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信使

作为一部以真实事件改编的“阴谋论”惊悚传记片，《杀死信使》在情节张力方面明显不足，给人流水账的感觉，但仍然能够给人强烈的震撼，并启发观众的思考。 先说演员。杰瑞米·雷纳的演技可谓有目共睹，这次他的角色与代表作《拆弹部队》主人公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抗社会不公的孤胆英雄兼边缘小人物，在本片中他还同时担任制片人。杰瑞米将加里·韦伯演活了，从神态到言行，都清晰而逼真地呈现出了一位坚贞不屈、恪守职业道德的理想主义记者形象。他只犯了一个错，但也仅是个人生活方面的失误，而且并非不可原谅。随着剧情的进展，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正无可挽回地滑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愤怒、失望、沮丧、怨恨变得无法压抑，这些都可以在杰瑞米暴跳如雷地砸车、飙脏话和对妻子的不耐烦中察觉到。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当属罗丝玛丽·德薇特饰演的苏·韦伯（男主之妻），这一角色本来很容易沦为刻板的女性形象。但在此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聪明而隐忍的太太，她深知丈夫的脾性，知道难以阻止加里·韦伯对真相的执着追寻，但又不愿看到他在这条单行道上渐行渐远。她和加里韦伯有短暂的争执，但从未升级和激化，她清楚他的那次出轨，但明白以家庭大局为重才是明智的态度。影片后半部分，她和杰瑞米在床头交锋的那场戏让人眼前一亮，妻子的无奈、徘徊和丈夫的决绝、压抑展露得淋漓尽致。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是位不得不提的演员，事实上，女神正是驱使我下决心观看本片（在还有不少14年好片都没补完的情况下）的主要原因。她的演技不赖，可惜在《杀死信使》中扮演的编辑并没有展现演技的空间和戏份。对于同样喜欢温斯特德的朋友，推荐你看看《死神来了3》、《怪形前传》和《奇幻心旅》，三部都是不错的片子，包你大饱眼福~ 哎呀，废话有点多，配乐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那就再来看看《杀死信使》的摄影、剪辑吧。推拉跟追在动作场面中的娴熟运用不必多说，反复出现的近距离手持追踪拍摄让人身临其境，增加了真实感的同时，又暗合故事背景，如同调查记者亲自秘密拍摄一般，紧张刺激。本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多次插入的老旧新闻纪录视频，关于毒品、关于里根、关于少数族裔和黑人生存状况、关于扶植尼加拉瓜亲美政权......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对报道片段的剪辑凌厉流畅，也没有喧宾夺主。 故事情节和背景已经有豆友介绍过了，我就不赘述了~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十分精彩，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吧？ 首先，影片以当时新闻影像纪录的快速剪接开场，交代了历史背景，也奠定了真实基调。结尾展示的是美国民众声援加里韦伯、有色人种抗议和中情局局长被迫直面群众的纪录片段，首尾遂形成工整的照应。 进入片中情节的真正开始，导演选择用一段杰瑞米深入庭院、采访毒枭的情节来给观影者预热。毒枭的财富在这豪华大宅中可见一斑，伴随着毒枭恬不知耻的抱怨，我们发觉美国政府对毒枭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之后警察的到场，很大意义上只是做戏而已，但这样的开场已经足以吊足观众胃口了。 高潮部分是杰瑞米在晚宴上领取年度记者大奖时的演讲，在走上讲坛之前的那段男主脑海中幻想的全场热烈欢迎的场面很精彩，极具讽刺意味（让我想起了《妈咪》里女主的幻想片段）！ 在慷慨陈词过后，杰瑞米将辞职信丢给了温斯特德，毅然决然、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会场，他已下决心永不回头，即使再也不为新闻业者所容。在场外与妻儿达成推心置腹的和解后，杰瑞米低头走向自动扶梯，随着电梯的运行缓缓向画面左上方上升，直到身影消失在（左边）上一层自动扶梯的底墙之后......随后影片就跳到了纪录片影像和说明字幕。在结尾的镜头中，隐喻是明显的：向左上方的对角线方向运动，暗示了加里·韦伯之后的悲惨命运——孤独地向着充满艰难险阻的黑暗深处踽踽独行。（一般来说，在镜头的四个对角线运动方向中，向右下方移动给人最容易最轻快的印象，因为与重力方向和人眼从左往右看的视觉习惯相符，反之，向左上方是最为艰难的运动，常常预示着逆境和艰险）而占据画面左边接近一半位置的白色上层扶梯底墙，在最后长达12秒之久的固定机位”凝视“之下，显得硕大而冰冷，仿佛预示着势单力薄的韦伯在与冷酷无情、一手遮天的中情局抗争中，难逃毁灭的厄运。 突然发现我又”标题党“了，写到这里还是没有提及为何本片”张力不足但又震撼人心“。 《杀死信使》为何张力不足？并不是因为我们对”阴谋论“类型的政治惊悚片早已司空见惯，最主要的原因是影片后半部分略显拖沓，没有了前半部分的紧张刺激氛围。在杰瑞米偶然发现秘密和四处调查搜集真相的过程中，我的心一直是绷紧的，因为和中情局作对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我们担心的不仅是调查能否顺利进行，更为他会不会遭遇”意外“而提心吊胆。而这部分的叙事节奏紧凑，剪辑凌厉，形式上也足以抓住人心。但这份紧张感到杰瑞米按出发送键、温斯特德收到新闻稿的时刻后就消失了——报道发出后他的使命就已经暂时完成了，中情局及相关人士再对记者本人动手脚并没有多大意义了。而当加里·韦伯的报道传遍全国时，这一悬念感几乎荡然无存。