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1975

随手扯几句。祛魅。

通常人看来，《镜子》是塔可夫斯基的自传体电影。但其实脱离老塔的个人履历，未尝不可把它看作一个普通艺术家的半生故事。影片的创作角度似可类比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文本和创作者本人的经历极其类似，但创作者没有点破，只是静静地让读者跟随意识流来接近艺术家的半生讲述。

影片的叙事含量并不低，包涵了三代人的故事。它的时间跨度相当大，由二战之初的30年代，到二战期间到40年代，以及战后的60年代。人物有主人翁的母亲为代表的上一代，主人翁和他的爱人以及主人翁的儿子。而主人翁——一位艺术家——的成年形象事实上是缺席的，只有他的声音和躺在床上的部分躯体出现在影片中。但他依然非常重要，他是整部影片的核心。他的回忆、他的视点、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整部电影。

主人翁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母亲（年轻时代）和妻子均由同一个演员马格瑞塔-泰瑞柯娃饰演。同样，饰演主人翁的童年时代和他的儿子的演员，亦是同一人。堪破这重谜题，是理解《镜子》的第一步。对于叙述者而言，母亲和妻子、自己和儿子投射了类似的镜像。他爱上妻子，可能是缘于一定的「恋母」情结；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他昔日的影子，也寄托了他的期待。如果观众足够仔细，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通过演员的表演、布景和背景交待区分了不同的年代。

镜子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没有人能够忠实地还原生活，像平滑的镜子一样如实地映射出这个世界的影子。当人们叙述一个故事，都经过了他的大脑和语言的加工，到听众的耳朵了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再加上个人的视点和观点永远不可能如上帝般全知全能，人们只能透过心灵去观察和转述世界，如同我们只能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形象。既然做不到忠实世界，不如忠实叙述者的内心。于是镜子有了双重含义，既是幼年主人翁看到的那面真实的镜子，也是指的主人翁的内心。通过前者，孩童看到了世界的残酷；通过后者，观众看到了主人翁内心的世界。

父亲的形象缺席了，但他却以空缺的方式一直存在着。他依托于那个从草原上走过来的医生身上。起初，观众只看到母亲——以幼年主人翁的视点——然后越过她的背影，才看到了医生。医生和母亲有些暧昧的互动，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可能成为新的父亲。母亲拒绝了他。同样，当主人翁的孩子长成少年，主人翁也未承担起父亲的角色来，也是缺席的。不过老塔以另一种方式补足了这个空缺：他邀请他的诗人父亲，朗诵他的诗歌作为画外音。

影片的摄影，也是老塔一以贯之的柔情长镜头，拍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景象。镜头忽远，忽近，有时紧紧跟着人物（青年时代焦急的母亲）的脚步，穿过长廊跑进雨中，步入地下室中；有时又以移动的人物（结尾的祖孙俩）为焦点，向另外一个方向移动，走到树林的后面，依然深情地凝视着他们，有如在告别。在这里，镜头代表了叙述者的心灵之眼，观众透过它也搭载着它漂浮在意识的河流中。

《镜子》的叙事人称是漂浮着的。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的处理，一会使用「我」，一会使用「她」，在第一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自如切换。事实上，这才是符合人类心灵看待自我的故事的方式。这个人称，就像抽离了肉体的灵魂，漂浮在半空中观测到了「我」的身体，也能通过想象紧紧跟着「青年时代的母亲」的脚步。尽管，叙述者尚未出生，但在他的想象中，宛如亲见。

这就是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的方式。他轻轻一震，摆脱了日常叙述的枷锁，在叙述者的大脑中架了一个摄像机，用意识流的方式讲述故事。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准确地传达他希望表达的内容和情绪，并在有限的时间内装入了高密度的故事。我想不出有更好的方式代替他的叙事。人们若要抵达塔可夫斯基的目的地，须通过塔可夫斯基走过的道路。这是唯一的方式。

题记：“ 谢谢你的电影《镜子》，我的童年就是那样……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是那样的风，那样的雷雨……‘加尔卡，把猫咪弄到外面去。’我的祖母喊着……房里一片漆黑，油灯也熄灭了，等待母亲回来的感觉充塞了我整个的灵魂……而你的电影如此美妙地呈现了一个孩童这种思维的觉醒！……在那漆黑的戏院里，凝视着被你的天才所燃亮的那片银幕，那片刻，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一位观众的来信


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1932.4.4～1986.12.28），这位伯格曼眼中“当代最重要的导演”，从影二十余年，主要作品只有两部短片和七部长片，但“他却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在极权统治的扼杀诗人的时代里，塔尔柯夫斯基用这些吉光片羽的影像艰难地雕刻着生命的时光，以一个传统俄国诗人的热情和良知，苦苦求索艺术的真谛和人类的良知，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大行其道的价值混乱的世界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雕刻时光》一书收藏了塔尔柯夫斯基对电影、对艺术尽其一生的求索，在序言中，他反复提到的只有一部电影——《镜子》。因为没有一部片子像《镜子》那样经历了复杂曲折的磨难、指责和无端的非议，但又最终得到了观众的肯定。这些肯定温暖了作者的心灵，坚定了他的创作信念！“一想到母亲将会去世，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我将抗争，我将证明，母亲是不朽的！”（1）这是影片创作的最初动因。本文将从这部电影切入分析，尝试探索塔尔柯夫斯基的艺术和精神世界。

一、个人·家园·历史
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时在饭桌上拍着你的手背，让你把碗边的饭粒捡起的那个人。在浮夸的宏大叙事的年代，塔尔柯夫斯基要去为自己的母亲拍一部关于自己家庭的电影，这样妄自尊大的“野心”连一直与他合作的摄影师也不能赞同。可是塔尔柯夫斯基告诉我们“在《镜子》里，我想要让观众感觉到巴赫以及佩戈莱西，以及普希金的信函以及红军强渡锡瓦什海，以及私密的家庭情事——这一切事物，就某层意义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人类经验。”【2】为了说出那些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生命体验，在《镜子》甫一开始，导演以一种纪录片的手法拍摄了一场治疗口吃的场景，作为“我可以说了……”的序幕。
时间的闸门被打开，迎来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孤独的母亲背对着镜头坐在倾斜的栅栏上，景深处荞麦花在辽阔的草原上点点铺展；远处，伴着火车悠长的汽笛声一个人朝屋子走来——不是父亲，父母早已离异了。

