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杜落水遇救记

从蓝羊书店淘回来的盘。

早晨没起床，窝在床上看。

一个吃痴呆嗲的流浪汉，想死没死成，被大肚子书商救回了家。什么感恩戴德，什么知恩图报，在流浪汉杜布那里都成了废话。

我又没让你救我，我要吃饭，我要喝水，你让我怎么做我就不听，我喜欢你的女仆，我要亲她，我管你和她有什么乌七八糟的关系。杜布仿佛是一个置身于社会关系网之外的怪物，在他身上，是人最初的情欲伦理。

这些看起来正常、高贵的中产阶级，倒是受到过良好的社会训练，却成了这样一幅德行。

杜布剃了胡子就随便上的书商夫人。
杜布中了彩票就可以嫁的女仆。
杜布往他的巴尔扎克书上吐口水就不能原谅的胖书商。

可笑，好像是。

所有人的灵魂，都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和几乎所有的法国电影一样，电影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Jean renoir在这部电影中尽情批评了每一个出场人物，从百无聊赖，四处流浪的某流浪汉（下层阶级）到某旧书店的老板（中上层阶级）。但这种批评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充满着善意的调侃。
它是一部典型的法式小品，就像对待所有的此类电影一样，我谈不上讨厌它，但也实在不能说是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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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宴，是流浪汉和女仆的结合，是富人和穷人的联盟，是“现代道德满足了自然法则”，但是，当一艘载着新人的游船翻覆，这一切的结合和联盟便解体了：布杜落水，没有人救他；玛丽和主人莱斯廷格斯、爱玛被人救上了岸。当婚姻在事故中解体，命运把他们带向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不同的世界几乎完满地表达了自己的选择：浑身还是湿漉漉地玛丽问：“布杜在哪？”这是对已经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的关心，但是这种关心只不过是对于那张中了十万法郎的彩票的关心，而爱玛的回答是：“那个野人？去哪都不在在乎了。”而莱斯廷格斯更是讥讽地说：“命运的洪流带走了他。”

所谓妻子的关心是漫不经心的，在岸上的所谓富人眼里又变成了嘲讽，在布杜落水的时候，他又回到自己当初的身份：他是野人，他是流浪者，他是在命运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的人。一种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一种去除了自然法则的现代道德，就像爱玛曾经在布杜面前一直强调的：“我们是你的恩人，在诚实的中产阶级家里你是幸运者。”但是当布杜在他们眼中恢复了身份，在布杜的世界里，他反而开始享受随波逐流的生活：在落水之后，他没有呼喊，没有求救，在水面之上他躺着，像是一种享受，而等到漂远了，他爬上了岸，将一身的新衣服都脱掉了，换上了稻草人身上的衣服；他把路人给他的面包给了山坡上的山羊；他躺在草地上，唱着歌，把那顶礼帽扔到了水里……对于他来说，回到流浪汉的生活，是一种自我的体现，而随波逐流也成为他命运的本色。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活，这似乎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可是，为什么布杜当初要跳河？为什么他又会被救起？“布杜落水遇救记”是一种命运转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一切的嬉戏变成了戏谑，一切的闹剧变成了嘲讽：布杜落水是为了追求不存在的存在，而被救起则变成了存在的不存在，在存在和不存在的拉力中，在存在和不存在的解构中，那种种所谓的现代道德、自然法则、中产阶级价值，都变成了绝妙的反讽，最后，所有人都在“命运的洪流会带走他”的结局里，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签。

布杜作为一个流浪汉，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一条卷发的小黑狗，在这个时代里他无疑是一种没有位置的存在，所以他就是一个无产者，是不存在的存在者。当他的狗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他唯一相伴的东西也不存在了，所以他选择了跳河，选择了死亡。这种自杀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讽刺。当布杜寻找那只黑狗的时候，他遇到了警察，警察非但没有帮助他，反而警告他：“你最好也跑掉，否则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但是当一个穿着时尚的贵妇人丢了一只狗，她请求警察帮她寻找时，警察召集旁边的巡警一起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贵妇人和那只价值一万法郎的狗代表着身份和地位。这是明显的对比，寻狗的不同态度表明了社会的偏见，而当布杜寻狗未果要跳河自杀的时候，桥上、河边围观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行动，只是在上面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最后只有书商莱斯廷格斯跳河去救——旁人的冷漠，让布杜跳河变成一种示众行为，当自杀被旁观，这个社会无疑也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随时可以消失的物。

对于布杜来说，跳河自杀绝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那条唯一陪伴他的小狗，更在于他希望自己不存在，在路边曾有人给了他5法郎，对于一个流浪汉来说，5法郎已经弥足这贵，但是布杜却把5法郎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并不是穷人，他反而开着车到公园来，当布杜给拉他5法郎，他困惑地站在那里，但是似乎也没有拒绝——也许，布杜自己的确不需要别人施舍的5法郎，但是当他给了一个拥有汽车的富人，实际上这一举动客观上具有了某种讽刺意义：流浪汉反倒给富人5法郎，钱的意义已经不是被解构了。选择跳河，在布杜看来，就是自己命运的一种合理性体现，就像他被救起时问道：“我死了吗？”当得知自己被救，他遗憾地说：“投河才是拯救自己。”住在莱斯廷格斯的家里，他也问莱斯廷格斯的是：“你为什么把我救起来？我只欠上帝。”

