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屐树

我老了。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甚至老得不记得我有多大年纪，在这个被人们叫做亚平宁的半岛的北部田野上作为房子存在了多久，二百年，三百年，也许更长？如今，我已成了一个无鸟的空巢，三层楼房的几十间屋子里空空如也，楼板和木梯踩上去吱吱作响，只有北风在残破的窗棂和木门之间穿行，呼啸。
我离一个叫米兰的城市很近，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水程，现在，人们说这里是这个半岛，甚至这个大陆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可在我朦胧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无止无休的贫穷和苦难，当我看见欢乐的时候，我已经无可挽回地老了，再也不记得我的青春，我的盛年。也许，其实是我不愿记起，谁知道呢。
直到有一天，三十年前的一天——三十年对我来说好像还是昨天，我重新被人记起，忽然有一群人穿着我依稀见过的服装涌到这里，还带来一些奇怪的机器，据说有个叫埃尔曼诺•奥尔米的人要在这里拍摄一部电影，一部和我有关的电影，《木鞋树》。
噢，木鞋树，木鞋树，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个孩子可爱童稚的脸，和他长着漂亮的小胡子的父亲——那个有着迷人的羞涩笑容的男人。
在我地下冬眠了一百多年的往事被唤醒了。那时候，也许我正当中年，我的屋子里住满了五六家几十口人，院子里是孩子们的笑声，仓里堆满饲料，檐上挂着苞谷，畜舍里传来阵阵马嘶和牛哞。那时候，我被叫做贝加莫村。
记忆如同一缕轻烟，一百多年来幽灵般盘旋在田野和我的上空，飘飘忽忽，不肯散去，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被唤醒，被我的意志纠结成形，隐约可辨……

寡妇

和所有其他人家一样，寡妇洛恩克一家的房舍、土地、工具、牲畜，甚至院外的小河、河边的杨树，都属于住在镇上的大宅里的地主老爷，他们只是卖苦力的佃农，只求有活干，在北风吹来的日子有屋栖居，不受冻挨饿。
她已经有五个孩子，在怀上第六个孩子的时候，丈夫却离她而去，撇下他们母子，还有瘦骨嶙峋的公公安塞尔蒙。还好，上帝并不想彻底打垮这个好心肠的胖女人，公公的身体一向不错，他们还拥有一头完全属于自己的公牛，而且大儿子派毕诺也15岁了，在磨坊里找了一份活干，可以帮她分担一些。
没有男人下地干活，洛恩克就承担起了老爷家所有洗衣的活计，另外还为镇上的旅店帮工洗洗床单被褥什么的，从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甚至小河结冰的冬天，她也得趴在河边不停地洗啊洗。两个乖巧的女儿推着独轮车，帮她来回运送衣物，照看婴儿，没时间和院里的其他孩子玩耍。即使这样，生活仍然沉重地压在她身上，让她喘不过气来。
好心的神父想帮帮她，特意来告诉她，可以把她最小的两个姑娘送到一个修道院，减轻她的负担。我看见她的嘴唇哆嗦着，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晚上，派毕诺收工回来，疲惫地吃着黑面包，洛恩克把神父的话告诉了他。派毕诺低着头：“我愿意没日没夜地干活，也要和妹妹在一起。”我似乎听见洛恩克也轻轻吁了一口气。
我从没有见过比洛恩克更善良和虔诚的女人，她经常请那个有些残疾的可怜乞丐来家里和他们一块吃饭，如果孩子们取笑他，她会马上训斥：“像这样的人是主最宝贝的孩子。”
可是灾难还是来了，他们家的牛两天不吃不喝，已经站不起来了。医生说，牛活不过中午了，如果趁早宰它，还能换点钱回来。洛恩克呆呆地站着，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她怎么肯？！我看见这个刚强的女人抓起水罐，快步走出院子，穿过树林，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堂，向十字架上的耶稣祈祷，哀求，最后甚至在嘶心裂肺地喊着，让主原谅她犯下的一切罪，让一切罪恶和疾病被从骷髅地流过的河水带走，只要她的牛好起来。
上帝一定听见了她的声音，第二天，吃了她用苞谷面和年奶做的美食的公牛终于站起来了。我也为她高兴不已。那一刻，我觉得上帝一定就在我的穹顶，用慈悲的目光看着这个令人尊敬的女人。