母亲吸一口烟，缓缓吐出，镜头随着烟丝摇过，微风袭来，树枝哗哗的抖动——情来感物，物来应情！这样的风在影片中一再的吹拂着，或是记忆、或是梦境。稍稍的升格拍摄不再是简单的摄影技巧，在放慢的镜头中，我们看到并且感受到：清风在枝叶上流连，那是时间的流连，是孤独的母亲一如自己孤独的童年时光的流连。
路人走了，一阵奇迹般的风吹起了层层的麦浪，那是“我记忆中一个清晰凝练的童年景象！”父亲离开了我们，于是他的诗作被导演处理为画外音，在这清晰明朗的诵读中，母亲双手抱袖独自回到老屋……

从个人的、家园的回忆切入这部几乎没有情节的电影“叙事”，不是自我的尊大，更不是自恋，塔尔柯夫斯基从他的毕业短片《压路机与小提琴》开始就没有忽略对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民族的关怀，这是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良知使然，只是塔尔柯夫斯基切入历史的方式不是用一种浮夸的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只有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才会具有刻骨铭心的印记。
《镜子》中一段可以作为“情节”的记忆是母亲在印刷厂任校对员时出现的一次错误——将斯大林的名字印错了。母亲察觉到错误后奔回印刷厂，导演用稍稍的升格镜头以及变焦的方式跟拍母亲的奔跑，由于呈现在画面上的速度放慢，于是由母亲奔跑的吃力、紧张，结合那被放大的呼吸声，导演以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传达出极权时代意识形态的威慑力量。
对于历史的介入还不止母亲的一次遭际，《镜子》还使用了许多的新闻纪录片来呈现历史：最早的飞行气球、红军强渡锡瓦什海、攻克柏林大厦、广岛原子弹爆炸、天安门广场汹涌的人潮……。它们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时间比例却较小，而且经常没有视点、没有叙事动机的毫无准备的就出现了——其突兀性一如这些荒诞的历史事件本身。可完整的看完影片以后，观众又会发觉它们的突兀与破碎，又恰恰暗示了它们的无处不在，作为一种记忆、一种隐痛、甚至是未来人类的阴影，在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中，新时代的人类依旧被随时可能爆发的核子大战的恐惧所威胁着，人类的命运不得安宁！对于这些纪录表征历史的影像，导演以一段红军强渡锡瓦什海的新闻片为例，解释它们是如何与个人的记忆融合一体的——“我认为《镜子》中的新闻片和表演剧情自然而完美的连接在一起……当我从眼前的银幕上看到那些人，仿佛从太虚之中出现，受到那历史上悲剧时刻的恐怖和不仁所摧残之际，我知道这一片段必须成为那部单纯以个人私密的抒情记忆为出发点的电影的主轴、本质、核心和中枢……在泛白苍茫的天空之下，一群人双膝深陷湿泥中，勉强拖拽着自己的身躯，穿越一片延伸至地平线彼端、无尽无止的沼泽，几乎无人幸存。这些纪录片段的无限透视，创造出一种近乎净化的效果。”【3】对于新闻片、剧情片在时间上的深层意义，我们还要继续考量作者的美学态度。

二、时间·记忆·梦境
电影是时间的艺术，一方面，塔尔柯夫斯基认为，理想的电影是新闻片，是用几百万英尺的胶片把人的一生每一分、每一秒都纪录下来。无疑，这是摄影术的本体性使然，我们用这一完美的保留时光的媒介收藏起我们存在过的生命，从而抵抗人类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能！另一方面，理想毕竟是理想，我们不可能其实也不必要把人生的每一寸光阴都纪录下来，任何人也做不到，我们可以留恋时光、雕刻时光，但我们并不是时间的造物主！塔尔柯夫斯基反对自然主义式的机械复制，在他的实际创作中，时间不仅安排在当下，而且更多的、情感的密度更浓的时间被安排在记忆、梦境、幻想之中。表面上看来，这种时间安排违反了作者本人“纪录下来的时间”的理论，而实际上，“时间与记忆互相合并，就像一枚勋章的两面”，【4】导演对时间的纪录已经从外在的层面进入了心理的层面。在客观自然中，时间在三维空间中单向度的向前流逝，但是，由于我们有情感、有记忆、有思索，我们内在的时间便可以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它可以倒转，可以诗意的再造，但是作者依然强调“电影中最重要的假定性之一就是，电影形象只能以有声有色的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自然的形态呈现出来。
……梦境在银幕上依然要以现实生活本身的那种真切可见的自然形式来构成。”【5】影片中有两次黑白场景中母亲不寻常的处境：
父亲在前景帮助母亲向长发上浇水洗发，镜头缓缓向后拉，景别从特写扩大到全景——父亲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似乎站立不住的母亲，颤抖地垂着面前的长发，泥灰伴着雨水从屋顶纷纷降落，镜头从右向左横移经过母亲，母亲出画，镜头继续运动，镜头没有间断，而母亲却又裹着沙巾在左面入画，人物的位置一如梦境的不确定；母亲走向一面模糊的镜子，而其中反射出的竟是老年母亲的镜像（由塔尔柯夫斯基的母亲本人扮演）！虽然这一组镜头清清楚楚、可又全然不是写实的纪录，更贴近超现实的、表现主义的影像呈现。在第一次观看时甚至会让观众感到迷惑，但是导演自有他的道理：“我要说的是电影中‘暧昧’以及‘不能言传’，并不意味着影像不清楚，而是由梦的逻辑所产生的独特印象：完全真实的元素之不寻常、无法预料的组合，以及各元素间的相互冲突。”【6】父亲的突然离去、倾颓的家园、母亲的芳华、孤独的老去，这些暧昧的影像串起了梦的逻辑、心理的感受，而它们又全然是作者不能忘却的真切印象！
战争年代，贫困的母亲将自己的耳环卖给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夫人，夫人让她帮忙宰杀一只公鸡，接下的镜头从彩色转为黑白，父亲抚摸着母亲的手臂，镜头向后拉开——父亲又不见了，而母亲却漂浮在空中，这一场景显然违背人们的物理常识，可是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一个坚忍而自尊的母亲身心的“失重”状态呢？

