拉伯文化。作为曾经的英国和埃及的殖民地，在解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前宗主国有所继承和发扬。长久的殖民历史，让苏丹这个国家充满了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以及不停的杀戮；资本大国对苏丹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的争夺，让苏丹成为了联合国名单上的“穷国”。

故事的开始是易普拉欣四位老年人重新回到电影院，想要振兴电影。四位老年人开着一辆面包车，用电脑和投影仪在广场上为孩子们放映了卓别林的电影。可是露天放映吸引的人太少了，他们决定重新启用废弃多年的大型户外电影院。

电影的回溯和前进是交替进行的，伴随着重振影院事件的过程，四个老电影艺术家开始了对于此前的苏丹电影和苏丹社会的的生命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回溯以及潜在的关于恢复电影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四个老人对关于电影往事的回溯，不仅仅是电影，同时是关于胶片电影的往事。

当易普拉欣对着阳光独自观察胶片以及用破旧的手摇放映机放映电影时，都无声言说着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胶片和破烂生锈的放映机牵扯出的是一段关于个人的生命记忆，关于非洲被遗忘的历史以及与非洲相关的人类记忆；它同时指向的是20世纪冷战时代的文化传播路径。

导演将故事的空间放在了一个破败的电影院，这个影院是20世纪60年代可见的欧美建筑，这个影院叫作——革命电影院，昔日的本土电影、大众电影曾经在这款巨大的银幕上放映，聚集在这个空间的人是曾经和一种变革世界的梦想、人民奋斗和人们的抗争相联系在一起的。

电影中的一幕极具有荒诞感，易普拉欣整理好了电影银幕和座椅后，迎来了影院的第一位观影者——一只骆驼，易普拉欣牵着骆驼来到座椅前，和它讲述关于这座影院的历史，讲述电影的历史。

一座破落的，全是座椅却空去一人的影院无声的向观众诉说着影院的没落与衰败，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地方，只有四个曾经的电影艺术家，为了影院这个空间再度兴盛，为了电影的再度繁荣而努力着；也正是个充满空椅子的空间，在不断的召唤人们走进影院，在这个空间中相遇、聚集、探讨。

易普拉欣第一次在一个肮脏的厕所中试图去拍摄他的电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他不断的寻找角度，尝试拍摄；第二次，他找来了他的好朋友作为演员去拍摄电影，手机的取景框也由横变竖；当第三次四位导演坐在一起追忆过往时，我们才恍然明白，易普拉欣选择狭小的厕所作为一个空间，是因为他被逮捕后，曾长时间被关在这样一个肮脏的厕所中被监禁、被鞭打。易普拉欣在这样的空间中渴望影像，是因为他想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去捕捉记忆，再现历史。

导演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高度处理这30-50年的一段历史跨度时，选择了以不同的影像材质，电影材质之间的剪辑、拼贴、连续的视觉试验，影片的主要材质是数码影像，还包含有黑白的纪录片、默片风格的非洲电影、胶片等多种材质形成的这部电影的影像自身。多种材质的融合，让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成为了一部关于影像的表达。影片中的场景时时刻刻在诉说着胶片电影已成往事的事实。

在电影的顺时线中不断出现的“景框”以及手机数码媒介塑造的“景框”所负载与呈现的是对于电影本体与电影社会功能的追问与思考。在这部记录片中，人物不断的以一种搬演的形式在追问电影的意义。第一次出现城市街道的时候，是四位艺术家要去城市广场放映电影，在中途他们的车子抛锚了，他们只能选择步行到达目的地；这时的全景镜头中四位艺术家们以检阅式的姿态大步前行，用他们的身体作为一种且败且战的宣言。

电影放映究竟是和文化相关还是和政治相关？或者说，在苏丹放映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形式。

这部纪录片对电影社会功能角色的定义是以电视为参照物的，影片结尾的三分之一处，是易普拉欣躺在床上，前景中的画面是电视剧中政治人物的官方讲话，伴随着电视的声音和易普拉欣的酣然大睡，传来的是远处清真寺中清晰立体的召唤祈祷的声音，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本该属于电影的立体环绕声却在别的地方发挥作用；用宗教的教旨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的存在。

电影的标题为什么叫“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当我们谈论树时，本身就携带着某种禁忌性。片名出自伟大艺术家布莱希特的《致后世》 “这是什么样的年代，当谈论树的时候几乎构成犯罪？因为它隐藏着无数可怕的沉默。”

今天的我们和20世纪在行动中思考的先辈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20世纪的特殊年代中，那些艺术家们、普通人，他们都具有一种共识、一种情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发生的每一种暴行都是对我的伤害，而我可以在我的位置上去参与、体认、支持。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不只是关于电影艺术、电影本体、电影叙事的思考；更是对当下人类世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 。

TALKING ABOUT TREES（2）

--观《与树对谈》有感

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一场关于树木的谈话几乎就是一桩罪行，因为它包含着对那么多恶行的沉默！--《致后代》布莱希特

作为去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十一项大奖的获得者，《与树对谈》这部影片所得到的关注度似乎没有匹配它的声誉，豆瓣上的观看记录至今不过千人。我幸运地从一部苏丹电影的条目中被引流至此，在观看前，我便对这部纪录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与期待；而在观影过后，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喜爱更甚。

《与树对谈》所记录的是一个简单朴素不过的故事：四位苏丹导演因为对电影的热忱走到一起，为了向大众免费放映电影而与当局斡旋，希望得到许可。然而在这简单的故事背后，蕴含着人们的热爱以及对言论封锁的控诉。本片导演将素材剪辑整理，以筹办电影放映作为主线，穿插四位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以及周遭环境的形象，体现出三位电影导演的不甘平凡的形象。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是加斯梅巴里导演却通过对素材的精心编排使影片拥有不亚于电影的故事性，诱导观众对影片中记录的事件做出判断，是一名“坡上的作者”。

