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

作为生在一个标准的东亚家庭的女孩，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面对不平等的待遇，要像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面对数码产品一样习以为常，好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是天地自然一样。

金智英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亚洲家庭长大的女孩，她小的时候站在广阔世界地图面前，选择长大要去美国。可是当她长大之后，她站在自己家里的阳台窗户面前，眼前永远只有一条只开了一间杂货铺的单行线。

金智英的人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她家庭稳定，成绩优异，毕业进入大公司工作，按部就班嫁了个疼爱她的老公，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婚后不用工作，只需要“花着丈夫的薪水晒太阳喝咖啡”，在外人眼里，她本该像本片色调一样，温暖明亮。可是这个“贪心”的女人，她还是不满足，她难过的得了精神病，她独处的时候，沉浸在巨大的阴影中。“偶尔的时候，也觉得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她微笑着安慰自己，“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句话和今年大热的台剧《俗女养成记》中的奶奶最后那段话如出一辙，当了一辈子的陈李月英、陈太太、医生娘、陈妈妈，阿嬷，没什么不好，但是最后还是想当回李月英，做回自由的自己，最后为自己唱一首《纯情青春梦》。这也从侧面证明，在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整个东亚女性面临着相同的性别危局。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不好，只是没有选择。我可能也喜欢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我首先想要成为的，是我自己。一体两面的，亚洲男性在这件事上面临同样的性别尴尬，虽然不需要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家务劳动和职场歧视，但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里，他们似乎也只有拼命工作赚钱、谋求职位晋升以换取社会地位和家庭的尊重一条路可走。一位男性在社会生活和职场上中是重要的，可是对家庭来说，他往往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一个经济供给者，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度几乎为零。金智英那称职的丈夫下班后匆匆赶回家，只是为了用浴巾裹住他们的小女儿，不伦不类地参与到这个“给女儿洗澡”的家庭情节中来。

金智英的痛苦，不是物质生活匮乏的痛苦，而来自社会文化对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她本人自我的觉醒。并没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刺激她，而这些痛苦，来自于身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语言，是造成雪崩的每一片雪花，她浸溺在委屈和悲伤的河水中，无法呼吸。观众在陪同她寻找病因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校服裙子穿这么短就是勾引人犯罪”和“你是女生很快要结婚生子无法保持团队稳定”的思维模式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和上司，而最悲哀的是，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没有恶意。

电影如宣传海报一样，以女主角为叙述视角，她的丈夫，站在后景中，充满深情和忧虑的看着她。金智英的丈夫，和故事中所有男性一样，在女性生活中占据的比重并不大，整部电影的男性几乎都面目模糊。他们每天装作繁忙的样子，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女性的中心，男权自大无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女性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女性的成长中，通常收到的鼓励与同情、榜样与动力，都同样来自女性。她们的母亲、姐妹、上司、前辈，因为经历过，所以更明白互相扶持的重要。金智英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最后拯救她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女性心理医生。

最为可悲的是，在东亚女性忍受歧视的处境中，很多歧视来自另外一些女性。金智英的婆婆对她颐指气使把她当做婢女，她的上司因为她是女性会造成团队的不稳定而不给她升职，当她被其他男性其实为“母虫”时，和歧视者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些年轻的女性。

不过幸运的是，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时代的进步。金智英的人生，已经比她那个为了供哥哥读书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打工的母亲幸运的多，她上了大学，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机会；她的女儿，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成长，被一个温柔的高学历母亲教养长大，也会比她的母亲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30年前，《末路狂花》中的两个美国女孩因为抗拒她们的既定人生，开着一辆福特冲出悬崖；30年后，《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30多岁的亚洲女孩，还在因为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差点毁灭自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越来越多的女孩自我觉醒，女性的宽容之路，会越来越平坦。

眼下，“金智英”的名字正冲刷着每一个韩国论坛。

2019年的秋天，韩国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陷入了又一轮狂热。这股风潮的源头，是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被评为2017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推出仅两个月，它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

超高销量带来的，还有大范围的争论。

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

郑有美因为出演同名电影，遭到大量恶评。

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透露自己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而被部分粉丝迁怒。