玛丽当初问答他的是：“自杀的人去不了天堂。”对于布杜来说，也许天堂也是一种不存在，所以不去天堂又何妨。而在玛丽之外，跳下河救起布杜的莱斯廷格斯似乎不是从玛丽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更多的是在布杜被救起的行为中让自己存在。作为一个书商，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是知识和思想，他给法官的是那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似乎他就是这些思想和知识的读者——在布杜那里，《恶之花》不是一本书，他对询问有没有《恶之花》的法官说：“我们这里不是花店。”在这一种对比中，莱斯廷格斯似乎拥有了某种优越感，而救人无疑是这种优越感的极大体现：他可以成为英雄，获得政府颁发的勋章；在众人面前被赞扬，在布杜面前成为恩人，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在这个跳河的流浪汉身上投射了自己未有的东西，他在布杜醒来之后说的一句话是：“你从此不再孤独了。”

让布杜活下来，给他吃的、穿的、住的，让他感受到一种温暖，在莱斯廷格斯看来，布杜的确不会再因为孤单而选择自杀，而其实，“你从此不再孤单”更像是对自己说的。在莱斯廷格斯的生活中，其实孤独像影子一样存在：他无法忍受妻子爱玛，“她不能带给我是肉体的愉悦。”所以他和女仆玛丽勾搭，称“期望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剂”，但是当自己年纪大了，这种所谓期望中的爱又让他力不从心，“我不再年轻了。”而朋友厄内斯特的死又让他徒生哀愁，因为厄内斯特也有情妇，但是在期望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就失去了生命。所以对于莱斯廷格斯来说，他无疑是孤独的，无疑在没有存在感的生活里活着，所以他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区，所以他提供给布杜一切的需求，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再孤单，就是让自己在声望、荣誉、年轻的拥有中存在。

但其实，所谓的声望、荣誉和年轻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就像他们家里的那架钢琴，上面已经积满了灰尘，他让玛丽拂去灰尘，玛丽问他你们不弹钢琴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干净，莱斯廷格斯的回答是：“有声望的人一定要有钢琴。”钢琴是积满灰尘的钢琴，生活是孤单的生活，婚姻是破绽百出的婚姻，那些所谓的名誉、知识、思想，其实都是一种摆设，而和玛丽之间的暧昧，中产阶级所谓的体面也彻底变成了讽刺。而当布杜被救起，不是让莱斯廷格斯找到了存在感，反而在布杜不修边幅、混乱的生活里，一切的虚伪被揭露。布杜要吃面包吃沙丁鱼，不要汤和鸡蛋，莱斯廷格斯满足他；布杜不要睡在软软的沙发上，莱斯廷格斯也随他去；布杜要去刮胡子，莱斯廷格斯给他钱；布杜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反而责怪爱玛，莱斯廷格斯也不抱怨他，当爱玛说：“好像你是这里的主人。”实际上就是一种暗示：在布杜反客为主的过程里，那些中产阶级的一套规则已经被解构了，莱斯廷格斯反而成为了布杜的影子。

布杜不是感恩于他们的救助，他以破坏者的身份住在那里，一切的秩序都不存在了：他弄乱了床上的被单，他把水倒在厨房，他朝桌子吐口水，后来甚至强行抱住了爱玛，而爱玛开始是反抗，最后竟也顺从了他，而完事之后她甚至笑意盈盈——一种满足感的获得，正好揭露了婚姻生活的空虚和虚伪。布杜甚至还不罢休，他又对玛丽表白，说要娶她为妻，而且答应如果莱斯廷格斯送给他的彩票中十万法郎，他就娶她为妻。最后的最后，竟然是爱玛爱上了布杜，而布杜在逃避中打开了门，发现玛丽和莱斯廷格斯在一起——中产阶级的婚姻就在着偶然中发现了彼此的背叛，于是，那一场婚礼变成了遮人耳目的计谋，变成了在现代道德之下的表演。

布杜不需要被救起，因为不存在就是他追求的存在法则；莱斯廷格斯需要救人，因为找不到存在感的他必须制造存在的意义。落水和救起，成为两个世界的命运写照，在相互冲突的世界里，社会的所谓规则被颠覆：混乱揭开了背叛的秘密，无理发现了虚伪的生活，其实钢琴上一直覆盖着灰尘，这个社会也覆盖着无法抹去的灰尘，就这样遮蔽着，就这样欺骗着——最后，布杜再次落水，是回到了流浪的生活，是找到了随波逐流的自己，而莱斯廷格斯被救起，其实他也变成了布杜，一个流浪者，一个穷人，一个落水者，只不过是在精神意义上，穿着道德的外衣，带着社会的身份，在命运中随波逐流——连自救可能也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