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舅舅

存在是人存在的唯一原因，或者说是维持自己的机体结构而且必须存活着，否则便不存在。

植物的存活不需要移动，它们直接从土壤中汲取营养。借助太阳能，它们能把土壤中的物质转化变成自己的生命所需。

动物，包括人类，唯有通过消费植物已转化的太阳能才能存活。这需要他们有移动的能力。他们被迫改变位置。

四处移动需要神经系统的支持，神经系统使动作变为可能，但也要环境许可。只为一个原因：生存，如果行动颇有成效，便会的得到愉悦的官感。

生命体中有一种驱动力，促使它们保持生物平衡，保持生命结构以及存活。这种驱动力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消费行为，也是最简单的，它是以吃喝、繁殖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为基础；二是逃避行为；三是斗争行为；四是抑制行为。

虽然电影非常nb，但还是得说这只是尚存一点儿良知的左派布尔乔亚想要自救，但失败之后自怜自艾的一部片，这种电影内核很像人类之子以及刺客聂隐娘，黎民需要看到的是电影当中角色身份的断裂性和弥合性，以及布尔乔亚群体内部和贵族内部的矛盾和争斗，阿伦雷乃没有学安人贵族、安人布尔乔亚、左派布尔乔亚以及共产布尔乔亚那样把矛盾给简化和刻意强化(往他们有利的方向进行叙事），这一点还算难能可贵，片中四个主要角色，阿伦雷乃很巧妙地结合了生物实验(小白鼠实验模仿的就是布尔乔亚在未夺贵族权之前会刻意营造出社会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宣泄，只要不影响到整个布尔乔亚意识形态输出就可以，例如布尔乔亚的自由民主精神，但只要完成公民布尔乔亚化后，隔板就会马上放下，原来想来回左右横跳的左派布尔乔亚小白鼠只能被电死，甚至为了获得生存权，不惜杀害原来阵营的小白鼠左派布尔乔亚）以及社会景观(结尾70年代嬉皮布尔乔亚运动后留下来的满目疮痍，象征布尔乔亚社会繁茂的苍天大树下的砖瓦，蓝绿色已经混合在一起，蓝绿左右布尔乔亚党已经不分你我，大家都是好兄弟）来加以呈现他们是如何在贵族社会转换到布尔乔亚社会后完成了身份转换以及自身的阶级固化，男一是贵族向右派大布尔乔亚身份转换(反抗贵族家庭，崇尚自由恋爱），女一完成了三次转换，一次是从工人左派布尔乔亚转换到共产小资布尔乔亚，共产小资布尔乔亚(无脑黑维希政府）变成嬉皮左派小布尔乔亚，嬉皮左派小布尔乔亚转换成如今的新自由主义白左布尔乔亚，而男二从农场主贵族(反抗农场主家庭，瞧不上他内心当中所谓压抑，勾心斗角的家庭）转换成公司白领右派布尔乔亚(本分做事），但因为缺乏技术和创新头脑，于是就被新自由主义布尔乔亚和背后的财阀所抛弃(喉咙无法发声，失去话语权)，男三是从贵族转换成生物学家布尔乔亚，这个人物也很关键，因为他是相当于从科学和生物的角度出发，来为人类的某些行为辩解，维护的对象恰恰是片中的这些布尔乔亚，等于说布尔乔亚为了不让其他阶层的人看出来这种断裂性，故意以人性和心理学的角度来为其涂脂抹粉，为他们做出这些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借口，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挺有新意的。