然而，这本处于漩涡中心的小说，情节本身却不猎奇，甚至有些平淡。

它将普通女性无孔不入的绝望，缝合成逼真的生活图像。

透过金智英的人生，读者看到自己曾经的痛苦，现在的烦恼，以及可想而知的未来。

“只要是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里找到自己。”

像我这样平凡地长大

金智英，是韩国八十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金智英，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

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是一副平淡而顺理成章的模样。

不过在平静的湖面之下，普普通通的金智英，正经历着许多令她窒息的性别困境。

和智英一家同住的，还有奶奶高顺芬，她对家里唯一的男孙无比宝贝。

饭桌上，智英总是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偶尔偷吃弟弟的奶粉，就会被奶奶狠狠地朝背部拍下去，痛得她眼泪汪汪。

这些重男轻女的观念，自奶奶年轻时就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独自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却对懒惰的丈夫毫无怨言。在她看来，只要丈夫不偷腥、不打人，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样劳碌的一生，自然让她对只生了一个男孙的儿媳不满。

“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

因此，当二女儿智英出生时，母亲忍不住抱着襁褓中的她哭泣。

智英的母亲，也非生来就是母亲。

母亲名叫吴美淑。虽然成绩很好，但美淑自十五岁起便辍学，独自北上首尔打工，把没日没夜工作赚到的薪水用作哥哥弟弟的学费。

在城市化启蒙的年代，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大都市，家里的男丁被赋予了抢占先机的使命。

“只有儿子出人头地，全家才有希望。”

直到三个兄弟在美淑的帮助下陆续从大学毕业，家人对前途光明的儿子满口称赞，无人提及女儿的牺牲。

美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和赞美永远轮不到她。

于是她选择了婚姻，收起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默默付出的母亲。

就像80年代任何一位平凡的女性，智英就这样不被期待地长大，习惯牺牲，习惯失望。

小学男同桌总是欺负智英，用手臂撞她，拿她东西，让她在课堂上出糗。

智英哭着为自己抗争，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

为了不变成过于敏感的麻烦精，她选择了调离位置后息事宁人。

同样地，几年过后，在前往中学补习班的路上，智英被陌生人尾随，还遭到了父亲斥责 —— ”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那一刻，她依然没有为自己辩护。

她一直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危险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乃至进入大学，智英总是因为女生身份而在社团活动中被剥夺话事权。

她仍不自觉默认，女生当社长太辛苦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男生加油就好。

虽然有点委屈，但当她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变得理所当然 ——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女性不需要努力工作”

如果说，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

据出版社统计，78%的购书人群，是出生于1989-1999年间的女性。

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正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职场、结婚、生育，以及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想到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女性，既欣慰又痛苦。”

小说中，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校。

为此，姐姐和母亲争论：“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

现实中，25岁的允京（音译）是一名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对于就业，她曾和长辈们进行了车轮战式辩论。

“记者跑来跑去不稳定，你要怎么过家庭生活？”

“教师不好吗？教书才是女孩子的最优选择，你以后会后悔的！”

与书中的情节如出一辙。

”很少有人问男记者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而我却需要去说服人们。”

1990年出生的秀珍（化名）经历着同样的困惑。

毕业于金融专业的她，目睹了许多女同学在就业压力下，非本意地选择了秘书、教师等偏好女性的职业。

“这就像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陷阱’。父母会劝说女儿没必要冲锋陷阵，你也渐渐被安稳的生活诱惑。但安稳往往意味着较少的收入。”

小说中，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默认被放逐在项目组之外，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

唯一被重视的时刻，就是在酒席上应付难缠的甲方。

同样地，秀珍顺利入职后，被办公室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令她厌恶的，莫过于上司要求她在推广活动中带头跳广播体操。仅仅是因为“在男多女少的公司活动里，大家都想看美女领操”。

