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她为什么要去接他？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那么有力且动人。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

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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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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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浪潮

《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

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女性视角

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

从《塔洛》开始认识万玛才旦这位独树一帜的藏地导演，对其文本的文学质感、巧妙设计的镜像结构和构图印象极为深刻；直至颇为炫技的《撞死了一只羊》，虽口碑褒贬不一，但现实与梦境互补的超现实感仍是极为迷人；另外复习了几部万玛才旦的旧片，加上近日《气球》的上映。细细回味，可以比较清晰地捋出一条一直延续并发展着的创作轨迹。

和其他作品一样，《气球》的剧本也是导演本人，原著收录在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原本只有一万多字，行文较为平实，在对话中密密编织细节，日常生活细节铺陈出无可复制的藏地独有韵味，通过与文本相当匹配的影像输出，继续书写着华语语境下难得的「魔幻」——并非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神奇澎湃，却拥有不无高级幽默、充满生机想象的寓言属性。

故事从一片朦胧的氤氲画面中开始，就在观众们好奇这究竟是原始的镜头还是某种奇异的介质时，主意象出现了——一只造型奇特的“白气球”充斥在视野中。令人尴尬的是，此“白气球”乃两个孩子在父母枕头下搜得的避孕套，满心以为是新奇玩具，并与玩伴在互换玩物的过程中，全村人都知晓了来由。从此，气球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进入这个寻常的藏族家庭，并引导观众逐渐认知到这个故事的具体时空方位和详细信息。

三代同堂，三个儿子，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妻子卓嘎出于对整个家庭的考量，都使得结扎势在必行；与之同步的事件是丈夫达杰借来种羊，为家里的母羊配种；另一条支线则是较小说原著略有补充的，卓嘎的妹妹阿尼接放暑假的大外甥江洋回家，偶遇旧日恋人（新增人物），这条线索的侧写进一步完满人物与叙事，构建出一个特定时代里藏族群体的生态样貌。

在延续前作各项优点的基础上，此番万玛才旦显然走得更远，拍得愈发稳泰，潜在文本也意味深长。文本思路与影像风格都很有辨识度的作者性愈发凸显，呈现藏语地缘文化的丰富多元与绵长生命力，在华语电影范畴内实属非常独特且难能可贵的表达。很多人对藏区怀有某种误解偏见或刻板印象，而万玛才旦以大量构建细节的做法让拍摄者始终处于平视的位置，没有刻意美化，也无妖魔化，让宗教信仰渗入日常点滴。信仰不再是一种身份或标签，也绝非供给的神佛菩萨，对藏地人民来说，信仰如同呼吸、睡觉、喝水一般自然而必需，爷爷每日念祷的六字真言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生，也关乎死，还关乎来世前生。在这种语境下成长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决不能以寻常之道去解析。因此，全片矛盾冲突最大之处——卓嘎是否还需要生下第四个孩子，放置到爷爷去世后恰巧应验了上师 “会转世到家中” 预言的情境中，原生文明与外部力量的对抗凝缩于一个家庭内部，戏剧性得以充分展开，因而观感上会感受到叙事节奏较之于以往作品有明显加快。

而所谓外部力量，一方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另一方面也是卓嘎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这种觉醒，导演为之设置了另两个女性作为补充：一个是医院的大夫劝说卓嘎优生优育，也为自己着想，这个劝说从最现实的层面激发了卓嘎懵懂的意识；另一个是妹妹阿尼，阿尼显然是信仰的拥趸者（她自己的尼姑身份即是一种象征），希望姐姐生下孩子，然而另一方面她又对红尘尚有留恋，始终怀有一探过往真相究竟的想法，她始终未读到前男友据此经历写成的书，姐姐显然做主替她斩断前缘，而阿尼火中取书的勇气简直是全片的高光时刻，卓嘎肯定也被深深震撼到，因此反过来阿尼也在影响着姐姐的选择，这种影响则在较深层次的心理层面上让卓嘎犹疑。