金币

在我的院子里，最让大家讨厌的就是菲纳尔，这个长着一个尖尖的下巴的小气男人。他也是地主老爷的代理人，代表老爷看管这里的财产，包括我。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
大家都知道，苞谷收获后交租称重的时候，他会在半路上停下来，往马车里装上好几块大石头，可是没有一个人向老爷告发他。
他的儿子是个酒鬼，年纪比派毕诺大了，却尽是偷懒，藏在楼上的谷仓里喝酒。一天晚上，菲纳尔训斥儿子是个懒虫，儿子骂菲纳尔小气鬼，父子俩打起来。大家跑出来使劲拉开他们，菲纳尔气急败坏地诅咒儿子，安塞尔蒙爷爷说：“要注意自己的话，菲纳尔！父亲的恶语是绝不会落到地上的！”
冬闲时节，镇上来了马戏团，菲纳尔每天晚上都去闲逛，然后醉醺醺地回家来。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他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径直来到马房。原来，他在镇上拣到了一枚金币。他把金币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怕被老婆和儿子知道，甚至不敢拿回家。最后，他把金币塞到了马掌里，用泥块摁了又摁。
转眼到了春耕的时节，菲纳尔套好马车去地里上肥，他顺手抓起马蹄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他歇斯底里地大骂马害了他，还揪马的耳朵。马突然拉着车向他冲过去，吓得他跑进马房里，大家赶忙过来拉走了马车，他还在不停地咒骂，谁也不能让他停下来。
菲纳尔病了，发烧肚疼，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女巫医说他的肚子里钻满了从地狱里逃出来的虫子。
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恋人

不知不觉间达莱娜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亭亭玉立的身材，美丽的脸庞，羞涩的眼神，她是我们院子里最美的姑娘。
那天黄昏，太阳还没有完全从山边落下去，田野上飘浮的炊烟都染上了一层金黄，我远远地看见达莱娜从通往镇子的小路上回来了，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留着淡淡的小胡子的青年，那是邻村的斯蒂法诺，夏天帮助达莱娜家收小麦时我看见过他。他们一前一后走着，中间一直隔着几步的距离，达莱娜加快步子，斯蒂法蒂也会加快几步跟上她，可就是不追上她。他们就这么走着，没有说一句话，我看见有几次达莱娜向后侧了侧脸，可还是转回头，什么也没说。转过最后一个弯，就进我的院子了，斯蒂法诺终于紧走两步问达莱娜：“我可以问候你一声吗？”达莱娜停住了，但沉默着。斯蒂法诺又说：“你难道不回应我一声吗？”我隐约听见达莱娜轻轻说：“我也问候你。”她至始至终没有转身，斯蒂法诺只看见她健康漂亮的背。
快到圣诞节了，屋子外面已经寒风透骨，吃完晚饭，大家都去楼下放饲料的大仓库里，男人们吸着烟卷，女人们做着编织，孩子们打闹追逐，消磨漫长的冬夜。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听巴蒂斯蒂讲故事，门被从外面推开了，斯蒂法诺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外。我听见女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求婚者来了。大家都强忍着没笑出声来。男人们招呼斯蒂法诺进来听故事。后来大家都到院子里听从老爷的大宅里远远地传来的美妙音乐，在音乐声中，我注意到斯蒂法诺和达莱娜匆匆对视了几眼，可仍然远远地，没说一句话。
春天来临之前，斯蒂法诺的家人终于前来求婚。在杨树长出嫩叶的时候，他们结婚了。结婚的当天，达莱娜的父母就送他们宝贝的独生女和丈夫坐上了前往米兰的渡轮，去看达莱娜的姑姑，米兰一家修道院的院长。他们是全村第一对去米兰的新人。我远远看见他们静静地坐在渡船上，和所有恋人一样，手亲密地挽着，偶尔对视几眼，依旧不说一句话。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米兰的修道院里渡过了初夜，是那个修道院里住过的唯一一对新人。那天晚上，院长姑姑把两张给孤儿的单人床并到一起，修女们在床头上结了一个黄色的漂亮蝴蝶结。
我还听说，在路上，他们看见了硝烟，以及城市里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战争。

