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

不知是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08年，一部《浪潮》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不过几天时间。而在更早的2001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角色，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本片，难免让很多人生出一生感叹，“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角色和角色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角色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形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可以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角色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角色。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角色设置引发的极端情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角色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角色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5e2c03d16af20bda562c8469.html

作者： 迈克尔·舍默
转自：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2073&id=144015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B.F.Skinner）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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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看两个针对这个实验的纪录片
豆瓣地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1540664/

原始纪录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3MzY3OTU2.html

另一个版本的实验回顾 http://www.56.com/u71/v_NzA2Mzc3NDg.html


面对人性的深不可测，只能说我们在电影和文学中所看到的真相永远都是涂脂抹粉的产物，实验也只是一个社会有限条件下的缩影

这个片子并不出名，在google上只找到一篇简短的介绍，但我还是固执的把它作为连日来第一个推荐的电影。

故事从一个帅小伙开始，他叫莫瑞兹，现在以开出租车为生（怎么俺打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帅气的司机呢……）。有一天，莫瑞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心理研究机构在招收试验对象，给的钱很多，于是就去试试。

这个心理研究机构似乎很有钱的样子，他们找来20个人，12个囚犯，8个守卫，给每个人不少钱，让他们在一个酷似监狱的地方进行模拟坐牢试验。目的呢，简单的讲，就是研究人性，准确的讲，我也讲不出来乐。

莫瑞兹被抽在囚犯组，第一天，12个犯人和守卫相安无事——大家都明白，为了钱来的嘛，犀利糊涂的过两个星期，拿钱走人，至于试验，那是次要的事情。

可一点小冲突，让守卫组不是那么爽，只是因为其中一个囚犯喝牛奶过敏，而监狱的规则是，给什么食物，要全部吃完……那个没喝牛奶的囚犯显然破坏了规则，也让守卫组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他们第二天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结果显而易见，谁也不是吃素的，你对我不敬，我对你更不敬，囚犯们开始有不满情绪，接着，冲突一点点升级……直至流血，直至死亡。一场试验演变成一场惨痛的悲剧。

自始自终，镜头都是对准了监狱逼仄的空间摇晃，却一点不觉得闷。情节的推动也非常流畅，这个是我一个外行对技术的一点理解，他们很棒。

至于故事呢，可说的太多了，还是希望有时间大家自己找来看看。

一个设定的角色，一个虚假的身份，虽然众所周知一切都是虚构的，却仍然让一些人投入了。看起来可悲，展开来想，却也入情入理，谁说我们现在的角色和地位就是永久的？可我们不投入吗？不见得啊！

就那么小的空间里，就那么二十来个人，本来是场游戏，却让人性的两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想出这个试验的博士很牛，他被杀了，拍出这个电影的导演也很牛，但电影并没出名。

五年前，视听课上老师放了一段录像——‘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实验对象的访谈录。昔时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已然青春不在，面对镜头对改变他们一生的实验感触良深。在社会心理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道路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它们为一些群体和某些个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人性中不堪面对的角落，揭开我们内心恶魔的面纱。
Das Experiment恢复了当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模样，只不过是由德国人来演绎美国人的故事，顺便插入一小段浪漫爱情故事以此与惊惧、恐怖而冰冷的实验形成明显对照。故事从研究机构向社会招募实验小白鼠开始，记者和军界派人潜入实验冒充实验对象。来应征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不论何种理由，4000马克的报酬显然非常吸引人。实验开始宣布监狱规则，看似简单易行，只要狱警与囚犯共同遵守，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拿着钱轻松走人。第一天貌似友好的过去了，Day2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然后情形一天天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电影末尾，幸存下来的囚犯和狱警在停车库或站或坐，神情冷漠，眼神呆滞无神，镜头颜色冷清，气氛诡异而伤神，哀伤之情达到顶峰。直至字幕出现前，海滩和情人之间的微笑才稍稍缓解一下紧张、恐惧的身心。
整部片子平铺直叙，镜头简洁，色彩干净，情节不动声色却又丝丝入扣。片头为观众展现了普普通通的实验对象，然后随机分配的角色让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个角度想，如果记者和军人扮演了狱警的角色，他们会不会变得同样暴力？当人们开始掌握权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蓬勃暴涨的欲望？谁能遏制心中恶魔逐渐变得强大？站在囚犯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被孤立的时期，谁能在高压之下保持自己的风格和见解？谁敢逆风行使，矢志不移？狱警们非常聪明，当他们发现暴力不能辖制77号时，开始惩罚其他囚犯，让其他囚犯来胁迫77号，起到间接控制他的目的。当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受利益驱使而分化时，谁能够抵抗沉默螺旋带来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不到遇到真正考验的那一天，是没有谁敢拍着胸脯给出肯定答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恶魔，它可能爆发，也可能屈从变为懦夫。当我们无法根除这个恶魔时，只能期望世界上的监狱越来越少，狱警的权力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囚犯也能够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和信念。
最后，希望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做一下深呼吸，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时学会一件事——当你无法抗争时，千万不要继续做无益的抗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尽可能脱离这个环境——飞越疯人院！