通过这个片子，我也能理解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面看不懂的叙事逻辑，左派布尔乔亚想要从右派布尔乔亚手中夺到贵妇(贵族支持，类似维斯康蒂这种共产贵族因为自己身份的高贵所以瞧不起右派布尔乔亚，因此希望和共产布尔乔亚合作打击已经夺权的右派布尔乔亚)，但每次都失败了(贵妇最终还是投靠原来的丈夫，影射戴高乐掌权)，不过由于当时贵族内部的残存势力，使得左派布尔乔亚幻想，一部分贵族会因为自身的自由受到限制，而继续循环整个游戏，回到原点，这种想法其实有点儿傻，本片倒还好，没有这种非常无聊和幼稚的叙事，落脚点也是在自由精神被布尔乔亚发扬和玷污之间存在的矛盾性，值得一看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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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乃的过去时面，意识犹如电影
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德语中的Ausgang该如何翻译，因为在德语里，它既可以表示“出发点”，也可以表示“尽头”、“末端”；既可以表示“开端”、“起点”，也可以表示“结局”、“结果”。这是德语中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一词反意”。第一反应是想到英语里面的“commuting time”，不管你是上班花的时间，还是下班花的时间，都是一个词。这种语言在德语中大量出现，跟他们的思维习惯有关。
刚看了《我的美国舅舅》，里面讲述了三个人的各自经历，三个人的时间客体通过蒙太奇快速穿插在一起，这种剪辑几乎是一种“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构成一个叙述故事（至少电影的前半段如此）。其中有一段场景，那个做过新闻部长的男人与自己的旧情人，也就是那个话剧演员，重逢于儿时常去的小岛。女主从远处朝男主角跑来，此时镜头穿插的是1.女主年轻时第一次离家出走，2.男主妻子阻拦男主离家，还有3.实验室中接受电流实验的小老鼠----它要不停的穿梭于被间歇接通电流的两个笼子。一种重逢，也是潜藏着某种离别，正如男主离家正是为了与作为情人的女主相会。一件事情的结束，也只是预示了另一件事情的开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Ausgang”呢？
德勒兹在《时间-影像》第五章《现在尖点与过去时面》中分析过这部电影，德勒兹认为雷乃是最接近奥逊·威尔斯（现在尖点的代表）的，但他是过去时面的代表。他认为雷乃的这部电影“是图解心理制图术重要尝试，地图在同一个人物和不同人物之间叠合和转换。”每一个人物的不同时面/时层相互叠合。
斯蒂格勒把意识比作电影，目的在于阐释意识的作用方式，并由此引申出他所关注的意识的代具化。因此，如果说斯蒂格勒关心电影的话，他关心的其实是电影的记录技术，是电影借助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对意识流的同质化和共时化，是电影工业通过对意识的掌控，改变了记忆、想象和意识的机制，这就像《我的美国舅舅》中的德帕迪约饰演的新闻部长总是在模仿“引用”的黑白老电影中的让·迦本的动作和表情一样：“这个镜头是他记忆的载体，也/或是他记忆的银幕。”也许这是解释为什么《我的美国舅舅》中会穿插这么多老电影的原因吧。因为这些老电影片段是雷乃电影中主人公记忆的“代具”（prothèse），即“第三持留”(tertiary retention)------“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术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
最后，那位美国舅舅一种没有露面，私以为这也许是对好莱坞电影盛行的一种抵制吧。而当雷乃在用他的电影抵制好莱坞电影工业行销全球、麻木大众的同时，德勒兹与斯蒂格勒也在用另一种哲学书写，与雷乃殊途同归。

