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布尔什维克 ——从头到尾都是充满了暴力与欺骗。当你们在进行杀戮时，你们却虚伪的呼唤你们这么做是为了全人类，是要争取公平与自由。我要说你们真是一群臭不要脸的吸血鬼，一群冷血残暴，无知愚昧的魔鬼。俄国沙皇之所以失掉政权，是因为他们的军队都人心涣散，政府没有给够国家机器好处，导致沙俄的兵反而倒向了布尔什维克。（如今中共得出了这个教训，给国家机器特权和金钱收买，便可不管下层人民再苦再难，也能稳定政权。）人都是贪婪的，布尔什维克许诺给他们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一个无限美好的梦。普通的支持者上当了，最终这些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的穷人，对现实感到不满想要改变现状的穷人，却要经历最严苛的剥削，压缩，变得连机器都不如。在当代，再没有比共产主义更独裁狂暴的政府了。共产主义，一个专门勾引贪婪者和不思进取者设计的，为妄想靠革命变成有钱人的穷人设下的一个天上掉馅饼的陷阱。人类是永远改不掉贪婪的坏毛病，成千上亿的人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然而悲惨还在继续。难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错了吗？我不知道，或许真正的美好生活只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来获取。利用暴力，武力换取的永远不是自由。美好生活只能自己去挣，而不是靠一次革命变得人人平等，坐吃金山银山。穷人们的贪婪与异想天开，最终被布尔什维克利用。人们只是从沙俄的牛，变为共产的畜生。本质上没有区别，实际上待遇更糟。我看到一个人在坏体制下的悲惨遭遇，毁了他/她原本会美好的生命。

2006年在英国布拉福阔银幕电影节观赏过本片

褪了色的65mm拷贝，弧型巨幅阔银幕

戴维连的细腻与诗情是最大的看点，尤其是他处理齐瓦哥和拉娜之间的感情，茱莉克丽丝蒂精采的表演堪称荡气回肠，没想她能以那么现代的诠释方法把这个角色演出一种特有的古典隽永味道。

影片中令人难忘的不是日瓦戈和拉拉，而是善良美丽的冬妮娅。影片对她的结局没有任何交待。
为此找小说看了几天。场景庞杂，结构散乱，描述和对话冗长（一段话常常十几行甚至半页；作者习惯借助人物对话来叙述故事，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是对话），人物众多，人名扑朔迷离 （名、父名、姓，女人婚后改姓，昵称、浑名、绰号 ）。 俄国文学读起来煞是费力。
日瓦戈失踪（被抓去游击队当医生）后，家有老小又有身孕的冬妮娅的惊恐和煎熬难以言状，连拉拉都不忍说给日瓦戈听。后来，政府征招冬妮娅的父亲（教授）回莫斯科就职。
在书的后半部，冬妮娅一家被驱逐出境。离开俄国前，冬妮娅给日瓦戈写了一封信：

尤拉：
你知道咱们有女儿了吗？我们给她取的名字是玛莎，为了纪念你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芙娜。
另外一件事情。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里古诺夫、基泽维杰尔、斯库瓦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这真是灾难，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必须接受。还好，我要感谢上帝，在这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我们的遭遇原本还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在这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可你在哪儿啊？我会把这封信寄到安季波娃那儿。如果她能找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很痛苦，政策是让咱们一家人都出国。如果上帝怜悯，找到了你，是否也会让你出国，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信你还活着，相信一定能找到你。我的爱告诉我一定会是这样。我深信，也许到那时，到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环境变得温和多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同一个地方相聚了。我这样写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所有的问题在于我爱你可你却并不爱我。我一直寻找这种结论的意义，解释它，证明它。我进行自我反省，对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以及对自己的认识都审视了一遍，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我有一种感觉，你用不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是，我爱你呀，但愿你能想像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好的坏的都爱。我爱你你平凡的个性，它们费凡的组合在我看来如此可爱。你的脸庞因你独特的思想而愈显高贵，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英俊，你那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些对我都弥足珍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可以跟你相比。
你知道吗，即便你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珍贵，即便我不如此爱你，即便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冷酷而窘迫的真相，即便是那样，我仍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多么令人难堪无情的惩罚啊！ 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虽然一切都没最终确定，但我们极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爸爸、舅舅在那儿长大的遥远异乡去。爸爸向你问好。舒拉长高了很多，虽然他的长相算不上十分好看，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每次提起你时，他总会非常伤心地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我写不下去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祈祷，求神赐福给你以后的日子，赐福给我们无止境的分离，赐福给隔着试探和茫然，赐福给你漫长而黑暗的道路。无论何事，我都不指责你，我不会责备你。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只要你一切安好，我已满足。
在我们离开离开乌拉尔之前，对我们来说，它可真是个可怕的致命的地方，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坦然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想虚伪，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生来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简单并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制造困惑。
永别啦，我不得不停笔了，他们来取信了，我也该整理行装了。哦，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写下了这些话， 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将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我写下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催声令我痛不欲生。尤拉！尤拉！

