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立国不正，亡国有日。”

虽然刘和平和张黎免不了还要多多的拍点烂片混饭吃，不过能让主角不动声色地说出这样的句子来，说明《雍正》和《共和》至少不是用的别人当枪手。隐讳啊，羞涩啊，含蓄啊，台湾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宣示其彷徨和焦虑，神神道道地怀疑“到底是国家承载着幻觉，还是幻觉成就了国家？”，我们只有平淡的压抑，水波不扬。大姑娘的盖头，谁也看不见，但种种迹象看来，似乎好像或许可能——真的是个丑的。

历史莫谈，虽然一多半属于子虚乌有，但也至少比吐血三升好得多。1566年，平静无波，远不如1644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广播（插：如果吴真的是为了红颜，我敬佩他！），这一个历史的片断，只在于我们著名的海青天以一个六品职官刚刚有权力上梳的情况下，上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此文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到后来，估计是挥洒之间不能自抑，越写越激动，把民间骂皇帝的土话也一股脑写上去了——停笔，荡气回肠，恨不得再加两句。

海大人是不怕死的。从小到大，他的寡母就以严厉名，我们的大人也以阎王称世。他有道德的高度。海大人牛×就牛×在，我可以指责你，你却不能指责我。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他的老婆女儿是多么多么的可怜，但是当初，那也是人家别人绝学不会的资本。可敬啊！没有缝的蛋，无懈可击的人——可怕啊！

大明莆开头，尚还趾高气扬做人不会低调的冯保用太监的通俗语调问“今年为什么不下雪？”于是我们终有一死觉悟的钦天监周云逸沉痛深沉地回答，奸臣当道，贪墨横行，民不聊生，皇帝不管——于是就廷杖死了，血慢慢地流出来——开始下雪，大雪，大雪纷飞里帝国的中心开始议事，苍老的帝国首辅严嵩佝偻着坐在椅子上，旁听严世蕃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吵架（于我等历史爱好者来说，这算是千年难遇的奇观），皇帝坐在幔帐后面，偶尔还上个厕所什么的，吵得再凶，好像也不过云在青天水在瓶，只是，缺钱啊缺钱，怎么办？

年尾不发红包，朝臣们不干了，又是大雪纷飞的夜里，举着奏疏齐唰唰在宫门外抗议，阁老们来劝，不听，皇帝没有办法——关门，放狗，让家养恶犬东厂太监咬人，心情惨死，摔东西说老子不搬家了，阁老尚书们跪在殿堂外哭成一片，道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这是大明里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一句话，出现频率第一的话是——谁来担罪？

出了事，是你担罪，还是我担罪？

把这几句话联在一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嘉靖和万历二三十年不上朝，朱由校宁愿天天做木工活。我们老朱家的祖宗设计了一个太完美的制度，他像海瑞一样废寝忘食浑然忘我，不惜杀几千几万人以传诸子孙——可惜子孙担不起，必然担不起，谁有错，谁的错？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死了，开篇大雪，结尾大雪。不久之后，张居正和那个开头的小太监联手挤掉了高拱，事实上的摄政天下。以前我认为我很清楚，然而到至今我迷茫了，所谓的张居正的改革，到底是延长了明的寿命，或者，早该加速它的灭亡。

读史十年，越来越迷茫，反不如十五六岁的时候，崇拜张江陵的要死，半夜打着手电筒看万历十五年。

皇帝，太子，世子，一个山字，老百姓是江。这句话，放在一百年前说，或许还有人相信。

五千年，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视界，非也；人心，非也；制度——非也。

我们还要改变什么？

——谁来担罪？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今天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券商的宏观研究小组开会专门研究了内阁阁老们的履历以分析国内各地区信用评级风险，以前听说过研究十九大报告的，哎，所以说理解中国不能以经济学那一套来分析，读懂中国还是该多读明史。明朝的官僚构成到了嘉靖年间，已经从明初的农民军+知识分子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职业官僚群体。

说完了本文的前提，那我们来谈谈改稻为桑。改稻为桑是什么呢？是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这事看上去好不好呢？很好，稻田改了桑田，蚕丝的价格比米高，农民可以赚钱，国家出口丝绸可以赚钱，这件事怎么看都是件大好事。但是到了地方上就是推行不下去，为什么？农民怕改了桑田米价贵蚕丝价贱，改了没饭吃只能卖地。政策制定者严党和府县一级知道么？当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能推行？为了补亏空，那不改行不行？不行，因为亏空有他们一份。皇上知道么？当然知道，毕竟亏空也有他一份，他不仅知道亏空，还知道下面会暴力推行。

那皇帝为什么愿意改？因为他不在乎农民饿肚子，他在乎国家稳定，财政亏空的国家肯定没法维稳，搞不好连维稳经费都拿不出。补了亏空他还能捞点钱，补不了亏空连给他干活的都会跑。总之，皇帝并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的是国家机器运转不运转，所以他会推这条政策。严党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自己明年脑袋还在不在，为了自己的脑袋他要满足皇帝的要求，要想着法儿的哄皇帝开心，皇帝不开心了一脚把他脑袋踢了顶徐党上。省一级府一级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们在乎自己能不能升官，今年的考核指标能不能达标，既然今年桑田不收税，那么他的税务指标就不是问题，保障蚕丝产量够出口就可以了。县一级可能希望农民赚钱，毕竟农民赚钱最大头的油水是他们的，虽说如此但他们也有可能不在乎农民赚钱，但他们可能是最不希望农民饿肚子的，毕竟农民饿久了会造反，造反了第一个吃县太爷父母官，可是没办法，不推没法升官，今年考核指标达不到，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推。（这就是《是！首相》里面所说的，机关最在意的是和该机构存在永久性合作关系／上下级关系的部门）。

但是地方在推行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自家种出来的桑质量不达标，织造局没法用来出口，没办法，地只能让沈老板买了种桑也就是俗话说的国有化（如果把沈老板的产业理解为国企央企的话），可沈老板钱不够，好田买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只能把好田变劣田——毁堤淹田。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挖人祖坟，这事确实伤天害理，不过在乌纱面前只能苦一苦百姓了。假设在和平年间，这样的政策或许如胡宗宪所说的，推个三五年还能成，但在嘉靖年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就只能以一年为期了，于是悲剧就发生了。我认为毁堤淹田主要是政策制定端和执行端的目标差异所导致的，执行端的目的是达到指标，而制定端的目的就复杂得多。不过，古代科举不考经济学，所以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官老爷们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在制定改稻为桑政策时没有把第一年桑田产量和所需田地面积算对就只能说是严党急功近利到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制定者制定了一条本就不科学的政策，那执行端为了完成指标/从沈老板那边捞钱只能强行去推动政策的实施。皇帝事先知道毁堤淹田么？我猜大概是不知道的，他是事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的态度是默许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自家牛奶，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倒别人家牛奶，这说明供给侧改革是传统，古而有之。

至于门清的沈首富，到了这个时候门清也没用，毕竟沈首富在这个过程中没什么发言权，平时财大气粗，到了这种节点，他也可怜，明年有没有得做只是织造局一句话的问题，他和农民一样，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在大明朝，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说，综上，有话语权的，最后变成只剩下两个，顶层发号施令者皇帝和不在乎升官的海瑞。但后来在赵贞吉的推动下这个事居然搞成了，所以赵贞吉能入内阁啊，这能力，能做皇帝的小棉袄了。为什么赵贞吉能搞成这个事呢？当然和郑何努力做成的毁堤淹田、徽商入浙有关系咯，和他的徐老师给他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也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不贪，而且他可以保障地方层面贪污减少，如此一来，这一块收入就可以给国家了。

总之，改稻为桑是一件看似很好但实则很恶毒的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事乱来，如果办成了，收益的是财政收入、各级的官位和脑袋，收益概率最小/最不可能收益的是农民和沈首富。所以呀，织造局的工人不能怪沈老板工资低工时长，沈老板也是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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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中的经济帐




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趁着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笔者把湖南卫视在新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一、与《雍正王朝》的比较

刚开始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笔者觉得它比多年前另一部也十分有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还好看，但看着看着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笔者觉得《雍正王朝》好看，其实是冲着里面描写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去看的，就是里面所说的雍正推行的“新政”，即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这几项，这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在历史上，这三项经济政策中其实以摊丁入亩最为重要，其本质是人头税改为地税的一项税收征管改革。火耗归公次之，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瓜分税收的制度的改革。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反而在剧中描写的笔墨最多，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王朝》想反映的矛盾之一是雍正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对立，所以描写的重心都在田文境主持的“士绅一体纳粮”这其实并不算很重要的新政之一上。反而李卫在杭州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摊丁入亩”，却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火耗归公”就更是几乎只提了一下，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描写。所以这是这部电视剧让笔者觉得比较可惜之处：看完了《雍正王朝》，恐怕绝大部分观众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摊丁入亩吧。