纵观万玛才旦系列作品，他的影像特质异常突出。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寻找智美更登》等早期作品起，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便是很显著的标识之一。《老狗》中出现门窗框“自动”取景、构图和结尾阿巴斯式的大远景在后来作品中渐渐运用纯熟。《塔洛》则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万玛才旦更关注官方（主流）身份与个人（民族）记忆对峙之态势，结构封圆，构图对称，尤其以前景笼罩于烟雾、水汽、沙尘为“介质”，正如多处镜（水）面反射、玻璃透视、电光幻影，制造出水月镜花之效，这些特征在《气球》中均有迹可循。

《撞死了一只羊》延续《塔洛》的镜像概念，互为倒影/镜像的双生体，无论从各自半个侧脸的分布、行为/场景的高度重合以及墨镜作为关键道具的联结，都很具心思。现实与梦的互补，背负往事与放下心结，亦是导演拿手的二元对应，包括4：3画幅贴合规整构图（相当学院派的审美）。以不同影像基调区分过去/现时/梦境的时空场域——粗砺的胶片颗粒感（对沙尘介质的使用），打光考究的油画感，边缘失焦虚化的晕眩感（这点在《气球》中被用到表现失神的时刻），色彩绮丽的超现实感（对标《气球》明快鲜妍的影像基调，同样也传达出某种荒诞与超验感）。

非常同意导演所言“形式是内容的一部分”，万玛才旦在将文字转化为影像时，运用了彼此契合、匹配的形式。在他酷爱使用的二元对应结构方面，本片更上层楼，除了宏观的原生态文明与现代社会规训的对立、生与死之外，细微处落实到人物/叙事结构的设置——如姐妹，人类怀孕与母羊育羔羊（人与自然神奇而微妙的联通），送书/还书的等待桥段，红/白气球的下场等。

将这种“对称、对应”诉诸镜头，在视觉上首先以各种横向/纵向的构图分割暗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以柱子、窗框等实物隔离出共处的空间，水面倒映分割出的彼世/现世。全片明显的类似镜头不下十来处，印象深刻的有：卫生所里卓嘎和大夫关于生育的讨论，暗指她们各自的处境完全不同，立场自然也殊异，作出的选择迥然；卓嘎与阿尼分别时的谈话，镜头从玻璃反射的影像切入视角，姐妹俩的身影被窗格分开；达杰失去父亲时的痛苦，在水光倒映的模糊晕眩中飞奔，宛如灵魂的告别时分。

影片的打光功力维持一贯水准，导演笑称“此乃精心布光所致”，从开场明晃晃的光亮画面开始，便犹如置身于某个不甚真实的场景之中，仿佛是一个抽离现实的“乌有之乡”，梦境中剥去转世轮回的标志的痣更添一层魔幻感——然而求医、卖羊、赶集、出殡，无不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段落。因而谓之以“魔幻”并不准确，只能庆幸犹有一方净土尚能孕育出与“现实”逻辑并不违和的想象，让我们相信，抬头看看就能看见那只高高飘起的红气球，正飘向每个人心目中的应许之地。

文/小毛

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

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

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因为住的远，怕赶不上末班车，没有参加大咖云集的映后，但从PYQ的反馈来看，这话确实像陈丹青的语气。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主题也没有留任何悬念，像前作一样把一个单薄的故事抻出一部长片的体量，但与《撞死了一只羊》大量的留白不同的是，《弄死了一只羊》有非常直白的内在冲突，但剧作上的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削减影片内生的力量，延续了万玛才旦这些年一贯的叙事风格，简约叙事，张力厚重。国产电影一年到头没几部能看的，在影视业集体萎靡的今天，这样一位藏地导演的坚守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至少让人还让人相信电影那股淳朴的原生的力量，市场上声音愈发嘈杂，这样的影片就显得弥足珍贵，至少在当下虚假的繁荣里还有人带着诚意制作电影。

