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上海

关于中国第二代导演程步高的作品，更多人所知道的是《春蚕》和《狂流》，后者虽然流失，但是仍旧常被研究影史者提及。但是程步高还有一部作品《新旧上海》，鲜有人谈，我个人而言，反而会喜欢《新旧上海》多一些。

《春蚕》和《狂流》是非常典型的左翼电影，即硬性电影，说教味很浓，对农民生活的表现也都在话剧的框里，很不生活化，也不亲切。但是《新旧上海》却抛开了左翼创作思想的框架，某种意义上讲，它跳脱出了当时的时代局限。同类型片子《乌鸦与麻雀》更为人所知，但是《新旧上海》却比《乌鸦与麻雀》早了十三年问世，可以说，此片标志着程步高导演艺术的一次重大飞跃。《新旧上海》上映于1936年，此时距离日本占领东北已经有五年时间。上海这座城市在1932年经历了“一二八淞沪会战”，虽然战争结果以日本人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但是这四年来日本人对这座被世人称为“东方小巴黎”的魔都一直虎视眈眈。在娱乐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因为各方政治势力盘旋，硝烟味也是不言而喻。而1936年，正是日本将要发动全面侵华的前一年，国民政府由于“三座大山”的挤压早已不堪重负，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片萧条。程步高没有再聚焦农村，这次把目光转向了城市，为我们展示了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底层人民都是朝不保夕的。

无产阶级生态濒临崩溃

民国建立对老百姓来说本来是从帝制的压榨中解放了出来，可是事与愿违，资本主义取代了帝制，可是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尤其是政府无法自立自强的情况之下，各方势力混杂，整个资本市场动荡不安，资本家对底层社会的剥削也因此加剧，失业率大增。导演用一座弄堂楼把整个底层社会的不同面貌和身份所表现了出来，有小学教员、纱厂职工、推销员、舞女、司机、二房东六种人。这些人从阶级上来划分，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所面对的境况和所承受的压力却各不相同。

二房东是个老太太，成天在客堂里坐着，因为租客们要出去无不经过这里。老太太已经做二房东已久，她很会观察这些客人的作息习惯，稍有异样，她就知道，此人工作出现了问题，可能交不上房租来，便赶紧想方设法索取房租。老太太虽然一人生活，可也不省心，儿子是个赌徒，女儿嫁的也是个穷人，二人时常来找老太太要钱。

范先生是个木器推销员，但是市面不景气，木器店也没有客人买。他的生活薪水又全靠抽成，每天虽然四处跑着招揽客人，但是颗粒无收。与此同时，他还得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妻子和怀抱里的小儿子经常生病，可是无钱可看，同时房租也催得紧，毫无出路可言。可以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穷人得病是得不起的，可是居住环境那么差，又怎么会不得病？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小学教员陈老师已经三个月没开工资了，他不得不努力写稿子给报馆投，希望能够赚取外快，把房租先交了。两个舞女分别是孙小姐和俞小姐，二人虽然有收入，但也大不如前了。客人们自己都难以为生，更没有钱到跳舞房消遣。只有从前的老顾客贪恋着她们的美色，平时会资助些钱来。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是相较而言，靠出卖色相赚钱还是来得容易一些。

司机唐根泰也面临着工作被辞退的问题，他的东家由于应酬越来越少，打算将三个司机裁掉两个。他和老婆不得不挤在这座弄堂楼中最小的亭子间作息。唐根泰一家人本来是这些人中最穷的，可是因为他有份工作，还有稳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在这帮人中此刻看来还算是好的，因此得意不少。纱厂职员袁先生和妻子是这些人中最有意思的，本来他们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全片的主线就集中在这对夫妻身上，但由于纱厂关门，袁先生一时失业，没有了薪水，整日游荡在街头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虽然这栋楼里的六户人家都属于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也有地位上的不同。如果说房东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二房东则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说得严重些是资本家的帮凶。她依靠替房东收取房租从中赚取差价度日，性质上也属于剥削别人，当然，如果一旦租客无法交付房租，她就要承担这笔费用。这样的身份显得要比普通无产阶级更可悲一些。

于是乎，这位二房东老太太成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谁家有钱了，谁家没钱了，然后决定催不催账。可以说，导演很全面将整个无产阶级的生态表现了出来，尤其是二房东的角色设计，弥补了对底层人民的简单刻画。这个角色深刻地反映了底层生态中有那么一些人心存侥幸，不去团结阶级同温层，而是沦为资本家的走狗，同样向同温层压榨索取。可是，无论这六个人生活如何不同，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灾难，就是在上层资本家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现状随时可能崩溃，沦落街头乞讨。

只有团结才能止损

导演对纱厂职员袁先生夫妻二人刻画最为细致，也是本片的主线。他在整个底层阶级中地位是比普通劳苦大众要高一点的，至少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因此，他混迹在同温层中有十足的优越感。不过，这种优越感只是他给自己营造的幻象而已。每天虽然西装革履上班，可是工资收入以及遭人剥削的现状与其他人别无二致，为了那一点优越感，他需要营造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假象。

在袁先生丢工作之后，他为了维护自己在这帮穷鬼中体面人的身份面貌，想方设法来制造这种假象。经济已经拮据到入不敷出，甚至都还不起债，交不起房租，可是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是个失业的落魄者。袁先生以前每天一杯牛奶，现在如果断了，一定会被人瞧出自己的贫穷，因此，他仍旧强挤着腰包，掏钱维持每天一杯牛奶的供应。除此之外，他不得不每天装成上班，早出晚归，一整天在外面坐茶馆度日，还得交付茶钱。妻子也为了维护这种形象，刻意给自己烫了头，还在端午节给邻居们送礼，出手阔绰，显得自己在经济萧条之下，并不贫穷。

袁先生的谎言很快被拆穿了，二房东女儿在纱厂工作，来找二房东要钱时，二房东才知道，纱厂早就关门了。袁先生在二房东面前自然局促不安，满脸通红。为了维持生活，袁先生不得已把自己的皮袍子、皮大衣以及老婆的皮斗篷先后当掉。这种拮据的生活立刻有了转机，命运给他们开了个玩笑，妻子买的航空奖券中奖了，奖金不菲。此时纱厂要开工，打算让袁先生回到工作岗位，结果袁先生此时中了大奖，萌生辞退之心。可谁知道，这笔横财转眼成空，他们存钱的私人钱庄的老板携款潜逃。

在这六个人中袁先生夫妻二人因为被横财光顾了一次，再加上袁先生本人工作也有了指望，算是生活转变比较好的。其他人可就差了，其中最艰难的是推销员一家，孩子眼看高烧不退，因为无钱看病，只能眼巴巴看着。袁先生于心不忍，借钱给了他们一家。二房东平时尖酸刻薄，在结局时不争气的儿子偷自行车被逮，也是袁先生花钱赎回。导演在将底层社会穷苦艰辛表现的同时，亦不忘为无产阶级找出路，袁先生的自我奉献恰恰是表明了只有团结才能止损，只有同温层互相取暖才能同上层阶级抗衡。程步高非“左联”成员，因此观点不那么激进，再加上当局审查的严格，收尾是非常含蓄的。如果夏衍来编剧的话，可能是这帮人最终走入了革命的洪流。资本主义的社会充满着剥削和压迫，尤其是进入到动荡不安的周期点时，失业问题会问候每一个底层人民，从而导致他们朝不保夕的宿命。如何才能突破这种宿命，显然只有“团结”二字，“革命”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