冬妮娅对自己深爱的人不完全了解，但对拉拉的评判是冷静公允的。
拉拉年轻貌美，16岁时就半推半就地与母亲的情人、她认定的“自私无耻不足挂齿的小人 ”“老寄生虫”科马罗夫斯基通奸，导致母亲服毒身亡。日瓦戈曾目睹与科马罗夫斯基一幕，“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地神秘而又厚颜无耻地露骨”。
拉拉的丈夫帕沙是个高大优秀的热血青年。得知拉拉的失身，痛不欲生，去从军打仗，成为高级指挥官。他仍深爱自己的妻子，拉拉也爱他。但拉拉在图书馆遇到日瓦戈后，就成为日瓦戈的情人。冬妮娅浑然不知，日瓦戈失踪后，冬妮娅拖着大肚子来小镇找人，当地人人皆知拉拉的情人，带她找到拉拉。拉拉照料冬妮娅产下女儿，冬妮娅对丈夫的情人也有了观察和了解。
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后，冬妮娅已离去。他没有去莫斯科找妻子，而是与拉拉同居。拉拉为他怀了个女儿。
就在此时，科马罗夫斯基再度出现，一通谎言，拉拉居然离开日瓦戈，随科马罗夫斯基而去。日瓦戈曾分析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的关系：“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如此难以理喻，充满矛盾。说不定你对他在厌恶之外还有其他感情，令你总是屈从于他。你对他的这种感情甚至比你自愿爱上的男人还多。”
帕沙来寻找妻女，却晚来一步。他与日瓦戈彻夜长谈。日瓦戈告诉他不可能找到拉拉，帕沙痛心自杀。
日瓦戈视拉拉为“我唯一的爱人”。他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论。他对拉拉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一个我熟知且喜欢的男人，和我一样，爱上同一个女人，我不会感到怨恨，也不会和他争吵，反而会产生一种悲剧式的兄弟之情。我不嫉妒跟我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只嫉妒比我低下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分享我所爱的女人，我会放弃她。我的痛苦就不是嫉妒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愤怒。就像我遇到了一位艺术家，他也在进行与我相同的工作，但是做得比我好。极有可能，我会放弃自己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不想复制他的，如果他做得确实更好，我就没有必要在进行下去了。”
日瓦戈告诉拉拉，科马罗夫斯基曾是他父亲（一个身价百万的工业家）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父亲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倾家荡产，逼得他跳轨自杀。“他是我父亲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但日瓦戈在科马罗夫斯基面前并无血性和勇气，他听任甚至协助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拉。
纠结就在于此：好女子拉拉明知科马罗夫斯基是坏人，却不由自主地听命和屈从于他；好男人日瓦戈迷恋对杀父仇人怀有斯德哥尔摩情节的不贞女子拉拉，不惜抛妻弃子。
尤里与拉拉是一对同有嗜痂之癖的既多情又寡情的男女，他们的“不幸”以及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更多是他们自身的责任，但他们却认为，书中也描述成是“时代的悲剧”。
抛开苏俄革命刀光剑影、遍地烽火的历史图景（“高尚的理想沦为粗鄙的物欲，文明的希腊屈服于野蛮的罗马，光荣的俄国启蒙变味成血腥的俄国革命”），《日瓦戈医生》毫无美感和正气。两个主角，都不令人同情和喜爱。
此书有十来种中译文。我看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译本，比网上的蓝英年译本好，但仍不尽人意 （“她没能想像到他舞跳得如此好”“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俄文作品中最令人晕倒的人名，翻译时其实可以根据中文阅读习惯归纳简化，至少可以附上详细的人物表。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对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这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从中我们可以品咂出这位诗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正直顽强的风骨。正如英国哲学家伯林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当我们对原著作者有了少许认识后，再回头审视这部《日瓦戈医生》，或许才能真正体会里面的伟大之处。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坎坷，由于出身和早年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以及他的作品往往同俄国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作家们格格不入，因而在作协与作家圈子里始终遭受排挤冷遇，而对其打击最大的事件便是「诺贝尔文学奖风波」。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部小说的内容、阐述的思想、国际上的评论、以及当年寻求在苏联国内出版时的种种经历触怒了苏联领导人以及作协高层。他们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甚至威胁恫吓迫使他作出拒绝领奖的声明，这些都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于是，他成为了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个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却反而招致屈辱和灾难的作家。一年多后，在病魔和抑郁的侵袭下，满心悲凉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去世。 在某种程度上，《日瓦戈医生》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主人公日瓦格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心地纯良、博学多才，既精通医术，也是个薄有名气的诗人。无奈时乖命蹇，经历了俄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他的才华抱负与人生磨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终在孤独潦倒中因心脏病而猝死在莫斯科街头。日瓦格的诗人身份、对于种种问题的认识、人生的命运多舛都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有着相似的地方。借着这一人物的悲剧一生，小说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乃至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现象的迷茫与思索，更重要的是对于艺术、对于尊严的珍视和为之捍卫到底的决心。

