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2008

长话短说，影片最好看的是动作部分，片中刘烨的动作戏，特别是贴身搏斗的动作设计，都是蛮有新意的。

影片各种商业元素齐全，但影片重点并没有全然放在故事讲述本身，更多还是在花精力探讨“老三”这个人物的内心、意义，甚至一些其他的形而上的所指。或者说，导演在这部影片里，还是很有追求的，对人物的阐释，对故事的理解，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叙事上的流畅性。

对于刘烨本身，表演上的新意是有的。

因为导演是多年拍广告出身，所以在画面、影调的控制，有强烈的风格，应该说是导演的擅长。
但在故事片创作中，叙事是甄别不同的导演控制力最有效途径，叙事方面，导演还需要更多的实践磨练，希望早日看到导演新作。

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观众，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有什么样的电影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人物，所以说到底，什么样的电影人物会红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喜好，用《梅兰芳》教我们的话说，演员红不红关键看“座儿”捧不捧。

在中国电影的银幕上，超级英雄的身影是极其稀少的，远在建国初期的前十七年电影当中，在那个革命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至少还可以在烽烟四起的抗战现场看到一个个颇为壮烈的革命英雄，抛开他们背后所委身的崇高信念不谈，那些黄继光堵抢眼的义无反顾、董存瑞炸暗堡的高大身影也的确令少年时代的我们热血沸腾过，虽然长大后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戴着面具的孤单英雄。等到那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年代消失之后，那种革命英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改头换面成了主旋律，成了一个个如今看来似乎面目不清的《孔繁森》、《任长霞》。

如果说在中国电影的气质中，最接近超级英雄形象的，也许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接续出现的李小龙和成龙，一个背负国族精神与民族大义把洋鬼子打得满地找牙，另一个为保一方平安同黑恶势力近身肉搏，如果说这两位都还带有点意淫式朴素的精神胜利法而缺少那么点浪漫想象力的话，那么武侠电影又将这种缺憾补上了本该发扬光大的浪漫主义精神，那些飞天遁地、竹林追踪，用搏斗嫌粗俗，用曼舞嫌雅致，用英雄来形容过于正统，用侠客称之才分毫不爽的叫出了他们的精髓，所以，假如非要用一种类型电影来对应美国那些满天飞的诸如蜘蛛侠、蝙蝠侠之流的话，那么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侠客们应当是最为妥帖的，只是有些好莱坞超级英雄在翻译上还是落了下乘，凭什么超人只能称人不能称侠？凭什么绿巨人只能称巨人，不能称绿巨侠，武侠跟武人，这之间的档次可不只差了一个级别。

在中国电影当中，游走在钢筋水泥森林当中的超级英雄是极其稀少的，从广电总局的角度上来看，总还是希望看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祖国建设欣欣向荣，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一面，营造一种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局面，哪还需要什么城市中的超级英雄呢？抓贼有警察嘛，哪容你们这帮暴民来替天行道，你以为你是梁山好汉啊。

所以出现的这部《硬汉》中王涛这个人物是相当诡异的，尽管带有强烈的被招安和谐的倾向，不过可以看出导演想要在电影中塑造一个独来独往、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孤单英雄，只是与传统好莱坞电影的路数不同，蜘蛛侠被蜘蛛咬了就成了蜘蛛侠，绿巨人是一次失败实验的产物，而《硬汉》的诞生是一次失败的见义勇为的结果，在水中救一个战友时脑子进水成为带点弱智的英雄，也许导演是想告诉我们，只有脑子进水了，我们才能成为英雄。所以尽管这部电影给王涛这个人物设置了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然而还是让人看到了几分孤单英雄的本色，连武器用的都是最朴素的红缨枪，走的也不是好莱坞式的怪力乱神的路数，而是实实在在的写实派，在中国这个枪支管制严格的国家，拳脚和刀枪很自然的成为了城市侠客的兵器。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处事方法，他给我们一个他在体制内的假像，其实他游走在体制外的自由地带。