在少数民族文化语境里，从少生少育到优生优育，虽然政策宽松了，但是节育和流产依旧是非常违背传统、违背神明、忤逆信仰的手段。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种羊的隐喻，是非常明显的影射。当生命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培育（电视上的试管婴儿）和终止（人流手术）时，藏民血液里流淌的轮回这种基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老人与世长辞前，他像两个孩童一样，把避孕套当玩具，这种现代社会的快消品在这片土地上却难以启齿，甚至引起村民的摩擦。孩子渴望拥有气球，可以张口向家长索要，但藏民夫妇想要“气球”，得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谨慎。新生命的降临和长者的离去可能每天都在上演，但在某种不得不遵守的框架下，在工业制成品和医疗发达的今天，这两件事有点天然对立。

另外，最喜欢影片清丽明亮的色调，有一丝捷克新浪潮的影子，这种色调让藏区的景色不再是那种广袤苍凉的单调，让电影在压抑中透露着一丝明快，让藏区生活不再是猎奇式的呈现。犹记得女主得知怀孕后端着水盆那一幕的倒影，以及潜水洼梦境般的昏黄暗淡，这种非常艺术化的视觉处理给电影加分不少。电影其实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任何艺术化的加工如果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就可能是灾难。这两处倒影一个是模糊一个明晰，一个昏暗一个亮丽，有着鲜明的主题指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结尾的处理，红色的气球一只破碎一只冉冉升起，消匿于蓝色天际，青绿色的草地上依旧上演着平凡藏民的悲欢离合，澄净湛蓝的天空里另一只气球奔向下一个未知的轮回。气球这个符号缔结了三代人信仰的坚守和演进。它串联起青年男女无疾而终的情愫，它横亘在藏民夫妇的隐秘性事里，它给孩童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也给老人带去了迷惘。

首发于“娱理”公号

《气球》上映三天，票房300多万。

它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影片情节一波三折，视听语言流畅，每个画面的构图、色彩、运镜都很考究，被评为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这样一部艺术品质颇高、表达也并不晦涩的电影，为何票房如此惨淡？

不是拉踩，但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观众宁可去看4.8分的国产烂片，或者5.8分的外国批片，也不愿意去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国产佳片。

前几年，一部仿纪录片《冈仁波齐》突然爆火，金融、教育等各界精英纷纷包场“净化心灵”。

最近几天，康巴少年丁真的一举一动牵动无数人的心，他清澈的笑容满足了网友对藏区草原天空的想象。但到了藏族作者讲述真正的藏文化故事时，票房却无人问津，形成一种怪异扭曲的对比。

万玛才旦是广袤的藏区走出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民族的电影浪潮，未来还有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要走。

几年前的一天，万玛才旦走在北京中关村，抬头看见一只红气球飘在空中。一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型——

如果它不是一只气球，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气球的避孕套，在传统的藏族家庭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藏区，如果遇上被活佛认定为转世的新生儿，该怎么办？

这不是凭空想象，藏族演员、歌手蒲巴甲讲过，他小时候真发生过误拿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儿。在闭塞保守的年代里，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羞耻而不可谈的。

万玛才旦用十来天时间就写完了剧本，然后倒推回来写了小说。又等了几年电影资金才到位，他用四十几天拍出了《气球》。

像万玛才旦这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到现在，找投资仍然困难。

搜网上新闻，还能看到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的万玛才旦在北京青年电影论坛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永恒的一天》，讲一天之内一个人四季般度过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因为投资需求比他一贯拍的“小人物、小故事”稍多，直到现在，万玛才旦头发斑白，这部电影还是没能拍出来。

所以这么多年万玛才旦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时推进若干个剧本，哪个能落实投资，就先拍哪个。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投资方，都清楚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的局限性，是一个能大概算出票房回收的项目。我最近几部电影的投资方基本都没有金钱上的诉求，都是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

目前中国整个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电影为主，你想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付出很多，拿出好的作品，然后推广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万玛才旦说。