从影像的造型、布景、摄影机运动到剪辑、时间上的不合逻辑，不仅表现在梦境中，还交织在现实和记忆的境遇中，整个影片其实是在成年的“我”的讲述中展开的，“我”与妻子的情感纠葛、破裂的婚姻是影片的线索之一，虽然在导演的安排下，“我”在画面上一直没有出现，但是有一组镜头却让人记忆深刻、感受良多。“我”问妻子孩子们在哪，妻子（由扮演年轻母亲的同一个演员扮演）怔怔的看着“我”——也就是看着镜头，但是镜头反切后，出现的却是放假回来的父亲，他对着画外的母亲询问“孩子们在哪？”，有背于传统的反打镜头，塔尔柯夫斯基的“反打”一下子从一个时空切到了另一个时空，只是人类在相似的处境里说着相同的话，时空在剪切中跳跃，可却跳不出一样的人类宿命！
除此以外，记忆结合幻想（因为回忆从来就不会是机械的回忆，回忆总要结合重构和想象才能激荡情感的波澜）使得记忆中的许多意象也总是会带有一种梦的气息、诗的魅力。《镜子》中，那些似乎是无缘无故吹起的风，无处不在的雨，还有明亮的火，我们不知道它们因何而起，却一次次的在记忆、在梦境中闪过，没有情节故事的交待，它们不可捉摸但又让人感到确实存在，并且深深的烙印在童年的记忆中。对于塔尔柯夫斯基电影中如此这般的不可名状的意象，习惯于导演将一切来龙去脉都解释清楚的观众可能一下难以接受，可是细细的想一想，童年时代，谁没有过呆呆的望着一阵风吹拂着树枝轻轻摇摆的懵懂，谁没有过望着窗外滴答的雨水等待着母亲回来的经历，何必去计较那后面的“故事”呢？导演只能给出他记忆中的一个个诗意的意象，至于意象后的故事，观众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补充完善、完美。观众不再是观看好莱坞电影似的被动接受导演给出的全部信息，而是与导演处在同一层创作的位置，连接导演与观众的是相同的意象，意象后的故事却只能到各自的生命体验中去追忆、去怀想。“经由诗的连接，情感得以提升；观众也由被动变成主动，他不再被作者所预设的情节所左右，而是亲自参与一个探索生命的历程。……艺术家迫使观众去把分裂的片段整合起来，迫使观众去思考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惟有这种方法才能让观众和艺术家在体认电影这一层面上处于平等的地位。”【7】
影片开头，母亲从栅栏处回到老屋，接下来的一个场景是邻居家的房屋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本来这里是可以构成一段情节的（比如大火因何而起，造成了什么伤亡，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可是导演对这一童年的印象全然不去做什么情节的设置和解释，对一个孩童来说，大火就是一场大火，这一自然景象以它的肃穆壮观深深震撼了童年幼小的心灵。除了这一自然景象的大火，影片中还有一枝树枝燃起的小火无能从作者的记忆中抹去——少年的爱恋！童心中初次萌发的模模糊糊的对少女的慕恋，在回忆中留下的只是一只被火苗映衬的明亮的手而已！梦境中年轻母亲在镜中突然老去了，老年的母亲伸出皱痕密布的手摸抚自己的镜像，这时，毫无逻辑与铺垫的，突然插入一只被火苗映衬的明亮的手，一闪而过，接着一阵电话铃声把梦境带入了此刻当下——成年的“我”被母亲打来的电话惊醒了。如果将整部电影反复的看上好几遍（比如我就看了几十遍），观众确实可以在这看似无序错杂的影像中理出一点“情节”以及时间顺序来：这只手在影片后面又出现了一次，那是童年的真实所见，而不是梦境中的；电影影像的放映顺序与实际的时间顺序发生了前后的错位。在《镜子》中，导演常常是只保留这样的意象而不加以解释说明，并且在时序上还要错位，如果导演用线性的时间处理方式的话，应该是先有童年第一次见到这只手，再有成年后梦境中的闪现，可是这是一部塔尔柯夫斯基的电影，时间在这里似乎是不受日常逻辑的控制而自由的闪烁，梦境、记忆、幻想、先后顺序都已经不能明确的区别开了，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吉光片羽的生命体验，它们就是生命本身！

影片最后，塔尔柯夫斯基更是对时空做出了他能做到的完美调度，新婚伊始的母亲和父亲幸福的躺在草地上，父亲问母亲想要男孩还是女孩，而母亲只是含羞而欣慰的展露她的笑容，朝向远处凝望——只见老年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沿着弯曲的小路，朝草原深处走去，而景深处又是年轻的母亲（只是过了数年，应该是父母离异以后了）站在草原深处遥望着命运的未来……。在这同一场景中，同一个空间里竟然出现了三个时间里的母亲形象，而且时间的严重错位——老年的母亲手中牵着的却还是童年的孩子！战争结束了，时间也老了，作者是多么希望重新回到童年，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父母离异的童年，可是老年母亲和童年自我这一不对位的时间组合又强烈的表露出这种美好理想的无可奈何——美好的童年时光已经永远的失落了！

三、艺术·良知·信仰
所有伟大的电影都让人联想到戈达尔的一句话“电影是人类第一个梦，也是最后一个梦！”在时间的回顾中，我们不仅看到我们个人的悲欢离合，而且还可以看到整个人类一路走来的坎坎坷坷。个人的时间与整个人类时间又是千丝万缕联系着的，这其中的对与错、欢乐与悲哀，构成了我们反思的材料，所以“人类良知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时间！”
“我认为一般人看电影是为了时间：为了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如同一位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内心中成品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一片片地凿除不属于它的部分——电影创作者，也正是如此：从庞大、坚实的生活事件所组成的“大块时光”中，将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抛弃，只留下成品的组成元素，确保影像完整性的元素。【8】
于是，塔尔柯夫斯基雕刻出来的时光明显具有这样三个层次：在物质材料的层次上它们来自于现实，在气质魅力的层次上它们是诗意的，在思想价值的层次上它们能够引领人们重拾良知与信仰。
对于前两个层次，作者以一首日本的俳句诗为例，表明他的理解：“垂钓碧波中/微波荡漾催月影/浑似上钩来/孑然刺李树/晶莹夜露落满枝/刺间挂水滴……这是纯粹的观察！它的精练准确，使再愚钝的人，也能感受到诗的力量，感受到诗人捕捉到的生活形象。”【9】塔尔柯夫斯基处理意象常常间于再现与表现之间，那些影像既让观众感觉到与日常的经验不一致，可又让他们觉得真切、情感逼人，丝毫没有从理念上来影响观众，完全是一种审美的诗意的直觉。“诗人常拥有孩童的想象力和心理状态，因为不论他对于世界的思考是多么精辟深邃，他对于世界的印象却是直接的。”【10】诗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更准确的描述“写景则豁人耳目，言情则沁人心脾，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装束之态。”惟有充满了这种意象的境界才是大诗人所写之境，所造之境！
对于思想价值的层次，导演不厌其烦、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告诉我们：“我主张这样的艺术，它应给人以希望和信念。艺术家所讲述的世界越是无望，也许就越应使人感到与之相对立的理想——否则简直不可能活下去！”【11】“艺术承载着对理想的渴求。它应在人心中播撒希望和信念，哪怕艺术家描绘的世界是毫无指望的。”【12】
“艺术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沟通，因为互相了解是整合人类的一股力量”【13】在《乡愁》中，疯子多米尼克将一滴水滴于手心，然后又滴上一滴，手心上是更大的一滴而不是两滴，这其中寄托着导演所有创作行为的最终期望——用艺术来促进人类的谐和！