不过很抱歉，假如说《硬汉》当中的王涛非要充当一回除暴安良的“城市游侠”实在有些不够格，他离那个侠字的确缺了那么点什么，那么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游人”吧，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侠的标准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他动不动就拽出政委说过，或者我代表人民、有一种力量之类的来看，为国为民的确没话说，似乎我们不把城市游侠的雅号送给他，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我很希望在国产电影中可以真的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游侠来填补一个现代大都市政府为我们代言之外的正义力量的空缺，一种工业文明中古老的浪漫主义幻想，一种现代都市焦虑狂躁释放对象，而明显，这个带点阿甘式的轴劲儿的王涛明显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实在的幻想，真正的城市游侠何时才会出

首先影片有一个动机很好的故事。如果处理得好，甚至可以拍的像米国那些科幻城市英雄电影一样，续集叠续集的拍下去，并为中国的新兴城市树立一个强势的社会正义标杆。

结果一艘轻快小艇在风和日丽的海风中刚一出航就触礁沉没了。

不然呢？把故事讲成这样对于电影来说是没救的。
那些枝叶胡乱蔓延的线索严重削弱了电影主题，用不少的篇幅讲尤勇的事是要干什么？更不要提他在墓碑前的两场戏有多么做作。
然后就是刘烨和女朋友之间的那点事，和红缨枪一样僵硬。
匪徒的故事也比较乱，看上去挺内部关系亲密悍匪，遇到一起合作主营业务的时候彼此生疏成一票世界观价值观完全不同的陌路人，严重妨碍了核心剧情的进程。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到影院的观影者都是些什么人？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中的大部分归纳为“剧院流氓”
这些人的心态并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看脱口秀的
跨年贺岁喜剧和脑残国产大制作惯出来的臭毛病，一进电影院就把嘴角提起来等着随时和周围的人一起爆发没来由的笑声。连《梅兰芳》都笑，笑你妈了逼笑。
好像看场电影不笑就土鳖了一样，下三滥的娱乐媒体也在每一部电影首映后罔顾剧情，先把笑点总结出来再说，这是多么愚昧的蠢行。

好吧，观众的品味就这么low下去，就会有这样的电影来全力迎合，你们丫的共谋吧就。

不是岳飞是钟馗

九十分钟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黑帮片，警匪片，哥们儿电影，暴力美学，黑色幽默，军旅情缘，爱情悲喜剧，看到杀手莱昂，看到昆汀，看到斯巴达三百勇士，甚或安东尼奥尼。而从这一切中浮现出来的，是某种早已逝去的情怀，早已的失落价值观；是某种融合了中国古老道德伦理，社会主义时代人生理想，以及好莱坞式孤单英雄的怪诞组合，以及导演对这一切的追寻和质问。
这个手持红缨枪，背着破旧军用水壶，坚持维护正义的退役海军，无疑承载着巨大的悲剧色彩。他是这个黑白世界里始终燃烧的一抹鲜红，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那些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尚且算得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如今却被这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时代迅速抛弃，沦为一文不名，甚至只能以“神经病”来命名。更大的悲剧在于，绝大多数观众可以轻易地从他身上辨认出一系列曾经无比熟悉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与当下状态有多么格格不入，这种精确辨认，这种感同身受所造成的错愕感，与其说令人悲愤感怀，倒不如说令人茫然无措。一代曾是老三的青年们成长起来，活明白过来，春风得意或消沉沦丧之余，有意无意淡忘着属于老三们的懵懂岁月，唯有老三，这个始终没活明白的存在，依旧执拗地手持红缨枪威风凛凛，如同时代断层间无意间释放的游魂，人们试图将其视而不见，试图继续安然地维系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体面的生活状态（这个有着男盗女娼，坑蒙拐骗和灌水生猪肉的歌舞升平的时代），却最终只能在其坚硬饱满的实体面前，在其莽撞地冲撞和冒犯面前，彼此尴尬地笑一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部电影可以看做导演为这份尴尬和茫然无措所精心安排的“想象性解决”，一场为老三这个钟馗一般生猛的鬼魂，所举行的盛大安魂仪式。而这一切的合理性，是由三个在我看来看似设置精巧，实则软弱无力的情绪点支撑起来的。