万玛才旦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导演的藏族学生。

他童年生活的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汉族人，可以读到汉语的小说，看到革命题材的露天电影。但电影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整个西藏连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相比之下，文学就平易近人得多。藏区的民间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其实非常发达。人类历史上篇幅最为浩大、也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还在持续创作的史诗，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18年出版的一部全集就有8000多万字。

万玛才旦本科读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学专业，毕业后在自治区工作几年后，又回学校攻读了藏汉语言翻译硕士。那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藏语文学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拍成电影岂不是也很容易？

多年来也一直有人问他，藏文化有这么伟大的史诗，你为什么不拍？

“到电影学院读书，对整个产业、环境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很多题材都是不能拍的。在电影学院那几年，伊朗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如何去寻找讲故事的可能。”万玛才旦说。

他先是到文学系编导班进修，后来又读了导演系的艺术硕士。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艺术的大门一下子向这位说汉语还带着口音的藏族小伙子敞开，他如饿狼扑食，几年内恶补了几千部经典电影，国内外都有。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往往半夜12点才回到宿舍。黄亭子小区里经常有卖盗版碟的，沉甸甸装在牛皮袋子里，什么大师导演的合集都有。学校里也有拉片室，按字母查找小卡片，一个片子交两三块钱，可以反复拉片琢磨很久。

学校平均每周大概还会放两部外国片，有时会有主创来交流。并不是每一部都拍得好，遇到烂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就毫不留情地发出嘘声。有一些交流和比对之后，就能思考每部电影好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

万玛才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使用彩色胶片练习，开始在全校征集剧本。万玛才旦扎实的文学功底派上了用场，他很快递交了剧本《草原》，获得了用胶片拍片的机会，拿了奖，后来又把这部短片扩展成了长片。那时候必须通过体制内制片厂才能拿到龙标，用胶片拍摄才能送进国际电影节，想拍电影，门槛真的不低。

第四代导演谢飞是万玛才旦在校期间的老师。谢飞2000年拍过一部藏族电影《益西卓玛》，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用的是藏族演员，拿过金鸡奖剧本奖，但因为少数民族题材原因，立项通过了却无法公映。

拍摄那部电影时谢飞就感觉到，因为语言和文化有隔阂，“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克服”。藏族的文化、藏族的电影，最终还是应该由藏族的编剧、导演来拍。

电影有有限的制作周期，非本民族的创作者，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生活。他者的目光要么是仰视，用神圣的光环进行美化，要么是俯视，以同情姿态描写落后，都难称客观深入。

谢飞回忆，他是直到看了万玛才旦2009年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后，才看清楚喇嘛究竟是怎么念经，藏人到底是怎么唱戏的。

“万玛才旦是我们大陆很不容易才出现的一位电影作家”，谢飞说，“法国新浪潮有了作者电影、作家电影，导演自己写自己拍，我们现在有了万玛才旦，他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他对生活的观察大量来自藏区的普通人，将幻想手法、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有机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爱护和支持这样的导演。”

画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也惊讶于，万玛才旦能如此执着地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小人小事，并且把每一部都拍得有趣且不一样。他说《寻找智美更登》是他近几十年看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看完就受不了了，这家伙太牛逼了。”

万玛才旦天然有一种在文学和影像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读他的小说会觉得情节生动、笔法朴素，而他的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精悍的短篇小说，他能很快把一个凝练的文本拓展出深度和厚度来，并且完全转换成非文学性的影像思维。

比如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到了《塔洛》，他用了极其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撞死了一只羊》则被一些人说受到了监制王家卫的浓烈风格影响——万玛才旦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气球》变得又不一样了，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

万玛才旦没有固定风格，他永远在变。每种下一个故事的念头，最后都能长成一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万玛才旦非但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导演，还很善于运用超现实手法。

在《气球》里，小儿子的后背上有一颗痣，跟过去他奶奶背上的痣一样，于是小儿子就被全家人认定为奶奶的转世。电影里有一个梦境：一只手把那颗痣拿掉了。仿佛孩子终于摆脱了信仰、轮回给他戴上的枷锁。