反观《大明王朝》，第一集就是以一场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预算的内廷、内阁会议拉开帷幕，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经济政策）。当时乍看之下，感觉里面的描写十分具体细致，就联想到如果《雍正王朝》描写摊丁入亩也能像《大明王朝》这里描写“改稻为桑”那样详尽细致就好了。

事实上，如果细心对照，观众也许就会发现，《大明王朝》在某一点上是模仿了《雍正王朝》的。如前所述，全剧一拉开，矛盾就聚焦在财政危机上。《雍正王朝》是借围绕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朝臣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大明王朝》也是借围绕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上至朝廷的权力斗争、下至地方的贪墨（贪污）治理之争。从矛盾的设置来说，确实《大明王朝》是更胜一筹，不过后面笔者会谈到，其实那是因为《大明王朝》中的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人为虚构的，也就可以方便地人为集中矛盾。反之，《雍正王朝》基本上是照史铺陈，历史自然是松散得多。

《大明王朝》的剧情铺展的逻辑大致如下。因为国库严重亏空，于是引出以加大丝绸出口“创汇”来填补亏空，于是引出提高丝绸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从而引出增加种桑规模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的必要性。然而，由于这个国策其实整个儿是虚构出来的，与《雍正王朝》中的摊丁入亩之类的“新政”确实史有其事完全不同，后面本文将从经济逻辑上指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明显不是太懂经济，从而造成这个故事虽然从矛盾设置的角度上说是很精彩，但其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刚开始看时笔者还并不知道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以经济常识来逐一对照，就已经觉得问题甚多。



二、明朝的海禁与倭寇

首先，这部电视剧把嘉靖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意图的实现，完全托负于对西洋出口丝绸的海上贸易，甚至把当时浙江历时十年的剿灭“倭寇”的军事行动部分地解释成是为了扫清把丝绸运送出口的海上通道，这可以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以严厉实施海禁而著称的朝代之一，其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 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 27》）。到了《大明王朝》所描写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即嘉靖）亦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

至于“倭寇”之害，正如近世史家澄清的那样，虽然最初确实是由于有小部分日本人因国内战争失败而流蹿到中国东南沿海作奸犯科，但到了后来，其成员主体已经主要是中国人，尤其是原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经商活动的百姓。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是被逼到烟波浩渺的茫茫大海上去了。也就是说，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相比之下，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海盗、走私活动。然而，明朝却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近来有些言论认为，整个明朝政府虽然不鼓励海上贸易，但即便禁止也是口头说说，实际明朝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些“新论”并没有提出十分有力的资料作为支持。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倒也确实并非自始至终地禁止海上贸易，而是在倭患平定后，渐渐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巨大财富，在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嘉靖之子，《大明王朝》中的裕王）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随后中国的海上贸易确实得到了蓬勃、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广岛发现了泉州明代船旗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是嘉靖以后的事情，嘉靖在位年间是不可能出现剧集中所描写的情景的。



三、“改稻为桑”的虚构问题

其次，即使退一步，容许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剧有适度的虚构，假设嘉靖年间可以像宋朝那样有相当可观的海上贸易，那么以剧中提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妥当之处。

例如，剧中提到，一匹丝绸出口的价格是10两以上（剧中前后说过两个数据，都不一样，但都在10两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是6两，那么出口无疑确实有巨大的利润。于是同一块田种桑比种稻有更高的产值。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农业常识的问题，《大明王朝》的编剧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桑叶是从桑树产出的，不是插桑苗的。网上有出身浙江农村的朋友指出，农民种稻之余也会种植桑树，这是自古以来的种植传统，并不存在剧所说的不愿改稻为桑的问题。而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则是“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也就是说，种桑所需的田，与水稻需要的田不同，并不存在桑与稻争田的问题，这是整个虚构情节在农业常识上最大的疑点。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姑且假设桑真的会与稻争田，既然一块土地用于种桑，产出桑叶后养蚕织丝的产值，是高于这块土地用于种稻产出的粮食，那么农民也是“经济人”，不会有钱不赚，又何用政府来强制推行什么“改稻为桑”？

事实上，治明清经济史的专家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区，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至于桑田与稻田的产值，以浙江桐乡的数据为例，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所以，桑田的产值确实高于稻田，主要是丝绸产业本身的规模制约了种桑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然地形成桑田的市价高于稻田，因为桑田的收成（产值）高于稻田。在这价格机制的刺激下，农民会自发地把适当的田地改稻为桑。这当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粮食价格会上升，使稻田的产值上升。而桑叶的增产则会拉低了桑叶的价格，导致桑田的产值下降。这样一升一降，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整，使整个经济体内稻与桑的比例达到最优。

当然，可能改稻为桑之后，种桑所需的人手少于种稻，导致劳力过剩。但这里有两个调节机制，一个是正如《大明王朝》中的丝绸大户（商人）沈一石所言，卖掉稻田的人或者转而做桑田的佃农，或者到织房去做生产丝绸的产业工人，这无非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本来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同样可以由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使各个部门的劳力生产率趋于一致。



四、借古讽今的用心

以上是假设政府不动，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理想，政府也有它的作用在里面。但以《大明王朝》这电视剧的剧情而论，它安排的是政府官员想从“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中上下其手，得以贪污。于是农民不肯改稻为桑的原因，不是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知道桑田的产值高于稻田，而是官商勾结，要贱买稻田。

以剧中提供的数据，稻田丰年的时候价格是五十石粮，歉年的时候价格是四十石，而淳安两县被淹后海瑞所极力争取的，也只是三十石。但官府却“黑心”到想只以六七石粮的价格来收购田地，于是这黑心的浙江官府，一上来就以马匹践踏农民才插下的青苗，后来更不惜在端午汛的时节，悍然炸毁九道堤坝，淹没农田，以求毁田压价。

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剧情是在借古讽今，大概是影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低价收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但其实征地的问题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而且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规限，实际上低于农地（注意，不是农地改成工业用地之后的）市价征地是不可能的。于是笔者为编剧想到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要贪污！如果丝绸大户要按市价买稻田，利润当然要比贱买农地低得多，这利润要同时供给沈一石等商人的营商收入与官员的贪污，自然导致贪污的空间少了，官员是为了便利贪污而这样不惜代价地造成贱买土地的局势。

但后来的剧情发展几乎又是否定了这一点。首先是沈一石家产被抄没后，郑、何两个官员把他的“固定资产”作价卖给徽商，计算细帐时提及，沈一石名下的桑田按市价是一亩五十石粮。这么一看，桑田的市价竟然是与稻田一样的！那怪不得沈一石不肯以五十石的市价来买稻田，因为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利润可言。既然说桑田的收成高于稻田，桑田的市价就不可能不高于稻田。其次，沈一石的家产一抄，居然发现他是个空壳，所谓浙江首富，家中只有不到二万两白银。这就更让人疑惑，沈一石干嘛要那么热心地卷入到这件事中去？他根本在这里面赚不到钱，赚到的钱都给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的人贪去了，沈一石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谈起？任何官商勾结，当然商人一方是要向官员支付贿款，有贪污的成本在内。但如果扣除贪污的成本之后，其利润还不如正正当当地做生意，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跟官府勾结，额外地支出贪污的成本？如果说农民不肯“改稻为桑”是他们有可能太老实而不懂算经济帐，那么沈一石这个“正牌”的商人，怎么竟然也不会算如此简单的经济帐呢？



这些细节追究起来，就会觉得整部《大明王朝》的所有尖锐矛盾，从一开始的基石就极不可靠，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于“官逼民反”，商人也没有必要如此白干一场地卷入其中。其实，从这剧集所设定的矛盾焦点来看，去拍王安石变法可能更为适合，因为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线之争、新旧党之争、人事之争，全都有历史现实为基础，比起《大明王朝》这样立论基础差不多是完全凭空虚构的，总要可靠得多。毕竟，真实历史与本来就是从万千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学原理，是不会有逻辑上的冲突矛盾的。

像哥这样的年纪，按理说是不应该晚上窝在家看电视剧的。可哥也有寂寞的时候。
哥寂寞的时候会上上豆瓣，豆瓣现在被一群文艺青年所占领，说话都比较客观，评分都比较靠谱。那天无意中在豆瓣看到了《大明王朝1566》，评分居然高达9.2！这对于寂寞的哥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在华语电视剧中，只有《走向共和》超过了这个分数，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视剧中，这个《大明王朝》的品质位列第二，而这部片子哥居然没有看过。哥忽然有一种久违的，在海边拾到珍珠的感觉。