修女

达莱娜和丈夫从米兰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婴，穿着漂亮的婴儿装，还戴着一顶有蕾丝花边的帽子。大家惊讶得不得了，连白发的神父都赶来看是怎么一回事。
达莱娜把院长姑姑给她的信交给神父。原来这孩子是院长姑姑让他俩领养的。信里说，只要这孩子活着，教会每年会转交给他们孩子的抚养费，直到他长到15岁。院长说，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们非常需要，而孩子也需要他们，需要真正的父母之爱。
我从没有见过院长修女。我这一生记住的外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地主老爷，一个就是她。我认为她是世上最美最善良的修女。
她的名字叫玛莉亚，和圣母的名字一样。

爷爷

洛恩克是幸运的，虽然死了丈夫，但她有个好公公，孩子们也有个好爷爷。甚至可以说是世上最好的爷爷。
爷爷的身体一向争气，从来没害过什么大病，感冒风寒他从来不说，挺挺也就过去了。年纪大下不了地，他就精心侍弄着家里的那一小块菜地，他们的菜总是长得又好又快，这是小孙女最骄傲的事情。
冬天爷爷会抱着孙女围在壁炉边，给孩子们讲灵魂的事情，他说火星里面藏着恶鬼的灵魂。他用钳子拨动炉火，让火星扬得高高的，从烟囱里飞走，嘴里念道：“恶鬼快跑，恶鬼快跑，屋子里都是好孩子。”
半夜里，第一场雪落下来，爷爷悄悄爬起身，穿好衣服，提着油灯到鸡舍里，拎起那篮他和小孙女攒了一年的鸡粪，去院墙外的菜地。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他瘦削的手一把一把刨起冰冷的土，把一撮撮鸡粪埋在里面。原来这就是他的秘密，在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用鸡粪给菜地保暖，来年春分播种，他的番茄就可以比别人家的早一两个礼拜上市。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大，连我都有些冷了，身子一个哆嗦，从屋顶抖下来的积雪，落了爷爷一身。
开春了，爷爷给孩子们每人一件铁器，他带大家唱着，跳着，从院子一直到田野：“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冬天快走吧，冬天快走吧！”
夏天来了，爷爷和小孙女一起种下的番茄又是第一个上市了。

