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雷锋

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已、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询唤，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 当然，在这些影片中，伦理与政治、情与理、道德英雄与政治英雄之间的裂缝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缝合，尽管对这一裂缝的弥补，也许并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电影文本自身的叙事能力所能承担的。而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不少“好人好事”影片，如《军嫂》、《少年雷锋》等，不仅叙事方式、视听语言相对单调和陈旧，而且人物形象由于被道德定位，他们内在的人性困惑和必然要面对的外在环境对人格的压力在影片中便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简化了，人物被先验地假定为就是一个既不受来自本性的个人利益驱动也不受来 自外界的利益分割的诱惑的“天生”的“好人”，人物形象往往缺乏立体性而成为一个平面化的伦理符号，或多或少地在相当一些影片中留下了意念化的痕迹。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谈到小说艺术时，曾经说，“小说的艺术教读者对他人好奇，教他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所以，“将 道德审判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16这段话里也许正包含着某些被艺术历史证明过的可以引起我们思索的艺术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