要将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改编成电影，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导演大卫·里恩能把它浓缩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长里已然殊为不易。以格局上来看，电影版的《日瓦戈医生》继承了原著史诗般的宏大厚重，这从长达六、七分钟的序曲，将影片分为上下两幕，幕间休息还要加入幕间曲就可以看出导演的精雕细琢和良苦用心。在视觉和听觉上的直观感受则愈加明显：四季变换、广袤无垠的荒原（特别是银装素裹的冬季）以及悠扬动听、百转千折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拉拉之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壮丽的自然环境、四季的循环更替，不但与人物命运的悲喜无常互为对比，还映衬出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微不足道，而音乐更是起到了对情感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人对主人公每一次的希望和悲伤倍觉感慨。纠缠日瓦格一生，并造成其悲剧命运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亦是影片的两大主线，一个是爱情，一个是理想。曾看到部分影评诟病本片的爱情，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于出轨的故事，而日瓦格不过是一个背叛妻子、背弃家庭、毫无责任感的男人。诚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失之片面狭隘，忽略了时代背景和人物个性所带来的影响。许多爱情故事不能纯粹地就事论事，而应当置于影片的相关设定下再去评价。比如《泰坦尼克号》和《廊桥遗梦》，假如不去考虑前者中冰海沉船的灾难背景，或者后者中罗伯特与弗朗西斯卡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则爱情故事也将沦为「红杏出墙」的俗套戏码。 日瓦格、冬妮娅、拉拉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同样如此。虽然日瓦格与发妻冬妮娅两小无猜、感情深厚，而且冬妮娅对日瓦格在爱情之外还带着对诗人的三分崇敬。然而对日瓦格而言，一个温柔贤惠、持家有道的冬妮娅并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并不能在艺术上给予他启发和灵感。相似的情形在作者身上也有体现，当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排挤、心灵干涸之时，他的妻子奈豪斯因为文化修养的差异而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所以才会在遇到伊文斯卡娅时立刻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伊文斯卡娅也正是拉拉的原型，拉拉与日瓦格不单有共事情谊（在军队里担任医务工作），她出众的美貌、她强烈的个性都是日瓦格思如泉涌的灵感之源。当然，日瓦格对于妻子也并非毫无愧疚，若非下定决心想与拉拉彻底结束情人关系，日瓦格也不会被游击队抓去当军医，以致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