木鞋

礼拜天的下午，做完礼拜的巴蒂斯蒂和妻子被神父叫住了。神父说他们的儿子明勒克脑子聪明，应该上学念书，他们必须尊重主赐给这个孩子的才能，而且这对孩子也有好处。
巴蒂斯蒂嘴里虽然嘟囔着“如果农民的儿子上学念书，人家会怎么说呢”，而且他还指望着儿子再大一点给他做帮手，但他还是让妻子缝了一个书包，送明勒克去学校了。
也许明勒克聪明是有道理的，巴蒂斯蒂是院子里最聪明的男人，冬天的夜晚在饲料仓里，他总会有新的故事逗得大家前仰后合，那也是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我喜欢这个能说会道，有时候却有些羞涩的男人。
巴蒂斯蒂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上一次生孩子欠助产妇的钱还没有还，妻子的肚子又大了。他让妻子一定要去医院生孩子，妻子“嗯嗯”地应着。
一天，有人跑来叫正在田里干活的巴蒂，他的妻子已经生了。巴蒂赶到家里，邻居的女人们已经帮着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巴蒂心疼地责备妻子不该冒险，妻子没吱声，微笑看着他。
放学了，刚跑出教室，明勒克的鞋子就掉了，他左脚上木屐的鞋底已经纵向裂成两半。明勒克解下系裤子的布带把鞋子缠到脚上，手提着裤子慢慢往家走。还是不行，他脱下木鞋和袜子，光着脚淌水回到家里。爸爸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他一声不吭。巴蒂斯蒂心疼地抱起儿子坐到壁炉边就着尚有余温的热灰烤脚。妈妈在楼上叫明勒克上去看他的新弟弟，爸爸除下他另一只脚上的鞋袜抱他上了楼梯。一直到睡觉，明勒克和爸爸都没有提木屐的事。
夜色渐浓，巴蒂斯蒂披起外衣，腋下挟着斧头来到河边，砍倒一棵杨树，悄悄藏好枯枝和树桩，把截下来的那段木头裹在衣服里拿回家，花了一夜的功夫，给儿子做了一双崭新的漂亮木鞋。
到了夏天，半截木桩还是被老爷看见了，巴蒂斯蒂一家再也不能在这里干活，不能住在这里。菲纳尔赶着马车把工具和牲畜全部拉走了。
晚饭时分，院子里第一次这么出奇地安静，家家在屋里沉默地吃饭，洛恩克带着孩子们为巴蒂一家念起玫瑰经。巴蒂默默地把几个破箱子和一个门板装上马车，妻子和孩子们在车上坐着，谁也不说话，明勒克脸上的泪珠在从别人家的窗里透出的烛光映衬下亮晶晶的闪着光。
车子吱吱扭扭响着出了院门。人们从屋里出来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忽然觉得羞愧。我不是为大家羞愧，我有什么权利？他们又能怎样呢？我羞愧我自己要见证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夜幕四合，马车越走越远，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又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和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无数的灾难、贫穷和战火。如今我老了，迟来的富足对我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人去楼空，连木头都开始朽了。惊天动地的惨烈我倒不记得了，现在回忆起来的只是一百多年前那些平静沉默的人们。就连这些，也只剩下一些浮光掠影的碎片。
这个国家有很多值得保护的比我更老更漂亮的建筑，我是真的被人遗弃了，衰朽了。从一些偶尔会来的形单影只的凭吊者那里，我隐约听说在东方，在那个女人纱巾蒙面的国度，也有和我的往事一样的事情，有两个没有鞋子的兄妹，有在橄榄树林里穿行的沉默的恋人。因为他们，我爱那个国家。
我还听说，在更遥远的东方，有个沉默了几千年的民族，有个和我的半岛一样灾难深重的地方——也许比我经历的灾难更深、更长，那个村庄，那个岛屿，甚至那块大陆，被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人叫做“悲情城市”。那个小个子男人，听说叫侯孝贤。
我爱他们。爱那岛屿和陆地，爱那些沉默的人们。
年轻的时候，我曾向往站在半岛的南端，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没有潮气，没有淫雨，有的只是地中海温暖的阳光，灿烂明亮，生活无忧。现在我不想去了。也许因为我的心老了，我的苦难和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已经融为一体。
听说最初的时候，所有的大陆也都是融为一体的，只是后来才分开了。那么我愿我东方西方的兄弟姐妹们都能拥有我现在的安详喜乐。如果我的椽子能永远不朽，如果我的墙壁能永远不倒，我愿永远站在这里，见证所有大陆的人们获得幸福，永远不再有恶梦醒来的早晨，寒风吹彻的黄昏。
永远。

尽管对Ermanno Olmi很陌生，但《木履树》绝对是我最钟爱的电影之一，看过好几遍。前面的评论已经挺充分了，我只是补充几点自己的感受。

关于音乐
是《木履树》的配乐让我喜欢上了管风琴。在此之前我只知道管风琴是个轰鸣咆哮的庞然大物，唱片录音里奇怪的音色我总难以适应。但是《木履树》中频频响起的管风琴，单独听也许并不动人，但和电影很般配，那声音清冷，纯净，让人感受到贫苦生活中农民的坚忍和希望。还有一个镜头，是一大群人在仓库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没有管风琴，但是淳朴的歌声也很动人。

关于演员
《木履树》导演起用了一批非专业演员，效果非常好，也许是因为真实，所以表演特别细腻，尤其是片中人物的表情，虽没有大悲大喜，但神情变化非常微妙，耐人寻味。比如有个场景，是一个姑娘收了工在路上走，有个小伙子紧随其后，有意求爱。姑娘出于教养和羞涩对他置之不理，但是她的表情，粗看不动声色，其实传神地流露出她意属于那个小伙子。这段两人基本没有什么动作，就是不停地走着，但是一点不显得单调乏味。

《呼兰河传》
《木履树》让我想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但是不悲观，不抱怨，这需要特别的精神支柱才得以做到，在《呼兰河传》里是出于儿童眼光的纯真，在《木履树》里也许是出于宗教的信仰吧。《木履树》和《呼兰河传》里都时常流露出人与人之间脉脉的温情，在困苦中，这些温情也就格外感人。

最后要说的是，《木履树》真的是不容错过的好片，我觉得看十遍都不会厌的~~

很早以前看过《木屐树》的介绍，后来也看过导演奥米尔的其他电影。真正拿到《木屐树》以后却又耽搁至今。

如果不是被小鱼刺激到，（我很容易被刺激到吗？）我大概还会将它们束之柜格吧。但不管怎样，当我决定翻箱倒柜清理出一批要看的文艺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