当然，哥并不打算把这部片子推荐给所有人观看，只有具有一定历史知识底蕴的人才比较适合这部片子，因为其中的历史背景和台词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比如胡宗宪责备马宁远为何不多看点王阳明的书。如果你不知道王阳明谁是，也就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这句台词你就会看得云里雾里。

好了闲话不扯，故事在满天飘零的大雪中开始。嘉靖皇帝已经统治大明帝国三十多年了。如今的帝国，犹如一台老旧的机器，在艰难的运转。许多地方已经腐朽破败，大家只好拆了好零件，去补坏零件。如果再不对这台老机器加以修复，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嘉靖皇帝在明朝十六帝中是最为聪明狡诈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他？一个皇帝，痴心于修玄练道，不穿龙袍穿道袍，二十几年不上朝，却能牢牢的将帝国的权利握在手中。当年宋徽宗、李后主投身于艺术事业，难以抽身政事，导致国破家亡。嘉靖皇帝却能修道政事两把抓，哪一边都不用放下，自然有高明之处。

朝中虽有严嵩、严世蕃这样的奸臣，但也有徐介、高拱、张居正这样的忠臣加能臣。在朝中甚至是国内，遍布着他的眼线，几乎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更喜欢把自己摆在幕后，像操纵木偶一般操纵着群臣，掌控着全局。以这种方式来统治国家，这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少有的。可是有这个必要吗？汉武帝、光武帝、唐太宗这些样板皇帝，哪一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阴暗角落里，他们不都是站在帝国中心最耀眼的地方去缔造盛世吗？皇帝尚且如此见不得人，百官该如何？百姓该如何？

严嵩此时已经八十岁了，他是真正懂得这个帝国形式的人之一（另外两个是胡宗宪和张居正）。严嵩的老道和险恶是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严世蕃更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利欲熏心，又急攻心切。为了弥补父子二人在朝廷落下的的亏空，严世蕃不惜毁堤淹田，置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而不顾。这等令人发指的事，历史上算是少见了。

胡宗宪虽是严嵩的门下，却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也是大明朝一个重要的棋子。他镇守东南，抵御倭寇，又看护着两个省的百姓。
他训斥马宁远，何谓“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是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这就是胡宗宪的做事原则，做应该做的是。严嵩是知遇恩人，该敬。毁堤淹田是伤天害理的事，该阻止。凡做事前先问该不该，这便是一种境界了。中国人讲究“术和道”。“道”为高、“术”其次。就是说一件事，首先问是否该做，其次才是怎么做。有了这个原则，便有了道德后盾。也就是“理”。
《雍正王朝》中，八爷说，四哥做的事为什么我们都难以阻止？就是因为他做事处处都占着个“理”。
给“理”找麻烦，就是和道德过不去。在中国的文化中，“没道德”这个帽子谁也背不起，就算是张献忠、洪秀全这样的恶人也不会自称没道德。
由于胡宗宪秉承这样的原则，所以皇帝信赖他、严党依靠他、海瑞等人也听他的话，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初见高翰文时，他对高翰文说，“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说出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胡宗宪早把朝廷的这一潭浑水看透。
为了弥补朝廷亏空就需要织造更多的丝绸卖给外商，为了产丝就要把百姓的稻田改成桑田，百姓不改就毁堤淹田，淹了田百姓没饭吃，只好把田贱卖给大商贾。朝廷的人随便一个政策，几十万人的生活就被毁了。这就是国家，百姓如草芥。
朝廷的水的确深，不是百姓所能探知。大家皆是P民，悬命的游丝在上面，在朝廷的指头上。国家一些让百姓无法理解的事，百姓只好理解为“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

海瑞可以说是整部戏的主角，他是以一个搅局者的姿态出现的。海瑞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与胡宗宪不同，他的原则是“良心”。
为什么海瑞官做得不大，却如此的出名。是因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像海瑞这么做官的只有他一个！同样都是读书人，也都读得同样的圣贤书，为什么只有海瑞敢于把圣贤所讲的真理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从而无往不利呢？

海瑞从一出场，就准备做一个烈士。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一个人若是以搏命的姿态去做事，他就会像一把利剑一般，披荆斩棘。而“良心”，就是海瑞这股力量的来源。
胡宗宪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深，也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浑，但是他只是尽量做到稳住这潭浑水。而海瑞不同，海瑞以区区小吏之身，剑指朝廷这潭浑水，把嘉靖皇帝直接逼上了PK台。这等勇气，千古难觅。

海瑞的那篇流芳百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就像李时珍的药方一样，处处指向大明王朝的病根。这些病根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藏着掖着。嘉靖皇帝读完奏疏后，就好像被剥去了道袍，赤裸的站在海瑞面前一样。嘉靖皇帝下旨立刻缉拿此人，可海瑞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面对不怕死的人，奈何？
海瑞以一己之身，直击皇帝，为大明、为百姓谋存。这等宁为玉碎的气量，让百官汗颜。

嘉靖皇帝陷入一生中最大的纠结，对于海瑞，杀，还是不杀。于是有了皇帝与海瑞最后的PK，嘉靖让儿子和孙子坐在自己身边，海瑞一次面对三个已经或是即将成为皇帝的男人，这一幕历史上极为罕见。
嘉靖说海瑞是笔架，海瑞则把嘉靖祖孙三代比成一个江山的“山”字，另外一个“江”字，则是百姓。我认为“山”代表永恒的权利，“江”代表流淌的百姓。“山”能改变“江”的走向，却阻挡不了“江”的流淌。如果“山”一意孤行，那只能换来山洪海啸。

嘉靖皇帝说：你在奏疏里妄谈尧舜禹汤，妄谈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还妄谈唐太宗唐玄宗、宋仁宗、元世祖。朕问你，既然为君的是山，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哪座山还在？”
海瑞回答“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最后嘉靖对自己做出了终极解释，这番大道理讲的极为NB,听完之后，有恍然醒悟的感觉，佩服编剧到五体投地，也佩服陈宝国如泰山般的气势将它讲出，本人原文搬上，一字不敢添改：

“你们要把这句话记住了，所谓江山，是名江山，而非实指江山。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
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在最终的PK台上，嘉靖皇帝最终还是压过海瑞一头，他留下了海瑞的命，作为给儿子最后的礼物，因为他明白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能划破长空，整治这一潭浑水。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临终前他告诫儿子任用贤臣，儿子问，谁是贤臣？嘉靖说：徐阶、高拱、张居正。儿子含泪追问：三人之后，还有谁是贤臣。
嘉靖仰面长叹：那只有天知道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身后的事，既是皇帝，也只能问天了。
1566年的冬天，又是一场大雪中，嘉靖皇帝驾崩。
他不会知道，几年后张居正主导改革，使大明朝恢复了元气，更有中兴之势。
他不会知道，张居正死后，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把张居正半生的努力化为乌有。
他也不会知道，五十多年后，阉人魏忠贤祸国殃民，把大明朝带入无底深渊。
他更不会知道，八十年后，一个叫李自成的人率兵攻进北京城，逼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的那棵树上，自此结束了大明近三百年的统治。

这些他都不会知道，可我们知道，他们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这部剧并非写实，但是如果把历史上的人物放在这部剧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和剧中人物如出一辙。

要了解这部剧，首先想来谈谈君权和臣权。中国古代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君权神授，至高无上。可是，皇上不是神，也会累。所以皇上要把自己的权利下放给别人，也就是大臣，而大臣和地方各级豪族势力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假，但是一朝臣依旧是地方各级豪族势力的人，所以，可以说皇帝换谁都可以，但是大臣依旧是同样的一批人。

1，嘉靖帝。他14岁即位，彼时是臣强君弱。大礼仪之争历时三年，最终以他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嘉靖帝通过这件事确立了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也对御下之道掌握的更加深刻，御下，重在平衡。所以，有了后来的严嵩和徐阶之争，严嵩倒台了又扶持陈洪以牵制百官。

2，严嵩。就像是皇上的白手套一样，皇上不能做一些坏事，因为史书会写，会污了天子的荣耀。于是他就帮皇上做这些事情，对上可以明确知道圣意，对下可以或打压或安抚以成事，这样的人皇上怎么会不愿意用呢，至于百姓的死活，何人在乎，无人在乎。可是一个利益团体膨胀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受开创者掌握了。层层盘剥，贪的太多了，终惹来杀身之祸。

3，徐阶。清流的代表人物，他不想成为严嵩，但是他也不敢和皇上对着来，于是，他就属于典型的踢皮球似的人物，皇上的旨意要明确下达才会去执行，也会尽力去执行，但是效果怎么样无法保证。

4，太监。太监集团依附于皇上存在，皇上在时，威风凛凛，大小官员见到都要礼让三分。皇上不在了，就一下子失去了权力的来源，所以太监只对皇上一个人负责。太监可以没文化，可以贪婪，可是他们对皇上也是最忠诚的。