毕竟，如果韦伯在事件白热化阶段遭遇不测，所有媒体和民众都会立即确证韦伯的报道完全属实，对中情局的讨伐将不可遏制，这点CIA官员难道会不明白吗？在真实历史中，韦伯也是时隔八年才”被自杀“的。 另外，在影片后半部分，不单单是观众对男主的性命安全已基本无忧，连故事悬念也所剩无几，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故事的结局已经注定。虽然对韦伯内心黑暗面（如缺乏自控力的撒气）的描写增加了人物立体感和真实感，对家庭情况的展现又拓广了视角，但也让主线（孤胆记者对”黑暗同盟“的斗争）显得愈加无力和无趣，导致后半部分出彩的段落几乎只留下演讲和片尾那触目惊心的字幕说明了。 假如本片能在同业新闻工作者对韦伯的恶意打压诽谤和韦伯”被自杀“之前的细节投入更多笔墨的话，后半段的张力也许不至塌缩得这样快罢？ 最后再来随便聊几句《杀死信使》在内容上的意义，也即为何震撼人心吧。 本片描述的真实事件牵涉到的人和事物十分庞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美国八十年代的可卡因泛滥、联邦政府的阴谋论、冷战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言论自由的真实性、大众传媒和公众歪曲事实的能力、”群氓“非理性的公共暴力、有色人种与少数族裔问题......数不胜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可卡因毒品泛滥，推荐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新片《性本恶》，里面有对嬉皮士的具体描写，以及对滥用毒品的7、80年代美国社会的生动展现。 阴谋论的电影并不少见，但本片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甚至不少细节也与实际相符，这的确大大加强了影片的力量。 冷战早已结束，也不是重点。种族（甚至怀疑政府要有计划地用毒品实现种族灭绝）问题在美国也是至今难以解开的心结，新片《塞尔玛》通过回顾1965年马丁·路德·金的”塞尔玛游行“也再次炒热了这一话题。 影片中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以同行身份恶意打压加里·韦伯的做法之所以能得逞，与现代社会信息化的特点密不可分。在良莠不齐、铺天盖地的信息流轰炸下，大众对特定新闻的注意力难以长时间保持，经常是左耳进右耳出，并且大众对知名人物的吹捧和抨击都会被无限放大，谎言重复一百次也就成了真理。同业媒体抓住韦伯在个人生活上的把柄，持续诽谤后就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大众在执着于评判记者个人素养的同时，自然就将事件的重点抛诸脑后，从而这则惊天丑闻也就得以渐渐淡出视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中情局终于承认事实，公布解密文件之时，恰逢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绯闻被揭露。公众对关乎自身及后代生存权的”政府与毒贩勾结让毒品危害国内百姓“这一事件反而漠不关心，却热衷于对与自己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总统绯闻趋之若鹜，都是现代传媒一味迎合低俗口味惹的祸啊！ 与此题材相关的新片推荐《消失的爱人》《夜行者》，极佳。 最后想说的是，从古至今，政府与个人作恶的成本一直都较低，而行善举则是举步维艰。这点即使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楷模“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例外。但是，社会要想真正进步，还需要坚贞不屈的理想主义者的牺牲，有更多这样的人，社会前进的脚步就迈得越大。加里·韦伯的牺牲我们不会忘记，朱利安·阿桑奇和爱德华·斯诺登则是新时代的先驱。 （这里再推荐大家看一看《第四公民》，作为公民真的不可不看！） 愿“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透彻心扉的箴言能早日成为谬误。 最后的最后，请让我以片中加里·韦伯演技时的话作结： I thought my job was to tell the public the truth, the facts; pretty or not, and let the publishing of those facts make a difference in how people look at things, at themselves, and at what they stand for... That's shame on me.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 ever wanted to do. “我的工作是将真相公诸于世，陈述事实，不管是美丽的或丑陋的，就让这些事实的发表去改变人们的观点，怎么看自己和自己代表什么，说起来真是可耻，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 【版权所有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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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讲述调查记者的电影《杀死信使》在美国上映，故事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在美国与尼加拉瓜战争期间，曾获普利策奖的记者加里•韦伯（Gary Webb）在报上公布了一件美国中情局与反抗者暗中私运毒品的报告，使得报社在压力之下将韦伯解雇，同时也让自己的性命遭受巨大威胁。