《木屐树》的导演是意大利人奥米尔，影片上映于1978年，并获得当年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根据盒子上的介绍，导演启用的全部是群众演员，历时甚长才拍摄完成。电影也很长，分上下集，看了我一个晚上。然而尽管眼睛很累，我却觉得我可以一直看下去，我希望一直看下去。可以说如果不是最后那一笔深刻的悲哀，电影完全就如同米勒的田园画，安宁，沉静，披着金红色的浓重晚霞……

《木屐树》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影片里的主人公是贝加莫乡村一个农场主家几户佃农。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院落里，靠农场主的牲畜和田地谋生。镜头只是在跟随着他们那仿佛不会变化的生活细节，他们虔诚地面对着勤俭，淳朴，艰难而平静的生活，一切都很平静，所有人都如此沉默，然而他们感激上帝，同情他人，爱护家人，浓厚的温情，流连在他们的一句简短的对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之中。



神父告诉巴蒂斯先生他应该送儿子明勒斯来上学，巴蒂斯说他可以在家照看更小孩子，“不，这不是好的理由，他应该学习智慧。”神父说。夫妻俩恭顺地离开，偶尔才感叹一句。“农民的孩子去上学，别人会怎么说啊。”但他们烧了很多水给孩子洗了个干净早，做了一个小书包，让他上学去了。



邻居家的情形相形之下比他们更艰难。男人去世以后，一个老人，六个子女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孀妻的身上。她只能靠给人洗衣服来养活他们。磨房主同情他们的遭遇，给了大儿子一份磨房的工作。神父也同情他们，悄悄问农妇，是否要把年纪小的孩子送去孤儿院，以便把其他孩子养大。妇人愁苦地低头不语。晚上她询问长子的意见，两人的对话很短。

——我们必须送他们走吗？

——如果我们真的应付不下去了……

——皮瑞洛明年就十二岁了，他可以去畜舍帮忙。

儿子看着母亲，“我愿意日夜工作，但要把弟妹都留在家里。”

爷爷收集了鸡粪，在下雪的夜里偷偷把它们埋在土里，这样春天的时候，他们家的番茄会比其他人早几个星期上市。老爷爷充满了希望。

家里的牛突然病了，不能吃也不能站起来。这是他们自己家的牛，可想而知的珍贵。然而好心的兽医只能告诉他们及早杀掉快死的牛才是正确的补救措施。这对一家来说无异灭顶之灾。妇人无计可施，她去教堂乞求耶稣，赐予圣水拯救他们的牛，也是拯救他们一家。耶稣赐福了虔诚而不幸的人，正如她们同情那些更贫苦的流浪人。牛喝了圣水恢复了健康。



在圣母玛丽亚日的节庆上，有些狡黠的另一位邻居，看到人群聚集在一起听人高声宣讲自由和民主，然而他却在人群中发现了一枚金币。在一阵紧张的努力后，他偷偷捡起了金币，兴奋无比的冲回了家。可他发愁该把宝贵的金币藏在何处而不被人发现。最终他把宝贝藏在了马蹄里。然而多日以后，金币跟着马蹄不知遗落何方。备受打击的农夫责打马匹，而愤怒的马差点把他踩死。



另一户人家有一个待嫁的美丽女孩，每天在城里的纺织厂工作。一个青年爱上了他。他跟着她在田间走上很远，终于得以互道了一句“晚安”。作为求婚者，青年人在夜里来到姑娘家的大院，参加人们在谷仓的聚会。即使这样似乎也就很幸福了。他可以每天来谷仓和女孩，以及大院所有的居民相会，直到举行婚礼。婚礼后他们前往米兰看望女孩的姨妈，一位修道院院长。慈祥的修道院长接待了他们，并在他们的初夜之后送了一个孩子给他们。一个漂亮的孤儿。



故事当然还是少不了巴蒂斯一家，他们的故事是唯一可称完整的情节，并成为了电影的标题。因为前一次生孩子的钱还没能还，巴蒂斯的妻子生产时连助产士都没有请，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原本应该幸福的父亲却只是坐在一边，愁苦地抓着帽子。“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口。”“不要害怕，”虚弱的妻子微笑着：“想想你可怜的妈妈说过的话，如果是一个天使，上帝会亲自照顾他。”巴蒂斯点了点头。