这是一部通过设定极端环境表现人性阴暗面的电影，非常有冲击性。电影节奏明快，画面粗砺有力，当然这些是作为一部说得过去的电影所必备的。

一个监狱实验，参与者分成两组，分别担当看守与犯人。这个设定引起了我的关注。首先这是人为设定的封闭环境，对立双方面对双重规则：一个是这个封闭世界中必须遵守的规则（看守者与犯人，保持均势的条件是不得使用暴力），一个是双方都非常明了的现实世界规则。也就是说，大家都带着之前的身份和规则认同进入这个世界。这两个规则是冲突的。所谓人性，就在冲突中凸现。

冲突是由于不服从这个环境的规则造成，起因却是犯人一方认为这是个游戏，因此不必要严格服从监狱的规矩，潜意识里并不认同看守者的压倒性权力。冲突总是从个性强悍的个体开始。于是双方各出现一个中心人物。一方压制，一方反压制。逐渐双方忘记这仅是个游戏，忘记之前世界的平等地位，完全进入这个世界的角色了。而这个游戏的设立者对情况缺乏必要的警觉和及时控制，客观上推动了对抗的白热化。“不得使用暴力”的规则在流血之后，已经被完全抛弃，均势打破，形势一边倒。在看守者一方，借维持秩序稳定的名义，使用暴力以控制整个监狱，暴力的对象包括游戏设立者。一方的权力绝对化，在暴力对抗中完全失去理性的情况下，暴力已经演变成为暴力而暴力，灭人性，灭人权。

所谓人性的阴暗面，大概就是指人潜在意识中的敌对和暴虐倾向吧。这个世界的创设者显然是个失败的创设者，这个游戏的设定中，双方力量的起点是不对等的，而偏偏他们是带着现实中对等的意识进入游戏。假使双方起点的力量是均势呢？我猜游戏的设立者也必然希望对抗冲突局面的发生吧，因为这才是他观察的兴趣所在。所以明知存在两种世界意识的冲突而设立的这个游戏，无非令冲突更容易发生而已。设立者乐见其成，结果也不出所料，只不过连设立者也被暴力所消灭。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电影常引起我的想象，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也是某个造物者的实验罢了。

这个实验与我以前的工作环境又何其相像。暴力不一定表现为肉体上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更多体现为思想上的暴虐。我们骨子里，在对己完全认同“天赋人权”，而对他人则不。借用《大问题》中的话，设想我们站在云端，俯视地球上碌碌的人们，每天所想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也是在规则里争斗，偏偏摆脱不了规则。这就是我们这些被实验者的生存意义。争斗可以是对他人，对环境，对自己。可是当你试图脱离，你可能无所适从。

没有看过《路西法效应》这本书的话可能看电影会显得没有这么有趣，如果看过做这个实验的教授本人写的这本书，再看电影就像在看纪录片一样，而且会带着很多疑问，看起来更具探索性更有意思。

这部电影开始看时觉得有点弱，因为原书中实验的对象全是大学生、研究生等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平日行为良好的人，这样可与后面的残暴做对比，但电影里则各行各业都有，因此前后人性产生的对比不强。但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是对当年现实实验的一种延伸预测，在角色上假设了如果是各行各业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在实验可能性上特地安排了教授出差留下不可控的局面看看会发展成什么样，而不是像现实中津巴多教授4天发现试验不可控就停止了。这些改编都是一种探索，不全是为剧情好看而编。

我看到总体给的分只有8.1，也许是跟观者观看的心态有很大落差造成。因为如果把它当成是一部惊悚电影来看显然不够惊悚，把它当成战争片来看又没有大场面也没有枪林弹雨，把它当成监狱故事来看它也不是真正的监狱而只是个实验。

要真正理解这部片子其实要从津巴多当年的那个实验开始，而津巴多做这个实验是为了解答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好人是如何变坏的？“在这个实验中，无论这些人原来是什么身份，当他们穿上制服，他们就是狱卒和犯人，在这种情境下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身份谋求更多的尊严，矛盾因此而起。不管他们原先是否认识、品格有多高尚、性情有多温良，只要他们被代入这个身份中，他们就被这个身份所左右。

影片唯一的瑕疵似乎是男主角的女友，她看起来总像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只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必须在一部探讨真理的电影中加入点缠绵爱情。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路西法效应》这本大书，你也可以找开卷八分钟的视频梁文道在里面有详细介绍，足以帮助你了解此书。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观看此片会更能投入其中。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