1、消费行为基于基础需要。

2、满足行为发生在愉快的结局之后。

3、对惩罚的回应行为要么是逃避，要么是避免，或者是战斗，或者是消灭侵略者。

4、抑制行为，所有的都表现在紧张和导致争辩的活动中。争辩在专制下是无法想象的。

在以上四点精神行为准则的告知下，影片中三位角色展开了一一对应的故事。

让.勒.加尔出生在巴黎，在海上小岛和祖父一起长大，祖父去世后他会带着历任女人前往岛上约会，这是一种回忆行为。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当上了新闻部部长，顺利结婚生子。

让.妮娜在巴黎贫穷地区的工人家庭中长大，立志想成为演员，但父母希望她老老实实的上班过平淡生活，于是她离家出走，最终如愿以偿当上话剧演员。

哈格努出生于农场主家庭，他不愿呆在乡下管理农场于是通过努力从底层一步一步的当上了纺织厂技术总监，成为办公室白领。并与未婚妻阿莱特结婚生子。

影片开始阶段通过三人的自述结合影像将三人的出身，童年，青年，成年工作后的人生阶段快速进行总结。大量的文本和快速跳跃的剪辑让观众在获取信息时颇感吃力，往往需要二次观看才能理清头绪。

在一次观看舞台剧表演后，让.勒.加尔结识了让.妮娜。两人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加尔离开妻子和孩子与妮娜同居在一起。加尔有严重的肾结石，发病时让妮娜焦头烂额。而加尔的妻子为了丈夫回心转意不惜编造了自己身患重病时日不多的谎言，成功的让加尔回到了自己身边。

哈格努与新来的同事相互竞争，结果被领导调到几百公里外负责新的工作。他的妻子不愿离家太远。于是哈格努只身前往工作地点，为了事业放弃了家庭。结果最后工作上毫无起色，甚至被降级。自己犹如机器齿轮，任人摆布，垂头丧气。

“小时候，团体的存活与否与个体彼此息息相关，我们教会孩子学会与团体聚合，什么是恶，什么是丑，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并根据所做的惩罚或奖励他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喜乐和意愿。惩罚与奖励来源于是否有利集体的存活。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神经系统如何运作，在过去的20到30年，了解到这个系统由化学分子运作基本结构的神经路线，受外在环境所影响和刺激，而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机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文化活动由语言和逻辑言辞所伪饰。”在此文本下，电影插入了大量大人教导孩子的画面，无处不在的用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对行为进行阐述。同时影片也大量插入实验室的白鼠试验来观测白鼠行为并与影片中角色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对比和解析，颇具科教意味。如“惩戒会激起抑制行为，他知道所有行为都没有意义，无法逃避和战斗，停止做任何事情。这种抑制就像人类的压抑情绪，会造成生物失调。导致患有所谓的“文明病”和“心理病”。加尔的肾结石和哈格努的胃溃疡即此理论的影射。“在文明的制度下，压抑的状态不能通过暴力来发泄，否则会进监狱。也不能逃跑，否则会失业。如果不能对其他人进行侵略，那就只能针对自己展开攻击，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甚至自杀。”所以哈格努在离开家庭，从未见过自己女儿，工作又毫无意义的压抑状态下，选择了自杀。随后他被救了下来，在医院病床上与妻儿重聚。

我们痛苦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的惩罚，甚至是来自社会的奖励。我们对个体称之为的个性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构建基础，偏见和无意义的表达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固化，越来越对各种问题失去主见，个体逐渐破碎，结局只有痛苦。

《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雷乃将格里叶和杜拉斯的文学文本与影像结合产生了顺滑的意识流叙事。而此片则将学术，理性的科学理论文本与影像结合，用科学解析角色的行为，这同样是大胆的尝试。片中将人变成白鼠的形象打斗，争论的片段很有意思。还有大量黑白老电影里的人物动作来表现或替代此片角色的动作或情绪，非常有趣。

按照雷乃自己的说法，他是要以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芸芸众生日复一日的苍白岁月。他否定了激情，而所谓的感情，只是人类排遣寂寞的拙劣表达。好在，雷乃并不刻薄，他用他精密的电影语言，不动声色的剪辑，呈现人类无法根除的终极困境。而雷乃自己的态度却是一派朦胧，他惟一的态度可能就是，“我知道现实本身，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

這是一部開心的電影,雖然講了兩個傷心的故事。心裏的美國叔叔因為身在遠方,仿若就在生活之外，關注我們，解構我們的行為。

一個從小在孤島上由祖父帶大的人，童年對他的影響是怎樣的？一個從窮人區成長起來的話劇演員，她會如何對待感情？一個拋開農場從低做起的工廠管理者，應對工作挑戰可是易事？