巴蒂斯对新生孩子的发愁，其实正因为他是一个如此的慈父。他疼爱自己的孩子。明勒斯每天走了6里路回到家，父亲总是一把把他抱到火炉前，脱掉鞋袜，把他的小脚放到火边，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赶紧烤烤火，鞋袜都湿了，不让它暖和的话会生冻疮……今天学到了什么？……微生物呀？……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

妻子生孩子那天，明勒斯的木屐坏了。他拖着破鞋很晚才回到家。巴蒂斯没有告诉妻子，夜里偷偷地在溪边砍了一颗农场主的树，为明勒斯做了一双新木屐。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一切欣欣向荣。老爷爷的番茄早早结出了漂亮的果实，在镇上得到了大家的称赞……然而农场主发现了被偷砍的木屐树，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赶走巴蒂斯一家。代理人牵走了农场主家的牛，巴蒂斯目送他们离去，然后把家什和妻儿放在大车上，默默离去。邻居们躲在家里为他们颂祷《玫瑰经》，明勒斯看着曾经温暖，如今已经黑漆漆的家，流下了眼泪……



浓厚的色彩，广袤的田园风景，这块沉默的土地上，有温暖，有欢乐，也有悲哀。农民坚实的背脊承担着生活的重压。他们感激上帝的任何怜悯和恩赐，也承担命运的一切惩罚。



对我来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

故事在时间中诉说

残杀与反抗在时间调和。

爱情与嫉妒在时间中思考。

男人与女人在时间中死亡。

他蹲在那里专心致志的玩游戏，之后起身去吃饭，饭是妈妈做的，他狼吞虎咽的吃。时间与美好让他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虚弱，他奋斗，他为爱痴狂……

目前为止，《木屐树》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奥尔米的作品。对奥尔米了解极少，尽管在网上查过他的资料，仍然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形象。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人，选择去拍摄一部关于十九世纪末乡村生活的电影。何况又能拍得如此丰富真实，仿佛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此刻，而片中的那些人就是我们的邻居。整部影片三个小时看下来，哪怕是属于不同的国家，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仍会发自内心的感到亲切，如同一场催眠，轻柔的唤起人们前世熟悉的记忆。或许电影是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向人们证明人类有着共通的悲喜，我们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相异，因此本该彼此懂得，相待如亲人。

贫困是片中所有家庭面对的最大难题，艰辛的劳作与虔诚的信仰，都无法使他们的生活在物质层面有真正的改善，每个家庭都在挣扎中维持，有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足以使生活失去既有的安宁。面对现实人们是无力的，每个人都在隐忍，以至你在他们的脸上见不到明显的哀痛，或许只能在他们对信仰的热情中才能一窥人们的无助。的确，马克思说的是对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求人以所谓的“阶级意识”反抗被剥削的现状，这是对人性的苛责。对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人，理性有可能带来足够的安慰吗？那些揭竿而起的革命者，大多数是并无家人孩子的年轻人，或者是衣食无忧的理想主义绅士。像片中小男孩的父亲一样的一家之主，如何可能抛下柔弱的孩子和妻子，去反抗地主对他的驱逐？对于一个这样被迫隐忍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美好天堂的梦，还有什么能够安抚他的心。

年轻的时总觉得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公正，没有给人足够的自由去探求更好的生活，就当然是糟糕的，可年纪大一些了才慢慢意识到，如果这个社会真的那么缺乏可取之处，它也不可能稳定维持。总会有一些微妙的细节，缓解着不可承受之重。在片中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这种对紧张关系的缓冲，一方面是通过乡村生活的传统社交得到实现，比如伴着歌声的共同劳作，晚间聚会的故事。而宗教信仰作为另一个途径，则显得更加重要，每周日的礼拜对人们形成了道德上的约束，教会对信众个人生活的介入，也为无助的人们提供了一张保护伞。虽未必总能给予足够的支撑，至少会让人们多一种选择。不可否认，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这样的安慰太过脆弱，但在当年大多数人都未受教育，且多赖土地为生的情况下，这种看似过于封闭的形式，也不失为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出路。反过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以反抗剥削为名的“革命”，也正是传统逐渐消失，信仰逐渐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导演对这一趋势已在片中做了多处暗示，从集市上演讲的知识分子，到新婚夫妻去米兰路上看到的浮烟，再到米兰街头倏忽而至的骑兵队。改变已在发生，曾经的淳朴懵懂，终将化为一曲挽歌，被怀念，但不可复得。