Webb的经历被搬上屏幕，又一次引发了国内外观众和新闻界人士对“新闻自由”与“职业操守”的热议。最近的Shadow of Liberty讲媒体垄断问题时也提到Gary Webb，可见对他和他的经历进行适当讨论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说，该片没有一个北美电影节接收，只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联系当地赞助来传播。

“这就是新闻自由？”
“至少有报道新闻不自由的自由。”
诸如此类，诸位自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第四权，媒体的力量总是令人们惊讶的大，但这一切背后是无数的时间、争论和不为人知的英雄与牺牲。更可惜的是，这种努力，就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失去了真正价值和理想主义的光环，剩下的只是“枪打出头鸟”令人风声鹤唳。媒体人的道德操守前所未有地重要——我喜欢Inchiostro 的这段话。

想起福泽谕吉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知识分子应做族群里忠心耿耿的“雁奴”。“雁奴，雁之最小者，性尤机警。群燕夜必择栖，恐人弋也。每群雁夜宿，雁奴独不瞑，为之伺察。或微闻人声，必先号鸣，群雁则杂然相呼引去。”

每一个沉睡的族群都需要一批这样的雁奴，他们警醒张望、审时度势，他们察人未察、言人未言；他们择善固执、不与世浮沉。以雁奴自任，并引以为荣——这大概可作为新闻记者理想的操守宣言吧？

2004年12月10日，有三个孩子的Gary Web 被发现死于屋内，头部两处枪伤。官方结论为自杀。

看到影片的名字和简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水门事件”。记者不畏众叛亲离爆出政府巨大黑幕的故事。但看了本片以后，感觉最大的问题是本片的内容和题目不符。
叫《杀死信使》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议题，即新闻操守。我看过本片也能感受到导演或编剧的意图在于讨论新闻操守。一个巨大的却非常明显的阴谋，cia竟然都没有想过要掩盖的阴谋，被一个小记者发现，却被主流媒体集体封杀，这是为什么？
而当片尾提到，当cia公开承认整件计划的时候，媒体的注意力却被克林顿的性丑闻吸引了，这又是为什么？
引申到中国，我们伟大的国家。新闻经常出现又消失，被采访的人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对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孩子的逻辑，比如问起商贩为何制假售假，得到的最多回答是“我们一直这么做啊，没什么问题啊？”这些逻辑一直透过媒体在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造成了如今这个凡事都没有绝对的浮萍社会。一切的事都没有结论，一切的事都在不停变化。
到底是cia杀死了信使，还是媒体杀死了信使，或者是大众杀死了信使。本片导演和编剧很明显有这个雄心要问这个问题，可是却好像是怀疑观众的智商或者是被一个人捆住框子，不许讲自己最想讲的故事，而是把自己的故事套在了一个范本里，让人不胜唏嘘。