本片伊始，电话的铃声响起，马纳尔向电话的另一端质问停电时长，却没能得到一个有效答复。几人而后席地而坐讨论此事，易卜拉欣情绪激动的说：因为没有人投诉，人们都唯唯诺诺的。看似与主线不相干的小事，奠定了全片的主题。紧接着，在第二幕中，四个人用手比作相机，用头巾象征女主的长发，在同一片空地上，四人分别作为灯光师，摄影师，导演和女主角来翻拍好莱坞经典电影，借用电影台词，易卜拉欣表达出了自己对此艺术的真切的喜爱。

之后的一幕，是两位导演前去接受电台采访的片段。通过主持人之口，导演向观众透露出二人都曾是国家电影行业栋梁式的人物，在回答问题时，易卜拉欣的话语直截了当的点出了主人公们的目标与敌人：苏丹电影被叛徒杀死了，而我们现在要努力将它复活。导演的叙事水平在此处可见一斑，在开头使用的这一素材，令观众迅速进入状态，沉浸在紧密的情节中。

一段导演们前去找寻昔日设备和笔记的片段，让观众得知了易卜拉欣德国求学的经历，也顺水推舟地用一段来自1989年的黑白影像，揭露出杀死电影的真凶。随后的故事中，另一位主人公苏莱曼的早年经历也详细地展示在了观众面前。为了寻回丢失的毕业作品，苏莱曼用蹩脚的俄语致电曾经的母校，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在后面的交谈中，我们得知，苏莱曼的同学中有着声名显赫的爱森斯坦，如果电影没有被突然禁止，这几位主人公会有如何成就，人们无从知晓。

还是在那同一片场地上，几位主人公席地而坐，平静地叙述自己被迫离开苏丹的往昔，虽时过境迁，遭逮捕的经历深深的镌刻在几人的脑海中。虽然几人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天差地别，由于同一个热爱，以及同一个敌人，四位电影工作者在数十年后重又走到一起，为着一个渺小却伟大的目标努力。

虽然是叙事性的纪录片，导演从来不吝啬与将镜头转向窗外，记录下此时整个苏丹的生活状态。在影片里，导演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和远景。几个主人公在广阔的背景下显得微末，无力。

导演有意在片中用大量的篇幅拍摄护栏，防盗窗一类条形物体，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监狱的围栏。几位主人公与其他人被粗暴的切分开来，不知道哪一方被关入牢笼之中，又或者每个人都被无形而强有力的束缚着。

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将镜头对准了格栅窗后的电视，用长达四分钟的镜头记录下了2015年巴希尔总统再次赢得大选宣誓就任的情形，窗外的苏莱曼则正在理发，理发机轰鸣作响。 巴希尔富有激情的演讲，透过电视的传播，经过格栅的遮挡进入摄像机后，显得苍白而戏谑。最终，这一幕在苏莱曼的一句讽刺中结束：一共就只有五百万张选票，他拥有的票数比选民人数还多。

直至影片结束，几人也未能如愿免费放映电影。然而几位老人的信心从未衰减，在影片末尾，故事在易卜拉欣的录制宣传语的片段中拉下帷幕，一段宣传语，昭示着他对于人们能够进入电影院欣赏电影的渴望，以及对于自己继续奋斗的决心。

整部纪录片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易卜拉欣口中的叛徒的真人形象。然而在大量的对话中，他们无时不表达着对于这一强权统治和对言论限制的不满。作为反派的富有压迫的制度，虽没有具象化的真人形象，但却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媒介中，电视上，广播中，电话里。 主人公们面对的巨大阻力在导演的别出心裁的取材和剪辑下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一部直接电影性质的纪录片，导演在全片中没有与四位主人公进行任何程度上的互动，也没有使用任何旁白或是背景音乐，然而却在精心剪辑之后做出了一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剧情冲突程度不亚于电影的影片。虽然导演没有干涉人物，但是我认为人物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导演的判断。由于几位主人公的特殊性，我怀疑他们会在进行他们的事业时刻意增大冲突，或是在几人的日常对话中刻意增添对往昔的回忆以及对于现状的批判。从而帮助影片达成那样强烈鲜明的故事性。本片导演加斯梅尔巴里在法国学习摄影（1），而这部纪录片的风格与苏联电影，尤其是塔可夫斯基导演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本片作为加斯梅尔巴里导演的处女作，一经推出便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项。出色的成绩让我不由得怀疑他是否得到了本片的四位主人公的帮助。在导演不干涉现场的同时，如若现场干预导演，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真实性的丢失。

对于导演所表明的立场，我被完全的打动和说服了。当这几位曾经被迫流亡的导演重聚在故土，他们心中不仅含有对电影的热爱，更有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的热爱。即使一生面对强权的重压，他们也从未放弃对于造福其他人的追求。为大众免费在电影院放映电影，似乎无法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一个独裁政府的限制下，重启电影院也成了奢望。为了向社会中的其他人做出贡献，以及为了坚守真理和正义，即使是公共看电影这件事，也不应妥协。

虽然故事发生在苏丹，但这绝不仅仅是苏丹的故事，片中四位导演奋斗的目标，理应成为全世界奋斗的目标。本片拍摄于2015年，直到2019年苏丹发生政变巴希尔总统下台才在柏林电影节上映，而我经过数月的搜索，在使用百度云进行两次解压后才最终欣赏到这部纪录片。

（1） citedesartsparis.net/en/suhaib-gasmelbari

（2） 链接：//pan.baidu.com/s/1VRL1wR-RmY7u2SktkhCz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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