当然也有一些部分永远不会变。比如孩子的纯真笑脸，爷爷的开朗乐观，母亲的坚忍，夫妻间的体谅，年轻人暧昧又温暖的爱，以及对无助的乞丐和婴儿的慷慨。一百年前的人以这样的态度生活，一百年后，很多人的感情模式仍然如此。虽然获得了更先进的技术，有了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甚至也有了更多的“人权”和“自由”，可人们最终需要的从未因此改变。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最渴望的始终是能够提供充分安全感的社会关系，而回望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各种人为设定的“民族”或“阶级”的对立，虽以进步为名，却恰恰是对人们彼此间亲近感的刻意扭曲甚至摧毁。迷茫与焦虑作为所谓的“现代病”，其根源就是这种罔顾人性的舍本逐末。而奥尔米是否在试图通过这部电影，对当代进行一种含蓄的反思，并暗示真正的出路所在？

我不敢确定。但我愿相信如此。

再次感受到在《铁西区》里得到的震撼，那种流于平淡，但却极度熟悉，无形散发着强烈冲击力的共鸣。意大利电影就像意大利足球一样，不似西班牙般充满激情，不像英格兰人那么狂野，也没有法国人追求的浪漫。表面不堪，窝囊狼狈是家常便饭。套用一句不太时尚的话，那时候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忍受着生活的强奸。就像他们闻名世界的防守反击，一旦被触发必将势不可挡。

艾玛诺的《木屐树》是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来表达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尽管是纪录风格，由于艾玛诺的电影里缺乏了生活演员这一要素，所以很难归并到现实主义之列。大多数人称之为“乡村意识流”，并将其相对于楚浮称为田园大师。意识形态本难分门别类，姑且先放下这个头疼而且意义不大的话题。

影片开头就让人难当昏昏欲睡。早年的意大利并不算富强，在众多的电影里，除了新现实主义先驱们的那些写实电影，关于这方面的影片甚少有机会接触到。《木屐树》就是这类不可多得的电影之一。在大约半小时内，满目触及的镜像都传达着贫瘠的信息，以至于一度产生置身伊朗电影的错觉。再联想到契柯夫的小说，思绪逐渐陷入纠葛错综。

农场生活被大篇幅的纪录在影片里。艾玛诺通过抓住一个普通农家为典型，用一组组的镜头还原放大了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比如小儿子帮忙家人作农活。先是一个房子的全景，切换到在不停摆动的草叉，然后紧接着是一个孩子笑脸的近景，伴随着清晰可闻的草辘掉落声，镜头再次转到全家人在马厩里欢畅起舞的中景，整个农场里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再比如孩子们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由父亲抱着围坐在火炉边，脱去袜子烘干湿漉漉的双脚。还有小儿子拿着磨破的鞋回家，父亲为其隐瞒，恐怕他受到母亲斥责等等的描述。这些镜像构建起一副副生动的画面，勾勒出当时意大利普通民众清贫朴实的生活。

高潮大约在一个钟头左右后出现，此后便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杀猪是第一个精彩事件。画面首先若无其事的定格在一只被加热的瓦缸，远处隐约可见正对着一间屋子。随后镜头里开始出现忙碌的人们，在闲聊中不断的往瓦缸中加水。在众人加水的过程中，镜头捕捉的对象也在不时切换，一会是加水嬉笑的近景，一会是远处的人们慢慢在房子旁聚集。摄影机一直没有运动，通过景深的变换来实现蒙太奇。观看过程中意识到两者必然有着某种联系，不过直到谜底揭晓前，始终猜不到烧这么多水的目的。

画面终于切到了房间内部，原来先前那座远处的屋子是猪圈。这时是一个猪的近景，众人开始合作捉猪。颇有意味的是，那头肥猪似乎洞悉自己即将被宰杀的命运，是以在猪圈里展开了最后的顽强抵抗。人们的吆喝夹杂着猪猡撕声竭力的哀嚎，在人们熟练的配合下，猪猡终于艰难完成了壮烈的行刑。烧开的水立时派上了用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滚烫的开水不停浇在猪猡身上，众人有序的开始刮毛、去内脏的分工。不出片刻，一头活生生的猪须臾间成了一具供人大块朵颐的尸体。