尽管塔尔柯夫斯基用来等待剧本审查的时间比他用来拍电影的时间还要多，而电影完成后更是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指责、非议、侮辱，可是，饱含真情的艺术作品从来不会因时代的愚蠢而掩埋光华，“一切都将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元素，此乃一个人对其存在所能指望的一切：爱的能力。……我的职责是使每一个看了我的电影的人意识到爱以及施与爱的需要，并意识到美正在召唤他。”【14】同样是《镜子》这部电影，导演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赞誉——只能是来自观众！
一位观众来信：
谢谢你的电影《镜子》，我的童年就是那样……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是那样的风，那样的雷雨……“加尔卡，把猫咪弄到外面去。”我的祖母喊着……房里一片漆黑，油灯也熄灭了，等待母亲回来的感觉充塞了我整个的灵魂……而你的电影如此美妙地呈现了一个孩童这种思维的觉醒！……在那漆黑的戏院里，凝视着被你的天才所燃亮的那片银幕，那片刻，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另一位观众的来信：
我看您的电影犹如凝视着一面生命的明镜。这是第一次，电影对我成为这么真实的物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去看这部电影，我要直接进入其中，如此一来，我得以真正的“活着”。【15】
“像这样的来信温暖了我的心灵，赋予我工作的意义，强化了我的信念！”——塔尔柯夫斯基如是说。

1974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凭借科幻电影《索拉里斯》的成功，终于可以自由选择拍摄题材。之前几年，由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反对，他的多部剧本遭到拒绝，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而这一次，人到中年的塔可夫斯基选择了自传性题材，回顾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和父亲母亲。这就是后来被伯格曼盛赞、哈内克称为“影史奇迹”的《镜子》。然而，在《镜子》上映以后，相当一部分观众与学者表示不解。塔可夫斯基则屡次强调“《镜子》没什么看不懂的，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叙述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当作自己的经历来看待。”然而，存在于声音和画面之间的断裂感、镜头剪切遵照的情感逻辑（而非简单的理性逻辑）、以及极其个人化的时间感受，依旧带给初次观看电影的观众相当程度的迷惑。这是一部需要观众不断调动自己人生经验和情感知觉去浸入其中的电影，在外部“观看”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镜子》定义了电影作为艺术能做到的事，并非提供视觉奇观、娱乐体验，而是扩展人的心灵的觉知。这也是塔可夫斯基对诗歌的认知（“诗人的使命在于激起心灵的火花，而不是培养偶像崇拜者。”——《镜子》中主人公的台词），以及终其一生在电影事业中的追求。而《镜子》作为一部自传性的电影，尤其特别，它几乎是那种拍给自己的电影，看似随意的各个片段中实际上精心散布着暗语、私人隐喻、以及仅作用于个人的记忆辨识物。于是，只有通过重看《镜子》，我们才能够记住这些暗示，将这些片段的隐秘联系构建起来，理解塔可夫斯基所表达的“记忆”。事实上，《镜子》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它尝试表达每个人一生中都必将面对的记忆问题，却触碰了个人精神世界的终极秘密：人类如何尝试准确地言说记忆这种不可言说之物，以及，记忆作为被时间抛弃的现实，它是如何渐渐侵入人的梦境、现实与想象，又是如何隐秘地作用于人类语言及人类意志的。

1.记忆的三种叙述方式

电影正片的第一个段落，年轻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截树篱上，远处的田野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由远景走入近景。母亲的台词暗示我们，在望着田野的时刻，她曾一度把这个陌生人错认为归来的父亲。目送陌生人离开以后，镜头回到母亲的背影，并且追随母亲的脚步、经过一个倒在地上的小孩（保姆把小孩扶了起来）、另一个小孩在餐桌上吃东西，牛奶和食物凌乱地撒在桌上，而母亲失魂落魄地走过这一切，对生活中的混乱不闻不问，画外音是父亲在朗诵一首情诗：

每次我们相会的时刻，都当作主显节来庆祝。

整个世界只有你和我。

你敏捷又轻盈，胜似鸟儿的翅膀。

急匆匆跑下楼梯，一步踏过两级。

你拉着我，穿过潮湿的丁香树丛。

来到镜子的另一边……你的领地。

……

正直的神啊，你是属于我的。

你醒来了。改变了人类尘世的语言。

我的喉咙突然充满新的力量。

当我说出“你”字，发现它有了新的含义“王”。

恍惚之间，一切都在变幻。

繁琐的事，笼罩着我们。

寸步不离。层出不穷。

我们被牵引着，不知去向何方。

奇幻的城市在眼前飘过，如海市蜃楼一般。

野薄荷为我们铺路，

鸟儿们为我们护航，

水中的鱼儿逆流跟随，

天空为我们拉开恋慕，

命运正循我们的足迹而来。

像个疯子一般，挥舞着剃刀。

这首诗始于恋人相会的甜蜜日常场景，音调不断拔高，恋人的“你”成了“尘世的语言”，成了“王”，最终，止于不可思议的境地：万物仿佛围绕这段恋情而展开，甚至“命运也要循我们的足迹而来”，从而抵达了精神的宏大、崇高之境。而通过下一个段落，我们知道，主人公的诗人父亲在1935年抛弃了母亲和孩子。这段情节完全取材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经历。父亲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离开家，留下一座乡间府邸、形单影只的母亲和许多诗稿。童年的塔可夫斯基则沉浸于父亲的诗歌，也许就包括这首写给母亲的情诗——这构成了塔可夫斯基的一重童年回忆（这些诗歌形成了塔可夫斯基对父亲的精神认同），而另一重回忆则是母亲孤独地等待父亲的现实场景。父亲的诗歌越是甜蜜、崇高，他本人缺席的现实就越是刺痛人心。尤其是当母亲把陌生人错认为父亲后，这期待成空的失落感达到了顶点。于是，在这一片段末尾，当诗歌的情感攀升至顶点，母亲终于打破隐忍，对着镜头哭泣。我们看到语言的力量发生了偏移和失效。