如果说「爱情」为日瓦格的坎坷命运增加了一些变数，那么「理想」就是决定性的根源所在。日瓦格历经了俄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两次俄国革命、俄国内战、肃反运动等等，在让俄国战乱不断、满目疮痍的同时，这些事件也使俄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化，日瓦格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迷惘，而这也代表了当年广大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应。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布尔什维克，他们从同情到不解、再到憎恶，那些丧失道德、灭绝人性的行为终令他们感到绝望。 日瓦格一家被迫从莫斯科坐火车前往乌拉尔地区的一段是促使他认清现实的推动力，也是影片中极为精彩的一个段落。虽然在莫斯科，以他养父（兼岳父）家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然而在火车行进途中，日瓦格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场景，底层百姓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即便是红军本身也军纪涣散，宛如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对于纯真善良、尊重生命的日瓦格来说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打击，最终令他作出了离群索居、用诗歌排遣胸臆的选择。日瓦格在爱情中犹豫徘徊，但为了理想却充满了勇气。尤其在受到科马洛夫斯基的威逼利诱时，他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可到底没能阻止拉拉被科马洛夫斯基夺走。或许这便是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哀，作为自由主义者，能够坚持理想和原则；但作为知识分子，却手无寸铁，没有力量去保卫爱人和家人。可惜的是，虽然原著小说是一部反思历史、控诉暴力、反映人性的杰作，但是在电影中，大卫·里恩对涉及历史和政治意识的部分进行了删减或简化处理，大大降低了作品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因此有人批评影片「仅仅讲述了一段苍白的罗曼史，更像是一部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片」也情有可原了。不过瑕不掩瑜，抛开意识形态不谈，本片在叙事、摄影、配乐、表演等方面的艺术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足以伴随着那首脍炙人口的《拉拉之歌》百世流芬。 影片末尾，日瓦戈的诗歌终于被政府批准发行，也吸引了许多读者去他的墓碑前瞻仰凭吊。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风波」中致作协主席团的信里写道的那样：「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违背道德和人性的力量或许会一时得势，但历史终究会还「正义」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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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源于饰演日瓦戈的男演员奥马•谢里夫去世了。

片中，日瓦戈标志性地静默与微笑，令人印记深刻。影片上映时，一片吐嘈声，大卫•里恩发出“不再拍电影”的愤然之语，一周后，情势陡转，好评如潮之外，还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早在拍片时，谢里夫对自己的形象很没信心，本来他就没想到自己会出演男主角，化妆难度不说，关键在于里恩要求他表演必须静默，从始至终都要如此。对一切看似无动于衷，但又无法置身事外，简直难于登天。

时光证明了一切，导演的要求，让谢里夫等同于日瓦戈应有的状态。日瓦戈面对突出其来的革命浪潮，被裹挟在汹涌地滚滚洪流中，一脸茫然，更无法世故。他是本真的一个人，心地单纯又透明。拉娜闯入他的生活，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境，可谓浑然天成。这是只有诗意理想的人，才会有的心动，但这种激悦是潜行的，是无法向外分享的优雅情愫。

拉娜的原形奥佳，自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后，在享受甜美爱情的同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运，饱受劳役之灾。老年时的她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何只有我受难，他（帕斯捷尔纳克）却没事，也许当局就是通过压制我企图改变他的写作方向吧。

出演日瓦戈妻子桃雅，乃卓别林女儿杰拉尔丁•卓别林，当时她在法国发展。她不敢相信会出演这个角色。她说看过小说后，就想到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妈妈一生默默付出，从无怨言，这不正是桃雅对日瓦戈的日常生活状态吗。杰拉尔丁•卓别林后来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拍片。