其一，是运用岳家枪和宋代武术的象征含义，为其赋予某种属于古老中国的道德伦理基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虽然触犯了现代社会的法律体制，却在“正气”这一主题下为观众们营造出某种不言自明的认同感。然则，老三心目中的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毕竟不能向当下或者未来去求证，而不得不从久远的过去找寻支撑点，这种刻意设置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本身既是那份尴尬和茫然的一部分。

其二，一场好莱坞色彩十足的警匪故事，令老三误打误撞地获得一次英雄表演和自我成长的机会，也顺便带出了此种类型影片中普遍的意义或曰主控思想：一个最初不容于社会，落寞孤寂的英雄，通过拯救别人拯救世界，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最终被世人所认可。
此类逻辑安放在老三身上，多少因为时代和文化错位而带来某些荒诞喜感，美式英雄所守护的那些以“正义”命名的，关于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在西方社会早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基本社会准则，而在老三懵懂的世界里，是与非，善与恶却变得不易分辨，甚至无可分辨。“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孩童式幼稚却坚定的喃喃自语中，“邪恶”这个语词在观众心目中唤起的，却是一系列混乱丰富的形象和概念。曾经有一个时代，“谁是坏人？”是我们每个人看电影时必然要问，也必然能得到回答的问题，男盗女娼是坏人，坑蒙拐骗是坏人，注水猪肉是坏人，抢古董的大盗也是坏人，然则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空白，是超出老三甚或超出所有观众的处理能力的。我们早已无法再以“邪恶”这个色彩分明的词汇，来命名那些充斥于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令我们无奈和尴尬，以致被默认为合理的种种不合理，也正因如此，老三的种种见义勇为，连同最后那场极端戏剧化情景下极端生硬的“戴罪立功”，在令我们热血沸腾乃至感动流泪的同时，却又显得如此苍白和单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会热血沸腾和感动流泪，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明白，老三坚实有力的肉体下，那孩子般单纯执拗的灵魂，是如何承载着我们逝去的理想主义的天真，又是如何脆弱和易受伤害。

其三，兄弟情谊和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无疑是支撑老三这个游魂存在于这世间的又一力量，从政委，到警长，到码头边萍水相逢的水兵，甚或历经沧桑的文物贩子，甚或一个聋哑小男孩（及其身后未曾出场的博物馆馆长，“海盗拳”邹市明等等等等），这道由“哥们”，“战友”，“兄弟”等充满男性色彩的词汇组成的统一战线，无疑承载着来自军队，来自军旅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和情感认同，亦被处理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中，最后一点坚忍有力的对抗力量。
于是乎，像大量哥们电影一样，女性角色被自然而然地放置在承载负面价值的位置上，从母亲，到大姐，到小草，甚或那些看怪物般打量老三的街边大妈，她们充满世俗色彩的目光，共同组成一套评判和贬损的价值体系，于是乎老三与这个时代的冲突，被集中表现为一个正直不屈的男人与一群不理解他的女人们之间的冲突，而老三和小草的关系，作为全片中主要的情感线，也最终坠入一个已被男性写作者们重复无数遍的滥套：英雄面临事业与爱情的两难局面，而肤浅的女人却抢先背弃了他，投入他人怀抱（其背后隐含台词是对英雄所秉承价值观的无情否定），最终英雄必须克服失恋和理想失落的双重困境，重新找回和证明自我。最后一个镜头中，老三将小草送他的水壶扔进垃圾箱，世界重新变为一片红色，这个在我看来意图过于明显的意义的升华，似乎终于为老三先前遭遇的重重困境和磨难，找到一个想象性的原因（因为一个女人的不理解和背叛），并通过遗弃对这个女人的柔情和思恋，获得想象性的解决。对于一部以男性力量和精神为主要展现对象的商业电影，此种叙事上的改写和错置必然是有效的，但我们作为观众，也不免会沿袭着商业电影的观影经验，而有意无意间感觉到，真正未曾解决，或许也无从解决的问题，永远在电影的叙事之外。
对于老三这样一个来自并不久远的过去，并凸显于时代断层中的无名游魂，我们可以当作故事一笑置之，然而内心深处被唤起的那份酸楚，那份尴尬与茫然，甚或那份微妙的恐惧和欣慰，必将随着那个结实饱满的造型一般，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演员。
看完海报下方罗列着的演员名单后，我就决定一定要看看这部片子。