接着，屋外传来起火的呼喊，母亲冲了出去。餐桌前的两个孩子听见母亲说房子起火了，也朝外跑去。这时，塔可夫斯基运用了违反常理的场景调度——镜头并没有追随小孩的身影去往起火的房屋，而是停留在凌乱的空餐桌前，直到一个奶罐从桌面滚落在地。之后，镜头缓慢环绕房屋的内景，对准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影影绰绰的背影，透过孩子的背影，我们能够看到依稀的火光。当燃烧的房屋最终正面出现在画面里时，这个场景却是平静的、景观式的，而不是混乱的、灾难性的。这种奇异的视觉再现，无疑是经过理性修饰后的回想，是基于记忆的再创作而非直接记忆。过往的记忆通过回想被构建起来，加入了现实的日常秩序。这回忆和回想的混淆被主人公后来的独白所印证：

“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回到了我最心爱的地方，祖父盖的房子。四十年前，我就出生在那房子里的餐桌上。每次我想走进，总被什么阻挡。这个梦，我做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看到那圆木围墙和幽暗的存储间，尽管是在梦中，我也能意识到我只能梦到它。于是快乐消失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定会醒来。有时，一点声响把我从童年房子和松树的梦中惊醒，我便伤感不已，盼望着再做这个梦。这个梦使我又回到童年。重温儿时的欢乐，让我感到一切尚在前方，一切皆有可能。”

梦的重复使梦境本身变成了一种记忆。现实对记忆的回想虽然模仿了记忆中的场景，却夹杂了失去的伤感。唯有通过入梦，才能找回现实中失落的东西：记忆中的情感。

于是，人物通过回想而入梦。梦的段落是黑白的，梦中的一切失序，变形，夸张。比如父亲在给母亲洗头，突然水缸消失，母亲站立如鸟，而房屋开始剥落、瓦解，年轻的母亲走向镜子，镜子中却映照出一个老去的母亲……这并不是主人公期待的那种快乐的梦，而是充满危险和不安的梦。中年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接到业已年迈的母亲的电话。主人公提到自己的喉炎，谈到不再信任语言，也回应了前两段场景发生的时间——1935年，父亲的离去和起火的房屋。接着，在台词中，主人公暗示自己和母亲之间始终无法解决的沟通障碍，母亲则提起一桩发生在现实维度的事：以前一起在印刷厂工作的同事丽萨死了。

电话结束以后，下一个段落自然衔接到母亲年轻时去印刷厂校对书稿的段落。镜头追随母亲从室外一路走进办公室、抵达印刷机器所在的房间，通过镜头运动、和他人的互动，塑造了紧张、人与人互相不信任的政治高压氛围。母亲怀疑校对错了一个词，我们通过另一个女孩的哭泣和母亲拒绝对同事解释的态度而侧面推测出事情的严重性。而“那个词”的始终没在电影中被揭示，使得恐惧不安的情绪在沉默内部收紧，无法向任何词语的意义散逸出去。这个段落发生的背景是大清洗运动时期。我们能感受到母亲感受到的这种无法表达的紧张和压抑，尤其是，恐惧并不指向具体事件，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会在任何时刻随机降临。

检查过后，校对并没有出错。母亲缓缓走出房间，我们看到母亲精疲力竭的面孔，几乎是遭遇了一场内心浩劫。这时，随着镜头长久地凝视着母亲的面孔，父亲的画外音再次出现：

昨天，我从清晨就开始等待，

他们猜到你不会来了。

还记得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吗？

晴朗得像节日！我外套都不必穿。

今天，你来了，可天气却是

悒郁而昏暗

落着雨，且天色已晚，

冰冷的树枝上，雨水流淌，

言语难以抚慰，方帕也无法拭干。

这依旧是一首情诗，但情感远不及上一首诗那么自信。这首诗中，“我”虽然等待着恋人，恋人到来以后“天气”却是悒郁而昏暗的。“昏暗的天气”可以解读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恋人本想分享美好时光，此刻却遭受了环境的考验，只好共同承担时代昏暗的一面。这里，恋情不再转向对万物的慨然高歌，而是转向相互依恋的二人关系内部。于是，诗歌和画面的并置再一次产生了反差：政治高压环境下，母亲独自经历着精神的恐惧和压抑。在接下来丽萨对母亲的攻击中，又一次提到父亲抛弃母亲这一事实，丽萨认为，父亲之所以离去是因为母亲的性格缺陷，母亲因此陷入了更佳无助的状态。

这个片段中，主人公显然无法参与母亲的记忆，只有通过母亲后来的转述，主人公才能知道母亲那一天的经历。于是，这段画面将他者诉说的记忆转化为对他者记忆的个人想象，故事虽然来自母亲的真实经历、细节却属于主人公的虚构范畴——也唯有通过虚构，主人公完成了对母亲迟到的理解。

2.跨时间的三组镜像关系

结束对童年父亲的回忆之后，电影时间再次回到现在。画面变回彩色，镜中是年轻母亲的脸，而通过主人公的台词“你真像我母亲”、以及接下来关于教育孩子的对话，我们知道，镜中的女人并不是母亲，而是演员玛格丽特·捷列霍娃在影片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现实中已经和主人公离了婚的妻子。这大概是塔可夫斯基刻意制造的混淆效果：不仅迷惑了观众，似乎也迷惑了主人公，以至于后来主人公说：“每当我回忆起童年时的母亲，想起的总是你的脸。”