这位让她领操的上司，却总是在派遣重要任务时有意无意地绕过秀珍。

办公室里横亘着一层玻璃天花板，她看得见却触不到。

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

在入职的第三年，公司里唯一一位女课长的辞职，让秀珍彻底灰了心。

女课长在课长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十年。

高层认为她会随时结婚生子，从不指派重要任务；部下害怕项目突然中断，不愿成为她的组员。

为了证明自己，课长甚至把私人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结婚育儿计划通通延后，却始终还不回一个晋升的机会。

最终，心灰意冷的她还是告别了职场，回归家庭。

在长辈的催生压力下，面对一脸轻松的丈夫，智英忍不住质问：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

“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在韩国高强高压的职场氛围里，怀孕对女员工而言，通常意味着离职。

在首尔，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首都圈人口占50%的韩国，让待在地方老家的父母千里迢迢上京育儿，也非社会的传统选择。

既然夫妇同时在职育儿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

那个被默认需要辞职的人，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妻子。

孩子出生后，智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每天被繁重的家务缠身，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

现实中，1987年出生的志英（音译）经历了两年的全职育儿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韩国，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강력단절”，即女性在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

数据显示，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

等到孩子长大后，这些女性也会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原因，无法以正职身份回到原来的职场。

目前，韩国每10位复职妈妈中，有6位正做着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无论怎样努力，韩国女性的命运似乎都殊途同归。

“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

之前的人生履历通通都被封印，从此只剩下母亲这一个身份，成为社会里的透明人。

金智英在这样的环境里窒息。

在书的结尾，她从产后抑郁滑向严重的精神分裂，开始以其他人的口吻讲话。

不到40岁的智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让问题浮出水面

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停留在主人公接受精神治疗的场景。金智英的人生是虚构的，同时也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样真实的细节，源于作者赵南柱自身的经历。

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曾担任电视节目编辑，生下女儿后离开了职场。

操持家务之余，她突然发现，一个人数如此庞大的群体，竟没有一本书正正经经写过她们的故事。

于是，她把作为“金智英”的无力感一点一滴收集起来，在育儿的空闲开始写作。

出乎所有人意料，金智英的人生在东亚文化圈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有关小说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出生于1985年的金振焕（音译）以亲身经历为例，不断强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线。

他抨击作者为了突出矛盾，将所有社会不公集中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这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发生。

书中所有男性角色都以负面形象登场，女性角色则皆有可怜之处。

这无疑将男性强行架上加害者的位置，加深了原有的性别对立，使得理性的讨论完全无法进行。

还有网民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出了《90年生的金志勋》。

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史：

聚餐时被要求为女性挡酒、吃饭时提出AA制会被视为小气、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对“男子气概”的过分要求……

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也在承受无形的压迫。

无可否认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出版，让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小说出版之前，韩国社会早已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暗涌。

2018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8，这意味着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少于1个孩子。

许多女性已经不愿为生育让渡个人自由，转而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

一个普通的故事，折射了社会的痛点。

金智英很平凡，平凡到生活中处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值得被写成一本小说。

她甚至还有些幸运 —— 她拥有不错的学历，好看的外表，温柔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

即便如此，她依然会感到焦躁与不安，默默滑向失语的绝境。

这或许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最大意义——

让那些旷日持久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再被湮没。

她邀请读者不分性别地体验“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由此创造了相互沟通的契机。

这不是她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但我们要共同寻找出路。

正如书中所写——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参考资料 -----------------------------

[1]《82년생 김지영 씨는 왜 문제적 소설이 되었나?》，이시한

[2]《82년생 김지영 - 세상 절반의 이야기》，SBS스페셜

[3]《페미니즘 입문서? '82년생 김지영'을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국제신문

[4]《2018년 한국 신생아 출생 통계》，한국통계청

[5]《업무와 가정 시사 조사결과》，고용노동부

[6]《보건복지포럼》，보건복지사회연구원

[7]《<82년생 김지영>이후》，여성조선

[8]《엄마말고 맘충》，여성신문

[9]《没有母亲的容身之地——韩国奋力提高生育率》，法新社

[10]《韩国女性就业歧视：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低》，CNN

[11]《职场遭遇歧视与不公，韩国女性开启创业大潮》，36氪

[12]《女权主义才是歧视？韩国年轻男性直呼不公平》，周末画报

[13]《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性别力量

[14]《厌女文化引爆南韩两性大战》，天下杂志

[15]《韩国“世界级大奖”：生育率低于1》，世界华人周刊

撰文黄慧诗|编辑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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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⑤ SNU Bamboo Grove,//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http://archive.is/i7yHD⑥//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http://archive.is/i7yHD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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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片推荐给我妈看，我妈觉得金智英之所以会疯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怕被婆家说闲话，自己精神上有个枷锁，儿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同时我妈表示我爸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她是不会去搭把手的，关她什么事。