假设美國叔叔總是告訴我們，生活總是受著四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消費需要，二是滿意需要，三是反抗，四是壓抑。後兩者其實是態度。壓抑是強大的，它會選擇躲避或者自殺。像小白鼠一樣，在電流襲來的時候它懂得跳到另一扇門，而當門被緊鎖，它便什麼也不做，壓抑著。

話劇演員娜愛上在文化部門稍有地位的有婦之夫讓，讓的妻子為了留住丈夫告訴娜自己得了絕症，求她離開，娜忍痛成全了，而那時正是讓事業跌入谷底之時。幾年之後，在讓童年生活過的小島上情人相見，娜才得知原來那是一個謊言，借用娜的善良改變了三個人的命運。當娜想說出一切的時候，讓卻回過頭來對她說：我知道你當時為什麼離開我，因為我失去了官職。抗議和委屈沒有了，只有壓抑。

讓的妻子雖然曾經失去讓的感情，但是她沒有失去智慧，她的反抗是有意義的（也許不太道德），由此挽回家庭。而娜過於感性（也許是太有人情味）失去一個有愛的情人。

等娜想再次把真實告知讓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先于她說出了一切，並得到了讓的原諒和理解，因為事過境遷，而且明顯地，現在他們過得不錯。由此來看，反抗或者壓抑，和時間、環境是大有關係的。

來自于農場的男人就沒有讓這麼多感情波折了。他面對的問題來自工作，原本順心的工作遇上了強有力的對手，就坐在對面，還指責他落後的設備和管理技術，甚至管束他上班打卡的事情，竟讓他做起惡夢來了。這個對手是決心不讓他好過的，當他按捺住敵意將對方請到家裡吃飯時，一切都沒有任何緩解。他不得已接受總部的調令到離家很遠的小廠工作，這個只不過是想讓他放棄工作的做法罷了。他的妻子正懷孕，這一切令他悲從心來。為了生活，為了不讓自己承認失敗，還有什麼辦法呢？

直到總部完全否定了他，甚至嘲弄他似的，讓他第一次發了脾氣，然後回到屋子禱告，在妻子的語言裡找一點安慰，又返回去道歉。這一個心理過程是多麼急促，心裡的抗爭是強烈的，直到無法忍受選擇了自殺。

他們到最後有怎麼樣的人生已經不是美國叔叔關心的事情了，我們像小白鼠一樣，吃吃喝喝，隨時提上皮箱逃避離開，也可以迷途知返，在緊急的時候或者和同伴相互傷害，有時什麼都不做，只等著某個時候重新振作。

其實，你還記得童年的事情嗎？祖父讓你知道對待獎懲是什麼心情，還記得那個烤螃蟹的岩石？上面的痕跡雖然會被侵蝕，但是你記憶裡的不會。噢，我們心裏還有一個美國叔叔，仿佛隨時會將我們帶到自由樂土，免受其苦，然而遠水救不了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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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my paper:单向意识

这部电影将喜剧戏剧叙事与法国外科医生，神经生物学家，哲学家和作家亨利·劳里特（Henri Laborit）的思想并列。亨利·劳里特（Henri Laborit）介绍了大脑的生理学，并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同时提供了三个虚构人物的传记，他关于四种主要动物行为的思想，分别基于食用，逃避，斗争和抑制得到检验。这三个虚构人物的生活在各个方面相交（让与珍妮（Janine）有染，雷内（René）与珍妮（Janine）谈其工作的未来），每个人都面临着改变人生的决定性时刻。在这些时刻，他们被视为具有法国电影中一位著名明星的形象的自我认同（吉恩（Jean与Danielle Darrieux），珍妮（Janine与Jean Marais）和勒内（René）与让加宾（Jean Gabin））。 劳里特评论了由于追求个体之间的支配地位和对之的防御性反应而引起的冲突，并反映了需要更好地理解人脑的必要性。