5，海瑞。我一度以为政治就是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然后多方协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也是人吃人的游戏。但是海瑞和那些人不一样。知世故而不世故，道理他都明白，可是别人不敢直言，这吃人的世道都是由于皇权的神圣性，他敢说。进京的时候自备一口棺材，置生死于度外。这个世界需要海瑞这样的人，有了他们，我才能感受到一丝丝温度。

最后，感慨一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吧。

以下所有言论全部建立在剧中人物基础上，和历史不符之处以电视剧为主。 本片以扳倒严嵩为主线，以改稻为桑这一虚构事件为主要载体，从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某一天开始讲述了明朝甚至我华夏历史的转折点。而引发改稻为桑事件的火种，表面上看就是缺钱。 是的。缺钱。就这么简单。 从第一集开头打死钦天监就已经隐隐铺陈了三方政治势力。第一股，以司礼监为嘉靖皇帝代言人的皇权派，第二股，以裕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和继承者们，第三股，以严嵩严世藩为代表的当权派。 三方势力齐聚内阁正在进行一场财政会议，会议的主题依然是缺钱。严世藩和徐阶高拱在御前争锋相对，而嘉靖一脸高深莫测坐在他的道台上。 小时候看我没懂，纯粹以为严嵩是奸臣，用掉了国库中大笔的钱，然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代表月亮惩罚他，裕王亲君子远奸臣，最后这件事情HAPPY ENDING。若干年后再倒回来看才发现自己以前纯属脑残。 严嵩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其背景不再赘述。历史上奸臣的结果还是抄家菜市口伺候比较符合老百姓的口味，但是这个奸臣居然没有被皇帝杀了简直岂有此理！！ 所以这件事其实很微妙。 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全剧脉络：引子，钦天监被皇帝杖杀。表面原因有点不记得了，印象里是这倒霉催的钦天监参奏朝廷花钱太费，深层次含义其实是对着严党来的。因为当时掌权的是严党啊，花钱太费不就是在说严党行政垃圾要换人么？但我们的朱道长不是这么理解，嘉靖的帝王心术让他觉得你一个钦天监怎么连各部具体开销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必然是徐高张说的，而这么明晃晃对着严党来恐怕不只是党争。钦天监是徐党的人，那徐党是谁的人呢？说严党行政垃圾，那用严党的自己又如何呢？这到底是纯粹党争，还是有人“背后指使”，想逼宫啊？个人认为，徐党指使钦天监上那个折子未必没有“逼宫”的意思，而背后影影绰绰多半确有裕王影子。况且有没有其实也没多大相干，因为有没有裕王，徐党也是和裕王脱不了干系的（印象里徐阶张居正做过裕王老师，是的你没有看错，张居正比裕王小但的确是他老师，并且徐阶还是张居正的老师。我甚至怀疑张居正的威信是在裕王府建立起来的，所以李太后一生对他五体投地式佩服，比自己老公小了快十岁学问还那么高23333。而高大炮从头到尾站队裕王，他想百尺竿头呢。是这么一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以这事有没有裕王他也脱不了干系，这剧所有人全是身不由己。）到内阁财政会议（缺但钱，讨论怎么来钱。题外话，裕王在他们开财政会议时在王府的战战兢兢绝不是那些千古一帝十全老人电视剧里的示弱，他是真的弱，真的害怕。因为太子之位多年悬而未决，裕王空有太子之实而无太子之名，随时会被道长厌弃。何况道长迷信玄修，蓝神仙跟他说过二龙不相见，他就真的免裕王请安，不怎么跟他接触。当年，因为倒严死去的朝廷风骨如沈公，杨公，多么铁骨铮铮，却依然丝毫无法撼动严党的地位，钦天监周云逸一样不能，不但不能，恐怕还会引来嘉靖雷霆之怒。钦天监的死已经证明了嘉靖的态度，而在内阁财政会议上再度发难政治风险就会很高，但是徐高张依然去那么做了。叫他如何不战战兢兢。他是直到李妃诞子后才觉得徐高张和自己未必会有难的，理由很简单啊，江山社稷，薪火相传。剧里嘉靖就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生了唯一的孙子，地位基本稳固了。），严党和徐党激烈交锋，最后商定一个改稻为桑的结果（改稻为桑，织出丝绸，卖给歪果仁，国库自然有钱了，国税自然也有了。）再到江南出事（强行推行改稻引发了决堤事件，官逼民反等等一系列），海瑞出现，发出大明王朝一声铿锵地怒吼，最后几方势力共振，严党垮台。 脉络整理完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引起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钱啊。那钱究竟去哪儿了呢？

搞清楚钱去哪儿了就能搞清楚这部剧最核心的迷雾——这一切都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正因为缺钱，才会有之后的国策——改稻为桑。才会有马宁远之流中下阶层官员在忠君的思想下，强行推动改稻为桑，逼民于水火，才会有胡宗宪赵贞吉这些或老成谋国或油滑能臣在大明绽放出他们的光芒，才会有沈一石这类所谓大商贾欲借东风，官商勾结，最后却留下“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自焚而亡；才会有杨金水在浙江揣摩圣意，故意决堤，激起民变，才会有国之利器海瑞发出千古怒吼，宝剑出鞘，真正撬动严党倒台的第一块基石，才会有名垂青史的海瑞骂嘉靖。 　　 那么，钱究竟去了哪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本文题目说起。 本文题目为一句台词，是严氏父子陛见之后，退出宫外，严嵩对张牙舞爪的严世藩说的——“记住：整个大明王朝，只有一人能够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人能遮风挡雨，就是你爹，不是你！” 私以为这剧台词写得太特么有味道了，简直一句道尽严嵩二十年盛宠不衰的终极秘密，并将嘉靖和严嵩之间的君臣利害关系一针见血的剖析在观众面前。 　 想要搞清楚严嵩嘉靖的君臣关系，就要先搞清楚嘉靖皇帝这个人。 嘉靖十四岁时登基为帝，从十四岁到十七岁三年，这位少年天子啥也没干，就干了一件大事，便是史书后来称之为“大礼议之争”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嘉靖要给自己亲爹按太上皇规格祭祀（前任正德皇帝无子，才选了嘉靖做皇帝），群臣不肯。深层次说，这是嘉靖在借大礼议的规格问题，欲确立自己继位的法理正当性。再深层次说，这是嘉靖为代表的皇权和以阁臣、御史为代表的相权之间的殊死搏斗。搏斗的代价，是杖毙几十个，打残几百个，摘官几千个，贬了几万个朝廷命官。搏斗的结果，是皇权的全面胜利。 我举此例只为说明，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是怎样的心性。他要的，不管代价如何一定要得到，他不要的，不管代价如何他就是懒得看一眼，他才是大明王朝真正呼风唤雨之人，所有人，都要、听、话！ 他贪财，他好色，他迷信，他要长生，贪淫奢享，昏君该有的特点一样没有少。甚至宫女偷偷商议要弄死他，不然日子没法过了。 尽管如此，他沉迷炼道，（朱道长在剧里一直摆出一副随时都会飞升的姿势），二十年没上朝，居然仍旧牢牢掌控君权，从未旁落，他倒严党而未倒严嵩，杀严世藩而未杀海瑞。我真的发现本剧中的嘉靖皇帝算是史上最成功的庸君没有之一。扯远了。 在嘉靖发现严党收税给自己800万两而给皇帝留了400万两后，彻底开启发狂模式。 “他严嵩拿800万两，朕拿400万两，还要朕感谢他们！！” “这都是朕的！都是朕的！！” 浙江故意决堤他没有发怒，百姓流离失所他也没有发怒，严党贪污更是不在话下，贪了他嘉靖的银子却龙颜大怒，天子一怒，血流成河。 这下找着关键了。 哦，原来国库空虚是嘉靖自己弄的！ 嘉靖下决心除去严党，我终于能在片子后半段看见一直泰山岿然不动的严嵩（党）撕破脸皮，露出狰狞面目，进行最后反扑。 一切都是钱闹的。

（划重点！！！到底严党贪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七八年前看的剧不可能那么清楚，重点是嘉靖拿小头严党拿的大头！！这才是嘉靖发怒根本原因！也是嘉靖决心倒严的根本原因！）