一方面，回忆被现实入侵了，同时，当主人公凝视现实中的妻子，现实仿佛也有了回忆的质地。回忆中的母亲和现实中的妻子，本应分属两个不同的时空，却因为相似而成了同一个人的实体与镜像，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而妻子多次提起主人公和母亲的关系，责备主人公对母亲疏于照顾，母亲的诉求附着在了妻子身上。而主人公和妻子无法交流的关系困境，也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沟通障碍的延续。

与“现实中的妻子与回忆中的母亲”这对女性镜像同时存在的，是“童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儿子”这对男性镜像，主人公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成长。而主人公面对的离婚现实却无奈地模仿了记忆中的童年，作为父亲的自己被动地缺席于儿子的童年。时间像一个漩涡，将现实中的“我”置于童年时“我的父亲”的位置，至此，第三组镜像结构被揭示出来，即“我童年的父亲”和“如今作为父亲的我”。

另外，我们注意到电影对主人公的处理，他的成年形象从不曾正面出现，而是代之以对话、独白、电话里的声音，这和主人公父亲的画外音相似，可以说，现实中的“我”成了回忆中的父亲的声音的模仿，这一次，对称发生在两个声音之间。

3. 历史的三种面相

《镜子》中的画面在黑白和彩色之间切换。至此，梦是黑白的，虚构是黑白的。现实是彩色的，现实中对记忆的回想也是彩色的。而接下来出现的历史纪录片则是黑白，似乎暗示着官方记录的历史和梦、虚构是同一类事物。而历史，在电影中的呈现又是多层次的。

在妻子拜托主人公照管儿子这一情节后，镜头直接切入妻子和西班牙裔朋友的聚会，一些西班牙战争纪录片的片段交叉剪辑于西班牙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边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男人模仿斗牛表演、年轻女人舞蹈、断断续续的谈话；一边是是纪录片中的人民：救济队伍、轰炸后的街道……并且，历史和现实都通过快速跳切，如同梦境般快速、吊诡、失真。

这便是被历史裹挟着的人，沉浸于细节、瞬间、场景而无法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人们，只能拥有情绪而非情感，体验而非意义。

与此同时，儿子被安置在主人公家中，他在餐厅看见了一个陌生妇人。老妇人交代儿子读一段笔记，笔记则摘自普希金写于1936年的书信：

“教会的分裂造成了我们与欧洲的分离。震惊欧洲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我们都是局外之人。但是，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命运。俄国，以其幅员辽阔，吞没了蒙古国的入侵。鞑靼人也在我们的西部边境，望而却步，最终退回了他们的荒原。于是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存，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保持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身份，又把我们从天主教世界孤立出来。您认为我们的历史毫无疑义，我不能同意。难道今真的找不出一点能够令后世史学家心动的价值吗？我热爱我们的国君，但我并非对身边一切都满意。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感到屈辱和烦恼。但我可以发誓，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使我抛弃我的祖国，或者抛弃上帝赐予我们祖先的历史……而别无索求。”

当儿子被敲门声打断后，出去开门再回来，发现老妇人已经消失，只有桌上一团正在消失的雾气证明她曾存在过。这个诗人的幽灵——老妇人的形象明显参考了白银时代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个同样忠诚于祖先的历史、忧惧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生饱受精神摧残却坚持写诗的高贵形象，对应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地位，阿赫玛托娃被俄罗斯人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用诗歌照亮了她置身的黑暗年代。或者你可以单纯把这个消失的老妇人看作一个历史的幽灵，历史的幽灵通过文化——历史的沉积物——向我们发声，而那些留存下来的话语、话语中求索的高贵信念，虽然微弱而短暂，却有着穿透历史的力量。电影在其他段落则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第六病室》、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这些文化记忆虽然始终镶嵌在个人生活记忆中，但却并没有阻止整个人类历史走向战争、屠杀、疯狂。

在儿子读的另一句笔记中，塔可夫斯基表露了这种担忧：“对于科学和艺术能否影响人的道德的问题，卢梭的回答是：不能。”

在这一片段的末尾，主人公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和儿子提起发生在自己少年时代的恋爱，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回想——

画面是冬天的射击场，少年时代的主人公听到教官的口令，却坚持做出俄语对应的动作。这里，语言作为人为制定的规范，不再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通过台词，我们知道，这是列宁格勒被占领后的某段时期，主人公的父亲死于列宁格勒围困战役。主人公的不惜触怒教官，依旧坚持认同俄罗斯语言。在经过充满冲突和对抗的训练、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之后，主人公最终孤身一人离开了射击场。战争纪录片再一次出现。主人公的父亲开始朗诵另一首诗：

……

世界上并没有死亡，

人人皆不朽，事事皆永恒。

不论你是十七妙龄，抑或七十暮年。

都不必惧怕死亡，

世上只有真实与光明。

没有死亡或黑暗。

最终我们到达了海滨。

我是其中一位拉网人，

守望不朽的鱼群。

在一座永不倒塌的房屋中，

我要召唤所有世纪，

召唤它们进来，共建我的安居。

于是，在我的桌上，

你们的儿女与妻子同座。

曾祖与曾孙共聚一堂。

未来已在当下注定。

面对你我轻轻举起手掌，

留给你的将是五道光芒。

以肩骨为支架，我擎起逝去的每一天。

我用一把折尺，把时间丈量。

我在其中漫游，如同在深山穿行。

比照自己的生命，我截取了其中一段。

我们向南行进，

草原扬起盘旋的尘土。

长草堵塞了去路，一直闲游的蚱蜢，

用触须轻叩我的马蹄。

……像个僧侣一样，它预言了我的死亡。

我接过我的命运，系在马鞍上。

我将策马驶向未来。

矗立在马蹬上，我依然像个男孩。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因为，

我的血液已流过沧海桑田。

我愿付出我的生命，换取一个永恒的角落，

安全而又温暖，不再任生命的飞针，

牵引着穿过世界，像一根丝线。

这首诗回应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前半段恢弘的口号式金句表现了追求不朽、不惧死亡、构建家园的伟大信念。但诗歌的后半段渐渐从口号式的呼喊转向对个人生命处境的忧虑，直到感到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详命运。在诗歌结尾，诗人展现了某种追求崇高信念过后的疲惫，比起成就伟大的事业，诗人愿意牺牲生命，换取死后一个安全的角落，而不是终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战争、民族、被宣扬的伟大事业。