雷乃第一次遇到劳里特时后者是L' AnnéedernièreàMarienbad的仰慕者，他要求与他合作为制药实验室制作一部关于产品的短片纪录片，以提高记忆力。那部电影没有经费，但是两个人决定探索一部故事片将纪录片与小说混在一起的可能性。 雷乃开始了一个广泛的计划，使自己沉浸在劳里特的出版作品中，以了解科学推理的呈现方式如何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与虚构的叙事互动，同时独立对待每种类型的材料。雷乃在接受采访时评论了他的计划：“电影或戏剧通常源于通过角色或故事发展思想或理论的愿望。我对自己说：'做相反的事情会不会很有趣？允许理论和小说在屏幕上共存。”剧本编剧让·格劳特（Jean Gruault）在亲自阅读了劳里特的所有作品之后，并与雷乃进行了不断的讨论，从而形成了虚构的故事。这导致了一个剧本，其中三个虚构的人物将劳里特的理论作为出发点，但是他们交织在一起的故事将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雷乃还添加了使用旧电影中的黑白摘录来探索角色可能受到某些知名电影演员所体现的行为模型影响的方式的想法，就像人们有时承认受书本影响一样他们已经阅读或认识的人。Gruault选择了Danielle Darrieux，Jean Marais和Jean Gabin作为最适合他三个角色的人物。

在影片的结尾中，蒙太奇的旅行镜头剪辑显示了纽约布朗克斯被遗弃和半毁的建筑物的景观，最终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壁画，其中一棵建筑物的侧面上绘有一棵绿树，提供了片刻的救济和愉悦。然后，相机会通过一系列拍摄逐渐靠近壁画，从而使整个图像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直到我们只能在单个砖块的侧面看到油漆碎片为止。雷乃解释说，他想展示大脑无法完全理解事物的图像。创造某种东西然后破坏它的努力似乎符合电影的气氛。

壁画是美国艺术家和环保主义者艾伦·桑菲斯特（Alan Sonfist）创作的“美国森林”。

在影片的评估中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虚构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劳里特概述的科学观点，以及如某些评论所轻易假定的那样，雷乃是否正在分享和认可他的理论。有些报道将劳里特的言论作为对故事中三个虚构人物的举止的评论及进一步发展。在其他地方，雷乃和劳里特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并且该案例使得影片的结构是由几个组成部分组成的更复杂的安排，其中劳里特的评论就是其中之一，这需要相互检查。

影片上映后，雷乃在数次采访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一贯指出，尽管电影受到了劳里特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这既不是对电影的表达，也不是批评。例如：“ ...我不想让角色简单地说明[劳里特的想法]。我也没有想到他的角色是对角色进行评论。”“可以肯定，这是一部由劳里特渗透的电影，但它肯定不是劳里特的系统说明...”“我既不是生物学家，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说这些理论是我的是愚蠢的。同样，我非常喜欢亨利·劳里特对潜意识的定义……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思维习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试图使他的理论显得荒谬。我们对劳比特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不想提供他的作品的“摘要”，也不想推广他的作品。催化剂。”

雷乃进一步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与观众展开质询和对话：“我们是在矛盾的情况下制作这部电影的。我们希望它被这些内容所浸渍，但也要独立于它们。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作为拼贴画，小说与论点并排；有时会加入，有时会发散，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观众可以自由地说角色正在做劳里特教授所说的，或者他们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每个观众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这部电影，发挥自己的记忆和联想。我想给他们与Mon oncle d'Amérique合作的要素是—尽可能明确—使他们自由制作他们喜欢的电影，并根据电影本身进行重构。如果可能，还可以娱乐。”

亨利·劳里特（Henri Laborit）也以类似的措辞对这部电影进行了评论：“在Mon's d'Amérique，我的想法不是用来解释他们不直接应用的字符的行为，但可以帮助解码它们。” 他还评论了自己对电影中所表达思想的反应：“也许它以一种稍微简化的方式涵盖了一般病理学的问题—抑制和痛苦导致疾病的方式—但我很清楚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是电影的俏皮面。每时每刻你都会遇到喜剧的事物，而且还具有宇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