他倒严的主因既不是严党弄得民不聊生也不是严党党同伐异，而是凭什么严嵩拿的比本道长多。严嵩这把遮风挡雨的伞伸的太过。一个多么令人齿寒的理由。 嘉靖作为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作为当时体X制内最有可能改变这一切腐朽的关键点，坚定不移地继续他的腐朽。 他要权利而不要责任，要享受而不要制约，不但不要，还要放狗咬制约他的人，咬制约他的制度，他想让自己爽，就让整个国家不爽，他把他的子民扔出去，任由官吏鱼肉，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才是造成这一切的背后推手。他比官吏更可恶，他纵容官吏如此，他养成这种土壤，他是最大的万恶之源。 最后，吕芳去守皇陵了。大太监杨金水在浙江叫他干儿子故意决堤是揣摩到了上司兼干爹吕芳的意思，而吕芳则是揣摩上意，这个“上”是谁，不言而喻。（吕芳的干儿子黄锦就说过他们太监不是人，是有朱道长和吕芳才是半个人，所以太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嘉靖和吕芳毫无疑问。而吕芳安身立命的根本则是嘉靖。根本不用怀疑司礼监对皇帝的忠诚度和依赖度，有些看官得出司礼监蒙骗嘉靖我竟不知说什么好。。。。。明朝对封建社会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使用太监巩固皇权，使用内阁，压制太监，使太监和内阁终其270余年互相残杀，使君权空前集中罢了。太监无子，不可能造反，只可能配合其他势力乱政。而内阁都是翰林出身，明朝能做翰林的全是进士，文官权利空前强大的一个王朝，几乎是顶峰。这就决定了文官集团不可能看得起太监，即使为了目的暂时苟且也很难长此以往，内阁设首辅而不设宰相也决定了文官权利不会只取决于一人。所以各方利益相互掣肘，不会发生重大变革。题外话，张居正十年神万改革的确非正常状态，逼走高拱后，内阁十年基本就张一人，这是非正常的，没有持久性。为什么没有持久性这是题外话，不在此赘述。）严世藩死了，他必须死，不杀他如何平民愤，平官愤？严嵩抄家了，但他不能死，因为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敢给嘉靖做狗了——皇帝还是在惜名声，他不想承担过河拆桥的恶名。总之，奸臣伏诛了，坏人全死了，二十年的内阁首辅，说罪是你就全是你，贪财？淫奢？与民争利？那是严嵩！皇帝依旧英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大明王朝一片盛世清明。 他不杀海瑞的心思，其实和严嵩是一样的。 他用黄河长江论和海瑞进行最后的激辩（其实也能理解为自辩），告诉海瑞为君之不易，明着看是教诲，其实有点被海瑞扯掉底裤后退无可退的狗急跳墙模样——我特么多不容易，你给点面子，别把我贪婪自私漠视民生的事实揭出来了！嘉靖用皇权和天然的君臣位分，半诉苦，半陈述事实，半狗急跳墙，半狡辩的方式将海瑞压了下去。他甚至还有点委屈。他恨海瑞揭开了大明王朝腐烂的真正原因，他恨不得杀了他，但毕竟没有杀。因为他不想担恶名（杀舆论意味着什么，嘉靖一直不是昏君这是其一。其二，沈、杨作为舆论被他杀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点穿最后一道遮羞布，打转半天还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海瑞不同，他前无古人，把皇帝才是万恶之源血淋淋直白粗暴撕给天下看，嘉靖反而顾忌，因为他真的还不是昏君。与此做对比明显的是钦天监，嘉靖毫无压力地把他杀了。），他还要一个“容许臣子进谏的好名声”，一个合格的帝王基本原则他还不敢冒犯（不然剧尾他不会再度穿上朝服，海瑞如何死谏也都不会成功）。他何尝不知海瑞说的都是实情，但揭开的遮羞布是再也无法穿回去的，他下不来这个台，也无法再用类似严党之流作自我麻痹，所谓某党作孽但皇帝英明的借口已被海瑞撕烂。

但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威信，他也不想或者不愿在自己的时代使用海瑞了——将海瑞定罪关押。裕王登基后特不特赦海瑞，他既不关心也不在乎，海瑞是他心中“完美“治世的一根心刺，如鲠在喉。吞下亡命，不吞则无路可走，是骑虎难下的痛苦和挣扎。嘉靖是死活不会去特赦海瑞的。

我想他对海瑞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明君的他欣赏海瑞的价值（这是他没有杀海瑞最大的原因。他还不昏），庸君的他又憎恨海瑞让他无法继续尸位素餐。

最后嘉靖白龙鱼服去死牢和海瑞的一番谈话，才是本剧的戏眼。海瑞句句字字皆为诛心之言，像一把把刀以前无古人之势横劈进嘉靖内心，秉魏巍浩然正气，几乎是逼着嘉靖跪在众生面前听他们的泣血之音。片尾嘉靖重新穿上龙袍也预示着他重新捡起了已被自己抛下二十多年的帝王责任，而把裕王父子喊至眼前则意会江山基业薪火相传。

他尚未泯灭的最后一丝理智和责任感在自己苟延残喘之际终于唤起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职业道德。（不是良心，身为帝王良心早已不是衡量决定国家行政的第一要素了）——尽管这是被逼的。海瑞诛心终于成功。嘉靖服软了，承认自己错了。天子弃天下苍生于不顾，以至京师内外饿殍万里，满朝文武，良臣将相，整天想的是捞钱（严党）夺权（徐党），竟无一敢言！最后一位无父的小官以生命做代价直言死谏，千辛万苦，换来君上一句错了。天下苍生何其渺小，何其可怜！（说到这里，我看见有种说法认为嘉靖是在片末海瑞骂完之后才明白民间疾苦，而醒之晚矣。我个人完全不同意！他明显什么都知道，却因为自己私心要享受而不想去管那些，最后片尾穿上龙袍代表帝王责任心苏醒正好呼应这个逻辑。海瑞骂嘉靖与其说点醒嘉靖，不如说是在逼他承认自己二十多年的明修玄道暗操独治是错的，不肯承担帝王责任也是错的，不顾天下苍生也是错的。海瑞的重点是逼嘉靖承认自己错了！而不是嘉靖啥也不知道，天真无邪最后被海瑞点醒严嵩是坏蛋。那也太看不起嘉靖智商了，这剧就算没看懂了。） 嘉靖这人，简直细思恐极。 养着严党替他遮风挡雨，遮去批判，遮去毁誉，遮去御史们的青史挞伐，也和中心台词交相呼应，“记住：整个大明王朝，只有一人能够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人能遮风挡雨，那是你爹，不是你！”

严嵩又何尝不知皇帝的意思？他已然走到这步，亲有儿子疏有门生，近有故吏远有对头。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相互交织成一张巨大而又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换的网，将他牢牢地困在中央，他骑虎难下，也退不得了。一句遮风挡雨的是你爹不是你既包含了他对严世蕃打着严党（也就是自己）名号瞎搅和的申饬，又有老奸巨猾的资深政治家对于儿子无知无畏牵涉太深的担忧——给他做了一辈子狗，大明王朝最懂嘉靖的是毕竟严嵩。 用不用严党，倒不倒严，什么时候倒严，怎么倒，谁死谁活，不在于徐高张，不在于裕王，只在于嘉靖自己觉得是否需要。 徐高张们就真的符合常规电视剧里好官的设定么？ 如果是，嘉靖才是万恶之源这个事实根本轮不到由海瑞来揭开。 如果是，关于改稻为桑的激烈博弈和战场应该是天子庙堂而非前线浙江。（徐高张在想什么，我在楼下对别人的回复里已经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这真是我看过的对于官场最真实的描述（2017年04月08日的我再强调一遍，没有之一）。看完此剧，有种蚀骨的冷。这种冷，恰恰是因为它的真实。 因为它杜绝了其他所有电视剧中都避免不了的，对于权利和政治的意淫。没有那些邪不胜正，没有那些好官坏官，没有脸谱化和政治正确，没有代表月亮惩罚你，真实是什么，它便展现什么。你也很难用非黑即白去给剧中人物定性，人物的行为由立场和目的推动，所有发展都符合动机逻辑。 没有救世之人。连海瑞也得先做好家破人亡，永无可赦的准备，才敢去揭开事实，并且依然不能改变什么。妻女双亡，老母无人奉养，海家绝后，这便是一个直臣的结局。 权利的弄潮儿不过换了一批，是徐高张还是严党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金字塔的顶端即使改变也是为了自己，君上的冷漠自私理所当然地凌驾于人民之上，无论你愿意与否，他自欢喜肆意。沈一石倒了，但大明永远不缺沈一石们，高翰文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批。百姓却还是那批百姓，生死复往，循环无限，中外皆同，古今复然——这几乎是把人逼到了绝境了，连个电视剧式虚假的希望意淫都不愿留给观众。 细思不仅恐极，简直令人崩溃。 （关于严嵩，又可以写一个长篇，居然有人觉得本剧是在美化严嵩也是醉了。） 最后的最后。这帖子认同我的，不认同我的，甚至跟我吵架的评论，都留着。 但有一个我删了，还拉黑了。 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金科玉律，“女性思维就是狭隘了点”？“还就说这么多”？ 说我本人狭隘我都不会删你。 什么玩意啊。