而诗歌的声音对应的纪录片画面，从涉水行进的军人、变成了希特勒之死、珍珠港空袭、中国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历史以不断推进的大事件加快着自身步伐，取消了一切细节。与纪录片交叉剪辑的画面则是：少年在雪地上俯瞰着远处的人来人往，无限趋向静止，突然，一只鸟飞临少年的帽檐，比起冰冷、浩大、无情的历史进程，个人生命显得何其生动、脆弱却珍贵。

再一次，父亲的诗歌给置身于历史洪流中却不知所措的主人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这直接引发了主人公对父亲的怀念，电影画面也转到了父亲归来的场景。父亲归来的一幕一定让童年的“我”记忆深刻，以至于“我”不仅记得扑向父亲怀抱的瞬间，记得父亲闪亮的军装，还记得在这之前发生的场景：童年的我和妹妹在树林中争吵，突然听见父亲的呼唤。这是主人公等待了整个童年的声音，也必将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反复回响。

4. 语言，记忆或悔恨的方式

对照于充满情感张力的童年，主人公成年后的现实却深陷泥沼，这时，主人公似乎已虚弱到失去了修补生活的力量，在和妻子进行过一段短暂而无力的交谈后，他再一次陷入了童年的梦境。这一次，梦中的景象开始变得衰败、破碎，一只鸡打碎了窗户玻璃，童年时的餐桌被置于荒野之上，大风把桌餐上的东西吹倒了——往事彻底成为无法复现的过去。在这段令人不安的梦境的末尾，幼小的“我”走过童年家屋残破的风景，一扇“我”无法拉开的门忽然自动打开了，母亲就在那里。可以说，母亲作为“我”童年时的情感核心，支撑起了“我”全部的童年世界。虽然，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延续到了“我”的成年以后，直接造成了我和母亲关系中始终无法弥合的创伤。

在最后一段对记忆的回想中，母亲带着童年的“我”去邻居家。母亲卖给邻居一副耳环。而“我”坐在客厅里等待的时候，看见桌上的牛奶撒了。牛奶罐、以及倾洒的牛奶在《镜子》中反复出现，似乎对于塔可夫斯基而言，无疑是某种引发个人情感记忆的标志物。（多年后，摔碎的奶罐又出现在塔可夫斯基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中。）这之后，“我”看向客厅中的一面镜子，镜中的我也对望过来。镜头向着凝视镜像的我推进——记忆望进了现实中的“我”，而“我”则审视着记忆。

之后，母亲带着童年的主人公回家。河畔边，母子二人各怀心事地走着。父亲的诗歌最后一次出现。诗歌集中处理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灵魂从想要挣脱身体的束缚，自由飞向苍穹，到诗人意识到“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有罪的”，长久被忽略的身体终于被诗人置于和灵魂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主人公的童年生活中，父亲通过诗歌声音存在，代表“灵魂”，而维持日常生活的母亲形象则更亲近“身体”，在这里，诗歌的声音不再代表语言的断裂，而是通过诗歌，主人公完成了某种对父母的和解。

然而，我们明显感觉到记忆、梦和梦想的边缘更加暧昧模糊，切换更加突兀和强硬。在梦中，童年的自己穿过空荡的房子，抱着牛奶罐凝视着黑暗中的镜子。在梦想中，童年的我又回到了那片宅邸和那片原野。母亲坐在那儿，却已然老去。塔可夫斯基模拟了死亡之前人的记忆的速度和密度，作为我们生而为人的最后一次生产活动，这段记忆的影像几乎像是人的一生的情感结晶体。

与此同时，在主人公躺在病床时，医生在门外诊断他的病情： “并非因为喉炎，而是因为记忆和良心。”

喉炎只是病情的外在表现，而归根结底，生病是由于由记忆塑造的现实的沉重。由于现实无法医治，主人公只好在内心一次次重返记忆之地，对其进行反复的回想和改造。塔可夫斯基则说，“试图通过自己的过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悔恨的方式。”虽然在电影中，这种通过回到过去来自我治愈的尝试失败了。自主人公死去的病榻上，却有一只神启般的鸟在创伤后展翅。

这隐晦地道出了《镜子》的秘密：塔可夫斯基通过审视自己的过去而完成了某种自我疗愈，再次确证了对于电影的信念。正如影片一开始那个医治口吃的画面，它和电影本身没有任何情节上的联系，而是单纯展示了语言神秘的治愈性力量。这段影像也是一面镜子，是藏在电影《镜子》中的隐形的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指向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里，同时也就是电影、镜子和梦境。

而今，距塔可夫斯基拍摄《镜子》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影像从未像今天一样泛滥、快速传播、并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化从未像今天一遭受消费和娱乐的冲击。电影也早已不再追求诗歌的质量和密度。然而，当我们一遍遍重看《镜子》，依旧会为它深沉的情感和梦幻的影像着迷。这部回应时间主题的电影，最后成了时间中的奇迹，一座纪念碑，它记录了世上最困难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工作：人如何珍视自己注定失落的记忆，以及人如何艰难地抵御着绝望去救治自己。

2018.6.1

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的本质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包括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记录， 更加包括客观生活中人们的心理体验。因为这种体验的具体表现方式，如梦境，记忆，幻想等，都具有时间性质，并且都被时间记录下来。只要呈现在银幕上的梦境、回忆是由和我们相同的自然生命形式所组成， 那么就可以重现一个人内心所见及其梦境和回忆。记忆和梦境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中也有着非常大的分量。而且在其作品中，梦境与回忆都保留了特定状态下的情绪与气氛， 让人感觉真实可信。否则，失去了这种情绪气氛，再精准的记忆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影片《镜子》中的回忆便充满了诗意色彩。影片讲述了一个艺术家的童年体验与成长。在片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与导演现实接近，影片的故事与导演的经历也大致相同。可以说，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片中现实与记忆完美结合，并且穿插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将个人的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自由组接。回忆片段并不仅是叙事的回忆， 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那种儿时的气氛，让观众感受到了当时主人公的心境。