帕斯捷尔纳克自与奥佳两情相悦后，就于1947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一直延续到1957年传入国外，首先在意大利出版，风靡西方文化界，甚至被美国当作政治工具，作为与苏联冷战的一环。1958年意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但迫于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用电报的形式拒绝了诺奖邀请---“诺奖在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乃一介文人，不配得此殊荣，在此推辞，请别见怪”。

因为当局明示他如果去了斯德哥尔摩就别想着回来，他不想用不能返回祖国的代价换取这个奖项。我想，没有比这样更爱国的人了。只是当时整个苏联少有理解他的人，或者说人是善变的动物，除了随波逐流，除了漫天的指责，他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加之情人奥佳的坐牢，这彻底击垮他的身心，1960年5月30日即走完他压抑、窒息和苦闷的一生。

小说被意大利商人庞蒂拿到版权，经过与米高梅商量，他想让妻子索菲亚•罗兰出演拉娜，大卫•里恩以性感女神个儿太高为由拒绝了她。米高梅投巨资的同时，还全力放手让里恩去倾心拍摄。那时的好莱坞对创作人的干预看来还是很少，当然，这得看是对谁。由于处于冷战，无法前往苏联，先是在南斯拉夫，但景致与蒸汽机车都无法满足，再往北欧芬兰、瑞典，因为四季关系，仍不理想。

这得益于美工大师的引荐，选在了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镇，魔法般变换着四季色彩，少数冰天雪地外景到芬兰拍摄。日瓦戈一家坐蒸汽机车前往乌拉尔山那长长的一段，专程在加拿大拍摄，这几乎与乌拉尔山景色无异。

出演拉娜的女演员茱莉•克里斯汀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女演员，性感而有一丝捉摸不透，酷似默不言语的灵猫，却光芒四射。一开始她与商人约会那段，导演要求她穿上红衣，她就是不穿，慢慢才说服她，且掌掴男方之后，却挨了对方一耳光，本来剧情是没有的，那是双方下意识反应，里恩觉得效果很好，符合剧情，就留了下来。

片头的6分钟序曲，铿锵有力，荡人心魄。几十把三角琴（三弦琴）的齐奏，由缓渐起，让法国音乐家莫里斯•贾曼引以为豪，终创作出动听、悠扬又荡涤心灵的《拉娜之歌》。

片尾日瓦戈的哥哥，看到日瓦戈女儿冬妮娅的男友背着三角琴，就问她“他会弹它吗”，她微笑说“是的，他会弹”。让俄罗斯的乐器作为一把动听的道具，所蕴涵的希望寓意，令人为之感叹，这真是绝妙的一笔，我想一部宏大史诗电影没有比这样诗意的结束，更为触动人心的。这正是大卫•里恩的高明所在。所谓妙不可言，不过如此。

片中唯一遭人诟病的就是拉娜等女性饰演者的发型，几乎全是六十年代才有的发型，所谓百密一疏。当然，作为一部完美的史诗大片，除了不能说俄语和不能在苏联拍摄这两点遗憾之外，以后再难拍出这样的经典了。1988年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得以出版，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情形，1994年电影在俄罗斯上映，轰动不已。据说诸多俄罗斯大导演跃跃欲试，奈何看了几遍电影后就不再发声。我想，一定是此片的宏大叙事，让人望而却步。

是的，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叙事精美、每个人物的心理阐释到位，以及上升到全人类的人文精神维度”，也就是我在《电影三个层次》一文中所强调过的。这得感谢大卫•里恩一贯的大气、沉静与忍耐，当然，这与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息息相关。从《相见恨晚》《孤星血泪》《雾都孤儿》《艳阳天》到《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再到《瑞恩的女儿》，经过一个磨砺的过程，渐渐形成其大手笔而不落俗套，叙事不拘泥于传统，景致酷美，诗意阐释，这些只有大卫•里恩才有的影像风格，无人能及。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作《停顿以后》中说“在刚刚破晓的冬季的早晨，当我坐在灯光下磨磨蹭蹭，冬天便像未被领悟的提示，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