呸。

海瑞，国之利器。抗豪强，斩荆棘，治太平。明主得之，犹如得一龙泉宝剑。然而，这一位煮海的张生，可做万世清流之师表，历代官宦之楷模，却万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哪个女子嫁了他，可谓前世不修。
就像海妻——《大明》剧中苦人不少，但若论起最苦的人，非这位海氏夫人莫属。
剧中，海瑞登场之前，先有谭纶一番介绍作序幕。这位谭詹事，为证明海瑞的人品德操，一上来便大讲其纯孝——明朝以孝治天下，自“二十四孝”以下，孝道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圣人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即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而孝，则绝不会犯上作乱，亦即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谭纶口中讲的，海瑞这个千古第一忠臣，“说来你们不信，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他一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
孝之一字，若是出于亲情，自当感慨赞叹，然而做到这般极端，又显然超出了常理。明朝严苛的理学逼出了许多“亚精神病”，徐文长就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海瑞的诸般作为，也曾被后人若有意、若无意地扣上了“偏执狂”的帽子；而从现代心理学揣度，这种近乎荒唐的做法，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过分的恋母情结。
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第一灭的便是男女情欲。这种流毒千年不灭，即便是《红楼梦》这样至情至性的小说，也不免有“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句子；甚至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中国文学，也还是不断出现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革命斗士。以正统清流自居的海瑞，更是将端方严苛的“君子气质”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他看来，娶妻成家，不是为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他娶妻子，一是要一个伺候他“阿母”的佣人，二是要一个给他海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至于这佣人有没有尊严，这工具有没有情欲，他是完全不必也不屑去考虑。
于是剧中，海妻动辄得咎，海母稍不如意，做儿子的便立刻将罪过归到妻子身上，言语间不茍言笑，全是一副牢头神色，搞得海妻终日僵着一副面孔，长篇剧集里没记得她笑过几回。
如果海妻是一个无知无识的蠢物，也还稍平人心。然而，剧中的海妻，是个知书达礼、隐忍善良的女子，既有柔情万种，也有娇憨活泼。情深至处，能婉转地引《诗经》里的句子来吐露心意；至于侍奉婆母尽心尽力，体贴丈夫无微不至，真是万世修不来的好媳妇。
然而这样一个人，眼睁睁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浸淫下，变得日益木讷、呆滞。
片尾，海瑞获悉妻子千里之外难产而死，终于面露戚容。我心想：这下该念一念夫人了吧？哪知这一位，“强作镇静”地以一杯酒祭地，抬头吐出一句话，竟是——“海瑞不孝。”
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一个女人，风里雨里伴了你几十年，如今因你拖累而死。哪怕是条狗，也该念念它的好处。可我们的海主事，第一个念头想到的，还是自家，牵挂的，还是他海门添嗣续后无望，至于那个活生生的人，对那个朝夕相伴有血有肉的人，可有一分留恋？
我景仰海瑞的刚毅正直，尊重他的忠勇仁毅，愿做他的同仁，他的仆役，他的子民。然而，身为一个女子，在我的眼里，海瑞绝对可敬不可亲——即便终生不嫁，也不能嫁这样的人！

二零零三年，某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海南视察时专程拜访了海瑞墓，在参观海瑞墓的时候他说：「海瑞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来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 二零零四年，张黎和刘和平在一起做一个历史剧本子《曾国藩》，当时已经做了十七集，第一集就是琦善去审林则徐说他贪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写是几乎播出不了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只是图个自己开心。后来实在没钱吃饭的时候，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松林找上了他们。 二零零五年三月，刘和平开始创作海瑞题材的相关作品，他把嘉靖和海瑞的像挂了起来，每天写作之前先给这两位焚香叩拜。 二零零六年三月，电视剧开机。关机前一天，横店暴雨，很多人档期都到期了，但大家都还在等最后一场戏的到来。刘和平远在北京，决定去嘉靖帝的永陵拜祭，香一点，跪在那，横店那边立刻就雨过天晴，等最后一场戏拍完后，雷阵雨又来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这部剧在湖南台播出。当时的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亲自为这部剧的片尾曲谱词，整个湖南台都对该剧寄予了厚望。然而事与愿违，该剧最后的收视率「惨不忍睹」，待该年湖南台出品的《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全部播出后，湘剧的黄金年代业已告终。 但放眼湘剧乃至于整个国产历史剧里，刘和平和张黎合作的这部剧都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也许它还将后无来者。 《大明王朝1566》。 一 谁在书写明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中国历史几千年，周秦汉唐宋，时间线进展到明朝时，整个政治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明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王朝灭亡的经验，罢黜了丞相的职位，规定了后宫和外戚的权力，牢牢把宦官把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此时权臣、外戚和宦官所带来的威慑力已经荡然无存。因此研究明朝，本身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成熟形态。从中可以更明朗地发现其先进的所在和固有的矛盾。 同时，明朝的史料之丰富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研究先秦史的朋友常常寄希望于出土各种上古时期的材料，否则就只能在寥寥几部故纸堆里扒拉；清朝灭亡后，整个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根本没有空去编写一部清朝国史，同时由于满文档案长时间不被重视，直到二零零二年国家才开始启动编纂《清史》的计划。而明朝除了官修张廷玉版《明史》外，还有万斯同、王鸿绪等人的《明史》原稿，同时由于遗民情结，计六奇、张岱、査继佐、王夫之等人也都有各自的私修明史，此外明朝还有着完整的明实录、圣旨、奏折、民间笔记，加上各地的县志、讼状，还有没有被风干破坏的大量墓志铭，可以说这些史料能从各个层面还原出一个明朝。 哪些层面呢？由于史料过于完备，后人在翻阅史料时能发现有明一代政治斗争之激烈被记载地异常清晰，也因此书写明朝的方式从明代起至今都没有定论。 先看官修《明史》。清兵入关以后，从顺治二年设明史馆，直到乾隆四年才刊行，整个修纂过程历时百年，通过对其中一些细节的观察我们能发现这部《明史》是站在谁的立场。 首先，编修《明史》的人是万斯同，这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弟子，而无论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弘光实录钞》来看，还是从他父亲和自己的生平经历来看，都能很清晰看出他的立场是站在东林党人这边的，因而这一贯的书写方向被继承到了《明史稿》中。 此外，由于清朝和明朝本质上都是封建王朝，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是绝对不能将前朝统治者说得太差的，也因此查阅康熙谕旨时发现，他曾多次表达过对《明史稿》里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不满，同时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 可以说，官修《明史》是站在统治阶级和文官阶级共同体的立场上书写的，所以前期的很多史料的可靠性还是足以令人信服的，只是由于万历以后「大清龙兴」，很多事情才不得不进行掩饰，比如南明的几位皇帝就被暗搓搓隐藏到了《列传》里。 建国以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待历史的角度站在了人民立场上，因而在南炳文《明史》里我们能够看到史学家们对文官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后在顾诚的《南明史》里，我们也能看到史观的再一次转变，这次顾诚没有一厢情愿地对文官阶级里的「清官」们进行歌颂，而是真正将他们的言行和动机区分开来，扒开他们名为爱国实则为了私心的真面目。 网络时代，书写明朝的人就越来越多，如当年明月、杜车别、李晓鹏，他们各有立场，有的观点和《明史》一样，有的歌颂着统治阶级鞭挞着文官阶级。每个人都在书写明朝，国家、清流、奸臣、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站的队伍，明朝的历史是如此迷人、如此精彩。 这次，书写明朝历史的那个人叫做刘和平。他说：「我们《大明王朝1566》这个戏出来，标志着中国长篇电视剧的成熟，让任何文学艺术门类的人看了之后，不敢小瞧电视剧。我敢在这里说一句，我们这部电视剧出来之后，不管你哪个界，文学界的、史学界的，方方面面的，最后都得承认，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