其实我妈的经历跟片中人物又是何其相似。我某个阿姨透露说高中毕业面临恢复高考。某次统考中，我妈在最后一题成为全区唯一正答者，班主任亲自到家里来跟外公说我妈应该考大学，最后我妈为了给家里减少负担直接就业了。我妈听了却说哎呀，有什么好说的。

家中六个子女，前五个是姐姐，最后一个终于是个儿子，有次家里买了两个肉馒头，弟弟单吃一个，另一个姐姐们切开平分。外公是那种女儿出嫁了生了儿子都会很高兴的人。可惜他没看到他唯一的儿子生的是女儿。

我妈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一直猜测有年龄大了的因素，结婚是29岁，生我是30岁算是相当晚婚晚育了。家里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好，刚过了一岁，就找了关系把我送进托儿所了。也不是没想过让婆婆带，只不过婆婆只管着另一个孙子，不肯带我，外公外婆又都死了。然后我有记忆的托儿所幼儿园时代，我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来被接走的，因为下班了再骑自行车赶过来的确要一段时间。现在想来我爸好像没来接过我，为什么没来接过我呢，我也不知道。偶尔也会想念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抬头还能看到星光的年代。

我爸唯一的好处是偶尔可以买个菜做个饭，但是碗必然是我妈洗的，衣服也是我妈洗，床单也是我妈洗，家里的打扫也是我妈包了，偶尔一个人晾床单会有点吃力，妈妈会让我搭个手。只有他们冷战的时候我妈会拒绝洗我爸的衣服，可以看到我爸自己洗衣服的场面。

会想起上述的种种倒不是因为看电影有感而发，而是因为我爸起诉离婚。对，没看错，不是我妈起诉离婚。我妈虽然对我爸颇有微词，但本着年纪大了将就过吧的心态却也没想过离婚，应该是真没想过。在应诉期间，我突然思考，我的父母究竟承担了多少家庭责任，干了多少活，赚了多少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钱也是我妈赚得多，活也是我妈干的多。90年代中我妈工资就有一千多了，我爸国企下岗开出租，考驾照各种请托要花钱不说，份子钱还经常交不出，多年后我妈回忆起来说那个年代人家开出租都是赚钱，怎么你爸就是亏钱，我当年也没多想，就给钱了，现在想想是我心太大了。其他幺蛾子失业用钱也更是不胜枚举，算下来我爸挣的钱都是结结实实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女性太豁达也不是好事。带着传统的枷锁默默承受不反抗，别人未必会念你的好。我爸起诉之前一次吵架，我妈终于爆发一次说，你不是老把自己是男人挂嘴边吗？你结婚前不是说家里有房吗？你不是在上班挣钱嘛？那以后我什么钱都不出，我就跟着你，家里开销都你来。我爸被说得哑口无言。这些话都是第一次说。我妈的信条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从来不翻老账，我觉得这脊梁骨戳的太晚了，把我爸养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不学无术又好吃懒做还吹嘘自己工作多努力，还要家里人什么都听他的，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小皇帝。

封建的枷锁是一体两面的，既禁锢女性，也要求男性。有句广告词是“谁知养家的男人多辛苦”。对男人的要求就是养家，可在中国又有多少男性可以完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中国女性想当妈虫而不得。还要用新思想去维护男人可怜的自尊心。年轻一代没人做菜没人做家务，因为男性天然就不做，女性心想我凭什么做，我也是小公主。有人担忧这成个什么家，其实不然，这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妈，60年生，不施粉黛，穿着朴素，为家庭奉献了所有，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又像智英又像美淑，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