1999年4月16日大卫•里恩悄悄地走了，终年81岁，而他所留下的光影则不朽。

2015、7、18

巧得很，先带丫头一起看了《白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没经历过苦日子的女孩子，不能想象昔日沙俄时代荣华富贵的伯爵一家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流亡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何以顿时陷入食不果腹、寝无尺榻的绝境，必得依赖年轻的伯爵夫人强颜欢笑在鱼龙混杂的舞场挣几个琐碎银两才能过活。

如何跟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解释呢？没有经历过贫穷年代，甚至在课本上也少有接触近代史的90后，眼看就要进入成年。蜜罐子里泡大的他们，想当然以为生活将按原样保持下去，若果真有什么改变的话，总归会越来越好的，进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嘛。

只是生活之路有时候未必总是坦途。父母可以用最深最多的爱来帮助孩子，孩子可以用最大最多的努力来实现理想。那么，这理想看来并不难实现了，如果，如果够幸运，如果你恰巧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一个与动荡、战争、毁灭无关的年代。这样一想，又重温了一遍《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是不幸的，因为他的理想他的追求甚至他的爱好都与所处的巨变年代格格不入，即便聊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在那个时代大潮中也使他失去的更多。他的不幸起初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悲伤：幼年失去慈母的男孩，幸得母亲闺蜜收留，成为莫斯科富裕家庭的一分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悬壶救世的杏林新秀，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冬妮娅共结连理，诗意人生竟成令人艳羡的生活常态。那是1914年一战前，或者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

那个年代的日瓦戈是志得意满、青春飞扬、满怀理想的，为什么不呢？在他看来，美好的人生是需要表达的，用诗的方式。表达心灵的文字最易引起共鸣，甚至喜爱与崇拜，因为对美好的向往是人之常情。喜欢日瓦戈诗歌的，有很多年轻人，虽然这些年轻人并非个个都有看起来美好的、值得歌颂的生活。比如17岁的寡妇裁缝之女拉瑞，比如拉瑞的男友、激进的青年学生帕沙。几个互不认识的青年人，在当时唯一共同的连系是诗歌——日瓦戈的诗歌，并不知道日后大时代的浪潮会将几粒似乎永无交汇的细沙强行冲刷到一起，彼此都体无完肤、伤痕累累。

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变成苏联！正从一战对德鏖战的冰天雪地里撤退的俄军，就地后转成了苏维埃红军。队伍里有当初志愿加入卫国保家行列的随军医生日瓦戈，有当初满怀新仇（妻子被沙俄时代恶人凌辱）旧恨（组织游行时被沙俄骑警砍伤）报名参军的帕沙，有千里寻夫变成战地护士的拉瑞。

日瓦戈只想回家与妻儿团聚，只想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拉瑞只想找到丈夫一起回家与女儿团聚；帕沙不一样。对于帕沙，这是一雪旧耻、报仇雪恨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甚至名字。

可是改了名字的帕沙并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疯狂地接革命之名杀戮并不能释放他心底的仇恨。伟大的革命，因着一些狭隘之人的龌龊心理在偏离正轨的同时也失去了更多的人心。

6个月革命队伍中互相合作的医护关系在日瓦戈和拉瑞心底种上相互倾慕的种子，或许在日瓦戈还有一丝怜惜（在目睹几年前拉瑞被欺凌愤而枪击恶人后）、几分吸引（对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这样的爱以战友之间友谊的形式存在，直到双方分道扬镳各奔自己的家园。

还有家园吗？革命委员会带着13家房客以共产的名义住进昔日的大宅，主人家还要千恩万谢的，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造剥削阶层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昔日金枝玉叶的冬妮娅卷起袖子开始操持家务，始终不忘给爱人、孩子、老父一个微笑时，总让我想起流亡到上海滩上的伯爵夫人索菲亚，女人的毅力与坚忍只有在逆境中才有完全展现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去刻意寻求。

莫斯科呆不下去了。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兄弟早早走上革命道路，已然是莫斯科城里小有权力的警官。一直在暗处观察的哥哥对日瓦戈的诗歌也是喜欢的，只是限于身份不能表达。革命需要的是慷慨激越振奋精神的呐喊呼号，那些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的无病呻吟、小资情调，统统见鬼去吧。