该剧播出以后，得到了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刘泽华、冯尔康、古伟瀛、胡忠信等多位历史学家都给这部剧打了高分。 那么，刘和平是怎么书写明朝的？ 二 历史的承受者 为什么选择嘉靖时期？除了上面安排的任务外，我们还能找到嘉靖朝的一些典型之处。 因为统治阶级和文官阶级的斗争激烈化始于嘉靖。 从嘉靖即位以来的大礼议到后来多年玄修不上朝却牢牢把控着朝政，嘉靖不像他伯伯弘治那样「听话」，也不像他堂兄正德那样「惫懒」，嘉靖本身就是权力中心，他时刻将权柄掌握在了手中，却又不肯像自己后代万历和天启那样担骂名，因此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替他「遮风挡雨」的人出现。于是严嵩应运而生。 大家都说严嵩是大奸臣，后来在《明史·奸臣传》里他还被排在了头一位，但严嵩又何尝不知道裕王才是未来的皇帝，他为何要跟裕王对着干呢？因为不跟裕王对着干的话，严嵩死得更快。他做了内阁首辅，就是要替皇帝「遮风挡雨」，所以杨继盛和沈炼要杀，却不能由皇帝来杀，骂名得由严嵩挡着。 因此我们看到，嘉靖朝有着很多个性人物，不仅有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清流，还有严嵩、严世蕃、鄢懋卿等严党。最重要的是，嘉靖朝有海瑞，有着大明朝最厉害的人之一，海瑞（不像黄仁宇和当年明月说的那样，关于海瑞的真实面貌会在下文中提及）。在这样一个权力漩涡中，刘和平选择再虚构一极，那就是以吕芳、陈洪和黄锦为首的宦官势力，将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下形形色色的人纳入到一个故事里，一个阴阳八卦里，看他们如何运转、如何博弈。

刘和平没有彻底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而是像他曾经说过很多次的那样，选择了让笔下的每个人都承受历史。无论是后来写《北平无战事》，还是在给《十月围城》写推荐时，他都说：「我们在写历史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自觉地知道，我们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承受历史，而非创造历史。简单地写他们创造历史，反而会流于表面，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我们在后世评价他们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事实上只是历史已经进入那个阶段，需要有人来承受它，完成历史的转型。再往下说，我特别反对说，哪一个人，哪一群人，哪一个阶层的人，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世界的意志。改变不了，唯一值得推崇和歌颂的最伟大的精神，是一种承受的精神。」 我们看到，当刘和平笔下的人物在承受历史时，他写每个人的时候都会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观众能通过那样的主观感受去理解人物，更加能还原成一个人。但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么在看待他人时一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当这些多元评价同时出现时，我们对历史情境就完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步哲学思考。 在《大明王朝1566》之前，刘和平还写过一部描绘帝王的剧《雍正王朝》，在那部剧里面他沿用了托尔斯泰的命题「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站在了雍正的角度进行一元化创作，虽然一改过去史书里对雍正的暴君塑造，却依旧停留在了从某一固定立场看问题的创作方法上，因此有不少观众批评这部剧说过于美化皇帝。 《雍正王朝》是一个开始，它的编剧是刘和平，它的艺术总监是张黎，两个人从这部剧相识。后来的张黎沿着《雍正王朝》的路子拍了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剧《走向共和》，在这部剧里主创者站在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立场上，依旧处在了颠覆形象的思想层面上，让许多观众为他们遭受的非议抱不平，而没有真正产生对历史情境的真实还原。可以说《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确实在艺术上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但也都才走到「肯定、否定」的第二步。 只有到了《大明王朝1566》，在同情和理解的基础里加上批判的环节，才能真正做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三 云在青天水在瓶 很多观众在看完《大明王朝1566》后，会开始学会体谅严嵩、体谅严世蕃，他们会说严嵩和严世藩并非是一个奸臣，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苦衷，这一点我们在剧中确实是能看到的。比如第十七集胡宗宪和严嵩相见时，老态龙钟的严嵩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之情就感动到了很多人。

严嵩这个首辅当得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权臣那样一手遮天，而是有很多难处，在他和对手徐阶的交集中，就完全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在以一个长辈的口吻和徐阶交流，言辞间十分诚恳。 同时，严世蕃也并非人们以为的无恶不作。从第一集开始，严世蕃就表现出自己的跋扈，他替皇帝做着事，所以从不担心会出事，观众从严世蕃的角度去看问题，自然能理解他。 可是如果只看到这一层面，那这几个人物就和《雍正王朝》里的雍正、《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没太大区别了，其实刘和平依然在作品里表现出了他们大奸似忠的模样。 皇帝知道严党贪墨吗？他知道。第十七集，嘉靖皇帝就在胡宗宪向他表陈自己误国的时候对他说：「你又不在内阁，更不是首辅，误国还算不到你头上。一个浙江盯着一个织造局二十年便贪了百万匹丝绸，还有两京十二个省，还有盐茶铜铁瓷器棉纱，加起来一共贪了多少？严嵩这个首辅当得真是值啊。」

但是嘉靖为什么不追究呢？ 因为嘉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私心的人，所以他需要严嵩的存在，只有严党存在，他才能享受荣华富贵。因此严党的任务是替嘉靖敛财。同时嘉靖还是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皇帝他必须要维持国家的运行。 所以当严党一方面替嘉靖敛财，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的指责。在故事后期，严家要倒台时，严嵩让严世蕃写信给胡宗宪，只交代了一句话：「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倭寇不能不剿，不能全剿。」因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倭寇在，胡宗宪就在，胡宗宪在，就谁也扳不倒自己。

这才是严嵩老谋深算的真面目，他为了保住自己，才不得不维护国家稳定，如果看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刘和平确实是还原出了历史上的那个大奸臣本来面目。只是人不是标签，符号和定论是我们在完整了解了一个人的形象后提炼出来的定论，但是在还原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让观众自己感受，而不能代观众去评价。 奸臣是有血有肉的奸臣了，那么清流们呢？ 上文说了，嘉靖是皇帝，作为一个皇帝他必须要维持国家的运行。所以他不得不保裕王这一帝国的未来继承人，同时为了防止严党坐大，他也需要裕王身后有一批人能和严党抗衡，那就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主要人物的清流们。可是清流就真的是清者自清吗？ 为了斗倒严党，他们冠冕堂皇、想方设法，但是剧中张居正的一番话却暴露了这一点：「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干脆让浙江乱了，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谭纶听了这话后深表赞同：「是大谋略！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

说出这话的，正是后世被称之为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为了大局居然想靠牺牲浙江的百姓来引严党上钩，如此的清流究竟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更赤裸裸的描写是在严世蕃的视角上，在嘉靖将高拱、张居正和严世蕃逐出内阁时，严世蕃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脾气暴躁的高拱和装模作样的张居正的私心。 「高肃卿，你要还是想赖着等内阁首辅那把椅子，我告诉你，徐阶现在都还没坐上呢。就算徐阶坐上了，也不会传给你，江南他还有个学生赵贞吉在等着，你身边他也还有个学生张居正在等着。」

而到了第二十九集，高拱严厉指责赵贞吉、暗中腹诽徐阶，借题发挥，可以说是名义上的「替海瑞不值」，但是否也存了自己的私心呢？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党并非是好人，而清流也不见得就真的一身正气，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每个人也都是身不由己的。二元对立很容易产生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嘉靖在这里面引入了第三元，于是以吕芳为首的宫中势力不断调和着两方派系。由此诞生出吕芳、冯保、黄锦、陈洪和杨金水等不同形象的太监。 这是嘉靖的哲学。故事的主角之一嘉靖在第一集早早就登场了，却在第三十三分钟才开口自己的第一句台词，出场后他背诵了唐朝李翱的《问道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这首诗里嘉靖最爱最后一句，他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这正是嘉靖一贯的想法，整部剧里面他都这样控制着手下的臣子，直到最后一集觉察到自己快不行了，决定给儿子裕王交个底的时候，他说：「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嘉靖皇帝信奉的是「长江黄河论」，所以他需要云在青天水在瓶。第一集开头，从周云逸被杖死，到御前会议闹闹哄哄，这一切都是「混沌」的，可以用无极来形容，直到太阴嘉靖出现，立刻趋于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嘉靖把玩着这一切。于是阴极运转下，我们看到了三个典型人物的出现。 一是胡宗宪。第十七集里，嘉靖问吕芳胡宗宪像谁时，吕芳说：「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这句话就表现出了媳妇的两难境地，整部剧里出现过三次对「媳妇」的描写，除了这次外还有严嵩对胡宗宪自承媳妇和徐阶对嘉靖自承媳妇，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所以在这部剧里，最难的是胡宗宪，他既不愿公婆难为，也不想子女受苦，最后只能在严党、清流、皇帝、百姓间充当润滑剂，操劳一生。 二是沈一石。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作为商人虽然表面上生活富足、雍容华贵，可实际上出了事谁也不去保他。沈一石要是做小本买卖，那是成不了气候的；但要是想做大，就必须和政治挂钩，一旦跟江南制造局走在了一起，那么只要出事，大家都会往他身上压。同时那些官员们要保的也是黎民百姓，谁也不会去管一个商人的痛楚。 作为最无助的商人，沈一石在生命的最后把祸顶上了天。他选择鱼死网破，用生命书写了自己唯一的一次抗争：「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我之后，谁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