想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看待一个片段,以肢解告终

开始
影片 15：45 儿童时期的主人公躺在床上，被火烧的噼啪声覆盖而过的钟摆滴答作响的声音再次响起，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孩子从床上起身往前看去，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再次的鸟鸣声，风吹过。 又是沉睡中的孩子，”爸爸”，鸟鸣声，起身下床，镜头是持续的黑白颜色。走到门口位置，再次出像鸟鸣，滴答声渐止，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孩子停在了门前。所有和现实有关的物象在这里停止（或许从黑白的画面的开始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梦境）
一个黑暗潮湿的房间，远景上有燃烧的小簇火焰。父亲俯身替母亲浇水的镜头，父亲从画面右侧离开，镜头往下是母亲洗头的画面，母亲起身，水的滴答声，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出现母亲及画面的全景，脸盆、父亲消失不见，母亲独自赤脚站在房间中央，长发盖住面部，只看见肢体活动。房间的左侧放置了一个带有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身后的墙上有几扇大窗户，窗与窗之间的小柜子上的煤气灶火苗燃烧，右下角定光明灭不定，母亲的头顶是一盏破败的吊灯，地板上有积水。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天花板的墙皮开始大块剥落，落在木地板上溅起水，灶台上的火越烧越盛，背景音也相应紧张，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或许是走开）
镜头切换，母亲在行走⑦，天花板不停掉下碎屑，人物近景，从场景上判断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柜子的位置开始，经过窗，在房间转角处停顿抬头，经过大衣柜的镜子。摄像机到了母亲的前面的墙，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站在原来的角度镜头再往前转，墙上装着滴水的龙头，龙头下面是一面镶在墙上的小镜子，再往前出现一面砖墙，（应该是一个窗洞）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围了一块披肩，背后是一大束花朵，似乎是倚靠在窗台上向室内张望，镜头转往母亲张望的方向，一面巨大的半透明的玻璃似乎靠在房间的某一面墙上，玻璃反射了在前几个镜头中出现的两扇窗，及炉火，隐约还可以看到绘画的云彩和一颗树。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同样披着一块披肩，母亲望着模糊不清的影子手抚过玻璃。
房间的场景结束，母亲的手，在手后燃烧的火焰。 影片19：08
结束。

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
塔克夫斯基的电影中经常出现一些提示性的符号来预示一件事情的开始或结束，如影片开头医生转身的场景便以一阵风作为回头的理由，而在这里，鸟叫一样的鸣声成为孩子醒来、起身、风吹过以及房间门口衣物飞过的提示反复出现
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
第一个转折
影片中黑白与彩色画面的转换并没有限定在某个时间段，如梦境与现实、现在和过去等，而是随着每个情绪的变化自由转切，但在影片此段中，黑白画面由房外的树木开始直至最后到母亲的手和火焰的出现结束，贯穿在这段超现实的片段中，成为梦的颜色。当镜头从户外转到室内时，再次出现了孩子沉睡的镜头，而这种镜头的反复在影片接下来的场景中也以其他的形式频繁出现，这种手法使一个梦境得以意外而又超越合理的完整呈现。
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
第二个转折
场景在这个画面后完全由卧室转向一个不属于这个屋子的另一个房间，这也这个段落第一个不合常理的开始。孩子站在卧室的门口观望了自己梦境的全过程，他在梦境的开始预感到自己父亲的出现，却无法穿过门去参与其中，梦境的内容属于父亲、母亲、一个陌生的房间而没有他自己。
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
第三个转折
这个效果突出的镜头伴随着渐响的背景音，成为一个梦的小高潮。也让我们得以看清房间的真实模样。这是一个潮湿破败的房间，右侧的墙上有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背后的墙上有两扇窗和一个小灶台，母亲头上有一盏灯，发展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描绘出房间的大致平面图了，但镜头却又是不诚实的，父亲、水瓶、都在镜头移动的过程中消失了，母亲孤立无援得独自站在房间的中心，（父亲冷漠的表情似乎从开始就预示着离开）
梦发生的主体似乎发生了一点转移，这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而是母亲的心理状态，关于独自生活的无依靠感，对丈夫的思念，潮湿寒冷。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
第四个转折
镜头再次出现虚假的景象，天花板的粉皮剥落和地面上溅水的激烈响声，或许是画质的原因（？）这组镜头似乎脱离了整体的段落，颜色生涩不真实。
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
连接上一个转折
母亲在行走⑦
第五个转折
人物出现在镜头当中，行走的路线与上一个转折发生了冲突，从母亲身后的场景来看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炉灶开始经过一扇窗户、墙角转折、带镜子的大衣柜。而人物移动之前的路线的交代缺失了。
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
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
第六个转折
影子的出现预示了后边不同寻常的场面，镜头走得比母亲的速度略快些，在行走的人物前面的墙体上出现了晃荡的影子，一闪而过，接下来又是水、一面镜子。接着往前移动，母亲以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状态又出现在了镜头的前方，背后的花束和肩上的披肩显得柔和安详。
在这里，房间的平面图又向前明晰了一步，右边墙体上除了大衣柜还出现了一个水龙头和镜子，再往前是一个窗洞。
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
随着母亲张望的目光，所有之前的平面都被打乱了，一切在逻辑上成立的景象都成为假象。母亲的目光看向的或许是自己倒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或许是看着站在房间另一角年老的自己走向那片玻璃。
玻璃应当是靠在与大衣柜相对的那面墙上（成斜角映出两扇窗和小炉灶）但是同样映出的天空与树的画面却来源不明。母亲抚过玻璃的苍老的手也难以说明房间中站立的究竟是谁。这个梦境的高潮没有解开所有的谜团只是将一切封闭在一个更大的假象当中


第一次观看影片时便被塔可夫斯基的造梦方法深深吸引，事物都是合乎常理的但组合起来却化为虚幻，梦境本身就无逻辑可循，我试图绘制的平面最后也模糊不清，而导演的手法却渐渐明了，摄影机和人物一次次的“错过”，两次的重复、一次的存在和下一次的不存在构成了所有幻觉的始末，镜头的停顿、放缓、拉快都使得一些物象消失了，或者是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发生。这种弱的叙事手段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剪接得以站立。

大师电影充斥着各种长镜头，好像不驾驭长镜头就成不了大师。并且大师电影往往都有早熟又犹豫的小男孩与小女孩，他们总是苦巴巴的，又总有一两位飙演技的女角，她总是忧伤、苦闷、知性，呆滞着脸，似乎看透了这人生。

大师的电影爱长镜头爱得不得了，非得把镜头拉长拉长，这位大师，你为何不去做监控室的监察员呢？做那个工作才真正的把长镜头看好看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