血液里一定有什么支配着哥哥为日瓦戈一家弄来了出城的通行证和车票，三代四口扶老携幼开始向遥远的乡村避逃，心里是充满希望的：偏远小村里有昔日的度假屋，只要能容得下四口人与世无争地生活，别无所求。

旅途的辛苦与沿途目睹的惨景语言无法表述，与红军高官帕沙的不期而遇让日瓦戈深深担忧起拉瑞的命运。这一程的终点与拉瑞生活的地方并不遥远，两个互相牵挂的人是不是能重逢呢？

乡下一段桃花源般的日子虽然物质上贫瘠，但至少一家人可以相互厮守。窗外尽管冰天雪地，屋内却是其乐融融。再过几个月，日瓦戈和冬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新的生命总会带来新的欢欣吧。屋外的黄水仙迎风摇摆，生活似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在镇上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的日瓦戈与再次寻夫到此的拉瑞不期而遇。大概这就是宿命吧。有些人注定是要重逢的，哪怕经历再多的分手。好像有些受潮的火柴棒，第一次未必能点燃，但只要你坚持划下去，总有一次尽情的燃烧。

心和身在冬妮娅和拉瑞间游走煎熬，绝望的处境绝望的人们只有互相安慰才可以鼓起生活的勇气吧。这样并不公平，对任何一个爱你的、你爱的女人。日瓦戈在妻子和情人间必须做出抉择。好，就在这个下午让事情有个了断吧，让自己回到贤惠善良的妻子身边，和命运多舛的拉瑞分手吧。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去爱所有爱你的人们，信不信由你。

天意弄人！一场道别让日瓦戈失去了不止两个女人，还有所有的家人。半路上被跟踪他很久的游击队劫持为随队医生的日瓦戈，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两年的游击战中目睹了无数的死亡，牵挂的终是最爱的亲人。终于可以鼓起勇气逃跑了，千里冰封的荒原上，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人向着家的方向用足印丈量大地，偶尔见到同样逃难的孤魂野鬼，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他的冬妮娅、他的萨沙、他的岳丈啊……

终于走到镇上了，家人没有了，又逃回莫斯科了。拉瑞还在，一心守望着。从冬妮娅托拉瑞转来的信中，日瓦戈得知家人都逃亡到了巴黎，境遇和流亡到上海滩的伯爵一家大约相似。

山河破碎风飘絮，家人零落雨打萍。日瓦戈只有和拉瑞相依为命了。在这段日子里拉瑞是日瓦戈的缪斯，是日瓦戈一切灵感的源泉。厚厚的冰雪似乎挡阻了小屋外世界的一切，在白雪保护的水晶宫里，日瓦戈沉浸于爱与诗的美好……

雪终有融化的时候，蜗壳也有大难当头的噩运。当日瓦戈再一次不得不与拉瑞分手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带着一付疾病缠身的骨架，一个千疮百孔的心灵，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在苏维埃哥哥的照顾下，回到医院工作。

即便昔日悬壶济世的他，也不曾料到街上一个酷似拉瑞的身影让自己枯死的心灵仍然激动不能自持，继而引发心肌梗死，缓缓倒卧在与拉瑞几步之遥的街头。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与拉瑞有了一个女儿，虽然这女儿早早就失踪了；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那些曾经被喜欢、继而被蔑视、但最终又受到正视与欢迎的诗歌，在拉瑞与他哥哥努力下得以面世流传。

而他自己呢？像一粒滩上的砂石，经历了无数的冲刷、磨砺、践踏，被巨浪无声无息地吞噬。只有他曾经在欢笑时、痛苦时留下的一句句浅吟低唱，在风平浪静的夜里，伴着月亮，在一些亮灯的窗口回旋。有没有一个夜晚，这些诗行能找到他遗失的一粒粒珍珠，将它们一个个穿起来，带回他心灵安息的地方与他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