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刚好看了这部讲1996年纸媒黄金时代一位美国报纸记者（LA silver reporter Gary Stephen Webb）揭露CIA支持尼加拉瓜毒枭的真实故事。当他们以公众事件的事实说话，欲加毁谤的人则会诟病他个人道德或作风的问题，比如诬陷他有恋童癖，婚姻出轨等等。贡献不亚于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这位记者后来辞职，并在家中自杀。公众舆论对个人的道德评判是不合适也不合法的，但似乎发展到互联网时代，这个界限和意识越来越模糊了。任何一件事曝出，都避开个人（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本身的专业不谈，而将之作为道德楷模来judge。

无独有偶，最近对柴静的批判也是这个套路，令人不屑。

没想到在一部不显山露水的电影里，就这么很随便的把一件极难放上桌面的政治丑闻拍出来了。这怪异的感觉就好像在看世界真奇妙。当时我以为是娱乐电影又在拿美国政府开刷，立即查了下竟然是真有其事。这说明美国人的政治觉悟是有多麻木，笑。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就连领导用的茶碗批次编号制作工艺都是国家机密。更别说政府贩毒筹措资金提供给CIA进行拉丁美洲的反共产运动这种国家机密了。这要给我们的五毛们知道了，得多了多少抨击美帝的借口。
实际上我对CIA颠覆拉美共产政府的行为是有所了解的，最著名的就是唯一失败的猪湾事件。向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是件很庞大的运作，现在看来我豁然而解了，因为即便是CIA也不可能用公开的政府预算来进行活动，其中必然有些地下资金。
虽然信息量巨大，但这部电影表现的实在很糟糕，就算有杰瑞米·雷纳（城中大盗，拆弹部队），也只能看个勉强。

美国新闻界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与国会或总统府、FBI等强势机构的斗争，近几十年来从未停歇过。以此为素材或题材的电影也拍了不少。总体感觉，这部影片无论从演员的表演，还是在剧情的编排、处理和渲染、可看性等诸多方面看，都不如《真相至上》那么打动人心，也没有带给人应有的震撼感。本片对于纪实来说够格，对于故事来说，结尾太草了。

在强大的政府面前，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体制对恶的容忍程度超乎人的想象，这是一种迟钝的、被动的、声称要负责任但是却无动于衷,最极端的时候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掩盖事实的的态度。也正因为它一直都这样，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谓的"迟来的正义"。
问题或许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比如那些质疑政府不公正、不公平、不合法，总是发出不受政府欢迎的声音的人——同时也是寻求真相的人总是要经历许多挫折、或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在很多后得到答案，或者根本什么也不会得到。
本片中的记者在死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生前的抗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显得有些渺小而卑微。他甚至被身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背弃。真相是残酷而荒诞的，它“太过真实而不能说出来”。国家机器的强大和对自身恶的放纵，让每个个体都可以活在巨大的真空中，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在本片的字幕结尾处，提到一个荒诞的事，那就是记者用自己的性命换来的真相，因为时间的流逝早已失去新闻性，反而被总统的性丑闻头条盖过，竟无人关注，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荒诞的讽刺。

加里•韦伯曾与新闻业的学生分享他的理念：记者就是革命者，绝不能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要尽一切抗争去改变世界。在美国的新闻史上，韦伯不是第一个敢于揭发政府内幕的记者，但他以细致的求索、详实的证据、大无畏的勇气、百折不弯的毅力，一次次毫无保留地向当权者发起挑战，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望，缩短了他的生命，也催生出今年秋季的传记电影《杀死信使》。

在新闻界，加里•韦伯是个令人肃然起敬，又掺杂着复杂情绪的名字。韦伯在中学时期就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首现决不妥协的真理斗士精神，担任校报的主笔时，因直言批判得罪校啦啦队后，固执已见，拒绝道歉，不惜为此与学校的新闻社团失之交臂，连主编也无法劝动他改变观念。在北肯塔基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后，韦伯的第一份工作是《肯塔基邮报》，1987年他又进入当时美国十大报社之一的《圣何塞信使报》任职，他东奔西走，勤勉工作，佳作迭出，荣获了一系列殊荣，包括一生最瞩目的成就：1990年他对旧金山大地震及其后果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1996年8月，韦伯发表了一篇长达2000字、分三部分的调查报告《黑暗联盟：毒品大爆发的幕后故事》，这篇文章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文中韦伯揭露，在洛杉矶的尼加拉瓜毒贩利用贩毒所得，为中情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由此开启了哥伦比亚卡特尔和洛杉矶黑人毒贩间的第一条通路，造成了80年代那一波毒品大爆发。有别于一种流行的误解，韦伯其实从未在文中直接指控中情局协助毒贩，他的记录只显示，中情局和许多白宫官员对毒品交易完全知情，但守口如瓶，未与缉毒局分享情报。