一条红樱枪。
海报上视觉中心戳着一杆红缨枪，就像匡威的红五星一样有吸引人的错觉。有人说刘烨演得是一个中国版智障蜘蛛侠，很悲哀也很现实，当要让一个人毫无顾虑的行侠仗义时，编剧一定要把他弄得不正常喽，要么把裤衩穿外面，要么就是个弱智。导演很和谐，想用这种方式让人民反思，期待着古惑仔们看完电影以后扯起红旗闹革命，高唱国歌反社会。不知道是他在讽刺社会，还是社会会嘲笑他的“创意”。咦，社会是谁？
不过那条红樱枪还是给了俺一些乱七八糟的启示，记得有一个短板理论，但现在看上去红缨枪理论更适用：你可以脑子不好，你可以发型难看，你可以口条发木，但只要你有一条够硬的红樱枪，你就可以仗枪走江湖，去做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然后扬名利万，万众敬仰，然后拍拍广告，上上通告，写写自传，安享晚年……社会在天天向上，现在不需要“五好学生”。

一个小水壶。
我想我受电视或电影毒害太深了，当小水壶出场时，我用大腿就想到了，必有这样一幕：这水壶一定要在战事激烈时失足坠地，老三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扑倒在地，无视踹在身上凶狠的无影脚，无视被硬梆梆的鞋碾得血肉模糊地手。眼神坚毅，表情幸福，伸手紧紧抓住水壶，然后潇洒的回头，痛快地收拾着刚才放肆的混蛋们。嗯~不许谈论剧情了，以防变傻。
水壶是硬汉柔软的部分，“傻人”的幸福来得如此简单，守得也很粗暴和倔强。对于他来说，没有知不知足这一说，而是一种确定的幸福。当幸福来了他就乐，当幸福走了就自然的放手，不再活在自造的回忆里，爱好像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反义词。生命赋予人的本真的淡定，好像很难从酸甜苦辣中剥离出来，傻子也不例外，不过尝试着去做已经是一种很牛逼的壮举了。

牛逼。
每次刘烨非常认真地蹦出一句：牛逼。我都觉着这个词真的很牛逼。它给人那种自娱自乐、自我评判的精神是多么的洒脱。在公司做牛年贺岁片子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试图去探寻牛逼这个词的来源:据说是古时扒牛皮时，要在腿上切口，然后往里吹气，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一张牛皮，可有的人却吹到牛逼上了，这样你就是吹牛逼。反其义衍生，如果不吹牛逼时，那你就很牛逼。所以牛逼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也不用别人说给自己听，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就足够了。深沉点说，人生的终点只有你自己。自信和乐观地自恋对身心有益。
傻人有傻福。生活不只一次重复地告诉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它并不是劝人知足常乐，其实是对目标的一种心无旁骛的坚持，其实是不为自己小聪明所累的一种单纯追求。相信一件事比看透一件事更快乐。俗不？可耐！

无意中看到这部08年的影片，各种情节硬伤，感觉都是很多词穷来凑的镜头组合体。唯一可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因伤退伍的军人魂。这样的一个不管哪个时代都需要的精神能量，我国人把它附于一个脑子受伤人体内，而好莱坞把它置身与超人蝙蝠侠神奇四侠蜘蛛侠这样的科幻人物中，那个更有意义还真不好说。但从电影的观赏性来说，那显而易见。