还有爷爷去世时，梦境中的孩子提着油灯声声呼唤，天国般梦幻的天光云影倒影在水面上，爷爷的身影再也寻不见了。

万玛才旦说，这些超现实的手法跟他背后的藏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藏文化里天然有超现实的部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区很容易被接受。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认为自己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吗？不，他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主义。

万玛才旦的舅舅是一位僧人，从小他就被舅舅告知，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他曾经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从小在藏文化中长大，所有的认知、价值体系都建立在此上，连名字都与宗教有关。藏族又是世界少有的全民族都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轮回与救赎观念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人说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背后都有同样一个东西作为支撑，那个东西叫做慈悲。

但后来到北京上学、工作、生活后，万玛才旦的认知受到了另一套体系的猛烈冲撞。他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反思。

他借卓嘎，《气球》里那个朦朦胧胧觉醒的藏族女性之口，问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活佛错了呢？

现在的藏区跟几十年前已经大不同，也开始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很多藏族普通人、知识分子也会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局限。以前的藏族人汉语很差，但现在为了务实的找工作需要，很多藏族孩子普通话说得很好，反倒是藏语已经不大会了。

万玛才旦也很多年没用藏语写小说了，一些读者对此表示生气。

“你现在还相信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吗？”

“嗯……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会反思。”万玛才旦说。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纠结的、困顿的他自己。

零几年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万玛才旦做了一个个人影展，提出“藏地新浪潮”的概念。

藏地新浪潮不像法国新浪潮、台湾新浪潮那样，是一群导演共同发起的一场电影美学运动，更像是业内对一种新鲜现象的关注和概括。毕竟在万玛才旦之前，大家能看到的藏族题材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万玛才旦周围，竟真的涌现了一批有实力的藏族导演、演员、幕后，一些非藏族创作者也开始从事藏区题材创作，形成一股作品浪潮。而万玛才旦，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就鼓励松太加也来电影学院学习。松太加以前是画画的，万玛才旦建议他先学一些电影基础，然后去进修班学摄影。松太加跟着万玛才旦，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师和《老狗》的摄影师；

德格才让原先是万玛才旦的同学，自己会作曲，唱歌很好听，万玛才旦建议他去录音系读了两年，成为“藏族第一个录音师”，然后担任了《寻找智美更登》等电影的录音和原创音乐演唱者；

89年生的拉华加是万玛才旦朋友的弟弟，一开始不想上大学，一心想学电影拍电影。万玛才旦拒绝了他，让他先读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再去电影学院学习，后来做了万玛才旦《清水里的刀子》《塔洛》的执行导演。

这群年轻人都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在原本各自的长项基础上，到电影学院选择一门技术工种学习，然后进入万玛才旦的剧组积累经验，成为幕后骨干力量。而他们的现状也出奇一致：都转型独自做了导演，且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

松太加的《河》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阿拉姜色》获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新片《拉姆与嘎贝》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还拿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不久前也在平遥影展进行了展映。

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这样成了藏区有电影梦想的孩子迈向电影专业的一道桥梁。很多家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万玛才旦，请他帮忙出主意。

万玛才旦的心情有点矛盾。一方面他很欣喜有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想要加入电影行业，拍出纯粹的藏族题材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也见到很多失败案例——

有些年轻人既没美学基础也无实践经验，梦想一步登天做导演，好像这样很容易、很风光。结果因为没有一门能保障生存的手艺，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能悻悻回老家了。就像在电影学院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终极梦想可能都是做导演一样，在电影这条修行路上，总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

今年51岁的万玛才旦，不过才公映了他的第7部长片，也依然在为投资和票房焦虑。谢飞说希望有一天，万玛才旦可以拍出更宏大、更厚重的作品，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万玛才旦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让少数民族电影脱离边缘地位，让纯正的、而非他者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被大众理解，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