整个80年代，尼加拉瓜深陷长达12年的内战，其中一支反政府民兵组织——尼加拉瓜民主力量是美国一手扶植，由里根政府秘密资助，并由中情局直接为其提供武器和金钱，雇佣承包商，运送物资，策划战略等。然而，1982年众议院通过《柏兰德修正案》后，总统的战争权力受到了制约，国会无法像之前那样直接拨款给中情局或其下属的任何情报网络和个人，用来资助、训练、武装反抗军，之后修正案又将限制对象扩展到整个美国政府。

里根政府随即找到了另一条出路来绕过修正案，国会于1985年成立了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将资金以人道救援的名义继续输出尼加拉瓜，只需受到国务院监督即可。也恰在此时，洛杉矶、纽约等城市，爆发了一场快克可卡因的瘟疫，因此关于两者间存在关联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早在80年代，国会就发起了广泛的关于对外政策、毒品和执法部门的听证会，并取得了许多有效的证据。然而，由于来自不同渠道的阻挠，这些听证会最终没能建立起《黑暗联盟》一样精确的指控。

应韦伯的要求，所有供他参考的文件都被上传到了《圣何塞信使报》的网页，供任意访客调阅。韦伯宣称文件都是应自由信息法案之下取得，他的调查对象和结论都来自公开的记录，并被详细列出，包括卧底人员的录音带，CIA、DEA、FBI和洛城治安部门解禁后的政府文件，伊朗门事件的档案，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大量庭审记录。

起初，《黑暗联盟》似乎遭到了所有主流媒体的无视，当局也未做出回应，但暗地里他们已经被激怒了。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花费几十年打造的中情局在尼加拉瓜事件中的角色和对毒品宣战的虚假姿态，都已经危在旦夕。但他们深谙操纵民间反应的伎俩，先是保持集体缄默，小心等待、观望着公众的反应，再找准故事最薄弱的关节大肆攻击，进而一举令整个故事丧失信服力。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有效的、唯一能中伤揭发者又能维持中立伪装的策略。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韦伯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支持和正面的回馈，但这一切是短命的，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即使韦伯预想过最糟糕的处境，他也惊讶了。几乎是在同时，《黑暗联盟》遭到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批判和排斥，中情局的喉舌——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为首，不遗余力地质疑报道的可信度，以及韦伯的人品和职业道德。连当时中情局主管都公开露面，“极其愤怒”地谴责韦伯的不实报道，力图撇清中情局与贩毒的干系。此举很快转移了报道给中情局的带去的难堪，但并不足以毁掉其影响力，《黑暗联盟》已经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在高峰期，网站每天有超过三百万次的点击。《黑暗联盟》毫无疑问是1996年西方反响最大的新闻事件。

许多此前从不上网的美国黑人，也开始接触网络来了解《黑暗联盟》，因为他们中间开始流传美国政府“种族灭绝”的阴谋。从哥伦比亚运来的粉末可卡因，很快被提炼成利润更高，更易上瘾，更廉价的快克可卡因散售。快克可卡因被称为“可卡因中的快餐”，之所以最初能在中美洲流行起来，是因为其消费门槛低廉，而在洛杉矶，只需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小包，当然受到经济窘迫的黑人青睐。与此同时，法律对吸食快克的惩罚却远远大于普通可卡因，只要出售5克的快克就会判处5年徒刑，但出售500克的可卡因才会触发同样的刑期。其结果是，大量的黑人被关进了监狱，20-30岁黑人中，有八分之一在身陷囹圄。韦伯的报道侧面支持了“灭绝黑人”的阴谋论：黑人毒贩根本没有独立渠道从南美得到大量毒品，更别说短时间造成一场快克瘟疫，但他并没有证实这一点。

民间对《黑暗联盟》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所有结论都基于猜测、二手资料和跳跃的逻辑之上，而非坚实的证据和推理；根据调查，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需的资金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多，似乎并不需要一张毒品网络来支撑；而整个报道太像一个典型的阴谋论，充斥了廉价故事书和三流商业电影的情节，这都得到了一部分舆论的认同。2001年3月韦伯在网上写道：“迄今为止，没人可以证实文章中任何一个事实错误，但到头来，事实如何，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该死的事情淡化，让人们闭嘴，让那些期望获得真相的人看上去像疯疯癫癫的阴谋论者，这一点他们完全做到了。”