第三个人，就是本剧中的另一主角，阳极的象征，海瑞。 四 阴阳：海瑞与嘉靖 刘和平在接受访谈时说：「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第二十四集里，即便是沈一石想把事情往上面捅，也有很多人比如杨金水、比如严世蕃、比如赵贞吉，无论是清流还是严党，都不愿牵扯进宫里，虽然他们都知道根在哪里。但海瑞一意孤行，他说：「我不是『越中四谏』，也不是『戊午三子』。我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这就是海瑞的目的，他比其他人都更纯粹，更坚决，剧中其他人都有私心，海瑞没有，他无党无派，只一心期望政治清明。 《大明王朝1566》开头第一集的第一幕是打死周云逸，原因是腊月没有下雪，周云逸说是上天预警，刘和平在原著里这样描写：「于是朝野的浮言又悄悄漫向了皇上。一场由天象引起的政潮已经暗流汹涌。」 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海瑞和周云逸的不同之处。 要知皇帝又叫天子，周云逸说上天预警，这番言论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嘉靖皇帝的合法性，同时由第一集里的对话可以知道，周云逸其实是裕王的人，嘉靖要杖杀周云逸也是为了给裕王警醒：不要结党。 而海瑞呢？海瑞十分聪明，无论是现在的这番言论，还是在后来呈给嘉靖的《治安疏》里，他都谈的是实际问题，在那篇奏章里他先将嘉靖比作尧舜禹汤，然后再不断提出皇帝的各种毛病，从一开始都没有否定掉皇权。可是无论周云逸还是杨继盛，都在否定嘉靖的合法性。这是根本上的威胁。 不像很多人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里对海瑞只能作为道德楷模却不能办实事的评价，历史上的海瑞其实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官员。潘叔明和许苏民两位老师就曾撰写过文章来澄清《万历十五年》里对李贽作品的误读，李贽的原文是这样的：「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粱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而这时我们才能发觉，李贽其实在描述海瑞才是「栋梁者」，而《藏书》里李贽也说过「至今小民得保守田业，相率绘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等话，均是在赞扬海瑞，至于认为「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是形容海瑞的，都是受了黄仁宇先生的「荼毒」。 那么海瑞究竟多有能力呢？ 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期间，就解决了困扰了几百年的吴淞江淤塞问题，海瑞以精准的判断凭一己之力力排众议，「由是旱涝有备，年年丰登，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在当时就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感慨「万世之功被他成了」。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能发现，海瑞的治水工程还引发了一场开埠设城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上海。可以说没有海瑞就没有现在的上海。 此外，海瑞在针对后来导致李自成造反的驿站问题上也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当时没有权贵极力劝阻而最终罢策，这项政策对明王朝的延续也许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海瑞，根本不是什么只有道德没有能力的无用之臣，而是真真正正的孤臣，没有私心、无党无派。

也因此嘉靖不可能杀海瑞，嘉靖杀别人可以说是他人搏名、结党，但对这样一个海瑞，他杀了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纣王，海瑞是比干了。嘉靖要做的是逼迫海瑞认错。其它所有官员都在自己控制之下，海瑞没有。嘉靖必须要留下自己的历史形象。 然而直到本剧最后，他们也没有得到互相认同，刘和平也没办法让他们互相认同。 很多观众都认为，本剧最高思想的凝结是嘉靖的那一番长江黄河论：「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要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其实不然，本剧剧名是「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上述这段话只是对嘉靖思想的精华总结，而不是海瑞的，更不是刘和平的。 在刘和平与海瑞灵魂共通的那一刻，当嘉靖问海瑞他奏折里妄谈的那些尧舜禹汤、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唐太宗、唐宪宗、宋仁宗、元世祖都去了哪里时，刘和平和海瑞齐声说： 「都在。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画面立刻切到了饥寒交迫的百姓在鹅毛大雪（本剧中「雪」是一个重要意象）中的凄苦情状。我们也能很快清楚，刘和平与海瑞的立场，那是真正站在人民叙事的角度。

人心，一个看似云雾飘渺、捉摸不定的词，却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很多精英人士都认为历史是可以篡改的，群众是可以煽动的，人民是盲目的、愚昧的。但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之所以能够煽动群众，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迎合了群众的心理，试想如果有人想歌颂日本侵略者，会有多少群众被煽动呢？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萨拉热窝的「理想主义」青年向大公开了第一枪，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但如果群众的情绪没有被挑起来，又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主义」青年呢？ 不像很多精英推崇精英治国看不起民众，在刘和平的作品里，永远以「民心」为第一位。想利用群众的早晚被反噬。 《雍正王朝》片尾曲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北平无战事》最后一集里说：「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

回到《大明王朝1566》，虽然在这部剧里很多人认为替严党翻案、替嘉靖翻案、替徐阶翻案，但如果真正探究进去才会发现它才是真正写给劳苦大众的作品，不歌颂文人、不歌颂奸臣、不歌颂皇帝。在将这些人全都还原到历史情境后，观众自然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站在人民的角度进行批判。 刘和平在剧中使用了官员便是「媳妇」的设定，于是产生了「嘉靖——百官——海瑞」这样的三元结构，而在海瑞身上，同样有着「海母——媳妇——海瑞」这样的三元结构。可以说这是刘和平刻意为之的，有很多观众认为海母不近人情，儿媳夹在其中处处掣肘，其实恰恰是刘和平所希望的。 嘉靖是皇权（国）的象征，海母是父权（家）的象征，在二者如此高度统一的时代，海瑞举步维艰。刘和平说过：「1566年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垕继位，几十年来皇室与文官集团争头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也来升官。」 所以整部剧的基调是悲怆、隽永的，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社会里沉浮。观众心里清楚，他们遇到的是社会的固有矛盾，即便有海瑞也无法解决。 我们看到，在故事最后，裕王看到徐阶的家人圈地不法，大发雷霆：「什么六、三、一，六成归田主和棉商，三成归朝廷，才一成给百姓，这样做和严嵩严世蕃他们当年在浙江改稻为桑有什么两样？你这就给我把徐阁老叫来。」

斗倒了徐阶，痛骂了嘉靖，海瑞还被关在大牢里，清流领袖的家人就已经「和严嵩严世蕃没有两样」了，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从本剧开始到本剧结束，这一切的轮回昭示着：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找出路是找不到的。嘉靖的法子不行，徐阶的法子不行，张居正的法子不行，有海瑞也不行，只要有官僚阶级，就会有圈地、贪污。 张黎说：「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但我必须先退一步。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他说的「退步」是相对于《走向共和》的「找出路」，但考虑到《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背景，再考虑到《走向共和》结局里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我们似乎更能明白一点，家国不分的大明朝，哪怕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只是薄纸一张、吹弹可破，虽然除了海瑞没有人敢捅破，但捅破后却无法出现一个真正的手工匠，只能陆陆续续出现类似胡宗宪、张居正这样的裱糊匠，一个接一个，直到大厦倾塌。 结语 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 同样是最顶尖的历史文本，《北平无战事》和《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呈现上就不及《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过于缓慢明亮，开头第一集方孟敖在雨中奔跑时居然用了慢镜头，实在没有必要。《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有很明显的剪辑失调问题。虽然在主题表达上，这三部剧都触及到了灵魂，触及到了本质，但只有《大明王朝1566》堪称接近完美。 说是「接近完美」，是因为该剧的服饰几乎是没有一件是对的，当然也只有在观众对剧本、画面、剪辑、表演都无从挑剔的情况下，才会对服化道进行苛刻的要求。 这部作品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很超前的，在刻画人物时会不断闪回黑白画面以表现人物内心，舞台剧式表演给观众的震撼绝非二者相加的简单效果。这一手法后来被张黎运用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更加成熟。只是到了《中国往事》和《圣天门口》里，略有些「走火入魔」。 与此同时，无论是四十岁的倪大红扮演八十岁的严嵩，还是饿了好多天肚子为了炼精气神的黄志忠，亦或是说不再拍皇帝最后爱不释手的陈宝国等，该剧的所有主要演员都贡献了一次完美的表现。王庆祥、徐光明、刘立伟、王劲松、郭广平、肖竹、刘毓滨、郭东文、徐敏、张志坚、甘雨、王戎、赵立新等，可以说每一个演员到其它剧里都能算得上是演技担当一样的存在。 刘和平曾经透露，他打算写一部续集《大明王朝1587——海瑞与张居正》，但是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对张居正产生认同，因此最终弃笔。 确实如此，作为被誉为「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考成法，实则都是在维护乡绅的利益，而非真正为民众祈福，这样的人在海瑞面前应该是自惭形秽的，又怎么会真正能与之对抗呢？（我甚至怀疑刘和平是因为张居正才想到写蒋经国的，毕竟《北平无战事》原先主角是蒋经国，剧名也叫《最后的王朝》。） 所以说，这部《大明王朝1566》在国产历史剧里只能是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了。 ———— 文章代表孔鲤观点。 转载请后台联系本人。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