血腥残忍的画面突然一转进入了下一个章节，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猪猡的惨遭毒手影射着遭受荼毒的穷苦大众，在压迫下只得逆来顺受，徒劳的抗争最终仍难逃被屠宰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由此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

此后还有长子与父亲斗殴，么子绑住破鞋回家等精彩事件。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父亲半夜里偷偷砍树制鞋。从小贩的推车来到村里大受欢迎不难推断出，意大利当时的农村交通不便利，物资相当的匮乏。在么子的鞋磨破之后，父亲千方百计避免被妻子知晓，可以断定这个八口之家必然负担不起一双新鞋的意外。在这段戏里，从夜半偷偷出门砍树、环顾左右唯恐被人听到砍伐的声响、砍断树干后掩饰行迹、以及制鞋时的提心吊胆。

还有捡钱和找钱那段戏。镜头对准人群里父亲的脸，然后切到地上那枚金币的特写及近景镜头。伴随着镜头的不断轮转，父亲的小动作乃至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全都在摄影机前显现无遗。这段描写与之前砍树那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把一连串生动有趣的画面拼凑在一起，从而鲜活的塑造出父亲胆小谨慎的个性。至于后来父亲把金币藏匿在马蹄底下，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怪异举动则被赋予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此举无异于掩耳盗铃，所以后来金币得而复失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这段细致精湛的描绘不禁又让我神游于鲁迅的《药》，片中父亲的角色及举动正好与华老栓买药相对应。至于把金币藏在马蹄底下，则与人肉馒头可以治病一样荒谬。也点明了人民大众无辜受到愚弄，金钱财富不过是场黄粱美梦，注定与之无缘。

而通过这个缩影，也表达了艾玛诺对穷苦大众深深的怜悯和同情。然而全片在几处高潮的突然戛然而止，则宛如艾玛诺无奈的声声长叹，在欲言又止中宣泄着愤慨，在回味里久久难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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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lme d’Or recipient for Italian filmmaker Ermanno Olmi for his humanist depiction of the agrarian life in Bergamo, Lombardy, near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EE OF WOODEN CLOGS, is a 3-hour essayistic pastoral only betrays its political agency in the downbeat coda. Four households living in a farmhouse and their quotidian tenor of lives are peeped through Olmi’s perceptive but dispassionate lens, a pseudo-documentary employing non-actors to uphold the performance as natural as possible (resultantly, reduction of expression is its knock-on effect), perfectly re-enacts a verisimilitude of reality regarding his parents’ generation concretely imprinted in Olmi’s mind. The families are all sharecroppers and don’t own an inch of the land where they are toiling,and receive meager income from the landlord predicated on the productivity. To today’s eyes, the film’s nostalgic atmosphere (copiously purveyed by organistFernando Germani’s lyrical rendering of Bach’s oeuvre), authentic loci and primitive means of life are quite at a remove, but what matters the most (and strikes home) is Olmi’s unqualified benevolence towards his subjects, his utmost reverence to humanity flickering through the successive occurrences at once trivial and vital, temporal and sacred, a high note arrives in the pig-butchering sequence where that poor critter’s wail reverberates in viewer’s head long after its life force is severed, we are forced to see something unsavory on which we are all inclined to turn a blind eye. Piety, is ensconced in the forefront here, the film opens with a scene in church, where a priest persuades an illiterate peasant that his son is smart enough to go to a proper school (at a time when basic education is still a privilege);a widow with six children is granted with a "miracle" when her livestock is given a death warrant from the vet; a pair of newlyweds gets married in the church on an early morning, visits a convent later and brings back to home a foundling, this segment temporarily dislocates us from the parochial milieu and offers a glance of a bigger picture (commotion and conflicts are hinted), however transient it is. But conspicuously the film has less ambition in highlighting human follies, a country fair is presented, an episode of an inane farmer hiding a golden coin inside a horse’s hoof is the closest thing we can get.

A revered ethnographic infotainment permeated with bucolic sublimity, THE TREE OF WOODEN CLOGS - its title referring to the occasion of the harsh punishment received by one of the households in the end, has its own incontrovertible artistic integrity and a rarefied stature matched by few peers, but there is a smattering of monotony and inflexibility is extruded out ofits unyielding aesthetic tenet, which may have done a disservice to itself, not least considering its epic length. referential point: Vojtech Jasný’s ALL MY COMPATRIOTS (1969, 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