不论如何，韦伯开罪了利益团体，并因此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新闻业的行规是：记者向编辑提交故事后，报社的法律团队负责审核故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甚至可以要求记者陈述答辩；而一旦故事通过了这些审核发布后，又被发现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报社就必须毫无保留地维护记者，由编辑和法律团队承担全部责任。而在韦伯一案中，情况正好相反，报社随着压力骤增很快转变了支持韦伯的态度，刊发《黑暗联盟》九个月后，《圣何塞信使报》发表道歉声明，并将韦伯调派到150英里之外的前哨站写讣告。1997年12月，韦伯被迫离开。

辞职后的韦伯继续，将报道和所有资料扩展到500页的同名著作，《黑暗联盟》于1998年出版。书中披露，一名曾替前反抗军辩护的旧金山律师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情局和毒贩存在联系，但很快，在司法部的干预下，地方法院将这一档案封存了。

从1997年开始，韦伯为州联合立法审计委员会担任顾问。2004年他被解雇，表面上是缘于加州下院议长改选导致的大换班，但有理由怀疑真实的原因更为微妙。担任顾问期间，韦伯毫不妥协的性格促使他持续树敌。2001年，韦伯被卷入了对甲骨文公司的调查，甲骨文是世界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商，跟政府高层的国家安全项目有超过30年的密切合作，他们以9500万无竞价软件合约，与前加利福尼亚州长盖瑞•戴维斯达成交易。韦伯发现，就在交易之后的几天，有25000美金的竞选资金交到了戴维斯的首席技术顾问手上。调查展开后，审查交易的两名高级官员丢了乌纱，迫于政治压力，加利福尼亚也取消跟甲骨文的无竞价合约。正是一次次这样的胜利，将韦伯的生命拖向了黑暗的终点。

2004年12月10日，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来到韦伯位于加州的住处，他们看到门口挂了一张字条，上书“别进来，打911，叫救护车”。随后，警察在屋里发现了韦伯的尸体。15号，当地的验尸官裁定，韦伯死于向自己脸上开了两枪自杀，现场有他留下的遗书。韦伯的前妻透露，他已经在压抑中度过数年，虽然继续写作，但无法获得在主流报社的工作，也赚不到足够的钱支撑生计，自杀前的一周，他刚刚因为付不起房贷卖掉了房子，之后摩托车也被偷了。

自杀的调查结果疑点重重。首先，什么样的自杀者会对脑袋连开两枪，况且韦伯用的是点38口径左轮手枪，开过一枪后需重新上膛，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挨了一枪的人能做到这点。何况韦伯对枪械十分了解，不可能犯这种令自己痛苦不堪的错误。韦伯的新闻同行请教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的结论是，自杀一说绝不成立，按照当时的情形推断，第一枪射到韦伯的脸上，从下颚钻出而没有令他毙命，是他反抗枪手的结果。

虽然法医坚称，朝脸上开两枪自杀有过先例，而且可能性极大，但官方的验尸报告却不断变化，一开始裁定为多处枪伤，后来变为一处，再后来恢复成多处。除此之外，韦伯的自杀动机也十分存疑，在贫困交加、压力重重中，摩托车被盗真的能够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更多人猜测，以如此草率的结论愚弄公众的智商，只是供某些权贵传达一个讯息：别惹我们，我们有能力谋杀，又逃过制裁。

综合韦伯朋友的证词，他生前曾受过死亡威胁；长期被跟踪，多次抱怨陌生人闯入家中；临死前一两天，他还告诉一个线人，有人攀爬他家外的水管，肯定不是小偷，而是政府的人。至于阴谋者为什么要在时过境迁将近十年后干掉他呢，可能是由于当时风声太紧，杀掉韦伯只会自证其罪，而更重要的是，在临死之前，韦伯已经发起了新的调查，并开始撰写另一本中情局参与贩毒的著作，很可能是他进一步逼近真相，迫使阴谋者终于动了杀机。在事实仍无法盖棺定论的前提下，电影也只能重点展示真相追索者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讴歌不达真相决不罢休的执着信念，尽管真相仍在迷雾中，也许永不为人知。（所有资料来自互联网，编译/方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